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質生產力推動現代化產業體系構建的理論邏輯與路徑選擇

郭 晗,侯雪花

(1.西北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陜西 西安 710127;2.南京大學 商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3)

2023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黑龍江考察期間提出:“整合科技創新資源,引領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1)習近平在黑龍江考察時強調牢牢把握在國家發展大局中的戰略定位奮力開創黑龍江高質量發展新局面[EB/OL].(2023-09-08)[2023-12-10].求是網,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23-09/08/c_1129853352.htm.2023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提出:“要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特別是以顛覆性技術和前沿技術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新質生產力?！?2)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EB/OL].(2023-12-12)[2023-12-10].新華網,http:∥www.news.cn/2023-12/12/c_1130022917.htm.發展新質生產力是著眼于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對生產力發展水平提出的新要求。生產力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最一般的條件,是人類社會由低級形態向高級形態演進的決定性力量?？萍紕撔率巧a力發展的巨大動力,新質生產力以科技創新為內核、以高質量發展為旨歸,是新時代出現的生產力新水準和新質態。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是適應新經濟、推進高質量發展和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要求。

強國必先強產業,現代化產業體系是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中之重,是現代化強國的物質基礎和重要標志。黨的十七大報告首次提出“發展現代產業體系”的戰略目標,黨的十八大報告擴展為“著力構建現代產業發展新體系”,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提出“著力加快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黨的二十大報告作出重大部署,提出“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梢?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則是新時代的重大任務,是中國經濟發展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現實需求和客觀要求。從人類經濟現代化進程來看,科學技術是實現現代化目標的重要引擎?？茖W技術的現代化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1]。產業現代化是建立在科學技術現代化基礎上的,而發展新質生產力,就是科學技術現代化的關鍵支撐和主要體現。因此,在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下,新質生產力正在通過多種新型形態改造升級傳統產業、構建新的經濟增長點,正在成為推動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關鍵力量。

一、新質生產力推動現代化產業體系構建的理論邏輯

“新質生產力”作為先進生產力的具體表現形式,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以科技創新帶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最新理論成果。新質生產力的理論淵源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生產力性質理論[2]?；谏a力性質理論,生產力就是人類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具有數量和質量的二重屬性。生產力的水平是生產力的量的規定性,表現為生產發展的現實程度;生產力的性質是生產力的質的規定性,取決于生產的物質技術性質。隨著科技創新的廣度、深度和融合度的加深,生產力的發展水平與質量不斷提高,新質生產力就是在既有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傳統屬性基礎上,又在“新”和“質”兩個層面實現了突破。生產力“新”的躍遷代表了新型區別于傳統,既是概念、要素構成新,也是發展理念、思維新[3]。前者主要體現在數字經濟時代下,生產力不僅涉及勞動者、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三大實體性基礎性要素,技術、管理、信息數據和網絡知識等都成為生產力的重要因素。后者主要體現在對科技創新的重視,把目光投向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生產力“質”的躍遷代表了高質超越低質。一方面,體現于生產效率的提升。相比量的積累,從“質”上改進生產力要素是最能夠提升生產效率的方式,即分別以“高素質”勞動者、“新介質”勞動資料和“新料質”勞動對象這樣新穎獨特的狀態驅動生產力質量躍升[4]。另一方面,體現于生產效率評價標準的轉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新質生產力”,區別于傳統高能耗的生產發展方式,是以新發展理念為思想指引的新型生產力。綜上,新質生產力是由高端生產要素構成,并以顛覆性技術和前沿技術創新為主導引擎,以數字經濟和智能經濟為發展介質而形成的生產力新水準和新質態。其顯著特征:一是以科技創新為根本驅動力,實現關鍵性、顛覆性技術和前沿技術突破,這關系到國家重大戰略需求[5];二是以新興和未來產業培育為主要著力點,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蘊藏強勁的發展潛力和未來前景,決定著國家核心競爭力的強弱[3];三是以高質量發展為目標,新質生產力不僅表現為生產要素高質量,更是以高效能的生產力服務于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相統一的高質量發展。

現代化產業體系是中國現代化發展觀在產業層面的具體體現,是我國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F代化產業體系是一個動態的與時俱進的概念。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需要突破傳統產業體系的單維線性關系,不只是原有產業結構的高級化,更加強調產業之間復雜的內在聯系和系統演化過程[6]。要以整體產業結構、技術與組織方式的轉變,形成有利于實體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協同機制;同時還要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等現代化目標保持一致。因此,現代化產業體系是以高新技術產業為主導、現代農業為基礎、先進制造業為主干、現代服務業為主體[7],形成國際競爭優勢和高端價值鏈,并能夠面向未來發展趨勢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新型產業體系。其主要特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產業結構高端化;二是生產流通智能化;三是核心技術自主化;四是數字實體融合化;五是產業發展低碳化。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必須依靠新質生產力,因為新質生產力正是以現代科學和關鍵核心技術來突破產業發展中的桎梏,成為現代化產業體系形成的重要驅動力。本文理論邏輯分析框架如圖1所示。

圖1 新質生產力推動現代化產業體系構建的理論邏輯圖

(一)新質生產力推動產業結構高端化的理論邏輯

新質生產力在產業層面涉及領域新、科技含量高、交叉屬性強,可以發揮新舊產業更替機制的作用。新質生產力可以通過重塑傳統產業、帶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促進產業融合發展三個層面推動產業結構高端化。其一,新質生產力通過技術創新和生產方式創新促進傳統產業實現質的飛躍,實現產業體系“煥新”[8]。在傳統產業內部,新舊更替機制體現為以優逐劣。新技術的廣泛應用對于傳統產業中發展成熟的產業進行轉型升級,并擁有新業態、新模式;而對于傳統產業中不適應現代化發展要求的產業進行“部分出清”,這將尤其為服務型制造業的蓬勃興起提供更大的市場空間。其二,新質生產力通過加速數字技術和數據要素向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聚集,實現產業體系“出新”。在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的發展中,新舊更替機制體現為不斷豐富和做大做優現代化產業體系。數字經濟時代下,通常以數字技術為代表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會成為企業和社會的重點投資領域,并逐漸發展成為主導產業。新質生產力還將促使勞動對象日益趨于類目新增、虛實共存,人類的實踐觸角和產業發展空間得以擴展和延伸[4],進而助推未來產業的誕生和發展。其三,產業結構升級還要強調不同產業間的協同發展[6]。隨著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涌現,行業邊界越來越模糊,前沿科技跨領域交叉融合趨勢越來越明顯。新質生產力推動產業向專業化和價值鏈高端延伸,帶動產業結構高端化。

(二)新質生產力推動生產流通智能化的理論邏輯

新質生產力的產生與數字智能時代關聯,其加速發展決定了新的生產方式和組織方式的出現[9],幫助整個產業鏈各環節高效智能運轉。生產是產業價值創造的初始環節。新質生產力可以通過優化生產方式與流程、加強專業化分工與協作兩個層面來推動產業生產智能化。其一,生產方式和生產流程的優化改進離不開設備升級和技術改造,而新質生產力的形成正在積極推動生產動力、效率和質量發生根本性變革。一方面,新質生產力推動勞動者專業素質提升和勞動資料改良升級,而高素質的人力資源又能更好地與高度自動化、高智能化的機器體系協同工作[9],生產制造方式向數字化、智能化推進。另一方面,新的生產工具是智能化生產車間建設的關鍵,如現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現代計算機技術和自動化系統等,使得技術工人可以對生產全鏈條進行精確控制和精度優化。其二,新質生產力下,較快的發展速度和較高的競爭壓力將促使同類型企業集中資源挖掘自身創新優勢和潛力,追求差異化創新成果,專業化分工與協作進一步深化,分擔風險的同時形成正向迭代的生產環節創新機制。流通是產業價值實現的中間環節。新質生產力可以通過降低要素資源搜尋成本和創新商業營銷模式兩個層面推動產業流通智能化。其一,在新質生產力推動的數智時代下,加速了信息的流動和傳播,降低要素資源搜尋成本,企業通過及時察覺市場需求動向和發展趨勢,精準匹配符合消費者的個性化需求[10]。其二,新質生產力催生了一系列新的商業營銷模式,例如,共享經濟、平臺經濟等拓寬企業的銷售渠道和范圍,同時消費者也便捷地篩選產品,形成供需的良性互動,提高產品流通速度和增加產品流通數量。

(三)新質生產力推動核心技術自主化的理論邏輯

大國競爭背景下,安全穩定是產業發展的前提,現代化產業體系必須是建立在核心技術自主化基礎上的。新質生產力以創新為第一動力,其涌現通常伴隨著科技的快速發展和創新。新質生產力可以通過匯聚創新要素、培育創新人才和協同創新體系三個層面推動核心技術自主化。其一,新質生產力有助于加快創新要素匯聚,提升核心技術創新的效率。一方面,數據、知識、創造性勞動等高端投入要素資源,打破了傳統要素的稀缺性對科學知識生產的制約。尤其是數字化時代下的數據要素可共享、可整合,不僅成了科技創新最重要的直接投入要素,還可以促進其他創新資源的流動與匯聚,為核心技術自主化提供基礎支撐[1]。另一方面,新質生產力有利于推動開放式創新。借助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充分匯聚國際國內創新資源要素,有利于我國在積極融入全球創新網絡的同時實現關鍵性顛覆性技術快速突破。其二,新質生產力的形成是對整個人力資源體系的轉變。新質生產力極大地豐富和完善了勞動者獲取新知識和新信息的渠道與模式,支撐勞動者的知識儲備、勞動技能改造升級[5],形成具備高水平創新能力的人才鏈,為核心技術領域創新提供了智力支持。其三,新質生產力通過建立技術交流與合作平臺,突破創新主體間的壁壘,在基礎研究、數據收集、應用研究與技術轉化等方面對核心技術研發流程進行重組,形成有效的遠程協同科技創新體系。

(四)新質生產力推動數字實體融合化的理論邏輯

實體經濟是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根基和支柱,新質生產力潛力的充分發揮離不開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發展。新質生產力可以通過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和產業生態系統三個層面推動數字實體融合化。其一,新質生產力依托數字化、智能化技術的深度嵌入,對傳統產業的生產技術和生產方式進行全方位、全鏈條的改造,全面提升了實體經濟的數字化水平,推動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升級,尤其是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其二,新質生產力利用技術先進性,不斷催生新形態、新賽道,集中力量推動數字產業實體化,拓展實體經濟的發展空間。當新一代信息技術、集成電路、高端設備、機器人和關鍵新材料等重點領域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時,將培育一批具有先導性、支柱性和國際先進水平的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5]。其三,新質生產力將推動形成相融相長、耦合共生的產業生態系統。新一輪產業和技術革命下,現代服務業跨產業與先進制造業、現代農業融合發展成為趨勢,形成以制造業服務化和服務業制造化為特征的優質高效、結構優化、競爭力強的產業生態系統,為更好地實現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提供環境支持,促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效率的提升。

(五)新質生產力推動產業發展低碳化的理論邏輯

就目標旨歸而言,傳統生產力追求經濟規模的擴大,而新質生產力服務于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相統一的高質量發展,二者在可持續發展方面區別明顯[2]。新質生產力可以通過勞動資料綠色化、勞動對象綠色化和能源結構綠色化三個層面推動產業發展低碳化:其一,新質生產力為勞動資料綠色化創造了有利條件,以具有綠色化、自動化等特質的“新工具”,推動生產方式綠色低碳轉型。新質生產力主要涉及的科技領域新、數字技術含量高,對勞動資料的成分、結構和運行方式等方面進行優化與重塑,進而促進傳統制造工藝優化和設備改造升級,使之突破傳統增長路徑中高耗能、高污染的困局[9];其二,新質生產力為延伸和拓展勞動對象的實踐空間提供了新的可能,以類目增加、虛實共存的“新材料”,推動生產資源利用綠色化。一方面,人類研究探索領域逐漸向更多物質性的新勞動對象轉移,促進自然資源的有效利用和有度利用;另一方面,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催生了數字化研究領域,例如海量數據已經成為一種重要且常見的非物質性的新勞動對象,能夠減少對自然生態環境的過度干擾;其三,新質生產力以節能低碳為目標,致力更高質量地做好資源節約集約利用工作,協助推進能源結構綠色化。一方面,通過助力發展與壯大數字產業、節能環保產業、新能源等綠色低碳型核心產業,推動節能環保型產品和服務質量提升、社會成員消費習慣和生活方式的綠色化轉型;另一方面,新質生產力通過助力集中攻克一批新能源關鍵技術,提升傳統制造業能源利用的綠色化水平。

二、我國現代化產業體系發展的現狀特征

我國進入新時代以來,產業發展實現了從規模增長向規模與質量并舉發展的歷史性轉變。依托新一代信息技術和產業革命帶動新質生產力的形成,我國農業、工業與服務業發展質量不斷提升,并協同高新技術產業,充分發揮創新驅動作用,為形成多樣豐富的產業生態系統提供了扎實基礎和有利條件?；谶@樣的現實基礎,要以新質生產力推動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首先需要把握當前產業發展現狀和階段性特點。

(一)現代化產業體系中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特征

高新技術產業作為一種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的產業,處于技術創新的前沿,既是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國參與全球經濟競爭的重要領域。近年來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迅猛,對國民經濟的拉動作用逐漸增強。高新技術產業具有如下發展特征:一是科技創新追趕速度快。與世界科技強國相比,我國高新技術產業起步較晚,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的過程。近年來,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比重不斷提升,從2018年的13.9%上升到2022年的15.5%。2022年我國高新技術企業數量已達到40萬家。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是高技術產業的核心,光纖網絡規模位居世界第一。航天事業實現跨越式發展,目前,我國有超過2 000項航天技術成果實現轉化,服務民生[11]。二是高技術行業集中度過高。我國高技術產業發展的多樣化不足,其中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一業獨大”,所占比重明顯高于其他行業[12]。自2000年以來電子及通信設備行業的營業收入比重基本上保持一半以上,2021年占比高達63%。三是科研創新與產業發展脫鉤。近年來,中國科技投入、論文數量等排名不斷靠前,專利申請數量激增。從2012年的2.05百萬件快速提升至2021年的5.24百萬件,平均年增長率高達13%[11]。但科技創新成果并沒有完全滿足產業部門發展的需求,部分關鍵核心技術對外依存度較高。

(二)現代化產業體系中現代農業的發展特征

近年來,我國農業發展穩中向好,基礎地位鞏固。其具有以下發展特征:一是農業增加值和糧食產量穩定增長。截至2022年,中國農林牧漁業增加值已經接近9.3萬億元,中國糧食總產量增長至68 652.8萬噸,人均糧食占有量約480公斤,遠在國際糧食安全線之上[13],充分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給和口糧絕對安全。二是農業機械化和數智化水平持續提升。一方面,我國農業機械裝備普及率逐漸上升,農業生產條件不斷升級、生產效率大幅提升,跨入機械化為主導的新階段。截至2021年,全國農作物耕種收割綜合機械化率超過71%[13]。另一方面,農業生產經營方式轉變,已有超過100萬農戶銷售農產品采用線上渠道,訂單農業、農村電商、冷鏈物流等新業態新模式涌現,實現農民增收創收和農業提質增效。三是現代農業發展速度較快但尚未成為主體。在農產品加工率方面,發達國家大部分在90%以上,而我國僅為20%～30%。在農業生產率方面,2021年美國超過60萬元/人,而我國僅為4.4萬元/人[7]。

(三)現代化產業體系中現代制造業的發展特征

我國目前正處于邁向高收入經濟體的關鍵時期,工業發展起到了基礎性支撐作用。其具有如下發展特征:一是制造業向高端化、智能化和綠色化轉型,加速邁向“制造強國”。中國目前擁有全球產業門類最齊全、產業體系最完整、配套能力全球領先的制造業生產體系,在世界500種主要制造業產品中,我國超過40%的產品產量位居世界第一。2022年制造業增加值33.5萬多億元,占全球比重始終保持世界第一的絕對優勢。制造業在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中的地位持續攀升,在通信設備、先進軌道交通裝備、紡織、家電等產業居于世界領先位置[14],新能源汽車和光伏產量全球領先。2022年,共計有65家制造業企業成為世界前500強企業,專精特新中小企業超過7萬家,并且已經培育45個國家級先進制造業集群[13]。二是在收入還處于較低水平的階段過早出現工業占比下降的趨勢。自2008年以來呈持續下降的勢頭,到2020年下降為26.77%,亟須引起高度重視[12]。三是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較弱。我國中高端制造業占比較低,一批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正在成長,但還沒有成為主導產業[7]。在26類有代表性的制造業產業中,中國有6類產業自主可控,占比為23.1%;10類產業安全可控,占比為38.5%;2類產業對外依賴度高,占比為7.7%;8類產業對外依賴度極高,占比為30.8%[15]。

(四)現代化產業體系中現代服務業的發展特征

近年來,服務業轉型升級加快,持續賦能產業鏈增值。其具有如下發展特征:一是現代化服務業新體系不斷發展壯大。自2015年以來,中國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穩定保持在50%以上,取代工業成為國民經濟的主導部門。2022年,國內服務業增加值上升至63.9萬億元,同廣大發達經濟體的服務業發展差距不斷縮小。同時,中國持續推進建設、鞏固和強化以生產性服務業為支柱的現代服務業產業集群,重視提高健康、養老、旅游和體育等生活性服務業的高品質、精細化與多樣化發展,著力支持教育、醫療等公共性服務行業的降本增效和效益普惠[13]。二是服務業部門同先進制造業、現代農業等融合發展。依托新技術,服務業體系逐步健全,在金融、科技、物流、產品質量監督等方面提供更加智慧、綠色和高效的系統服務,深度賦能各行業發展,成為緊密銜接產業鏈各環節部門的重要力量。三是服務業結構不夠優化,中國在批發零售、金融、房地產等傳統服務業上比重偏高。生產性服務業發展不足,2021年我國生產性服務業占服務業比重為56.9%,相對于發達經濟體的70%,水平較低[12],特別是對制造業發展具有較強促進作用的高端生產性服務業供給不充分。這是目前中國產業體系中的相對薄弱環節。

三、新質生產力推動現代化產業體系構建的制約因素

近年來,我國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取得積極進展,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產業體系現代化水平還有待提高。當前,我國產業體系存在不容忽視的梗阻與短板,規模優勢下的質量優勢仍有提升空間。因此,要以新質生產力推動現代化產業體系構建,依循黨的二十大賦予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新內涵,厘清并剖析當前存在的制約因素。

(一)產業結構的“低端鎖定”與價值鏈向上攀升之“難”

當前,我國產業結構處于一定程度的“低端鎖定”狀態。一方面,表現在產業結構體系還有較大優化提升空間。從行業分布結構來看,產業發展內部結構亟待優化,以制造業為例,內部結構中傳統資源加工和高能耗制造業占比較高,而中高端制造業占比較低。從發展區域結構來看,產業發展的區域協調度不高,上海、北京、天津已經步入后工業化階段,大部分東部省份處于工業化后期,而大部分中西部省份基本還處于工業化中期[16]。各地競相布局新興產業,存在同質化競爭現象,同時也意味著部分行業存在低端供給、產能過剩的風險。另一方面,表現在產業結構體系高端化特征還不夠突出。從傳統產業重塑來看,第三產業數字經濟滲透率最高,數字經濟賦能服務業,特別是生活性服務業步伐遠快于其他行業[8]。但相較而言,制造業更亟須數字賦能。當前我國數字底座和數字底層技術自有率低,高性能先進傳感器和研發設計類工業軟件90%以上依賴進口[7]。因此,數字經濟賦能產業結構高端化能力亟待提升,價值鏈向上攀升受阻。從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發展來看,仍然面臨著成果轉化渠道不暢、要素市場建設不完善和產業布局優勢錯位等問題,還未成為主導產業[17]。從產業融合發展來看,我國產業融合發展的范圍不夠廣、程度不夠深、水平不夠高[18],生產性服務業發展不足,導致對先進制造業的支撐乏力。

(二)產業生產與流通的智能化水平還有待提升

我國消費互聯網發展繁榮,產業互聯網發展滯后,產業生產智能化和流通智能化的水平還有待提高。產業生產智能化面臨的阻礙主要是創新配套基礎設施不足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封鎖和市場打壓等問題。我國基礎研究占研發經費支出比例穩步上升,2022年基礎研究投入達到了1 951億元,占全社會研發投入的6.32%,但與發達國家普遍15%以上的水平差距仍然較大。我國企業對基礎研究投入的貢獻度也較低,僅占1%左右[17]。除此之外,我國在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存在資金投入總量的不足和使用用途的偏差[10]。具體表現為,相比傳統基建項目,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占比明顯偏低;相比資金直接投入建設,政府對企業新型產品的生產銷售補貼較高,不利于鼓勵新技術的研發。在國際競爭方面,部分發達國家進行核心技術和人才的封鎖以及市場的爭奪,會阻礙我國生產新技術的創新及應用。產業流通智能化面臨的障礙主要是要素空間流動與集聚、數據資源價值挖掘以及營銷價值實現等問題。在要素空間流動與聚集方面,政績考核目標下,地區間保護地方產業發展的“路徑依賴”特征將導致較強的行政壁壘,限制資源要素的空間流動與集聚[12]。在數據資源價值挖掘方面,大數據分析技術還未能在各類產業中完全普及,尤其是中小企業。另外,普通消費者數據的運用量極大,數據質量和數據提供主體的專業性良莠不齊,對企業提取有效信息造成挑戰[10]。在營銷價值實現方面,多樣化的營銷方式雖然增加了產品流通速度和數量,但高昂的營銷成本、長遠的品牌建設以及營銷方式的創新瓶頸等問題仍有待解決。

(三)全球分工體系重塑與自主核心技術的“卡脖子”風險

我國在技術迭代升級上有一定優勢,但在核心技術的自主研發能力和轉化應用程度相對落后。當前,全球分工體系重塑,“逆全球化”趨勢凸顯,關鍵核心技術面臨“卡脖子”的風險。一方面,實現科學技術的基礎原始創新和突破性創新,必須通過長時間的連續投入和研究探索[13]。另一方面,我國核心技術研發的支撐體系逐步建立但仍不夠堅實,存在三個不協調問題。一是科研創新與產業發展的不協調。當前我國部分科技成果與市場對接難,轉化渠道不通暢,不能完全滿足產業發展質量要求;而一些產業部門對技術的需求也不能引起科技創新部門的注意[19],阻礙了從“研發”到“生產應用”再到“大規模使用”的良性循環機制形成,難以實現對核心技術問題的及時反饋。二是人才與創新的不協調。我國雖然人才總量龐大,2022年研發人員總量達600余萬人,并多年保持世界首位,但頂尖人才以及復合型人才缺口較大。以人工智能高端人才的數量為例,我國目前只達到美國的20%[20]。究其原因,人才培育機制、人才流動機制與創新發展出現脫節與不協調。我國教育體系在“綜合素質”和“創造性學習能力”方面還存在一些短板,考試制度有利于平均水平人才的成長,而不利于頂尖人才的培育[21],造成頂尖人才流通和供給不足的困境。三是政府研發投入強度與產出效率的不協調。目前,我國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僅次于美國,但我國對關鍵核心技術領域的扶持偏向于產業鏈末端的大規模企業,而對產業鏈關鍵環節的中小微企業研發支持力度不足[21]。另外,在政績考核導向下,部分地區的經費支出盲目性較大,導致成果產出效率和質量不足[14]。

(四)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存在不充分不平衡

數字技術賦能產業體系現代化的核心就是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我國是世界性的實體經濟大國,數字經濟發展規模穩居世界第二,但當前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尚不充分不平衡。融合得不充分主要表現為:第一,制造業作為實體經濟的基礎,更需數字經濟賦能實現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而中國制造業比重下降,呈現過早去工業化特征。第二,中國制造業存在高新技術占比較低的結構性問題,中低技術產業仍具有較大的發展空間,亟待通過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助推中低技術產業挖掘潛力。融合得不平衡表現在:第一,不同行業和領域的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程度存在差異,數字經濟與現代農業的融合相對于現代服務業而言有著明顯不足,數字經濟與生產性服務業的融合相對于生活性服務業而言相對不足,還處于成長期。第二,不同地區和群體的數字技術應用程度存在差異,特別是對于落后地區和低收入人群,在互聯網接入方面還遠遠不足,數字鴻溝成為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的關鍵阻礙因素。而造成當前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尚不充分不平衡的深層次原因:一方面在于“脫實向虛”的發展走勢未得到根本扭轉。金融業和房地產業增加值占服務業比重一直處于較高水平,較強的虛擬經濟在一定程度上對實體經濟產生不利影響[12]。另一方面在于傳統企業和數字企業對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的認知存在偏差。傳統企業僅僅將數字技術看做生產方式轉型升級的輔助,沒有充分吸收和融合數據資源與數字技術對產業鏈價值鏈提升的戰略作用。而對于擁有足夠數據挖掘和分析能力的新型數字企業,由于對生產工藝和流程缺乏相應了解,不能滿足實際生產運營需要,從而制約數字技術產業化形成新興產業。

(五)產業實現綠色低碳轉型的環境約束

我國倡導走環境友好型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在綠色低碳方面成就巨大。但快速的工業化進程客觀上給資源環境的承載提出巨大挑戰。從轉型目標來看,2020年中國制造業單位總產值碳排放強度約為5.6噸/萬美元,高于部分發達國家;而要實現“雙碳”目標,預計中國2035年碳排放強度有必要下降至2.0噸/萬美元以下的水平[14]。目前差距仍然較為明顯。從產業特征來看,中國能源稟賦偏煤,工業的生產過程需要用到不少高碳能源,是碳排放強度最大的行業。盡管近年來在節能環保技術應用和節能減排政策限制的雙重作用下,能源資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但長期形成的粗放型發展模式根深蒂固,短期內發生根本性轉變的難度較大。制造業面臨轉型壓力較大,是未來綠色低碳轉型的重點和難點。從綠色低碳技術來看,由于高端要素資源在產業的綠色化領域的布局較晚[7],我國節能環保產業、新能源及相關服務業等綠色核心產業的投入和發展相對不足,一批關鍵綠色低碳技術亟須重大突破。因此,產業體系表現出的系列特征在現代化演進中存在先后次序之分,相比產業高端化、智能化、融合化等,我國產業的綠色化因為各種原因發展最難,現代化進程也相對較慢。

四、新質生產力推動現代化產業體系構建的路徑選擇

面向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大國競爭加劇以及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等重大挑戰在當下形成的歷史性交匯,新質生產力的發展為中國加快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提供了重要機遇和可行路徑。要牢牢抓住這一機會,就要積極破除阻礙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制約因素,遵循經濟效率和社會效率相結合的標準,前者體現為高端化、智能化和融合化,后者體現為戰略安全性和綠色化。為此,以新質生產力推動現代化產業體系構建的路徑選擇需要瞄準以下五個重點方向。

(一)以升級傳統產業、壯大新興產業和產業融合發展,推動產業結構高端化

推動產業結構高端化,首先,要統籌傳統產業改造升級和新興產業培育壯大。傳統產業方面,要結合農業、工業和服務業的發展實際,積極推廣先進適用技術,強化穩固產業現代化的基礎優勢和發展態勢。第一,推動建設農業強國。要加快突破農業關鍵核心技術,著力提升農業科技和物質裝備水平,賦能農業產出附加值和綜合效率的本質性提升。第二,推動先進制造業做強做優,鞏固優勢制造業領先地位[22]。重點把握和提升新能源汽車、光伏設備、航天航空、生物醫藥等關鍵領域的“中國制造”優勢和“中國智造”水平;進一步加大對傳統工業的改造升級,及時淘汰高耗、低效的落后產能。第三,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構建優質高效的服務業新體系。打造公平競爭、包容和諧的服務業營商環境,推動生活性服務業向多樣化和高品質發展,推動生產性服務業向專業化和價值鏈高端延伸。新興產業方面,要加快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綠色低碳等前沿技術研發和應用推廣,搶占戰略制高點;運用新質生產力超前布局包括元宇宙、量子信息、衛星互聯網等在內的未來產業,搶占戰略新賽道。其次,推進產業深度融合發展。第一,積極培育融合平臺型企業,充分發揮RCEP協議以及“一帶一路”倡議,促進內外循環開放,形成融合共生的世界級產業集群。第二,以服務業為融合發展的關鍵抓手和重點領域。健全完善綜合化服務平臺和高端服務平臺,積極培育“農業+服務”產業融合的農業新形態,重點深化現代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的融合。

(二)以創新配套基礎設施、要素資源流動和創新營銷模式,推動生產流通智能化

我國擁有超大規模市場、龐大工程師隊伍和完備產業體系等多方面的優勢,這為我們積極推進產業生產和流通智能化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在創新配套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第一,提高地方政府建設新型基礎設施的效率,聚焦關鍵技術領域,精準有序開展自主創新研發,擺脫國外技術和市場的雙重打壓。第二,發揮我國在電力設備、通信設備等領域形成的全產業鏈優勢,建設智能制造示范工廠,完善智能制造標準體系,形成具有一定自治功能的智能生產和運行系統。在要素資源流動方面,第一,推動工業互聯網平臺規范健康發展,實現行業要素資源有效、安全、合理地進行網絡協同和實時交易,提升企業信息提煉能力。第二,加大對“問題區域”的支持力度,著力改善要素供給條件,打破高端要素資源跨區流通的行政壁壘,形成地區間產業相互銜接、相互協調的空間協作網絡體系。在營銷方式創新方面,第一,加強營銷市場監管,優化完善有利于企業技術創新和品牌化發展的營銷環境;引導企業轉變營銷和發展理念,注重提升產品質量和品牌價值建設[10]。第二,積極探索和創新國際營銷新模式,為產品流通開辟更長遠和廣闊的海外市場。同時要加快發展物聯網,推進流通業數字化、智能化改造和跨界融合,建設高效順暢的物流體系,提升產業流通效率[20]。

(三)以基礎研究、創新人才和創新協同體系,推動核心技術自主化

當前,我國核心技術領域存在科技成果與市場需求對接難、復合型科技創新人才缺口大、整體創新產出效率偏低等問題,需要從基礎研究、創新人才和創新協同體系三個方面著手,加快推動關鍵性顛覆性技術的不斷突破。在基礎研發方面,第一,充分發揮政府的全局性戰略謀劃優勢。持續增強基礎科學研究的投入支持力度,重點強化重大原創性研究和前沿交叉研究,統籌產業基礎再造和重大技術裝備集中攻關。第二,充分發揮市場激勵作用。大力培育和支持“專精特新”“單項冠軍”企業高質量發展,嚴格保護知識產權,切實保障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第三,建立科技成果市場化平臺,開展以需求為導向的基礎性科學研究與應用研究,推動科研部門與產業部門實現供需精準對接。在創新人才方面,第一,教育體制要強調創新性和批判性思維,增強數字資源供給和技能學習平臺供給,打造高素質、復合型的人才隊伍,提高創新鏈與人才鏈的融合水平。第二,加強勞動者權益保護,完善來華工作、科研、交流的政策,為頂尖人才的成長提供寬容的環境和空間,優化人力資源的產業配置結構[14]。在創新協同體系方面,第一,充分發揮金融機構對科技創新成果及時產業化的支持作用,推動“科技—產業—金融”良性循環,營造良好創新生態。第二,加強校企聯合,共享國際實驗室,鼓勵民營領軍企業組建創新聯合體,形成多元創新主體開展集體式研發的創新協同體系。

(四)以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推動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化

加快發展數字經濟的同時,還要充分發揮我國海量用戶和廣闊應用場景的優勢,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一方面,加快推進數字產業化。第一,大規模建設數字基礎設施,加快傳統基礎設施數字化改造,增強關鍵數字技術創新和供給能力,從供需維度拉動數字產業發展。第二,打造適宜數字產業發展的營商環境。通過明晰數字產權、保障數字安全,為數字產業健康規范發展提供制度保障,健全數字化網絡生態系統。第三,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大力發展數字基礎產業,做大做強數字優勢產業;以數字產業集群帶動數字人才和數字技術集聚,進一步促進數字未來產業發展。另一方面,加快推進產業數字化。第一,推進數字經濟與公共服務行業的有效結合和供給,為企業培育更多數字人才,縮小傳統企業和數字企業對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的認知差異;發揮大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示范作用,協助中小企業實現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23]。第二,要以數字新質生產力推動新型工業化[24],推動傳統制造業基于自身發展特質實現全方位、全鏈條的數字化轉型,構建低成本、高適配性的數字技術平臺,推動制造業中低技術行業的數字化升級。第三,深化數字要素向經濟社會各領域的滲透,賦能農業生產經營和管理服務等環節的數字化改造,加快發展智慧農業;大力發展數字商務和數字金融,培育智慧物流、新零售等新增長點,深入推進服務業數字化轉型。

(五)以綠色產業、綠色技術和綠色發展政策,推動產業發展低碳化

推動我國產業綠色低碳化發展,就要抓住新質生產力下綠色技術、綠色產業快速發展的機遇,用好綠色發展政策工具,協同解決當前制造業低碳化轉型壓力大、綠色產業發展不足和綠色核心技術有待突破等問題[25]。在綠色產業方面,要進一步壯大節能環保產業、清潔生產產業及相關服務業等綠色核心產業,加快風、光、水、核等清潔能源供應體系建設,提升產業鏈供應鏈中新興產業整體的綠色化水平。在綠色技術方面,第一,推動制造業和綠色技術的深度融合。推動傳統制造工藝、設備和勞動密集型行業的綠色化改造,實現從綠色采購、綠色制造到可持續消費再到回收利用的全供應鏈環節煥然一新,降低能耗和碳排放水平。第二,推動綠色化關鍵技術的研發創新與應用。構建市場導向的綠色技術創新體系,進一步攻克新能源技術,特別是集中攻克低成本、高效率儲能技術[26]。在綠色政策方面,第一,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政策措施,調動各行業各企業的積極性,在綠色轉型發展中努力培育新的產業競爭優勢,共同構建清潔低碳的現代能源體系。第二,加快建立健全綠色生產和消費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導向,大力發展綠色金融,充分利用碳交易、環境保護稅等市場化和財稅手段,從法律、要素、市場等多方面增強綠色產業政策的協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