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共享情形下調水工程可持續供應鏈經濟-社會利益協調分析

盧亞麗,衛寧,丁文文

(華北水利水電大學 管理與經濟學院,河南 鄭州 450046)

調水工程可持續供應鏈作為國家重大戰略工程,利用大數據等技術構建集“眼-腦-手-脈”于一體的跨流域調水工程智慧管理體系。大數據是一種對社會信息處理技術的綜合運用能力,也是推動社會發展模式變革的主要動力,其本質是信息共享和信息處理能力[1]。增強大數據能力可以提高調水、供水、售水等業務活動的社會服務水平,間接提升調水工程可持續供應鏈的社會效益[2-3]。大數據技術雖然可以提升調水工程可持續供應鏈的社會效益,但大數據技術投資成本會帶來經濟效益的損耗,例如,美的公司投資建設“開普勒數據云”,采集和分析1.67億用戶數據,使公司制造效率提升15%[4]。調水工程可持續供應鏈在信息化數字化建設投資的第一階段共花費26.20億元,產生較大經濟成本[5]。如何在調水工程可持續供應鏈多目標效益的追求下權衡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實現調水工程可持續供應鏈總效用最大化,是數字化轉型時代調水工程領域亟待考量的新問題。

在供應鏈利益協調問題中,大多學者關注經濟效益的協調,研究成果豐富。王靜基于供應鏈生態系統監管信息平臺建立共享的最優分配模型,提高了供應鏈生態系統的響應速度和交易成本,為供應鏈績效的提升提供參考[6-7]。蔡璐等從博弈論視角出發,提出低碳供應鏈信息共享模型,有效提高低碳供應鏈節點企業間的信息耦合度,提升低碳供應鏈總體產值,從而提高供應鏈的運轉效率及整體效益,降低外部市場規模不經濟所帶來的負面影響[8]。吳成霞等針對大數據時代的特定背景,基于動態微分博弈理論建立模型,并對比分析了零售商支付契約、聯合支付契約和合作契約模式[9]。另外,韓朝亮等將大數據技術的提供商作為供應鏈主體的一部分,建立了由制造商、零售商、大數據服務商構成的三階段供應鏈的契約協調模型[10]?；艏t等認為,引入區塊鏈技術能提高農產品質量安全溯源信息的可信度,針對農產品質量安全的不確定性建立了基于區塊鏈技術投入的農產品供應商與加工者的演化博弈模型[11]。周茂森等建立了雙向部分透明的大數據投資決策模型,設計契約合作機制解決大數據投資的激勵失調問題[4]。Dubey等實證調查了大數據預測分析能力對可持續供應鏈社會績效和環境績效的影響[12]。以上有關信息共享對供應鏈績效的影響研究大多集中在經濟效益,對于社會效益鮮有涉及。

在調水工程可持續供應鏈領域中,研究多集中在利益相關者行為特征分析、行為演化、協同管理、實施影響因素、利益協調等角度[13-20]。陳軍飛等基于經濟效益和水質提升雙視角,研究了調水工程水資源供應鏈的收益共享-水質提升成本共擔契約,以實現水質效用和經濟效用雙重目標的帕累托改進[21]。大數據技術為調水工程可持續供應鏈帶來的效益不可忽視,尤其是社會層面的信息共享效用,但鮮有學者考慮在大數據背景下,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雙重視角的利益協調研究。

因此,為了豐富調水工程可持續供應鏈理論,綜合考慮經濟效益目標和社會效益目標,在已有研究基礎上,構建經濟效益共享-成本分擔契約和經濟-社會雙重效益共享-成本分擔契約,以實現上下游共享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共擔大數據技術投資成本,協調調水工程可持續供應鏈利益,以期為新時代背景下調水工程的信息共享利益協調問題提供參考。

一、問題描述與基本假設

南水北調中線可持續供應鏈(部分)結構如圖1所示,結合南水北調工程實際運營情況,將南水北調可持續供應鏈簡化為一個分銷商(省分局供水公司)和一個零售商(地市分局供水公司)構成的二級縱向供應鏈,省分局供水公司與地市分局供水公司之間就信息共享問題進行Stackelberg博弈,其中省分局供水公司為主導者。省分局供水公司以批發價格向地市分局供水公司調水,地市分局供水公司根據市場需求確定調水量,兩者同時關注經濟效益目標和信息共享帶來的社會效益目標,并通過水資源優化配置和信息共享實現可持續供應鏈總效用最大化。

圖1 南水北調中線可持續供應鏈(部分)結構圖

在數字化改革的推動下,南水北調中線建管局與華為技術有限公司(華為水利事業部)進行合作,投資建設了調水工程數據服務平臺,平臺運營中共享的信息包括業務信息、監測信息和基礎數據。通過使用相應的算法和模型,使這些價值密度較低的原始數據轉化為有助于提升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智慧化管理水平的信息。投資所支出的大數據技術成本與分析得到的價值增值之間存在博弈平衡關系,且大數據技術投資成本會對調水工程可持續供應鏈的信息共享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就此對研究調水工程信息化建設過程中信息共享行為的利益協調問題展開探討。

在地市分局供水公司選擇信息共享策略的前提下,構建四種契約模型:集中決策、分散決策、經濟效益共享-成本分擔契約、經濟-社會雙重效益共享-成本分擔契約(在文中分別用C、N、H、B表示),對分銷商D和零售商R的利益進行協調,以探究使調水工程可持續供應鏈S整體效用最大化的合作契約。構建利益協調博弈模型相關假設。

第一,二維目標假設:假設省分局供水公司和地市分局供水公司均關注可持續供應鏈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目標。本研究主要圍繞二維目標構成的可持續供應鏈總效用進行討論。

第二,水量需求假設:考慮調水量與社會服務水平的積極關系,社會服務水平越高,用水需求量越高;水價越高,用水需求量越小。因此,假設水量需求函數為:

q=a-βp+θ。

(1)

式中:a表示基本市場需求量;p表示銷售價格;q表示用水需求量;β表示水資源需求量對其價格的敏感系數;θ表示調水工程可持續供應鏈單位水量的社會服務水平,β,θ>0。南水北調工程為北方增加近300億立方米水資源,可以為受水區約4萬億元GDP的增長提供優質水資源的支撐[22]。據測算,南水北調工程每投資1 000億元,可以帶動GDP增長0.15個百分點,新增就業崗位49萬個[23]。

第三,大數據技術投資成本假設:上游省分局供水公司的決策更加倚重市場信息,它們應當是調水工程可持續供應鏈信息化和一體化的主要受益者和推動者[24]。大數據技術投資成本函數c為:

(2)

式中k表示大數據技術投資成本系數,且k>0,c′>0,c″>0。社會服務水平越高,需投入的成本越高且邊際成本遞增。

第四,社會效益假設:在碳排放領域和綠色供應鏈領域的研究中[25-26],學者采用單位產品綠色度與需求量的乘積衡量環境效益,將思想類比到調水工程領域社會效益的研究上,以單位水量社會服務水平與調水量的乘積表示社會效益,即E=(a-βp+θ)θ。信息共享水平是衡量社會服務水平的因素之一[3],可以提高調水工程可持續供應鏈總效用,因此,令lE=(a-βp+θ)lθ作為調水工程可持續供應鏈總效用的一部分,其中l表示信息共享水平(l>0),以此來衡量對信息共享訴求的重視水平,l越大表示對信息共享的利益訴求越重視。效用函數為經濟效益函數與受信息共享水平影響的社會效益之和。

第五,水資源市場是出清的,即調水量等于市場需求量,不考慮缺水成本和儲水成本。省分局供水公司和地市分局供水公司的單位水量供水成本均為K。

相關符號的含義描述如表1所示。

表1 符號及說明

二、調水工程可持續供應鏈決策模型

(一)集中決策模型

在集中式決策模型C下,省分局供水公司和地市分局供水公司完全合作、共同決策,以調水工程可持續供應鏈整體效用值最大作為決策的最終目標,因此,該決策模型的目標函數為調水工程可持續供應鏈效用函數、調水工程可持續供應鏈經濟效益函數、調水工程可持續供應鏈社會效益函數,分別如下:

(3)

(4)

(5)

集中決策模型下,將省分局供水公司與地市分局供水公司看作一個整體,對這個整體的效用函數和經濟效益函數進行討論。調水工程可持續供應鏈整體效用包括水量需求與單位供水利潤的乘積得到的經濟收益以及受信息共享水平影響的社會效益部分,并在此基礎上減去大數據投資成本的支出。調水工程可持續供應鏈整體利潤即水量需求與單位供水利潤(銷售價格減供水成本)的乘積,并在此基礎上減去大數據投資成本。與效用函數相比,經濟效益函數缺少了受信息共享水平影響的社會效益部分。

為簡化過程,令Δ1=2βk-2βl-1-β2l2,求得調水工程可持續供應鏈相關函數的最優解為:

(6)

(7)

(8)

(9)

命題2調水工程可持續供應鏈經濟效益隨著信息共享水平l的提升而降低,社會服務水平隨著信息共享水平l的提升而提升。

證明:調水工程可持續供應鏈經濟效益函數和社會服務水平分別對信息共享水平l求導。

為了進一步驗證這一點。筆者又統計了五個譯本中兩個到四個字母的常用詞數量與各個譯本的總形符之間的比例，結果如下：

證畢,命題成立。

由命題2可知,社會效益目標與經濟效益目標之間存在一定沖突,若要提高社會服務水平,必然伴隨一部分經濟效益的犧牲。因此,學者需要對兩目標的矛盾權衡問題進行研究,國家需要出臺相關政策促進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協調發展。我國目前正大力推行人才引進政策,增設從工程建設管理到運營維護的調水工程可持續供應鏈的就業崗位,保證就業機會和工人待遇,促進當地發展,彌補調水工程可持續供應鏈的經濟損失,以此確保調水工程可持續供應鏈提升社會服務水平。

(二)分散決策模型

在分散決策模型N下,省分局供水公司和地市分局供水公司只考慮自身利益,分別以各自的最大效用函數值為最終目標進行決策。在分散決策模型下,僅省分局供水公司出于更長遠的數據利用考量,進行大數據技術投資,并支付了相關成本,因此獲得了受信息共享水平影響的社會效益部分,達成了從單一經濟維度的經濟效益函數目標到經濟-社會雙重維度的效用函數目標的躍升。而地市分局此時只有經濟效益函數,不存在效用函數。分別給出省分局供水公司和地市分局供水公司的經濟效益函數以及省分局供水公司的效用函數:

(10)

(11)

(12)

地市分局供水公司的經濟效益函數,即供水需求量與單位供水利潤(銷售價格—供水成本—批發價格)的乘積。省分局供水公司的經濟效益函數即供水需求量與單位供水利潤(批發價格—供水成本)的乘積減去大數據技術投資。省分局供水公司的效用函數即在省分局供水公司的經濟效益函數基礎上加上受信息共享水平影響的社會效益部分。

(13)

(14)

(15)

(16)

(17)

(18)

證明:地市分局供水公司和省分局供水公司的經濟效益均對信息共享水平l求導。

證畢,命題成立。

證畢,命題成立。

由命題4可知,省分局供水公司同時考慮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時,由于其需要承擔大數據技術投資成本,信息共享水平提升會對經濟效益產生負面影響?，F實情形中,省分局供水公司為提高信息共享水平,投入了大數據技術投資成本,降低了自身經濟效益;而地市分局供水公司僅需投入較少成本就能達成信息共享模式,有較大的信息共享意愿,是推動調水工程可持續供應鏈信息共享后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主要受益方。因此,上下游兩者之間投入產出比差距大,在信息共享決策方面存在利益沖突。結合命題2可以得出,隨著信息共享水平的提升,省分局供水公司經濟效益的下降程度大于地市分局供水公司經濟效益的上升幅度。由命題5可知,由于上述利益沖突的存在,導致分散契約下社會服務水平無法達到和集中決策相同的水平,調水工程可持續供應鏈無法實現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協調。因此,需要設計協調機制對傳統的分散契約進行改進,使得分散決策下的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得到提升。

(三)經濟效益共享-成本分擔契約模型

根據以上分析可知,社會服務水平隨著信息共享水平l的提升而提升,但分散契約決策與集中決策情形相比,分散契約下的社會服務水平會下降?？紤]到省分局供水公司的大數據投資成本較高,為了促進省分局供水公司和地市分局供水公司的進一步合作,提高調水工程可持續供應鏈的整體效用,令地市分局供水公司參與分擔省分局供水公司的大數據技術投資成本,δ表示省分局供水公司的大數據技術投資成本的分擔比例,1-δ表示地市分局供水公司的大數據技術投資成本的分擔比例,0<δ<1。令地市分局經濟效益與省分局供水公司共享,λ表示地市分局供水公司的經濟效益占比,1-λ表示省分局供水公司的經濟效益占比,0<λ<1。構建經濟效益共享-成本分擔契約模型H,以此激勵省分局供水公司進行信息共享以及信息共享決策上的資金投入,提升調水工程可持續供應鏈的社會服務水平。從供應鏈整體利潤最大化的角度考慮,省分局供水公司和地市分局供水公司共享銷售收入,即只對經濟效益進行共享,省分局供水公司并未將社會效益部分分享給地市分局供水公司。因此,地市分局供水公司依舊只有經濟效益函數,不存在由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共同組成的效用函數。在H契約模型下,以各自的最大效用函數值為最終目標進行決策,分別給出省分局供水公司和地市分局供水公司的經濟效益函數以及省分局供水公司的效用函數:

(19)

(20)

(21)

地市分局供水公司的經濟效益函數為分得的經濟效益共享比例與獲得的銷售利潤的乘積,在此基礎上減去大數據技術投資。省分局供水公司的經濟效益函數由供水需求量與單位水量批發利潤的乘積、分得的經濟效益共享比例與下游獲得的銷售利潤的乘積以及支出的大數據技術投資三部分組成。省分局供水公司的效用函數即在自身經濟效益函數的基礎上加上受信息共享水平影響的社會效益部分。

(22)

(23)

(24)

(25)

(26)

(27)

(28)

求解得到以下兩組解:

第一組解為λ=0,δ=1。該解表示省分局供水公司在承擔所有的大數據技術投資成本的同時,獲得了所有的銷售收入,這種情況可視為集中決策情形下未達到協調優化效果。

證畢,命題成立。

(四)經濟-社會雙重效益共享-成本分擔契約模型

借鑒姜永宏等在碳市場領域有關信息溢出效應的定義以及趙柳榕等在信息共享溢出效應相關博弈研究[27-28],將大數據技術的溢出效應引入調水工程可持續供應鏈的利益協調問題,在信息共享決策的基礎上,地市分局供水公司和省分局供水公司均會享受到信息共享產生的溢出效益。令地市分局供水公司參與分擔省分局供水公司的大數據技術投資成本,并令其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與省分局供水公司共享,η表示地市分局供水公司在B契約下大數據技術溢出社會效益中的占比,1-η表示省分局供水公司在B契約下大數據技術溢出社會效益中的占比,0<η<1。構建經濟-社會雙重效益共享-成本分擔契約模型B,在H契約模型的基礎上,增加地市分局供水公司社會效益的共享機制。在B契約下,地市分局供水公司和省分局供水公司分別以各自的最大效用函數值為最終目標進行決策。分別給出地市分局供水公司的經濟效益函數、效用函數以及省分局供水公司的效用函數:

(29)

(30)

(31)

地市分局供水公司經濟效益函數與H契約時保持一致,由于此時B契約對大數據技術溢出社會效益部分進行了分配,地市分局供水公司具有了效用函數,效用函數是在經濟效益函數的基礎上增加了自身在大數據技術溢出社會效益中的占比部分,省分局供水公司同理。

(32)

(33)

(34)

(35)

(36)

(37)

(38)

命題9當滿足以下取值時,經濟-社會雙重效益共享-成本分擔契約模型可實現調水工程可持續供應鏈協調:

三、數值仿真

通過數值仿真對集中決策、分散決策、經濟效益共享-成本分擔契約、經濟-社會雙重效益共享-成本分擔契約下的可持續供應鏈效用和社會服務水平進行比較分析,以進一步驗證經濟-社會雙重效益共享-成本分擔契約對南水北調工程水資源供應鏈的優化效果。本研究在滿足Δ1,Δ2,Δ3,Δ4均大于零的基礎上,參考陳軍飛等對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經濟效益和水質提升的相關研究[21],綜合考慮吳成霞和韓朝亮等的相關研究[9-10],設定基本市場需求a=400,價格敏感系數β=4,供水成本K=6,大數據技術投資成本系數k=8。

(一)信息共享水平對社會服務水平的影響

圖2顯示了信息共享水平對社會服務水平的影響。信息共享水平在各個情形下都與社會服務水平呈正相關,其中H契約和B契約走向一致。原因可能是信息共享有助于各方更好地了解資源分配和需求趨勢,從而更精確地規劃和優化資源利用,更有效地滿足日益增長的人口和產業需求,確保水資源的合理分配,從而提供更優質的社會服務。B契約下的社會服務水平最高,表示該契約下社會效益最高,N契約下的社會服務水平最低。社會服務水平與經濟效益的目標存在沖突,社會服務水平的提升將會對經濟效益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分散決策下省分局供水公司對于經濟效益的追求將使得社會服務水平降低。H契約雖使得社會服務水平達到集中決策水平,相比于N契約已取得了顯著成效,但由于沒有考慮溢出社會效益的分配問題,雙方得到的社會效益有限,無法實現最優協調效果。

圖2 信息共享水平對社會服務水平的影響

(二)信息共享水平對可持續供應鏈效用的影響

圖3顯示了信息共享水平對可持續供應鏈效用的影響。當信息共享水平低于某一閾值時,集中決策下的可持續供應鏈總效用最高,N契約下可持續供應鏈總效用最低。當信息共享水平超過某一閾值時,B契約下的可持續供應鏈總效用最高,超過集中決策下的可持續供應鏈總效用,這表示信息共享產生的溢出社會效益有利于可持續供應鏈總效用的提高。原因可能是B契約除了考慮信息帶來的更精確的水資源規劃和優化利用效用,還包含了及時響應突發事件或自然災害等溢出的社會效益,政府可以更及時地響應突發事件或自然災害,這對于提高調水、供水和售水等業務活動的效率和質量至關重要。由此可以創造更多的社會效益,從而提升可持續供應鏈的整體效用,使其增速高于集中決策。H契約雖沒有使得可持續供應鏈總效用達到集中決策水平,但相比于N契約已取得了顯著成效。

圖3 信息共享水平對可持續供應鏈效用的影響

(三)契約參數與信息共享水平對可持續供應鏈決策的影響

圖4顯示了省分局供水公司(分銷商)大數據技術投資成本分擔比例與地市分局供水公司(零售商)經濟效益占比、溢出社會效益占比的反比關系。省分局供水公司成本分擔的越多,地市分局成本分擔的就越少。相應地,省分局供水公司出于自身效用的考慮,愿意分給地市分局供水公司的溢出社會效益就越少,故成反比。因此,在討論契約參數與信息共享水平對可持續供應鏈決策的影響時,僅討論一個參數即可。

圖4 契約參數關系圖

圖5顯示了在H契約下,地市分局供水公司經濟效益占比越低,分享給省分局供水公司的經濟效益占比越高,省分局供水公司愿意承擔的大數據技術投資成本比例越高。社會服務水平隨信息共享水平提高而提高。B契約下,當地市分局供水公司經濟效益和溢出社會效益占比越低,分享給省分局供水公司的經濟效益和溢出社會效益占比越高,省分局供水公司愿意承擔的大數據技術投資成本比例越高,社會服務水平隨信息共享水平提高而提高。兩種契約下參數與信息共享水平對社會服務水平的影響趨勢相同,但B契約協調效果優于H契約,原因可能是引入信息共享所帶來的溢出社會效益。地市分局供水公司得到了一定比例的數據分析帶來的溢出社會效益,更愿意將經濟收益與省分局供水公司進行共享,從而激勵省分局供水公司犧牲部分經濟收益,提升其對信息共享的重視程度,進而完成更高水平的社會服務,形成良性循環。

圖5 契約參數與信息共享水平對社會服務水平的影響

圖6顯示了在H契約下,地市分局供水公司經濟效益占比越低,分享給省分局供水公司的經濟效益占比越高,省分局供水公司愿意承擔的大數據技術投資成本比例越高,可持續供應鏈總效用隨信息共享水平提高而提高。B契約下,當地市分局供水公司經濟效益和溢出社會效益占比越低,分享給省分局供水公司的經濟效益和溢出社會效益占比越高,省分局供水公司愿意承擔的大數據技術投資成本比例越高,可持續供應鏈總效用隨信息共享水平提高而提高。兩種契約下參數與信息共享水平對可持續供應鏈總效用的影響趨勢相同,但B契約協調效果優于H契約,原因可能是B契約引入了信息共享所帶來的溢出社會效益。信息共享水平越接近1,數據分析價值隨信息共享水平的提升而增加的速度越快,兩種契約下政府應對緊急情況的能力差距越大,B契約的協調優勢越明顯。

圖6 契約參數與信息共享水平對可持續供應鏈總效用的影響

四、結論

本研究討論了調水工程可持續供應鏈利益主體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利益權衡問題。以調水工程可持續供應鏈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為決策目標,構建水資源用水需求量函數、經濟效益目標函數、社會效益目標函數和大數據技術投資成本函數,并在此基礎上構建多目標優化函數。

通過模型求解與算例分析得出以下結論:第一,在集中決策、分散決策、經濟效益共享-成本分擔契約和經濟-社會雙重效益共享-成本分擔契約四種情形下,調水工程可持續供應鏈利益主體對信息共享的重視均會提高社會服務水平,且信息共享水平越高,社會效益提升越顯著;第二,在省分局供水公司主導的分散決策下,社會服務水平的提升將會使省分局供水公司犧牲一部分經濟效益,地市分局供水公司的經濟效益則隨著社會服務水平提升而增加,在經濟效益共享-成本分擔契約或經濟-社會雙重效益共享-成本分擔契約作用下,調水工程可持續供應鏈總效用都將得到提升,雙方具有接受經濟效益共享-成本分擔契約或經濟-社會雙重效益共享-成本分擔契約的動機;第三,經濟效益共享-成本分擔契約下的決策目標均優于分散決策水平,且在該契約的協調作用下,社會服務水平達到集中決策水平,社會效益目標實現協調,考慮溢出社會效益的經濟-社會雙重效益共享-成本分擔契約協調效果更優,當信息共享水平高于某一閾值,該契約協調效果超過集中水平;第四,省分局供水公司大數據技術投資成本分擔比例與地市分局供水公司經濟效益占比、溢出社會效益占比呈反比,在參數變動情況下,經濟-社會雙重效益共享-成本分擔契約社會服務水平、可持續供應鏈總效用均優于經濟效益共享-成本分擔契約情形,經濟-社會雙重效益共享-成本分擔契約具有更強的協調效果和適用性。

在后續研究中,可以把多目標協調拓展到可持續供應鏈理論中的環境效益目標,進一步研究調水工程可持續供應鏈多目標權衡問題。此外,還可以考慮擾動情形下調水工程可持續供應鏈韌性問題,嘗試引入更多契約模式以實現調水工程可持續供應鏈多目標協調。

五、政策啟示

為推動南水北調水資源供應鏈的可持續發展,從可持續供應鏈視角出發,對南水北調工程各利益相關方協同機制的構建提出以下三個方面的政策啟示:

第一,從“互聯互通”到“共建共享”。推動各方重視信息共建共享是提升社會服務水平的關鍵路徑。一方面,新時代提升社會服務水平需要逐步探索數據共建共享的價值分配機制,讓數據要素充分流動,不斷提升水資源優化配置能力。另一方面,應當在數字化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基礎上,推動大數據中心建設,突出一體化部署、一盤棋推進,會同高校、科研院所、創新企業搭建創新聯合體。此外,應以合作、互補、開放、共創、共享為宗旨,為水利政策提供前瞻性、科學性、精準性、安全性建議,服務南水北調大局,為提升南水北調工程運行的智慧化水平打下堅實基礎,為南水北調事業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第二,從“自主應用”到“合作開放”。南水北調高質量發展,需要更加開放創新的數字化平臺。在傳統觀念中,供應鏈上下游的利益分歧使合作難以實現,然而當研究調水工程可持續供應鏈的視角擴展至經濟-社會雙重維度時,這個零和關系會被打破,恰當的利益分配能夠帶來調水工程整體經濟效益與社會服務水平的同步提升。推進南水北調數字化建設,應當堅持系統觀念,基于南水北調中線整體最優的長遠視角,打造開放的南水北調數字化服務平臺,共同推進落實大開放、大協同、大生態。調水工程作為關乎民生發展的重大工程,更應積極適應時代,抓好調水工程這一巨型工程的大數據價值再創造的風口,完成經濟社會雙重維度的效益躍升。

第三,從“南水北調”到“國家水網”。由于南水北調工程的復雜性,工程整體的安全穩定運行離不開跨部門交流互動的協同機制。南水北調作為國家水網的主骨架大動脈,要本著合作共商、資源共享、協作共管、優勢互補的原則,通過制定跨區域多部門協作機制,實現從源頭到水廠的信息共享與科學應用,以達成水資源在水源區與受水區的協同優化配置。同時,要逐步實現全場景覆蓋、實時監控、智能調控,支持“四預”決策,提升綜合調度管理水平,為賦能南水北調高質量發展、建設數字孿生水網骨干網提供支撐。2023年,多地政府陸續與中國南水北調集團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希望引入先進理念,引導南水北調集團深度參與城市現代化建設,大力支持現代水網建設,助力多方價值共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