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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時期旬邑縣文化遺址時空分布及影響因素分析*

2024-01-25 12:24任俊巍
關鍵詞:水河坡向坡度

任俊巍,張 莉

(陜西師范大學 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陜西 西安 710119)

文化遺址是人類改造、利用自然的見證,是人類與自然環境共同作用的產物,集中體現了特定歷史時期內的人地關系及文化變遷[1]。早在20世紀20—30年代,國外已經開展了文化遺址研究[2-4]。經過國內外學者的長期努力,目前學界已對眾多地區文化遺址的時空演變規律有了較為清晰的認識,也深入探究了影響文化遺址時空演變的自然與人文因素[5-8]。同時遙感及GIS技術的應用推動了研究方法和手段的進步,大大提高了文化遺址研究的定量化水平[9-11]。

目前關于黃土高原地區文化遺址的研究成果豐碩,學界已對黃土高原地區的七星河流域[12]、浐河灞河流域[13]、漆水河流域[14]、西安市[15]、榆林市[16]、關中地區[17-18]、陜西省[19]、山西省[20]、寧夏[21]等地區文化遺址的時空分布特征開展了研究。旬邑縣地處黃土高原地區中部,位于關中平原北界和陜北高原南界,地理位置關鍵,是早期周人活動的中心和我國古代文明發源的重要區域之一,歷史文化底蘊深厚,文化遺址眾多。目前關于旬邑縣文化遺址的研究主要體現在以陜西、關中等大區域為對象的研究成果中,專門性研究只見于《中國文物地圖集·陜西分冊》[22]所附“旬邑縣文物圖”,此圖清晰地呈現出旬邑縣文化遺址的整體分布情況,但是書中并未展現歷史時期遺址的時空分布變化,也未定量分析各遺址點分布的自然環境特征和變化趨勢,相關研究仍有待深入。探究歷史時期旬邑縣文化遺址的時空分布特征及其驅動力,有助于推進對黃土高原地區人地關系及環境演變的認識,有利于科學有效地管理和保護旬邑縣文化遺址,并為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提供歷史借鑒。

基于此,以陜西省旬邑縣為研究區域,利用歷史文獻資料、文物普查資料和遙感影像等多源資料,結合GIS技術,探究歷史時期旬邑縣文化遺址的時空變化過程,分析影響遺址時空分布的自然與人文因素,從而揭示黃土高原地區文化遺址變遷的規律。

1 研究區概況及研究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旬邑縣地處陜西省中部偏西,咸陽市北部,陜北高原南界與關中平原北界,位于108°08′E-108°52′E,34°57′N-35°33′N之間,總面積1 811 km2[23]。地勢東北高西南低,按地形地貌劃分,本區域可分為東北部馬欄、石門山地和西南部黃土高原(圖1)。屬暖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干燥少雨,年均溫9.7 ℃,年均降水量600 mm以上。研究區內有大小河流56條,主要河流自北向南排列有四郎河、支黨河、三水河和姜家河,均為東北—西南流向,其中三水河從中部橫穿全境。從土壤分布情況來看,本區域東北部山地主要為褐土,土壤質地偏輕,結構松散,保水保肥能力差;西南部黃土高原主要為黑壚土、黃墡土,肥力較高[23]。截至2022年末,旬邑縣常住人口為21.06萬人[24]。

早在新石器時代,旬邑縣就有人類居住,并出現零星的聚落[25]。公元前16世紀至前12世紀,旬邑一直是周人活動的中心。戰國時期秦始置栒邑縣,魏晉南北朝時先改為邠邑縣,后改為三水縣,此后除元代短暫并入淳化縣以外,至清代一直以三水縣存在,民國三年(1914年)改為旬邑縣[23]。

1.2 數據來源與數據處理

本文使用的數據信息主要包括文化遺址的經緯度、海拔、坡度、坡向等,主要來源于文物普查資料、考古資料、DEM(Digital Elevation Model)數據和遙感影像。文物普查資料主要利用《中國文物地圖集·陜西分冊》[25],DEM和遙感影像來自地理空間數據云(http://www.gscloud.cn)GDEMV3,空間分辨率為30 m。利用ArcGIS軟件,結合文物普查資料和考古資料從遙感影像中獲取遺址的經緯度信息,遺址點的海拔和坡度數據則從DEM數據中提取。

本文主要利用多源資料重建旬邑縣文化遺址的時空分布。首先,利用文物普查資料和考古資料確定研究區遺址的數量、存續年代、地理位置等基礎信息,并剔除少量年代未定的遺址點。其次,依據研究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史,將歷史時期分為新石器至戰國時期、秦漢時期、魏晉南北朝時期、隋唐至宋時期以及元明清時期5個時段加以研究。最后,利用ArcGIS軟件從DEM數據中提取遺址點的海拔、坡度、坡向等信息并進行核密度分析、標準差橢圓分析和河流緩沖區分析。

在遺址定位過程中,對于一些保存狀況較好的遺址,在遙感影像上可以較清晰地觀察到其形制輪廓,這類遺址可以實現較高精度的定位;而部分遺址由于保存較差,地表幾乎不見建筑遺跡,此類遺址主要依據文物普查資料和考古報告等資料的記載并結合遙感影像加以定位。根據以上處理標準,表1給出了5個歷史時期總計157個遺址點,從而建立歷史時期旬邑縣文化遺址信息數據庫。

表1 旬邑縣文化遺址概況Tab.1 Overview of Cultural Sites in Xunyi County

1.3 研究方法

1.3.1 核密度估計法

核密度估計法(Kernel Density Analysis)是一種應用十分廣泛的空間平滑方法,可以得到遺址密度變化的圖示,特別有利于呈現出遺址點的空間分布趨勢。其幾何意義為:以某個樣本點為中心,設置一個搜索半徑,賦予落入搜索區范圍內的各要素點不同的權重值,越接近區域中心的點會被賦予越大的權重,中心位置點的核密度是搜索范圍內的密度總和,公式如下[26]:

(1)

其中,K()為核密度方程;h為搜索半徑;n為搜索區內的點數;d為數據的維數;x-xi表示估計點x到樣本點xi的距離。

1.3.2 標準差橢圓分析法

標準差橢圓(Standard Deviational Ellipse, SDE)分析法是一種可以多方面精確揭示研究對象空間分布特征的空間分析方法,有助于探究遺址分布重心的變動過程和分布方向的遷移趨勢。標準差橢圓的面積表征遺址空間分布的主體范圍;長軸和短軸分別表征遺址分布的主要和次要趨勢方向;將正北方向順時針旋轉可獲得與長軸之間的方位角θ,該角度表示遺址空間分布主趨勢方向[27]。其計算公式如下[28]:

平均重心

(2)

X軸標準差

(3)

Y軸標準差

(4)

方位角

(5)

1.3.3 緩沖區分析法

緩沖區分析(Buffer Analysis)是一種探究某一地理實體對其周圍地物影響,分析不同地理要素空間臨近程度的空間分析方法[29]。河流緩沖區分析即圍繞河流設定一定寬度的距離,探究遺址與河流之間的位置關系。公式如下[30]:

P={x|d(x,A)≤r}

(6)

其中,P為緩沖區;d表示歐氏距離或其他距離;A表示給定的研究對象;r表示鄰域半徑。

2 文化遺址時空分布特征

新石器至戰國時期是旬邑縣文化遺址發展的“萌芽期”,部分遺址沿三水河中下游聚集呈條帶狀分布,其他則呈散點狀分布,整體表現為“西南多東北少”的分布格局(圖2(a))。這一時期遺址數量和出現頻率分別為39個和0.487 5個/100 a,比重為遺址總數的24.84%。遺址類型有古遺址和古墓葬,其中古遺址占97.44%,而古墓葬僅有1個。從地貌類型上看,大部分遺址分布在西南的黃土高原區,38.46%的遺址分布在三水河沿岸河谷地區,唯一的古墓葬遺址分布在東北馬欄山地。從海拔高程來看,所有的遺址點都分布在1 600 m以下,其中51.28%的遺址分布在900~1 200 m之間,而分布在海拔1 400 m以上的遺址最少,僅占12.82%。從坡度來看,35.90%的遺址分布在0°~9°,也有23.08%的遺址分布在15°以上。從坡向來看,分布在東北、東南方向的遺址數量多于其他方向。

圖2 歷史時期旬邑縣文化遺址時空分布Fig. 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ultural sites in Xunyi County during the historical periods

秦漢時期是旬邑縣文化遺址發展的“快速發展期”,遺址的聚集性變弱,呈散點狀分布,沒有形成明顯的聚集中心,但分布重心已向西北和東部轉移(圖2(b))。這一時期遺址數量較多(46個),占總遺址數的29.30%,出現頻率最高,達到10.45個/100 a。遺址類型仍為古遺址與古墓葬,其中古遺址的比重降為76.09%,古墓葬的數量上升為11個,比重增至23.91%。與新石器至戰國時期不同,從地貌類型上看,以墓葬為主的遺址向西北部黃土塬區集中,部分遺址向三水河下游以東的黃土塬擴展。從海拔來看,海拔1 200 m以下的地區文化遺址占21.74%,而分布在海拔1 200~1 600 m的文化遺址最多,占67.39%。從坡度來看,9°以下仍是遺址分布的主要坡度范圍,45.65%的遺址點位于這一范圍,同時分布在15°以上的遺址比重降至21.74%。坡向的分布情況與新石器至戰國時期類似。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歷史時期文化遺址數量最少(3個)、出現頻率較低(0.83個/100 a)的時期,其比重僅為總數的1.91%,可稱之為“衰落期”。3個遺址全為古墓葬且海拔均在1 200 m左右,其中有1個分布在南部的黃土塬上,另外2個均分布在西北部的黃土塬上(圖2(c))。從坡度和坡向上看,3個遺址點均分布在6°~15°的坡度和正西、西南坡向上。

隋唐至宋時期文化遺址數量較少(18個),比重僅為總數的11.46%,出現頻率為2.58個/100 a,但相較于魏晉南北朝時期有所增長,可稱之為“恢復期”。這一時期的遺址主要呈散點狀分布,只在今城關鎮附近形成了條帶狀分布,并沒有表現出顯著的空間聚集性,但呈現向三水河上游擴展的明顯趨勢(圖2(d))。遺址類型除古遺址與古墓葬以外,出現了6個石窟寺及石刻(其比重為33.33%)以及1個古建筑??傮w來說,除古建筑外其他類型的遺址數量較為均勻。從地貌類型上看,遺址主要分布在南部的黃土殘塬地帶和三水河沿岸河谷地區。從海拔來看,88.89%的遺址分布在海拔1 300 m以下的地區,而分布在海拔1 300 m以上的文化遺址僅有2個且都位于東北部馬欄山區。從坡度來看,44.44%的遺址分布在12°以下,分布在15°以上的遺址比重提高至38.89%。從坡向來看,西向分布的遺址最多,占總數的27.78%,而除東、西北向無遺址分布外,其他方向分布的遺址數量相近。

元明清時期的文化遺址數量最多(51個)、比重最大(32.48%),出現頻率較高(8.06個/100 a),是旬邑縣遺址發展的“繁榮期”。遺址在三水河中游的城關鎮、太村鎮聚集成團狀分布,形成明顯的聚集中心,總的分布范圍以西部的城關鎮、張洪鎮、太村鎮等區域為主,西部地區文化遺址富集中心的地位最終確立,“西多東少”的分布格局最終形成(圖2(e))。這一時期文化遺址類型豐富,其中石窟寺及石刻數量最多,達25個,比重為49.02%;其余類型的遺址中,古遺址占27.45%,古墓葬占15.69%,古建筑占7.84%。遺址所處的地貌類型與新石器至戰國時期類似,即大部分遺址分布在西部的黃土塬地區,另有相當數量分布在三水河中下游河谷地區。從海拔來看,海拔1 000~1 400 m的文化遺址分布最多,達43個,占總數的84.31%;而1 400 m以上地區的遺址僅有5個,占比9.8%。從坡度來看,49.02%的遺址分布在0°~9°的坡度上,較上一時期有所提升;而分布在15°以上的遺址比重較上一時期有所下降,降為21.57%。從坡向來看,遺址主要面向東南、南、東北、北以及西向分布,且各方向遺址數量相近。

綜上所述,歷史時期旬邑縣文化遺址數量和出現頻率呈明顯的“先增后降再增”的“N”型變化趨勢(圖3)。

圖3 歷史時期旬邑縣文化遺址數量及出現頻率Fig. 3 The number and appearing frequency of cultural sites in Xunyi County during the historical periods

新石器至秦漢時期,遺址的數量不斷增多,至魏晉南北朝時期驟降為3個,后不斷恢復至元明清時期的51個。從遺址的拓展方向上看,遺址主要沿著三水河向東北方的上游和西南方的下游地區拓展。遺址的分布形態從散點狀不斷發展為條帶狀,最終形成團狀。在自然和人文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旬邑縣文化遺址形成以城關鎮為核心的“西多東少”的分布格局。

3 文化遺址時空分布影響因素分析

文化遺址的時空分布受高程、坡度、坡向、水源、土壤等自然因素與政治、戰爭、交通等人文因素的共同制約。水源、地貌等自然因素是聚落興起和賴以存在的地理環境基礎,對遺址的空間分布發揮著基礎性影響。旬邑縣東北部為山地、西南部為黃土高原、三水河自東北向西南貫穿全境的地貌特征基本決定了歷史時期遺址“西多東少”、沿三水河分布的空間格局。高程、坡度、坡向、土壤等自然因素在聚落興建之初就發揮著重要影響,而政治等人文因素則在遺址的發展過程中不斷產生影響。

3.1 自然因素

3.1.1 高程

利用ArcGIS將900~1 700 m間的高程按每200 m定為一級,900~1 100 m為第1級,依次類推,1 700 m以上為第5級,分析歷史時期不同等級高程的遺址所占比重,生成高程分析圖(圖4)。

圖4 歷史時期旬邑縣不同高程的文化遺址比重變化Fig. 4 Changes in the proportion of cultural sites at different elevations in Xunyi County during the historical periods

結果表明:(1)新石器至戰國時期遺址平均海拔為1 209.67 m,主要分布在1-3級高程(900~1 500 m),其累計比重達到同時期的97.44%,其中2級高程(1 101~1 300 m)是遺址分布的核心區間,比重達41.03%。(2)秦漢時期遺址表現出逐漸向高海拔地區遷移的趨勢。遺址平均海拔為1 345 m,仍主要分布在3級及以下高程(900~1 500 m),但4級及以上高程(1 500 m以上)的累計比重增加到19.57%,遺址高程分布的中心區也由新石器至戰國時期的2級上移至3級(1 301~1 500 m)。(3)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化遺址僅有3個,且均分布在2級高程(1 101~1 300 m),平均海拔為1 255.33 m,由于遺址點數量過少統計學意義不大,故并未繪制在圖4中。(4)隋唐至宋時期遺址表現出向低海拔地區遷移的顯著趨勢,平均海拔降為1 160.67 m,1-2級高程(900~1 300 m)的遺址比重達到88.89%,達到歷史時期的最高水平,遺址高程分布的中心區也下移至1-2級。(5)元明清時期遺址再次呈現出向較高海拔地區遷移的趨勢,平均海拔為1 225.24 m,但整體處于3級及以下高程(900~1 500 m),4級及以上高程無遺址分布,遺址高程分布的中心區仍維持在2級(1 101~1 300 m)。

分析結果表明,歷史時期旬邑縣文化遺址主要分布在海拔1 500 m以下的地區,地貌類型以黃土梁峁丘陵、黃土塬、黃土殘塬、河谷平原為主,遺址分布呈現出“低海拔-高海拔-低海拔-高海拔”的“N”型遷移趨勢。三水河水系的河谷平原、西南部的張洪—職田黃土塬等低海拔地區地勢平緩,可耕種地面積較大、農業灌溉難度也相對較低,有利于開展農業生產,逐漸發展成為聚落分布的重心。

3.1.2 坡度

在ArcGIS軟件中,利用旬邑縣DEM生成坡度圖,并提取出遺址點的坡度數據,分析旬邑縣文化遺址分布與坡度的關系。參照畢碩本等[31]的分級方法,將坡度分為6個等級:非常適宜人類居住的坡度為0°~3°,較為適宜人類居住的坡度為3°~6°,適宜人類居住的坡度為6°~9°,不太適宜人類居住的坡度為9°~12°,不適宜人類居住的坡度為12°~15°,非常不適宜人類居住的坡度為15°以上。統計歷史時期各級坡度遺址所占比重,生成坡度分析圖(圖5)。

圖5 歷史時期旬邑縣不同坡度文化遺址比重變化Fig. 5 Changes in the proportion of cultural sites at different slopes in Xunyi County during the historical periods

結果表明:(1)分布在相對適宜坡度(0°~9°)的遺址比重在歷史時期整體呈逐漸增大趨勢。0°~9°坡度上的遺址在新石器至戰國時期占比為35.90%,在秦漢時期增至45.65%。魏晉南北朝時期僅有的3個遺址中2個在9°以下,占比66.67%,但由于樣本量過少不具備統計學意義。隋唐至宋時期分布在9°以下坡度的遺址比重降為33.33%,至元明清時期則升至49.02%。隋唐至宋時期比重的降低與此時期遺址類型結構的變化有關,此時期古墓葬和石窟寺成為主要的遺址類型,而這2類遺址并不用于居住,其中石窟寺多分布于坡度較高的山崖峭壁上,兩者對坡度的要求都不高。(2)分布在非常不適宜坡度(15°以上)的遺址比重呈“降低-升高-降低”的變化規律。從遺址類型來看,軍事設施遺址(烽燧、關隘、戍堡等)、石窟寺及石刻和古墓葬在15°以上坡度的遺址中占據較大比重,累計占比達45.95%。這是因為這3類遺址在建造時適宜居住的坡度并非是首要需求,往往修建在最能滿足目的需求的坡度位置上,因此時常出現偏離適宜居住坡度的現象。

3.1.3 坡向

使用ArcGIS軟件,利用旬邑縣DEM生成坡向圖,并提取出遺址點的坡向數據,分析旬邑縣文化遺址分布與坡向的關系。旬邑縣地處北半球中緯度地區,從日照角度分析,一般可將坡向按照適宜居住程度分為4個等級:南向為最適宜居住坡向;西南、東南為適宜居住坡向;北向和西北為比較適宜居住坡向;東、西和東北向為不適宜居住坡向[19]。統計歷史時期各級坡向的遺址所占比重(表2),結果表明:歷史時期旬邑縣分布在東南坡向的遺址點數量最多,占比達19.75%;東北、正西坡向次之,分別占比16.56%、15.29%;分布在西北坡向的遺址點數量最少,比重為6.37%。從居住適宜性角度分析,分布在最適宜居住坡向的遺址點占總數的比重為12.1%,適宜居住坡向則分布有31.21%的遺址點,另有17.83%的遺址點分布在比較適宜居住坡向,而分布在不適宜居住坡向的遺址點占比最大,達38.86%。由此可知,歷史時期旬邑縣大部分(61.14%)的遺址點均分布在相對適宜的坡向上,符合人們坡向選擇的一般傾向,而分布在不適宜坡向的遺址點中有60.66%屬于軍事設施遺址、古墓葬和石窟寺及石刻,此3類遺址對坡向要求較小。

表2 文化遺址坡向統計Tab.2 Slope orientation statistics of cultural sites

3.1.4 河流

利用ArcGIS對旬邑縣境內河流做緩沖區分析。結果表明:歷史時期旬邑縣157個文化遺址中,有85個分布在距河流1 km的范圍內,占總數的54.14%;有128個分布在距河流2 km的范圍內,占總數的81.53%。此外統計了歷史時期遺址距河流位置的變化情況(圖6),結果顯示,新石器至秦漢時期及隋唐至明清時期遺址分布呈現出向距河流更遠區域擴展的趨勢。分析表明,河流是影響旬邑縣文化遺址分布的關鍵自然要素,水系的分布格局深刻影響著遺址的分布格局。歷史時期旬邑縣文化遺址主要分布在三水河中下游沿岸地區。三水河中下游流經西南部廣闊的黃土高原溝壑區,較低海拔、平坦塬面、肥沃的黑壚土以及三水河水系提供的便利灌溉條件,使該區域成為旬邑縣主要農業區[23],也是歷史時期遺址分布的重心。

圖6 歷史時期距河流不同距離的文化遺址比重Fig. 6 The proportion of cultural sites at different distances from rivers in historical periods

3.1.5 土壤

從秦、漢、唐以至明代,旬邑縣一直是重要的農業區[23],因此土壤條件也是影響文化遺址時空分布的重要因素。本區域的土壤類型包括黃墡土、黑壚土、褐土性土、紅黏土以及面積較少的新積土、潮土和沼澤土[23]。研究區內西南黃土高原溝壑區平坦塬面以黑壚土為主,溝壑緩坡以黃墡土為主,陡坡處以紅黏土為主,谷底則多分布有新積土[23]。其中黑壚土是黃土高原上肥力較高的旱作土壤[32],多分布于研究區西南黃土高原的平坦塬面;黃墡土熟化較好、肥力較高,分布廣泛,是旬邑縣主要的農業土壤,因此歷史時期旬邑縣西南部黃土高原農業最為發達,遺址也大多聚集在這一區域。褐土性土結構松散、保水保肥能力差,耕種難度相對較大,其主要分布于馬欄、石門、第界海拔高程1 400~1 800 m的山區[23],歷史時期分布在此區域的遺址數量和比重都比較少。

3.2 人文因素

3.2.1 政治和戰爭

政治和戰爭因素對文化遺址的變化速率和規模產生著重要的影響。一般而言,統一安定時期政治穩定,社會經濟不斷發展,人口也隨之增長,不斷有新的聚落形成,聚落的規模和分布區域也不斷擴大。秦漢、隋唐時期,旬邑縣地處國家政治核心區關中地區,是關中北門,關隴之咽喉,時人稱“若虜得栒邑則三輔動矣”[33],足見地位之重要,該時期遺址數量和出現頻率均處于歷史時期較高水平。戰爭因素對遺址保留具有明顯的消極意義,深刻影響著遺址的空間分布格局和類型結構變化。魏晉南北朝時期頻繁的戰爭和長期動蕩的政局阻礙了旬邑縣經濟社會發展,民眾或死亡或外逃,聚落遭到廢棄,這一時期的遺址數量處于歷史最低水平。明清時期旬邑縣境內多有匪患,特別是石門關一帶“奸宄出沒無?!?變亂一起,賊寇?!氨P踞山中,出沒搶掠,猖獗日甚”[34],為加強防御抵御賊匪,縣內多修有城堡,因此明清時期旬邑縣軍事類遺址比重較其他歷史時期更大,達25.49%。

3.3.2 交通因素

交通道路勾連著區域內物質和經濟文化等要素的交流,對遺址的遷移方向和空間結構產生著重要的影響。交通道路的形成既是人類的主動選擇又受自然條件的制約,主干道路沿線的遺址一般數量更多、密度更大且存續時間更長,隨著道路等級的降低,其附近的遺址則更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而發生變化。如三水河是天然的水上交通要道,歷史時期三水河沿岸形成了明顯的遺址聚集帶。秦直道是秦漢時期旬邑縣境內的重要交通道路。公元前212年,秦始皇為北御匈奴令蒙恬修建了北起九原(今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西)南至云陽林光宮(今陜西省淳化縣梁武帝村)的秦直道[35]。由于秦直道主要服務于軍事且修筑于山嶺之中,其附近區域并不適宜農業生產,因此鄰近直道的遺址類型以軍事設施遺址為主,秦漢時期7個軍事類遺址中有6個分布在距離直道8.3 km的范圍內。

4 結論

本文利用ArcGIS軟件,從文物普查資料中提取遺址信息,運用核密度分析、標準差橢圓分析和河流緩沖區分析等方法,揭示了旬邑縣文化遺址的時空分布特征。主要結論如下:

(1)歷史時期旬邑縣文化遺址數量和出現頻率呈現出明顯的“先增后降再增”的“N”型變化趨勢。歷史時期遺址主要分布在西南部的黃土高原上,其中三水河下游的河谷平原是遺址分布較為集中的區域,而東北部山地分布遺址一直較少,遺址整體表現出向東北和西南擴展的趨勢,最終形成“西多東少”的分布格局。

(2)自然因素是影響旬邑縣文化遺址時空分布的核心因素。從高程來看,歷史時期旬邑縣遺址主要分布在海拔1 500 m以下的地區,遺址分布呈現出“低海拔-高海拔-低海拔-高海拔”的“N”型遷移趨勢。從坡度來看,分布在相對適宜坡度(0°~9°)的遺址比重在歷史時期呈增大趨勢,而分布在非常不適宜坡度(15°以上)的遺址比重呈“降低-升高-降低”的變化規律,其變動趨勢與遺址類型的結構變化密切相關。從坡向來看,歷史時期旬邑縣大部分(61.14%)的遺址點均分布在相對適宜的坡向上。從遺址與河流的關系來看,歷史時期81.53%的遺址點分布在距河流2 km的范圍內,新石器至秦漢時期及隋唐至明清時期遺址分布呈現出向距河流更遠區域擴展的趨勢。旬邑縣西南部黃土高原區土壤條件較好,地貌條件利于農業生產,農業發展水平最高,是遺址分布的聚集區;而東北部山區土壤耕種難度相對較大,阻礙了農業發展,是歷史時期遺址分布較為稀疏的區域。

(3)人文因素是影響旬邑縣文化遺址數量、變化速率、遷移方向的主導因素。穩定的政治環境有利于遺址數量、規模和分布區域的擴大,戰爭因素則對遺址發展呈現出明顯的消極作用。此外,交通道路既是人類的主動選擇又受自然環境的制約,對遺址的遷移方向具有一定的限制作用。

致謝:本文在撰寫和修改過程中得到陜西師范大學李屹凱副研究員和審稿專家的指導,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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