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時代的生命治理術:當代生命政治資本主義批判及其反思

白 虎

東華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上海 201620

數字時代的生命治理術指的是生命政治在當代資本主義批判語境下的微觀權力范式。它是生命治理的譜系在今天資本主義新的發展階段的呈現。這一譜系主要涵蓋兩個方面:一是政治權力,圍繞生命政治問題展開;二是宗教思想,沿著不同階段的國家理性推進。第一,政治權力方面的研究。國外早在2011年就出版了德國社會理論家和政治哲學家托馬斯·萊姆克的《生命政治學》,這本專題研究在政治權力方面呈現的生命治理技術經由從?？碌桨⒏时驹俚侥胃窭锏陌l展脈絡。20世紀70年代?？略谄渫砥诘姆ㄌm西學院講座中首次提出生命政治概念。在他之后,意大利開創出三個新的生命治理技術的研究范式:安東尼奧·奈格里的“帝國論”,羅伯特·埃斯波西托的“免疫論”,以及吉奧喬·阿甘本的“神圣人”計劃。第二,宗教思想方面的研究。這方面的生命治理技術的研究主要體現在?？碌闹髦?。?？略凇栋踩?、領土和人口》中試圖重建“對人的治理”的整個譜系,他從基督教會出發探討牧領制度,并且從重商主義、重農主義以及政治經濟學中梳理出生命治理技術的宗教思想和國家理性。從基督教會對人的治理到現代政府對人的治理是一個延續,不同的治理技術彰顯的不僅是政治權力關系的變化,同樣也透視出一種宗教思想的演變。這種演變的脈絡反映的其實是一種國家理性。

今天,數字資本主義的發展帶來了生產方式的變革,技術的發展讓我們每個人的生命都抽象為一組數據,生命的治理還原為一種數字的治理和運算?？屏帧炱章?019年出版的新書《我們如何成為我們的數據》集中探討了我們自我數據化的過程。在我們的具體生命被還原為數據和檔案時,這些數據和檔案除了其基本的記錄和存儲功能之外,還會形成一種肯定性的權力,在可數字化和不可數字化、可計算和不可計算的存在物之間作出區分,從而建立了可計算的物相對于不可計算的物的權力。而這種權力正對應于?？略谏卫砑夹g中所分析的治理范式,并與傳統的生命治理技術一起構成了今天生命治理技術的譜系。數字治理的產生表現的是當下數字資本主義生命治理的新形式。歷史唯物主義在對生命治理技術的反思和批判中扮演了解毒劑的角色,并把生命數字化治理技術還原為當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微觀權力結構進行批判。

一、當代生命政治資本主義批判的三重邏輯

對“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研究在當代歐陸哲學的發展中逐漸成為一條開放的學術研究路徑。這一研究現狀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20世紀的法國哲學家?？?盡管他并不是第一個提出生命政治這一概念的人,但是他20世紀70年代在巴黎高等研究院的講座報告為這一研究的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對于?？聛碚f,生命政治是一種治理術,是權力直接作用于人的生物性生命本身而產生的政治。他在晚年的講座中梳理出近代以來生命治理技術的譜系,并在新自由主義的框架下討論生命政治的生成脈絡和內在邏輯。他把生命政治看作是一種誕生于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生命治理術,是一種安全裝置,讓生命在一種安全裝置之下獲得一種全新的治理模式。在?？轮?阿甘本、奈格里(也包括哈特)和埃斯波西托等一批思想家圍繞這個主題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和推進,并且在生命政治的生成邏輯以及批判性上指向了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如阿甘本以“神圣”的名義在律法之外創造出一種“例外”,并讓其成為普遍性的基礎。阿甘本的生命政治討論正是在律法與律法之外的例外之間進行。而奈格里的后馬克思主義生命政治批判和埃斯波西托“免疫體”(immunity)和“共同體”(community)理論則另辟蹊徑。前者將生命政治學概念同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的“機器論片段”和《資本論》第一卷中關于資本主義生產的分析結合起來,提出了“非物質性勞動”(immaterial labour)的概念,并將當代資本主義的生命政治生產等同于非物質性生產。而后者則通過免疫體和共同體兩個概念開創了生命政治研究新范式。在此基礎上生命政治的發展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思想浪潮,并在阿甘本以及奈格里等人的闡發下產生了新的研究路徑和方向,當代許多思想家把這一思潮與后馬克思主義關聯起來,更重要的是生命政治的發展帶來了一條新的資本主義批判路徑,它圍繞著生命治理的譜系推進,尤其是伴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出現新的特征,包括數字經濟的發展、生物技術的應用等,生命政治資本主義批判成為一種必然的研究方向和路徑選擇。生命政治為當代資本主義的批判提供了新的立足點,打通了兩者之間的內在關聯,生命的治理問題在資本主義語境中獲得了新的意義。

(一) 新自由主義批判語境中的生命政治資本主義

?？律蔚纳蛇壿嬇c自由主義生命政治批判這兩個核心問題構成了生命政治資本主義的早期發展邏輯,主要圍繞權力關系展開。新自由主義的興起以及資本主義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這兩個因素使生物性的生命被納入全球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之中,并且以一種更隱蔽的方式將這一操作當成是正當和合法的。生命政治這一概念是?？峦砟暝诎屠枋谡n時主要關注的內容。對于?？聛碚f,生命政治是一種治理術,?？略诜ㄌm西學院1974—1976年的課程“必須保衛社會”以及1977—1978年的課程“安全、領土與人口”“生命政治的誕生”中系統討論了生命政治的基本理論。?？碌闹v座深化了人們對?？滤枷氲睦斫?這些課程為他在書中表達出的不夠引人注目的論點提供了新的視角。生命政治是他講座中最重要的一個主題。?？略谄?976年出版的書《性史》的第一卷中第一次使用了生命權力概念。在第五部分《死亡權利和生命權力》中,?？轮赋?從17世紀開始,圍繞兩個中心極點組織了一系列政治技術——或圍繞身體作為機器,或圍繞人口。因此,權力的程序要么是為了訓練人體,優化其能力,在使其變得更加溫順的同時提取其力量;要么是為了規范一系列生命過程,例如出生率、死亡率或預期壽命,這些過程會強烈影響和控制人口。因此,對于?？聛碚f,生命權力在于“人體的解剖—政治”和“人口的生命政治”。?？略凇缎允贰返谝痪碇刑岢龅纳螁栴}在他后來的著作中備受關注。如果?？略诜ㄌm西學院授課的課程講義沒有出版,我們就無法對生命政治有一個詳盡的了解。另一方面,?？略谶@些課程中圍繞復雜且多樣的主題進行了討論,展現出生命政治更加豐富的發展圖景。在講座中,?？峦ㄟ^多種其他概念包括規范化、安全性、控制性和治理來闡釋生命政治的概念。由于醫學、資本主義、主權和新自由主義治理的發展,這些概念都可以追溯各自的政治發展和變革。因此,?？碌纳沃v座讓我們更加清晰地明白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本質上是一種生命的治理機制。盡管在講座中,因受康吉萊姆的影響,?？聦ι胃拍畹挠懻摮３Ｍㄟ^一種比較復雜且更廣泛生物歷史來說明,但?？虏⑽幢幌拗破渲?而是圍繞這些概念追蹤其具體的政治變革。

總體上來說,生命政治學是一種誕生于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生命治理術,它是一種安全裝置。不同于前資本主義時期的懲罰,這種治理技術以規訓和調節為主,讓生命在一種安全裝置之下獲得一種全新的治理模式。?？略凇栋踩?、領土和人口》中將治理范式從兩個階段發展為三個階段,即懲罰模式、規訓模式、安全調節模式(以下簡稱安全模式)。在后來的《生命政治的誕生》中,?？逻M一步將生命政治學與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發展聯系起來,并直接將生命政治學與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模式關聯起來,并以此來完成他對現代資本主義的批判。?？律蔚暮诵氖琴Y本主義體制之下的生命治理,它在一種安全機制的框架內獲得了資本主義社會所代表的“正當性”。但是生命政治的生成邏輯則是基于一種規范化的操作。生命政治的生成過程離不開“規范”的力量,?？滤嘘P于生命政治的分析都建立在一種所謂的安全機制即“規范化”的基礎之上。這種規范(或者說正常)是生命政治生成的核心邏輯。

(二)“ 元結構”生命政治與資本主義批判

阿甘本的生命政治超越了?？碌臍v史—譜系學,它更像是存在于人類命運共同體之上的一種“元結構”,整個西方的政治傳統都建構在生命政治之上。而當代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生命政治是生命政治長久以來發展的一個階段,生命政治面對的對象是整個西方政治思想。阿甘本的政治哲學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人類社會不存在一個神圣的王國。在這一哲學基礎上,他指出,神圣王國的出現實際上是共同體內部的一種“排除”,通過祭祀的方式在一個共同體之內建構一個只有少數人才能進入的空間,這個空間的存在恰好為共同體的世俗法律提供了一種前提。在根本意義上,阿甘本所分析的元結構就是以“神圣”的名義在律法之外創造出一種“例外”,并讓其成為普遍性的基礎。阿甘本的生命政治討論正是在律法與律法之外的例外之間進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論述的基礎是“神圣人”系列著作,他通過分析生命、權力結構、生命形式以及潛能等來建構他關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元結構”。其中最著名的是他關于幾個核心概念的分析:赤裸生命、神圣人、例外狀態、主權等。阿甘本的思路不同于?？?盡管兩人分享了一個核心的主題。?？碌纳谓Y構是基于法國獨特的科學認識論傳統,而阿甘本的思想則追溯了德國的哲學傳統,仔細分析阿甘本的思想,我們能清晰地看到海德格爾、施密特、阿倫特以及本雅明的影子。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打開了生命政治研究的另一條思路,并產生重大影響:一方面,它帶來了后馬克思主義新的研究范式;另一方面,它基于整個西方政治哲學傳統的分析和透視,為當代資本主義權力批判提供了尖銳的支點。在當代資本主義的分析中,阿甘本認為資本主義的自我迭代和發展,將每個人都還原為一個赤裸生命,它拓寬了時間和空間的邊界,“赤裸生命不再限定于一個特定的場所或一個明確的范疇,它現在寓居于每一個活的存在的生命身體中”[1]。

(三) 后馬克思主義視域下生命政治資本主義批判

奈格里(也包括哈特)的“生命政治”比?？潞桶⒏时靖又苯拥刈呦蛄水敶蛸Y本主義的語境,并融合在后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理論中。?？碌纳侮P注的重點是人口統計、生命治理技術。人口成為資本主義治理更為根本的目的和方向。人口的治理和生產已經成為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發展的顯著特征。阿甘本將生命政治更加細致地局限在政治哲學的范疇之內,沒有直接涉及資本主義權力批判的真實領域,傾向于一種結構性的分析和研究。奈格里(也包括哈特)則開辟了另一個生命政治的分析模式。并且這種模式可以把我們直接帶入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的范疇之中。這個研究特征主要體現在奈格里對“非物質性生產”的分析中。他的一個典型論斷是生命政治就存在于人的生產實踐中。在人的生產實踐中,物質性的生產與非物質性的生產扮演著同樣的角色。生命的實踐本身就是一種生產,它不僅存在于物質性的生產領域內,也產生于社會秩序等非物質性的領域中。奈格里與哈特的生命政治研究路徑主要體現在 2000年出版的《帝國》一書中,他們以另外一種后馬克思主義的方式推進了生命政治研究,豐富了生命政治的邏輯和內涵。不同于?？潞桶⒏时镜难芯柯窂?奈格里的生命政治思想走進了全球化的資本主義語境中。他的研究旨趣和方向更加傾向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因此,在奈格里的生命政治思想討論中,尤其是在其對生命政治資本主義的分析中,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占據著重要的位置。在這個方面,奈格里等人將當代資本主義的生命政治生產等同于非物質性生產,他的生命政治分析主要是基于全球化的資本主義發展趨勢而進行的,在他的分析中生命政治勞動中蘊含著一種走向共產主義的可能性。奈格里重點關注了非物質勞動的生產,這種形式主要是伴隨當代數字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出現的。在數字資本主義中非物質勞動生產已經占據著重要位置,并且以這種勞動形式為基礎的生命政治勞動具有對抗性和超越性?；谶@種生命政治分析,奈格里筆下的“諸眾”可以逃離資本主義的統治,并且完成其共產主義革命。簡而言之,奈格里等人的進路,是將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范式與?？碌纳螌W批判范式融合在一起——他們認為,資本主義一旦進入到非物質勞動生產階段,就奠定了通往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根基。

伴隨著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圍繞著“人體的解剖—政治”和“人口的生命政治”而走進人們視野的生命政治成為分析資本主義微觀權力的切入口。從?？碌男伦杂芍髁x理性到阿甘本的元結構再到奈格里的后馬克思主義分析都為生命政治資本主義批判提供了理論范式。但正如奈格里在《帝國》中分析的那樣,資本主義迭代不斷推進,非物質勞動的普遍化不斷沖擊著我們對傳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理解。數字資本主義的興起,平臺資本主義、元宇宙等新的空間的出現,推動著生命治理技術的數字化轉變。數字資本主義的擴張,使資本積累更多地轉向虛擬空間,這也給生命政治打開更多空間,數字生命政治產生。圍繞著數字生命政治出現的是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以“精神政治”來推進“生命政治”。傳統的生命政治批判在面對數字資本主義發展尤其是在面對生命的數字化、抽象化和數字“赤裸生命”的普遍化時已經無法進行全面的回應,但其內在批判邏輯仍舊對數字資本主義的生命治理發揮作用。

二、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生命治理技術的轉變

生命數字化治理是生命治理技術的一個新模式。它在很大程度上延續著生命治理技術的特征。?？略赋錾卫砑夹g有三種權力形式:懲罰、規訓和安全調節。這是生命治理技術的典型特征。今天,數字時代到來,生命治理從人口治理的模式繼續向前推進了一步。數字化治理是生命治理安全模式的最新形式,其背后隱藏的是當代數字資本主義的發展邏輯。因此,生命數字化治理將生命還原為數字,這是一種對生命的高度抽象,盡管它仍舊從屬于生命治理技術的安全模式,但已經呈現出新自由主義在今天逐漸向數字資本過渡的面貌。這就是生命數字化治理的新特征。生命數字化治理的邏輯也同樣延續了生命政治的生成邏輯,基于認識論以及生命的雙重“規范”建構了生命治理的不同技術模式。生命治理技術在“規范”邏輯的作用下實現了從中世紀牧領政治向現代治理政治的轉變。相應的,生命從原始的醫學或生物學意義出發進入主權、人口以及數字的不同模式。在數字時代,生命治理技術的數字化有助于我們重新思考今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政治經濟學把生命數字化治理批判和馬克思主義理論都聚焦在現實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中。

(一) 生命治理技術從規訓機制到安全機制的數字化轉變

在?？滦伦杂芍髁x的批判語境中,生命政治是權力作用于生物性身體而產生的新的治理技術,面對的是人口、公共衛生以及安全。生命政治是與解剖政治相對應的生命治理技術,兩者構成了現代社會生命治理的基本特征。解剖政治與規訓相對應,面對的是個體和主體的肉身;生命政治與安全相對應,面對的是人口。在《安全、領土與人口》中,?？轮赋鲂碌纳卫?“不再是使臣民對統治者的意志的服從,而是控制一些看上去與人口不相干的事物,通過計算、分析和觀察思考……對人口施加影響”[2]。因此,在最初意義上,?？乱肷胃拍钫f明的是自由主義在資本主義處在新的發展階段時是如何來進行治理的,代表了一種新的治理方向,是資本主義國家理性的彰顯。但今天數字資本主義的發展將社會整體納入資本邏輯之中,伴隨著數字技術的膨脹式推進,人的生存、生命也被裹挾到技術邏輯中,整體表現為數字化困境,生命治理進入到一種?？驴床坏降男碌木秤鲋?數字權力進入生命,并改造主體使其能夠完全適應數字資本主義發展的邏輯。最典型的形式就是“精神政治學”。韓炳哲基于今天的資本主義發展現狀推進了?？聦ι蔚难芯?認為生命政治在數字資本主義的進程中已經延伸到精神政治。因為數據和算法能夠在“前端”對生命施加影響,并且施加的方式更加隱秘且是一種自動化的操作?？傮w上說,在算法和數據介入之后,把生命本身納入微觀治理技術中的規訓和安全機制已經無法滿足數字資本主義總體吸納的治理需要,如果說從個體的規訓到人口的安全已經說明了資本主義的治理技術必須適應新自由主義需要的話,那么在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生命的數字化就必須進入到自動化的進程中。這意味著,生命的治理不再依賴外在的機構和設施,只要在技術和資本的邏輯中,在資本主義對社會的整體吸納中,生命就會進入自我治理和自我規訓的狀態。數字資本權力憑借數據無孔不入,將微觀權力的作用機制徹底發揮出來,生命必須屈服于數據,更重要的是這種屈服伴隨著精神和情緒上的自愿,“今天,權力越來越呈現出一種自由的姿態。它以順從、友好的形式摒棄了自己的否定性,將自己裝扮成自由”[3]。生命個體淪為可拆解的數據,成為平臺資本主義生產系統中的一種要素,“數字構成了控制的數字語言,數字表示存取信息或是棄絕信息。人們不再面對整體-個體這一偶對,個體變成了‘可分體’,整體變成了樣品、數據、市場或銀行”[4]197。最終在這樣一種數字權力介入的生命治理技術中,數字資本對主體采用更為隱秘的統治和生產技術,并按照對數據算法進行調整以達到統治人的身體與精神的目的。以往是差異性的生命服從一種社會規范,今天是不同的生命按照數據資本進行差異化的主動生產。生命數字化治理成為新的發展趨勢并拓展了傳統的生命治理技術,實現了生命政治的數字化轉向。

(二) 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赤裸生命”

基于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的分析,阿甘本區分了生命的兩種形式“zoē”和“bios”,一種是生物學意義上的生命,另外一種是政治生命?！啊畓oē’表達了一切活著的存在(諸種動物、人或神)所共通的一個簡單事實——活著;bios(近漢語“生活”義)則指一個個體或一個群體的適當的生存形式或方式”[5]3。在阿甘本的分析中,赤裸生命是一種被權力消解掉的生物性存在,處在排斥之中?！八麄儙缀鯖]有我們通常歸于人的存在的所有的權利和期望,但在生物學的意義上仍舊活著,所以他們處在生命和死亡、內部和外部之間的一個界限性地帶中——在這個地帶中,他們不再是任何東西,而只是赤裸生命”[5]213。事實上,在數字資本主義到來之前,也存在赤裸生命,他們是被權力消解掉了的存在,可能是難民、精神病患者或流浪者,但是這些形象是相對固定的,是“實在”的,處在相對穩定的位置上。并且如果回到?？聦ι蔚奈⒂^分析,資本主義依賴復雜的裝置(dispositif)系統監視并區分出赤裸生命。?？绿岬?“在現代社會里,‘監獄網絡’,無論是在嚴密集中的形式中還是分散的形式中,都有嵌入、分配、監視、觀察的體制。這一網絡一直是規范權力的最大支柱?！盵6]數字資本主義的到來讓裝置也發生了迭代,數字裝置取代了傳統裝置,在一種流動性和精準化的監控中建構起了新的“赤裸生命”。數字化裝置將原有的監控完美化了,消滅了死角。事實上,今天物質載體的監獄不斷走向數字化,工廠不斷走向虛擬化,這帶來的結果是赤裸生命的普遍化。赤裸生命已經不是某一類群體,而是整個生命活動。數字將生命的豐富性抽象掉,把主體簡化為最一般的抽象物,人不是現實的人,不是社會關系的總和,相反倒是可以隨時被簡化的一串數據?！霸谛碌臄底稚沃?人越是被簡化,就越符合數字資本主義治理的需要,因為生命越是喪失了各種身份和各種真實的擁有,就越是滿足于大機器的無限而細微的各種變體所識別”[7],人作為主體的意義被消解,政治和倫理原則失效,人在數字資本主義的編碼以及平臺資本主義的數據中存在?？傊?數字資本主義催生了大量的現代赤裸生命,它解構了傳統的人與人的關系,讓人真正成為單一性存在,并且這一單一性存在還必須在數字化的抽象中不斷滿足資本主義剝削的需要。

(三) 數字時代生命政治積極話語的建構

如果從?？屡c阿甘本的邏輯上梳理數字資本主義的生命政治的話,可以說他們所建構的是一種消極的控制技術,盡管這樣一種治理技術更加隱秘,但本質上它還是一種消極和批判的話語。如數字資本主義社會通過數據建構一種具有社會關系屬性的數據關系,“算法治理的靈活應用,在一個看不見的數字平臺上將一切可以連接的因素都納入到一個龐大的數據網絡之中,并在這個網絡控制里面的每一個因素,表層世界那些看似獨立的因素,背后實際上都與一些數據和算法相聯系”[8]。這是一種可控制的社會關系,失去了馬克思筆下那個感性現實的基礎,在應用這種新的治理技術后,數字的赤裸生命生成。但奈格里與哈特在《大同社會》中看到了一種新的生命政治話語:“為了區別兩種‘生命的權力’,我們根據?？卤救说闹?采納了生命權力與生命政治這一對概念——雖然?？卤救瞬]有堅持這種用法,前者可以(粗略)定義為掌控生命的權力,后者是生命本身的力量,可以反抗并尋求主體性生產的另類模式?！盵9]36在這里,奈格里采用了一種積極的策略,生命政治打開了一種反抗的可能性,不再只是在新自由主義的機制下發揮作用的一種規訓和安全機制。相反,生命政治成為一種反抗生命規訓和治理的力量。在數字資本主義時代,奈格里與哈特依據“非物質勞動”概念,將數字時代的生產方式轉變置于其理論背景下,在非物質勞動的整體生產的“共同性”財富基礎上提出了積極生命政治的向度。其核心邏輯為,數字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打破了傳統物質化生產的壁壘,盡管數字生產平臺在一開始從屬于資本家,是資本權力發揮作用的重要立足點,但是同時它也生成了一種共同性的財富,這意味著在非物質勞動的共同財富被生產出來后,為了保障生命政治生產的循環,它不能被私人資本占有,必然導向公共的目的。按照這樣的目標,原來被資本所控制的技術以及帶來的異化和剝削的結果有可能發生新的轉變。因為,數字資本主義的剝削方式在于將數據置于資本主義的生產邏輯中,一般的生命數字化并不意味著剝削的發生,只有當這些抽象的數據進入到資本主義的生產邏輯中時,當每個個體還原為可以納入平臺資本主義中的數據要素時,剝削與異化的邏輯才得以生成,數字資本主義的生產才能實現。奈格里所期待的目標是將那些在資本主義生產邏輯中發揮作用的數字平臺引向公共的領域,并以此為前提消解數字平臺的私有化,讓生命走出數字化剝削和資本邏輯的塑造,并獲得一種新的力量,勞動“為解放的籌劃提供工具或武器”。[9]102

數字時代資本主義生命政治的全新治理方式,是當代資本主義鞏固資本邏輯統治與強化意識形態的必要支撐。生命的規訓與生產在數字資本主義發展的今天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算法為王的全新治理生命的新模式,最大程度容納了所有生命的生產與選擇;而生命主體的主動量化、數字全景敞視監獄的建構與數字資本主義的算法治理相互補充、互相影響,每個人不停滿足數字量化的需要,并最終被數字資本意義編碼所抽象。在資本主義算法治理方式與生命可編碼的基礎上,新的赤裸生命形成,這一生命形式的形成標志著數字時代資本主義權力機制對生命主體管控的完成?？傊?在數字資本主義的運行邏輯中,控制社會正在形成,“我們正在進入控制社會,這樣的社會已不再通過禁錮運作,而是通過持續的控制和即時的信息傳播來運作”[4]191。資本主義對生命主體的控制更為隱蔽和徹底,資本主義會根據數字化生產的目的不斷采用最新的技術手段調節、管理生命,目的就在于生產出資本主義社會秩序穩固運轉所需的主體。

三、基于歷史唯物主義視野的數字時代生命政治批判

從誕生之時起,生命政治的批判緯度就已經確定下來了。?？碌纳翁接懺诤髞砥鋵嵽D向了一種對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分析。這也就意味著,生命政治的問題域是資本主義。當?？掳涯抗廪D向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探討時,生命政治資本主義批判就已經獲得了其現實基礎——政治經濟學。在?？禄氐秸谓洕鷮W批判語境中時,生命政治這一主題已帶上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影子。而生命政治進入數字資本主義階段后,生命的安全機制仍然發揮作用。在歷史唯物主義的視野中,政治經濟學把生命政治批判和馬克思主義理論都聚焦在全新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中。在一種數字化生產的維度上,生命進入到數字資本的控制體制內,同樣按照資本的邏輯運行。改變在于從現實的人到可調節的人口再到可編碼的數據?？傮w來說,歷史唯物主義視域下對數字時代的生命政治批判大致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對資本主義內在“自然性”邏輯的批判;二是開展生命治理技術的“規范”邏輯批判;三是歷史唯物主義總體性批判。

首先是“自然性”邏輯批判?！白匀恍浴眴栴}是資本主義的核心邏輯,政治經濟學將這一核心邏輯深深地嵌入到資本主義生產、生活領域之中。數字資本主義的發展拓展了生命的安全機制,而安全機制的功能主要在于自由主義和政治經濟學從兩個維度對資本主義的“天然性”、“自然性”以及“正當性”的塑造。這主要是通過由自由主義的一些基本原則規定的國家治理與經濟的關系即國家治理的自我內在限制實現的,服務于社會經濟發展的“自然性”。對于?？聛碚f,自由主義調節機制的根本目的還是讓整個社會遵循一種經濟原則,讓社會的整體發展遵循政治經濟學的原則,滿足資本主義的核心邏輯。因此,數字資本主義的生命調節,不僅涉及人口的調節與生產,同樣涉及生命數據化并受平臺資本的控制。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條件下生命的問題已經轉化為身體的配置與人口的生產兩個問題。通過數字化調節的方式身體的配置與當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緊緊地契合在一起,滿足資本主義生產的一系列操作。同樣,人口的調節與生產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保證,因為人口的生產就是剩余價值的生產,就是資本的秘密增值。數字化轉型只是改變了這一方式,并未改變本質。?？抡J為生命權力只是作為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要素存在,資本主義圍繞個體身體以及人口兩個方面進行調節,以保證資本主義的正常發展。所以,生命政治的批判離不開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的邏輯,也離不開政治經濟學的批判。

其次是“規范”邏輯批判。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生命政治的邏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規范邏輯建構的,規范邏輯源自法國科學認識論和康吉萊姆的生命哲學。規范在認識論以及生命哲學上的二分帶來了?？律嗡枷氲霓D向。在生命政治的原始語境中,規范的自我生產和社會調節形成?？律蔚碾r形,而在生命規范與社會規范的真正融合中,生命—劃界—規范—政治的生命政治邏輯得以最終確立。但是這一理論仍需要回答存在于生命政治中的規范的力量源自哪里這個問題,康吉萊姆指出規范基于生命的體驗得以生產,但是對這種規范的力量發源的探索會陷入一種唯心主義的境地,因為這種生命規范的生產性和內在必然性似乎是建立在生命體自在自為的基礎之上。因此,我們必須要回到馬克思主義的視域內,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認識論和唯物史觀對這兩個問題重新進行審視和反思。

最后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總體性批判。它本質上內含了兩種權力批判范式。數字資本主義的生命政治批判開創了資本主義微觀權力分析的范式。但這并不意味著馬克思在對資本主義總體性批判的同時缺失了對資本主義微觀權力的批判,尤其是當我們立足于今天數字資本主義的發展邏輯,我們能夠看到無論是積極還是消極的生命政治建構,都無法脫離馬克思對資本主義進行的批判。從《論猶太人問題》開始,馬克思區分了宗教解放與政治解放,政治解放其實就是恢復市民社會自身的經濟性,也就是在從宗教解放到政治解放的過程中恢復市民社會內部的權力關系。而生命政治從主權權力到生命權力的變化恰恰回應了馬克思早期關于宗教解放與政治解放的論述。這說明一旦受到資本控制的勞動成為協作勞動,管理、監督和調節的工作就變成資本的一個職能。數字資本主義將生命抽象為一種數據,并且當數據成為一種特殊的智能,成為一般中介時,它就獲得了普遍性,也就是數據獲得了資本的屬性。而馬克思要批判的正是這樣一種特殊的屬性,并且從總體性的批判拓展到了微觀性的批判,如早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就開展了關于中世紀監督的分析?！氨O督和指揮的勞動,只要有對立的性質,由資本對勞動的統治產生,因而為一切以階級對立為基礎的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共有?！盵10]這說明了馬克思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上開展了對宏觀與微觀權力的雙重分析。今天數字資本主義中的生命政治微觀權力批判范式并未走出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批判。

四、結語

生命政治作為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前沿批判理論對資本主義所展開微觀權力批判肇始于?？?0世紀70年代在法蘭西學院的講座課程。意大利理論家拓展了生命政治的批判視野,將生命政治置于不同的視域下,走出了一條別具特色的生命政治資本主義批判路徑。從“人體的解剖—政治”和“人口的生命政治”到“赤裸生命”再到“非物質性生產”,生命政治資本主義批判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變革不斷推進。今天,數字資本主義的興起沖擊著傳統的“物質性生產”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數據、算法、平臺資本等將生命納入到一個治理模式中。伴隨著數字資本對生命的總體性吸納,數字算法將生命生產為資本所需要的數據,以滿足資本邏輯。在這一過程中,生命數字化治理成為普遍的治理形式,生命在數字權力的中介下更加抽象,也顯得更為主動。這種數字化轉向帶來的結果是人的主體性被消解,生命活動本身被數字包圍,數字化的赤裸生命生成并成為一種普遍化現象,生命本質上是數字化生存。但是生命數字化治理在另外一個維度上也帶來了解放的可能性,當數字平臺從私有走向公共領域,那么生命也能走出被數字資本剝削的牢籠,成為積極的力量。生命政治資本主義批判的數字化轉向拓展了生命政治批判的歷史向度,但當我們回到歷史唯物主義的視野中時,我們會發現生命政治資本主義批判并未能夠對資本主義尤其是今天的數字資本主義展開總體性的批判,它守在微觀權力的批判視域中。因此,對于生命政治資本主義的批判和反思必須要回到馬克思主義總體性的批判視野中來進行,因為在馬克思主義總體性批判中微觀權力批判也內含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