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民間化形態的個案研究
——以滇東漢族移民孤島蠶絲文化為例

吳建勤 沈可欣 戴倩

(1. 重慶交通大學旅游與傳媒學院, 重慶 400074; 2. 重慶交通職業學院, 重慶 402247)

有關蠶絲文化的研究多從栽桑養蠶、絲綢織造以及蠶絲科技、藝術和貿易等方面進行,鮮有涉及漢族移民孤島蠶絲文化研究。蠶絲文化作為江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被明代漢族移植于滇東地區后,在周邊異質文化的擠壓下仍吸收和堅守了原籍地的某些特征,并積極地進行變通,極大地豐富了移民孤島文化。

本文通過調查探討云南滇東地區蠶絲文化的植入以及體現在漢族移民孤島文化各個方面的特征和產生的原因,以期對西南漢族移民孤島文化研究做些補充,同時通過了解蠶絲文化在滇東地區的傳播運用,期望能為我們展示儒家文化如何世俗化、生活化的歷史過程,提供有價值的案例。此外,滇東位于南方絲綢之路的重要區域,但絲路旅游還停滯在傳統發展模式階段,存在對外開放程度低,市場潛力未得到有效發揮等問題,希冀本文對滇東蠶絲文化變遷的分析研究,能夠為推動滇東蠶絲文化旅游的蓬勃發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參考。

1 調查點的基本情況

滇東的曲靖市東鄰富源,南鄰馬龍縣,西接會澤,北鄰宣威,素有“滇黔鎖鑰”“入滇咽喉”之稱,具有重要的政治軍事戰略地位。曲靖地區主要為亞熱帶季風濕潤氣候,夏無酷暑,冬無嚴寒,氣候舒適宜人,并且雨量充足,土壤熟化程度較高,適宜耕作。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和地理位置,使曲靖成為滇東乃至云南歷史上開發最早的區域之一。

滇東漢族祖輩大都來自于江南地區,這可在當地家譜中得到印證。沾益師氏族譜原文:“師毓秀(約公元14世紀),師氏入滇始祖,元末明初山西省平陽府洪洞縣師村人,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率軍從征南大將軍傅友德,副將藍玉、沐英征云南……”(引自沾益白水《白水泉關師氏族普》卷首,系白水師玉娥所藏)?？啥舌u氏族譜原文:“……奉命帥兵入滇擊水西,功克得勝,獲戰功而歸,后選居七星關,因為基業發達筑高樓,建跑馬場,有四輪碑可證?！?引自可渡《鄒氏族譜》卷1,系宣威可渡周文所所藏)。沾益炎方蔣氏蔣其元公墓志:“公諱其元母族氏乃萬良祖公盧氏祖母之曾孫也。萬良公籍系南京應天賦竹子巷柳樹灣人士。明初隨流將軍征滇越及黔屬咸寧兆門外蔣家院住坐……世襲千戶,生子四……”(引自藏于曲靖檔案館的《蔣氏族譜》)。沾益張廣祖公墓志:“墓主張廣祖(1401-1455),官授云南曲靖衛正千戶,武略將軍。碑文還記錄了其功績及子孫情況,碑立于明景泰六年,對研究明代曲靖地方史有一定參考……”(引自藏于曲靖檔案館的《曲靖地方文獻》)。

由于滇東的漢族與少數民族雜居,節日和信仰呈現多元化趨勢,儒、釋、道、巫均有。曲靖地區至今仍舊存留算命、看相、風水和求簽等活動,此類情況,一方面呈現漢族傳統思想的保留,另一個方面說明滇東地區民間信仰的多元化?？疾斓釚|民眾的信仰風俗發現,漢族宗祖觀念極強,堂屋正壁一般設有神龕,供奉祖先牌位和神榜,祭祀時間為年三十、初一、十五和其他節慶,尤以春祭和秋祭(清明和十月初十)為甚,屆時放置刀頭肉、香燭等祭祖、掃墳,后來演變成一種全家的郊游活動。宗教活動的主要參與者為當地婦女,譬如:正月初一的廟會、二月十九的觀音會、三月初三的蟠桃會、農歷三月十六的山王會、四月二十八的藥王會、六月初六土地會等。此外,曲靖民俗活動以山歌、民間小調和花燈為主。此類活動為滇東漢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動力。

2 滇東地區漢族移民孤島的蠶絲文化體現

蠶絲文化指人們在絲綢生產過程中所創造物質和精神文化的總和,包括歷史遺址、詩歌文章、人物傳記、工藝美術、織繡產品、雕刻繪畫、宗教信仰、風俗禮儀等[1]。蠶絲文化在滇東地區民眾的社會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在孤島漢族的物質、精神和禮儀制度皆有體現,且對周圍民族形成輻射。首先從物質層面上看,沾益區、陸良縣優越的自然環境為蠶桑生產提供了條件;其次從禮儀制度層面來看,漢族的生產活動由舊時的自給自足發展為規?；B殖;此外,在人們出生、婚禮和喪葬的儀式中均有蠶絲運用;再從精神層面來看,出生儀式中,蠶絲作為一種保護子孫綿綿的符號體現,投射出漢族的生育觀念,在婚禮儀式、葬禮儀式也皆有體現。

2.1 蠶絲文化在物質層面的體現

滇東地區具有蠶絲生產所需的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主要表現在以下2個方面。其一,近年來,由于當地的政府支持,滇東蠶絲業的發展且呈擴大趨勢。中國是農耕社會,蠶絲由于生產周期短、收益快,成為鄉村脫貧致富的項目之一?！睹献印ち夯萃跎稀酚涊d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云南對蠶絲的運用可以追溯至西漢,大理祥云出土了西漢的錦衣,此材料說明大理當時已經掌握了絲綢紡織技術,元代李京在《云南志略白人風俗》記載 “地鄉桑拓,四時皆蠶”“風土多暖,至有八蠶”;明代田藝衡在《留青日札摘抄·四時蠶》載 “云南宣撫司有四時蠶?！?以上資料說明云南為中國古代的蠶區,栽桑養蠶的傳統為云南后期蠶絲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近10多年來由于國家“東桑西移”戰略實施,滇東的蠶絲業正在如火如荼地開展[2]。其二,滇東曲靖地區良好的自然條件為蠶絲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曲靖地區晝夜溫差大、日照充分,適合桑樹生長。此外,云南有著與越南、老撾等地接壤的開放地理區位,周邊國家農業資源豐富,農業方面容易形成互補性,為滇東蠶絲業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貿易環境。

2.2 蠶絲文化在禮儀制度層面的體現

在滇東,人們在出生、結婚、喪葬活動中對蠶絲的運用已經演變成為一種禮儀風尚,具有鮮明的符號性特征。

滇東漢族從事蠶絲生產不單純是為了滿足物質需要,其中蘊含了漢族對于生命認知信仰等一系列文化要素。滇東漢族在娃娃出生時,條件許可必選絲綢作為孩子的被子和裹肚(內存),結婚時選用絲綿被子是近年來最為流行的趨勢。由于蠶絲優良的性能可以更好地保存骨骼等,吸引了明代沾益小后所村的彝族人也積極學習蠶絲生產技術。物質生活豐富的今天,漢族對絲綢的使用更勝一籌,當地漢族和少數民族皆以使用蠶絲作為一種富貴的象征。當地彝族受到漢族服飾的影響,積極對其服飾進行改革,選用絲綢作為壽服(大披風)的材料,這是以漢文化輸出為主的服飾融合例證。作為物質形態的蠶絲,已經作為生命靈魂信仰的載體,融入到漢族的觀念體系中,成為一種文化符號形式[3]。

2.3 蠶絲文化在精神層面的體現

從精神層面來看,在滇東漢族的觀念里人與蠶一樣,經歷產卵、孵化、生長、死亡的過程,就如同生命的輪回,形成一種互滲關系。這種信仰能讓人克服對死亡的恐懼,對新生充滿期待,從而演繹成一種集體意識和行為。蠶絲作為連接陰間和陽間的一種媒介、信物,被廣泛應用于喪葬儀式中的壽服、褥子、墊子等物件。此外,葬禮儀式中很多聯系生與死的轉換符號到處可尋,譬如葬禮中通靈的“陰陽先生” “雞” “祭品” “紙馬”等象征符號,此類符號皆折射出漢族對死者的關照和懷戀[1]。其二,滇東漢族秉承靈魂和鬼魂觀念的信仰,死亡意味著另一段生活的開始,蠶絲不僅是一種通靈的中介,而且是富有的一種標志,裝老的衣服首選蠶絲,其次才會選棉布,希望先人能在另一個世界過上體面的生活,從而更好地庇護子孫,這體現了后人的孝道。此外,這一信仰也體現出漢族人對生命的終極關懷。當地民眾對祖先墓地的照看極其用心,在田野中凡沾益曲靖市區周圍的公共墓地極少見到荒涼破敗的,相反大家積極地進行修繕,可視為滇東漢族對生命終極關懷的又一佐證。

3 滇東漢族孤島蠶絲文化與儒學民間化形態的思考

明朝統治者意識到需要軟實力(儒家教化整合性)化導人心,才能長久有效地控制邊疆地區。蠶絲在滇東民眾生活各個方面的運用,為我們了解儒家文化如何不斷世俗化、生活化提供了一個具體案例。儒家文化世俗化主要體現于以下4個方面。

3.1 漢族的集體性遷徙奠定了儒家文化傳播的基礎

首先,滇東漢族的集團性遷徙奠定了儒家文化傳播的基礎。據調查滇東移民主要來自于浙江、江蘇、安徽等地。例如:沾益區的楊氏祖先來自江南上元縣;沾益炎方的蔣氏祖先來自南京應天府,據蔣其元公墓記載“公諱其元母族氏乃萬良祖公盧氏祖母之曾孫也。萬良公籍系南京應天賦竹子巷柳樹灣人士?！贝祟惱舆€有很多。漢族移民祖先主要通過軍屯和民屯移民于此,大批量漢族在這一區域內聚族而居,為儒家文化的保存、傳承奠定堅實的人口基礎。其次,相對封閉的地緣性居住結構使原籍地文化容易在同一個宗族內傳承。明初由于軍事需求,要求屯軍駐守交通要道、屯田戍守等原因,外加清后期經濟利益、礦冶業發展、糧食運輸等綜合原因,滇東、滇中形成一個個漢族聚落區,較為集中的又形成一個又一個片區,此為江南原籍文化的傳播奠定了地域基礎。文化集中區的儒家文化得以整合,變得更為強大,對周圍的民族文化滲透進一步加強。最后,移民集體規?；剡w移到此,容易對原籍文化保持著一個共同的態度和情感,儒家文化在此容易形成定勢,故能使他們自己獨特的文化形態得以相對完好地保持到至今近600年而不變[4]。

3.2 滇東蠶絲文化是儒學民間世俗的一種表現

滇東蠶絲的運用遍布于各地調查點,并且這種現象成日趨流行趨勢,蠶絲文化在人生禮儀中均有體現。其一,滇東在孩子還沒有出生和出生之后,會準備一個紅色底板的繡花背帶或內存(裹肚),繡花線及內存均為蠶絲,類似古代“催生禮”的延續。其二,在婚姻習俗中,蠶絲文化也深藏其中,聘禮和嫁妝均有蠶絲被的出現。在田野調查中發現,結婚當日須把所有的蠶絲被子疊成一列擺放在床上,此時絲綢演變為一種通靈的介體,一種財富的象征,作為禮物送給婚姻神的“金銀”,從而保障婚姻的幸福生活,把這種美好寄托于神的庇護,達到心理的慰藉。其三,滇東喪葬儀式,同樣具有蠶鄉特色。蠶鄉湖州有老年人一過60歲家人就要為其備裝老衣服(壽衣)的風俗,壽衣面料多為上好的綢緞,滇東漢族民眾的這一習俗與湖州一帶的習俗驚人一致[1]。

此類文化事項、儀式不是孤立的,背后投射出儒家倫理體系和教化功能指向,集中表現為幾個方面。(1)儀式能夠揭示最深層次的價值所在,無論儀式表述的方式如何,人們在儀式中所表達的實際上是一個群體的價值。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干認為,集體的意識或表象是社會成員信仰和情感的綜合表現,是通過社會成員作為一種制度固定下來,個體受其控制[5]。滇東漢族無論在桑樹種植、養蠶的生活圖景再到生產、婚姻、喪葬儀式中對蠶絲的運用,均體現了滇東漢族對江南的歷史記憶和宗教信仰的傳承,加之調查點漢族至今都保留了以渲染祖先顯赫地位和來源顯示自己特殊身份的說法。例如,東屯始祖稱為武略將軍,可渡程姓三世祖被稱為“沾益守府都尉”等,均彰顯其是皇家武士的后代,利用國家符號與國家意識的強化突出其特殊身份,來劃分我群與他群的邊界,增強了認同感和凝聚力,從而獲得一種優越感,獲得自上而下的構建身份認同。(2)進行儒家道德教化,體現維穩性。滇東漢族通過將蠶絲文化秩序內化在日常生活中,對于社會的和諧、穩定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自然人進入社會,需要接受相應的社會教化和規范自己的行為,從而實現自己的社會屬性。在各個民族中,每個成員都要學習本民族所需要的東西。譬如蠶絲作為孝道文化的實物形態,已經融入滇東漢族的日常觀念,蠶絲在喪葬過程中的運用,讓人置身一種真實的生活場景中去體會和思考孝道文化,從而達到倫理教育的作用,并且這種教育更加世俗、普遍化,比簡單刻板的說教更為有效。根據田野觀察,滇東漢族婚禮的操辦,都會請鄉里鄉親來幫忙,通過婚禮為平日忙于生計的人們提供了交往時間和空間,有助于增強彼此的感情和諸多關系的整合,也增強了地緣認同感?；槎Y中蠶絲的運用,已經突破宗族范圍,與新娘與新郎相關的橫向和縱向支系都喜歡贈送新人蠶絲被,其范圍已經擴大化,上升到村落社區層面。

3.3 儒家學說的教化思想和價值理論在各個方面的滲透

儒家文化體系的植入和傳播是一個動態的存在,滇東蠶絲文化的傳承方式多樣,與民眾的生活融為一體,家庭參與的集會、儀式都是他們實施教育的主要場所。譬如筆者步行在南盤江兩岸時仍舊可以看到大片的桑樹,尤以松林、盤江一帶田間地頭可見桑園分布,兒時伙伴養蠶的情形凸顯。滇東一帶的小孩都有養蠶經歷,養蠶過程在父輩的教導下,學會如何區別桑葉的種類,了解桑葉采集的季節和地點,蠶兒生長發育所需溫度調適,什么時候給?；虺?以及在此過程中與同伴分享蠶種、桑葉以及交流飼養經驗等,從這些活動中學會了團體互助、分享交流以及愛護小動物等常識和規范。又如,孝文化是儒家文化的核心組成部分,《孝經》中提及孝道為“天之經,地之義?！?滇東地區的孝道文化凸顯,生者盡力為死者準備好一切東西,希望逝者在另一個世界過上美好的生活,并把這個作為最后一份孝心,例如為死者準備絲綢壽衣、金山銀山、紙馬、紙鶴、童男童女紙人等讓死者使用,力圖把現實社會的一切復原到陰間,讓逝者過上富有的生活。在葬禮中,滇東漢族大量選擇絲綢制作壽衣、褥子等,絲綢既作為一種財富象征,又成為一種通靈的介體,正好體現了后代的孝道。另一個例子是,近年曲靖申請衛生城市不許當地居民七月半在城中燒紙,這讓城里的百姓頗為苦惱,但絕對不會澆滅其對祖先燒包的熱情,最后居民們商量決定幾家出錢租車到農村燒包。平時在外工作和讀書的人,在七月半這天也會打電話問候或轉賬、寄出自己的香火錢,以表達自己對祖先的關懷,此舉在滇東成為一種常態,也將孝道凸顯到了極致。滇東漢族通過這種“傳、幫、帶”的形式,以教育與生活、勞動相互結合的生動方式,把儒家文化傳播到鄉民底層個體。

3.4 興辦教育拓展了儒家學說世俗化的范圍

明代進入滇東的漢族移民主要分布于交通沿線區域,也有農耕壩區的密集屯田,形成一個又一個的片區,呈現出漢族移民與當地民族雜居共存的局面,這為儒家文化的傳播奠定了空間基礎。文化的傳播主要有3種方式,分別為“公開倡導” “潛移黙化”和“規范系統的學習”,其中儒學的建立就是系統規范地學習的主要體現。滇東儒學建設情況記載有“曲靖府學,在府治東南,始建于永樂元年(1403)年。學田在府城北門外。靖陽書院,在府城西北山麓;沾益州儒學在州治南,嘉靖二十八年(1594年)建。陸涼(今陸良)州社學,在州治北;馬隆(今馬龍)州儒學,在州治南,建于嘉靖二十年(1542年)。社學,在州治北?！比鍖W的建立為滇東廣大學子提供了良好的學習機會,進一步擴大了儒學的影響范圍?！暗强迫胧?光宗耀祖”的信念一直根植于人們的內心深處,在漢族聚居區的滇東地區民風為之一開,這在云南各個時期的方志記載中都有體現。清乾隆《沾益州志·風俗》記載:“自莊硚略地,伍侯南征,其時已通中國,明洪武十四年秋七月,傅友德、藍玉、沐英進征,從軍皆中籍,一應婚嫁喪葬無大異?！眲⑽恼鞯摹兜嶂尽わL俗》對曲靖府風俗做了以下描述:“山川夷曠,士風漸盛?？频跐u盛,后先相望,雖勉耕織,兼時商賈,習尚簡樸,頗信釋教?！?/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