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發展格局的科學內涵、現實意義及實踐路徑

陳寅雅

[摘? ? 要]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構建新發展格局是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這是基于我國經濟社會所處的發展階段做出的重大戰略決策。當前，無論是從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速度、中國對世界經濟的貢獻度，以及中國現階段的國際地位和經濟體量來看，以國內市場為主體的大循環都是新發展格局的必然選擇。新發展格局的構建，不僅有利于促進經濟結構轉型升級，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更能讓中國經濟掌握創新發展主動權，推進對外開放躍上新臺階，實現“內循環驅動、外循環助推”的良性發展格局。新發展格局的實現，首先，要以科技創新為動力，持續加強研發投入力度，提升科研自主創新能力，為新發展格局的構建提供動能；其次，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創造新供給，釋放新需求，為新發展格局的構建奠基固本；再次，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為抓手，通過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為構建新發展格局破除體制機制障礙；最后，要以推進區域協調發展為重點，構建國內統一大市場，為新發展格局的構建開辟新局。

[關鍵詞] 新發展格局；國內大循環；雙循環經濟；高質量發展；經濟結構轉型；區域協調發展；科技創新

[中圖分類號] F12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8129（2024）02-0021-08

2020年4月10日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七次會議上，習近平首次提到構建新發展格局[1]。同年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習近平第二次講道，“要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2]。當月23日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經濟界委員聯組會上，就擴大國內市場、拉動內需，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指出，重點關注國內需求和完整內需體系的構建上，“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3]，這是對新發展格局內容較為完整清晰的闡析，同時對如何構建提出相應要求。同年7月21日的企業家座談會上，再次明確提出，新發展格局的構建不是否定對外開放，而是要做好國際國內市場聯通，利用好“兩個市場”“兩種資源”[4]。這是對“雙循環”最全面、最詳細的一次表述，同時也為新發展格局做出了更為清晰的定位。此后，在8月下旬和9月上旬分別召開的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和科學家座談會上，習近平對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因素作了進一步闡釋，其中包括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加快科技創新等[5-6]。由此可見，自2020年4月以來，中央已在多次會議中提及“新發展格局”，在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更是明確其為“十四五”規劃乃至更長時期內的一項重要戰略部署，以推動我國經濟社會實現高質量發展。

一、新發展格局的時代內涵

一方面，強調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與中國的國情和當前所處的發展階段相適應，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到現階段的必然之選[7]。改革開放以來，基于國內市場較小、資本和資源較為短缺等現實，我國充分發掘和利用沿海地區優勢，推動對外開放，積極發展對外貿易，在發展中不斷融入國際大循環，這是彼時發展環境下做出的選擇。中國也在對外開放中實現全面快速的發展，為經濟的高速增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從中國對外貿易依存度看（如表1所示），2006年我國的進出口總額為140974.7億元，國內生產總值達到216314.4億元，對外貿易依存度達到峰值65%，主要原因在于2001年我國加入WTO后帶來了對外貿易的快速發展。然而，自2007年起，這一數值呈現逐年下降，2009年降至44%，創下入世后10年來的新低。這一現象源于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帶來世界經濟增速的下滑，貿易環境受到重創，進而波及到國際貿易份額的擴張。在多措并舉的調控政策下，2010年至2011年對外貿易依存度有所回升，但程度并不十分顯著。2012年開始呈現逐年下降態勢，2020年降至31%，但過去兩年穩定在34%左右。

從中國和世界的GDP增長率來看，2008年、2009年、2010年，世界GDP年增長率分別為1.82%、-1.73%、4.31%。而中國GDP年增長率在這3年里分別達到了9.65%、9.4%、10.64%，這表明中國經濟保持著穩健增長的勢頭。

從表2中的數據可知，全球經濟自2011年開始至2019年，一直維持在2%～3%的增長，中國經濟則保持在6%～9%的增長區間。在受新冠疫情影響的2020年，中國率先在主要經濟體中實現2.3%的正增長，2021年實現了8.1%的增長，2年平均增長5.1%。從發展現實來看，中國現階段的國際地位和經濟體量，以國內市場為主體的大循環是必然之選、主動作為。

再從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來看，黨的十八大以來，在擴大內需、促進消費等政策的激勵下，國內消費動能持續被激發。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從2012年的20.55億元提升至2019年的40.8億元；受新冠疫情影響，2020年該數值有所下降，為39.2億元；2021年和2022年分別為44.08億元和43.97億元①，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斷提升。就人口基數而言，我國是超14億的人口大國，就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來看，2022年我國人均GDP達到85698元，突破1.2萬美元，擁有全球最具潛力的消費市場，這些都為構建國內大循環提供了有力支撐。

另一方面，國內國際雙循環不是兩個單一的循環，而是一個相互關聯的循環，必須將其視為一個相互嵌套的循環系統，不能割裂開來。強調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是要著力在生產端和供給端上下功夫，以更好地滿足國內市場和國內消費群體的需求。2022年4月發布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就是對暢通國內大循環，立足內需所做出的決策，并以此為基礎參與國際循環。只有立足自身暢通內循環，才能在無常變化的外部環境中保持發展定力，以自身發展的確定性應對外部市場的不確定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著重強調推進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要通過充分激發國內市場和需求潛力，實現與國際市場更順暢的聯通。改革開放40多年的成就與經驗證明，開放興、封閉衰。經濟社會發展必須在依靠自身發展的基礎上加強與國際社會的交流與合作，國內生產和國內市場不能與國際市場脫離和脫軌，要進一步加深加強與世界各國在更寬領域更廣市場的資源互通與合作，構建一個國內國際雙循環的聯通循環體系[8]。

二、新發展格局的現實意義

（一）有利于促進經濟結構轉型升級

伴隨著科技的不斷進步和經濟的快速增長，發展中也不斷呈現新問題和面臨新挑戰，如資源利用效率問題、生態環境問題、產品和服務質量問題等。諸多發展中呈現的問題都需要通過經濟結構的優化、調整和轉型升級來解決。鄧小平同志在20世紀90年代初曾說，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這句話提出的背景是我國收入差距問題開始出現，鄧小平同志為此發出警示。而就當前中國的發展現狀而言，經濟總量在2021年和2022年已分別突破110萬億元、120萬億元，早在2010年我國就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中國依托自身的制度優勢，在有效控制疫情擴散及最大程度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的前提下，經濟社會率先恢復正常有序的運行。實踐充分證明，中國已經從一個“未發展起來的時期”進入到“發展起來以后的時期”，而在這個新時期新階段，新的問題也在不斷涌現，尤其是經濟結構失衡，成為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的一大堵點。我國14億人口的巨大消費需求，其中4億中等收入群體，這部分群體的需求日益呈現多元化和多樣性，更加注重產品和服務的品質；與此形成反差的是，國內供給體系配置差異，高端產品和服務供給沒有跟上，結構性問題突出，有效供給不足導致需求外溢。

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立足點放在擴內需上，而恢復和擴大國內消費的關鍵，在于提升產品和服務的質量，要在供給上下功夫[9]。要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大力發展實體經濟，用數字技術、信息網絡技術等改造提升傳統制造業，用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為傳統制造業提質增效，加快建設制造強國[10]，實現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

（二）有利于解決發展中不平衡不充分問題

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具體表現為人民群眾需求的變化，從原來追求數量上的“更多”轉變為質量上要求的“更好”。居民消費向“從有到好”升級的轉變，對社會生產帶來了全局性影響，對發展的著力點也提出了新要求，集中力量提升發展的質量和效益，更好地去解決所遇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這與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相契合。

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有利于促進公平發展、實現共同富裕。國內大循環的構建需要擴大國內消費市場，擴大國內消費市場就需要刺激和拉動消費，其中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這是促進消費的基礎和條件。完善分配制度促進共同富裕，解決好分配問題，處理好區域發展差異問題，真正讓老百姓的腰包鼓起來，有效促進和拉動消費，這是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關鍵一環。與此同時，促進國內大循環，建立全國統一大市場，必須著力補齊民生短板，積極推進托幼、教育、醫療、就業、住房、社保、養老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滿足不同地區不同階段群體的切實需要，提高公共服務的可及性，夯實共同富裕的基礎。只有這些方面的保障做足做好，才能激發老百姓消費的意愿、提升其消費能力，創造更多新的消費需求，切實解決發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11]。

（三）有利于掌握創新發展主動權

伴隨著經濟發展和結構轉型，科技創新的驅動作用日益突出。要掌握發展的主動權就必須掌握關鍵技術，倘若在核心技術方面受制于人，隨之而來的可能是產業鏈供應鏈韌性不足，以及由此引發的鏈條斷裂風險，將會威脅到全產業鏈的安全。實現國民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要進一步促進各生產要素，知識、技術、管理、人才、土地、數據等的合理有效配置，加快科技創新步伐和高新技術的突破。正如習近平在科學家座談會上指出的，要優化配置優勢資源，推動重要領域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核心技術必須依靠自主研發，才能站得穩、走得遠，真正實現自力更生。

從世界范圍來看，新一輪的產業革命和科技革命將重塑世界產業和經濟格局。只有牢牢掌握關鍵核心技術，才能在競爭中站穩腳跟和掌握發展主動權。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要著力提升產品和服務的供給質量，堅持不懈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牢牢抓住科技創新這一關鍵動能和牛鼻子，不斷在改革和創新中突破供給約束中的痛點與堵點[12]。如伴隨著國內消費結構的升級，“互聯網+”“數字+”等消費新模式的快速發展，消費者對更加健康、綠色、生態的服務和消費需求逐漸增加，需要不斷提高供給質量以適應日益升級的消費需求。與此同時，要以科技賦能培育新型消費，就需要加快新技術的應用與推廣。

（四）有利于推進對外開放躍上新臺階

回顧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功經驗可知，封閉保守只會阻礙發展，開放合作才能促進共贏。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不可逆轉，國家之間的交流對話只會隨著發展不斷增強。長期以來，西方發達國家是全球化進程的主要推動力，然而隨著中國經濟的跨越式發展，以及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斷增加，現如今中國已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是推動經濟全球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使世界經濟遭到重創的背景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突顯，一系列宏觀經濟政策促使中國經濟率先走出困境，實現平穩運行。數據顯示，2013年到2021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為38.6%，超過G7國家貢獻率的總和[13]。加之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帶來的影響，世界各國的發展格局也迎來新變化，南起北落、東升西降是大勢所趨，向著更加均衡的多極格局方向發展[14]。

構建新發展格局本質上意味著更大力度的對外開放，必須把“獨立自主”建設國內大市場與“對外開放”構建雙循環有機結合起來。一方面，依靠構建國內大市場為主體，加快促進經濟的轉型發展，從而增加內部自身的確定性，以更好地應對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另一方面，通過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來促進和加快與國際市場的流通，借鑒和引進有利于本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資源要素，加強內外溝通，更好地提升國內大循環的效率與水平，以實現“內循環驅動、外循環助推”的良性發展格局。

三、新發展格局的實踐路徑

（一）以科技創新為動力，為新發展格局的構建提供動能

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是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環節，而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構建關鍵在于科技創新。近年來我國對科技事業的投入不斷增加，科創能力也取得突破性進展。2021年，我國的研發經費支出為2.78萬億元，研發強度增長到2.44%，基礎研究經費高達1696億元，全球創新指數排名12，居中等收入經濟體之首[15]。2022年研發經費投入首次突破了3萬億元大關，達到30870億元，研發強度為2.55%，實現了較快增長，基礎研究經費支出提高到1951億元。許多核心技術的根本就在于基礎理論研究，搞清楚弄明白源頭是關鍵。因此，盡管在新冠疫情暴發對經濟社會帶來嚴重影響的這兩年，我國依然持續增加在科研領域經費的投入，著力注入創新動能，也不斷收獲顯著成效。但也應該清晰看到，現階段我國的科創水平與高水平自立自強離先進水平還存在一定差距，關鍵在于研發經費投入強度、基礎研究經費占比等還有較大提升空間。要繼續完善政策舉措，引導各方增加研發投入，尤其是在原始創新方面的注入力度，著力推動科創水平由“大”向“強”的轉變。

持續加強研發投入力度，提升科研自主創新能力。一要進一步發揮政府在研發投入方面的引導作用，政府要出臺相應的鼓勵研發和創新的政策，引導研發經費向基礎研究領域流入。同時要完善政府研發投入導向機制，增強政府資金帶動社會投入的放大效應，明確政府研發投入的重點方向和領域。各類財政專項資金要聚焦投向戰略產業和未來產業，并建立數據監測評價機制對研發經費的投入動態進行監測。二要進一步強化企業的研發主體地位，督促落實高新技術企業稅收優惠、研發經費補助等政策，制定并完善向創新型企業、研發機構優先提供產業空間等扶持政策，促進創新要素向基礎領域集聚。三要鼓勵中小企業在科技創新方面的活動，重視“小升規”培育工作、國高企業培育工作，助力和推動創新型企業的培育，壯大發展新動能。

（二）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為新發展格局的構建奠基固本

供給和需求是市場經濟中既對立又統一的一對關系，新需求催生新供給、新供給創造新需求。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強調以擴大內需為抓手，“十四五”期間，我國擬通過改革等措施，在現有中等收入群體的基礎上，再增加2億人的規模[16]，為進一步擴大國內消費市場和消費需求提供有力支撐。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發展，我國經濟已進入消費主導型的時代。就供給側而言，要確保產出更多滿足消費者高品質產品與服務的需求，就必須進一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完善供給體系適應國內需求結構多樣化的要求，提升適配性。

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新供給，釋放新需求。一要完善人口政策，激發人口紅利，提升勞動力要素配置水平?，F階段我國人口發展進入少子化、老齡化的新常態。2022年，我國60歲和65歲以上老年人口分別達到28004萬和20978萬，比2021年分別增加了1268萬和922萬，其中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高達14.2%，預計2035年前后我國將進入重度老齡化階段。與此同時，勞動力總量接近9億，且每年約有1500萬新增量；勞動力素質結構逐年優化，全民素質大大提升，接受高等教育人數已超過2.4億，新增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達14年。要充分發揮和利用人才的總量優勢和結構優勢，進一步完善人力資本戰略，深化改革，促進形成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暢通要素流動與高效使用[17]。二要穩步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破解土地要素利用效率難題。農村不僅有著龐大的消費市場，同時也是要素市場的一大供給方，積極穩妥推進農村宅基地改革、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能有效有力激發土地活力。在當前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要著力解決好進城落戶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等訴求，最大程度提高土地要素利用效率。三要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多措并舉支持科創及實體經濟的發展。有效引導金融資本支持企業原始創新，尤其是關鍵領域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創新活動，充分發揮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作用。

（三）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為抓手，為新發展格局的構建破除障礙

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是經濟體制改革，著力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是有效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協調好二者的邊界，建立更加公平、開放的市場環境。同時，建設有為政府，發揮監管功能，保證市場經濟的高效運行，為經濟提質增效保駕護航。

通過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為構建新發展格局破除體制機制障礙。一方面，要對關鍵的和基礎性的改革進行突破，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保護各類市場主體和公民的合法權益，把依法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及企業家的合法權益落到實處，切實貫徹落實“兩個毫不動搖”。經過多年的發展，民營經濟在我國經濟增長中的貢獻作用十分突出，從“56789”到“66789”，即貢獻了60%以上的稅收、65%以上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18]，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和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發揮著關鍵作用。另一方面，解決好政府的“越位”和“缺位”問題，建設有為政府。政府要明確職能定位，履行好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以及公共服務等方面的職能，在為市場主體服務和營造良好發展環境方面下足功夫，避免直接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同時，簡政放權，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有效降低市場主體辦事成本，尤其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政府在推行政策過程中，應更多從“結果導向”出發，而非從“動機導向”出發，以政策實施后帶來的結果和成效作為主要的評判標準。

（四）以推進區域協調發展為重點，為新發展格局的構建開辟新局

伴隨著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消費在拉動我國經濟增長中的基礎性作用越發突出，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從世界發達經濟體的經驗來看，消費是推動經濟增長的第一動力。我國早在2010年就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然而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卻長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面對國際環境發生的深刻變革，外部環境中的不確定性因素增加；國內投資的邊際收益面臨下降壓力的新形勢，要在擴大有效投資和發揮投資的優化供給結構功能方面著力，用好國內超大規模市場的優勢。消費是收入的函數，要發揮消費的基礎性作用，必須相應擴大居民增收渠道，促進多渠道增收，穩定收入、解除居民的后顧之憂，才能真正建立起擴大居民消費的長效機制。

結合區域協調發展重點推進，是構建國內統一大市場的關鍵環節。一要加強城鄉融合發展規劃。合理的規劃能夠有效統籌城鄉資源、優化城鄉空間布局、推進城鄉融合發展。在土地整合、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均等化等方面做足功夫。同時，城市建設要注重產業基礎和城市規劃的融合；鄉村建設要避免過度人工化、過度現代化等問題，注重對傳統文化和民俗資源的保護與傳承。二要補齊縣域經濟發展短板。我國縣域經濟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縣域小微企業在地方經濟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能有效解決縣域勞動力就業問題。同時，要補齊縣城發展中基礎設施、數字化建設等方面的短板，延長既有產業鏈和價值鏈，扶持龍頭企業，將其發展為縣域產業集群的核心主體。三是凝聚合力塑造區域品牌優勢。地區特色產品必須在質量上占有市場優勢，要因地制宜，著力打造有內容、有形式、有特色的區域品牌。區域品牌的打造有利于推動區域性產業集群的形成，逐漸成為地方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這對于實現產品標準化、供應鏈暢通等方面至關重要，要整合社會各方資源，構建區域產業生態體系，加強政府、企業和社會的廣泛參與與協作，推動形成有影響力的區域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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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汪智力 朱苗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