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資產配置、管理創新與成本粘性

范合君，鄭 錚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 工商管理學院，北京 100070）

一、引言

數字資產配置是當今推動實體企業發展的重要支撐。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要“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在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中，數據被確認為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和管理之后的第七種生產要素，反映了當前支撐經濟社會發展的經濟要素開始發生重大變革。數字資產配置有助于企業整合利用多方數據要素資源，推動生產經營流程的再造，從而引發企業內部的數字化變革①陳冬梅，王俐珍，陳安霓：《數字化與戰略管理理論——回顧、挑戰與展望》，《管理世界》，2020年第5期。，而數字化變革最為直接的影響就是企業的成本變動。在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加劇和行業“內卷”愈加激烈的背景下，實現對外部環境的敏捷響應，靈活調控經營成本，對企業生存及長期發展至關重要。成本粘性導致了企業成本的“易升難降”，顯著加劇了企業在當前環境下的經營風險②耿云江，王麗瓊：《成本粘性、內部控制質量與企業風險——來自中國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會計研究》，2019年第5期；王玨，肖露璐：《股權集中度、成本粘性與企業風險》，《財會通訊》，2017年第27期。。近年來，面對外部事件的沖擊與原材料價格的上漲等問題，企業的利潤空間極大壓縮，嚴重阻礙了實體企業的發展。例如，上市企業桃李面包出現了連續十期的凈利潤下滑，成本粘性問題日益凸顯。在此情境下，許多實體企業開始探索通過配置數字資產來積極應對不斷變化的市場環境，提升成本調整的靈活性和及時性，從而突破經營困局，實現新的收入增長。數字資產配置為緩解企業成本粘性問題，助力實體企業發展提供了新的途徑。因此，在當前背景下探究數字資產配置對企業成本粘性的影響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際意義。

有關成本粘性的形成動因，已有研究主要將其歸結為三個方面的影響，即資源調整成本過高①孫錚，劉浩：《中國上市公司費用“粘性”行為研究》，《經濟研究》，2004年第12期。、管理層樂觀預期②梁上坤：《管理層過度自信、債務約束與成本費用粘性》，《南開管理評論》，2015年第18期。以及代理問題③BANKER R.，BYZALOV D.，PLEHN-DUJOWICH J.，Demand Uncertainty and Cost Behavior，The Accounting Review，Vol.89，No.3，2014，pp.839-865.。以上研究為探究成本粘性現象提供了三大視角，然而仍存在可以進一步拓展的空間。文獻回顧發現，現有研究尚未考慮企業發生的生產經營方式變革，尤其是數字資產配置帶來的企業內部變革對成本粘性的影響。企業智能平臺、資源管理系統、數據分析軟件等數字資產配置改變了企業傳統的經營運作方式，重新搭建了企業內各部門之間以及與企業外供應商、客戶之間的溝通協作模式，推進實體企業的生產經營邁向數字化、敏捷化與定制化④ELLER R.，ALFORD P.，KALLMüNZER A.，PETERS M.，Antecedent，Consequence，and Challenge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 Digitaliza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Vol.112，2020，pp.119-127.?；诖?，數字資產配置必然會影響到企業的資源調整決策，進而改變成本粘性，然而目前鮮有文獻探究兩者之間的關系及其作用機制。

基于上述研究缺口，本研究將企業的生產經營變革考慮進來，探究數字資產配置將如何影響企業的資源調整決策，即成本粘性問題。本文旨在研究：（1）數字資產配置能否有效抑制成本粘性？（2）數字資產配置影響成本粘性的作用渠道是什么？（3）數字資產配置對成本粘性的作用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本文以2016—2021年滬深A 股上市企業為研究樣本，實證檢驗數字資產配置對成本粘性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并進一步探討了供應鏈集中度、信息共享意愿、高管財務和數字背景與企業生命周期的異質性作用。

本文的邊際貢獻主要體現在：第一，基于管理創新視角，實證檢驗了企業數字資產配置對成本粘性的抑制作用及其渠道，即數字資產配置通過推動企業運營流程創新降低了成本粘性；第二，揭示了供應鏈集中度、信息共享意愿與高管財務及數字背景在其中發揮的異質性作用。第三，拓展了成本粘性前置影響因素研究，驗證了企業配置數字資產的實際效果，為改善管理層不對稱的資源調整行為、提升資源配置效率與成本管理效果提供了新的路徑與啟示。

二、文獻回顧與假設提出

（一）成本粘性的相關研究

成本粘性（Cost stickiness）是管理會計領域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成本粘性的概念源于成本習性（Cost behavior），即企業成本可分為變動成本、半變動成本與固定成本，其表達了企業成本與業務量之間的變動關系。在傳統的成本模型中，成本隨著企業業務量上升和下降而變動的比例應當是相同的。然而，Anderson等通過大樣本實證檢驗發現，在業務量下降時企業成本向下調整的幅度會小于業務量上升時向上調整的幅度，從而發現了成本粘性的存在⑤ANDERSON M.，BANKER R.，JANAKIRAMAN S.，Are Selling，General and Administrative Costs “Sticky”？The Accounting Review，Vol.41，No.1，2003，pp.47-63.。成本粘性的出現揭示了實踐中管理層對企業資源的刻意調整行為。隨后，學者們對成本粘性產生的原因展開了廣泛的討論?；诂F有研究，成本粘性的影響因素可大致歸結為三類，包括資源調整成本、管理層預期以及代理問題。由于調整成本的存在，管理層在做出資源調整決策時會權衡企業在未來業務量上升時發生的調整成本與保留現有資源所產生的運營成本的大小。因而，當企業面臨的資源調整成本較高時，管理層更傾向于在業務量下滑時繼續保留現有資源以避免未來過高的調整成本，從而產生了成本粘性①權小鋒，朱宇翔：《“員工關愛”文化、成本粘性與公司績效》，《財貿經濟》，2022年第7期。。此外，管理層對企業未來業績的預期同樣會影響成本粘性。當管理層對企業未來業績持樂觀預期時，會導致企業成本粘性較高，反之會降低成本粘性②王菁華，畢超：《訴訟風險如何影響企業費用粘性？——來自中國上市企業的證據》，《會計研究》，2022年第12期。。此外，代理問題也是導致成本粘性的主要原因之一。研究發現，提升企業內部治理水平可以弱化代理問題，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成本粘性③張路，李金彩，張瀚文等：《管理者能力影響企業成本粘性嗎？》，《會計研究》，2019年第3期。。然而，以上研究均未考慮企業內部數字化變革帶來的重要影響。隨著企業加強數字資產配置，傳統的生產經營模式被打破，數字技術賦能的管理創新能否有效緩解企業在傳統經營模式下的成本粘性問題，目前鮮有學者對此展開探索。

（二）數字資產配置的相關研究

數字資產配置為企業加強生產制造、供應鏈管理、市場營銷等全過程成本控制，實現精細化管理提供了數字技術基礎。在數字技術廣泛應用的背景下，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企業配置數字資產帶來的實際影響。研究發現，數字資產配置有助于提升企業生產經營效率④趙宸宇，王文春，李雪松：《數字化轉型如何影響企業全要素生產率》，《財貿經濟》，2021年第7期；劉淑春，閆津臣，張思雪，林漢川：《企業管理數字化變革能提升投入產出效率嗎》，《管理世界》，2021年第5期。，降低交易成本⑤袁淳，肖土盛，耿春曉等：《數字化轉型與企業分工：專業化還是縱向一體化》，《中國工業經濟》，2021第9期。，增加經濟效益⑥何帆，劉紅霞：《數字經濟視角下實體企業數字化變革的業績提升效應評估》，《改革》，2019年第4期；荊浩，陳思睿，馬佳：《企業數字化轉型績效影響因素組態路徑研究》，《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2022年第3期。并推動企業成長⑦倪克金，劉修巖：《數字化轉型與企業成長：理論邏輯與中國實踐》，《經濟管理》，2021年第12期；黃大禹，謝獲寶：《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市場價值的影響和機制研究——基于中國上市企業的經驗證據》，《亞太經濟》，2022 年第6期；葛永波，徐巳萍，孔曉冉：《數字化轉型對股價特質性波動的影響研究》，《珞珈管理評論》，2022年第6期。。對于實體企業而言，數字資產配置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改善企業內部管理，從而提升企業應對復雜多變的市場環境與激烈的行業競爭的能力，增強企業韌性與敏捷性。企業內部管理效率的提高可以直接反映在成本調整的靈活性上，即當業務量發生波動時，管理層能夠及時做出合理的資源調整決策，削減不必要的成本支出，助力企業平穩度過需求下降的時期。然而，既往研究主要關注了數字資產配置如何有效降低企業成本，卻忽略了對成本行為層面的影響，即在外部需求發生變化時，管理層如何進行成本調整決策。因此，本文將研究問題聚焦于數字資產配置對企業成本粘性的影響。

（三）研究假設

數字資產配置有助于企業實現柔性生產、增強市場需求適配能力，促進產銷協同、供需匹配，從而降低成本粘性。在企業實踐中，依托于企業資源計劃系統、決策支撐系統等數字資產配置，企業可以對訂單、采購、庫存、供應商與客戶關系進行數字化管理，支撐和服務資金鏈、供應鏈、要素鏈、業務鏈的精準化匹配。在此基礎上，企業的資源調整成本得以大大降低，使得管理層能夠在面臨業績下滑時作出更為有效的資源調整決策，從而達到抑制企業成本粘性的效果。具體而言，數字資產配置對于企業成本粘性的影響可以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在生產成本方面。數字資產配置為企業實現柔性化生產、智能化制造和精益化管理提供了技術基礎，有助于企業對生產安排及生產流程進行實時控制，及時識別生產運營過程中的冗余資源與非增值活動⑧喬非，孔維暢，劉敏等：《面向智能制造的智能工廠運營管理》，《管理世界》，2023年第1期。，使得在企業面對需求下滑時能夠對生產資源進行合理削減。此外，數字資產配置能夠助力企業及時捕捉并分析市場動態，提高企業預測未來業績變化的準確性⑨呂可夫，于明洋，阮永平：《企業數字化轉型與資源配置效率》，《科研管理》，2023年第8期。。因此，管理層可以更加著眼于市場當下的實際情況，在必要時及時削減冗余的生產資源，從而緩解傳統生產模式中出現的產能過剩問題，達到抑制成本粘性的效果。

其二，在人力成本方面。數字資產配置同樣帶來了企業的勞動力變革，企業生產經營中重復性的人工活動可以通過配置數字資產來實現技術替代①王林輝，胡晟明，董直慶：《人工智能技術、任務屬性與職業可替代風險：來自微觀層面的經驗證據》，《管理世界》，2022 年第7 期；戚聿東，丁述磊，劉翠花：《數字經濟背景下互聯網使用與靈活就業者勞動供給：理論與實證》，《當代財經》，2021年第5期。。在此前提下，企業可以減少對傳統用工的需求量，有助于提升用工靈活性，從而拓寬了人力成本的收縮空間。這使得企業在人力資源調整的靈活度上也得以提升，減少了企業在人力等固定資源承諾上的浪費，提升了企業生產線和勞動力資源的配置效率，從而有效抑制企業成本粘性的產生。

其三，在協調成本方面。數字資產配置有助于實現數據要素在供應鏈各環節間的加速流動。借助數字化信息共享平臺，企業內外部間可實現數據的實時共享與資源的及時調動，提升信息與資源在供應鏈條上的交換頻率與速度②趙玲，黃昊：《企業數字化轉型、供應鏈協同與成本粘性》，《當代財經》，2022年第5期。，有效降低了企業間的協調成本。因此，在面臨需求下滑時，企業可以減少不必要的專用性投資與庫存積壓，提升資源調整的及時性，從而緩解企業成本粘性。根據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假設H1：數字資產配置能夠有效抑制企業成本粘性。

隨著企業加強數字資產配置，數字技術應用滲透到企業生產經營的各個環節，傳統的運營流程與先進的數字技術之間的不匹配，必然會推動企業進行運營流程創新。一方面，在企業生產端。根據我國工業和信息化部統計，截至2022 年底，全國工業企業關鍵工序數控化率和數字化研發設計工具普及率達到58.6%、77.0%。以三一集團為例，基于數字資產配置，三一集團建立了三維仿真的流程規劃，以此實現多車間協同、執行一體化的柔性化生產模式，生產效率、物流配送效率得以提高③戚聿東，肖旭：《數字經濟時代的企業管理變革》，《管理世界》，2020年第6期；袁朋偉，張陽陽，董曉慶：《中國城市數字經濟的聯系強度與時空特征研究》，《貴州社會科學》，2023年第8期。。由此可見，數字資產配置有效推動了企業在運營流程上的數字化變革，助力企業實現智能制造、無人工廠等創新的生產方式。另一方面，在市場需求端。數字資產配置催生出智能營銷、數字營銷等流程創新，使得客戶參與企業生產活動成為可能④朱國瑋，高文麗，劉佳惠等：《人工智能營銷：研究述評與展望》，《外國經濟與管理》，2021年第7期。?；跀底只倪\營流程，企業可以及時捕捉到市場中的需求變動，以客戶需求為中心，拉動企業進行定制化、柔性化生產。

基于以上運營流程創新的實現，管理層可以及時了解一線運營情況并捕捉市場中的需求波動，生產安排與資源調整變得更加敏捷。在面對業務量變動時，管理層能夠根據鏈條上的信息快速地做出反應，從而全面提升資源周轉效率，解決企業資源閑置、存貨積壓等生產運營問題。綜上，數字資產配置帶來的運營流程創新有助于企業實現供需匹配、產銷協同，使得管理層在面對業績下滑時能夠及時做出合理的資源調整決策，從而達到抑制企業成本粘性的效果。據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假設H2 ：數字資產配置通過運營流程創新抑制企業成本粘性。

數字資產配置為商品展示、服務等場景以及采購、物流、供應鏈等中后臺提供了數字支撐，企業從而能夠實現全渠道、全場景的系統感知、數據分析、智能決策與及時處理。依托于數字資產配置，企業可以結合自身業務特點，利用數字技術開發打造“智能投顧”“智能醫療”“智能交通”等全新商業模式①胡青，徐夢周：《從認知到執行：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績效實現》，《科學學研究》， 2023年3月13日網絡首發。。例如，面對線上商家帶來的沖擊，零售企業天虹數科基于技術團隊研發的“天虹APP”，整合打通了線上線下全渠道經營，開拓了全新商業模式“天虹到家”②王子陽，魏煒，朱武祥等：《商業模式視角下的天虹數字化轉型路徑探索》，《管理學報》，2020年第12期。。數字資產配置有效推動了天虹的傳統零售模式轉型，從而邁向線上線下一體化的智慧零售新階段。

商業模式的創新使得企業能夠拓寬數據獲取渠道，以市場中實際的客戶需求為驅動力，實現企業資源的高效使用，從而擺脫傳統資源與能力的約束③陳冬梅，王俐珍，陳安霓：《數字化與戰略管理理論——回顧、挑戰與展望》，《管理世界》，2020年第5期。。因而，在全新的商業模式下，面對市場中需求多樣性和波動性的提升，企業可以利用數字技術為消費者提供個性化的產品和服務，減少企業的資源閑置與浪費，極大提升了資源的利用效率，從而緩解企業成本粘性。據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假設H3 ：數字資產配置通過商業模式創新抑制企業成本粘性。

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圖1所示。

圖1 研究框架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自2016年起，我國提出數字化發展戰略，推動重要產業向智能化產業經營管理模式轉型，數字經濟得到蓬勃發展。因此，本文選取2016—2021 年滬深A 股上市企業為研究樣本，實證檢驗數字資產配置對于成本粘性的影響。本研究的企業數據主要來源于國泰安（CSMAR）數據庫，包括財務報表數據以及企業性質等相關信息。與現有成本粘性研究的文獻保持一致，本文對樣本數據按如下規則做出進一步篩選：剔除樣本期內被ST、*ST、PT 的企業樣本；剔除金融行業的企業樣本；剔除數據有缺失或極端值的企業樣本。經過篩選，最終得到16，540 個樣本觀測值。同時，為消除異常值的影響，本文在后續分析中均對連續變量進行上下各1%水平的Winsorize處理。

（二）模型構建

為檢驗數字資產配置對企業成本粘性的影響，借鑒楊國超等學者的方法①楊國超，鄺玉珍，李秉成：《成本粘性對企業價值的長短期影響》，《會計研究》，2022年第8期。，本文構建模型（1）驗證研究假設：

（三）變量定義

1. 被解釋變量

本文被解釋變量為企業成本粘性（Sticky）。成本粘性的衡量方法主要包括ABJ 模型②ANDERSON M.，BANKER R.，JANAKIRAMAN S.，Are Selling，General and Administrative Costs “Sticky”？The Accounting Review，Vol.41，No.1，2003，pp.47-63.和Weiss模型③WEISS D.，Cost Behavior and Analysts’Earnings Forecasts，The Accounting Review，Vol.85，No.4，2010，pp.1441-1471.兩種，兩種方法的測度方式不同。其中，ABJ模型采取的是間接測度方法，無法衡量單家企業的成本粘性水平。Weiss 模型采用的是直接測度方法，能夠以季度數據量化單家企業的成本粘性水平④陳娟，楊超，李夢瑤等：《成本費用粘性對審計師行為的影響研究》，《審計研究》，2023年第3期。。為了從微觀企業層面探究數字資產配置對成本粘性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本文借欒甫貴等學者的研究⑤欒甫貴，趙康樂，梁日新等：《多個大股東影響企業成本粘性嗎？》，《經濟與管理研究》，2022年第12期。，使用Weiss 模型的直接測度方法量化計算企業的成本粘性程度，構建模型（2）如下：

公式中i表示樣本企業，down和up表示樣本企業當年四個季度中接近期末營業總收入下降的季度和營業總收入上升的季度；Cost表示該季度營業總成本的增減量，其中，營業總成本包含財務報表中的營業成本和期間費用；Sale表示該季度營業總收入的增減量。當Sticky結果為負值時，表明企業營業收入下降時成本減少的幅度小于營業收入上升時成本增加的幅度，即企業存在成本粘性。該值越小，表明企業的成本粘性程度越強。為了便于實證檢驗數字資產配置對成本粘性的抑制作用，本文對Sticky取相反數。因此，當Sticky為正且數值越大時，說明企業的成本粘性水平越高。

2. 解釋變量

本文解釋變量為數字資產配置（Digital）。借鑒祁懷錦⑥祁懷錦，曹修琴，劉艷霞：《數字經濟對公司治理的影響——基于信息不對稱和管理者非理性行為視角》，《改革》，2020年第4期。和張永坤⑦張永珅，李小波，邢銘強：《企業數字化轉型與審計定價》，《審計研究》，2021年第3期。的研究，本研究中的數字資產配置采用上市企業報告附注披露的年末無形資產明細中與數字資產配置相關部分占無形資產總額的比例來衡量。具體地，當無形資產明細中包含“管理系統”“智能平臺”“客戶端”“軟件”“網絡”等與數字資產配置相關的關鍵詞時，將該明細項目界定為“數字資產配置”。在此基礎上，對同一企業同年度的多項數字資產配置加總，計算其占本年度無形資產的比例，即為企業數字資產配置的代理變量。

3. 控制變量

為控制其他因素對成本粘性的影響，本文選擇如下控制變量：

（1）經濟因素變量。參照Anderson等的研究①ANDERSON M.，BANKER R.，JANAKIRAMAN S.，Are Selling，General and Administrative Costs “Sticky”？The Accounting Review，Vol.41，No.1，2003，pp.47-63.，經濟變量具體包含經濟增長（GDP）、連續兩年收入下降（D2）、固定資本密度（Aintensity）和人力資本密度（Eintensity）。由于管理層在評估市場需求的持續性時會考慮到宏觀經濟形勢，相對于經濟高漲時期，經濟低迷時期更可能發生需求持續下降的情況。因而，管理層更不愿意在經濟高漲時期減少資源投入，從而導致企業成本粘性增強。據此，本文控制了宏觀層面的經濟變量（GDP）。此外，管理層對未來業績的預期也會受到企業近期業績表現的影響，當企業收入出現連續收下滑時，管理層更傾向于相信收入的下降只是暫時性現象，因而不會采取削減企業資源的行動，從而產生企業成本粘性。因此，本文還控制了連續兩年收入下降（D2）這一因素。對于固定資本密度（Aintensity）和人力資本密度（Eintensity），當企業的生產服務更加依賴于自身資產和員工時，其面臨的調整成本更高。因此，此類企業不愿在需求下降時及時削減資源，從而導致成本粘性。具體來說，相對于采用外購的企業，依賴自身生產的企業在需求下降時縮減規?？赡軒泶箢~的資產減值。此外，當未來市場需求上升時，企業還需支付額外的資產安裝及調試費用，造成了較高的調整成本。類似的，企業的調整成本在雇傭更多長期勞動力時更高。企業解雇員工會產生遣散費，造成員工士氣低落、生產率下降等問題，且收入上升時雇傭新員工又需要付出培訓成本。因而，本文對以上兩個變量也進行了控制。

（2）企業特征變量。當董事會規模較大、獨立董事比例較高以及當管理層持有較多股份時，表明企業的治理結構較好，此時的成本粘性水平較低②CHEN，C.X.，HAI L.U.，SOUGIANNIS T.，The Agency Problem，Corporate Governance，and the Asymmetrical Behavior of Selling，General，and Administrative Costs.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Vol.29，No.1，2012，pp.252-282.。因而，本文還選取了企業層面影響治理水平的相關變量作為控制變量，具體包含企業規模（Size）、盈利水平（ROA）、資產負債率（Lev）、董事會規模（Board）、獨董比例（Indep）、管理層持股比例（Mhold）、股權集中度（Top1）以及是否為四大審計（Big4）。此外，還控制了年份效應（Year）和行業效應（Industry）。為消除極端值的影響，本文對所有連續變量按照1%與99%分位進行了縮尾處理?？刂谱兞康木唧w測度方式如表1所示。

表1 變量定義

四、實證分析與結果

（一）描述性統計

主要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2 所示。由表2 結果可見，成本粘性（Sticky）的均值和中位數分別為0.218 和0.116，最小值為-3.326，最大值為4.427，代表我國上市企業普遍存在成本粘性現象。數字資產配置（Digital）的均值和中位數分別為0.005 和0.002，最小值為0，最大值為0.08，表明不同企業間的數字資產配置水平存在差異。其他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也與現有研究相符，均分布在合理范圍之內。

表2 描述性統計

為避免變量間多重共線性對實證結果的影響，本文還進行了相關性分析與VIF 檢驗。結果顯示，任意兩個自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均小于0.7 且VIF 值均小于3，說明各個解釋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

（二）基準回歸分析：數字資產配置與企業成本粘性

為驗證數字資產配置對成本粘性的影響，本文采用模型（1）進行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列（1）為未控制年份和行業效應的結果，回歸結果顯示，數字資產配置（Digital）的系數為-1.898，在5%的水平上顯著。列（2）控制了年份效應，數字資產配置（Digital）的系數為-2.269，在1%的水平上顯著。列（3）同時控制了年份與行業效應，數字資產配置（Digital）的系數為-1.992，依然在5%的水平上顯著。以上回歸結果均表明，數字資產配置有助于抑制企業成本粘性，支持了本文的主假設H1。該結論也從數字資產配置角度支持了吳武清和田雅婧①吳武清，田雅婧：《企業數字化轉型可以降低費用粘性嗎——基于費用調整能力視角》，《會計研究》，2022年第4期。以及李鶴尊等②李鶴尊，孫健，安娜：《ERP系統實施與企業成本粘性》，《會計研究》，2020年第11期。學者的研究發現。

表3 基準回歸結果

（三）作用機制檢驗：企業管理創新

本研究選取了兩個中介變量（Mediatorit）來衡量企業管理創新，分別為運營流程創新（Process）與商業模式創新（Business），以探究管理創新在數字資產配置與企業成本粘性之間發揮的機制作用。中介效應檢驗采用了溫忠麟和葉寶娟經典的中介檢驗三步法③溫忠麟，葉寶娟：《中介效應分析： 方法和模型發展》，《心理科學進展》，2014年第22期。，第一步采用模型（1）檢驗數字資產配置能否顯著抑制企業成本粘性，第二步與第三步構建如下模型進行驗證：

1. 運營流程創新

運營流程創新的測度方式采用CSMAR 數據庫中數字資產配置帶來的企業流程創新，剔除“管理層討論與分析”內容后，經標準化處理后的相關特征詞在年報中出現的總頻次。相關特征詞具體包含“智能制造”“智能營銷”“智能客服”“無人工廠”“無人零售”“數字營銷”“社交網絡”“人機交互”“NFC 支付”“第三方支付”“移動支付”，其代表了企業通過數字資產配置在運營流程中作出的新變革。表4 報告了運營流程創新（Process）作為中介變量的回歸結果。由列（1）至列（3）可知，在中介變量放入基準回歸模型后，數字資產配置對成本粘性的顯著性未發生明顯變化，系數由-2.109 變為-2.327。索貝爾（Sobel）檢驗值為2.883，在1%的水平上顯著。采用Bootstrap 檢驗后，結果依然顯著。以上結果均表明，數字資產配置可以通過運營流程創新抑制企業成本粘性，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設H2。該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驗證了權小鋒和李闖的研究結論①權小鋒，李闖：《智能制造與成本粘性——來自中國智能制造示范項目的準自然實驗》，《經濟研究》，2022年第4期。。

表4 運營流程創新的中介效應

2. 商業模式創新

商業模式創新的測度方式采用CSMAR 數據庫中數字資產配置帶來的業態改變，即剔除“管理層討論與分析”內容后，經標準化處理后的相關特征詞在年報中出現的總頻次。其相關特征詞具體包含“智能交通”“智能文旅”“智能醫療”“智能投顧”“智能家居”“智能能源”“智能電網”“智能環?！薄爸腔坜r業”等，其代表了企業的商業模式創新。由表5 列（1）至列（3）可知，商業模式創新的中介作用并不顯著，從而否定了本文的研究假設H3。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在推廣全新商業模式的初期，管理層可能選擇加大宣傳成本以吸引客戶，以期擴大全新商業模式帶來的經濟效益，從而未能有效抑制企業成本粘性。

表5 商業模式創新的中介效應

（四）穩健性檢驗

為保證實證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進行了以下穩健性檢驗：

1. 滯后一期

考慮到企業數字資產配置效能發揮存在時滯性以及同期指標之間可能存在的關聯性，本文將數字資產配置指標滯后一期重新回歸。表6列（3）的結果同時控制了年份與行業效應，滯后一期的數字資產配置（L.Digital）回歸系數為-2.957，在5%的水平上顯著，相較于基準回歸顯著性并未受到影響，證實了檢驗結果的穩健性。

表6 滯后一期回歸

2. 工具變量法

為了緩解反向因果等內生性問題對本文結果的干擾，本文利用各地區移動電話數量、寬帶接入用戶數以及郵政業務總量作為工具變量重新進行檢驗，結論依然穩健。

3. 排除銷售收入季節性波動影響

由于Weiss 模型采用季度數據計算企業的成本粘性水平，其計算結果可能受到季節性銷售收入波動的影響。為緩解季節性波動對實證結果的干擾，本文剔除了銷售收入波動性占全樣本前10%的樣本進行回歸，再次檢驗數字資產配置對成本粘性的影響。結果顯示，在剔除了銷售收入具有較大季節性波動的樣本后，本文的研究結論依然穩?。ㄈ绫?所示）。

表7 排除銷售收入季節性波動影響

五、進一步分析

（一）供應鏈集中度

通過與供應鏈上下游企業間的溝通協作，企業能夠及時獲取市場中的動態信息，從而提升對市場變化的反應速度，合理調整企業資源，減少資源的浪費與積壓①于浩洋，王滿，黃波：《內部控制質量、供應商關系與成本粘性》，《管理科學》，2017年第3期。。面對市場的瞬息萬變，企業需要頻繁地與客戶、供應商進行溝通和協調。例如，依據客戶需求進行定制化生產、與供應商溝通制定原材料采購計劃等。當企業面對的供應商、客戶數量越多時，企業進行溝通協調的頻次與成本也會隨之越高，從而數字資產配置改善成本粘性的空間也就越大。換言之，在供應鏈集中度較低時，數字資產配置降低成本粘性的效果可能更為明顯。

參考王雄元和高開娟的研究②王雄元，高開娟：《客戶關系與企業成本粘性：敲竹杠還是合作》，《南開管理評論》，2017年第1期。，本文采用向前五大客戶銷售金額之和占上市企業銷售收入的比重衡量客戶集中度，采用向前五大供應商采購金額之和占采購總金額的比重衡量供應商集中度，采用向前五大供應商、客戶采購銷售比例之和的均值來測度供應鏈集中度，并按中位數進行高低分組，再次進行回歸。結果如表8列（1）至列（6）所示，數字資產配置對成本粘性的抑制作用在供應鏈集中度低、客戶集中度低以及供應商集中度低時更為顯著。該結論與趙玲、黃昊③趙玲，黃昊：《企業數字化轉型、供應鏈協同與成本粘性》，《當代財經》，2022年第5期。以及殷俊明等④殷俊明，羅丹，李爭光等：《同舟“共濟”還是同舟“共擠”：供應鏈關系與成本行為》，《審計與經濟研究》，2022年第2期。學者的研究發現一致，說明數字資產配置有助于推動供應鏈各方之間的高效協同，降低溝通與協調成本，從而有效抑制成本粘性的產生。

表8 供應鏈集中度

（二）信息共享意愿

企業數字資產配置為信息傳遞提供了重要載體，使得數據能夠穿透企業的物理邊界實現互聯互通⑤戚聿東，肖旭：《數字經濟時代的企業管理變革》，《管理世界》，2020年第6期。，促進企業與供應商、客戶之間的高效協同。然而，數字資產配置發揮效用的大小也有賴于企業的信息共享意愿。當企業信息共享意愿高時，進行數字資產配置的企業可以有效帶動數據要素在供應鏈各環節上的流動，實現與供應商、客戶之間的有效溝通，從而降低企業的資源調整成本，有效抑制成本粘性。然而，當企業信息共享意愿較低時，數據傳遞的質與量都將受到不利影響，從而影響管理層及時做出合理的資源調整決策，進而無法發揮數字資產配置對成本粘性的抑制作用。

本文采用CSMAR 深交所信息披露的考評結果（優秀、良好、及格、不及格）測度企業的信息共享意愿，并按中位數進行高低分組，再次檢驗數字資產配置對成本粘性的抑制作用?；貧w結果如表9所示，在信息共享意愿高的企業樣本中，數字資產配置（Digital）系數為-2.508，在5%的水平上顯著，而在信息共享意愿低的企業樣本中作用并不顯著，證實了企業信息共享意愿產生的影響。

表9 信息共享意愿

（三）高管財務與數字背景

數字資產配置所帶來效用大小可能受到管理層專業背景的影響，當管理層具有財務或數字相關知識時，更有助于發揮數字資產配置對成本管理決策的效用。相較于沒有相關專業背景的管理層，具有財務或數字背景的管理層可以借助自身專業知識深入地挖掘數字背后的信息價值，形成更為專業且高效的判斷，做出更加合理的資源調整決策，從而有效降低企業的成本粘性。結果如表10 的列（1）至列（4）所示，當高管具有財務背景時，數字資產配置（Digital）系數為-3.047，在1%的水平上顯著；當高管具有數字背景時，數字資產配置（Digital）系數為-4.327，在5%的水平上顯著，該結果驗證了管理層專業背景在其中發揮的作用。

表10 高管財務與數字背景

（四）企業生命周期

在企業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管理層會依據所面臨的外部環境與企業發展情況做出不同的資源調整決策。根據企業生命周期特征，處于成長期的企業需要大量的資源投入以進行市場擴張。因而，當企業出現業績表現不佳時，管理層通常會認為只是暫時現象，并不會及時削減資源投入，從而在此階段數字資產配置對企業成本粘性的影響較低。而衰退期的企業處于市場需求走低、業績表現下滑的低谷中，企業更傾向于運用數字技術識別冗余資源，及時削減不必要的支出，優化生產運營流程，從而謀求新的生存與發展機遇。本文借鑒李云鶴等學者的方法①李云鶴，李湛，唐松蓮：《企業生命周期、企業治理與企業資本配置效率》，《南開管理評論》，2011年第3期。，采用銷售收入增長率、留存收益、資本支出及企業年齡綜合得分劃分企業生命周期。根據我國上市企業實際情況，在考慮行業間差異的情況下，將企業生命周期劃分為三個階段，即成長期、成熟期與衰退期并分組進行回歸。結果如表11列（1）至列（3）所示，數字資產配置對企業成本粘性的抑制作用在衰退期更為顯著，而在企業成長期與成熟期并不顯著。

表11 企業生命周期

六、結論與政策建議

數字資產配置是推動企業數字化變革的重要基礎。在優化數字資產配置的基礎上，進行與之匹配的運營流程創新，有助于管理層完善資源配置決策，從而有效降低企業成本粘性。本文基于管理創新視角，采用2016—2021 年的上市企業樣本，實證檢驗了數字資產配置對企業成本粘性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研究發現：（1）數字資產配置對企業成本粘性具有抑制作用，且該作用在經過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依然成立。（2）數字資產配置主要通過推動運營流程創新這一渠道抑制成本粘性，然而商業模式創新的渠道作用并不顯著。（3）數字資產配置對企業成本粘性的抑制作用在供應鏈集中度低、信息共享意高、高管具有財務和數字背景以及處于衰退期的企業樣本中更為顯著?；谝陨涎芯拷Y論，本文提出如下建議：

首先，優化企業數字資產配置，推動數字化流程創新。企業應當結合自身資源和實際需求，優化企業數字資產配置，加深數字技術在各環節中的深度應用；充分整合數字資產配置，實現端到端的鏈接協同，轉變企業傳統生產經營模式，進行數字化運營流程創新；基于資源管理系統、專家系統等數字資產配置，構建數據驅動的企業管理決策體系；加強企業內外部數據的分析利用，實現人力、設備、物料等資源的動態調整與按需配置，從而提升管理層的資源決策效率，降低企業成本粘性。

其次，提升企業數據共享意愿，促進供應鏈上下游協同。依托于企業的數字資產配置，建立供應鏈數字化協同平臺，打破數據共享的物理邊界，積極對接供應鏈上的核心企業；應用大數據、隱私計算、區塊鏈等數字技術，實現供應鏈條上數據的安全可靠傳遞，從而提升企業間的數據共享意愿；推動企業間采購、生產、銷售、服務等各環節的緊密連接，打通供應鏈上下游的業務流、信息流與數據流，實現基于數據共享的跨地域、跨企業協同與資源配置優化。

最后，建設企業數字智庫團隊，培養數字財務人才。企業應加強與高校、研究機構間的深度融合，建立數字化人才的引進與培育機制，注重培養具備數字素養的企業領軍人才；加快打造企業數字智庫團隊，優化數字人才隊伍結構。同時，建立健全匹配的組織結構與管理制度，深化跨部門的溝通協作，提升企業經營管理決策效果，充分發揮數字資產配置的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