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智庫發展及新型智庫建設的政策變遷、實踐探索與未來面向

童文勝

[摘? ? 要]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的關鍵時期，智庫建設迎來又一個快速發展期。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智庫建設，并貫穿于黨的百年發展歷程。改革開放前是中國共產黨“智庫”建設的起步階段，各類智庫性質的機構在不同時期發揮了輔助軍事戰爭決策和匯集民智、為新民主主義建設建言的重要作用，但也存在研究活力不足、研究成果國際影響力有限等問題。改革開放后到21世紀前十年，是中國“智庫”發展的再覺醒階段，這一時期社會智庫、高校智庫蓬勃興起，相繼建立了地方決策咨詢委員會和智庫成果報送制度，有效扭轉了智庫成果偏重政策性解讀而缺乏議題前瞻性，有對策建議而欠缺可操作性等傾向。新時代以來是中國智庫的高質量發展階段，黨中央將發揮智庫作用納入黨決策咨詢制度化建設的范疇，高端智庫試點工作全面展開，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作為國家戰略全面推進。針對不少高校智庫大多只見其名未見其實、智庫名稱和研究領域存在較多重合等現象，黨中央和主管部門分別從指導思想、發展階段、行動步驟等方面作出了規劃。作為中國新型智庫建設的重要力量，高校智庫要發揮人才和多學科優勢，瞄準國際國內戰略性、前沿性課題深入開展系統性研究并產出優秀的咨政成果，同時更加重視自然科學與工程技術在高校智庫建設中的地位與作用，為促進我國科學、民主、依法決策，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與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提供智力支撐。

[關鍵詞] 智庫建設；新型智庫；中國共產黨；高校智庫

[中圖分類號] D64；G0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8129（2024）02-0049-10

2017年，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經過長期奮斗已經進入到“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1] 10。是年歲末，他在駐外使節工作會議上首次提出，要“正確認識當今時代潮流和國際大勢。放眼世界，我們面對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2] 421。翌年9月，他在“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也是在國際上首次論述“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3] 4。處于這樣一個偉大的歷史方位，同時又是世界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關鍵時期，人類需要克困度艱，需要信心、團結和智慧。于中國自身而言，無論是適應國際新秩序的變化，繼續深化改革和擴大對外開放，還是將中國式現代化和高質量發展全面向前推進，都需要有能夠為黨和國家提供有前瞻性和創新力的戰略與資政建言，為國民觀察和理解社會提供有洞見、能引領思想的咨詢服務。這就使得智庫建設不管是從歷史使命角度，還是市場需求層面，也不管是國外還是國內，都將迎來一個快速發展的大好時代。

作為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尤其是高校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能否全面了解黨和國家智庫發展的政策變遷、實踐探索，更加深入地理解黨和國家提出大力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決策部署的重要意義，更加深入思考新型智庫未來的發展趨向，使自己的學術研究不斷“聚焦關系全局、關系長遠的重大戰略問題”，為促進我國科學、民主、依法決策，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與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不斷提升我國的文化凝聚力、創新力和競爭力等提供智力支撐，顯得十分重要和緊迫。

一、文獻回顧及問題提出

截至2023年11月3日，在“中國知網（CNKI）”數據庫平臺以“智庫”為關鍵詞進行搜索，共找到2，118條結果?？梢?，開展有關智庫領域研究的國內外學者、作者已形成一定規模，他們大多從智庫的定義與內涵、要素與分類、功能與定位、評價與影響力、發展與路徑等不同視角開展了各有側重的多維度分析。

麥甘、韋弗（McGann and Weaver）認為智庫是獨立于黨派、政府、企業以及社會各利益群體的、獨立的政策研究機構[4]。安德魯·里奇（Andrew Rich）指出，智庫是一種以專業知識和思想為終極產品，然后主要依靠其獲取支持并影響政策制定過程的獨立的、無利益訴求的、非營利性組織，并指他的界定與弗蘭克·科爾博很類似，后者指智庫是一個“思想工廠”，一個“戰略思想中心”，一個“頭腦風暴”中心，一個沒有學生的大學，集聚了大量思想和智慧，有著明確目標和堅定追求[5]。上海社會科學院智庫研究中心項目組認為智庫就是“以公共政策為研究對象，以影響政府決策為研究目標，以公共利益為研究導向，以社會責任為研究準則的專業研究機構”[6]，主要強調“公共性”，但薛瀾和朱旭峰的概念界定更強調的是智庫的“獨立性”，即智庫的獨立運作與研究觀點的中立[7]。

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作為一個概念提出始于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其寫入《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從國家意志層面，對其的定位是以戰略問題和公共政策為主要研究對象，以服務黨和政府科學、民主、依法決策為宗旨的非營利性專業研究和咨詢機構。何巧源對其的界定是“由一批具有創新意識、智慧知識的研究人員組成的研究組織”，是傳統智庫的延伸和具化。同時，也是“立足于本國實際探尋解決問題的方案，秉持著服務原則為社會發展、國家治理、國際外交等建言獻策的專業性組織機構”[8]。

總體而言，國內學術界在2017年之前主要聚焦在概念、內涵的界定、功能與宏觀發展路徑探索等智庫基本問題的研究。李麗對社會智庫的內涵和創新進行了解讀，并從規范引導、價值指向和實現方式等方面探討了如何健康發展的問題[9]。劉西忠從分析傳統語境中民間智庫向主流宣傳語境的社會智庫轉化所產生的新內涵與差異切入，研究了社會智庫發展的路徑重塑問題[10]。楊寶強從籌資、決策、轉化等方面探究了智庫的運行機制及其邏輯指向問題[11]。

2017年后，特別是國家“十四五”時期哲學社會科學發展規劃出臺后，無論在研究方法還是研究內容上，對智庫的研究都有了質的提升，包括國外關注中國問題的學者在內，這一階段對于智庫的研究都更加細化，更關注運行機制、影響力與評價體系等方面的深層分析。在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啟動十周年之際，一些學者對中國智庫發展的歷史、現狀等也進行了深入調查和研究。Abelson采用定量方法，以議程提出、政策制定及執行階段為間接指標，資源、需求及影響為直接指標衡量智庫影響力[12]。肖荻昱基于鏈接分析視角對我國社會智庫網站影響力進行了評價[13]。楊亞琴以智庫影響力評價為切入點，分析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趨勢特點、問題以及主要路徑[14]。周湘智立足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聚焦服務黨和政府科學決策根本任務，分析研判了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未來的六大發展趨勢[15]。韓瑞珍、楊思洛借鑒CIPP評價模式，構建了智庫成果質量評價模型和PRICE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并選取3家智庫成果作為樣本，進行驗證性評價[16]。蔡繼輝、張艷麗以“中國智庫發展狀況調查”為主題，對100家不同類型的智庫，從智庫運行、基本情況、基本認知三個層面進行了一次覆蓋面比較全的調查，從管理體制機制、智庫成果傳播體系、加強國際合作與國際接軌等三方面提出相應對策建議[17]。李剛認為智庫作為一種跨界組織應側重對策研究同時兼顧學術理論研究，為發揮好咨政建言等五大功能，關鍵在提高規劃、組織、人力資源整合、傳播和數據驅動等方面的核心能力[18]。

綜上，國內外針對智庫的研究已逐漸多元和細化，理論或實踐的研究成果兼有，研究質量也比較高，但從宏觀政策層面對中國智庫發展和新型智庫建設的綜合性研究目前還比較缺乏，無法滿足當前我國新型智庫建設更好應對“偉大新時代”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迫切需求。因此，本文基于歷史的脈絡和制度變遷的實際，系統研究中國智庫發展及新型智庫建設的政策變遷、實踐探索與未來面向，旨在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與未來發展貢獻一點力所能及的理論思考。

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智庫發展及其政策變遷

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智庫建設，善于集中各方智慧，并貫穿于黨的百年發展歷程中，因而其發展史亦是一部政策變遷史。

（一）改革開放前中國共產黨“智庫”建設的起步與政策支持

延安時期“智庫”的設立是應“戰”而生。毛澤東在戰爭年代之所以能夠以一介書生之身份運籌帷幄并帶領人民軍隊決勝千里，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極其重視第一手信息的收集和分析。早在1941年，從中央到各地方解放區都相繼成立了各級調查研究局（室），目的是為黨中央和毛主席決策提供重要參考和服務。包括后期遷入和創辦的“抗大”、中央黨校、中央研究院等教學與研究機構，一定程度上也發揮了研判時事與資政的作用。

1949年新中國成立不久，黨和政府又成立了國務院參事室、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科學院等咨詢與研究機構，實際就是匯集民智、服務新民主主義建設使命的官方“智庫”。在隨后的20多年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又進一步形成了包括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黨校、社會科學院、黨政政策研究室（中心）、普通高校、軍隊參謀系統等在內的官方、高校和軍方“智庫”共同發展的良好態勢，這一極具新中國特色的智庫建設道路和體系至今仍在發揮著服務決策的重要作用。

這一時期我國智庫發展具有如下顯著特征：一是主要領導高度重視。延續革命戰爭時期“三灣改編”所形成的堅持黨統一領導的經驗，各類型“智庫”的領導權歸黨的各級領導部門或由知識水平比較高的共產黨人直接負責。如毛澤東就曾直接擔任過中央調查局主任，曾代理過中央書記處總書記一職的張聞天也兼任過馬克思列寧學院院長等；二是研究團隊“又紅又?！?。各類型“智庫”的領導和研究人員皆必須是深得黨的信任，在政治、經濟、社會管理和研究等某一領域既有實踐經驗又有較高理論素養的專家。

上述兩大特征既從政策層面體現了起步階段黨對智庫建設的大力支持，但也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一些弊端。受到官方智庫一家獨大且各智庫主要負責人大多由黨的各級領導擔任，所導致的決策者與參謀者身份重疊等因素的負效應影響，智庫工作效能問題日漸顯現，如研究工作活力不足、研究成果國際影響力有限等。

（二）從改革開放后到21世紀前十年間中國“智庫”發展的再覺醒與政策激勵

改革開放是我國一場以思想解放為引領的經濟社會大變革。40多年來，我們黨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勇氣，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不動搖的前提下不斷探索推進，從家庭承包責任制改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與實踐不斷創新，國家逐步走向繁榮昌盛，這些成就離不開“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等專家研究團隊和后來陸續成立的官方、半官方和民間專門研究機構的大力推動，如1977年成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2009年成立的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等。不可忽視的是，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這一段時期，我國民間“智庫”進入了一個較快的增長期，得益于一部分知識分子從“體制內”跳出來，成立了我國首批民間智庫，以嶄新的市場模式服務于各地改革開放事業。

我國高校智庫的蓬勃發展也肇始于這一階段。為充分發揮高校的智力支持作用，政府出臺激勵政策，大力扶持國內一些高水平大學建立相關研究所或研究中心。此前，國內高校學者多以個人學術影響力謀求或事實上對中國的部分政策議程產生過影響。高校智庫工作者走向功能化、建制化為國家和社會服務的道路，提升了體制內智庫的層次性，增強了研究的專業性，也契合了我們黨鼓勵知識分子將個體的發展與國家的前途命運緊密結合的愿望。社會智庫、高校智庫的蓬勃興起，標志著我國智庫發展已進入一個體系化、多元化和市場化的時代。

進入21世紀，我國按照既定的發展目標順利邁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的發展階段，但社會經濟轉型的復雜性與緊迫性更勝改革開放的初期，傳統決策咨詢的政策及體制弊端暴露得愈發明顯，如面對日益增長和日趨復雜的國家治理、公共管理難題，當時的智庫成果多偏重政策性解讀而缺乏議題前瞻性，有對策建議而欠缺實際可操作性等問題?，F實環境的壓力變化和深化改革的社會需求迫使這一時期我國“智庫”發展必須在組織化、規范化、法治化等方面尋求再覺醒。由此，各地出現了一個成立決策咨詢委員會的高峰期，這既體現了體制內智庫對新形勢的敏銳感知，也反映出這個新機構在國家治理過程中所展示的決策咨詢作用已越來越為黨和政府所重視。黨的十六大后，中央政治局已常態化邀請不同類型智庫的專家、學者為中央領導人專題授課。通過內參、簡報等信息載體，專家、學者們還可以將政策建議直達黨中央最高決策層。

這一時期國內高校智庫的發展也進入了快車道，如堪稱高校智庫領軍者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2008年后更名為國家發展研究院）秉承小機構和大網絡理念，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新農村建設等諸多重大問題上成果豐碩。此外，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CCS，Center for China Studies，“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前身）秉承“與中國發展同行，與中國開放相伴，與中國變革俱進，與中國興盛共存”發展理念和“維護國家最高利益，認清國家長期發展目標，積極影響國家宏觀決策”發展宗旨[19]，在提供咨政服務和理論創新方面的成效非常突出。

“智庫”發展之所以能夠再覺醒，核心原因在于1978年以來黨在決策體制機制改革上的一系列政策激勵和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回歸，如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制定的《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黨的十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都強調了黨內決策堅持民主集中制這一重大原則。

1986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萬里在全國軟科學研究工作座談會上首次倡導“把科學引入決策過程中，利用現代科學技術手段，采用民主和科學的方法，把決策變成集思廣益的、有科學依據的、有制度保證的過程，從而實現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和制度化，以加快我國的現代化建設”[20] 1。由此，他也成為首位公開倡議建立嚴格決策制度和程序以推進黨內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的黨和國家領導人。

1992年，江澤民在黨的十四大上將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目標首次寫入大會報告，以黨的正式文件形式確認這是“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環節，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重要任務”，并強調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要充分發揮“研究咨詢機構的作用，加速建立一套民主的科學的決策制度”[21]。在2002年召開的黨的十六大上，“完善專家咨詢制度，實行決策的論證制和責任制”[22]的政策目標再次寫入報告。此后，江澤民又多次指出，在認識和改造世界中，哲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同等重要，一樣起著關鍵的作用。

黨的十六大后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繼續思考和回答江澤民提出的四個“同等重要”科學命題，組織實施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工程，高度肯定哲學社會科學界是黨和政府的“思想庫”“智囊團”，并在《國務院工作規則（2003年修訂版）》中首次將“實施科學民主決策”列為國務院三大基本工作準則之一。2007年“鼓勵哲學社會科學界為黨和人民事業發揮思想庫作用”寫入黨的十七大報告，把我們黨對決策民主化、科學化的重視從政策層面進一步提高到了決策咨詢制度建設層面，這也是前文提及的全國各地決策咨詢委員會紛紛成立的背景所在。

在我們黨積極發揮智庫作用的各項政策激勵下，智庫地位也獲得了極大提升，其主要表現是：智政聯系頻度與溝通渠道越來越多，領導層在決策過程中注重聽取、采納專家的不同意見、建議；不定期邀請專家到專題集體學習會上主講成為中央政治局及國務院的工作常態；黨政決策的“集體決策+咨詢參與型”模式逐步向基層傳遞，決策咨詢體制的組織化、規范化、法治化目標有較大突破。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革進程中充分發揮不同類型智庫在國家治理方面的智力引領作用，不斷推進決策咨詢在政策過程中的分量，其定位已日益清晰明了。

（三）新時代中國智庫的高質量發展要求與政策推動

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新時代”與“大變局”是我們黨對國家發展階段與國內外環境的最新研判和定位。為了積極應對、有效解決歷史發展新階段不斷涌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新矛盾，迫切需要匯聚不同領域、不同風格的“新型”專家智庫團隊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為黨中央決策，為公眾拓展思維和眼界，為社會提供多元化思想等協同創新，多出成果，2012年，“堅持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健全決策機制和程序，發揮思想庫作用”被再次寫入黨的十八大報告[23]。

黨的十八大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延續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的治國理政基本理念，將發揮智庫（思想庫）作用納入黨決策咨詢制度化建設的范疇，并就新型智庫建設多次發表重要論述。2012年底習近平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強調高質量智庫在國家決策制定過程中能夠發揮重要作用。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首次出現“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表述，并公布了“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咨詢制度”22字方針。與此同時，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也著手推動“新型智庫”的頂層設計與發展規劃。2014年10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審議通過《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并于2015年1月由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發布，明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發展的總體目標和發展路徑。2015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公布《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工作方案》，非常詳細地從指導思想、試點工作的基本要求、入選的具體條件、首批試點的認定、類型和結構及運行管理五方面對新型高端智庫試點工作予以規范。中央有關部門相應的配套文件，如《國家高端智庫管理辦法（試行）》《國家高端智庫專項經費管理辦法（試行）》，以及負責議事與評估工作的國家高端智庫理事會等機構也迅即出臺和組建。2015年12月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工作會議的召開，標志著高端智庫試點工作全面展開，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作為國家戰略已全面推進，中國智庫建設邁入一個新的高質量發展階段。

2017年“新時代”歷史方位的重大判斷為我國智庫研究提供了新的選題，依此新論斷、新觀點和新思想，各類智庫迅速開展相關學習和研討，積極主動匯聚群智群策。2020年初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立足黨和國家事業全局，通過《關于深入推進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工作的意見》，再次對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作出重要部署，要求高端智庫須做到“精益求精、注重科學、講求質量”，切實提高服務決策的能力水平。這一系列猶如連環組合拳式召開和發布的重要會議與政策文件，有力推動了中國特色新型高端智庫建設。

2022年召開的黨的二十大是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關鍵時刻召開的一次重要的大會，對于黨的二十大提出的重要思想、重要觀點、重大論斷、重大舉措的研究必將為我國新型智庫的高質量發展帶來新的巨大機遇。

三、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實踐探索及未來面向

歷經苦難輝煌，中國共產黨正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向“強起來”奮進。在這樣一個奮斗歷程中，一個很重要的經驗就是堅持黨的“民主集中制”和“群眾路線”。前者是黨的“根本領導制度和工作制度”，后者是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這一經驗也是中國共產黨一以貫之的“智庫”思想在實踐探索中的體現。從延安及新中國成立初期團結不同政治團體“參政議政”到改革開放時期“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再到新時代“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風雨100多年，之所以可立于國內外政治風云變幻之中，根本原因在于它既是一個十分重視理論思考，更是一個高度重視實踐探索的高度自覺的組織；它既強調學習的重要性，也篤信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它從不是一個孤立的政治團隊在奮斗，而是一直相信并依托人民的智慧、團結的力量、科學與民主的路徑，在不同的歷史節點借助不同形式和類型的“智庫”力量，努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共和國的長治久安。

作為一名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和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積極參與者，筆者以新型高校智庫建設為例，對新時代后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實踐探索進行簡要梳理，并對其未來面向進行展望。

何為“中國新型高校智庫”？筆者認為，它是指以中國視角和立場，借助高校學科、專業和智力優勢，聚焦中國與世界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的關鍵性或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通過提交政策咨詢報告、學術論文和著作等方式履行社會服務功能的綜合性科研平臺。

從實踐探索角度看，高校作為全國哲學社會科學“五路大軍”的主力軍，教育部是其直接主管部門，對于貫徹落實習近平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重要批示，推進新型高校智庫建設可謂非常積極與主動。

2013年11月中共中央“深改決定”剛剛公布關于新型智庫建設的基本方針，次年2月教育部就印發了《中國特色新型高校智庫建設推進計劃》（以下簡稱《推進計劃》）?！锻七M計劃》從建設目標、主攻方向、建設思路、隊伍建設、成果應用、管理方式、組織保障七個方面細化了26條工作內容，為高校智庫建設提供了指導性意見，明確了新型高校智庫具有戰略研究、政策建言、人才培養、輿論引導和公共外交五大功能定位。該計劃的出臺短時間內就在國內促成了高校智庫建設百花齊放的局面。五年時間不到，據上海社科院智庫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ink Tank Studies， 簡稱CTTS）發布的《2018中國智庫報告――影響力排名與政策建議》，全國除港澳臺外，各?。▍^市）高校建立的不同類型智庫達430個[24]。

但比較尷尬的是，這一時期蜂擁而上的不少高校智庫大多只見其名未見其實，許多高校智庫還停留在學科和專業研究層面，“兩個機構、一套班子”的情況比較普遍，抑或本就是直接從高校原有學科或專業的研究院（所、中心）改名而來，雖冠以“對策研究”的目標，但原先的組織架構并無實質變化。這樣的智庫顯然難以稱得上是“新型高校智庫”。當前，能夠排名在全國高校智庫前100名的優秀高校智庫主要來自100多所“雙一流”高校，其他高校智庫的產出微乎其微，或只是“掛名”“僵尸”性的存在，幾無產出。此外，各高校智庫名稱、研究領域亦存在較多的雷同、重復現象，未能體現不同類型、層次、地域等的特色差異，不僅造成了資源浪費，也沒體現《推進計劃》提出的整合優質資源的目標，不利于提升成果質量。因此，如何根據自身特點建設新型高校智庫以實現可持續發展，是這一階段高校智庫建設的首要問題。

黨中央及分管部委也敏銳覺察到了這一問題，2022年2月，中共中央發布的《國家“十四五”時期哲學社會科學發展規劃》（以下簡稱《發展規劃》）再次強調，要“著力打造一批具有重要決策影響力、社會影響力、國際影響力的新型智庫，為推動科學民主依法決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提升國家軟實力提供支撐”，并提出目標，在全國打造50家左右基本覆蓋各主要研究領域的國家高端智庫，培育扶持 20家左右專業性智庫。在第七部分“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第二條目中，明確要“深入實施中國特色新型高校智庫建設推進計劃，創新組織形式，整合優質資源，以人才、科研優勢提升服務決策動能”。

應該說《發展規劃》充分體現了我們黨關于智庫建設思想的延續性，從江澤民強調“四個”同等重要、胡錦濤重視“思想庫”作用到習近平提出高質量發展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我們黨對新型智庫的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是一以貫之的。

《發展規劃》因其是對國家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總體規劃，具體到高校的文字并不太多，涉及新型智庫的僅47個字，占《發展規劃》篇幅的3.18%。但這并不等于說在國家布局新型高端智庫工作中高校就不重要，而是在這部分內容中的“1.深入推進國家高端智庫建設”“3.加強對智庫建設的組織領導和統籌協調”“4.營造智庫健康發展的良好環境”三小節中所提到的、所要求的已包括了對高校新型智庫建設的要求，如“健全中國特色新型智庫評價體系，建立適合不同類型智庫特點的考核體系和考核方式，加強對智庫發展狀況的動態評估”等等[25]。

《發展規劃》公布后，教育部不僅依此制定了《面向 2035高校哲學社會科學高質量發展行動計劃》（以下簡稱《行動計劃》），還出臺了操作性很強的《哲學社會科學知識體系建構和高校咨政服務能力提升工程實施方案》（以下簡稱《實施方案》）。

《行動計劃》從面向2035年的需要出發，對2011年11月發布的《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繁榮計劃（2011-2020年）》（以下簡稱“繁榮計劃”）與《推進計劃》實施以來我國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發展與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要求所存在的較大差距有非常清醒的認識和反思，如整體發展戰略不夠聚焦；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以及相適應的教材體系、評價體系的中國特色不夠鮮明；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大而不強”問題比較突出，服務黨和國家能力還需提升；理論研究“閉門造車”與“小散弱”并存，智庫“庫多智少”現象較為嚴重，人才隊伍“有專家缺大師”狀況沒有得到根本扭轉；高質量發展體制機制有待進一步突破；勇于創新創造的學術氛圍還不濃厚；條件保障與激勵措施還需加大力度等，因而必須通過謀劃實施“繁榮計劃”升級版，以實現我國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的高質量發展。

在該《行動計劃》中，同樣是在文件的第七部分，對如何提升中國特色新型高校智庫建設水平，從充分發揮我國高校學科學術人才優勢，創新智庫管理與評價機制，提升咨政啟民能力，構建中國特色新型高校智庫體系等各方面，共有980個字的計劃和安排。

《實施方案》共計7661字，其基本宗旨是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關于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與發揮哲學社會科學在治國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兩個工作指示。全文從“深刻認識建構自主知識體系和提升高校咨政服務能力的重要意義；總體要求（包括指導思想、基本原則、建設目標）；建構自主知識體系；提升智庫服務能力；強化國際組織人才培養和國別區域研究；建強核心專家團隊；改革組織方式和運行機制；組織保障八個方面進行了詳細說明與具體部署，可謂有想法、給辦法，只待哲學社會科學界和高校按照方案認真落實。該方案的第四部分是具體針對高校新型智庫建設的，重點強調了智庫的服務能力提升，共計592字。內容上具有一定連續性，如“6.把知識體系建構與高校智庫建設緊密結合起來，落實《中國特色新型高校智庫建設推進計劃》”，就是對八年前文件要求的繼續。也有對前期工作的調整和變化，如“7.推動現有部分應用研究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轉型為教育部智庫”，等等。

高校智庫建設倘若囿于學科、專業范疇而不與現實世界和社會實踐相結合，不能從民之角度思考、解決現實與社會中的重大問題，顯然不是合格的智庫；但從未來看，依托高校智力資源建設中國特色新型高端智庫如不發揮大學得天獨厚的學科、專業優勢，顯然也不可能產出真正有思想、有見地的一流智庫成果。

學科是現代大學制度體系設計的邏輯起點，新中國成立70多年后我國高等教育已經有了巨大的發展，以清華、北大為代表的一批大陸高校及其若干學科已經達到和接近世界一流大學的高水平。依托這些高校的優勢和重點學科長期積淀形成的研究優勢，從服務國家戰略和重大需求層面要求其以政策研究為導向、以解決現實問題為核心組建不同類型的專家團隊或公共政策研究機構，既是我國大學拓展社會服務功能的應有之義，更是國內高?；趯W科的厚重基礎，積極拓展社會服務職能的重要契機。高校必須也應該堅定這一自信，即基于國家重點學科或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等平臺可為高校衍生新型智庫提供有力支撐，而學科積淀所形成的綜合優勢本就是高校衍生新型智庫的重要條件，我國高校新型智庫有理由，也應有能力發揮人才和多學科優勢，在堅實基礎理論的支持下，瞄準國際國內戰略性、前沿性課題深入開展系統性研究并產出優秀的咨政成果。

過去我們常常忽視自然科學與工程技術在高校智庫建設中的地位與作用，習慣性地認為為治國理政獻策是哲學社會科學的專屬領域，這個錯誤的思想方向必須予以糾正?？萍贾菐炖響蔀橹袊厣滦椭菐祗w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中國高校新型智庫建設的關鍵領域和發展方向?；谏詈竦幕A研究或成熟的應用研究，我國高校中具有較強優勢的理工農醫類學科的科學家、醫學家們完全可以更積極地參與到我國科技戰略政策研究或科技支撐服務公共政策研究，就科技發展趨勢、重大科技戰略、科技創新發展等問題，提出前瞻性、建設性的建議，提升政策制定過程中的科技含量。

追根溯源，我國高校智庫在共和國建設和發展的不同時期都給予了有力支撐。如果從20世紀60年代一批學科領域專家受聘為政府決策咨詢委員會的顧問或委員，專注于國家與區域發展研究的實體機構在高校布點建設，為新中國政治、經濟、文化與外交等國是或社會公共政策需要提供研究報告與咨詢建議算起，到21世紀20年代，經過60多年的持續努力，我國已擁有一批具有較高學術影響力、社會影響力以及國際影響力的高端智庫品牌。如21世紀初成立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國情研究院、南開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等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目前已成為我國高校高端智庫的重要代表。隨著人文社會科學的整體繁榮，我國高校智庫建設必將進入一個更加快速的發展通道。

在國家戰略的積極推動指導下，未來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成果質量與水平將會不斷提高，智庫管理與建設的實踐將日趨現代化，智庫研究將更注重理論積淀和科學方法的靈活運用，政策眾創或可成為不同類型智庫咨政獻策的有效機制，智庫的功能譜系會不斷充實和完善，中國底色、中國話語體系智庫品牌的國際影響力將加快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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