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五年關中地區中共革命的興起

馮 峰

一般研究都認為，中國共產黨強大的組織力量是其領導中國革命獲得勝利的一個重要原因。不過，對于“組織”內涵的理解以及組織能力的評價，還有不同意見。一種看法認為，中共是建立在不同的地方特殊性之上的基層組織的“集合體”，基層黨組織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較強的自主性，地方革命者在革命實踐中扮演著重要角色(1)關于海外中共研究的“地方化”轉向，參見Saich，T.(1994).“Introduction：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Anti-Japanese War Base Areas”.The China Quarterly，140，pp.1000-1006；周錫瑞：《關于中國革命的十個議題》，董玥主編：《走出區域研究：西方中國近代史論集粹》，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181—213頁；陳耀煌：《從中央到地方：三十年來西方中共農村革命史研究述評》，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8期(2010年6月)。。另一種看法認為，在中共早期組織架構中，知識分子“社團”氣味頗濃、“多元化”特征明顯，經過大革命洗禮后，建立在列寧主義組織原則之上的現代革命政黨才真正形成(2)參見Hans J.van de Ven (1991).From Friend to Comrade：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1920-192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這提醒我們，討論中共早期組織發展史時，要重視“地方性”和“多元化”的面向。

本文討論陜西關中地區中共革命的興起，即組織發展由多元化走向一元化的過程。由于關中早期革命運動主要表現為青年團領導的青年活動，本文重點考察圍繞青年團的各種力量如何運作，以及地域文化所起的作用。(3)相關研究參見《陜西省志·共青團志》，陜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9—39頁；《陜西省志·中國共產黨志》(上)，陜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47—295頁；《中國共產黨陜西歷史》第1卷，陜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42頁；陳耀煌：《陜西地區的共產革命(1924—1933)——一個組織史的考察》，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3期(2016年9月)；〔美〕周錫瑞著，石巖譯：《意外的圣地：陜甘革命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1年，第71—120頁。陜西黨、團組織起源于關中地區渭河南北兩岸以及陜北的綏德地區，形成了渭北(三原)、西安、渭南、綏德四個革命策源地。除了陜北綏德地區以外(4)陜北地域文化與關中文化有著顯著區別，這使陜北黨組織的發展呈現出相當不同的特色。對此，需要另文論述。，其他三個策源地集中于渭河兩岸的“政治—經濟—文化圈”。這里是關中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而以渭河為界形成事實上的南北軍事割據，使得中心區域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功能出現分化。這種地域社會結構造就了渭河兩岸革命運動興起過程的“多元中心”特點，塑造了早期陜西革命組織的“多元化”發展模式。而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渭河兩岸革命力量逐漸走向合流，從而為建立一個組織嚴密、紀律嚴明的革命政黨創造了條件。渭河南北地域社會的特殊性決定了早期關中革命的基本圖景。

一、渭河南北地域社會的基本格局

民初，關中地區以渭河為界形成了經濟、文化功能分化的基本格局。渭河以南的中心城市西安的一部分經濟、文化功能，被渭北中心城市三原、涇陽甚至渭河以南的渭南所分割。在傳統經濟貿易中，河道是地區貿易往來的重要途徑。隴海鐵路通到西安之前，省內主要貿易路線正好繞過了省府西安。從東部開來的商船?？康淖詈笠徽臼俏寄系某嗨?，貨物在這里卸載后，再通過陸路運到西安，因此，赤水成為渭河上的繁榮轉運口岸(5)《華縣志》，陜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20頁。。陜西最早的青年團組織誕生于此，絕非偶然。而渭北中心城市三原通過四通八達的交通線，輻射鄰近數十縣，將渭北聯結為一個整體。1923年，西安至三原、三原至同官(今銅川)的公路相繼通車，進一步促進了渭北經濟的現代化。隴海鐵路通到西安之前，三原也是渭北重要的貿易集散中心，這里將甘肅岷縣一帶的藥材轉運東南各省，又將東南的布匹貨物輸送到西北。來自內蒙古、寧夏、新疆的商幫帶來了皮貨、馬匹，在這里交換京廣雜貨，從而使得渭北成為聯結京、津、滬、漢、甘、晉等地的貿易樞紐。(6)《三原縣志》，陜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73、437頁；《三原文史資料》第7輯，1990年印行，第140頁。由于涇惠渠的開通，20世紀20年代后期，渭北涇陽、三原一帶廣種棉花，并與國際市場聯系起來。雖然西安通往潼關的公路是省城與東部地區經濟聯系的重要樞紐，但從民初到20年代，它被大大小小不同的軍閥所控制，境內關卡林立，道路缺乏修繕，以致商旅艱難，嚴重影響著省府對外貿易的發展。

民初西安地位的下降，明顯地體現在人口規模和城市管理上。清末西安市區人口只有不到11.2萬人，受軍閥混戰，尤其是1926年的“西安圍城”影響，20年代的人口規模仍維持著較低水平，可能還有所下降。而1928年涇陽人口接近15萬人，1924年渭南則有20.6萬余人。與渭北中心城市以及渭河以南其他城市相比，西安都不占優勢。由于人口規模的限制，西安長期缺乏統一的市政管理機構。民初延續清制，市區以城市中心為界，東部歸長安縣，西部歸咸寧縣管理。直到1927年西安才首次成立市政委員會，但由于人口不足20萬，不夠設市標準，很快廢止。1932年，西京籌備委員會成立，但城市現代化建設很快又被擱置，直到1942年，才正式成立西安市政處。(7)《西安市志》第1卷，西安出版社，1996年，第445、241—242頁。市政管理體系建立的曲折過程充分顯示了西安城市現代化的遲滯。

工業化進程在相對閉塞的古都亦進展緩慢。清末民初，由于政治腐敗、戰亂頻繁，西安的民族工業一直未能興起。一戰爆發后，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有所發展，但在西安，除幾家為軍閥混戰服務的軍械修造、鐵器鑄造廠外，民間經營的只是些手工紡織和生活用品作坊等，近代工業尚處于萌芽狀態。(8)《西安文史資料》第19輯，西安出版社，1993年，第2頁。遲至20世紀30年代，西安才真正進入現代化軌道。尤其是國民黨政府推行“開發西北”戰略、隴海鐵路通到西安之后，西安的工業發展迎來嶄新局面。但是，在本文敘述的1922年至1925年，西安工業的發展仍處于起步階段，這從中共陜西地方組織準備大力發展工人黨員時遇到的問題中可見一斑。在中共西安地委的計劃中，最大的發展對象竟是官辦軍事企業陜西機器制造局(9)參見《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2，1992年印行，第18頁。。該局肇始于清末左宗棠鎮壓回民起義而設立的西安機器局，1923年督軍劉鎮華購置機床，擴充了生產(10)《西安文史資料》第19輯，第11—12頁。。而其他工人黨員發展對象則集中于電力、郵務、印刷三個行業，可見當時西安工業布局之簡陋。

在省會經濟衰退、現代工業艱難起步階段，20世紀20年代，渭北的經濟發展迎來契機，即大型水利工程涇惠渠的開通。留學德國學習鐵路和水利的工程師李儀祉，繼承省水利局局長郭希仁遺愿，于1923年至1924年制定了兩套“引涇灌渭”的水利方案。但是由于省內軍事動蕩和缺乏經費，直到楊虎城主政、華洋義賑會注入資金后，才于1932年6月完成了涇惠渠一期工程。(11)參見《法國漢學》第9輯，中華書局，2004年，第268—328頁。該工程經過不斷修整，為渭北經濟發展注入了動力。其主要受益者是渭北中心城市涇陽、三原。據1936年統計，該渠可灌溉面積59.6萬畝，其中涇陽境內25萬畝；1941年渠系完善后，總面積增加到67.2萬畝，涇陽境內26.4萬畝，約占整個灌溉面積的40%。三原境內亦分布一、二、三、四支渠，長32.5公里，灌溉面積15.6萬畝。自涇惠渠開通，三原引進的“斯字棉”創造了畝產150斤的世界紀錄，小麥平均畝產也達438斤。(12)《涇陽縣志》，陜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10頁；《三原縣志》，第293頁。

除了經濟上的繁榮，軍事割據也加強了渭北相對于省城的獨立地位。1918年至1922年，陜西靖國軍占領了以三原為中心的渭北地區，成為事實上的割據政權。陜西靖國軍興起于護法運動之中，以反對陜西督軍陳樹藩為旗號，成員大多是籍貫在渭北的軍官。其成立時的六路司令分別是：郭堅(陜西蒲城人)，駐扎鳳翔、千陽、隴縣；樊鐘秀(河南寶豐人)，駐扎周至、戶縣；曹世英(陜西白水人)，駐扎高陵、雨金、交口、櫟陽；胡景翼(陜西富平人)，駐扎三原、富平、涇陽；高峻(陜西白水人)，駐扎韓城、合陽、蒲城、白水；盧占魁(察哈爾人)，駐扎大程、雨金，后移駐耀縣(13)李秀譚、朱凱：《于右任傳》，陜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2—93頁。。除了樊鐘秀、盧占魁，其余四人均為渭北人士，而受孫中山指派從上?；匚急本腿慰偹玖畹挠谟胰我彩侨镜厝?。因此，靖國軍代表了渭北本土軍事精英對外來省級軍閥的“反動”。即使1919年4月與陳樹藩停戰議和后，靖國軍仍控制著三原、涇陽、高陵、富平、白水、蒲城、澄城、同官等渭河以北主要地區，維系著事實上對省城的“獨立”(14)郭琦等主編：《陜西通史》第8卷，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68頁。。1922年，靖國軍結束了在渭北的活動，但由此形成的“渭北割據”形勢卻并未結束。1925年陜西督軍劉鎮華下臺，陜南軍閥吳新田進駐西安取而代之，但省內要道潼關到西安的東半部由靖國軍出身的胡景翼(駐扎開封)從河南遙控，而在渭北，擁有兩萬人馬的田玉潔乘機將勢力從三原發展到了渭河邊上的渭南地區(15)《法國漢學》第9輯，第296—297頁。。

總的來看，20世紀20年代，由于城市現代化的停滯，省城西安的部分經濟功能被渭北的三原、涇陽甚至渭河以南的渭南所分割，尤其是靖國軍割據造成的渭河南北軍事對峙，使西安的政治中心地位遭受挑戰，于是造成了關中地區高度“分化”的地域社會格局。正是這種高度分化的格局決定了以渭河為界多點起源、分途并進的早期陜西青年團組織發展模式。

二、渭河兩岸革命思想的傳播模式

僅有地域社會基礎，并不必然造成革命運動的興起，革命思想的傳播是另一個必要條件。以返鄉知識分子的活動為中心，借助學校、報刊、社團而形成的關系網絡，是渭河兩岸革命思潮傳播的主要模式。傳播媒介方面，有如下三種：

其一，現代出版業的初步發展。五四運動是一場現代城市階層的政治運動?，F代出版傳媒事業的發展，將運動的消息傳遍全國。西安的現代出版業雖然不如北京、上海發達，但在五四時期也出現了一些報紙和期刊，與全國中心保持著緊密的信息溝通，傳播著新思潮。這些出版物大致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各界人士興辦的報紙。如五四運動爆發后的第十天，《長安日報》首次刊登了相關消息；1920年7月，田芝芳、張仞鳴創辦《鼓昕日報》，最早在陜西介紹社會主義思想；教育界人士何鏡清、黃憲之的《新社會日報》也以“提倡新文化”為宗旨；流風所及，就連軍人楊虎城也興辦《青天白日報》，為國共北伐鼓與呼。二是進步知識分子與青年學生以學校為基地興辦的刊物。如1919年9月，屈武、劉道潔等人創辦《全陜學生聯合會會刊》，社址在省立第一中學；魏野疇在一中任教時，先后興辦《青年文學》《青年生活》，鼓吹革命思想；武起(又名武思茂)、雷晉笙、崔孟博(又名崔物齊)、康少韓等創辦《西北晨鐘》《西北青年》，張秉仁(筆名每雨)、張秉輝、張金印等創辦《陜西青年》，幾本雜志先后成為青年團的機關刊物。(16)參見中共陜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五四運動和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在陜西》，陜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70—275、320—325頁。

其二，中等學校學生的激進化。民初，西安高等教育雖然相對落后，中等教育卻初具規模，并且成為激進思想傳播的溫床。五四時期國內省內的政治事件，往往引發多校參與的學生運動。如五四運動爆發后，西安各主要中學成立陜西學生聯合會，興辦會刊，學聯的辦公地點在一中；1920年，西安教育界掀起“索薪罷教”風潮；1921年12月，西安學生要求督軍劉鎮華致電中央，拒絕在“九國公約”上簽字；1923年，為收回旅順、大連，掀起抵制日貨運動；1925年五卅慘案引起的反帝浪潮以及非基督教運動中，都有西安中學生的身影(17)《陜西省志·教育志》上冊，三秦出版社，2009年，“概述”第20頁。。成德中學、渭北中學堪稱渭河兩岸中學激進化的代表。成德中學是陜西督軍陳樹藩出資興辦的私立學校，但顯然并沒有與陳樹藩當局保持一致。屈武、武止戈、耿炳光等激進學生皆出自該校。在五四運動以及教育界“索取欠薪”風潮中，成德中學都走在學生運動的前列。(18)參見《西安文史資料》第21輯，陜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2—66頁。于右任主持的渭北中學聘請了若干北大、北師大，以及武漢、上海、天津等地的大學畢業生及留日學生。在渭北中學，學生們可以接觸到眾多五四時期的出版物，包括《科學與人生觀》《天演論》《獨秀文存》《共產黨宣言》《共產主義ABC》《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不平等條約》《新青年》《向導》《政治生活》《晨報》《民國日報》等，極大地促進了革命思想的傳播。(19)參見《陜西文史資料》第12輯，陜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0—101頁。

其三，政治社團跨區域的影響。陜西的政治社團是帶有鮮明地域性的組織，由此形成強烈的同鄉觀念，有利于在地域認同基礎上形成現代革命團體。1922年成立的共進會就是依托于陜西旅京學生聯合會的革命組織。成立初期，陜西旅京學生聯合會以反對陳樹藩治陜以及陜西教育當局“尊孔復古”的主張為宗旨。其核心成員李子洲、劉天章、楊鐘健、魏野疇、屈武、楊明軒、梁鼎等，主要是來自北大、北師大等北京高校的陜籍學生。不過，隨著共進會的成立與發展，其成員已不局限于陜籍，而是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漢、南通、開封均有成員。共進會逐步從地方性社團上升為全國性組織。共進會興辦的《共進》雜志突破了僅關注陜西政局的地方眼界，將新文化運動等全國性事件納入視野。(20)參見中共陜西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編：《共進社和〈共進〉雜志》，陜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8、461—467頁。以共進會為紐帶結成的關系網，對于早期陜西革命組織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共進社會員返鄉后，在西安、三原、渭南、華縣、榆林、綏德、延安、南鄭等地建立共進會分社，出版刊物，發展會員。早期陜西的革命者為了發展黨、團組織，往往以共進會為掩護開展活動，如李子洲、王懋廷在綏德師范時，就在共進會活動場所召開黨、團會議。(21)《陜西文史資料》第9輯，陜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3頁；中共榆林地委組織部組織史辦公室編：《中共陜北建黨時間問題討論集》，1999年印行，第72—73頁。所謂“大共(共產黨)小共(共進會)，都是一共”，外界常將共進會與共產黨混為一談，并非沒有道理。

上述三種傳播媒介往往是孤立的，想要將它們聯系起來形成關系網絡，還需要返鄉知識分子群體的積極活動。這個群體中的成員大都從北京、上海等地的知名大學畢業，又與家鄉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們是家鄉與外部世界聯系的中介，強烈的地域認同使他們感情上與家鄉休戚與共，在外求學的所見所聞又使他們急切希望改變家鄉封閉落后的面貌，于是嘗試利用一切現代手段——報刊、學校、社團——將革命思想傳播到故鄉，把故鄉帶入現代民族國家的“樂園”。

魏野疇、李子洲的革命經歷頗能反映返鄉知識分子的特點。魏野疇，陜西興平人，三秦公學(后來的省立第三中學)畢業，1917年入北京高師(后來的北師大)史地部；李子洲，陜西綏德人，三秦公學畢業，1919年考入北大哲學系。1920年，二人與北大陜籍學生楊鐘健、劉天章(三秦公學同學)等建立陜西旅京學生聯合會，后組織共進社，興辦《共進》雜志，其中李子洲被譽為“共進社大腦”。1921年夏從北師大畢業后，魏野疇回陜任教，在華縣咸林中學任教務主任兼歷史教員，抨擊歷史教科書“實在可燒”，采用自編教材，改革教學方法。1922年重返北京，潛心修改書稿，1923年加入中共。李子洲亦于1923年由李大釗、劉天章介紹入黨，當年夏天畢業后，受北大同學、共進社會員郝夢九(時任渭北中學校長)之邀，赴三原渭北中學執教，大開渭北新風氣。同年夏，魏野疇應榆林中學校長杜斌丞之邀，復回陜任教，講授《共產黨宣言》《社會進化史》《社會科學概論》《資本論》，介紹《新青年》《向導》《共進》等。魏野疇離開后，杜斌丞又邀請李子洲到榆林中學任教，該校一時成為陜北革命思潮的大本營。未幾，李子洲被任命為綏德四師校長，大膽改革師范教育，與王懋廷、田伯英、楊明軒等人創立陜北最早的黨、團組織，使綏德四師成為“陜西的上海大學”。1924年至1926年，魏野疇赴西安，在省立一中、成德中學任歷史教員，先后創辦《青年文學》《青年生活》《西安評論》等刊物，集合西安主要中學學生，成立西安青年團第二支部。(22)參見陜西省革命烈士事跡編纂委員會編：《魏野疇(傳略·回憶·遺文)》，陜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頁；陜西省革命烈士事跡編纂委員會編：《李子洲(傳記·回憶·遺文)》，陜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38頁。魏野疇、李子洲的經歷符合返鄉知識分子的典型特征：他們都出于三秦公學，都在北京讀書，都參加了共進社，都是中共黨員，都通過師友相互引薦、返鄉執教，都積極促成革命思潮在渭河兩岸(三原、華縣、西安)及陜北(榆林、綏德)的多點傳播。顯然，以地緣、師友、共同的信仰(馬列主義)為基礎而結成的關系網絡，為返鄉知識分子傳播革命思想提供了便利條件。關中地區的青年團組織既因這些關系網絡而蓬勃發展，又受制于此而使得一種組織化、紀律化的革命政黨遲遲無法形成。

以返鄉知識分子的活動為中心，借助學校、報刊、社團而形成的關系網絡，革命思想在渭河兩岸得以廣泛傳播。而渭河兩岸的“政治—經濟—文化圈”進一步為革命思想傳播提供了物質基礎，從而促成了早期革命組織——青年團的組建。

三、渭河兩岸青年團的多元起源

渭河兩岸馬列主義思想的逐步傳播，為組建中共早期革命組織創造了條件。陜西的青年團正是興起于渭南(赤水)、西安、三原等渭河兩岸的中心城市。

陜西最早的青年團組織出現于渭南的赤水鎮，創立者是王尚德。王尚德是渭南人，由西安法政學堂考入武昌中華大學。武漢青年團的骨干成員惲代英、林育南等都與王尚德過從甚密。1920年2月，惲代英、林育南等創辦利群書社。1921年7月，在此基礎上成立了共存社，宗旨是“以積極切實的預備，企求階級斗爭，勞農政治的實現，以達到圓滿的人類共存的目的”。(23)李艷主編：《共青團史人物傳》第1輯，中國青年出版社，2015年，第80頁。王尚德積極參加利群書社和共存社的活動，不僅擔任共存社營業委員，負責利群毛巾廠的工作，而且與林育南在武昌第一紗廠開辦工人夜校，組織了聲援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和漢口租界人力車夫罷工的活動(24)《渭南文史資料》第5輯，1993年印行，第9—10頁。。

1922年7月，王尚德加入青年團，同年8月從中華大學畢業，返回家鄉渭南赤水鎮，以興辦教育為名，發展團組織。他與張浩如、田涵榮、薛英伯等人籌措資金，一起興辦了赤水職業學校。(25)《渭南文史資料》第5輯，第11頁。學校共開設三個班，招收15歲至19歲的青年，雖然也教學生一些紡織職業技能，但是主要以宣傳革命思想為目的。如王尚德的“國文”課，講《共產黨宣言》、李大釗著《今》、惲代英著《秀才造反論》、惲代英譯《階級斗爭》等。該校還通過辦墻報、讀書會、講演會等形式，使革命思想深入人心。學生們可以接觸到團中央的機關刊物《向導》《中國青年》，以及《新青年》《共進》。學生劉映勝、武維化、張宗遜等人還在《向導》《中國青年》《西安評論》上發表過文章。(26)參見《西安文史資料》第2輯，1982年印行，第3—5頁；《渭南文史資料》第5輯，第12—13頁。

不過，最初赤水青年團組織的發展并不順利。截至1924年5月，近兩年的時間里，王尚德利用赤水職校只發展了三個團員，即他本人、張浩如和劉建侯(由臨潼三育學校轉來)。雖然團中央按時將機關刊物寄送赤水，但是王尚德兩年沒有向團中央遞交過一份報告。對于團的工作陷入停頓，王尚德的解釋是陜西革命基礎薄弱，團員人數少，沒有條件組織基層團支部。這可能是實情，但不可否認的是，團組織發展的停頓還與學生流動性大有著直接關系。學生畢業后即升學或工作，也就脫離了地方團組織。一個顯例就是王尚德直接參與組織的華縣咸林中學青年勵志團，學校20%的學生加入了該組織，但在升學之后大多離開華縣，而在北京等地加入當地青年團。(27)參見《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1991年印行，第1—4頁。

咸林中學青年團組織發展的條件比赤水要好。相比赤水職校，咸林中學與全國思想中心的聯系更為緊密。其創立者楊松軒師從“關學殿軍”劉古愚，清末即開始興辦“新學”。1919年4月，楊松軒在原臨潼、雨金小學堂基礎上創辦私立咸林中學，交游省內政要，為學校爭取到優質辦學資源。(28)《陜西省志·人物志》中冊，陜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15—516頁。他通過自己在北大上學的兒子楊鐘健(共進會核心成員)，聘請北京各大學的學生到咸林中學。魏野疇、王復生、王懋廷等先后執教鞭。其中王復生為北大學生，加入了李大釗組織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是最早的黨員之一。1922年春至1923年夏，在咸林中學任教期間，王復生向青年學生推薦《先驅》《新青年》等刊物，發動學生集會，紀念二七慘案。王復生與王尚德乘機建立青年勵志社，吸收潘自力、吉國楨、關中哲、楊慰祖等進步學生入社，從而為這些青年學生加入團組織創造了條件。(29)參見《陜西文史資料》第24輯，陜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8—99頁；《陜西省志·人物志》中冊，第104頁。

渭北是陜西中共革命發展的另一個中心。省立第三師范學校的學生早已組織了青年同志共進社，而后在李子健指導下，進一步發展為渭北統一的青年組織。李子健，又名李秉乾，三原人，1922年從渭北中學畢業，進入上海大學。當時上海大學是國共合作興辦教育的楷模，靖國軍結束后，由三原赴上海的于右任出任校長，團中央負責人鄧中夏任總務長，瞿秋白任社會學系主任，蔡和森、惲代英、張太雷等先后執教，故該校尤其社會學系幾乎成為黨、團人才培養的基地。(30)參見李秀譚、朱凱：《于右任傳》，第117—122頁。李秉乾于1924年加入青年團，1925年1月帶著整頓渭北青年組織的使命返回三原。他把三師的青年組織逐步擴展到渭北中學、第三職業學校、女子中學，改組成立渭北青年社，完全仿照社會主義青年團起草章程，并興辦《渭北青年》。在此基礎上成立的三原青年團特別支部中，亢維恪、趙宗潤、王之鼎(又名王之定)、姚志哲、楊純德、薛應選來自三師，田懷德來自渭北中學。(31)參見《陜西文史資料》第12輯，第101—102頁；《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373—378頁。

與渭北一樣，赤水青年團之所以能走出初期困境，也得力于返鄉知識分子。來自上海大學社會學系的武止戈于1924年5月到赤水、西安指導青年團工作。他是渭南人，畢業于南開中學，在天津加入青年團，在北京參加共進社。1923年8月，在李大釗指導下，武止戈成為北京青年團執行委員會書記，1924年初受指派到上海大學社會學系學習，隨即前往蘇聯留學。(32)《陜西省志·人物志》中冊，第94頁。在出國之前，武止戈回到家鄉渭南，與王尚德取得聯系，促成了赤水團組織的重建。王尚德不僅恢復了與團中央的聯系，開始積極報告赤水組織發展情況，而且到1925年1月，赤水支部發展到18人，新進團員皆為12歲至18歲的青年，并且積極開展了平民教育服務團的工作，支部還不定期召開會議。(33)參見《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5—11頁。

赤水青年團的工作剛剛步入正軌，王尚德就著手統一渭河兩岸的青年組織。當時三原有青年共進社，咸林中學有青年勵志社，西安有青年文學社。鑒于青年組織發展的有利形勢，王尚德建議中央批準以赤水為獨立支部，統一領導渭河兩岸的青年運動，并且無論以后陜西青年運動如何發展，赤水為唯一向中央負責之組織。為此，他積極聯絡西安團組織的張秉仁以及三原、華縣方面青年組織的負責人，于1925年2月1日在赤水召開了四地代表聯席會議。會上決定，以現有的青年共進社、青年勵志社、平民教育服務團為基礎，組織華縣、三原團支部，與西安三個支部均受赤水支部領導，來自西安的張秉仁任聯合支部書記，王尚德任主席。(34)參見《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7—8、12—15頁。

但是，以赤水為中心統一渭河兩岸青年組織的設想并沒有實現，因為這些組織發展之初即呈現分散的多元化趨勢。這首先與渭河南北的地域社會格局有一定關系，西安、渭南、三原“多元中心”的城市布局，決定了早期革命運動難以形成統一的領導核心。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來自武漢、北京、上海、天津等國內不同革命中心的返鄉知識分子都參與到組織青年團的活動中，大大降低了渭河兩岸青年組織統一的可能性。王尚德、武止戈、李子健、鄒均(原名師守道)代表著不同時期、不同來源的上級指示，他們在陜西指導青年團活動，都被認為是合法的。

西安團組織的發展凸顯出“分散多元”的特色。不同時期、來自不同地區的返鄉知識分子都試圖在省城建立團組織，從而產生了兩個名稱相同、風格迥異的社會主義青年團西安支部。先組織起來的是第一支部。在陜兩個月內，武止戈不僅恢復了赤水支部的工作，而且在西安發展了張秉仁、宋建旭、楊宏德三個團員，此后雷晉笙又介紹其他人加入，從而組成第一支部，推舉楊宏德為干事。雷晉笙，長安人，早在1920年夏就加入青年團，1924年夏從上海震旦大學畢業，返陜前與主持團中央工作的鄧中夏有往來，回西安后在陜西省教育廳任職。(35)《陜西省志·人物志》中冊，第67頁。楊宏德，任職于通俗講演所，當時第一支部與團中央的書信都通過楊宅送達。張秉仁是成德中學學生、武止戈選定的支部書記，并且成為跨西安第一、第二兩個支部的團員。他還與赤水王尚德取得聯系，參加了赤水組織的聯席會議，是渭河兩岸不同青年團組織之間的積極聯絡人。(36)據稱張秉仁是從咸林中學轉往成德中學讀書的。他的多重身份有利于在渭河兩岸不同青年組織之間進行協調工作。參見《渭南文史資料》第5輯，第13頁。

第一支部成員大都來自城市中等職業階層。除張秉仁外，呂又乾、王鋼軍、楊宏德系通俗講演所職員，宋建旭為省議會書記員，雷晉笙在教育廳做事，何以鳴為地方審判廳書記員，李通良、李鳳嬌為西北大學學生，另有劉化其(中學生)等三人無業。由于主要來自城市職業階層，大多年齡偏大，有的已非青年，他們加入青年團，遭到了“名實不符”的強烈批評。一些人“私德”頗成問題，有人吸食鴉片，也有人喜好看戲、嫖妓，故代表上級整頓支部工作的鄒均對他們的評價是“非青年，非學生，沒思想甚至不夠常識，大都有‘氓’氣”。不過，第一支部也有其優勢，因為擁有比較豐富的社會經驗，他們可以利用關系網有效推進團組織安排的各項工作。比如在國民會議運動、非基督教運動以及平民教育活動中，第一支部的努力都頗有成效。(37)參見《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79—81、83頁。

第二支部成員則主要來自學生群體。其中魏野疇為省立一中教員，周文化、任致遠為一中學生，正誼、張含輝來自三中，武志祖、竇鈞來自圣公會中學，師守命、宋乃謙來自甲種農業學校，吳寶書來自南開中學，何挺杰與跨兩個支部的張秉仁來自成德中學。第二支部是在魏野疇指導下西安各主要中學革命青年的集合。魏野疇利用在一中任教之便創立青年文學社，興辦《青年文學》雜志，把西安主要中學的進步學生團結起來。第二支部成立后，《青年文學》改名為《青年生活》，成為支部機關刊物。該支部還通過西安中華書局訂購《中國青年》《向導》，與團中央發生直接聯系。第二支部選舉張秉仁、師守命、正誼、任致遠、何挺杰五人為組織干事，張秉仁擔任《青年生活》編輯，師守命擔任文書、會計，正誼負責付印、校對，任致遠、何挺杰負責通告，分工之明確、組織之嚴密均在第一支部之上。由于幾乎全為學生，第二支部思想純潔、沖勁十足，批評第一支部成員思想落后、私德敗壞。(38)參見《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77—81頁。因此，作為武止戈選定的第一支部書記，成德中學出身的張秉仁卻在觀念上更認同第二支部的中學同道，更愿意參加第二支部的活動。

隨著互聯網的逐步成熟，共享經濟、智慧酒店、深化度假方式等以創新服務深受用戶追捧，我國在線旅游市場規模呈現出不斷擴大的勢態。2012年-2016年中國在線旅游市場交易規模增速保持在30%以上，其中2016年全國在線旅游市場交易規模達到7394.2億元，同比增長56%，增速達到最高值。2017年第三季度中國在線旅游市場交易規模達到2025億元，同比增長23.7%。初步統計2017年中國在線旅游市場規模將達到9701億元，到2018年全國在線旅游市場交易規模將近12000億元。

西安兩個團支部的活動主要受津、滬返鄉知識分子指導。武起為南開中學學生，1925年初回西安整頓青年團活動。針對兩個支部的現狀，他提議重組支部，但較認可第一支部的活動(39)《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65—66、68—69頁。。鄒均則更傾向第二支部。鄒均，富平人，1920年春由省立三中考入南開中學，發起南開陜西同鄉會，參加共進社，當年夏在北京加入青年團，1924年春入上海大學社會學系，1925年初回西安，受命整頓西安團組織(40)《陜西省志·人物志》中冊，第62頁。。他同時參加了兩個支部的活動，但在向團中央的報告中，對第一支部頗多微詞，對第二支部則贊賞有加。鄒均的偏向甚至鼓舞了第二支部的不滿情緒，魏野疇就曾嚴厲批評說，第一支部不論年齡還是行為習慣，都不符合青年團的先進要求，強烈反對與其聯合(41)參見《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75—81、83—84頁。。直到崔孟博到來，兩個支部的對立才暫時平息。崔孟博也是南開中學學生、共進社會員，1923年加入青年團，次年任團天津執委委員，1925年初返陜，調和西安兩支部矛盾。在其努力下，西安兩支部暫時結束了互相對立的態勢。(42)參見《陜西省志·人物志》中冊，第165頁；《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61—62、81—84頁。

四、“驅吳”運動與渭河兩岸青年運動的合流

1925年5月，陜西學界掀起“驅吳”運動，渭河兩岸青年運動多元發展的態勢得到根本改變。多元分散的青年運動走向合流，為統一團組織的領導，以及團組織向青年群體輸入觀念與紀律奠定了基礎。

“驅吳”運動是陜西教育界驅除督軍吳新田的運動。吳新田是安徽合肥人，1921年進駐陜南，被任命為陜南邊防軍總司令，北依劉鎮華(陜西督軍)、西聯孔繁錦(甘肅軍閥)、南結劉存厚(四川軍閥)，形成了盤踞陜南的軍事政權。劉鎮華因卷入胡憨戰爭失敗而被靖國軍驅逐下臺。1925年5月，吳新田接替劉鎮華，入西安主持大局。吳新田在關中的統治基礎太過薄弱，且與劉鎮華一樣無法擺脫“外人治陜”的惡名。因此，《共進》雜志在吳新田掌陜的消息甫一傳出后，就高聲疾呼：“這樣一個大盜……不啻推陜西八百萬生靈于火坑里?！?43)《窮兇極惡的吳新田能長陜么？》，《共進》第76期(1925年2月16日)。從吳新田上任的那一天起，“驅吳”就成了陜西各界的共識。

吳新田下臺的導火索是一場由學生踢球引起的沖突。他上任僅僅四天時，1925年5月4日，省立一中學生在操場踢球，不慎將球踢到了緊鄰一中的西倉吳部第28團駐地。學生前去撿球，與士兵發生沖突，駐軍竟然集結兵力，沖入一中校園毆打學生，造成數十人受傷，其中四人重傷。(44)郭琦等主編：《陜西通史》第8卷，第115頁。此即轟動地方的“五四慘案”。慘案發生當晚，一中教員魏野疇即組織學生集會，號召西安各學校聯合罷課，表示抗議。5月5日，西安30多個學校舉行罷課，成立西安學生聯合會，向吳新田提出懲兇、治療受傷學生、保證學生生命安全、賠償損失、保證不再發生類似蠻橫不法行為、將西倉駐軍調離西安等條件。(45)《陜西文史資料》第11輯，陜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1—202頁。

吳新田對于學生罷課采取了軟硬兼施的手段。他派人到一中找校長侯良弼居中調解，與西安學聯開展對話，答應由教育廳出面解決學生的醫療費，同時將第28團調往灞橋，以示誠意，但同時亦以強硬態度迫使學生復課。吳新田的辦法，一方面是封鎖消息，使得西安學聯與外界失去聯系；另一方面則是向教育界施加壓力，要求教師團體逼迫學生復課。起初，西安各校組成了西安教職員臨時委員會，支持學生運動。但是，隨著吳新田通過議會向其施壓，教員遂改變立場，開始勸說學生復課。(46)參見《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152—157頁。西安的局勢一度極為緊張，軍人見到穿學生制服者就加以盤問，致使學生扮成商人模樣才敢上街(47)《陜西文史資料》第11輯，第203頁。。吳新田的壓迫使學生抗議活動陷入僵局。

西安學聯的成立，本來是團組織發展的絕佳機會。該會主要負責人大多同時是西安團組織成員，以團組織之中心意志領導聯合會之外圍活動，應是順理成章。但是，團組織在“驅吳”運動中的表現不如人意。三原團組織派往西安聯絡的李子健、趙宗潤就發現，西安團組織成員不僅沒有廣發傳單，以喚醒市民對學生運動的支持，而且沒有很好地利用“五九”國恥紀念日，發動學生之外各社會階級普遍參與(48)《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381—382頁。。李子健和趙宗潤的觀察有一定道理，領導西安學聯的大多是第二支部成員。與第一支部在群眾運動中的表現相比，第二支部確實遜色不少。在當年1月為響應孫中山北上而掀起的國民會議運動中，陜西的表現相當出色。陜西國民會議促進會囊括了陜西實業會、農會、律師公會、報界公會、義賑委員會、國民拒毒會、普及文化社等諸多社會團體，活躍人物包括俞嗣如、魏野疇、段凌辰、李鳳嬌、何挺杰、王授金、胥元勛、羿文龍、劉述吾、呂佑乾、鄒遵、韓少康、魏純如等，而來自第一支部的社會職業群體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49)郭琦等主編：《陜西通史》第8卷，第105頁。。顯然，學生運動若只局限于學生群體內部，不能贏得更廣大社會階層的參與，就很難達到迫使當局妥協的斗爭目的。

為了擺脫困境，西安學聯作出了向三原轉移的決定。各方的壓迫使得繼續在西安堅持斗爭已不合時宜，因此向學生運動條件更為成熟、與省城軍閥形成割據之勢的渭北轉移，就不失為良策。這時，渭北的學生運動風頭正勁。李子健返回三原后，大大促進了渭北青年運動的全面發展。他由天津返陜時臨近新年，學生早已放假，錯失了動員學生的時機。但為了組織國民會議促進會，李子健與三原教育會會長、老同盟會會員程搏九合作，利用其在農會、商會的人脈，吸引30多個團體參加，將渭北社團網羅殆盡，成功促成了渭北國民會議促進會第一次籌備會的召開。待到第二次籌備會時，渭北各校學生已經開學，遂進一步將學生群體納入進來。(50)《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373—375頁。渭北的青年運動與國民會議運動的結合一開始就比較緊密。

李子健以組織國民會議促進會為契機，對渭北的青年團體進行了改造。三師的激進學生亢維恪等人組織的青年同志共進社，不僅引惲代英為“同志”，而且以青年團刊物《中國青年》《向導》為啟蒙學生的“不二法門”。在此基礎上，李子健組織渭北青年社，以反帝國主義運動、非基督教運動、平民教育運動引領渭北青年運動的新方向。(51)《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375—376頁。以渭北青年社為外圍，李子健進一步組織了三原青年團。與西安團組織接連錯過紀念“五四”“五九”不同，三原團組織以渭北青年社集合渭北各主要中學學生，先后策劃三原市民紀念“五四”大會、三原市民紀念“五九”大會，吸引農商界三四千人上街游行示威，把渭北的群眾運動搞得如火如荼(52)《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379—380頁。。

因此，當西安學聯的骨干力量轉移到渭北時，三原團組織領導下的青年運動已經相當成熟。這使渭河南北青年運動的合流成為可能。此前成立的渭北學生聯合會，張安人任主席，趙宗潤任宣傳部部長，二人均是三原青年團成員，后者還擔任書記職務(53)《陜西文史資料》第12輯，第103頁。。因此，青年團已全面領導了渭北的學生組織。此次西安學聯北渡，與渭北學聯進一步組成陜西學生聯合會。鑒于陜西學聯諸人多非青年團同志，因此李子健讓更多的三原團組織成員加入，以改造其成分。張安人、亢維恪、趙宗潤、王之鼎、張云漢等青年團成員皆擔任學聯重要職位。與此同時，李子健、魏野疇在外指導，使青年團成為組織領導陜西學聯活動的核心力量。(54)《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383頁。

陜西學聯成立之后的第一個重要決策是動員渭北學生罷課。團組織先召開會議，決定罷課策略，然后召開渭北青年社執行委員會會議，由渭北青年社出面鼓動三原各學校執行罷課決議，再召開學聯會議，到各縣開展組織、宣傳工作，號召渭北各縣學生罷課。經過層層動員，自6月1日起，同州、合陽、澄城等渭北各縣以及陜北榆林、綏德等地學生紛紛沖破各地教育界封鎖，宣布罷課，聲援西安學生的“驅吳”訴求。(55)《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383—384頁。

但是，渭北學生宣布罷課后，各校學生都提前放假回家，以至三原青年團、渭北青年社、陜西學聯一共只剩十余人還在三原活動。青年團的活動因此受到不小的影響。如由三原支部、陜西學聯提議召開的第一屆陜西學聯代表大會，雖經派往各縣學校團員大力宣傳，仍舊效果不佳，會期被一再推遲，到會者僅30余人。好在來自西安的張秉仁、師守命、張含輝、高文敏，來自三原的王之鼎、張安人，來自赤水的何思平，來自華縣的岳炳光，皆為青年團同志，還有魏野疇從旁指導，使一切決議順利通過，并對各地來的學生代表進行了團組織的教育。(56)《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384、390—391頁。按：據稱，會議通過了“學生參加學校行政運動”“修改學校課程運動”“民族革命與一般政治運動”“婦女解放運動”“平民教育運動”“農村運動”等十余項決議。參見郭琦等主編：《陜西通史》第8卷，第117頁。

陜西學聯在成立之初就打算舉辦“夏令講學會”，并向團中央寫信，懇請惲代英、任弼時等親自到渭北授課，指導學生運動。惲代英等人回信鼓勵，但因為忙于應付五卅慘案而無暇西顧。(57)《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388頁。不過，“夏令講學會”還是于6月20日至7月15日在渭北中學順利舉辦，聽講者包括中學生、小學教員以及學聯代表約六七十人，授課者則囊括了渭河兩岸著名的革命知識分子(見表1)。

其中，李子健、魏野疇、王尚德三人是三原、西安、赤水青年團的組織者，地位自不待言。耿炳光，澄城人，成德中學畢業后，入北京大學讀預科，先后加入青年團、共產黨，亦為渭北走出去的著名返鄉知識分子(58)耿炳光是中共陜甘區委領導下第一任陜西省委書記，其生平參見《陜西省志·人物志》中冊，第241—242頁。。唯代表渭北中學盡“地主之誼”的趙保華出自共進社，與青年團關系稍淺。

總之，三原團組織、陜西學聯的一系列活動初步扭轉了渭河兩岸青年運動相互分離、多元并進的局面，促成了渭河南北青年運動的合流。不過，學聯的缺陷也十分明顯，那就是沒有很好地利用五卅運動而擴大影響。由于學聯骨干移往三原，省城西安聲援五卅運動的革命領導權被拱手讓出。6月至7月西安工商學各界聯合為援助五卅慘案掀起市民抗議活動時，渭北的青年團和陜西學聯只是在機關刊物上發表了幾個宣言，表示對運動的支持，而未能親身參與其中。(59)《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186—187、190頁。在省城動員中起到積極作用的是在西安恰逢其時的第一支部成員。繼國民會議運動之后，來自職業階層的第一支部成員又一次在重要革命運動中走到了隊伍的前列。

五、渭河兩岸青年運動的組織化與紀律化

1925年7月，在胡憨戰爭中勝出的國民軍由洛陽一帶進駐潼關，與此同時楊虎城、甄壽山從耀縣南下，形成對吳新田的合圍之勢。7月15日，自知形勢不妙的吳新田連夜西逃，倉皇退回漢中，結束了他兩個多月的陜西督軍生涯。7月16日，國民軍第2軍、第3軍李虎臣、孫岳部進駐西安。8月，孫岳被任命為陜西省軍務督辦，李虎臣為幫辦，楊虎城就任第3軍第3師師長。陜西進入了國民軍主政時期。(60)郭琦等主編：《陜西通史》第8卷，第117、122頁。

在國民軍入主西安后三天，7月19日，陜西學聯宣布結束在渭北的活動，正式重返省城。但是，在學聯渡河北上期間，西安的革命形勢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最重要的是興起聲援五卅運動的市民運動。各社會團體先后組織了西安市民追悼被英日屠殺同胞大會、陜西各界對英日屠殺同胞雪恥會、陜西學生對英日屠殺同胞雪恥會，尤其后兩個組織的聯合，溝通了學生界與社會各界，推動了省城革命形勢的發展。(61)《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177、182—183頁。

這時，在西安領導學生運動的是第一支部。由上海返鄉的武起坐鎮，與呂佑乾等第一支部成員進行了廣泛的動員工作。武起為組織聲援五卅運動的市民大會和遇難同胞追悼會，印發了講義和傳單，并出版《沸血》半月刊(62)參見《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87—89頁。。第一支部還以《西北晨鐘》《西北青年》為喉舌，鼓動抗議活動?！段鞅背跨姟纷畛踔皇前l表些“復古”文字，但在慘案發生后，即于6月10日先后發表《對英日屠殺同胞宣言》《為“五卅”慘案通電》《為“五卅”慘案專電》，引領了省城輿論。改版為《西北青年》后，復發表兩個宣言，提出“處駐滬英領事以死刑”“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回租界”“收回領事裁判權”等激進主張，進一步聲援五卅運動。(63)《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158—165、166、184—185頁。陜西學生對英日屠殺同胞雪恥會亦為第一支部成員所控制。第一支部成功避免了學生群體孤立于其他社會階層的“幼稚病”，通過與社會各界廣泛聯絡，順利壟斷了學生界的話語權，并推動抗議活動狂飆猛進(64)參見《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101頁。。

因此，陜西學聯返回西安后，發現青年運動的領導權早已易手。在渭北經過再造而領導學聯的青年團骨干試圖重新奪回領導權，于是7月26日在西安召開青年團西安支部干事會會議，與會者包括西安本地的高文敏、魏野疇、張秉仁、師守命、張含輝，由北京返鄉的耿炳光，由天津返鄉的崔孟博，由上海返鄉的武起、李子健，來自三原的王之鼎，以及陜北的杜嗣堯(65)杜嗣堯，佳縣人，綏德四師學生。1927年夏，杜嗣堯建立中共佳縣縣委，是陜北地方黨組織發展的重要人物。參見《佳縣文史》第1輯，1995年印行，第36頁。、劉志丹。(66)《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90頁。這就不僅整合了渭河兩岸青年運動的骨干力量，而且將京、津、滬返鄉知識分子皆吸納進來，將陜北團組織的重要人物亦加以網羅。團支部干事會還試圖全面領導各界雪恥會、學生雪恥會、陜西學聯等與青年團有關的組織，進一步組成工商學聯合會，擴大反帝運動陣營。(67)《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91、93頁。

會議的另一個目的是以第二支部融合第一支部。會議選舉高文敏、崔孟博、張秉仁負責團的工作。高文敏、張秉仁都來自第二支部，崔孟博不僅調解過兩個支部的矛盾，而且在學聯北上期間與第一支部關系密切。在干事會看來，第一支部及其外圍組織“組織與紀律都不很好”，于是高文敏、田克恭等人受命加入其中，予以督責與領導。(68)《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93—94頁。

干事會的施壓使兩個支部的對立愈演愈烈。矛盾的爆發點是因組織國民黨陜西省黨部而產生的激烈競爭。1925年5月5日，中共中央、共青團中央發出第30號通知，號召各地黨、團組織幫助國民黨建立省、縣黨部。先參與籌備國民黨陜西省黨部工作的是第一支部成員武起、呂佑乾、雷晉笙等人。(69)《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87—89、108頁。但在學聯返回西安后，第二支部逐漸把持國民黨黨部籌備事宜，在成立籌備會時，雷晉笙竟未能入選。雙方矛盾爆發、互相攻擊，以至國民黨黨員俱樂部成立后，選出劉含初為主席，趙保華為書記，兩人均來自共進社，而非青年團(70)《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108頁；郭琦等主編：《陜西通史》第8卷，第121頁。按：一說劉含初為主席，楊明軒為書記，后者與共進會關系也相當密切。參見《陜西省志·中國共產黨志》(上)，第57頁。。

西安兩支部矛盾難以調和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初期的組織形態。最初，團組織是由地緣、學緣、職業而結成的“同人社團”，內部成員相對平等，并非上下級的領導與服從關系，對外則造成不同團體之間的“認同”沖突，很難形成現代革命政黨的組織與紀律。若無外力介入，問題很難得到根本解決。

外力推動的結果是形成了革命政黨的組織模式。來自上海和北京的中共代表通力合作，促成了西安團組織的正規化。吳化之(又名吳化梓)，湖北漢川人，參加惲代英等人在武漢創立的利群書社，并加入青年團，后成為中共黨員。1925年從莫斯科東方大學歸國后，他受共青團中央、中共豫陜區委和共青團豫陜區委指派，赴陜西整頓黨、團組織。吳化之于9月先到咸林中學、赤水職校，規范了兩地團組織活動，然后于10月到西安，與河北豐潤人、中共黨員安體誠(字存真)開展整頓西安兩支部的工作。安體誠則是受中共北京區委指派，以陜西軍務督辦孫岳秘書身份為掩護，秘密參與西安黨、團組織活動。(71)《中共陜西歷史人物傳》第1卷，陜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3—104、120頁。吳化之、安體誠二人的外省人身份，避免了此前陜籍黨、團員整頓團務工作時因身份認同而陷入派系糾葛的尷尬處境，有利于將組織與紀律輸入青年團。

吳化之重組了西安團支部干事會，自任書記，宋樹藩負責組織工作，張秉仁負責宣傳工作。與7月成立的干事會相比，僅保留了張秉仁，吳化之、宋樹藩則分別取代高文敏與崔孟博。宋樹藩，西安人，畢業于南開中學，與崔孟博一同返陜，從事團組織工作，后來雖未參與其中，但參加了國民會議運動，后受楊虎城邀請，任楊師政治部宣傳科科長，編輯《青天白日報》，同時參與國民黨陜西省黨部籌備工作(72)陜西省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陜西近現代名人錄》第3集，西北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163—164頁。。吳化之引宋樹藩為援手，把此前團組織的活動家崔孟博徹底邊緣化。于是崔孟博另起爐灶，整合30余人，自任書記，雷晉笙任宣傳部部長，李鳳嬌任組織部部長，張秉仁任學生部部長，武起任農民運動部部長，在西北大學附設國民學校，以原第一支部骨干為主力，先吳化之一步擬定了青年團西安地委的組織機構，大有與吳化之爭奪西安團組織領導權之意(73)參見《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114—115頁。。不過，崔孟博的組織建議似未獲批準。

雖然遭到挑戰，吳化之的改組工作還是頗有成效。為了嚴肅組織與紀律，吳化之對西安兩支部成員進行了嚴格審查：已有合格團員11人，經干事會審查合格者14人，有提出異議者2人，對沒有介紹人或雖經過上報團中央而未及批準者，呈報中央審查；初步審查不合格者中，不乏熱誠勇敢、積極參加各項工作的同志，故將其編入團小組，進行訓練。在對兩支部成員徹底審查后，吳化之推進團組織發展的步伐，措施包括：在干事會會議后發展新團員8人，總人數超過30人，遂成立地委；團地委成立后不足一月，又發展16人，支部數由4個增加到5個；一個月內，支部開會18次，到會人數比例超過97%，另召開書記會議1次，地委會議4次，非基會議2次，學委及經委會議各1次，團地委大會2次，到會人數分別為20人、22人。吳化之進一步規范了團組織的進退機制：1926年1月底，團組織發展到59人，其中超過23歲者7人，被發展為中共黨員；外地轉來3人，轉往外地9人；因為“三次無故不到會”“對主義與團體毫不認識”“根本不知革命是回什么事”“因為家庭環境的關系……思想行為與我們不能接近”等原因，開除4人。(74)《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95—96、110、113、119—120、134—135頁。青年團西安地委不僅領導了西安各團支部，而且在青年運動發達的地區建立了5個特支(見表2)。

表2 青年團西安地委建立特支情況

以西安為中心輻射到渭河兩岸各地，通過在西安加入團組織的學生到各縣工作，向渭河兩岸以及陜北地區進行團組織的“二次傳播”，這就是吳化之的組織發展策略。延安四中和渭南固市渭陽中學都通過這種模式，與西安團組織建立了聯系。由此，西安在渭河兩岸團組織中的核心地位得以確立，扭轉了初期組織發展中的多元化格局。

不止于此，吳化之還確立了黨、團組織對其外圍組織的領導關系。這尤其體現在對于青年生活社的定位上。青年生活社由青年文學社演變而來，是魏野疇等第二支部成員建立的外圍組織，有社員90余人，散布于西安10個學校，擁有8個支部，吳化之急需借助該社擴大在青年群體中的影響，將其改造為黨、團組織領導下的可靠力量。然而最初，青年生活社與團組織、陜西學聯的關系呈“同心圓”結構，青年團處于核心位置，其外一圈是青年生活社，最外圈則是陜西學聯，青年團向后兩者輸出命令(見圖1)。此種組織結構仍未脫“同人社團”模式，不同圈層之間的滲透往往基于共同的價值觀和同學、同鄉觀念，處于內一層的組織并非外一層組織的領導機構，缺乏明確的上下級關系。而經吳化之改造之后的組織模式是：黨組織對團組織處于絕對領導地位，青年團之下則有青年生活社和國民學校兩個下屬機構，形成黨對團、團對外圍組織的上下級領導關系，建立起了革命政黨的組織與紀律(見圖2)。(75)《陜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第97—99頁。

圖1 關中地區中共革命初期青年團與外圍組織關系圖

圖2 改造后的關中地區黨、團與外圍組織關系圖

嚴密的上下級組織關系為進一步成立黨組織奠定了堅實基礎。吳化之與安體誠的另一個任務就是幫助建立中共在西安的地方組織，在當時只有五個黨員的情況下，唯有借助團組織及其領導下的青年生活社、國民學校的積極活動，才能擴大革命影響。1925年10月，中共西安特支成立，隸屬中共豫陜區委，安體誠任書記；當年底安體誠北上后，由吳化之接任。與此同時，中共豫陜區委委員、鄭州地委書記黃萬平來陜，受命組建中共西安地委。而吳化之于12月先后赴三原、赤水，將三原青年團張仲實、王之鼎、趙宗潤等人，赤水青年團王尚德、張浩如、張宗適等人發展為黨員，先后成立中共三原特支、赤水特支。1926年初，中共西安地委正式成立，下轄西安、三原、赤水特支，黃萬平任書記。(76)《中國共產黨陜西歷史》第1卷，第44頁。陜西的中共革命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六、結 論

渭河兩岸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分化以及軍事力量的對峙，決定了關中地區中共革命“多元中心”的起源。早期青年團組織正是在三原、渭南、華縣、西安等地“多點并進”發展起來的。這些地方青年團的組建是返鄉知識分子利用報刊、學校、社團等關系網絡推動革命思潮傳播的結果，由此也使得早期革命團體建立在共同的家鄉、職業、價值觀等基礎之上，塑造了革命者多元的身份認同。如魏野疇既是中共黨員、共進會會員、陜西學聯的組織者、國民黨陜西省黨部籌備委員會成員，又組建了西安青年團第二支部。多元身份極易產生嚴重的認同沖突，不利于組織動員。如同是中共黨員的雷晉笙，因為行為模式、價值觀等與魏野疇等人不同，不僅另組西安青年團第一支部，控制雪恥會、西北青年社等外圍組織，而且與第二支部領導下的西安學聯在一系列革命活動中矛盾不斷。身份沖突帶來的負面影響明顯背離了革命政黨組織與紀律化的要求。因此，如何克服早期革命組織發展中的多元化傾向，是建立一個革命政黨要面臨的首要問題?？梢哉f，關中中共革命的興起，就是一個由多元轉向一元、由傳統知識分子社團模式走向組織化與紀律化的現代革命政黨的過程。

早期關中地區的黨、團組織模式并非特例。這種認同沖突、多元化傾向在其他省份早期中共組織發展中也不罕見。英國學者方德萬早已指出，只有以知識分子社團模式來看待中共廣東地方組織的活動，才能對陳獨秀在廣東時的許多行為作出合理解釋(77)參見Hans J.van de Ven (1991).From Friend to Comrade：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1920-192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p.99-146。。臺灣學者陳耀煌在關于中共河北地方組織的研究中，也揭示了李大釗如何利用地域、師友、職業認同，來發展北方區委領導下的黨組織(78)陳耀煌：《統合與分化：河北地區的共產革命(1921—1949)》，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返?4期(2012年8月)。。即使陜北的中共地方組織發展史與關中有著巨大差別，也不可否認，其多元化傾向仍清晰可辨，突出表現為黨、團之間的互相滲透關系，黨組織最初并沒有絕對的領導權。上述情況提醒我們，今天學界所熟悉的一些看似理所當然的結論，如中共黨內嚴格的上下級關系，黨的組織與紀律化要求，黨對團組織的領導等等，都是后來才形成的。其成立初期的情況因時因地而異，必須作具體化的區域研究。早期黨、團組織充分利用了地緣、師友、職業認同，因而也充滿了各種各樣的認同沖突，并非我們所想象的組織嚴密、紀律嚴明的革命政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