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區域創新多元組態路徑及驅動效應研究*

方大春 王琳琳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堅持創新在中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中，創新已成為各區域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提升經濟競爭力的戰略選擇與關鍵支撐。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發布的《2022 全球創新指數報告》顯示，中國創新綜合指數排名11位，位居中高收入經濟體之首，但其同時指出，制約中國創新效能釋放的關鍵在于國家創新體系生態系統性的缺乏。區域創新作為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是政策、資金、人才等多要素相互依賴、共生演進形成的完整體系，但區域在進行創新能力建設時易忽略多要素協同效應，造成資源配置不平衡不充分，導致科技創新存在“孤島”現象，各維度無法形成合力驅動高水平創新。因此，如何協調創新系統內部各要素關系，構建多元化協同驅動路徑，是區域創新能力建設與發展中亟須解決的現實問題。鑒于此，文章運用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法（fsQCA），基于組態視角考察區域創新的多元驅動路徑和驅動效應，夯實區域創新根基，加快向新質生產力轉換。

一、文獻綜述與研究框架

通過梳理國內外相關文獻，初步掌握有關區域創新的研究現狀與不足，并基于文獻梳理與評述提出文章研究框架。

（一）文獻綜述

創新是落實國家發展戰略、贏得未來發展主動權的戰略支撐。學界關于區域創新的研究較為豐富，最初研究主要圍繞創新能力內涵及測度等方面展開。區域創新能力是區域內不斷產生與商業相關聯的創新的潛力（Furman，et al.，2002），是區域內知識和技術轉化為新產品、新工藝和新服務的能力（黃魯成，2000）；其測度方法涵蓋以專利申請受理數（陳淑云等，2017）、專利授權數（覃一冬，2013）、研發經費投入（馮澤等，2019）等單一指標衡量，以及構建綜合評價指標體系衡量（蔡強等，2017）。近年來，學者們對區域創新的研究轉向影響因素與提升路徑等方面。關于區域創新能力影響因素，王曉紅等（2022）研究表明企業研發投入對區域創新有顯著正向影響；劉偉（2022）研究發現人力資本集聚有利于區域創新能力提升；趙婷婷等（2020）實證得出產業集聚可以顯著提升區域創新水平；宓澤鋒等（2022）研究表明產學合作對區域創新存在促進作用；王康等（2019）提出科技企業孵化器研發平臺通過人才、資金與技術轉化途徑提升創新能力；陳磊等（2023）研究發現國際技術引進通過激發創新內部動力和增強創新外部支撐等促進創新。關于區域創新能力提升路徑，楊博旭等（2022）提出應從完善區域創新生態系統、把握數字經濟機遇、優化區域營商環境等著手提高區域創新能力；賀茂斌等（2023）以“四個面向”戰略導向為指導，提出聚焦提升基礎研究能力、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的技術創新體系等路徑。事實上，區域創新作為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僅靠單一定性分析難以全面剖析其提升路徑。陳光等（2022）運用fsQCA，結合定性與定量分析探究驅動區域高水平創新的組態路徑，為研究區域創新提供新視角，有所不足的是，未能進一步檢驗不同路徑的驅動效應以判斷是否是要素最優組合。

現有研究對區域創新進行了諸多富有意義的探索，研究成果已較為豐富，但在考察區域創新影響因素及提升路徑時，大多基于孤立視角，僅關注某單一條件對區域創新影響的“凈效應”，忽略多重條件之間復雜的組合影響，且在研究方法上多運用面板數據模型等傳統計量方法，止步于檢驗單一要素與區域創新的簡單線性關系，未能進一步考察多要素組合對區域創新的組態驅動效應。相較已有文獻，文章的邊際貢獻在于：（1）研究視角?；诮M態視角，充分考慮區域創新各影響因素間的協同作用，有效分析多重影響因素如何通過不同組合提升創新能力，為實現區域高水平創新提供新的路徑選擇。（2）研究方法。結合fsQCA 與多元面板回歸，識別驅動區域高水平創新的多條組態路徑，并檢驗不同組態路徑對區域創新的驅動效應，拓展關于區域創新影響因素的研究方法。

（二）研究框架

創新活動具有復雜性、動態性，是多要素、多主體交互影響、協同作用的結果。通過加大研發經費投入，吸納更多高素質人才與技術設備參與創新活動，促進企業吸收、利用并創造新知識，同時推動資金集中于前沿技術攻關，加快創新產出。人力資本集聚有助于降低創新交易成本與信息成本，促進新知識、新技術等創新資源在區域內快速流動與共享，且其形成的“競爭效應”能夠刺激勞動者進行自主學習，提高勞動力素質與技能水平，促進創新升級。產業集群網絡通過促進異質性知識與技術等創新要素集聚與傳播，降低資源獲取與創新交流成本，推動企業深化合作，實現以核心企業帶動其余企業發展，解決關鍵技術“卡脖子”難題；依托產業集聚的地理鄰近性，推進企業和高校創新聯動，利用不同主體思維碰撞與優勢互補打破創新路徑依賴，加速“創造性毀滅”進程，同時促進創新鏈產業鏈各環節相互滲透，推動科技成果轉化為實際生產力，實現產業集聚與產學合作交互推動區域高水平創新?？萍计髽I孵化器能夠為科技企業提供全鏈條服務，推動完善區域創新基礎配套設施，縮短創新活動時空距離，降低科技市場信息不對稱性，提高創新效率，并通過推進科技成果轉化，加速新興業態培育，實現以創新成果產業化引領經濟增長。而發達經濟是區域創新的先決條件，一方面有助于促進消費結構與產業結構升級，擴大科技創新產出應用空間，提高區域自主創新意愿；另一方面能夠增加地方政府研發投入，滿足創新資金需求，減少企業創新成本，并向投資市場釋放利好信號以吸引外部投資，緩解外部融資約束。國外技術引進能夠提供區域創新發展亟須但尚未能自主研發的先進技術，拓寬技術深度與廣度，增加區域技術存量；同時技術進口帶來的國際競爭壓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轉化為內部創新驅動力，刺激企業加大研發經費與人員投入。綜上，通過各要素嵌套交互、共生演進，協同驅動區域高水平創新。

圖1 研究框架

二、研究設計

基于文獻梳理與研究框架，為從組態視角探究區域創新的驅動路徑，選取研發經費投入、人力資本集聚、產業集聚等作為影響區域創新的前因條件變量。

（一）變量選取及度量

1.結果變量

區域創新水平（RI）。目前用于衡量創新的指標主要有專利申請受理數與授權數、研發投入、新產品銷售收入等。相較其他指標，專利授權數是創新活動中間產出的重要成果形式，能夠反映區域真實創新水平，且數據便于獲得和比較，故選用專利授權相關數據衡量區域創新。專利包括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與外觀設計專利，發明專利是針對產品、流程或方法提出的新技術方案，獲取難度較高，較實用新型與外觀設計專利更具科技含量，能夠象征創新產出質量，準確反映高層次與實質性創新能力，因此選用每萬人國內發明專利授權數衡量區域創新水平（林壽富等，2022；聶長飛等，2021）。

2.條件變量

基于文章研究框架，選取如下條件變量：（1）研發經費投入（RE）：選用研發經費投入強度衡量。（2）人力資本集聚（CH）：采用區位熵計算人力資本集聚度，如公式（1）。（3）產業集聚力度（IA）：采用區位熵計算產業集聚度，如公式（2）。（4）產學合作強度（IU）：選用大學科研經費中企業經費占比衡量產學合作強度。（5）創新平臺建設（IP）：選用科技企業孵化器數作為創新平臺建設代理變量。（6）政府資金支持（GS）：選用政府資金占研發經費內部支出比重衡量政府支持力度（任躍文，2022）。（7）國外技術引進（TI）：選用國外技術引進合同額占GDP比重衡量技術引進力度（李勃昕等，2021）。（8）經濟發展水平（ED）：選用各地區人均GDP衡量經濟發展水平。

式（1）中，CHit表示人力資本集聚度，Tit、Pit分別表示i省第t年大專及以上學歷就業人員數與全部就業人員數，Tt、Pt分別表示第t年全國大專及以上學歷就業人員數與全部就業人員數。

式（2）中，IAit表示產業集聚度，Qit表示i省第t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Hit表示i省第t年年末人口數，Qt表示全國第t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Ht表示全國第t年年末人口數。

（二）數據來源

文章選取樣本期間為2017—2021 年，由于要素投入至產生創新績效存在時滯效應，設定滯后期一年（熊勇清等，2023），即條件變量選取2017—2020 年數據，結果變量選取2018—2021 年數據。鑒于港澳臺統計口徑不同及西藏樣本數據存在缺失，研究對象選取中國大陸30 個?。▍^、市）。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統計年鑒》《中國火炬統計年鑒》等統計資料。

三、中國區域創新驅動路徑分析

基于研究設計，通過變量校準、必要性分析與組態路徑分析，探究實現區域高水平創新的多元驅動路徑。

（一）變量校準

變量校準是指通過設定三個臨界值將原始數據轉化為0—1 之間的模糊集隸屬分數，以適用fsQCA 軟件操作。條件變量選取2017—2020 年數據平均值，結果變量選取2018—2021 年數據平均值，參照FISS（2011）等的研究，采用直接校準法，將條件變量與結果變量的75%、50%、25%分別設定為完全隸屬點、最大模糊點及完全不隸屬點進行校準，結果如表1。

表1 變量校準

（二）必要性分析

在進行組態分析前需進行前因條件必要性分析，即檢驗某前因條件是否為驅動區域高水平創新與非區域高水平創新的必要條件，結果如表2 所示。若條件變量一致性高于設定閾值0.9（RAGIN，2008），表明該條件構成結果變量的必要條件。

表2 條件變量必要性分析

據表2，高研發經費投入一致性為0.9251，為驅動區域高水平創新的必要條件，其余條件變量（包括其非集）一致性均低于0.9，不構成必要條件，表明單一變量解釋能力較弱，變量間需彼此配合才能對區域創新產生影響。因此，需進一步進行組態分析，從整體視角探究區域高水平創新的多元實現路徑。此外，高產業集聚力度、高國外技術引進與高經濟發展水平一致性高于0.8，說明三者對區域創新影響較大（程躍等，2022）。

（三）組態分析

在變量校準與必要性分析基礎上，以區域創新水平為結果變量，探究導致其產生的組態驅動路徑。為避免出現同時子集關系，將原始一致性閾值設定為0.8，并遵循案例頻數應保留觀察案例75%以上的原則，將案例頻數閾值設定為1（RAGIN，2008；張明等，2019）。為降低潛在組態矛盾，將PRI（Proportional Reduction in Inconsistency）一致性閾值設置為0.75（杜運周等，2020）。運用fsQCA3.0 軟件，經標準化運算后得出簡約解、中間解及復雜解，鑒于復雜解未納入邏輯余項，即忽略未被觀察到的案例，結果存在一定片面性，文章僅針對簡約解及中間解進行嵌套對比求得組態路徑（馬鶴丹等，2022）。若某變量只出現于中間解，則為邊緣條件，發揮輔助驅動作用；若同時出現于中間解和簡約解，則為核心條件，發揮主要驅動作用。組態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區域高水平創新組態驅動路徑分析

據表3，區域高水平創新存在6 條等效驅動路徑。表3 報告一致性與覆蓋度，其中一致性表示組態作為結果充分條件的程度，6 種組態一致性分別為0.9956、0.9948、0.9861、0.9612、1.0000、1.0000，總體一致性為0.9918，均高于設定閾值0.8，表明6 種組態均為產生區域高水平創新的充分條件；覆蓋度表示組態對結果的解釋程度，總體覆蓋度為0.7384，表明6 種組態可解釋約73.84%的區域高水平創新案例，解釋力度較強。依據組態核心條件及案例解釋邏輯不同，歸納出“產教融合型”“產業孵化型”“產學研協同型”3 類區域高水平創新驅動路徑。

1.“產教融合型”驅動路徑

組態1 中高研發經費投入、高產業集聚力度與高產學合作強度為核心條件，依據解釋邏輯將其歸納為“產教融合型”驅動路徑。通過產業集聚形成的協作關系網，促進專業性知識、技術等在企業間的集聚、應用與擴散，從而降低企業創新活動風險與成本；隨著產學研合作的深入，產業集聚不僅局限于企業群體，也已擴展至包含企業、高校等主體在內的協同創新鏈。依托產業集聚的地理鄰近性，加速高校與企業間的資本、知識、人才等互聯互通，推動校企雙方依據自身實際需要優化人員結構與資源配置，對接產教需求，實現科教資源與產業布局深度融合，促進教育鏈、產業鏈與創新鏈的有機銜接，加速科研成果轉化，提升區域創新水平。由此，通過研發經費投入、產業集聚與產學合作三者“強強聯手、同向發力”，深化產教融合，驅動區域高水平創新。

組態1 中高人力資本集聚、高國外技術引進與高經濟發展水平為邊緣條件，表明發達地區如果能夠充分利用經濟優勢，保障充足的研發經費投入，并注重產業集聚區建設，推動高校、企業創新合作，輔以較高的人力資本集聚度與國外技術引進力度，高水平創新也能應勢而為。組態1 原始覆蓋度為0.4659，表明該路徑可解釋約46.59%的區域高水平創新案例，經fsQCA 運算，路徑典型案例為天津、江蘇、浙江、北京、上海、重慶、遼寧。

以天津為例，依托京津冀協同發展及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建設，天津加快創新型城市建設，全社會R&D經費投入強度達2.95%（數據取2017—2020年平均值，下同），位列全國第3；產業集聚方面，天津積極參與京津冀地區產業集群建設，圍繞鋼鐵、汽車等優勢產業著力增強產業集聚度，產業集聚水平位列全國第3；產學合作方面，天津加快建立產學研用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支持大中小企業和各類主體融通創新，產學聯系度位列全國第5，故天津能夠通過研發經費投入、產業集聚與產學合作協調匹配，實現以較強的創新能力引領經濟發展。此外，通過實施“海河英才”行動計劃，天津加快高層次領軍人才選拔集聚，人力資本集聚度位列全國第3；同時圍繞天津自貿區建設，設立自貿區聯動創新區，加強與國外掌握頂尖技術企業的創新合作，國外技術引進額占比達0.37%，位列全國第5，助力天津創新能力（以每萬人發明專利授權數衡量）穩居全國第1方陣。

2.“產業孵化型”驅動路徑

組態2a、2b、2c均以高研發經費投入、高產業集聚力度與高創新平臺建設為核心條件，依據解釋邏輯將3個組態均歸納為“產業孵化型”驅動路徑?？萍计髽I孵化器與產業集聚區是產業孵化載體的重要組成。通過搭建科技企業孵化器，一方面能夠培育一批高新技術企業進駐區域高技術產業園區，推動形成更具規模經濟效益與競爭力的集聚體，提升產業集群力量，強化產業協同效應，為戰略性新興產業孵化奠定基礎；另一方面，孵化器通過為集聚區內優勢主導企業提供設備、人才等資源服務及技術支持，尋找嵌入強鏈補強、短鏈補長的有效點位，實現技術創新與產業集群迭代發展的有機結合，推動企業孵化邁向產業孵化，從而促進產業鏈、載體鏈與創新鏈的深度融合，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轉化，持續增強區域創新發展動能。由此，通過研發經費投入、產業集聚與創新平臺建設“融合嵌套、互促提高”，加速產業孵化，營造良好創新氛圍，驅動區域創新水平提升。

組態2a原始覆蓋度為0.3896，表明該路徑可以解釋約38.96%的區域高水平創新案例。經fsQCA運算，路徑典型案例為江蘇、浙江、廣東、湖北、山東。

以江蘇為例，作為中國一大經濟強省，人均GDP 達111501 元，居省級首位；憑此強大的經濟優勢，江蘇成為中國首個創新型試點省，通過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出臺“科技創新40條”等政策文件力促創新發展，研發經費投入強度達2.76%，領跑全國，同時積極構建全鏈條科技創業孵化體系，設有科技企業孵化器766 家，數量僅次于廣東；產業集聚方面，江蘇制訂實施集群國際競爭力提升方案，“一群一策”打造若干世界級集群，推動全產業鏈優化升級，產業集聚水平僅次于上海；由此，江蘇能夠通過研發經費投入、產業集聚與創新平臺建設共生演進，成為創新驅動領跑區。此外，江蘇國際技術引進合同金額占比達0.27%，位列全國第7，助力江蘇形成更高層次創新合力。

組態2b原始覆蓋度為0.1451，表明該路徑可以解釋約14.51%的區域高水平創新案例，經fsQCA運算，路徑典型案例為山東、安徽。

以山東為例，緊扣“增強經濟社會發展創新力”這一核心，山東以建設創新型省份為引領，加快布局與推進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全省研發經費投入強度達2.24%，位列全國第7；作為礦產資源大省，山東充分發揮資源稟賦優勢，培育壯大石化、鋼鐵等特色產業集群，產業集聚度位列全國第8；同時，山東將推進科技型中小企業創新發展擺在突出位置，建成科技企業孵化器339家，位列全國第3，故山東能夠通過研發經費投入、產業集聚與科技企業孵化協同作用，成為創新發展排頭兵。此外，山東把握“一帶一路”建設機遇，與多個沿線國家制定創新合作項目，積極引進世界領先創新技術，國外技術引進額占比達0.12%，領先多數地區，有效輔助山東創新能力建設。

區域上屬于亞熱帶濕潤季風氣候區，四季分明、氣候溫暖、光熱充足、雨量充沛、無霜期長，云霧較多、日照偏少，具有春早、夏長、秋涼、冬暖特征，夜雨多、風速小、濕度大，夏季雨、熱集中，多旱澇，降雨多集中在5～9月，約占全年降雨量的70%，秋季綿雨頻率高。多年平均氣溫17.6 ℃，極端高溫40.2 ℃(最熱月8月)；極端低溫-3.70 ℃(最冷月1月)。多年氣象平均值：日照數1 285.7 h，降水量1 025.8 mm，蒸發量1 168.3 mm，相對濕度82%，霧日47.4 d，無霜期314 d。主導風向為東北風及西北風，平均風速1.4 m/s，最大風速17 m/s，靜風頻率36%。

組態2c原始覆蓋度為0.1519，表明該路徑可解釋約15.19%的區域高水平創新案例，經fsQCA 運算，路徑典型案例為廣東、福建。

以廣東為例，作為經濟第一大省，廣東堅持以創新發展引領經濟新常態，依托國家創新試點省與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戰略機遇，持續加大研發投入，研發經費投入強度達2.85%，位列全國第4；出臺《關于培育發展戰略支柱產業集群和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的意見》，實施“鏈長制”，助推20個戰略性產業集群培育發展，產業集聚度位列全國第6；注重打造包括孵化器在內的全鏈條孵化載體，加速科技企業孵化成長，省內科技企業孵化器數量952家，雄踞全國榜首，故廣東能夠利用研發經費投入、產業集聚與創新平臺建設，實現區域創新水平蟬聯全國第一。特別的，廣東推動建立融通引才、服務留才、統籌育才三位一體的人才流動與協同治理機制，著力打造粵港澳大灣區人才高地，人力資本集聚度領先多數地區，助力廣東打造區域創新增長極。

3.“產學研協同型”驅動路徑

組態3a、3b 均以高研發經費投入、高產學合作強度與高創新平臺建設為核心條件，依據解釋邏輯將2個組態均歸納為“產學研協同型”驅動路徑。一方面，通過孵化器與高校和企業的合作，獲取高層次人才、優質項目等新的資源及技術支持，提升自身服務水平與創新能力，推動完善區域創新創業服務生態，加速創業企業成長，以營造良好“雙創”氛圍，釋放創新發展內生動力；另一方面，孵化器通過培育創客，促進企業衍生，強化規模效應，吸引資本、人才、設備等創新要素集聚，進而利用要素資源的優化配置推動高校與企業創新合作，實現產學研深度融合，提高創新成果轉化率。由此，通過研發經費投入、產學合作與創新平臺建設“協同聯合、共生演進”，以產、學、創互促發展驅動區域高水平創新。

組態3a原始覆蓋度為0.0974，表明該路徑可解釋約9.74%的區域高水平創新案例，經fsQCA運算，路徑典型案例為四川。

四川雖整體經濟實力不強，但堅持以全面創新改革作為引領全省發展的“一號工程”，依托全面創新改革試驗范區與創新型省份建設，出臺“科創十條”等政策文件，促使全社會研發投入力度提升至1.89%，領先多數地區；注重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引導企業牽頭組建產學研深度融合的創新聯合體，產學聯系強度僅次于遼寧；努力打造戰略科技支撐體系，省內科技企業孵化器達162家，數量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故四川能夠聯合研發經費投入、產學合作與創新平臺建設，實現創新實力邁上新臺階。此外，四川政府科研資金投入與國外技術引進力度均處于較高水平，為其創新能力建設“錦上添花”。

組態3b原始覆蓋度為0.0715，表明該路徑可解釋約7.15%的區域高水平創新案例，經fsQCA運算，路徑典型案例為陜西。

陜西作為科教大省與全國第三個創新型試點省份，在科技戰線上堅定不移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全社會研發投入占比達2.24%，位列全國第8；產學合作方面，陜西省科技廳聯合多部門實行“1155”工程，積極構建以企業為主體、產學研相結合的全鏈條產業技術創新體系，產學合作度位列全國第6；同時通過實施“雙創”升級行動，推動完善全鏈條創新型企業孵化體系，省內科技企業孵化器數量達107家，排名全國14，故陜西能夠利用研發經投入、產學合作與創新平臺建設，實現創新實力領先。特別的，陜西在經濟發展水平、人力資本集聚與政府資金投入方面均具有優勢，有效輔助陜西創新能力建設。

四、中國區域創新驅動效應實證分析

基于組態分析結果，進一步考察單一變量與組態路徑對區域創新的驅動效應，深化組態分析結果。

（一）單一變量對我國區域創新的驅動效應

運用stata15.0，探究單一解釋變量對區域創新的驅動效應。依據Hausman 檢驗結果，采用個體、時間雙固定模型進行實證檢驗，具體結果見表4。

表4 基準回歸

據表4 模型1，研發經費投入、人力資本集聚、政府資金支持、國外技術引進與經濟發展水平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表明這5 個要素均能正向促進區域創新能力提升。產業集聚力度、產學合作強度與創新平臺建設對區域創新存在一定促進作用，但回歸系數不顯著，可能是由于中國各地區在經濟基礎、資源稟賦等方面存在差異，創新發展側重點因地而異，導致產業集聚、產學合作與科技企業孵化器地區間差距較大，對創新能力促進作用不一，整體未能有效驅動創新。

（二）組態路徑對中國區域創新的驅動效應

由于fsQCA 所得路徑覆蓋度僅表示組態路徑對案例的解釋程度，無法衡量路徑對區域創新的驅動效應，故將組態路徑中包含的條件變量整合為單個變量，并與其余未包含在路徑中的解釋變量同時納入計量模型，以考察不同組態路徑對區域創新影響的邊際效應，具體結果見表4。其中，APATHit表示“產教融合型”路徑所包含條件變量的線性組合，B1PATHit、B2PATHit、B3PATHit表示“產業孵化型”路徑所包含條件變量的線性組合，CPATHit表示“產學研協同型”路徑所包含條件變量的線性組合。

據表4 模型2—6，組態路徑回歸系數均在1%水平下顯著為正，說明3 類路徑均為區域創新的有效驅動路徑?！爱a教融合型”驅動路徑所包含的研發經費投入、人力資本集聚、產業集聚力度、產學合作強度等6 個條件變量回歸系數總和為2.9785，低于變量組合后形成的組態路徑回歸系數3.3238；其余路徑包含的條件變量回歸系數總和也均低于相應組態路徑回歸系數；這表明相較于單一變量，多變量有機組合形成的組態路徑對區域創新驅動效應更高。進一步地，“產業孵化型”驅動路徑回歸系數（3.3650）最高，對區域創新驅動效應最強，“產教融合型”驅動路徑（3.3238）最弱。因此，在區域創新發展中，應通過科技企業孵化器與產業集群功能的有機銜接，串接區域產業孵化載體鏈，構筑有利于產業創新成長生態圈，服務科技成果轉化，以最大幅度地提升區域創新水平。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基于2017—2021 年全國30 個?。▍^、市）數據，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法（fsQCA），識別驅動區域高水平創新的多條組態驅動路徑，并進一步運用多元面板回歸考察單個條件變量及組態路徑對區域創新的驅動效應。研究結論與對策建議如下。

（一）結論

（1）必要性分析結果表明，研發經費投入為區域高水平創新的必要條件，其余變量均非必要條件，但產業集聚、國外技術引進與經濟發展對區域創新影響較大。（2）組態分析結果表明，存在3 類區域高水平創新驅動路徑：“產教融合型”“產業孵化型”“產學研協同型”。（3）單一變量回歸結果表明，研發經費投入、人力資本集聚、政府資金支持、國外技術引進與經濟發展水平對區域創新存在顯著正向影響，產業集聚、產學合作與創新平臺建設有一定程度的促進作用。（4）組態路徑回歸結果顯示，3 類路徑均能顯著促進區域創新能力提升，其中“產業孵化型”路徑邊際效應高于其他路徑。通過單個條件變量與組態路徑回歸結果對比，多變量的協同組合對區域創新驅動效應更強。

（二）建議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針對中國區域創新能力建設工作提出以下對策建議。

1.多措并舉，形成合力驅動區域創新

由組態分析結果可知，區域高水平創新是創新系統各要素協同作用的結果，具有多因共存與殊途同歸特征。一是制定區域創新發展政策時，需將局部優化思維轉變為組態協調思維，從整體治理視角出發，統籌兼顧研發經費投入、人力資本集聚、產業集聚等多要素全面發展，致力于加強要素間協同整合、聯動匹配與互補互動，充分發揮“1+1＞2”的協同優勢，推動區域邁上綜合型創新發展道路。二是通過研發投入、產學合作、孵化器建設、技術引進等多環節的有效串接，打造多層次、多聯系、網絡化的要素協同創新體系，促進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人才鏈深度融合，形成組態層面的創新合力，實現區域高水平創新。

2.揚長避短，因地制宜制定創新政策

由于要素配置與資源環境等方面存在限制，各地區無法兼顧所有要素同步發展，應結合自身屬性，因地制宜制定創新政策，構建區域創新提升組態路徑，精準高效地推動創新發展。一是對于創新發展各維度均較為成熟的地區，應通過提高政府補貼力度與鼓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保障區域研發經費投入；積極打造現代化產業園區，引導產業關聯度強的企業進駐，進一步推進產業集聚，并基于集聚區建設強化高校、企業創新合作，推動建立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產學創新聯合體，提升產學合作力度。二是對于政府科研資金投入不足，但在研發經費投入、產業集聚以及科技企業孵化器建設上優勢突出的地區，應采取減稅降費、專項融資、專項財政支持等創新激勵措施，鼓勵加大研發投入力度；通過改善投資環境與營商環境，推動市場一體化發展，優化產業共生環境，提升區域產業集群力量，并圍繞優勢主導產業集群加強科技企業孵化器布局力度。三是對于產業集聚處于低水平，但研發經費投入、產學合作與創新平臺建設完善的地區，應依托高研發經費投入力度，重點資助產學研合作項目，推動構建區域產學研聯盟；同時健全孵化器稅收補貼與專項資助制度，注重高層次人才引進，加快科技企業孵化器建設。

3.聚焦核心，充分激發區域創新動能

必要性分析結果表明，研發經費投入在所有路徑中均為核心條件；路徑回歸結果表明，“產業孵化型”路徑對區域創新的驅動效應最強。因此，要高度重視研發經費投入、產業集聚與科技企業孵化器建設在區域創新驅動中作用，聚焦核心要素，充分激發區域創新發展動能。為此，一是構建多層次科技金融服務平臺體系，為企業、研發機構等創新主體營造良好融資生態，積極推動資本市場融資，拓寬區域創新間接融資渠道；充分發揮財政政策的效力與引導力，通過定向補貼、稅收優惠等方式激勵，促進企業等創新主體提高研發資金，加速研發資本集聚。二是立足于產業集群的比較優勢，廣泛吸引產業發展資金、高層次人才、先進技術等要素集聚，圍繞重點產業布局資源，延伸、壯大產業鏈，做大主導產業、做精特色產業。三是加強孵化器間的聯系與合作，整合政、產、學、研、金等優勢資源，打造全鏈條孵化體系，提升孵化器創新能力和服務水平。在此基礎上，積極發揮研發投入、產業集聚等核心要素的主導優勢與輻射溢出效應，利用要素空間流動網絡，積極與人力資本、產學合作、國外技術引進等多環節建立聯結機制，引導政府、高校、研發機構、企業等主體廣泛合作，全方位賦能區域創新發展。

4.創新機制，完善區域協同創新體系

區域創新在空間中的關聯表現為知識、技術、人才等創新要素在空間中的擴散和溢出。隨著區域一體化的推進，創新要素跨區域制度性壁壘逐漸消除，但仍然存在一些體制機制障礙和隱性壁壘，需要創新機制構建共同參與、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協同機制。一是深化跨區域創新協作，鼓勵和支持企業跨區域使用科技創新券，支持高校、科研院所、重點實驗室為企業提供研發服務、大型儀器設備使用服務、檢驗檢測服務，實現要素自由流動和市場配置。二是支持科研人員深度參與產業創新活動，為科研人員轉化成果、創辦企業提供全周期、全方位服務，促進各類人才跨專業、跨領域、跨單位、跨區域開展產學研合作，推廣“科學家+工程師”科研攻關模式，加速科技成果轉化應用。三是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及促進各細分要素市場發展，建立并完善涵蓋多種要素的綜合市場，矯正要素市場扭曲，完善市場一體化建設，促進多種要素充分流動及市場化高效率共享使用，由此增加產業集聚、產學合作、孵化載體平臺等環節的互動渠道。四是構建合理的利益協調機制，兼顧區域內不同主體的利益訴求，確定合理的利益分配平衡點，通過保障企業、高校、研發機構等創新主體的合法權益與合理的利益分配，激發創新合作的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