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民族地區經濟互嵌式發展研究*

鄭長德

一、引言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各民族都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份子，脫貧、全面小康、現代化，一個民族也不能少；把各民族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確保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同全國一道實現全面小康和現代化（習近平，2019）。確保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同全國共同實現現代化，既要堅持加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發展，不斷消除發展中的不平衡和不充分，不斷滿足各民族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要使發展成果體現在實現中華民族一家親、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上。因此，如何在促進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同全國共同實現現代化進程中，增進各民族群眾“五個認同”，推動中華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強、凝聚力更大的命運共同體，是一個亟待回答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強調，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要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把民族團結進步事業作為基礎性事業抓緊抓好；出臺有利于構建互嵌式社會結構的政策舉措和體制機制（習近平，2019）。加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把促進各民族在經濟上相互嵌入、融合發展作為著眼點和著力點，是推進民族團結進步事業、實現各民族共同實現現代化的內在要求，有利于不斷夯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物質基礎。鄭長德（2022）基于歷次人口普查數據，構建了經濟互嵌式發展的框架，分析評估了各民族經濟互嵌式發展的進展。本文從地區的角度，分析少數民族聚居地區（民族地區）經濟互嵌式發展取得的進展、存在的問題，并提出政策建議。

二、多民族地區經濟互嵌式發展：相關研究與分析框架

從文化的角度看，世界上幾乎每一個經濟體都是文化多樣的，這體現在多個方面，如民族、種族、宗教、語言（包括方言）、地域等，特別是隨著國際、國內移民，這種多樣性有增無減。長期以來，關于文化多樣性的研究主要是文化學、社會學、政治學的論題。近年來，文化多樣性受到經濟學者的關注，側重于文化互動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相互作用：文化互動對經濟福祉水平和增長的影響，以及經濟條件對文化互動的影響。涉及的主題包括：微觀上，文化多樣性與經濟主體的行為，文化多樣性形成的微觀基礎；宏觀上，文化多樣性與經濟增長、收入分配、可持續發展等（［美］菲利普·阿吉翁，［美］史蒂夫·杜爾勞夫，2019；Alesina A and E La Ferrara，2005）。

互嵌或“嵌入性”（embeddedness），是不同事物之間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的一種結構關系，是新經濟社會學的一個核心概念，最早由卡爾·波蘭尼（Polany，1944）在《大轉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中提出，表示經濟是社會的一部分，從屬于政治、宗教和社會關系。美國社會學家格蘭諾維特（Granovetter，1985）在“經濟行動與社會結構：嵌入性問題”進行了進一步深入的研究，發展成了“嵌入理論”，成為所謂新經濟社會學的兩個主要理論概念之一。

從經濟上看，互嵌式發展是一個地區不同民族之間通過市場和非市場的經濟交易形成的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的關系?；谑袌鼋灰椎慕洕デ?，如各民族在產品市場、勞動力市場和金融市場上的交易，可以滿足各民族的多樣性偏好、要素的匹配；基于非市場的經濟互嵌，如公共產品供給、援助與轉移，可以實現公共產品均等化享有，助推內生能力提升，同時分享公平發展的紅利。經濟互嵌從微觀上主要表現為法人單位（主要是企業）就業的文化多樣性，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同一企業就業，共同創造價值，在家庭層面通過族際間通婚顯示出家庭文化的多樣性。在宏觀上，經濟互嵌在供給側表現出要素供給的文化多樣性，在需求側表現出需求的文化多樣性，如偏好的多樣性等；在人口構成上表現出民族構成的多樣性，在空間分布上表現出各民族交錯雜居，特別是各民族的城鎮化水平是經濟嵌入發展的重要方面。

一個地區各民族經濟嵌入的范圍、深度受很多因素影響，如民族政策、經濟發展水平、各民族教育水平等。借用格蘭諾維特的弱關系（weak ties）與強關系（strong ties）的劃分，根據經濟嵌入的深度，可以把經濟嵌入劃分為弱嵌入（weak embeddedness）和強嵌入（strong embeddedness）。各民族中，城鎮化程度高、散居的，嵌入程度高，可被視為是強嵌入；聚居的以農牧業為主、城鎮化水平低的，可被視為弱嵌入。

通過經濟互嵌式發展，不僅擴大了各民族（地區）的生產可能性曲線、選擇空間和技能、偏好的匹配空間，通過互嵌式發展過程中的“干中學”，各民族相互溢出，提高了各民族的選擇能力，而且還展現出不同民族之間形成的交往自由、相互包容的精神關系。具體來說，經濟嵌入發展，其一是共享，企業中的民族多樣性，可以實現文化的互補和共享共同的文化價值、共擔風險，從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微觀基礎；其二是匹配，經濟互嵌式發展，提高了技能匹配、偏好匹配的機會和質量，提高報酬遞增的程度；其三是學習，學習的基本特征是，在很多（如果不是絕大多數）情況下學習并不是個人行為，而是涉及和其他人的相互關系。經濟互嵌式發展，把有各自文化特點的不同民族人口集中到一起，有利于學習的進行，即知識與信息的生產、積累和擴散。通過這些機制，經濟互嵌式發展，有利于企業家精神和創新，從而對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是有利的?？傊?，經濟互嵌式發展提高了各民族當家作主的能力和水平，實現了公平發展，提升了共享公共產品的范圍和水平，從而有助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見圖1）。

圖1 經濟互嵌式發展：簡單框架

根據上面的分析，這里利用中國31個省級行政區的數據，把反映互嵌程度的指標（一個地區的民族構成多樣性和少數民族城鎮化水平）與反映企業家精神（用每萬人工業企業數代表）、創新（用每萬人授權專利數代表）和經濟發展水平（用人均地區生產總值代表）的指標進行簡單擬合，如圖2、圖3、圖4 所示，可以看出它們之間的正相關關系比較顯著。當然，有相關關系不一定就是因果關系，但至少可以表明，經濟嵌入程度與經濟發展、創新之間存在彼此促進的關系。

圖2 民族構成、少數民族城鎮化與人均地區生產總值

圖3 民族構成、企業密度與專利密度

圖4 企業密度、專利密度與少數民族城鎮化

三、民族地區經濟嵌入發展：現狀特點

根據上一節的分析框架，經濟嵌入發展表現在經濟發展、受教育程度、就業結構、城鎮化與民族構成等方面，本節以民族八省區為空間范圍，主要基于人口普查數據分析這些地區經濟嵌入發展的現狀特點。

1.經濟發展與經濟嵌入

基于市場的經濟發展，意味著分工的深化和市場交易范圍的擴大，這能更充分地挖掘和發揮經濟主體的比較優勢。20世紀90年代市場化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以來，民族地區與全國一樣，經濟發展取得了矚目的成就（鄭長德，2021），為各民族的經濟嵌入提供了豐富的經濟機會。

經濟發展過程同時也是結構變遷過程，這種結構變遷在產業發展上表現為生產要素從邊際產出低的部門向邊際產出高的部門的流動，具體就是非農產業的發展，包括非農業產值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的提高和非農業就業占總就業比重的上升（見表1），這大體上反映了各民族經濟嵌入的水平。

表1 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20年全國與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

2.消除絕對貧困、城鄉差距縮小與經濟嵌入

2012—2020 年，中國政府組織實施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力度最強的脫貧攻堅，到2020 年年底，現行標準下的9899 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民族地區向來是貧困人口集聚地區，呈現出“量大、面寬、程度深”的貧困特征，是全國脫貧攻堅的主戰場和全國脫貧任務最重的區域，2012 年年底，民族八省區有貧困人口3121萬人，占全國貧困人口的31.58%，貧困發生率21.1%，是全國10.2%的2倍多。2012—2020年的脫貧攻堅，民族八省區每年減少的農村絕對貧困人口數平均在400 萬人以上，到2020 年，消除了困擾各民族數千年的農村絕對貧困，這是史無前例的偉大成就（《人間奇跡》編寫組，2021）。在精準扶貧和精準脫貧的過程中，政府強力推進，各民族人民廣泛主動參與，主動作為，極大地提高了經濟互嵌式發展的范圍和程度。

精準扶貧和精準脫貧提高了農村貧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的收入水平和自我發展能力，民族八省區城鄉差距持續縮?。ㄒ姳?）。

表2 2013—2020年全國與民族八省區城鄉收入比變化

3.人口受教育程度與經濟嵌入

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是人口素質提升的重要標準和人口現代化程度的重要標準，是經濟互嵌式發展的重要引擎。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指某一特定年齡段人群接受學歷教育（包括普通教育和成人學歷教育，不包括各種非學歷培訓）的年限總和的平均數，是測度人力資本總量水平的一個重要指標。表3 報告了根據人口普查數據計算的結果?？梢钥闯?，中國公共教育的發展成效顯著，民族地區平均受教育年限持續提高，不過與現代產業所要求的學歷門檻還有一定的差距，在實現了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后，持續加大高中及以上和職業技術教育的投入力度，不斷縮小教育質量缺口。

表3 1990年、2000年、2010年及2020年全國及民族八省區受教育程度 單位：年

人口受教育程度在結構上還可以區分為技能勞動力與非技能勞動力。本文定義的技能勞動力包括人口中接受過大學?？?、大學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人口，余下的就是非技能勞動力。由表3可知，1990 年以來，無論是全國總人口，還是民族八省區人口，技能人口占比都有很大提升，這得益于各級教育水平的提升。

4.就業結構與經濟嵌入

就業嵌入是經濟嵌入最直接的重要形式。不同產業和職業的技能要求是不同的，一般而言，非農就業和腦力勞動要求的學歷門檻較高，也是經濟互嵌發展程度的一個重要表征。

經濟發展在結構變遷方面的一個重要表現是第一產業從業人口占總從業人口的比重下降，非農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從業人口的比重上升。全國和民族八省區的就業結構變遷也符合這一趨勢。不過，民族八省區與全國比較，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就業比重高，而技術要求高的第二產業就業比重偏低。特別是制造業就業，既是就業嵌入式的反映，也對就業人口技能有門檻要求。圖5 說明，民族八省區制造業就業比例低于全國水平，而且四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1990 年以來，廣西、貴州、云南制造業就業比重有上升外，其余省區制造業就業比重在下降。

圖5 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20年全國和民族八省區制造業就業占比

人口的職業結構是指全部就業人口中從事各類職業的人口的比例，反映了一個人口群體的經濟互嵌式發展水平，同時也反映了勞動者所處的社會地位和社會境遇。在中國的人口普查中，按職業劃分的七大類職業中，可以區分出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兩類①。一般地說，腦力勞動者受教育程度高、城鎮化水平高，主要從事的非農職業，因此經濟嵌入程度高。表4列出了根據幾次人口普查數據計算腦力勞動者占比和職業的多樣化指數。其中的職業多樣化反映了勞動者在七大類職業的分布散度?？梢钥闯?，全國和民族八省區腦力勞動占比在提高，職業多樣化程度也在增加。

表4 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20年全國和民族八省區腦力勞動者占比與職業多樣化

5.民族構成、城鎮化與經濟嵌入

一個地區民族構成和城鎮化水平的變化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經濟嵌入的程度。首先，從少數民族人口占地區總人口的比例看，1990年以來，全國從1990 年的8.01%提高到2000 年的8.47%、2010 年的8.49%、2020 年的8.89%。民族八省區中，與2010 年比較，2020 年少數民族人口占比略有增加的是內蒙古、廣西、貴州、青海、寧夏，其余省區略有降低（見表5）。

表5 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20年全國及民族八省區民族構成的變化

如果考察一個地區55個少數民族的構成情況，這里利用地區民族構成多樣性指數，該指數定義為：

式（1）中，EDI為地區民族多樣性指數，ni是第i個民族人口占地區少數民族人口的比例。計算結果表明，2020年全國民族多樣性指數為0.9225。民族八省區中，內蒙古為0.2995，廣西為0.2918，貴州為0.8215，云南為0.8479，西藏為0.0412，青海為0.6225，寧夏為0.0503，新疆為0.3775。與2010年比較，絕大多數地區民族構成的多樣性在增加，說明嵌入程度在提高（見表5）。

各地區民族構成的多樣性與經濟發展水平、城鎮化和少數民族人口受教育程度間關系明顯。鄭長德（2015）的研究表明，地區民族構成多樣性指數與地區人均地區生產總值間有明顯的正相關關系，與地區少數民族人口城鎮化水平呈現出正相關關系，受教育程度和技能勞動力占比也與地區民族多樣性指數間有正相關性。這些關系實際上是容易理解的，一方面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區，同時也是城鎮化水平高的地區，經濟機會豐裕，對各民族人口的吸引力大；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高、有技能的人口流動和遷移的動力強，這兩個方面的因素相結合，因此，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區，少數民族城鎮化水平高、受教育程度高和技能水平高的地區，民族構成的多樣性高。

經濟互嵌式發展的重要表現和主要動力是城鎮化。城鎮化既是經濟社會活動從農業向非農業的轉化的過程，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的水平，城鎮化大體上可以區分出人口城鎮化、土地城鎮化、產業城鎮化等方面。全國城鎮化的發展是各地區城鎮化發展的結果，同時各地區的城鎮化又從全國城鎮化的發展中獲得溢出效應。表6給出了全國與民族八省區人口城鎮化?？梢钥闯?，1990年以來，全國及民族八省區總人口、漢族人口和少數民族人口的城鎮化水平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特別是進入21 世紀以來，城鎮化速度加快。

表6 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20年全國與民族八省區人口城鎮化 單位：%

表7 給出了1990—2000 年、2000—2010 年、2010—2020 年三個時期全國和民族八省區人口城鎮化、土地城鎮化（建成區面積）、產業城鎮化（非農產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比例）的增長態勢。通過這些數據，可以對一個地區城鎮化速度有比較綜合的認識。如從全國看，土地城鎮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鎮化，人口城鎮化又快于產業城鎮化。民族八省區在不同時期，人口城鎮化、土地城鎮化和產業城鎮化增長各有特色。

表7 1990—2000年、2000—2010年和2010—2020年全國與民族八省區城鎮化的增速 單位：%

四、促進民族地區經濟嵌入發展：問題與限制

前文的分析表明，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歷史性成就，分享了重大的“發展紅利”，經濟嵌入程度也有大幅度提升，但有效縮小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差距，進一步深化經濟嵌入發展水平，還面臨一系列約束和問題。

1.擴大中的多維發展差距，制約互嵌式發展的范圍

從發展結果指標看，西部大開發以來，民族地區與全國平均水平比較，相對差距有所縮小，絕對差距尚在擴大（鄭長德，2020），考慮到發展的綜合性和態勢，民族地區與全國的發展差距呈現出多維發展差距，而且既有的發展差距尚未消除，又有了新的發展差距，如數字差距（見表8）。

表8 2020年民族八省區的相對發展水平

當前，民族地區發展相對滯后，與發達地區發展差距拉大，仍是阻礙各民族經濟互嵌式發展的主要因素。民族省區與其他地區，民族地區內部各地，包括各民族省區省會城市和其他城市，各省區少數民族聚居區與其他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不同程度存在。人口較少民族地區發展不充分。邊境地區與內地協同發展不足（鄭長德，2022）。

2.多維相對貧困嚴重，制約著經濟互嵌式發展的深度

與“多維欠發達”相聯系的“多維相對貧困”。共同走向小康解決的是區域性整體貧困問題，主要解決了生存問題，接下來要解決的主要是發展問題和發展成果的共享問題。

民族地區是中國相對貧困治理和鞏固脫貧成果的重點和難點地區。據中國科學院樊杰等（2020）的估計，中國相對貧困人口的絕對數量在2億—3億人的規模，集中分布在三級階梯的過渡帶、新疆南疆和青藏高原，這里主要是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從各省份的相對貧困發生率（相對貧困地區人口占總人口比重）上看，甘肅、貴州、云南不僅相對貧困發生率高（＞30%），而且相對貧困人口規模均大于1000 萬人；青海、西藏、寧夏、新疆等省份的相對貧困發生率也都在30%以上。這些地區的相對貧困，除收入外，還包括許多非貨幣的維度，如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因此，反貧困從解決生存需求轉變為解決發展需求，經濟扶貧轉到多維扶貧，從數量型扶貧到質量型扶貧，重視發展能力貧困、精神貧困等，破除多維發展陷阱是重點。

3.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質量差距較大，制約經濟互嵌發展的質量

近年來，民族地區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取得長足進展，基本公共服務數量共享差距顯著縮小，但與發達地區差距較大，與各民族人民的需要相比，供給不足、質量不高，城鄉之間、區域之間差異明顯。民族地區交通運輸條件有了很大改善，基本實現從“難”到“通”的轉變。但還存在交通體系不完善、線路結構不均衡、運輸供給不高效、運輸速度還不快、安全性有待提升等突出問題。據調查，民族地區基礎設施通達程度低主要表現在鄉鎮村層面與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公用設施和公共設施，交通基礎設施不足主要表現為高速鐵路建設和進村入戶的道路建設。交通基礎設施中高速鐵路、高速公路已經成為中國各地區發展的重要驅動，數據分析顯示高速鐵路與高速公路與經濟發展水平高度相關，而民族地區處于弱勢地位。

在教育、醫療衛生等領域，除個別地理條件特別復雜的邊遠地區外，數量共享已基本實現，質量方面的差距比交通基礎設施質量的差距還大，各?。▍^）許多有條件的家庭都把子女送到省城或教育質量好的地區就學，就是典型證明。數據分析顯示，各地區普通小學、普通初中和普通高中的平均就學半徑與貧困發生率、文盲率顯著正相關，與農民收入、平均受教育年限顯著負相關。就醫難的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省城大醫院人滿為患。

4.互嵌式發展的空間格局不經濟：首位城市獨大，空間集聚程度低

經濟嵌入發展在空間上要求包容性的空間結構（集中均衡式的空間發展模式）。民族地區主要位于“胡煥庸線”西北地區，距離沿海地區和核心區的空間距離遠，地域遼闊，地表起伏大，水土熱組合不佳，總體上處于地理不利地區，空間格局不經濟成為發展的關鍵限制因素（鄭長德等，2014），突出表現為密度低、距離大、分割嚴重，區內發展不平衡程度高。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以來，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使空間不經濟有了很大的改變，但在全國總體格局中，西部地區的空間不經濟的限制作用仍很突出（見表9）。

表9 2020年全國與民族八省區的距離—密度—分割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的研究表明，多民族聚居的民族八省區經濟嵌入發展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也面臨一些約束，進一步深化經濟嵌入發展，還有很大的空間。在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和加大力度支持民族地區加快發展的過程中，應把推動經濟互嵌發展，促進各民族共同實現現代化作為著眼點和切入點。

1.支持民族地區加快發展，進一步提升經濟互嵌水平

總體上，民族八省區在中國大陸的發展水平排序中，處于后40%之列，而且這種發展差距是多維的，有些方面的發展差距還在擴大。因此，必須支持民族地區加快發展，著力實現民族地區城鄉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長，提升經濟互嵌發展水平。為此，應加強頂層設計，完善支持政策體系，從國家戰略高度研究部署推動經濟互嵌發展，促進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共同走向實現現代化；政策支持從“單向扶持型”轉向“關系促進型”；把促進經濟嵌入發展納入國家規劃中。

2.持續支持基礎設施建設，降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各種成本

基礎設施持續提升依然是民族地區互嵌式發展和共同走向現代化的主要著力點?；诿褡宓貐^基礎設施建設取得的成就與存在的差距，中央政府和對口支援相關各方擬繼續加強對民族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的支持力度，著力于提升基礎設施的質量和普惠性。通過西部陸海新通道的建設提升民族地區與其他地區的一體化水平，著力于提質量，增速度，進一步降低阻礙發展的各種交易成本；通過鄉村村組道路網絡化，實現區內的一體化。同時進一步加快其他基礎設施的建設，實現各類基礎設施質量、效率的提升。

3.持續加強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提高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質量

各民族共享高質量基本公共服務是經濟互嵌式發展的基礎和重要標志。民族地區基本公共服務的數量供給已有根本改進，但在供給質量方面差距還較大。因此，必須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導向，持續加強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著力提高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質量（鄭長德等，2021）。將教育發展目標從重教育數量轉向教育數量和質量并重；多渠道完善師資隊伍數量和結構；持續加強民族地區醫療衛生事業發展，完善公共衛生體系建設，同時進行公共衛生普查，摸清各項數據，有力、有效預防，以提高改善各族人民健康水平。

4.深度對接和融入國家區域發展戰略，在協調發展中推進經濟互嵌式發展

解決好區域間及區域內發展不協調問題，使民族地區深度融入全國區域經濟網絡，為各民族在經濟上互嵌融合發展提供有利的空間條件。區域協調發展是推動民族地區互嵌式發展、共同現代化的戰略支撐。根據民族地區的區位、稟賦結構和發展階段，民族地區區域協調發展一方面要積極對接和融入國家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另一方面要按照集中均衡開發模式，引導人口和經濟活動向重點開發區域及區域性中心城鎮集聚，而基本公共服務產品的供給實現空間上的均等化。依托重點交通軸線，以城市群為核心發展經濟支撐帶（區），促進人口集聚，在集聚中實現互嵌。以區域發展總體戰略為引領，主動融入國家級經濟帶建設，同時根據民族地區的發展階段和稟賦結構的變化，著力構建新的經濟支撐帶。以城市群為核心促進經濟集聚，發展北部灣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黔中城市群、滇中城市群、寧夏沿黃城市群、蘭州-西寧城市群、天山北坡城市群；建設國家門戶城市、國際旅游城市。

5.利用動態比較優勢的變化，提升產業的嵌入性和融合發展水平

通過產業互嵌融合，形成產業共同體，從而推動民族地區建設現代產業體系，升級產業結構，促進經濟互嵌。目前現代產業鏈向民族地區延伸不夠，民族地區現代產業發展水平低，特別是過早去制造業化（鄭長德，2014）。推動民族地區經濟互嵌式發展，必須促進民族地區產業高質量融合發展。根據民族地區的地理稟賦與在全國主體功能區中的地位和世界與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支持旅游業、民族文化產業、生態康養產業的發展。促進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特別是資源型產業的升級，用數字經濟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包括民族特許品）的生產以及讓這種新的數字技術來加強營銷和創造新的業態，讓傳統產業能夠在新工業革命時代煥發新生。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壯大。民族地區地域遼闊，資源豐裕，產業發展上，考慮到民族地區的生態功能，一是對到民族地區投資的企業實施投資補貼，二是把對口支援和產業轉移相結合，在援助地區建立受援地飛地工業園區。大力發展數字經濟，優化發展格局，為實現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共同走向現代化和互嵌融合發展提供新動能。

6.互嵌導向型的對口支援與合作政策，著力提高民族地區互嵌發展的內生潛力

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習近平，2022）。充分考慮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的實際，統籌城鄉建設布局規劃和公共服務資源配置，完善政策舉措，營造環境氛圍，逐步實現各民族在空間、文化、經濟、社會、心里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習近平，2022）。在轉移支付方面，對民族地區的轉移支付，除收入性轉移支付外，宜強化對民族地區人力資本積累、生態保護和區域創新方面的傾斜，提高發展型轉移支付的比重。在發展援助方面，過去強調供給側支援（援助），著力于稟賦結構提升（基礎設施建設、人力資本投資等）；今后在強調供給側對口支援的同時，宜把需求側的支援（援助）放在重要地位，著力擴大民族地區的市場范圍［消費援助（消費扶貧）、商業模式推廣等］。在援助地區建立受援地工業園（飛地經濟）是把供給側與需求側結合起來的對口支援的理想方式。

注釋

①腦力勞動者包括國家機關、黨群組織、企業、事業單位負責人，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和有關人員。體力勞動者包括：商業、服務業人員，農、林、牧、漁、水利業生產人員，生產、運輸設備操作人員及有關人員，不便分類的其他從業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