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統治下的原左翼作家：古丁與山田清三郎*

梅定娥 南京郵電大學

在中國東北地區、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偽滿洲國，活躍著大量原左翼文化人，其中有中國人也有日本人。他們背負著拋棄信仰的心理創傷，作為拼圖的一小片被鑲嵌在殖民統治的魔圖中。但是，他們真能完全拋棄無產階級革命思想，一心一意投身到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中去嗎？如果不能，他們又是如何在心里使馬克思主義信仰和參與殖民統治相統一的？如果無法統一，他們又是如何克服這心理分裂的？本文就這個問題，以古丁和山田清三郎為例進行考察。

一、殖民共同體建構中的破壞者

古丁本名徐長吉（1914—1964），長春人，因畢業于滿鐵經營的小學和中學而精通日語。九一八事變后，南下流亡，1932年9月入讀北京大學國文系，并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北方部，任組織部長。期間，以 筆名“突微”活躍在左聯北方部機關刊物《科學新聞》《冰流》《小說月報》上。他曾經創作詩歌《寶貴的經驗—天津恒源沙場女工的斗爭》，聲援工人的罷工運動，翻譯過日本普羅理論家古川莊一郎（藏原惟人Kurahara Korehito，1902-1991）的論文《在藝術理論中的列寧主義的斗爭》、巖藤雪夫（Yiwatou Yukio，1902-1989）的小說《紙幣干燥部的女工》、樸能（Bokuno 生卒年不明）的《你們不是日本人，是兄弟！》，以及森山啟（Moriyama Kei，1904-1991）的《新詩歌做法》。1933年夏突微被國民黨逮捕，之后回到故鄉長春，在偽滿洲國國務院總務廳謀到屬官的差事，成為偽滿洲國的一名官吏。

在殖民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下，古丁又拿起了筆，并參與創刊漢語文藝雜志《明明》《藝文志》，成為所謂“明明派”“藝文志派”的領袖人物。他的短篇集《奮飛》（1938）中，有左翼革命失敗后回到偽滿的知識人題材，如在《莫里》里，傾訴昔日“燕城”（北京）革命活躍分子的莫里，今日沉淪墮落成偽滿的一名警察，吸食鴉片，身染梅毒，每日等待“主人”（日本人）丟來骨頭茍延殘喘的絕望人生；有被封建禮教迫害的女性，如《皮箱》中“我”的妹妹“哲”；有被殖民者奪去土地的農民的悲慘生活，如《變金》，等等。

對于曾經的左翼運動經歷，古丁在長篇小說《平沙》（1939年）中提到：“那許許多多在狂潮之中游泳著的青年的白熱，在潮退時，也大多化為灰懶，有的，就被狂潮吞入了，有的就被狂潮吐出了。但大多的，卻是在淺灘上，沒被吞入，也沒被吐出。白今虛也是這沒被吞入又沒被吐出的一個?！?古丁:《平沙》，《藝文志》1939年第2 輯，第317 頁。[ Guding,“Pingsha”(Flat Sand),Yiwenzhi (Descriptive Accounts of Books in Dynastic Histories) 2 (1939): 317.]

狂潮當指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左翼運動，被“吞入”應是為革命獻身，而被“吐出”，應指撇清與左翼革命的所有關系開始“新”生活?！皼]被吞入又沒被吐出”應指帶著左翼革命的記憶，在新生活中有適應障礙的。白今虛在殖民者建設的摩登“新城”中找不到自己的舞臺，又游離于壓抑到不能呼吸的傳統家族生活的“古城”之外。他們在殖民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夾縫中找不到自己的歸宿。白今虛就是作者古丁本人的寫照。

雖然服務于偽滿國務院統計科，古丁并不能完全丟棄左翼信仰，這從他翻譯的石川啄木短歌集《悲哀的玩具》和《魯迅著書解題》中即可窺見。尤其是《魯迅著書解題》，是1937年日本出版的《大魯迅全集》中各部分的“解題”的集合。這些“解題”分別出自全集各部分編譯者之手，包括增田涉（Masuda Wataru，1903-1977）、鹿地亙（Kaji Wataru，1903-1982）、小田岳夫（Oda Takeo，1900-1979）等，還有中國共產黨東京支部黨員胡風（1902-1985）。這些文章，比如胡風作《熱風》《墳》《華蓋集》《華蓋集續篇》《而已集》解題中，就頻繁出現日本侵略、革命、蘇聯等字眼。但是，偽滿洲國作為日本國的“北邊鎮護”，首要任務便是阻止蘇聯紅色思想南下，所以出版界對相關字眼的審查異常嚴格。為了文章能與讀者見面，古丁運用了日本左翼作家常用的“伏字”等手法隱去敏感字眼。如中國革命譯為中國××；蘇維埃譯為新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譯為作聯（或，作家聯盟），革命文學者譯為新興文學者等等?？梢?，雖然沒有放棄信仰，但為了通過殖民者的檢查，古丁也是講究策略的。

同時，在殖民者“想象的共同體”的建設中，古丁扮演了抵抗、或者破壞的角色，其言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拒絕殖民符號暴力，捍衛“漢話”主體性

“資本主義、印刷科技與人類語言宿命的多樣性這三者的重合，使得一個新形式的想象的共同體成為可能?！?（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吳叡人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5頁。[ 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trans.WU Ruiren,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16,45.]日本殖民者正想方設法創造一個新的想象共同體“滿洲國”。

1935年偽滿從蘇聯手里收回中東鐵路，完全控制了東北全境，于是著手鎮壓左翼及反滿抗日分子。同年5月“滿洲國”皇帝溥儀訪日歸來后在即將發布的《回鑾訓民詔書》上親筆添加“朕與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體”之句，從此，“日滿一德一心不可分”成為“建國精神”的根本內容。1940年7月溥儀訪日帶回“天照大神”的分身，在偽皇宮建立“建國神廟”進行祭拜，承認“滿洲國國民”與大和民族一樣都是天照大神的子孫。盧溝橋事變后，1938年1月1 日偽滿開始實施“新學制”，實行一系列殖民文化政策，試圖在中國東北建立一個以日本民族為統治者的多民族想象的共同體。共同體的想象必須通過語言，因為“言語的統一，就是思想的統一，思想的統一，就是國家的統一啊?！?（日）丸山林平:《國家語及國民語》，《滿洲國語》滿語版，1940年第5 號，第46 頁。[MARUYAMA linpei,“Guojiayujiguominyu”(Public Language and National Language),Manzhouguoyu (Manchu National Language) 5（1940）：46.]所以，首先必須實現語言的統一，于是殖民者將日語升格為權力語言，確定為國語，在各民族學校里進行統一教授。從此，無論是漢族還是蒙古族，中國兒童在習得和運用日語的過程中，潛移默化逐漸接受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接受低人一等的、被殖民者的身份定位。

在日語升格的同時，原國文“漢話”被改稱為“滿語”，不但降格成一個民族的語言，而且從字面來看，還似乎是游牧民族的語言。說漢話的所有中國人被改稱為“滿人”。在傳統的朝貢體系中，漢人意味著大陸先進文化，而“漢話”是日語的母體，這是歷史的事實。但這完全不符合殖民者所召喚的“落后”“蠻荒”“未開化”的殖民地想象，所以必須進行名稱的改造和文化的重新定位，以加強殖民者的心理優勢和弱化被殖民者的反抗意識。從這變化中似乎能窺見日本文化面對漢文化時的弱勢心理，以及以弱凌強的底氣不足。

同時，殖民者對漢話本身也被進行了改造。廢除原先的表音文字注音符號，而替以日語假名。雖然假名并不能準確表達漢語發音，但它不僅能使關外和關內“漢話”發生斷裂，而且因為表音系統與日語相同，學習假名是掌握漢話和日語的共同前提，漢語和日語就被成功捆綁，實現了語言上的“日滿一體”。

然而，“世界文化史，就是語言斗爭史。這斗爭的結果，歸于了有著優秀的語言的一方”4嘉:《編輯雜談》，《滿洲國語》滿語版，1940年8月，第31 頁。[ Jia,“Bianji zatan”(Editorial Gossip),Manzhouguoyu(Manchu National Language) 8（1940）：31.]，中日間語言的斗爭制約著東三省內中國文化的生和死。中國文化人，至少“藝文志派”了解語言之于文化的關系，也了解殖民語言政策的實質，他們感覺到漢語文化生存的危機。

面對殖民語言政策，從1938年到1940年古丁一直用日、漢語撰文證明注音符號優于日語假名，揭露用假名替換注音符號的罔顧歷史事實；1943年“大東亞會議”后，古丁又依據“大東亞宣言”標榜的尊重各民族文化，質疑禁用注音符號的不合理性。同時，他還撰文呼吁日語到漢話的翻譯，并身體力行。他不僅向偽滿的中國人呼吁，還用日語撰文在日本雜志上呼吁，并爭取日本文化人的理解和同情，更借參加“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之機提出在東京、南京、新京（長春）設立國立編譯館、投入資金進行大規模的翻譯活動的建議。他的提議被采納，寫進了大會決議。南京也建立了“國立”編譯館，但長春，直到日本垮臺，也只是建立了一個民間機構，“國立”沒有實現。

古丁還主張對漢話進行改造，使之更具生命力。他主張通過文學翻譯引進其他語言的文脈和詞匯、從明清白話小說中引進方言或俗語、使用新式標點符號等。他還拒絕日本文化人要求他像朝鮮作家那樣用日語創作。1941年10月古丁辭去官吏職務，設立株式會社藝文書房，自任社長專門從事出版活動。他們把日本及西方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知識翻譯成漢語，使民眾直接進行漢話閱讀，不忘漢話。所以，在偽滿，翻譯行為本身就是對殖民統治的抵抗，是對漢語文化的守護。

（二）拒絕殖民文學理念，堅持描寫陰暗現實

文學作品的反復閱讀和想象是植入殖民思想建構殖民想象共同體的重要手段。雖然1941年以前，偽滿并沒有明文規定文藝的方向，但1935年在偽滿政府機關報《大同報》上，大同報社和偽滿國務院弘報處共同登出“滿洲國帝國國民文學”征文啟事，明確要求征文必須反映日滿一體的“建國精神”“王道主義”和鄉土色彩。1936年老牌日資漢語報紙《盛京時報》十周年征文中又加入“獨立色彩”一詞，即：如美國文學脫離英國一樣，“滿洲國”文學必須獨立于“中華民國”，創立其“獨立色彩”，而“獨立色彩”應該從農村尋找。因為此時的偽滿連一個像樣的文藝雜志都不存在，文學作品的發表幾乎全靠報紙文藝欄，所以，《大同報》《盛京時報》的主張就是殖民者文學觀的直接反映，即他們要求的是表現建國精神、王道文化、鄉土色彩（獨立色彩）的文學。

“鄉土”不僅是個空間概念，更是反映了鄉土共同體意識和文化的概念。雖然關內也提倡鄉土文學，蕭軍蕭紅的創作也被稱作“鄉土文學”，但那些作品中講述的是本國農村鄉土人情，內核是中國文化。而偽滿提倡的“鄉土文學”雖然瓶子相同，但被裝進了新酒，“建國精神”和“王道主義”成為其內核。他們需要的是用“鄉土”題材、反映殖民統治和建設主題的文學，這是接受殖民者，甘心被殖民的文學。

所以，“鄉土文學”雖然在蕭軍蕭紅筆下是愛國文學，但在偽滿語境下容易與“滿洲帝國國民文學”的“鄉土文學”相混淆，甚至被利用。因而，古丁反對“鄉土文藝”的提法，他主張朝著“沒有方向的方向”一味地“寫與印”?！皼]有方向的方向”只是為了通過出版審查的口號，而在實際寫作時卻是有方向，即“不寫讓人讀了起好感或美感的東西，不寫讓人讀了莫名其妙的東西，不寫讓人讀了樂觀的東西”5古?。骸杜几信加洸⒂嗾劇?，《新青年》1937年第64 號，第18 頁。[Guding,“Ougan ouji bing Yutan”(On the Occasional Sense and the Occasional Feeling),Xin Qingnian (New Youth) 64 (1937): 18.]，即以描寫殖民統治下的黑暗、被侵略被壓迫的中國民眾的悲慘現實為內容。但是，殖民者要求“滿人”青年明朗興奮起來，放棄寫實主義，改用浪漫主義的手法描繪“滿洲國”和“大東亞”建設的羅曼，并召開座談會對作品的陰暗內容進行批判。但古丁及他的文學同人一直堅持陰暗內容的描寫，直到1944年川端康成還把“陰暗內容”作為“滿系”文學的“難點”。6（日）川端康成：「満洲國の文學」，『蕓文』1944年7 號，第41 頁。[ KAWABATA Yasunari,“Mansyukoku no bungaku”(Manchukuo Literature),Geibun (Art and Literature),7 (1944): 41.]對此，古丁用日語撰文《關于陰暗》進行回應。文中指出：“沒有辦法，映入眼簾的還是‘陰暗’，甚至可以說因為被陰暗掩埋太久了，反而覺得‘光明’炫目眼睛發痛?！?古?。骸浮喊丹怠护摔膜い啤?，『蕓文』1944年8 號，第51 頁。[ Guding,“Kurasa ni tuite”(About Darkness),Geibun (Art and Literature) 8 (1944): 51.]殖民統治下的東北長夜漫漫，而“滿洲國”“大東亞”建設的“光明”使生活在黑暗中的人們眼睛發痛。所以古丁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殖民者的黑暗統治。

同時，古丁對日本本土文學也進行諷刺和批判。1938年以后，日本文壇充斥來自侵華戰場的報告文學，古丁指他們脫離了文學本道，并借日本讀者之口譏笑侵華戰場報告文學是“狗都不理的文章”8古?。骸溉毡颈悚辍?，『満洲文話會通信』，1940年31 號，第4～5 頁。[ Guding,“nihon dayori”(A Letter from Japan),Bunwakaitusin (Bunwakai News Letter) 31 (1940): 4-5.]，批判集納里斯特（journalist）文豪只知“隨機應景追逐文化的刺激，并不懂怎樣去建設文化”9古?。骸丁霸挕钡脑挕?《滿洲國語》滿語版，1940年第3 號，第4 頁。[ Guding,“Hua de Hua”（About Language）,Manzhouguoyu（Manchu National Language）3 (1940)：4.]。

隨著大內隆雄（Ouchi Takao，1907-1980）翻譯的“滿人作家小說集”《原野》（1939年）、《蒲公英》（1940年）在日本的出版，日本文壇開始流行“滿洲”文學熱潮。1940年2月當古丁等訪問日本時受到日本文壇的追捧。但是，追捧他們的人甚至沒有讀過他們的作品。他們之所以被追捧并不是因為他們的文學成就，而是因為他們的身份。他們是代表“滿洲國”去參加日本紀元2600年（神話傳說中神武天皇在公元前660年即位，是為日本紀元元年）紀念活動，并順便展示“滿洲國”文化建設成就的。他們本身就是時局符號，與他們嘲笑的侵華戰爭報告文學、“集納里斯特”并無兩樣。事實上，很多日本人對“滿人”文學毫無興趣，只對“滿洲”的鴉片、春藥、花街柳巷等滿足人類原始欲望的負面社會現象充滿好奇，期待在作者的作品里發現這些刺激性元素，因為這符合日本讀者蠻荒、墮落、愚昧的心理預期，滿足殖民者對被殖民者的東方主義式輕視。

1943年日本小說家淺見淵曾說：一說“滿人”，一般日本人會覺得他們文化程度一定很低，殊不知他們雖然不如魯迅那樣精通本國古典，但也是富有學識的。10（日）淺見淵：『滿洲文化記』，長春：國民報社，1943年，第296～297 頁。[ ASAMI Fukasi,mansyubunkaki(Manchurian Culture),Changchun: Guomin baoshe (National Newspaper),1943: 296-97.]淺見想扭轉日本人對“滿人”的偏見，顯然很難。其實，1936年6月魯迅在《改造》雜志推薦中國青年作家蕭軍的小說《羊》時，在說明中國新文學發展困境后引導日本讀者對新文學的理解道：“當然，并沒有可稱得上是杰作的東西，但是，可以說絕不比最近流行的外國人所寫的中國題材低劣。在表現真實方面，可說是非常優秀的。在外國讀者看來，很多內容也許難以置信，但那些基本都是真實的?！?1蕭軍：「羊」，『改造』，1936年6月號，第160頁。[ XIAO Jun ,“Yang”（Sheep）,Kaizō 6（1936）：160.]魯迅期待的是日本讀者通過作品了解中國的社會現實。雖然魯迅深得日本文化人的尊敬，雖然蕭軍也來自“滿洲”，但日本讀者似乎很難把古丁等“滿人”作者與魯迅文中的中國青年作家畫等號。

1940年大內隆雄譯古丁的長篇小說《平沙》由中央公論社在東京出版，在作者序中，古丁寫道：“雖說是一個土民寫的東西，然而，如果以一種獵奇的心理去讀，那不是本書作者所希望的。因為作者的意圖就是文學，而不是其他任何東西。如果以那樣的心情去讀，與作者的意圖差之甚遠?！?2古?。骸钙缴场ば颏趣筏啤?，大內隆雄訳古丁著『平沙』，東京：中央公論社、1940年。無頁碼。[ Guding ,“Heisa,jotosite”(Expanse of Sandy Plain,Sequence),trans.OUCTI Takao,Tokyo: Chuo Koronsha,1940,No page number.]古丁試圖讓日本讀者把自己的小說與奇風異俗的指南資料區分開來。雖然，作者并不能強制讀者接受自己的意圖，但從這段文字中可看出古丁對日本讀者殖民心理的批判。

既然語言和印刷業是想象的共同體建立的必要條件，那么，在偽滿洲國，用日語還是用漢話進行大量的“寫與印”，帶來的結果就天差地別。古丁對注音符號的堅持、對翻譯的堅持、對文學方向和內容的堅持，是對殖民性“滿洲國”文化的對抗，是堅持和保護漢語文化、乃至中華文化的過程。而且在這過程中，古丁也不忘團結日本原左翼人士，發揮國際主義精神。

（三）與原左翼文化人的國際連帶

1933年5月突微（古?。┓g的在日朝鮮作家樸能的小說《你們不是日本人，是兄弟》（味方——民族主義を蹴る）發表在左聯北方部機關雜志《文學雜志》第2 期上。小說講述流落到日本的朝鮮農民樸成文被日本地主解雇，滿心仇恨無處發泄。這時，日本農民對他說：“在我們，沒有日本人朝鮮人的區別，有的區別是勞動者和資本家，貧農和地主。所以說，對于你們和我們，共同的敵人，都是山元那雜種……”。山元是日本地主。小說的結尾點出主題：

“兄弟？！”成文猛勁地抑制下去礙事的民族主義叫道?！澳銈儾皇侨毡救?，是兄弟……”13樸能:《你們不是日本人，是兄弟！》，突微譯《文學雜志》1933年第2 號，第105～106 頁。[ PIAO Neng,“Nimen bushi ribenren,shi xiongdi!”(You Are Not Japanese,You Are Brothers!),trans.Tuwei,Wenxue zazhi (Literary Magazines) 2（1933）：105-6.]

小說中，樸成文從小到處受到日本人的侮辱、壓迫，到日本后更是如此?！俺晌脑鲪核械娜毡救?。軍人和官僚是直接的壓迫者，雇主是直接的剝削者，勞動者是直接的競爭者，因此，誰都是侮辱自己的仇敵?！?4同上，第102頁。[ Ibid.,102.]但最終他抑制了“礙事”的民族主義，與日本貧農之間成為了跨越民族的階級兄弟。

樸能原作「味方—民族主義を蹴る」發表在1932年《普羅文學》9月號上。這是一篇征文入選作品，作者樸能是文壇新人，并不為人所知?！镀樟_文學》別名.La literaturo proleta，是國際革命作家同盟日本支部、日本普羅作家同盟的機關雜志，創刊于1932年1月，發行到2卷6 號，1933年11月?？?。日本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在“九一八”事變后遭到日本政府的鎮壓。1933年2月20日共產黨員作家小林多喜二被拷問致死，同年，日本共產黨最高領導人佐野學（Sano Manabu，1892-1953）與鍋山貞親（Nabeyama Sadachika，1901-1979）聯名發布“轉向”聲明，攻擊共產國際和日本共產黨，支持天皇制。被捕在獄的日本普羅作家紛紛追隨轉向，從而得以保釋出獄，成為所謂的“轉向作家”。

中國左聯北方部緊密關注日本左翼文壇動向，1933年4月刊行的機關刊物《文學雜志》第1 期上刊登有《小林多喜二哀辭》、小林多喜二像和《一九三三年日本普羅文學運動的展望》，第2期上除了上述樸能的小說外，還有巖藤雪夫、張赫宙小說的翻譯。所以，古丁對日本左翼文壇非常熟悉。

出獄后的原左翼文化人、或左翼思想傾向的人，很多來到了“新天地”“滿洲”，他們分布于“滿洲”的各行各業。與古丁交往密切的文化人有很多，其中值得一提的有翻譯者大內隆雄和偽滿國務院弘報處官吏仲賢禮（木崎龍）。大內隆雄本名山口慎一，畢業于上海東亞同文書院，曾供職于滿鐵調查課，曾任《滿洲評論》編輯。1925年旅居上海四年，與田漢、郁達夫等創造社成員交游。1935年以后來長春，入新京日日新聞社，致力于“滿人”文學的翻譯介紹工作，著有《滿洲文學二十年》等。仲賢禮（Naka Yosinori，1911-1943），筆名木崎龍，在東京帝國大學上學時曾經參加過學生運動。1937年來到“滿洲”，6月入職偽國務院弘報處。1940年春辭去官吏工作，任職于滿洲映畫協會，1943年1月在大連家中去世。因為同為偽滿官吏，辦公室相距不遠，在古丁人生低潮時仲賢禮不斷與其交談并給予實際性幫助，是古丁為數不多能“打開天窗說亮話”15古丁:《人的契合友的切磋》，《滿洲文話會通信》，1940年9月15 日，第18 頁。[ Guding,“Ren de qihe，you de qiecuo ”(Mutual Understanding,Learn from Each Other),Bunwakaitusin (Bunwakai News Letter) 37 (1940):18.]的日本朋友。

很多日本文化人訪問“滿洲”時，經常指名要求古丁參加座談會。但多數情況他都是旁聽日本文人自顧自的高談闊論，而很少參與發言。不過，當有原左翼作家訪問時，古丁會主動要求召開小范圍座談會。

村山知義（Murayama Tomoyoshi，1901-1977）是日本前衛美術運動的倡導者，曾留學歐洲。1926年加入日本無產階級藝術聯盟，投身于左翼美術、演劇工作，1931年加入日本共產黨。1933年4月被逮捕后很快轉向。1934年5月，在雜志《中央公論》上發表的《白夜》被看作是日本轉向文學的先驅性作品。同年村山成立新協劇團，從事演出活動。他曾與朝鮮人合作，導演過張赫宙的《春香傳》。

1940年2月訪日時，古丁曾觀看村山知義執導、新協劇團演出的《大佛開眼》。舞臺劇《大佛開眼》的主題顯示的是如果沒有奴隸的血淚和犧牲，東大寺就不可能建設成功。如此完美闡釋馬克思唯物史觀的觀點，證明村山知義雖然聲明轉向，但其實依然沒有放棄馬克思主義信仰。

也許正因為如此，當村山知義訪問偽滿時，雖然滿洲文話會安排了多場座談會，古丁等藝文志派成員依然單獨與村山開了一個座談會，參加的日本人只有村山一人、外加朝鮮人今村榮治，其余都是藝文志派作家。座談會的具體內容可參考會后由古丁·爵青執筆、發表在《讀書人》上的《村山知義如是說》。該文的主要觀點是：在演劇方面日本雖有歌舞伎、新派和新劇，但只有新劇能反映社會和人類真實，所以，“唯有新劇才可以說是日本的真正意義的演劇藝術”16古丁·爵青:《村山知義如是說》，《讀書人》，1940年6月，第42 頁。[ Guding and Jueqing,“Cunshan zhiyi rushi shuo”(Thus Spoke MURAYAMA Tomoyosi),Dushuren (Reader) 6 (1940): 42.]；新劇雖然務求任何人都能理解，且與“現在社會所強制的命運斗爭著”，但因為其描寫現實，所以目前觀眾人數有限。而且商業主義通過“直搗著觀客的弱點，”廣泛獲得觀眾，但新劇不能。這篇文章中所有“現實”“真實”等詞匯都被加了旁點以示強調，可見古丁等與村山知義都奉行現實主義藝術觀，并且強調藝術創作反映現實的重要性，從而表示出對殖民者浪漫主義文學要求的批評和抵抗。

正因為有左聯北方部經驗，發表過藏原惟人、森山啟、巖藤雪夫等日本左翼作家作品的翻譯，古丁對日本原左翼文人感到親近。這不僅是因為有相同的信仰，還因為相同的革命失敗經歷，以及同樣面臨在強大政治壓迫下如何選擇生存方式的問題?？梢韵胍?，從與日本原左翼文化人的交流中，古丁不僅能得到思想的認同，還能在黑暗現實中相互鼓勵，甚至結伴前行。1939年來到“滿洲”的轉向作家山田清三郎可說是這樣的存在。

二、尋求“新生”的日本轉向作家山田清三郎

山田清三郎（Yamada Seizaburo，1896-1987）小學未畢業就進郵局打工，他做過阪急電車上的服務員，做過學校的幫工，做過工人、郵遞員。23歲時到東京，由送報員到報紙銷售店負責人。因與普羅作家立野信之相識，山田1922年參與《新興文學》創刊，成為普羅文學戰線的一員，成為《播種人》《文藝戰線》同人、全日本無產者藝術聯盟中央委員、《戰旗》主編，并加入日本共產黨。1934年被捕入獄，1938年假釋出獄。1939年5月與朋友、原左翼畫家寄本司麟一起來“滿洲”，到“新京”、哈爾濱，參觀農事合作社、開拓團、滿洲開拓青年義勇隊訓練所等，見到了福田清人（Fukuda Kiyoto，1904-1995）、島木健作（Shimaki Kensaku，1903-1945）等作家。在永安屯，他看到了與“第五次永安屯開拓團本部”招牌一起懸掛的“帝國在鄉軍人會永安屯分會”的標志，覺得很受沖擊?！霸卩l軍人”就是退伍、預備役、后備役軍人。后來山田也得知“所謂開拓團，并不只是開墾荒地或處女地進行耕作，滿拓還會收購已經耕作的熟地分給團員們耕種，這就是從本地農民手中掠奪。所以，失去土地的本地農民不得不淪為苦力。這樣的人還不少?！?7（日）山田清三郎:『転向記 霧の時代』，理論社，1957年。第156 頁。[ YAMADA Seizaburo,Tenkouki kirinojidai(Conversion: the Age of Fog),Tokyo: Rironsya 1957,156.]山田清三郎也意識到日本人名為開拓，實為用暴力從中國農民手里搶奪土地，還要焚燒房屋，徹底把農民從他們的土地上驅趕出去。農民們流離失所，苦不堪言。而他們就是古丁等現實主義小說的主人公，他們的結局都很悲慘，無一幸免。1937年前后，農村題材小說充斥偽滿漢語文壇，農民們多是因家鄉鬧“土匪”而陷入絕望，而這“土匪”其實就是日本武裝開拓團。

然而，即便明白所謂開拓實際就是搶奪，面對開拓民和本地民眾間表面和諧的斷面，山田清三郎仍然感覺到“滿洲建國精神的民族協和的可能性”18高燕文「:『満洲』開拓地に注いだ眼差しーー山田清三郎の『私の開拓地手記』」，『北東アジア研究』別冊第6號，2021年3月。第215 頁。[ GAO Yanwen,“ Manshu kaitakuti ni sosoida manazasi—YAMADA Seizaburo no Watashi no kaitakuti syuki”(A Gaze on the Manchuria Settlement: YAMADA Seizaburo’s My Settlement Notes,Northeast Asian Studies,[Special Issue] 6 (2021): 215.]，這不得不說是他用日本共產黨員人的美好愿望代替了殘酷的現實?；蛘?，是他作為假釋中轉向作家的求生本能驅動他寫下這樣的詞句。因為，在開拓團、在偽滿，普羅作家本來就不受待見，更何況是轉向作家。所以，在龍鎮，當“滿洲開拓青年義勇隊龍鎮鐵道自警村訓練所”所長介紹山田時只說是“東京來的文學者”，而并沒有提普羅、轉向作家時，山田“提著的心放下了”19（日）山田清三郎:『転向記 霧の時代』，理論社，1957年。第195 頁。[ YAMADA Seizaburo,Tenkouki kiri no jidai(Conversion: the Age of Fog),Tokyo: Rironsya 1957，195.]。

（一）被無視、被監視的轉向作家

在《轉向記》第2 部中，山田清三郎回憶1940年1月2 日跟著同事去星野直樹（Hoshino Naoki，1892-1978）家拜年的情景。當時星野是總務長官，是偽滿實際的最高權力者，而山田是滿洲新聞社學藝科科長。星野接過山田的名片瞟了一眼后就像撕碎一個香煙盒一樣撕得粉碎，扔進了煙灰缸。當星野吹噓自己的英國見聞，談到基礎教育時，山田插嘴提到開拓團青少年現狀及教育問題，星野撿起煙灰缸中山田名片的碎片，進一步撕得粉碎。并在山田說話時叫另一個人的名字并與之交談。星野全程沒有對山田說一句話，山田徹底被無視。山田分析自己被星野直樹無視的原因，要不是因為自己的職位低被星野看不起，要不是因為知道自己是轉向作家心生厭惡。作為日本“北方鎮護”的“滿洲國”，其最大的任務就是防止赤色南下，更何況山田還是轉向的赤色分子，人格上有污點。不過，從星野直樹的態度多少也能想像山田在偽滿的處境。

山田清三郎是假釋的，刑期其實還沒有滿。作為有思想犯罪前科者他必須接受東京保護觀察所的“保護、觀察”。這保護觀察所的所長平田勛后來調到“滿洲國”任檢察次長。因為正職的“滿人”是傀儡，次長平田勛其實是偽滿檢察界最高權力者。雖然職務變了，平田勛依然是山田等轉向作家的“保護、觀察”者。1939年8月平田勛打電報給在開拓團的山田清三郎，讓他到“新京”參觀“滿洲國思想戰展覽會”。之后，每隔三四個月，平田就會在大和賓館召集居住在“新京”的轉向者聚餐。轉向者、包括山田在內一共有十來個人。平田勛在會上說，他曾經報告過高松宮殿下，“在滿洲的轉向者都痛改前非，重新做人，過著模范的新生活。而且，獻身在滿洲建設的各個領域，成為守衛生命線的中堅力量。（略）祝愿各位努力奮發，不要辜負殿下的期望?！?0（日）山田清三郎:『転向記 嵐の時代』，理論社，1957年。第104 頁。[ YAMADA Seizaburo,Tenkouki atrashi nojidai (Conversion: the Age of Storm),Tokyo: Rironsya 1957,104.]轉向作家身上都綁著一條繩子，另一端抓在平田勛的手里，他的手可松可緊，但是不會完全松開。

除了平田勛的定期訓話，山田清三郎還受到東京警視廳調來的特高警察平石的跟蹤。平石說上級答應提供足夠經費，讓山田針對“滿系”文學者，建立一個虛假的反滿抗日地下組織，等“新京”八路軍相關抗日分子上鉤時將他們一網打盡。并答應絕對保密，不給山田添麻煩。山田無法明確表示拒絕，只能設法逃離。后來山田將此事告知平田勛，從此平石再也沒有找過麻煩。因為當時山田清三郎正在報紙連載《建國列傳》，為殖民者歌功頌德，平田勛希望他專心寫作不受打擾。所以，山田清三郎只有老老實實改造，誠心誠意為殖民者服務，才能過上正常人的生活。

（二）“滿人”作家的親近者

山田清三郎與古丁的相識是在1939年9月。那天山田到滿洲文話會去交稿子，而滿洲文話會與滿日文化協會在一起辦公，所以文話會事務局長今村榮治把在滿日文化協會工作的王度和陳松齡介紹給了山田。當晚，今村、山田、王度、陳松齡、古丁、小松一起在松竹梅飯店吃飯，這是他們第一次見面。除了山田和今村，其余都是藝文志派成員。一個月后，古丁又主動邀請山田在五香居飯店吃飯，并強調日本人只有他一個，讓他不用顧慮。當晚一起的只有夷夫、小松、疑遲和爵青，也都是藝文志派成員。

1939年12月，山田清三郎在日本著名綜合雜志《文藝春秋》上發表《令人懷念的滿人們》，寫到了與古丁等在松竹梅飯店喝酒的情景：“我們像老友一樣，只是吃，只是喝，不知疲倦地談笑。也就是說，我們不用費勁地去選擇話題，在推杯換盞之際，在歡笑中，談話自然而然地進行。我們都非常感動，愉快度過了一個十二分溫暖的夜晚”21（日）山田清三郎:「なつかしき満人たち」、『文蕓春秋』現地報告時局増刊27、1939年12月。第104 頁。[ YAMADA Seizaburo,“Natukasiki manjintatsi”(Memories of Manchu Persons),Bungeisyunju [Special Issue] 27 (1939): 104.]。初次見面暢談甚歡，時刻被日本人“觀察”處于緊張狀態的山田在與“滿人”作家交流中感到輕松、安全，及朋友般的溫暖。但文章并沒有涉及談話的具體內容。1940年1月山田又在日本雜志《文學者》上發表《談談滿人作家 日滿文化人提攜的啟示》，比較具體地介紹了他們第一次見面的情景及談話內容。首先提到王度曾經去過他家，但他當時在獄中并沒有見到。王度（杜白雨，李民，1918—2014）留學日本時參加學生的左翼運動，后被遣送回國后，改由偽滿警察對其進行監視?！拔蚁肫鹪犂掀盘崞疬^王度的名字，無限感慨?！?2（日）山田清三郎:「満人作家のことども」、『文學者』1940年1月號，第178 頁。[ YAMADA Seizaburo,“Manjin sakka no kotodomo”(About Manchu Writers),Bungakusya 1 (1940): 178.]其次，涉及談話的具體內容?！皾M人”跟他談到了他們的煩惱，山田表示深深同情：“他們精神上過著一種暗無天日的生活。他們應該更多地走進陽光，自由自在地呼吸。我覺得滿洲必須成為這樣的地方”23同上，第179頁。[ Ibid.,179.]?？梢娝麄冸m然初次見面，但談論的話題相當深入，古丁等已經敞開心扉對他傾訴了煩惱，當然也得到了山田的理解和同情?！皣@他們的是許多困難和令人不快的條件，這是事實。我覺得，如果不除去這些困難和條件，滿人文學就很難有希望活潑發展和成長?！鄙教锢斫馑麄兊臒酪约盁赖膩碓?，并且理解這些煩惱與文學的關系，從而對他們小說中陰暗內容也表示理解：“《原野》中諸作品題材或內容的陰暗，有來自現實政治、經濟方面沉重的壓迫。知識人只是敏感地覺察到并寫了下來而已。而并不能說作家自身就懦弱。他們在追求理想和探求思想方面確實積極性和努力不夠，但我覺得他們原本性格和心理是強大和堅韌的?！?4同上，第181頁。[ Ibid.,181.]山田感知他們性格和精神的強大和堅韌，并表現出希望改善他們政治、經濟環境的愿望。然而，這篇文章卻給山田招來了批評。

《滿洲日日新聞》上一個叫“微粒子”的讀者來信，認為山田是在“討好、縱容滿人作家”，說“他們寫的東西很幼稚、低劣”。山田在《回答提問》中反駁道：“我沒說他們是被逼迫寫文章，我是說，他們的作品好容易已經介紹到了日本，創作活動終于活潑了起來，與其挫敗他們的勇氣，不如伸出溫暖的手激勵他們?！瓕τ跐M洲文壇一部分寫出太過無聊內容的人（還要匿名，足見卑劣）我只能說是‘令人嗤之以鼻的卑鄙小人’”25（日）山田清三郎:「質問に答へる」『満洲日日新聞』1940.6.11。大村益夫等『舊「満洲」文學関係資料集』，2003年3月。第8 頁。[ YAMADA Seizaburo,“Shitumon ni kotaeru”(Answer the Question),Manchu Nichinichi Sinbun (The Manchuair Daliy Newspaper) 6 (1940).OMURA Masuo,Kyumansyu bungaku kankei siryousyu (Former “Manchuria” Literature-related Materials),(2002): 8.]。山田清三郎似乎相當激動，且毫不留情。山田為了“滿人”作家不惜與匿名日本作家公開罵戰，山田清三郎與“滿人”之間“關系好”也就成了公開的秘密。這也是上文中從東京來的特高課的平石要求山田成立虛假反滿抗日組織以誘捕“滿人”的最重要的原因。然而，山田來“滿洲”時間不久，他和“滿人”的關系為何如此親密？

（三）轉向者的密談：1939年10月在五香居飯店

山田清三郎在『転向記 霧の時代』中敘述了他們在五香居聚會的情景。當晚，古丁跟山田說讀過他的《日本無產階級文藝運動史》，山田一開始覺得自己“被架到了國際的審判席上”，以為古丁要批判他的轉向行為。然后他們談到日本無產階級作家同盟、談到被拷問致死的小林多喜二；談到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左聯五烈士和魯迅。談話中間有服務員進來他們就轉移話題。這是一場秘密會談，這也是古丁在邀請山田時強調日本人只有他一人的原因。

“我已經沒有資格為小林多喜二自豪了……”我苦惱地說?！拔覀円惨粯影?，”古丁解救我似地說，“但是，我們不能拋棄它，而使自己蒙羞了”。這話一瞬間使大家表情復雜地面面相覷。古丁的這句話使我感到鉆心之痛。26（日）山田清三郎:『転向記 霧の時代』理論社 1957年，第225 頁。[ YAMADA Seizaburo,“Tenkouki kirinojidai”(Conversion: the Age of Fog),Tokyo: Rironsya 1957,225.]

山田一直以自己的轉向為恥，古丁說自己也沒有資格為烈士自豪，等于承認了自己與山田清三郎一樣是行動上的背叛者，在政治上有同樣的污點和心結。他們不僅有超越民族主義的“兄弟”情，還是同病相憐者。古丁的“我們不能拋棄它，而使自己蒙羞了”，“它”無疑指的是馬克思主義信仰和無產階級革命。他們像村山知義一樣，行動上雖然轉向了，但精神上仍然信仰，這讓他們又具有了某種地下工作者的性質，他們共有秘密，互相鼓勵。

古丁問他是準備留在協和會還是滿洲新聞社？山田驚訝于古丁的消息靈通，因為剛好這兩家單位都希望他加入，但他還沒有做決定，畢竟，他原本只是來參觀的，而且妻子在東京剛為他產下一個女兒。但這消息應該只有滿洲新聞社的和田日出吉和協和會的岡田益吉知道。古丁說明了消息來源于弘報處的仲賢禮，上文提到古丁和仲賢禮是能開誠布公交談的朋友。仲賢禮應該是從和田或岡田處打聽來的。這說明關注山田清三郎在“滿洲”行蹤的不僅有日本特高警察和平田勛，還有古丁等有過左翼經歷的“滿人”。

古丁接著說，他們都希望山田留在“滿洲”，但是并沒有明確說明理由，只說“我們想頑強地活下去”27（日）山田清三郎:『転向記 霧の時代』理論社 1957年，第226 頁。[ YAMADA Seizaburo,“Tenkouki kirinojidai”(Conversion: the Age of Fog),Tokyo: Rironsya 1957,226.]。古丁這句話里所包含的深意，山田未必完全理解，因為他們雖然共有“轉向”的痛苦，但山田并不理解古丁作為面臨民族文化危機的被殖民者的痛苦。不過，對于出獄后被以前的朋友疏遠、夫妻之間出現裂痕的山田來說，從這談話中得到了求而不得的安慰、鼓勵和溫暖，這是與民族和信仰無關的人與人之間的溫情。同時，從古丁的“我們想頑強地活下去”的話語中他又感到古丁心理的強大和堅韌，而這卻是他所缺少的。一方面，古丁也是非常信任山田的。1940年是日本紀元2600年，當年2月做為慶?；顒拥囊画h，偽滿派遣古丁、疑遲、外文訪日，仲賢禮、山田清三郎隨行。山田在東京的家中招待三人時，古丁毫無顧忌地嘲笑日本紀元的非科學性和荒唐無稽，又說，日本在“滿洲”建設“建國神廟”，又讓溥杰娶日本貴族之女以使滿洲皇室繼承日本血統，日本計劃如此遠大，但最關鍵的“滿洲國”還能存在幾年？古丁對日本盡情嘲笑，并不擔心山田告密。古丁一直堅信日本必敗，不止一次在日本人面前吐露過：“你們盡情地建設吧，到時我們全部接收”。28梅定娥:《妥協與抵抗》，北方文藝出版社，2017年，第27 頁。[ MEI Dinge Tuoxie yu dikang (Compromise And Resistance),Haerbin: Northern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2017,27.]

所以，“滿人”不但與山田信仰相同、痛苦相同，而且還給予他寶貴的信任和人間溫情，所以山田才會在報紙上為了“滿人”作家公開與自己同胞罵戰。但是，《滿洲日日新聞》上“微粒子”的意見卻代表了殖民者意志，他們不會也不愿去理解被殖民者，更不能容忍日本作家與“滿人”作家間的親密關系。所以，4個月之后的1940年10月古丁被隔離近一個月，原因是“黑死病”。從隔離醫院出來后，古丁受到日本人的集體冷落，導致他在1941年5月辭掉公職。1941年10月開設藝文書房，成為一名民間人士。

三、“滿洲藝文家協會”活動：逆境下頑強求生

1941年弘報處在與民生部關于文藝主管權的爭奪中取得勝利，3月發布《藝文指導要綱》，7月成立滿洲文藝家協會，山田清三郎被推舉為委員長，古丁為委員，在憲兵的監視下兩人分別成為偽滿戰時體制下日本和“滿人”文藝家代表。

擔任委員長一事，山田清三郎認為，弘報處之所以選中自己，一方面是利用他普羅時代的文學運動組織經驗，讓他在戰時體制下發揮作用；二是因為他與“滿人”關系比較好，因為弄得不好，“滿人”作家會比較麻煩，他當委員長，事情發展會比較順當。后者是弘報處負責文藝的事務官磯部秀見親口跟他說的。不能不說他們還是“識人善任”的，山田清三郎兩大特點終于被有效利用，正如上文平田勛所說“獻身在滿洲建設的各個領域，成為守衛生命線的中堅力量”了。

正因為山田與“滿人”作家的良好關系，在運動中雙方的聯動應該不會有太大問題，繩子在殖民者手里攥著，必要時拽緊一點即可。而戰時文學活動，雖是為了“圣戰”，為了“天皇”，普羅文學是為了無產者，為了社會主義，兩者理念不同，意識形態不同，但運動本身似乎并無太大區別。運動中山田似乎找到當年熟悉的感覺，不知不覺中真正進入角色也不是不可能。那么，只要行動上按照殖民者的要求運作，精神上是否轉向，似乎已經不是什么重要問題了。

總之，在戰時體制下，古丁和山田清三郎一起配合行動。1941、1942年古丁、山田清三郎、川端康成等編『満洲國各民族創作選集』第1、2 輯由東京創元社出版。1943年1月山田清三郎著《滿洲國文化建設論》（日語書）由古丁的藝文書房出版。藝文書房一般只出版漢語書籍，之所以出這本書應該也是應付時局“民族協和”的考慮，而得知古丁要出版自己的書，山田卻欣喜萬分，“古丁主動說要出我的書，我其實將信將疑，一時不知如何應答?！?9（日）山田清三郎:「序」，『滿洲國文化建設論』，藝文書房，1943年1月。第3頁。[ YAMADA Seizaburo,“jo”(Sequence),in Mansyukoku bunka kensetsuron (The Theory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Manchukuo),Changchun:Yiwenshufang,1943,3.]

1943年11月在山田清三郎和古丁的努力下，滿洲藝文聯盟機關刊物《藝文志》終于在藝文書房創刊，雖然其中也必須刊載時局性作品，但也能刊載一些對生活在偽滿境內民眾有益的內容。比如森鷗外、泰戈爾等小說的翻譯，比如屈原評傳等等。在特殊社會生態下的這些出版物中，如果以現在的價值尺度尋找“附逆”之言那肯定不費吹灰之力，但是，也不能忽略那些有益民族文化和精神的珠玉，因為這些內容的刊登，哪怕只是一個短篇，也要出版人、作者冒生命的危險。

山田清三郎和古丁分別在1942年11月、1943年8月、1944年11月參加了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參加第一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歸來后，山田清三郎在《大東亞文學的主張》一文中，大段引用古丁在會上的發言，其中，最后幾句是“大東亞精神的集中的歸一——乃是日本精神，以及在日本肇國精神八纮為宇的大精神上求其淵源的必然，實屬喜欣。文學者以直感結合，以義相交，這絕大的決意的融合，不外就是魂的融合?！?0（日）山田清三郎:《大東亞文學的主張》，爵青譯，《滿洲藝文通信》2 卷2 號，1943年2月。第83 頁。[ YAMADA Seizaburo,“Dadongya wenxue de zhuzhang”(The Assertion of Great East Asian Literature),trans.Jueqing,Manzhou yiwen tongxin (Manchurian Art and Cultural Correspondence),2 (1943): 83.]正如作為“滿洲國”代表祝賀日本紀元2600年紀念卻嘲笑其荒唐無稽一樣，古丁在做發言的同時會不會也在心里嘲笑“肇國精神八纮為宇”的瘋狂。但是，“文學者以直感結合，以義相交，……魂的融合”，要想達到這個目的，就需要有相同的理念，并互相尊重，即能夠真誠相見，“打開天窗說亮話”。這一點是古丁一直尋求和希望的，可以說他是在“民族協和”的幌子下，尋找超越民族主義的國際主義“兄弟”感情。

引用結束后，山田接著說，“我不得不反復玩味這古丁氏的說法。更覺得，滿洲文學現在該完全徹底了古丁氏的感激的真髓重新踴躍出發?！?1同上。[Ibid.]不管如何，山田引用這段話說明了他對古丁發言的理解和贊賞，以及對古丁本人的尊重。

然而，『転向記 嵐の時代』里有這樣一段記錄：第一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結束后，他們離開令人窒息的東京來到奈良，當晚古丁、小松一行約山田出去喝酒，山田回答說“等會再說”。他因顧及到領隊的責任，想到回到“滿洲國”后還要向弘報處和文藝家協會報告，他最終并沒有去。當古丁一行回來時，山田還坐在賓館的大廳里。小松帶著酒氣笑著跟他說“我們一直等你來呢”，而古丁對他只是投過輕蔑的一瞥，并沒說一句話。32（日）山田清三郎:『転向記 嵐の時代』，理論社，1957年。第138 頁。[ YAMADA Seizaburo,Tenkouki atrashi nojidai (Conversion: the Age of Storm),Tokyo: Rironsya,1957,138.]也許古丁輕蔑山田過于認真履行“職責”，入戲太深，真把這大會、領隊報告當回事。

戰爭剛結束時，山田與妻子之間有這樣一段對話：“我覺得你是假轉向。有次你不是帶古丁到成宗家去嗎？那時我就這樣想，之后我也?；叵肫疬@事，也這么覺得?！鄙教锘卮鹫f，“轉向沒有什么真的假的，因為轉向是外在的行動，是影響和效果。也就是說那是社會性的東西。內心的問題當然有，即便我也是有的。但最終似乎完全忘記了。但是……”33同上，第203頁。[ Ibid.,203.]?！巴耆浟恕?，完全進入角色了，謊言重復千遍連自己都相信是真理了。省略號也許代表了許多無奈和不甘，“但最終似乎完全忘記了”，成為歷史事實。

結語：心中有信仰，利用不自由

1943年小林秀雄（Kobayasi Hideo，1902-1983）到訪偽滿，與山田清三郎、古丁等8人一起召開了座談會。其中，小林提到：自己遠離集納里斯特。但是，他也說，報國隊也可以去，去了，寫出獨特的東西就可以了；作家心底必須有某種堅信的東西，如果不自由，那就利用不自由寫自己的東西。并且說，他和古丁君說過，只要作家非常熱愛滿洲的民族，同情滿洲民族，那就肯定能寫出點什么；沒有傳統，那就利用沒有傳統?！白蛱煳覍哦【f了，在這方面，滿洲的滿人作家就有嘗試寫作原創作品的余地?！?4（日）「小林秀雄を囲む」『蕓文』2 巻8 號、1943年8月，第72 頁。[“KOBAYASHI Hideo o kakomu”(Surrounding KOBAYASHI Hideo),Geibun 8 (1943): 72.]。小林話的意思是堅定自己的信仰，可以利用眼前的集納里斯特亂像做自己想做的事。那么面對殖民統治，除了抵抗、逃避和合作以外，是否還有另一個選擇，那就是參與，參與的目的不是為了追隨和協助殖民者，而是為著利用殖民者提供的機會實現自己的信仰。只有這樣，才能從內部破壞殖民秩序，使殖民者的目的難以達到，甚至無法達到。

1944年，當日本敗戰已成定局時，古丁在《青年的責任》一文中寫道：“有了堅固不拔的建國精神，更要拿這精神去做基底，去煉磨技術。譬如吉林豐滿達木……也都需要民族協和的技術，也就是道義的技術。因此，我們的道義青年，更必須在各自的份上去煉磨各自的技術。這與其說是道義青年的責任，毋寧說是道義青年的權利，在技術的煉磨上，親邦日本又是我們道義青年的良師，我們的道義青年只消虛心地學習，便能夠登峰造極。煉磨技術的目的在于學習人怎樣驅使物，人怎樣為了道義驅使物。西方的技術，卻是人被物戲弄了，也就是人變成了物的奴隸?！?5古?。骸肚嗄甑呢熑巍?，《藝文志》第八期，1944.6，第9 頁。[ Guding,“Qingnian de zeren”(Responsibility For Youth),Yiwenzhi (Descriptive Accounts of Books in Dynastic Histories) 8 (1944): 9.]

文中“建國精神”“民族協和”“道義”、西方的人是物的奴隸等等，都是戰爭時局口號中的詞句，但是，唯有“煉磨技術”與時局的“煉磨精神”不同。所謂“煉磨精神”，就是殖民者逼迫被殖民者磨煉精神，使之與日本人精神一體，信仰“惟神之道”。而“煉磨技術”則是號召“滿人”青年學習科學技術，這明顯是提前為光復后的東北社會管理做準備。古丁一直堅信日本必敗，他也終于等來了“全部接收”的光明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