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的風險共同體
——以北京某社區為例

黃 晶，王飛虎

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北京 100081

一、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種現代性的“風險”

在美國人類學家默多克創建的人類關系區域檔案（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HRAF）的文化素材主題分類目錄（outline of cultural materials，OCM）中，傳染?。╡pidemics）列在條目731 disaster（災害）的主要類型之中［1］。但就此次全球經歷的傳染性病毒大流行而言，“災害”還不足以概括它的特性。若要更為準確地認識大規模傳染病造成的人類困境，需要用到烏爾里?！へ惪岁P于“風險”的經典論述：“風險可被定義為以系統的方式應對由現代化自身引發的危險和不安。風險有別于傳統的危險，它是現代化的威脅力量和令人懷疑的全球化所引發的后果?！保?］風險是從現代化內部萌發的，是和全球化相伴相生、緊密聯系的?！艾F代化”和“全球化”是風險有別于傳統災害的特征。以此視角再來看新冠病毒感染大流行這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盡管病毒的產生和來源尚不明確，但一方面其危害在全球化“移動屬性”的助力下，隨著人與物的全球流動迅速蔓延整個世界［3］；另一方面，人際接觸更密切、更依賴公共設施的大都市成了傳染病流行重災區，城市居民面臨更大風險。這是本文將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新冠病毒感染大流行定義為“風險”而非“災害”的重要原因。

除此以外，“災害”在時間上指向過去或當下，而“風險”還包含關乎未來的要素，“風險論證的真正社會動力來自預期中的未來危險”［2］，因此未雨綢繆的人類會采取行動，風險對人類行為的影響已然出現，那么在這個意義上，風險在今天就已經是真實的。對有病毒傳播風險的社區實施控制性管理不是針對感染者的，而是避免更多人被病毒感染的預防措施，但其造成的未感染者活動范圍受限、正常生活中斷的損害已是實實在在的。

因此，以大規模傳染病為典型代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是一種現代性的“風險”。

對于人類學研究者而言，遭逢急性傳染病突發，既是個體面臨的危機，也是借助遭遇疾病展開研究的難得契機。對現代中國流行疫病風險進行遭遇式研究①景軍與何明依據研究情境和策略的不同，將有關傳染病的人類學研究分為三種：常規式研究，即通過一系列計劃安排，在田野現場探索傳染病與社會文化正在發生的關系；介入式研究，即把田野調查加入當地人民防控傳染病的實踐；第三種就是遭遇式研究，即遭逢突發大規模傳染性疾病，在此特殊情境和策略下的研究。的人類學成果并不多。1942 年，人類學家許烺光在云南省滇緬公路附近的一個小居民點遭遇霍亂的暴發，其借機觀察當地人如何應對霍亂［4］。2003 年，胡宗澤在華北鄉村十里店遭遇非典疫情，基于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討論日常國家實踐和普通百姓對于國家的觀念變遷［5］。2020年春節，正值武漢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暴發，人類學者杜靖回到山東鄉村老家避居，他將當地應對疫情的鄉村命運共同體的形成、運轉及其成因等撰寫成一份田野報告，為鄉村疫情防控和改善衛生健康問題建言獻策［6］。

在過去的傳染病危機中，作者所在的北京市朝陽區SY 社區處在“風暴眼”中。在全城神經緊繃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近兩個月時間里，作者以普通居民和抗疫志愿者的雙重身份見證了公共衛生事件暴發、常規生活中斷帶來的混亂與焦慮，并以學者視角開展遭遇式研究，觀察社區內部的團結與撕裂，以及危機緩解、生活回歸正軌后社區呈現的人際關系新景象。本文研究方法采用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相結合的田野調查法，并寫作田野日志。作者訪談了23位此次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經歷者，平均每位訪談時間1小時左右。受訪者身份包括多個臨近社區的居民、社區居民臨時志愿者、社區工作者（以下簡稱社工）、街道辦事處工作人員，以及衛生健康委員會系統工作人員。居民居住類型包括業主和租戶，居民年齡層包括年輕人與老年人。本文將處于“危情前線”的社區作為田野，觀察風險情境中人際關系的微妙變化，試圖為學科的傳染病經驗研究和風險研究提供新案例與新思考。

二、風險共同體的形成

2022 年4 月22 日，北京市朝陽區CY 中學突現新冠病毒感染奧密克戎變異株陽性病例，5 天之內該校累計報告學生感染者36例，均居住在學校周邊社區。隨著大規模核酸檢測和流行病學調查篩出更多陽性病例和具有病毒傳播風險的場所，周邊十幾個社區相繼被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研判為高風險或中風險區域，關閉商店、超市、市場、飯店、商場、體育館、圖書館等全部公共場所，暫停所有公共交通，取消一切聚集性社會活動，全區人員居家，將區域內人員流動降到最低。之后疫病逐漸蔓延至全市，整個首都迅速投入“抗疫”之中，進入非常時期。北京上一次經歷如此大規模的傳染病危機還是在2020 年以北京最大農產品批發市場新發地為病毒傳染源頭的早期毒株疫潮，再上一次便是2003年的非典事件。

風險將個人與社會置于一個“天然實驗室”［7］之中，生活世界和社會結構面臨維護、受損和重構等挑戰。對SY 社區包括作者本人在內的大多數居民來說，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讓我們第一次有了“社區”②在日常語境中，“社區”一詞時而指代與某居民小區及其周圍街道在地域上基本重合的轄區，時而又指代社區黨支部委員會（簡稱黨委）、社區居民委員會（簡稱居委）和社區服務站這“兩委一站”的組織機構，為區分以上兩種含義，本文在論述中用“社區”指代前者，用“社區組織機構”等更明確的詞匯指代后者及其工作人員。而居民在談論“社區”時通常指的是作為官方的“社區組織機構”。的概念。

SY社區位于北京朝陽區東南部，地處東南三四環路之間，所轄居民區為大型老舊小區，始建于20世紀90 年代初，占地約290 畝，共30 棟樓。轄區內有約3 200 戶居民，居住人口共有約6 100 人。小區里老人小孩較多，生活氣息濃郁。2022 年4 月28 日至5 月30 日，SY 社區處在非常態社區治理狀態下，其間居民足不出戶長達19天，社區內先后出現感染者6名。人們面臨的共同風險是被病毒感染的危險和日常生活的突然中斷。社工為每一棟樓建立了微信群，及時傳達核酸檢測時間地點、物資購買渠道、求醫買藥方式等信息。居民尤其是獨居的老年居民，表示微信群給了他們很大的安全感。

防控期間，社區黨委書記每天都會發布最新通知，社工在每個群里應對居民的各種疑問。微信群成了居民最主要的信息來源。另外，每天各大媒體的新聞報道都及時呈現北京的防疫情況，每天下午四點的北京市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布會也成了居民相約收看和討論的事件。大到整個首都、小到社區里某一棟樓的信息，都能準確而及時地傳達給民眾?？刂脐P于疾病的公共信息，不給謠言留余地，并提供準確的信息消除公眾的恐懼，這些都是中國政府早在非典事件中獲得的教訓。

微信群在作者看來更為重要的作用，便是促成了SY 社區風險共同體的形成。之前，SY 社區的人際關系是陌生而冷漠的，這是大多數居民的共同感受，“對小區很陌生，幾乎不在小區里逛”“樓道里碰見也不看對方，更不會打招呼”，甚至“隔壁的都不認識”。很多包括作者在內的年輕人平時工作兩點一線，休閑娛樂要么在家，要么在小區之外，連小區的全貌都不了解，因此在防控最初階段，當社區書記通知第二天核酸點位時，很多人會問：“那是哪里？”并且為了方便管理，社工要求群里每一個人都在昵稱上加上門牌號，于是每個指代不明的頭像都成了可被精準定位的鄰居，“有啥事也可直接找鄰居說了，很方便”。

微信群里每天都充斥著居民多樣而多變的話題和情緒。擔憂、焦慮是從始至終的基調，憤怒、溫情、悲傷、幽默穿插出現。除了社區建的樓群，還有居民自建的幾個小區大群、買菜群、寵物群等，居民在群里交流廚藝、育兒經、養寵經，約著打游戲等，如同大型虛擬社區。在這些微信群里，有人提問，就有人回復；有人悲傷，就有人安撫；有人罵街，就有人回懟；有人遇到難題，就有人提供幫助；群里吵架時，有人勸阻：“咱們建這個群是為了抱團取暖的，不是為了吵架的?！本用褚灿屑w“苦中作樂”的時候，“520”當天，居民收到了政府發放的免費蔬菜包，于是開始了“創意大賽”，將蔬菜擺成各種造型，拍照發到群里，人們歡樂地創作、評論、轉發，還有人號召更多人參與，以便集齊好“作品”分享到微信朋友圈。這些微信群讓SY社區有了“人情味”，有了“社區”應有的含義。

限于社區非常態治理期間“足不出戶”和“足不出小區”的規定，社區內居民面臨著共同的風險，經歷著相似的困難，接收著相似的信息，產生了頻繁的交流，催發出一種群體認同和精神共鳴，越來越多的居民在交流和表述中用“我們的家”“遠親不如近鄰”這類語句來形容SY 社區，一個“想象的共同體”在無意識中慢慢成形。作者將這種因面臨共同風險而產生心靈聯系的臨時共同體稱之為“風險共同體”。

三、風險共同體的特征

在這場現代性風險中，SY社區不再僅僅是一個地理和行政意義上的區域，還成了一個風險共同體的代名詞。幾千個原本離散的個體在風險場景中為“抱團取暖”而團結在一起，產生了真實的新的人際關系。這個風險共同體的特征體現在內部張力和邊界特性上。

（一）“向心力”

“向心力”是風險共同體中催生認同感和心靈共鳴的團結之力。在SY社區，除了居民之間熱情的交流與互幫互助，最能體現“向心力”的是居民臨時志愿者的出現。這是一個風險之下形成的新群體。有六千多人口的SY 社區僅有13 名社工，為響應社區補給人力、共克時艱的號召，居民自愿報名成為臨時志愿者，由2 位有企業團隊管理經驗的成員負責，根據社區需要分派任務。這個有72名成員的群體具有不同于常規社區志愿者群體的獨特性：自組織、年輕化、主動性強、在社區非常態治理的早期具有主導性。社區進入非常態管理的第一天，志愿者團隊就建議社區領導進行大摸排，并擔起了入戶登記居民情況與需求的重任，更起到了安撫人心的作用，不少居民表示“禁足”第一天就看到“大白”，“有人管，就安心多了”。除此之外，志愿者團隊還負責社區核酸檢測點的布置、人群流動線的規劃，以及初期核酸檢測流程中受測者身份信息的登記。作為志愿者的一員，作者曾在入戶登記的任務中與潛伏期的感染者面對面，因身著防護服而幸免被傳染。

居民臨時志愿者大大補充了社區服務的人力，幫助社區組織機構順利度過了“手忙腳亂”的時期，更重要的是，志愿者既懂得居民的恐慌又理解社工工作的不易，從中起到了調和潤滑的作用［8］。

（二）“離心力”

風險共同體的形成是為了應對風險、共克時艱，但并不意味著其中只有“向心力”，帶來沖突與撕裂的“離心力”亦是題中之義。在這場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離心力”與病毒的“傳染性”和防疫政策的嚴格程度緊密相關。

第一，病毒超強的傳播性和不確定的潛伏期導致人人皆可能是風險因子。SY 社區被防控的第一天，同屬一個街道辦事處轄區的GT 小區出現一例陽性病例后，官方對所在樓棟進行了被稱為“十字花”的轉運，即跟確診病例住同一樓層和同列共用一個排水管道的居民都被集中轉運隔離?！笆只ā彪m為新名詞，但并非新手段，它提醒了SY 社區居民近兩年民間流傳的一句話——“明天睡在哪里，取決于你的鄰居”。之后，SY 社區陸續出現6 名確診病例，與病例同單元的所有居民均被集中隔離，他們離開的情景也被居民拍下視頻和照片發到微信群中。而每出現一個病例，防控期就要從病例發現當天重新計數，若持續出現感染者，解除防控之日將遙遙無期。于是，居民都嚴密監督著物業的環境消殺工作，并因其工作不到位而無數次通過市政熱線、物業客服、社區電話、微博等多渠道抗議和投訴。另外，有不少居民自發每天為所在的單元樓道噴灑消毒水，奉獻之中隱含對他人的焦慮。

第二，同一社區內風險分布的不平衡致使部分居民企圖脫離風險共同體?！芭闩堋笔俏⑿湃褐谐霈F頻率較高的詞匯之一，居民以此表達對自己受“連累”的不滿。同在一個院落且沒出現過任何風險的幾棟樓的居民，在大群里討論是否能將所在院落與小區連接的門關閉，將對外的門打開，從而“獨立”出去不再“陪跑”。

第三，人際信任脆弱，相互監督?？傆猩贁稻用癫活櫡酪咭幎ê捅０驳淖钄r，越過單元門口擺放的鐵柵欄外出遛彎甚至碰頭聊天，微信群里時常討論這些人“自私”的乖張行為，希望群里居民都“管好”自己的家人。甚至緣于“監督”，居民之間發生過一次肢體沖突。

病毒對人的風險由于疫病的傳染性和制度性的約束演變為了人對人的風險，導致人與人之間謹慎團結、適度奉獻，但其實，風險共同體內的“離心力”也同“向心力”一樣出于居民自我保護的風險意識。

（三）明確而剛性的邊界

風險共同體的邊界非常明晰且具有剛性，其成員就是防控開始那一刻起社區內部的人員，其邊界就是社區的地理邊界。除有確診病例的情況，“不進不出”的規定使得風險共同體的成員只能減少不能增加，任何外來者——無論是否為小區居民——均被排除在共同體之外。在防控期間，有在外的居民試圖回到社區均被社工阻攔，甚至有經社區領導按規章批準回家的大學生也被居民強行送出社區的極端事件。風險共同體邊界的剛性不僅是防疫政策的規定所致，也是共同體成員的風險意識使然。對居民來說，任何外來者都是增加風險的因素。邊界的剛性或稱排他性，是風險共同體的又一大特征。

人們為共渡難關而抱團，因相互警惕而撕裂，如果說團結是出于群體受到威脅時產生的“集體生存意識”［9］，那么撕裂就是出于群體內部人人自危時產生的自我保護意識。內部，兩股力量并存產生張力；外部，邊界明晰且排他。而這些特征表象的背后暗藏著兩種應對風險的邏輯。

四、中國語境下應對傳染病風險的國家邏輯與個體邏輯

不確定性是這場傳染病風險的重要特征，其原因之一就是傳染性病毒本身極強的不確定性。冠狀病毒是RNA 病毒，比DNA 病毒具有更高的突變率，它們不忠實地復制自己，導致很難精確預測其未來形態。這種病毒的邊界不穩定，因此許多生物學家稱它們為“云”，因為云的形狀是不斷變化的［10］。新冠狀病毒已經在與動物宿主的免疫系統、生態群落和人類社會的相互作用中變異多次，至今科學界關于其對人體器官的損傷和后遺癥等沒有定論。它的出現與傳播呈現的是一個涉及整個生態系統的“多物種故事”［11］，并且多樣、便利而隱匿的傳播渠道讓居民害怕它的無孔不入，甚至擔心“空氣中都有病毒”。

更為根本的是，人類逐步邁入風險社會，不確定性、不穩定性已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今病毒以迅雷之勢波及全球，將世界拉入“無處幸免狀態”［12］，攪起曾被壓抑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等多方面問題，更加劇了人類生活世界的不確定性。

然而，在這場疫病風險中，國家和個體的應對邏輯是不同的。

（一）國家的邏輯

放眼世界，不同國家內部的權力關系導致了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不同的反應，主要有兩種態度。

一種是將國家經濟發展置于優先地位，傳染病防治次之。例如，美國和巴西在2020年的傳染病大流行之初就淡化病毒的危險性。時任總統特朗普稱病毒將在4 月之前奇跡般消失，由于聽信他的言論，且信奉個人自由至上，對“大政府”持懷疑態度，美國人民——尤其是特朗普的選民——激烈反對戴口罩、檢疫隔離等防疫措施，并將科學防護推至“不自由毋寧死”的極端，美國失去了早期防控的最佳時機，人民生命健康受到嚴重損害。研究表明，特朗普選民比例較高的縣，人均感染率和死亡率都更高［13］。在巴西，總統博索納羅對病毒不屑一顧，不僅在2020 年4 月中旬解雇了直言不諱的衛生部長，自己也繼續在大街上跟支持者致意?；蛟S是由于總統的態度和民眾與政府脆弱的信任關系，巴西盡管強制關閉了學校和企業，但仍有許多人無視保持社交距離的命令，以至于在里約熱內盧的一些貧民窟，是由黑幫在實施宵禁以遏制病毒的傳播［14］。

國家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另一種態度就是走在公民個人的前面，承擔起保護民眾生命的責任，且人民配合度高。例如大流行之初，在越南和新加坡，人們習慣于服從政府，以有序的方式實現了保持社交距離，并在控制病毒傳播方面取得了成功。在加拿大，民眾對政府信任度較高，人們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會遵守保持社交距離的指示，例如渥太華市在僅有2 例確診病例的時候，整個城市都行動了起來［15］。第二種應對態度的典型代表就是中國。盡管病毒持續變異，老年人、免疫力較低和基礎病人群仍然是面臨最大風險的群體。在作者調研的SY社區，大多數老年人和家中有嬰幼兒的居民表達出對病毒的恐懼，認可國家對脆弱人群的保護。鑒于全國脆弱群體數量的龐大和醫療資源的不平衡、不充足，“動態清零”仍然是目前最理想的策略。但在具體操作中，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觸發的是中國的“網格式反應”，也是“板塊式反應”——“全覆蓋、一體性、無差別式的戰役性反應”［16］，并且，為清除病毒帶來的不確定性，國家將一切可疑因素都控制起來，劃定控制的地域和時間范圍是基于科學研判的政治平衡術，國家的邏輯和“網格式反應”必然導致控制的邊界只能擴張、不能收縮。這恰恰與個人的邏輯相矛盾。

（二）個體的邏輯

今天的個人是被現代化生產方式組織進更大、更復雜社會之中的個人，是陌生人社會中原子化的自主個體。中國社會的個體化進入2.0 版本，1.0 版本中個體的奮進可對抗風險的希望在系統化的社會不平等面前變得脆弱不堪，貧富差距擴大和現代性社會風險增加，使得大多數人更加焦慮不安［17］。

因無法靠個人力量對抗風險，人們選擇“逃避自由”［18］，尋求權威和集體力量的庇護。在SY 社區的案例中，風險共同體的形成基于社區官方組建的微信群，每個樓群里都有社區黨委書記和一個社區工作人員，群里傳達的行政命令都得到很好的執行，居民表示“有人管我們，心里安心”。另外，人們尋求集體力量，依靠社會團結抵御風險。例如在SY社區出現了居民臨時志愿者群體；在這場傳染病大流行初期的武漢，基于微信群的社交網絡成了人們獲得信息、醫療建議、物資幫助和情感支持的對抗病毒的社會資本（virus-combat social capital）［19］；在加拿大，傳染病發生的72 小時內人們成立了35 個擁有超過3 萬名會員的facebook 群組，以及其他社交媒體團體，將志愿者與那些需要援助的人聯系起來。并且，社交媒體上充斥著鼓勵人們自我隔離和保持社交距離以“壓平曲線”（flattening the curve，疫病流行期間國際互聯網上一個眾所周知的詞匯，指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分散疾病帶來的負擔，以免壓垮醫療保健系統）的帖子［15］，涌現出一種團結意識，形成基于互聯網的風險共同體。

然而，風險共同體的實質是人們因為“我怕”而形成的聯合?；钤趥€體化、原子化狀態中的個人，因為風險而聯結在一起，是一種對抗不確定性的“焦慮型團結”［2］。如同SY社區內人們互相監督，且排斥一切外來者，在這個人際情感微薄、信任關系脆弱的共同體中，一切人影響一切人，一切人懷疑一切人，任何明確的風險因素都將被立即排除在外，從個體的角度應對風險，其防御邊界是持續收緊的，最惡劣的境況是風險共同體不斷分裂，最終人人自危，各自為戰，沖突不斷。

在中國語境下，應對同樣的危情，國家的邏輯是控制范圍的謹慎擴張，避免風險外溢至更大區域，而個體的邏輯導致防御邊界不斷收緊，防止風險入侵，這二者的矛盾形塑了疫區人群風險共同體的特征，也是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國家保守而嚴格的防疫措施與人民經濟生活出現矛盾的主要原因。

五、結語

現代性風險是當今人類世界的系統性風險，捉摸不定，難以感知，后果難料。從個體到國家都在承受危害，付出代價。國家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不同的反應，映射出不同的民族精神特質。是“有組織地不負責任”而讓個體去抵抗風險，還是政府走在個人前面去承擔風險？是首先保護人命還是優先發展經濟？是拿脆弱人群去冒險還是保守防控？這些問題在中國似乎不容辯論，政府早已迅速反應給出了答案。就2022 年4 月至7 月SY 社區經歷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而言，2022年8月15日北京市財政局公布了2022 年1—7 月財政收支情況，其中衛生健康支出428.6 億元，增長23.0%，主要是為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20］。國家的經濟賬僅是傳染病風險可計算的部分，無數個體和社會文化遭受的損失是無法計量的。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造成了很多痛苦，但一些充滿希望的事情也在發生。SY社區解除危機之日，很多居民相約見面，要彼此“認識認識”，他們在社區防疫治理期間通過微信建立了較好的關系。尤其是曾經一起“戰斗”過的志愿者們，至今保持著良好的關系。生活重歸正軌，社區已不是從前冷漠的社區。直到今天，居民時常相約下班打球健身或散步聊天，鄰居們見面會友好地招呼對方。微信群也有了新功能，成了閑置物品交換、生活信息分享的空間。風險之后的SY社區呈現出人際關系新景象，消失的“附近”——作為日?；訄鏊泥徖锖凸ぷ骺臻g［21］——重現了。風險的社會潛能浮現出來，促進新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關系的建構可看作是風險留給人類正面意義的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