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黃運交匯下蘇魯豫皖接壤地帶的耕作制度變遷

胡其偉

(中國礦業大學文博中心,江蘇徐州 221116)

蘇、魯、豫、皖四省接壤地帶,包括江蘇徐州、連云港,山東濟寧、臨沂、菏澤,安徽淮北、亳州、阜陽、宿州,河南商丘、周口、開封、濮陽等地市,明清時期還包括直隸南部的大名府等。這一地區位置優越、交通便利、農礦資源豐富,卻向來是我國東部經濟發展的“谷地”。黃河長期奪淮致使地理環境變化,繼而導致耕作制度甚至民風民俗惡化,是該地區經濟始終薄弱的主要原因。

對此,池源、汪漢忠認為黃河奪淮導致蘇北地理環境逆變引發了多方面負面影響,尤其是耕作制度的逆變(1)池源、汪漢忠: 《黃河奪淮與蘇北耕作制度的逆變》,《江蘇地方志》2002年第3期。,但其僅列舉政府保漕影響百姓灌溉及水利失修兩方面原因。凌申聚焦1855年黃河北歸山東入海后的大規模農墾,指出這是黃河奪淮導致蘇北海岸線巨變后對江蘇沿海農業開發產生的影響。(2)凌申: 《歷史時期黃河奪淮與蘇北沿海的農墾》,《安徽農業科學》2009年第15期。韓茂莉注意到蘇北水患影響了雙季稻的發展,但未分析蘇、皖二省的南北差異,在討論農作物種植制度時也未提及蘇北、皖北的情況。(3)韓茂莉: 《中國歷史農業地理》,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410—445頁。馬雪芹研究了河南水稻、小麥等作物的分布,但并未深入剖析。(4)馬雪芹: 《明清河南農業地理》,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15—228頁。雖然還有一些相關研究(5)近年研究如段偉、李幸: 《明清時期水患對蘇北政區治所遷移的影響》(《國學學刊》2017年第3期);李德楠: 《水環境變化與張秋鎮行政建置的關系》(《歷史地理》第28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117頁)關注聚落與黃河、運河水患的關系;再如馬俊亞: 《從沃土到瘠壤: 淮北經濟史幾個基本問題的再審視》(《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1期);《集團利益與國運衰變——明清漕糧河運及其社會生態后果》(《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2期);胡阿祥: 《圍繞京杭大運河之“蓄清刷黃保漕”的反思——以淮源、洪澤湖、高家堰、泗州城為例》(《學?！?018年第5期)聚焦于漕運與生活習俗。,但筆者認為,對明清時期黃運交匯地帶的耕作制度仍有探討的空間。

一、 黃運交匯與蘇魯豫皖接壤地帶環境變遷

元代為溝通南北運河,于至元二十六至三十年(1289—1293)相繼開挖會通河和通惠河,其中濟寧至徐州之間利用了泗水天然河道。為保持航運水深,泗水河道建閘,河東山區來水在東岸停蓄,昭陽湖和獨山湖開始形成。有明一代,黃河不斷泛濫,黃強泗弱,泗水出路受阻,昭陽、獨山不斷擴大,微山附近出現赤山、微山、呂孟、張莊等相連小湖。嘉靖年間,南陽新河開挖,運道脫離泗水由昭陽湖西移到湖東,東部沙河等山水入獨山湖,薛河水入呂孟湖。萬歷三十二年(1604),泇河(今韓莊運河)開拓,運河再次東移,奠定了今天京杭大運河的基礎。徐州上游黃泛水入赤山、微山、呂孟、張莊諸湖,四湖湖面迅速擴大合成微山湖,是為“水壑”,以為運河屏障;昭陽等湖則成為運河“水柜”,蓄湖東山區來水濟運。之后,南陽、獨山、昭陽、微山等湖相連,初步形成今日的南四湖。同一時期,邳州、宿遷境內駱馬湖也大致成型,《明史·地理志》載,宿遷“西北有駱馬湖”(6)《明史》卷四〇《志一六·地理一》,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916頁。。明朱國盛《南河志·通濟河記》載:“駱馬湖在宿遷縣治北十里,而陳溝則駱馬一支流也,去縣治一里許,俱在馬陵山之西。分三支會于黃河: 一自董家溝,一為駱馬湖口,一為陳溝。然高洼不一,不可以舟。冬春則涸而成陸?！?7)武同舉: 《江蘇水利全書》卷一四,南京水利實驗處1950年印行,第21頁?？梢婑橊R湖當時已起到水柜作用,其形成與衰亡與明清兩代治河、治運措施也是緊密聯系的。

明隆萬年間(1567—1620),河督潘季馴治理黃、淮、運河。為保證大運河漕運暢通且明祖陵無失,他采取“束水攻沙,蓄清刷黃”的治水策略,大修堤防,將黃河固定在歸德—徐州—宿遷—淮安一線,同時大修高家堰,蓄淮河清水沖刷黃河帶來的泥沙,洪澤湖因之迅速擴大。

清代黃河決溢更加頻繁。據武同舉統計,從順治入關至雍正朝終的92年中,僅江蘇淮北地區,中運河河道變遷10次、沂水6次、睢水2次、沭水1次。黃河減水道變遷6次。乾隆朝黃河向北岸潰溢8次,南岸12次。(8)武同舉: 《江蘇淮北水道變遷史》,《兩軒剩語》1927年本,第13頁。一旦河決,運道必定受阻。

明清兩代朝廷對邳宿運河屢加整治,或開鑿新河以避河險,或建筑閘門以資宣泄,或甃圍堤防以防潰溢。然因缺乏整體治水思想和足夠科學依據,水系越發紊亂,如咸豐《邳州志》所言:“泇運既開,齊魯諸水挾以東南,營、武、泇、沂一時截斷。堤閘繁多,而啟閉之務殷,東障西塞而川脈亂矣?！?9)咸豐《邳州志》卷四《山川》,《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第63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67頁。

為進一步解決漕運問題,康熙二十五年(1686)靳輔在張家莊運口,經駱馬湖沿黃河北堤的背河,再經宿遷、桃源,到清河仲家莊,開一新河,名曰“中河”。自此,漕河可由清口直渡北岸過仲家莊閘至張莊運口,避免了黃河漕運一百八十里之險,便利了漕船往來,有載“中河安流,舟楫甚便”(10)《清史稿》卷一二七《河渠二·運河》,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3774頁。。

同時,為避免黃河水量過大威脅徐州及下游運道,靳輔及其繼任者于徐州以上碭山、蕭縣,以及下游睢寧、宿遷的黃河兩岸建若干減水壩分流黃水。北流或歸黃河主泓,或入運助漕,南流多經濉水歸洪澤湖出清口助清敵黃。此舉于當時保漕頗有裨益,卻導致黃河河床及洪澤湖、駱馬湖等不斷淤高,黃、淮、運河水位日益抬高,高家堰也不斷延長、加高,洪澤湖不得不分流入江,蘇、魯、豫、皖接壤地帶水系及環境受到巨大破壞。(11)胡其偉: 《清代“藉清敵黃”政策對蘇魯豫皖接壤地帶的環境及社會影響》,《運河學研究》第6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版,第92—110頁。

自然環境的變遷對農業生產的影響顯而易見。首先,四省接壤地帶水災不斷。時人曾指出分黃入淮之害:“自乾隆三年,毛城鋪閉,水勢無所分。去年,南岸天然閘暴逼下注,四倍往常,水勢過猛,閘下引河狹小,不能容納,兩堰潰決。銅山之西鄉、蕭縣之東北南三鄉,胥受其害。此水流入睢溪口至睢寧,又因洪澤湖水滿倒漾,不得宣泄,以致淹沒?！?12)〔清〕 莊亨陽: 《河防說》,《皇朝經世文編》卷一〇〇《工政六·河防五》, 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3554頁。碭山毛城鋪“伏秋黃漲。由此出小神湖入睢河歷靈芝、孟山諸湖歸洪澤湖(13)乾隆《碭山縣志》卷二《河渠》,《中國地方志集成·安徽府縣志輯》第29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頁?！?一旦泄洪,碭山以下銅、靈、蕭、睢、永、宿、泗等縣皆受其害,水入洪澤湖后湖水高漲,又會使沿湖農田受淹。其次,黃河汛期直接影響農作物選擇,農業生產必須考慮避開“春汛”及“伏秋大汛”。其三,為保漕運水源,政府限制百姓取水灌溉,并規定泉水須涓滴歸漕,“漕河仰給山東諸泉水,貴以時疏浚。近已會同各官,清理舊泉一百七十八處,復開新泉三十一處,俱入河濟運”(14)〔明〕 王以旗: 《漕河四事疏》,《皇明經世文編》卷一七四,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776頁。。此舉影響了水稻種植,康熙就曾表示:“山東運河,全賴湖、泉濟運。今多開稻田,截上流以資灌溉,湖水自然無所蓄潴,安能濟運?”(15)《清史稿》卷一二七《河渠二·運河》,第3777頁。不過,微山湖、駱馬湖、黃墩湖等大湖泊受來水影響也是時盈時枯,秋冬季節常會有大片“湖田”涸出。湖田“最初不屬于國家賦稅收入的組成部分,所以在升科之前享有數年的免稅優惠”(16)鄭民德、李永樂: 《清代的湖田之爭與利益博弈》,《武陵學刊》2013年第5期。,所以民人爭相占種,至今蘇北、皖北、魯南一帶仍把下地干活叫作“下湖”。

二、 黃運交匯與蘇魯豫皖接壤地帶耕作方式變遷

農業耕作方式有著極強的地域性,受地理環境影響較大。胡煥庸認為:“淮南淮北因天時不同,淮南雨量較豐,淮北雨量較嗇,故谷物情形,完全不同,淮南為水稻區域,其情形與江南略同,而淮北則為旱田區域,出產以高粱玉米麥類為大宗?！?17)胡煥庸: 《兩淮水利鹽墾實錄》,中央大學1934年版,第41頁。實際上,原因遠非降水量多寡那么簡單。黃河泛淮前后,蘇、魯、豫、皖接壤處地理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耕作方式亦隨之嬗變。

由于該地區處于暖溫帶,水熱條件“對旱作二年三熟的熱量要求較充裕,對稻麥兩熟的熱量一般尚能適應”(18)袁炳和: 《江蘇省黃河故道地區農業氣候分析》,南京師范大學江蘇省黃河故道綜合考察隊編: 《南京師大學報專輯·江蘇省黃河故道綜合考察報告》,1985年,第23頁。,但宿遷、漣水、銅山、泗縣等縣的部分水田和旱作區長期“一年兩熟或兩年三熟輪作制”(19)查彥玉: 《黃河故道地區農業生產結構特征》,南京師范大學江蘇省黃河故道綜合考察隊編: 《南京師大學報專輯·江蘇省黃河故道綜合考察報告》,第202頁。,少量土壤貧瘠、生產條件較差的地段只種一季春播作物。明李東陽《過宿遷》有“平田翻白浪,破屋帶荒煙,黍谷無余種,魚蝦不論錢”,陳蒙《宿遷》寫道“禾黍秋風隴,牛羊落日原”(20)同治《宿遷縣志》卷一五《古跡》,《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蘇省第141號,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956頁。,清人游記描寫宿遷“春夏之交,登城垣而望,禾綠麥黃”(21)〔清〕 陳錦鸞: 《龍潭記》,同治《宿遷縣志》卷一五《古跡》,《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蘇省第141號,第750頁。,道光年間河督麟慶詩中有“垂楊遙映春旗綠,秀麥低連汛水黃”(22)〔清〕 麟慶: 《河工四時汛·桃汛》,《豐縣黃河故道綜合開發志》編委會: 《豐縣黃河故道綜合開發志》,江蘇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476頁。,即描寫此種情況。

黃河奪淮以前,四省接壤地區稻麥兼作,《周禮》云:“正東曰青州……其谷宜稻麥?！?23)《周禮·夏官·職方氏》,楊天宇: 《周禮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82頁。當時的青州包括淮河以北和山東南部地區,今徐淮地區即屬青州。(24)池源、汪漢忠: 《黃河奪淮與蘇北耕作制度的逆變》,《江蘇地方志》1993年第2期。東漢元和三年(86),張禹遷下邳相,“徐縣北界有蒲陽坡(陂),傍多良田,而湮廢莫修。禹為開水門,通引灌溉,遂成孰(熟)田數百頃。勸率吏民,假與種糧,親自勉勞,遂大收谷實。鄰縣貧者歸之千余戶,室廬相屬,其下成市,后歲至墾千余頃,民用溫給”(25)《后漢書》卷四四《張禹傳》,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498頁。。過往研究認為,蒲陽陂的稻田糧食畝產可達十石。(26)劉磐修: 《漢代蘇北農業探析》,《中國農史》2006年第1期。李賢注引《東觀記》曰:“陂水廣二十里,徑且百里,在道西,其東有田可萬頃?！庇衷?“后年,鄰國貧人來歸之者,茅屋草廬千戶,屠酤成市。墾田千余頃,得谷百余萬斛?！?27)《后漢書》卷四四《張禹傳》,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498頁。有學者指出此田應是稻田,此谷應為稻谷。(28)張喆、戚亦農: 《東漢時期泗水流域的農業發展》,《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4期。東漢末年,陶謙牧徐州,以陳登為典農校尉,“巡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粳稻豐積”(29)《三國志·魏書》卷七《呂布(張渺)臧洪傳》,注引《先賢行狀》,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230頁。。晉代沛“郡界下濕,患水澇,百姓饑乏”,沛郡太守鄭渾于蕭、相(今安徽淮北市濉溪西)兩縣大興陂塘,開墾稻田。開始百姓認為不會有好收成,不愿種植,但鄭渾認為此地“地勢洿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親自率領百姓興工,大干一冬,“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30)《三國志·魏書》卷一六《任蘇杜鄭倉傳》,第511頁。。三國時期,夏侯惇“領濟陰(今菏澤)太守,斷太壽水作陂……勸種稻田,民賴其利”(31)《山東省曹州府菏澤鄉土志》,《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山東省第22號,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18頁。。北魏時,薛虎子為徐州刺史,亦言:“徐州左右,水陸壤沃,清、汴通流,足盈激灌。其中良田十萬余頃?！彼J為:“若以兵絹市牛,分減戍卒,計其牛數,足得萬頭。興力公田,必當大獲粟稻?！?32)《魏書》卷四四《列傳三二·薛野?儛9傳附虎子傳》,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997頁。他的建議為孝文帝采納。至唐代,洛陽含嘉倉曾調集租米,其中就有徐州的貢品。(33)武利華: 《徐州古代經濟概述》,《徐州史志》1986年第3期。既是貢品,必是當地廣泛種植并遴選出的性狀優良品種。至北宋,情況并無變化。宋梅堯臣有“越齏橙熟久,楚飯稻舂初”(34)〔宋〕 梅堯臣: 《潁上得鯉魚為膾懷余姚謝師厚》,同治《潁上縣志》卷一〇《藝文》,《中國地方志集成·安徽府縣志輯》第27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46頁。,蘇轍《梁山泊〈次韻〉》云:“近通沂泗麻鹽熟,遠控江淮粳稻秋?！本浼啊皶r議者將干此泊以種菽麥”(35)〔宋〕 蘇轍: 《欒城集》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1頁。的自注,可見黃河奪淮長期以前稻作在該地區極其普遍。此地種植單季稻較為合適,民間稱“麥茬稻”,一般麥收后栽插,秋后霜降前收割。明末清初徐州人閻爾梅有“水落洼田麥萬塍”(36)閻爾梅: 《游湖陵城》,宣統《滕縣續志稿》,《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山東省第21號,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343頁。句,袁枚《管仲墓》描寫墓上“種麥已芊芊”(37)宣統《滕縣續志稿》,《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山東省第21號,第345頁。,康熙年間豐縣縣令王初集寫道:“今夏天降丹,麥秋才半熟,禾黍滿郊原,篝車勤致祝,連旬乏甘霖,余心若轉軸,時雨挽天工,耘耔恐不速?！?38)〔清〕 王初集: 《喜雨》,光緒《豐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第65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58頁。所描寫的應該就是麥茬稻的種植。還有地方夏收后種豆,如碭山順治五年、十四年均有“秋豆大稔”的記載。(39)乾隆《碭山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安徽府縣志輯》第29冊,第124頁。

黃河奪淮以后,蘇魯豫皖交界地理環境巨變,商丘“土弱地勢卑,民貧無恒產,百年之間,輕者三溢,重者兩溢”(40)康熙《商邱縣志》卷一《山川》,《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河南省第98號,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100頁。,潁州“潁地所在平衍,旱澇皆無所恃”(41)乾隆《潁州府志》卷三《食貨志》,《中國地方志集成·安徽府縣志輯》第24冊,第152頁。,徐州“蓋自河水蕩決,黃沙無垠,徐下邑多被其患,向所稱諸物產,或荒淤不復生”(42)同治《徐州府志》卷一〇《輿地考》,《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第61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58頁。,而“黃河兩岸,北如曹、單,西如蘭、儀無不同罹此患”(43)康熙《商邱縣志》卷一《山川》,《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河南省第98號,第101頁。。水稻生產亦不能獨免。雖然黃河泛淮帶來大量水源,但僅有水是不夠的,水稻生產灌溉還要配套完善的水利系統以自如控制來水,“稻作農業生產方式是建立在對水的可控制基礎上的,對河渠溝泄閘壩經常的挑浚維護,對周圍環境經常性的改善,是稻作農業生產方式的內在要求”(44)池源、汪漢忠: 《黃河奪淮與蘇北耕作制度的逆變》,《江蘇地方志》1993年第2期。。

具體來說,首先,蘇魯豫皖交界多山間洼地,受黃河汛期來水,一到夏秋瀝澇成災。種植夏稻,尚未生根,一遇洪水,重則沖走,輕則倒伏。并且黃水含沙量高,洪水過后,十幾至幾十厘米的泥沙淤積會將大多秧苗掩埋。民國《邳志補》便有:“邳雖澤國,可稻之田少……蓋稻宜清水。山水泛濫,多挾泥沙,留滯稻葉杈丫間,少落而苗萎矣?！?45)民國《邳志補》卷二四,《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第63冊,第694頁。此處“山水”指沂沭洪水,它們尚且如此,黃水必更過之。因此,當地因勢利導,避害趨利,利用兩次汛期間隔種植冬小麥,俗稱“一水一麥”。冬麥一般9月播種,次年5月收割,正可避開季節性水害。如徐光啟所言“北土最下地,極易苦澇……余教之多植麥,當不懼澇。澇必于伏秋間,弗及麥也。澇后能疏水,及秋而涸,則植秋麥”(46)〔明〕 徐光啟: 《農政全書》卷二五《樹藝·谷部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37冊,第370頁。。

其次,黃河奪淮破壞了蘇魯豫皖接壤處的水利系統,泥沙積淀,河道高仰,積水排放不復自如,致“壤土瘠薄,非有膏腴藪澤之饒,夏麥秋禾,畝無溝隧,不宜稻產”(47)光緒《睢寧縣志稿》卷三《疆域志·風俗》,《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第65冊,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1年版,第318頁。。宿遷昔日“水則南控清淮,北引沂泗。又駱馬湖移交脈注,蓄瀉有資,農田賴之”,黃泛后則“陵谷變遷,境內諸湖,強半淤墊(48)民國《宿遷縣志》卷三《山川》,《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第58冊,第409頁?！?靈璧“今者沮洳居半,土曠民希(稀)”(49)乾隆《靈璧縣志略》,《中國地方志集成·安徽府縣志輯》第30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頁。;夏邑“溝渠雖多,不講水利,旱無所蓄,澇無所泄,豐歉一任天時”(50)民國《夏邑縣志》卷一,《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河南省第99號,第276頁。;儀封“昔之以河名者有七,今河名尤在也而形勢無存焉,即間有舊形,亦資蓄泄之利而不得”(51)乾隆《儀封縣志》卷二《地理》,《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河南省第94號,第105頁。。稻作農業要求對灌溉用水持續可控,但溝洫年久失修使水稻生產失去保障。如阜陽東西北三鄉為黃河泛濫區,“地平衍,惟殖麥豆雜糧,略同于豫土,南濱淮汝間,始多漁稻之饒”(52)道光《阜陽縣志》卷五《風俗》,《中國地方志集成·安徽府縣志輯》第23冊,第74頁。;靈璧“雨水勻調之歲,高地可望有秋,洼地亦得二麥”“種之宜者,稻麥而外,秫豆為最”(53)〔清〕 邵謙吉: 《請開睢沱兩河文》,乾隆《靈璧縣志略》卷一《山川》,《中國地方志集成·安徽府縣志輯》第30冊,第20頁。。宣統《滕縣續志稿·物產》僅錄有花生、麥、豆、高粱、番薯等,不見稻類,百姓“常食以粱粟為主”(54)宣統《滕縣續志稿》,卷二《風土》,《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山東省第21號,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115頁。。

再次,明清兩代政府為保漕運暢,常犧牲四省接壤之地,“國家轉運,惟知急漕,而不暇急民”(55)《明史》卷八四《河渠志二·黃河下》,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2048頁。。每年黃河漲水季節,漕船過境北上,如遇洪水盛漲無法纖挽,必開閘泄水以保漕,所泄之水聽其漫流必傷民舍禾稼。如遇天旱缺水,則引水濟漕,正如徐光啟所言:“自淮河以北,河泉諸水涓滴皆為漕用?！?56)《徐光啟集》卷一《漕河議》,《明經世文編》第6冊,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5425頁。這樣,農業灌溉水源大大減少。

最后,四省接壤的黃泛區土壤鹽堿化難以種植作物,即使種植產量也較低。學界曾認為“黃泛區歷史上未受黃河泛濫地區的土壤肥力狀況顯著優于黃河泛濫區域?？梢酝茢?黃河南徙及在徐州地區的屢次泛濫破壞了該地區的土壤環境,造成了泛濫地區土壤沙化及肥力的下降”(57)錢程、韓寶平、葛兆帥、李高金: 《黃河南徙對徐州地區農業土壤肥力的影響》,《人民黃河》2011年第12期。。如碭山“河流甘淡,井泉斥鹵,白墳十九,赤殖十一”(58)乾隆《碭山縣志》卷一《水土》,《中國地方志集成·安徽府縣志輯》第29冊,第38頁。;蕭縣“地多沙瘠,農不專勤苦,至蝗蝝水澇相尋”(59)嘉慶《蕭縣志》卷二《風俗》,《中國地方志集成·安徽府縣志輯》第29冊,第264頁。;東明“地接大河,河之遷徙靡定,而土質優劣亦因之無?！s分為淤地質、青沙地質、斥鹵地質、沙地質、不毛地質五者”(60)民國《東明縣新志》卷一,《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河北省第166號,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59頁。;夏邑“素洼下,東南北地多斥鹵,蕃殖力薄,西北原衍,尚稱沃壤,農事固步自封,不知因時因地以制宜”(61)民國《夏邑縣志》卷一,《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河南省第99號,第276頁。;儀封“儀邑濱河瘠土,布帛菽粟而外無它奇產”(62)乾隆《儀封縣志》卷二《地理》,《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河南省第94號,第113頁。。黃泛區平原內廣泛分布“沙姜(礓)土”,“即在深層之心土間有一層石灰質凝結之塊狀物,土名沙姜,故名?！砻嫔嫌袕奈鞅贝祦砩硥m堆積所成之風積土,帶石灰性,故水稻不生,而成小麥、大麥、高粱、小米、豆類、棉花、煙葉之產區”(63)李長傅: 《分省地志·江蘇》,中華書局1936年版,第126頁。?？茖W研究表明,江蘇“分布著由黃泛母質發育的黃潮土,強石灰性,呈堿性反應。在排水不暢的輕質黃潮土地區,常有鹽化潮土和堿化潮土分布。全省黃潮土面積為1 763萬畝,占潮土總面積46.2%”(64)江蘇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江蘇省志·土壤志》,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86頁。,分飛沙土、兩合土、淤土三種亞類,其中僅徐州市黃潮土面積即達718.6萬畝?！包S潮土中飛沙土54.3萬畝,含異質層的沙土共586.1萬畝,兩合土579.2萬畝,淤土543.8萬畝?！比N土中僅有淤土宜稻麥輪作。徐、淮、鹽三市廢黃河沿岸各縣飛沙土最多,沙土則向外側擴展,兩合土介于沙土與淤土之間,淤土分布的范圍距故河道更遠。(65)江蘇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江蘇省志·土壤志》,第478頁。而“徐屬地方,與豫東、魯南、皖北同屬一區”(66)李長傅: 《分省地志·江蘇》,中華書局1936年版,第126頁。。

此外,這一地區還有大片鹽化潮土,俗稱“花堿土”。它不同于受海水影響形成的含鹽潮土,是“形成于黃泛母質上,由于微域地形變化和地下水的局部礦化,導致土體和潛水中鹽堿積累和再分配的結果”(67)江蘇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江蘇省志·土壤志》,第480頁。。該類土壤呈斑塊狀,與良好的地塊插花分布,鹽分以重碳酸鹽為主,并含碳酸鹽。有的鹽化潮土同時含有較高的硫酸鹽、氯鹽類。江蘇“鹽化潮土246.6萬畝,其中鹽性土223.3萬畝,徐州市的面積最大,西北部豐縣全部和沛縣一部分,以大沙河為主體延向兩側;豐縣以東、廢黃河以南的銅、睢境內是堿化和鹽化潮土之共存區域”(68)江蘇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江蘇省志·土壤志》,第480頁。。

土壤沙化、鹽堿化嚴重影響徐屬州縣的農作物種植。該區域水稻種植在明清時期幾已絕跡,僅極少地方因山勢阻隔、水利設施尚未完全湮廢尚有種植。嘉靖《徐州志》僅有“(蕭縣)白米堰,在縣東三十里都仁鄉,鄉人堰引溉田可十六頃,米潔白獨異?！?69)嘉靖《徐州志》卷四《地理志上·山川》,《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蘇省第430號,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87頁。一條有關稻的記載。乾隆《徐州府志》則云: 稻“近時間有種者,水旱凡二種,惟蕭縣白米,山泉所灌,稻最佳”(70)乾隆《徐州府志》卷五《物產》,《江蘇歷代方志全書·徐州府部》第5冊,鳳凰出版社2018年版,第298頁。。道光《銅山縣志》記載:“香稻,出四堡,香美甲于他府?！?71)道光《銅山縣志》卷四《物產》,《江蘇歷代方志全書·徐州府部》第10冊,第333—334頁。遺憾的是,到同治時則“其黍、稷八谷,繁殖如他郡,惟稻種最罕”(72)同治《徐州府志》卷一〇《輿地考·物產》,《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第61冊,第358頁。。嘉慶時期,《蕭縣志》曰:“舊不種此,近時間有種者,水旱凡二種,惟蕭縣山泉所灌稻最佳?！?73)嘉慶《蕭縣志》卷五《物產》,《中國地方志集成·安徽府縣志輯》第29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頁。這種情況直至民國也無改變,1921年,東亞同文會對江蘇米產的調查,產地中未列淮安、徐州和海州。山東濟寧、韓莊、臨城、夏鎮、金鄉、嘉祥、魚臺、單縣、滕縣也無一出產稻米。另據日本有關機構1943年的調查,凡在淮河以南的江蘇江北各縣均出產稻谷,以北的縣份則無稻米出產。(74)馬俊亞: 《從沃土到瘠壤: 淮北經濟史幾個基本問題的再審視》,《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1期。民國時期《分省地志》做過簡要統計(表1),蘇北、魯南僅江蘇東海有秈稻記載,其余均未見。

表1 民國時期蘇北農產品概況

蘇北沿海地帶在黃河北徙以后還面臨海水倒灌問題,胡煥庸描述海州板浦附近陳家港:“五十年前,黃河南行,陳港附近均植小麥稻田,阡陌相望;后以黃河北遷,海水入侵,麥禾盡毀,鹵氣日重,致成一片荒土。故三十年前之陳港,居民僅八家,依漁業為生?！?75)胡煥庸: 《兩淮水利鹽墾實錄》,第30頁。黃河北徙后至胡氏調研兩淮水利鹽墾近80年,此處談及50年前,可能是轉述調研對象的話,也可能海水入侵并非一蹴而就。

需要指出,蘇魯豫皖接壤地帶少數地區間有旱稻種植,但產量也很小。民國時期,“徐海各屬,稻產幾已絕跡”,江蘇北部灌云、東?！伴g植少數旱稻,播種以后,遇雨即成水田,稻秧不再移栽,此與純粹水稻者不同,又其產量殊少,較之水稻區域,殊不足比較”(76)李長傅: 《分省地志·江蘇》第二章《經濟》,第133頁。。旱稻即“旱作稻”,也稱“陸稻”,通常在旱地或干濕地直播,一生旱管旱長,無須水層,全靠自然降雨,或輔以少量灌溉即可生長。(77)薛全義、荊宇、華玉凡: 《略論我國旱稻的生產及發展》,《中國稻米》2002年第4期。如夏邑“稻有水稻旱稻兩種,是地宜旱稻”(78)民國《夏邑縣志》卷一,《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河南省第99號,第286頁。;商丘“稻,水旱兩種”;靈璧“稻以紅色為勝”;睢寧“稻,旱產,百無一二”(79)光緒《睢寧縣志稿》卷三《疆域志·風俗》,《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第65冊,第319頁。。但有些地方“春久不雨,泥塊被烈日曬結”,即便采用旱地育秧法育成旱秧,移栽時也會因大田中缺水不能下插。直播稻,特別是直播旱稻,可能還與北方旱地農業傳統有關。北方稻作受旱地農業影響廣泛使用直播法?！敖K灌云、東海間的旱稻直播,除自然因素外,因距北方較近,也可能受到旱地農業傳統的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說,這里所謂的直播就是用旱地農業的方法來種植?！?80)曾雄生: 《直播稻的歷史研究》,《中國農史》2005年第2期。

三、 結 論

明清政府為傾力保漕,掘水柜以資運道淺澀,建水壑以避運道沖決,筑堤壩以束水攻沙,鑿新渠以避黃行運,開閘口以泄黃水暴漲,辟減河以分殺黃河洪峰,種種措施使蘇魯豫皖接壤地帶的百姓付出了巨大代價。(81)胡其偉: 《清代“藉清敵黃”政策對蘇魯豫皖接壤地帶的環境及社會影響》,《運河學研究》第6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版,第92—110頁。有學者認為統治集團為了維護漕運,使“蘇北、皖北等地被犧牲成為勢所必然之事”,甚至“對蘇北、皖北、魯南等地區而言,運河破壞了原有的自然環境、生態環境、生產環境,而且漕運的維持極大地阻止了社會經濟的發展”。(82)馬俊亞: 《集團利益與國運衰變——明清漕糧河運及其社會生態后果》,《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2期。黃河泛準期間,農作物畝產低下,百姓溫飽問題長期不能解決,加上地理環境和耕作制度逆變的消極影響,都制約和阻礙了蘇北經濟社會發展。(83)池源、汪漢忠: 《黃河奪淮與蘇北耕作制度的逆變》,《江蘇地方志》1993年第2期。黃河北徙后情況也沒有明顯改變。

黃河泛淮還導致四省接壤地帶耕作制度由稻作轉向旱作。區域內飲食習慣逐漸北方化,多面食、少米食,口味重咸,制作粗放。百姓尤其視精耕細作為高風險投資(84)馬俊亞: 《近代淮北糧食短缺與強勢群體的社會控制》,《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養成廣種薄收、疏于農事、靠天吃飯的民風,“野有惰農,市多游食”(85)嘉靖《徐州志》,《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蘇省第430號,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78頁。。他們“樸愚而惰,寧忍饑寒,不勤力作”(86)乾隆《靈璧縣志略》卷四《風俗》,《中國地方志集成·安徽府縣志輯》第30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5頁。,“不為蓄積計,兇年饑歲枵腹者比戶皆然”(87)民國《沛縣志》卷三《風俗》,《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第63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6頁。;直至民國初年,“務農尚儉,無富商大賈,居處服用率樸素”(88)民國《銅山縣志》卷九《輿地考》,《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第62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72頁。。又因小麥養護相對簡單,冬季長時段農閑時人們外出務工或“南下就食”成為常態。一遇荒年,匪患四起,尤以省際接壤處為盛,如新安(今新沂市)“接壤魯境,盜賊出沒”(89)民國《宿遷縣志》卷一〇《兵防志》,《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蘇省第141號,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112頁。,宿遷“武夫悍卒驕暴之氣不得衰息”(90)民國《宿遷縣志》卷一〇《兵防志》,《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蘇省第141號,142頁。,徐州“其驍桀者好勇輕死,所接壤皆風氣勁悍、盜賊出沒之區,游民鮮恒業,轉相扇引,一困于饑寒則鋌走而剽掠”(91)民國《銅山縣志》卷九《輿地考》,《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第62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72頁。,使人不得不感慨“非特山川風土之所限抑,亦勢使之然也”(92)同治《徐州府志》卷一〇《輿地》,《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第61冊,第36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