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虛構的法律

師飛

在《現代性的后果》一書中，吉登斯申言：“我們永遠無法確知核威懾是否‘起作用，唯有看著核競賽真的發生，而這只能表明核威懾不起作用?！边@里潛藏著一個關于現代性敘事本身的核心秘密，也即，進步必須以克服諸種風險為預設，但進步本身難免會制造新的風險，而這意味著進步根本沒有發生。

制度和技術本身就是人類在線性時間神話中留下的物質證明，它們因而總是傾向于從觀念和動機中脫穎而出并自在自為——核威懾的理由破產了，但核競賽依然在繼續：法律只是貴族之間的秘密，但民眾依然相信它。質言之，曾被韋伯解讀為自然之祛魅力量的現代制度和技術本身已極具反諷性地成為了附魅之物。

羅莎琳·威廉斯主張，“最好把技術理解為環境，而不是客體”，這是一個令人心驚的提請；曾經技術如何滿足需求，如今技術就如何制造需求——技術不再是被規定之物，而成了規定之物。在海德格爾那里，筑居活動作為一種技術的完成過程被理解為終有一死者的天命：而在卡夫卡那里，法律作為一種技術，喚醒了鄉下人的朝圣之旅但又將他推向絕望之路。

齊澤克曾替卡夫卡的小說設計過另一個結局：鄉下人斥責門衛并拆穿了法律之門的秘密，而門衛也坦然承認了法律之門的欲望功能和欺詐屬性。這個結局適用于每一個現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