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區精神的孕育時空、生成邏輯和價值特質

周景春 宋 彥

東華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上海 201620

“蘇區精神是指土地革命戰爭中由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中央革命根據地(中央蘇區)的人民和革命戰士,在黨領導創建、發展和保衛蘇區革命實踐中培育形成的偉大革命精神?！盵1]在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中,蘇區精神承前啟后,其豐富內涵和重要價值有待深入發掘和全面呈現。但是,目前學界在討論蘇區精神的地位與作用時存在三種局限:一是認為較之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等,蘇區精神處于更低一格的位置;二是認為蘇區精神包含在井岡山精神中,不具有獨立形態;三是認為蘇區精神的當代意義有限,僅作為思想政治教育素材有一定的作用。產生上述輕視、忽視和偏視態度的原因,在于認知的深刻性和把握的全面性上明顯不足,沒有真正深入到歷史中去思考蘇區精神的生成邏輯與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的發展邏輯。本文試圖在歷史地再現蘇區精神孕育時空的基礎上,在邏輯上闡明其生成機理和價值特質,為深刻理解與準確定位蘇區精神提供一個分析框架。

一、孕育蘇區精神的獨特時空

蘇區精神誕生于土地革命戰爭起步階段。這一時期正是中國共產黨初步形成正確思想路線、領導人民全面探索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科學總結和提煉人民戰爭戰略戰術的重要時期。工農武裝割據的全面開展、異常嚴酷的斗爭環境以及根據地建設的全方位展開,構成了孕育蘇區精神的獨特時空。

(一) 工農武裝割據的全面開展

井岡山斗爭的偉大,最集中地體現在道路開創性上,這一時期的斗爭成果“說明了中國革命重心應由城市向農村進行戰略性轉移,開創的‘井岡山道路’代表了中國革命的新方向”[2]79。但是,由于時空的局限,黨和紅軍在斗爭中積累的新經驗,特別是毛澤東的一系列正確主張,未能得到實踐的充分檢驗。蘇區斗爭是井岡山道路及其斗爭方式的拓展和延伸,是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理論由局部經驗上升為全黨戰略的試驗與選擇期。由于當時全黨全軍在思想與行動上未達成一致,這一拓展和延伸的過程充滿了真理與謬誤、進取與退縮的反復沖突。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發揚斗爭精神,堅持實事求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開創了蘇區革命的新局面?？梢哉f,如果沒有蘇區時期在軍事斗爭、根據地建設、管黨治黨等各方面形成的正確認識和寶貴經驗,中國共產黨從遵義會議開始真正走向成熟就沒有思想前提和組織條件。

從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進程看,蘇區時期既總結吸收了大革命時期的經驗教訓,又為之后的革命斗爭奠定了思想和力量基礎。一方面,對中國共產黨而言,所謂大革命的失敗只是以國共合作為主體的“革命失敗”,是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投降主義的失敗,但這個過程中黨內優秀分子敢于探索和英勇斗爭,積累了建黨后的第一筆精神財富。正是在此基礎上,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積極尋找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并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在蘇區時期完成了中國共產黨“拔節孕穗”的成長環節。另一方面,思想建黨和政治建軍的重大原則、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工農武裝割據的斗爭形式以及黨的思想路線與工作作風等,都是在蘇區時期逐步提出和完善的,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思想和組織、戰略和策略等方面的整體成熟奠定了基礎。

(二) 異常嚴酷的斗爭環境

中央革命根據地從初創到中央紅軍戰略轉移,一直處于嚴酷的斗爭環境之中。從外部看,國民黨反動派以絕對優勢的軍事力量進行圍剿,經濟上嚴密封鎖,意識形態上運用其掌握的宣傳機器竭力丑化中國共產黨和紅軍,中央蘇區創建及保衛之艱難世所罕見。從內部看,蘇區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在各種思想相互激蕩中不斷選擇,經受慘痛教訓并獲得了成長。在蘇區革命斗爭中,圍繞中國共產黨要領導一場“什么樣的民主革命以及如何領導民主革命”的根本問題,黨的領導層面有過多種路線的試驗,黨內軍內各種錯誤思想也暴露無遺,盡管對立與沖突不斷,教訓也極其慘痛,但是非對錯通過實踐得到了充分的檢驗。

在嚴酷的環境里,中國共產黨領導蘇區軍民以艱苦卓絕的斗爭換來了蘇區的發展和壯大。據統計,在最鼎盛的時候,中央蘇區“設有江西、福建、閩贛、粵贛4個省和瑞金直轄縣,共有60個行政縣”“人口總數為453萬”“疆域總面積約有8.4萬平方公里”[3]577-579。

(三) 根據地建設的全方位展開

“中央蘇區的歷史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段非常重要的歷史。從時間來說它占民主革命的1/4;從內涵來說它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探索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關鍵時期;從意義來說它是新中國的最初雛形?！盵2]77雖然正式稱為中央蘇區的時間應當從1930年10月算起,即中共中央明確指示設立“中央蘇區”,但其實踐自毛澤東、朱德帶領紅四軍轉戰贛南、閩西之時就開始了。

在五年多的時間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蘇區斗爭涉及軍事、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各個領域,可以說,黨在中央蘇區的奮斗就是一場黨獨立領導人民進行民主革命的大探索。首先,第一次領導大規模的武裝斗爭時,中國共產黨在軍隊建設、戰略方針、武器裝備和后勤保障等方面都幾乎是從零開始;其次,對于如何領導農村根據地的政權建設、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也是在“摸著石頭過河”;最后,既要提高黨的組織動員能力和局部執政能力,又要從思想、組織和作風上加強自身建設,一直是轉入農村武裝斗爭之后面臨的緊迫問題。

可就在這樣一種前無古人的探索中,中國共產黨發揚偉大建黨精神,用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凝聚起抗擊強敵的無窮力量,找到了一條符合中國實際的革命道路,一步一步地開辟出中國革命的新局面。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后,中央蘇區正式形成,地域擴大,人口增多,紅軍力量也顯著增強。更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在領導軍事斗爭、根據地建設和黨的建設等各個方面,已經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總之,在極端艱難困苦的環境中,中國共產黨領導蘇區軍民篳路藍縷,開創出一條適合中國革命實際的成功道路,并涵養出蘇區精神的獨特品質。

二、生成蘇區精神的邏輯主線

在紀念中央革命根據地創建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8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將蘇區精神概括為“堅定信念、求真務實、一心為民、清正廉潔、艱苦奮斗、爭創一流、無私奉獻”[4]。此后,學界主要圍繞這一表述進行了深入闡釋。代表性的觀點認為,“堅定信念是靈魂所在、求真務實是核心內涵、一心為民是宗旨要求、清正廉潔是本質特征、艱苦奮斗是基本要求、爭創一流是顯著特點、無私奉獻是重要方面”[3]30-36。但現有學理分析及內在邏輯探討還需要繼續深化,以期明晰揭示蘇區精神的形成與顯化機理。就中國共產黨的精神創造過程而言,一方面,“偉大建黨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的源頭”[5],為中國共產黨后續的偉大斗爭規定了最根本的精神基底;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系列精神本質上蘊含了偉大建黨精神的理論特質,是偉大建黨精神在不同歷史階段與實踐主題下的具體呈現樣態”[6]。因此,要把握蘇區精神的生成邏輯,梳解其與偉大建黨精神的源流關系是一條主線。

(一) 偉大建黨精神內生邏輯的延展

“偉大建黨精神是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進行一切奮斗、一切創造的精神動力,是中國共產黨立黨、興黨、強黨的精神原點和思想基點?！盵7]如果說,中國共產黨在黃浦江畔、嘉興紅船上應運而生時,從精神層面為“建設一個怎樣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以及如何建設強大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永恒課題確立了“原點”和“基點”,那么,在黨發動和領導社會革命的整個實踐進程中每一個階段和重要節點上產生的精神創造,都必然是在這一“原點”和“基點”上直接生成或者貫通延展出來的。具體說來,偉大建黨精神內生邏輯沿以下兩條進路延展出蘇區精神。

一是精神守護本質的作用邏輯。一種精神一旦形成,就必然表現出對精神主體的本質的堅定守護。不管環境有多么復雜,一個強大的實踐主體必定依靠精神力量來不斷保持踐行初心使命的延續性。作為立黨、興黨、強黨的原生性精神力量,在受到具體實踐帶來的反作用力沖擊時,必然轉化出以守護本質為根本的針對性精神創造。因此,走上農村包圍城市道路后的中國共產黨,在斗爭的堅定性、方法的務實性、工作的高效性等方面,生成了與工農武裝割據斗爭相適應的蘇區精神,在大革命后斗爭的路線和形式皆發生巨大轉變的環境下保持了黨的生命本質。

二是精神規定現象的外化邏輯。偉大建黨精神是關于中國共產黨的本質規定性,在不同的實踐階段呈現出不同的精神表象。作為蘇區斗爭中形成的精神現象,蘇區精神適應當時客觀實際的需要——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實踐方式轉換、極其艱苦環境下革命力量的生存發展以及進行局部執政的全面試驗等,把立黨、興黨和強黨的本質規定生發為有蘇區斗爭特點的精神內容。在偉大建黨精神的內在規定下,思想建黨和政治建軍的新認識,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據地建設理念,艱苦環境中不懈奮斗的作風和追求,逐步升華定格為蘇區時期中國共產黨精神的獨特內涵。

(二) 偉大建黨精神流向的“兩個結合”

本質上說,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中的每一項內容,都貫穿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邏輯主線,因此,從“兩個結合”的具體表現上分析蘇區精神的生成與化育,具有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深刻性。從精神內容上看,蘇區精神體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革命具體實際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三者相互作用與整合融通的生成特點。黨的一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在實踐探索中不斷覺悟與養成的新的精神意識,實質上是偉大建黨精神隨實踐變化的必然結果,其具體的衍生過程內在地遵循著“兩個結合”的邏輯。因此可以說,在土地革命戰爭時空中孕育的蘇區精神,是偉大建黨精神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產生的第一個精神飛躍的成果。

一方面,蘇區精神是偉大建黨精神同蘇區革命斗爭實際相結合的產物。從偉大建黨精神出發,中國共產黨人將內在的信仰、責任、意志與品格落實到開拓土地革命戰爭新局面、創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實踐中,用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和艱苦奮斗的作風化解各種斗爭困局,從路線斗爭和思想斗爭的激蕩中認定“求真務實”的重要性,在領導蘇維埃政權建設中錘煉出獨特的執政品格。這些方面的精神養成具有鮮明的蘇區革命斗爭實際所賦予的實踐特點,凸顯出蘇區軍民共同奮斗涵養出的精神風貌。

另一方面,蘇區精神是偉大建黨精神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產物?？陀^地說,偉大建黨精神的生成本身即體現出這一結合的特點。但在精神創造的接續流向中,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一步、更生動具體的結合,是弘揚偉大建黨精神的兩條進路之一。因此我們看到,中國共產黨人將共產主義理想具體化為有中華民族團結奮斗經驗支撐的理解,在艱難環境中尋求新路、形成風格、形塑思想,從而,“堅定信念、求真務實、一心為民、清正廉潔、艱苦奮斗、爭創一流、無私奉獻”所概括出的精神品質,是一種用偉大建黨精神激活的文化表述,生動而具體地再現了蘇區軍民用優秀民族文化內涵理解與詮釋蘇區斗爭的精神風貌。

(三) 偉大建黨精神“大眾化”的蘇區具象

從實踐主體上看,如果說偉大建黨精神主要是由掌握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所創造的,那么,蘇區精神就是由廣大蘇區軍民通過集體奮斗匯聚而成的。在這個過程中,偉大建黨精神經歷了一次“大眾化”的提升。這里所說的“大眾化”主要指傳導并被廣大黨員和革命群眾接受的過程。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時,經過黨領導的土地革命戰爭實踐偉大建黨精神已由“點”的激發展開成了“面”的認同,中國共產黨的精神文化已由精英形態轉化為大眾形態。這一提升主要體現為“兩個飛躍”,即由理性認識到全面實踐的飛躍、由精英認知到集體認同的飛躍。

建黨初期,偉大建黨精神主要是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在理性認識的基礎上組織創建的內生力量,本質還是一種理性精神。因此,從認識過程上說,這種程度的認識成果還需要通過新的實踐進行檢驗和提升。從大革命時期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斗爭初期遭遇的各種挫折看,黨內錯誤路線的出現以及個別不堅定分子脫離組織,是在試驗性實踐條件下對于不堅守精神原點和思想原點現象的否定。但這種試驗性的局部檢驗,在效果及其結論上還只是有限的。在開創和建設中央革命根據地過程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第一次將建黨時期形成的理性精神運用到強黨強軍和建設根據地的全面實踐中,不僅通過實踐檢驗了建黨精神的有效性,而且使之轉化為蘇區斗爭經驗基礎上的具體精神品格。

蘇區斗爭的全國性展開,還使得偉大建黨精神滲透到黨領導的武裝斗爭、根據地建設和土地革命等所有的實踐領域,讓蘇區軍民通過積極參與革命運動,感受、認知進而認同它的強大精神力量。在這樣廣泛和深刻的土地革命戰爭和蘇區建設的場景里,全體黨員、紅軍指戰員以及蘇區民眾處處體會到由偉大建黨精神傳導出來的真理力量,從具體實踐中領悟和踐行黨的初心使命要求,由此所形成的精神樣態,根源于偉大建黨精神,具體化為蘇區品格。

三、傳揚蘇區精神的價值依據

習近平于2019年5月在考察江西并主持召開推動中部地區崛起工作座談會時強調:“井岡山精神和蘇區精神,承載著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鑄就了中國共產黨的偉大革命精神。這些偉大革命精神跨越時空、永不過時,是砥礪我們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不竭精神動力?！盵8]蘇區精神是我們黨創造的寶貴精神財富之一,其價值將不斷被時代需求所激活,不僅深度影響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革命的歷史進程,而且將長遠規定黨保持先進性的基本姿態。

(一) 深度影響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革命的歷史進程

蘇區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科學分析革命形勢,領導人民創建蘇維埃國家政權,成功走出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革命的新征程中,中國共產黨更要準確把握國內外戰略機遇,切實應對風險挑戰,深化政治、經濟、觀念等多方面、深層次變革,總結吸取過往經驗教訓,堅持兩個“結合”,走好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

面對蘇區時期艱苦卓絕的革命實際,中國共產黨學習、運用與發展馬克思主義,將其與中國獨特的國情有機結合,并注重結合中國鄉土特色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思維方式轉換,形成既符合中國國情又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和思想路線。具體包括:在“城市中心論”行不通之時,及時轉移重心,深入農村,結合中國鄉土特色,重新制定工作路線,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面對“左”傾錯誤思想不時占據上風的危害與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影響,中國共產黨注重思想建設,結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出蘊含實事求是、注重調查研究的思想路線。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善于總結經驗、吸取教訓的政黨,蘇區時期如是,新征程中更是如此。習近平指出,“要深入總結百年黨史正反兩方面經驗,在歷史智慧的學習運用中提升歷史自覺、把握歷史主動”[9];在《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中總結出百年奮斗的十個“堅持”。在進行偉大社會革命的新征程中,中國共產黨更要領導人民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經驗,接續奮斗。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始終堅持“兩個結合”,積極探索既適合自身發展又彰顯自身特色的道路。蘇區時期,毛澤東在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提出發展農業、工業、貿易和合作社的經濟政策。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開啟一個個五年規劃,不斷調整現代化的目標與戰略,踏上新征程。

歷經百余年的滄桑奮斗,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的理論與實踐創新,中國共產黨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走出了一條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10]18。中國式現代化是“自覺內生型、以人民為中心、全面高度”[11]的現代化,打破了西方對于現代化的話語霸權。在進行偉大社會革命的新征程中,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要注重兩個百年目標的有效銜接,堅持兩個“結合”,探索與踐行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

(二) 長遠規定黨保持先進性的基本姿態

先進性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本質要求和永恒追求。新中國成立七十余年的歷史中,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在治國理政中始終保持初心、不斷創新。蘇區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斗爭與局部執政實踐中形成的一系列優良品質,如“從斗爭中創造新局面”“為工農勞苦大眾求解放”“創造第一等工作”等,對于新征程上中國共產黨解決“大黨獨有難題”,在思想與行動上保持先進性仍有借鑒價值。

蘇區時期,中國共產黨注重自身建設,古田會議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確立了“思想建黨,政治建軍”重大原則。在政權建設中,除了黨員自身樹立廉潔干部形象外,蘇維埃政府“軟硬兼施”:一方面構建完整的監督機制,鼓勵民眾檢舉揭發,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制定懲處標準,頒布反貪法規,懲治于已然。從蘇區時期的“思想建黨,政治建軍”,到延安時期的第一個答案——“讓人民來監督政府”,再到在新的趕考之路上的第二個答案——“自我革命”,中國共產黨積累了豐富的自我革命的實踐經驗。新征程中,中國共產黨面臨的危險與考驗長期存在,“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黨的自我革命永遠在路上”[10]52。因此,勇于自我革命既是破解“大黨獨有難題”的不二之選,更是中國共產黨保持先進性的重要手段。

蘇區時期,中國共產黨不僅在思想上打消了“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慮,更在實踐中確立了“從斗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斗爭策略,從而實現了“星火燎原”的偉大創造。由此,斗爭精神深入人心,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的人生信條?！皥猿指矣诙窢帯弊鳛榈谌齻€歷史決議中的十條“歷史經驗”之一,是中國共產黨人在百年奮斗中積累的精神財富;“務必敢于斗爭、善于斗爭”作為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的三個“務必”之一,是中國共產黨人譜寫新篇章的必然要求;“堅持發揚斗爭精神”是前進道路上的重大原則之一,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對于斗爭本領的重視。繼承與發揚斗爭精神,既是中國共產黨對蘇區時期經驗的總結,又是中國共產黨在新征程上始終保持先進性的現實要求。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便肩負起實現民族獨立與人民解放的歷史使命。蘇區時期,中國共產黨從純粹的革命黨上升至執政黨,在執政中始終堅守初心、牢記使命。從蘇區時期的“為工農勞苦大眾求解放”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再到新時代的“以人民為中心”,中國共產黨一直初心不改、宗旨不變。新征程中,中國共產黨要繼續堅守蘇區精神中“為工農勞苦大眾求解放”的初心,勇擔歷史與人民所賦予的使命,帶領人民實現偉大復興?！爸腥A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全黨必須準備付出更為艱巨、更為艱苦的努力?！盵12]堅守初心、牢記使命,這是中國共產黨始終保持先進性的重要條件,更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

總之,蘇區精神的當代價值在于:在進行社會革命的新征程中,激勵中國共產黨準確把握機遇與迎接挑戰,領導人民在政治、經濟、文化觀念等多領域、深層次推進變革,走好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在思想與行動上永葆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勇于自我革命,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繼承與發揚斗爭精神,永葆生機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