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轉型對紡織企業績效的影響

楊 燦，陳赤平

（湖南工程學院a.紡織服裝學院；b.經濟學院，湖南湘潭 411104）

引言

自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和國務院高度重視發展數字經濟，并將其上升為國家戰略。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推動互聯網、大數據等新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1］隨后，在十九屆五中全會中提出“加快數字化發展，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2］。2022年，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印發《紡織行業數字化轉型三年行動計劃（2022—2024）》，［3］指導紡織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紡織企業應當順應數字信息高速發展的潮流，抓住國家和時代給予的機遇，聚焦紡織行業的高質量發展，積極推進紡織企業數字化轉型。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1 年我國紡織原材料及紡織制品出口額達304.74 億（美元），紡織品出口額再創歷史新高。［4］但我國紡織行業實力在世界紡織業中并不算強大。［5］首先，表現在行業驅動力明顯不足，我國大多數紡織企業是以為國際上的大企業或者大品牌進行代加工作為主要的經營業務，普遍缺乏品牌意識。［6］其次，我國紡織企業的生產技術裝備總體較為落后，同時產品的創新力不足，一些技術裝備和生產工藝（如復合型多功能材料的研發以及紡紗、織造、印染等工藝）與世界先進水平仍有較大差距。［6］此外，與其他大型制造型企業相比，紡織企業在信息化方面也顯得薄弱，大多數紡織企業的信息化、數字化水平還處在較低的水平。［7］針對這些問題，我國紡織企業必須把握好當前數字技術與制造業融合發展的趨勢和機遇，加快紡織企業數字化轉型進程，促進紡織企業高質量發展。

近年來，數字化轉型和企業績效的相關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數字化轉型水平的測度。目前學術界對數字化轉型水平的評價大多以理論定性分析居多，例如有學者通過根據“當年是否進行數字化轉型”來設置虛擬變量，［8］以此來評價企業數字化轉型水平，但是使用這種方式無法評價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程度，同時也存在對企業數字化轉型水平錯估的可能性。為了避免這樣的問題，加之對數字化轉型進行定量分析在實證檢驗數字化轉型與企業績效之間關系的研究中具有必要性，因此有部分學者在數字化轉型的定量分析上進行了一些嘗試。諸如：從影響數字化轉型的關鍵要素著手來評價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水平；［9］采用李克特7 點量表進行測量數字化轉型；［10］等等。然而，這幾種處理方式未能很好地照顧到各行業間數字化水平存在的差異，且問卷設計存在局限性。有學者考慮到企業年報是具有總結性和指導性的文件，能夠體現企業的經營理念以及發展路徑，因此使用企業年報中涉及“數字化轉型”相關的詞頻進行統計，以數字化轉型的相關詞頻作為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的代理指標。［11］

第二，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及其影響路徑。學術界關于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績效的影響，還未能形成定論，一部分學者認為數字化轉型能夠給企業績效帶來積極的正向促進作用。［10］持這一觀點的學者認為數字化轉型可以通過降低企業生產和交易成本、提高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使用效率［12］、降低供應鏈集成度［13］以及緩解融資約束［14］等路徑對企業績效產生積極影響。除此之外，有學者也認為內部學習導向與外部網絡關系嵌入［11］、企業家精神［13］、組織柔性［15］等在數字化轉型與企業績效之間起到了正向的調節作用。有學者認為數字化轉型的同時，要警惕“IT 悖論”［15］，即企業投入大量資源進行數字化升級，卻很少實現相應的經濟效益的增長。

現有關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績效的影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組織柔性等視角?？傮w來說，目前的路徑探索比較全面，但是鮮有文獻對影響路徑和作用機制按照企業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進行分類探究。從研究樣本上看，一般以非金融上市公司或制造業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尚未有根據行業特點、以單獨某一行業作為樣本的研究。紡織企業是我國典型的傳統行業，目前紡織行業整體的數字化轉型水平較低，研究紡織企業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本文的邊際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以紡織企業為研究對象，根據紡織企業的特點，建立適合測度紡織企業數字化轉型水平的詞典，運用文本挖掘法對中國紡織行業中的44 家上市公司的數字化水平進行測算，為其他行業數字化轉型測算提供了可供借鑒的指導，并根據紡織企業規模和所有制形式進行分類討論，實證檢驗不同規模、不同性質企業間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績效的影響程度；第二，從紡織業內部資源和外部資源這兩個研究視角出發，探討數字化轉型對紡織企業績效的影響機制，豐富數字轉型的理論體系和實證研究。

一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數字化轉型與企業績效

紡織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能夠提升企業績效的原因。第一，數字化轉型能夠優化紡織企業生產流程。數字化轉型加快了紡織企業信息化進程，能夠幫助紡織企業打造智能化、網聯化工廠，加速紡織企業完成從傳統制造的生產模式到智能制造的轉變。［16］第二，數字化轉型有助于提升紡織企業的運營水平。數字化技術融合了信息技術和通信技術，隨之衍生了平臺模式的運營化管理。［17］通過數字平臺不但降低了企業搜尋信息和溝通信息的成本，而且紡織企業還能利用平臺進行產品的銷售。第三，數字化轉型優化了紡織企業的運營模式。［18］具體來說，數字化轉型為紡織企業優化庫存管理、縮短產品到達市場的時間、提供完善的售后處理以及個性化的服飾設計提供了技術支持。

當前數字信息技術的發展和社會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日益完善，各行各業的數字化轉型開展得如火如荼，然而企業的變革往往伴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19］數字化轉型作為企業變革的一種，其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并不一定是線性增長，更可能是呈非線性的、不規則的動態變化。［20］一味提倡提高數字化轉型水平，而忽視企業現有的生產模式、企業資源實力以及企業發展戰略，可能反而不利于企業績效的提升。首先，對紡織企業而言，當前大部分紡織企業的數字化轉型還剛剛起步，信息技術與企業生產經營體系的融合仍處于探索階段，因此大部分紡織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是“摸著石頭過河”，這種探索式的變革，本身就具有較高的風險，因此過度推動數字化轉型，會占用現有的企業資源，產生資源錯配。［21］其次，對中小型紡織企業而言，企業資源有限、經驗不足，在這種情況下數字化轉型水平也很難深入。再者，一些已經開始數字化轉型的企業，其數字化轉型的基礎不牢，在短期內依舊難以搭建起穩固的支撐轉型的架構，使得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只能停留在試點階段，僅能在某個職能部門、某類業務內容上實施，不能形成全企業、全場景的數字化規模效應。［22］最后，根據邊際效用遞減規律，隨著數字化轉型的不斷深入，企業內部管理的系統性和復雜性越來越強，內外部的協調成本也會逐漸上升，企業績效的提升過程會逐漸放緩甚至出現績效下降。［23］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1：數字化轉型能夠促進紡織企業績效的提升，但呈現倒U 形關系，即只有適度的數字化轉型才能更好地促進高質量發展。

（二）內部資源：數字化轉型、經營成本與紡織企業績效

從企業內部資源的角度分析，數字化轉型通過影響紡織企業的經營成本，進而影響紡織企業經濟績效。

數字化轉型可以降低企業經營成本，［24］進而提升企業績效。第一，數字化轉型能夠為生產賦能，促進生產效率提升。［25］紡織制造型企業利用先進的數字技術能夠優化生產流程，實現工廠設備的數據采集和遠程監控，獲得完整的、動態的、實時的數據，以及實時耗能、運行狀態、產能等生產數據，在提高生產效率的同時還能降低生產故障的發生。第二，數字化轉型有助于加快存貨周轉，避免高昂的存貨管理成本。紡織企業通過數字化轉型可以搭建數字化庫存信息系統，能實現一鍵獲取全球庫存信息，實現就近最優配貨，有效地解決了過去結構性缺貨的問題。第三，數字技術具有開放、共享、連接等特點，有助于降低企業的信息搜尋成本，［26］實現高效率的匹配供給與需求。［24］紡織企業利用數字化平臺，能夠使經營活動突破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在采購、營銷、物流等方面既提高了經營效率，又降低運營成本。

數字化轉型并非總是能降低經營成本。第一，企業資源具有有限性。數字化轉型不是憑空完成的，需要投入企業資源，而企業資源是有限的，對大部分紡織企業而言，其企業資源實力不足以支持企業進行全面數字化轉型，過度的數字化投入容易導致企業資源錯配，從而不利于企業經營績效的提升。第二，經營成本存在下限。對紡織企業而言，其原材料成本、生產成本、營銷成本、管理成本等在一定范圍內可以利用數字技術實現成本壓縮，但是成本支出不可能完全趨零，因此數字化轉型對降低經營成本的積極作用只能在一定的范圍內實現。第三，數字化轉型是一個持續的過程。數字化技術是在不斷革新的，因此數字化轉型也需要不斷地更新迭代，數字化轉型不是一個一勞永逸的變革，企業需要隨著數字技術的進步，不斷進行數字化升級，這個過程依舊需要持續性的企業資源的投入，這一部分的投入也將成為企業經營成本的一部分?；诖?，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2：企業經營成本與數字化水平之間呈現先遞減后遞增的正U 形關系。

H3：數字化轉型在一定范圍內有利于降低企業經營成本，進而促進企業績效的提升。

（三）外部資源：數字化轉型、供應鏈集成度與紡織企業績效

從企業外部資源的角度分析，數字化轉型通過影響供應鏈集成度對企業績效產生影響。供應鏈集成度可以分為供應商集中度和客戶集中度。［16］數字化轉型對降低供應鏈集成度有較大的積極影響。第一，數字技術的升級使得企業之間的互聯互通和信息交流更為高效、便捷，［28］有效地解決了供應鏈中信息不透明、交易鏈冗長等問題，有利于減少企業對供應商的依賴程度，能夠有效地避免供應商過高的議價能力，降低供應商集中度。第二，數字化轉型有利于企業建立更加合理高效的供應鏈集成系統，優化企業資源配置，進而提升企業經營績效。［29］企業可以利用數字技術從市場中收集到的大量的、多向的和實時的信息，對供應鏈中的相關企業進行及時審查和調整，［13］從而提高企業供應鏈體系的合理性，促進企業績效的提升。

隨著數字化轉型的深入，有些弊端也會在供應鏈這一環節顯現出來。第一，企業可能面臨“大數據殺熟”的風險。［29］作為上游供應商的顧客，在“大數據殺熟”的風險下，企業與新的供應商之間的信任難以建立，會使企業趨向于選擇有長期合作基礎的合作伙伴；作為下游消費者的供應商，不少紡織零售企業的產品依賴天貓、淘寶、京東等數字平臺進行銷售，在“大數據殺熟”的情況下，在消費者心中的滿意度可能會降低，尤其是新客戶的流失率會比較高。第二，“信息爆炸”加大了信息處理和信息甄別的難度，在這種情況下為了降低決策失誤率，提高決策效率，企業會趨向于選擇長期合作的企業。第三，信息化的高速發展使企業有可能面臨客戶因了解到更多信息而流失的風險，［29］這一情況反而不利于拓展新的客戶，使供應鏈集成度又趨向于提高?；诖?，本文做出如下假設：

H4：供應鏈集成度與企業績效之間呈現正U 形關系。

H5：數字化轉型在一定范圍內有利于降低供應鏈集成度，進而促進企業績效的提升。

二 研究設計與變量說明

（一）模型設計

1.固定效應模型。為了檢驗數字化轉型對紡織企業績效的影響關系，基于紡織企業面板數據，圍繞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績效的影響進行實證分析。根據假說H1 可得：數字化轉型對紡織企業績效的影響可能呈現倒U 形的變化趨勢，因此設定固定效應面板數據模型如下：

Performit為紡織企業i在t時期內的企業績效；Digit為紡織企業i在t時期內的數字化轉型程度；Dig2表示企業數字化轉型水平的二次項；代表一系列控制變量；分別表示個體效應、時間效應和隨機擾動項。

2.中介效應模型?；谇拔牡臋C制分析，借鑒溫忠麟等（2014）[30]對中介模型的研究，進一步檢驗假設H2~H5，即經營成本率和供應鏈集成度在數字化轉型與企業績效之間發揮的中介作用，構建如下中介效應模型。

其中Med表示中介變量（經營成本率或供應鏈集成度）。

（二）變量測量

1.被解釋變量：企業績效（Perform）。參考白福萍等的研究，［12］選取總資產收益率（Roa）來表示，同時輔以凈資產收益率（Roe）做穩健性檢驗，考慮到數字化轉型成果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可能存在一定的滯后性，本文將總資產收益率（Roa）做滯后一期處理，再次進行穩健性檢驗。

2.解釋變量：數字化轉型水平（Dig）。本文參考吳非等［11］、趙宸宇等［31］學者的做法，對上市紡織企業年報中涉及“數字化轉型”的相關詞頻進行統計，以相關詞頻作為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的代理指標。

本文使用文本分析法構建數字化轉型變量（Dig）。第一步，收集2012—2021 年紡織行業上市企業的公司年報并轉換為文本格式（上市公司年報均來自巨潮資訊網）。第二步，篩選出與企業數字化轉型相關的高頻詞語并制作成詞典，本文在引用趙宸宇《企業數字化轉型指數構建及關鍵詞選取》（2021）的基礎上，根據紡織企業的特點，補充“直播帶貨”“微信小程序”“直播”“直播營銷”“網紅營銷”等分詞。第三步，基于第二步形成的詞典，通過Python 對所有樣本中的關鍵詞披露的次數進行統計，以此反映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

3.控制變量（Controls）：為了提高研究的精度，排除其他因素對回歸分析結果的影響，綜合參考了于飛等［32］、余菲菲等［15］、冼依婷等［33］學者的方法，選取以下控制變量：資產負債率（Tdr）、營業總收入增長率（Growth）、企業成立年限（Age）、總資產周轉率（Tat）、公司規模（Size）。

4.中介變量（Med）：本文參考白福萍等使用經營成本率（Ocr）作為衡量企業經營成本的指標。［12］經營成本率用企業經營成本與企業經營收入的比值來表示。供應鏈集成度（Cosc），反映的是企業上下游之間的業務規模與穩定性。本文借鑒李琦等人的研究，［13］采用前五大供應商采購額/前五大客戶銷售額的值作為供應鏈集成度的代理變量（表1）。

（三）樣本選擇及樣本描述

為了探究數字化轉型對紡織企業績效的影響及其路徑，本文以2012—2021 年我國紡織行業中的上市企業為研究對象。文中所使用的數字化轉型數據是通過巨潮資訊網下載的上市公司年報，然后進行手動整理和Python 程序獲取。企業層面的微觀數據來自Wind 和CNRDS 數據庫。為了確保數據的精確性和保證實證結果的可信度，本文對數據做了處理：（1）剔除業績較差的ST 和*ST 公司、財務數據異常以及數據存在缺失的樣本；（2）為了保證數據的連貫性，選取十年內財務數據連續的企業樣本；（3）為了避免極端數據對研究結果的影響，對連續變量進行了1%和99%的縮尾處理。最后得到樣本數據共440 條。

如表2 所示，所選樣本中企業績效（Roa）的均值為5.699，最小值為-15.830，最大值為19.290，說明紡織行業中不同企業的績效水平差異較大。數字化轉型程度的均值為0.374，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別為3.800 和0，可見在紡織企業中，數字化轉型水平有較為明顯的差異，整體來說，紡織行業的數字化轉型水平還具備很大的進步空間。經營成本率的均值為0.714，最大值為0.963，最小值為0.383，該結果表示，不同企業之間經營成本率存在差異，但是大多數企業的經營成本率處于中等水平。供應鏈集成度的均值為21.932，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別為54.210 和3.910，該結果顯示不同企業的供應鏈集成度存在較大的差異，有不少企業供應鏈集成度過高。

表2 變量及描述性統計結果

四 實證分析

（一）相關性分析

在進行實證回歸前，先對樣本變量進行相關性分析，結果如表3 所示。

表3 變量相關性分析結果

從表3 中可以看出，紡織企業數字化轉型水平與企業績效相關性顯著為倒U 形，這與假設H1 一致。企業數字化轉型水平的二次項與經營成本率的相關系數為負，與假設H2 顯著相反，但是相關系數方向與回歸系數方向并不存在一致性，所以需要后續進一步實證分析。供應鏈集成度和經營成本率與企業績效（Roa）之間的相關系數均為負數，可進一步驗證假設H3 和假設H5。供應鏈集成度與企業數字化轉型水平的二次項相關系數為正，與假設H4 一致。同時，所有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基本在0.5 以下，說明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可進行下一步實證分析。

（二）基準回歸分析

根據模型和假設，本文首先進行Hausman 檢驗，檢驗結果P值小于0.01，因此本文使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實證分析。首先檢驗企業數字化轉型水平對紡織企業績效的影響，表4 是回歸結果。列（1）是僅有數字化轉型水平變量的主效應模型，列（2）是加入控制變量的效應模型。

表4 數字化轉型影響紡織企業績效的基準回歸結果

從列（1）可以看出，在沒有加入控制變量和中介變量的回歸中，企業數字化轉型水平的一階系數為7.698 90，二階系數為-3.957 15，且P值小于1%，顯著水平非常高，與假設H1 相符。

列（2）加入了控制變量，從實證結果可以看出，企業數字化轉型水平的一階系數為4.351 22，二階系數為-3.284 05，一階系數和二階系數異號且在1%的顯著水平下顯著，這與假設H1 相符合：數字化轉型能夠促進紡織企業績效的提升，但呈現倒U 形關系，即只有適度的數字化轉型才能更好地促進高質量發展。這意味著紡織企業在進行數字化轉型的過程中要警惕“一口氣吃成胖子”的思想，要充分考慮企業資源實力、企業發展戰略以及數字化轉型邊際貢獻遞減的規律，合理有序地推進企業數字化轉型。

（三）機制分析

1.內部資源：數字化轉型、經營成本率與紡織企業績效。為了驗證假設H2 和假設H3，從企業內部資源的角度分析紡織企業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機制，表5 顯示了經營成本率這一影響機制的回歸結果。列（3）是從企業內部資源的角度分析數字化轉型對經營成本率的影響，列（4）是在企業數字化轉型水平與紡織企業績效中加入經營成本率的回歸結果。

表5 加入經營成本率后的回歸結果

列（3）是企業數字化轉型水平與企業經營成本率之間的回歸結果，根據實證結果可以看出，數字化轉型水平的一階系數為-0.410 20，二階系數為0.152 15，且均在1%水平下顯著，假設H2 成立，即企業數字化轉型水平與企業經營成本呈現正U 形關系。該結果表明：在合理范圍內的數字化轉型有利于降低企業經營成本。隨著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開展，因為數字信息和數字技術的智能化、便捷化的特點，企業的生產成本、運營成本、信息搜集成本等相較于傳統經營模式有明顯的降低，但企業資源的有限性、數字化轉型投入的持續性以及經營成本存在下限等因素又使得企業的經營成本不會隨著數字化轉型的深入而一直下降。

列（4）是在企業數字化轉型水平與紡織企業績效中加入經營成本率后的回歸結果。結果顯示：紡織企業數字化轉型與企業績效之間依舊呈現倒U 形關系，但系數出現了不顯著的現象。出現這一結果可能是在企業的經營活動中影響企業經營成本的原因很多，數字化轉型對經營成本的影響只是其中的一個因素，而在本文的回歸中，尚未能控制其他因素對經營成本的影響，所以導致在加入經營成本率后，企業數字化轉型水平與企業績效之間的回歸結果不顯著。但是，經營成本率的系數為-13.628 03，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這說明經營成本率與企業績效之間呈現負相關關系，即經營成本率越低，企業績效越高，由此也可以證明，在紡織企業中，在合理范圍內的數字化轉型有助于降低企業經營成本率，并以此促使企業績效得到提升。

2.外部資源：數字化轉型、供應鏈集成度與紡織企業績效。為了檢驗假設H4 和假設H5，從企業外部資源的角度分析企業數字化轉型水平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機制，加入了供應鏈集成度進行回歸分析。如表6 所示，列（5）為企業數字化轉型水平對企業供應鏈集成度的影響的回歸結果，列（6）為企業數字化轉型水平與紡織企業績效中加入供應鏈集成度的回歸結果。

表6 加入供應鏈集成度后的回歸結果

從列（5）的結果來看，供應鏈集成度與企業數字化轉型水平的回歸系數均在1%水平下顯著，數字化轉型水平的一階系數為-10.836 06，二階系數為4.778 44，且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即紡織企業數字化轉型水平與企業供應鏈集成度呈現正U 形關系，假設H4 得到證實。說明在合理范圍內的數字化轉型有助于降低供應鏈集成度。

列（6）是在企業數字化轉型水平與紡織企業績效中加入供應鏈集成度后的回歸結果?；貧w結果顯示：企業數字化轉型水平的二階系數為-2.561 61，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一階系數為2.832 47，在10%的水平下顯著，說明加入供應鏈集成度后，企業數字化轉型水平與企業績效之間的倒U 形關系依舊成立；供應鏈集成度的回歸系數為-0.095 35，在1%的水平下顯著，即說明供應鏈集成度越低，企業績效越好。假設H4 和假設H5 得到驗證：從企業外部資源的角度分析，在合理范圍內的數字化轉型有助于降低供應鏈集成度，進而促進企業績效的提升。

（四）穩健性檢驗

為確保結果的穩健性與可靠性，本文采用以下方法對以上回歸結果進行檢驗。

1.替換被解釋變量。使用凈資產收益率（Roe）作為紡織企業績效的替換變量重新進行回歸分析，具體如表7 所示，均與原回歸結果保持一致。

表7 更換被解釋變量后數字化轉型與紡織企業績效回歸結果

2.滯后效應檢驗?？紤]到數字化轉型對紡織企業績效的影響可能存在一定的滯后性，因此將紡織企業績效滯后一期重新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8所示，除了假設H3 和假設H5 未能通過檢驗外，其他研究結果基本保持一致。

表8 滯后一期后數字化轉型與紡織企業績效回歸結果

經過上述檢驗，本研究的結論仍然成立，由此表明本研究的結論具有較高的穩健性。

五 進一步分析

在紡織企業中，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績效存在先增后減的倒U 形關系。對于不同性質、不同規模的紡織企業是否會存在差異？本文將樣本紡織企業按照企業規模和所有制形式進行分類討論，結果如表9所示。

表9 異質性分析：數字化轉型與企業績效

（一）企業規模視角的異質性分組分析

為驗證紡織業中數字化轉型在不同規模企業的異質性表現，本文參考李琦等人的分類方式將樣本紡織企業按總資產均值分為大型企業組（樣本均值以上）和中小企業組（樣本均值以下）。［13］根據表9的結果可以發現，無論是大規模紡織企業還是小規模紡織企業，其數字化轉型水平與企業績效之間均呈現先增后減的倒U 形關系。從顯著性的角度觀察，無論是大規模企業還是小規模企業，二者的數字化轉型水平的二階系數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從系數的角度觀察，在數字化轉型與企業績效的回歸方程中，大規模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水平的一階系數和二階系數均略高于小規模企業。出現這一結果的原因可能是：數字化轉型需要大量的技術、資金等方面的支持，而中小規模的紡織企業資源較為有限，難以進行持續性的資源投入，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中小規模的紡織企業的數字化轉型進程，也影響企業績效的提升。

（二）企業性質視角的異質性分組分析

本文將樣本紡織企業根據所有制性質分為國有紡織企業和非國有紡織企業。從表9 的回歸結果可以發現：在非國有紡織企業中，數字化轉型水平與企業績效之間的回歸結果依舊呈現倒U 形關系，且數字化轉型水平的一階系數和二階系數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而國有企業的數字化轉型與企業績效之間的回歸結果不顯著。出現這樣的差異可能是：國有企業的行動決策受國家政策的影響較大，加之國家對國有企業的扶持，使得國有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升級的內部驅動力不足。而非國有紡織企業為了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下占領一席之地，會更加積極地開展數字化轉型的探索。因此，非國有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水平會較高于國有企業。

結語

本文以我國紡織行業中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通過手工整理和Python 程序獲取年報披露的數字化轉型相關數據，從企業內部資源和外部資源兩個角度出發，實證檢驗了數字化轉型對紡織企業績效的影響及作用機制，研究結果表明：

（1）對紡織企業而言，在合理范圍內的數字化轉型可以提高企業績效，企業數字化轉型水平與企業績效之間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而是呈現出先增后減的倒U 形關系。因而在數字化轉型的過程中要警惕企業資源錯配、數字化轉型半途而廢以及數字化轉型邊際貢獻遞減等問題。

（2）在合理范圍內的數字化轉型能夠通過降低生產成本率和供應鏈集成度來提升企業績效。一方面，數字化轉型與企業經營成本率之間呈現先減后增的正U 形關系。數字化轉型可以通過降低企業生產成本、運營成本以及信息搜尋成本等促進企業經營績效的提升，但是在推進數字化轉型的同時，也需要考慮企業資源的有限性、經營成本存在下限以及數字化轉型投入的持續性等問題。另一方面，數字化轉型與企業供應鏈集成度呈現先減后增的正U 形關系，數字化轉型有利于企業間的互聯互通，有利于企業建立高效的供應鏈集成系統以降低供應鏈集成程度，促進企業外部資源的高效利用，從而提高企業績效。同時“大數據殺熟”“信息爆炸”帶來的信息處理和信息甄別的挑戰以及客戶流失等問題，也會導致供應鏈集成度的降低。

（3）從企業規模角度看，在大規模紡織企業中，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績效的影響要略高于小規模的紡織企業；從企業性質角度看，非國有紡織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水平要高于國有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水平。

本文的研究結論為紡織企業數字化轉型帶來了一定的啟示。

第一，紡織企業數字化轉型投入要與企業資源適配。數字化轉型在降低經營成本和降低供應鏈集成度方面的作用均存在下限，因此數字化轉型水平并非越高越好，只有適度的數字化轉型才能真正促進紡織企業高質量發展。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投入程度和轉型側重點應該存在差異，企業需要根據企業自身的經營特點、資源實力以及戰略目標等制定適合的數字化轉型計劃，切忌因盲目追求數字化轉型而造成企業資源錯配，影響企業的實際經營績效的可持續發展。另外企業作為營利性組織，除數字化轉型投入需要適度外，其他的經營活動同樣需要注意控制成本，以爭取最大限度地提升企業的經營績效。

第二，紡織企業要利用數字化技術提升企業各方面的經營能力，實現企業高質量發展。一方面，企業經營成本降低具有下限、企業資源也具有有限性，企業不應該僅把數字化轉型的目標放在降低企業經營成本這一方面，優化企業生產模式、運營模式、管理模式等才能真正地、可持續地促進企業績效高效提升。另一方面，數字化轉型在一定范圍內有利于供應鏈集成度的降低，但是“大數據殺熟”“信息爆炸”等也為供應鏈集成度的降低帶來了許多的挑戰。因此，企業要警惕在信息中迷失，而應當致力于提高企業自身的信息處理和信息甄別能力，建立與企業發展適配的供應鏈集成系統。

第三，紡織企業要充分抓住數字經濟高速發展的機遇，合理有序地推進企業數字化轉型，尤其是中小型紡織企業和國有紡織企業，目前的數字化轉型水平相對較低，要密切關注市場動態，循序漸進地推進企業的數字化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