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彰化縣治安事件與臺灣綠營防務的動態整編*

★ 李朝凱

前言

清王朝通過建置與整編綠營汛塘制度，兼用漢人與熟番的地方武力系統，維系臺灣府彰化縣及番界之外的整體社會秩序。

翁同爵（1814—1877）于咸豐十一年（1861）撰寫《皇朝兵制考略》，描繪了清初至道光三十年（1850）各省綠營兵額、餉額等的變化情形，此為清代綠營研究之濫觴；①［清］翁同爵：《皇朝兵制考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1945 年又有羅爾綱（1901—1997）的《綠營兵志》，對綠營兵制沿革與內容進行全面性探究；②羅爾綱：《綠營兵志》，重慶：商務印書館，1945 年。1977 年賴福順的碩士學位論文《清初綠營兵制》，則對順治到乾隆四朝綠營兵制的地位與重要性進行論說。③賴福順：《清初綠營兵制》，臺北：中國文化學院碩士學位論文，1977 年。上述三者為宏觀理解清代綠營兵制奠下了厚實的基礎。有關綠營的研究情形，秦樹才、陳平有著較為全面性的回顧與敘述，頗具參考價值。④秦樹才、陳平：《綠營兵研究的回顧與前瞻》，《中國史研究動態》2010 年第1 期。

至于聚焦于清代臺灣綠營的研究，較早有伊能嘉矩⑤［日］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東京：刀江書院，1965 年。（1867—1925）、李汝和（1908—？）、黃典權（1924—1992）、廖漢臣（1912—1980）、張世賢等人進行初步的探究，1982 年許雪姬撰寫的博士學位論文《清代臺灣武備制度的研究：臺灣的綠營》，闡述臺灣綠營與地方治亂的互動關系甚明，為清代臺灣綠營制度的經典專著。⑥許雪姬：《清代臺灣武備制度的研究：臺灣的綠營》，臺灣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82 年。1987 年由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專書《清代臺灣的綠營》。其后，又有許毓良、黃智偉、陳韻竹、李其霖、林福隆等人進行清代臺灣綠營兵制各類課題細致化的研究。①黃智偉：《清代臺灣的綠營布署》，若林正丈、吳密察主編：《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臺北：播種者文化有限公司，2000 年，第33 ～81 頁；陳韻竹：《從制度層面對清代臺灣總兵官的再析論》，《臺灣文獻》2006 年第57 卷第3 期；許毓良：《清代臺灣軍事與社會》，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 年；李其霖：《清代臺灣水師與戰船的建置》，李其霖主編：《宮廷與海洋的交匯》，臺北：淡江大學出版中心，2017 年，第383 ～390 頁；林福?。骸墩撆_灣早期軍事經營與對應：從明鄭以迄清末》，《軍事史評論》2022 年第29 期。另外，香港地區李金強有《清代軍制之演變——以福建為個案之考察》一文，敘述了福建綠營的編制與分布，亦有部分涉及臺灣綠營的概況。②李金強：《區域研究：清代福建史論》，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6 年。

清代前期軍事制度以八旗兵制與綠營兵制為主，道光之前，八旗兵額約為20 萬，綠營兵額約為60 萬，綠營是清朝的主要武力。八旗兵員大都集中駐防在重要城市，而綠營兵員則以分散配置的方式，廣泛控制地方社會與邊疆地區。正如秦樹才的評析，目前深入考察綠營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營制變化與兵額增減的研究仍然非常匱乏，對于汛塘作用的認識也還有進一步深入和拓展的空間。③秦樹才、陳平：《綠營兵研究的回顧與前瞻》，《中國史研究動態》2010 年第1 期。本文即是通過梳理清朝在臺灣彰化縣建置與整編綠營的汛塘制度，并結合古代輿圖進行探析，以期夯實綠營兵制研究與番界研究的基礎。

一、彰化設縣前的綠營防務

康熙二十三年（1684）四月，清朝統一臺灣以后，隨即開始設置營伍進行鎮戍，此時防戍建置范圍相較于鄭氏政權時期更小，兵源來自于施瑯從征赴臺者以及鄭氏政權的降兵，臺灣本島綠營計有陸兵5000 名及水兵3000 名，澎湖則設有水兵2000 名，共計約1 萬兵力。④許雪姬：《清代臺灣的綠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 年，第8 ～9、12 頁；［清］蔣毓英：《臺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7 年，第206 頁。此外，另有文官體制下的諸項兵力，如傳遞文書的鋪兵與各縣衙門弓兵等兵力。而如何更為清楚地了解清廷在臺灣的軍事布局，唯有通過人口、汛塘等多項指標的比較才能獲取更深一層的認識。

（一）康熙二十三至四十九年（1684—1710）的綠營防務

美國學者邵式柏（John R. Shepherd）認為，臺灣在鄭氏政權統治時期人口總數約為17 萬，被清軍占領后，大幅減少至13 萬，其原因有多種：鄭氏軍隊的陣亡，藤牌兵移防山東、河南等處，⑤參見張菼：《臺灣藤牌兵討俄研究及天地會僧兵征藏傳說的比較》，《臺灣文獻》1966 年17 卷第3 期。文武官員的陸續遣返，以及人民返回原籍居住等。清廷以綠營8000 名兵力統治臺灣，非常值得留意——軍事人口在總人口中的占比約為5.8%，顯然清朝是藉由營兵數量來達到有效的邊區統治的。但是，收復臺灣初期的重軍統治情形很快就隨著地方官府獎勵開墾吸引移民大量的流入而發生變化，軍事人口優勢不再具有威懾性質，而日漸呈現捉襟見肘、顧此失彼的態勢。

在陸路防汛的建置上，彰化地域被認為人煙稀少，因此并未設立縣級行政區域。據蔣毓英《臺灣府志》載，清朝統一臺灣后，初期采取點狀分布式的汛地防守方式，其中以在半線（今彰化市）設置之專汛最為重要，其營柵選擇建設在鄭氏政權時期劉國軒的舊營址；不過，在蔣毓英《臺灣府志》中未見彰化地域其他塘汛的記述。⑥“偽將劉國軒立營于此。開辟后，以次內附。今之營柵，即國軒故營址?！保矍澹葜茜姮u：《諸羅縣志》卷7《兵防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年，第117 頁。半線汛由北路營千總（正六品）統轄，是康熙年間彰化地域品級最高的官員。半線汛設“千總一員，兵二百五十名”⑦［清］蔣毓英：《臺灣府志》，第246 頁。，為北路營兵力的1/4 強，由于位于府治至淡水之間居中扼要之處，因此受到臺灣上層武官的重視。這一時期是否設有其他塘汛，在稍晚的《諸羅縣志》中有記載：“斗六門：營柵舊設于西螺，在虎尾溪北二十里；以水土不宜，康熙三十年總兵官王化行移營于此?！雹伲矍澹葜茜姮u：《諸羅縣志》卷2《規制志》，第25 頁。說明康熙二十四至三十年（1685—1691）間，西螺就已建置營柵，但因總兵王化行的顧慮而移營到斗六門汛。另外，黃叔璥《赤崁筆談》提到：“自歸版圖后，淡水等處亦從無人蹤。故北路營汛，止大肚安設百總一名，領兵防守；沙轆、牛罵二社，則為境外?！雹冢矍澹蔹S叔璥：《臺海使槎錄》卷2《赤崁筆談》，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 年，第31 ～32 頁。透露出清朝統一臺灣后初期彰化地域的武備規劃是以半線汛為中心，南有西螺汛分防，北方則是選擇在大肚溪北設置由百總領兵的大肚塘。

臺灣水師兵力的部署一向明顯集中于府城、安平一帶，但據蔣毓英《臺灣府志》記載，在彰化臨海地域仍有由安平水師左營分防的鹿仔港汛，置有把總1 人，哨船2 只，以及炮臺、煙墩、望高樓各1 座。鹿仔港汛的是清前期臺灣海防的最北端，其員額編制包括1 名官秩正七品的武官把總和100 名兵丁。③參見［清］蔣毓英：《臺灣府志》，第247 頁。該汛水師汛的職責可能較陸路汛更重，除稽查奸宄、訓練戰技外，還必須搭船巡海以熟習沙線港汊，查驗無照偷渡臺灣者以及私越口岸船只等。④許雪姬：《清代臺灣的綠營》，第323 ～329 頁。綜合來看，這一時期彰化地域是由正六品陸路千總與正七品水師把總實際管轄，陸路設有一汛二塘，水師汛則有鹿港汛，通過350 名兵丁在彰化地域守衛地方，稽查匪類，同時也通過塘兵傳遞往來的治安情報，以塘汛相連的方式維持當地的統治秩序。

康熙三十至四十三年（1691—1704）間繪制的《臺灣地里圖》⑤《臺灣地里圖》一般被認為繪制于康熙二十三至四十三年間。據周鐘瑄《諸羅縣志》載：“諸羅自康熙二十三年卜縣治于諸羅山，城未筑。四十三年奉文歸治?！北緢D諸羅縣治尚在佳里興，還未遷移至諸羅山，故此圖在康熙四十三年以前，應無疑慮。又，《諸羅縣志》載：“斗六門：營柵舊設于西螺，在虎尾溪北二十里；以水土不宜，康熙三十年總兵官王化行移營于此。輪防北路營把總一員，目兵八十五名?！薄杜_灣地里圖》中，營柵繪于斗六門，而不是西螺塘，它反映的是總兵官王化行移營于斗六門后的情況，故此圖當在康熙三十年以后繪制。顯示，除了半線汛以及移去營柵后的西螺塘，西螺塘尚有興筑望樓以作了望與警示之用，值得注意的是又增加了大武郡塘；不過，《臺灣地里圖》里沒有繪制蔣毓英《臺灣府志》中出現的鹿仔港水師汛，反而畫上了從未在方志中出現過的番社“鹿仔港社”，十分耐人尋味。地圖與志書不相符合的原因，可能是繪制地圖通常有其特定表達的主題，圖上承載的信息不一定全數如實呈現地方的營署設立實況，必須圖文交互參酌比對，才能更為清晰地勾勒出清朝前期彰化縣武備體系的建置過程。關于綠營汛塘的功能，據許雪姬指出，分防汛兵的職責主要在緝捕盜賊、防守驛道、護衛行人及稽查奸宄等工作，他們不能隨意離開汛地，更不準隨便調動，只在汛地訓練，以專責成。⑥許雪姬：《清代臺灣的綠營》，第323 ～327 頁。由此看來，在半線汛、西螺塘、大肚塘和大武郡塘等陸路塘汛地點，應該已經聚集相當程度的漢人數量，地方武官遂決定在此稽查來往的漢人行徑。

康熙三十五年（1696），全臺兵額進行調整。據高拱乾《臺灣府志》載，半線汛改為目兵170 名，鹿仔港汛也調降為步戰守兵55 名，⑦［清］高拱乾：《臺灣府志》卷4《武備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年，第71 ～73 頁。彰化地域共計調減125 名綠營兵，僅余225 名目兵。調減原因或許和高拱乾《臺灣府志》中如北路營有“步戰守兵一千名（內撥歸鎮閩將軍標兵六十名）”或水師左營“步戰守兵一千名（內撥歸鎮閩將軍標兵一百名）”的注記有關，⑧［清］高拱乾：《臺灣府志》卷4《武備志》，第71、72 頁。因為將臺灣各營抽調60 至100 名營兵移撥到福建將軍標營，故全臺各處汛塘員額都有重新再配置，整體兵力反而較清治初期更為減弱。到了康熙四十三年（1704），由于文武官員偏安府城的問題，地方官員奉文歸汛，北路營參將不得不將營署從佳里興（今臺南市佳里區）和知縣衙門共同移歸縣治諸羅山（今嘉義市），⑨［清］周鐘瑄：《諸羅縣志》卷7《兵防志》，第116 頁。并于此地建立營柵，隨著北路營的軍事中心與彰化地域距離縮短，掌控彰化地域的效率應該也有些許提升。

綜合來看，彰化地域作為康熙年間的邊遠險要之地，顯露出清王朝的治理特色有二：第一，在防戍規劃、營柵選擇、兵丁來源上持續受到鄭氏政權時期的影響，設汛添兵的地理位置可能也透露出彰化地域人口較為密集的地區是西螺、大武郡、半線與大肚等四個地區；其次，由于諸羅知縣仍然在臺灣郡城內辦公，文官系統仍未正常施行運作，郡城與彰化地域距離窎遠，能夠對邊區進行有效統治的基層政權力量應為綠營武官與汛兵。這反映出在清朝統一臺灣后初期，彰化地域實際上是以綠營下層武官配合分散點狀式的水陸防汛來鞏固村莊社會秩序。

（二）康熙五十年至雍正元年（1711—1723）的綠營防務

康熙五十年（1711），地方官府為了緝拿洋盜鄭盡心，除了將戍守防區展界至淡水等地外，同時也將原本駐守半線的千總調撥至諸羅縣治隨防，并調撥北路營守備一員駐扎在半線。這一調動措施，可能是為了因應康熙中期以來，半線已由村莊轉變為街市，是當時臺灣中部與北部唯一的貿易中心。半線守備的官秩為正五品，屬于中級武官，其職責除了兼轄地方外，更要每季巡查汛塘一次?？滴跷迨辏?717），半線守備游崇功又請準帶隨防把總一員，以資調遣，武官員弁人數又一次增加。從提高武官職級與陸續增加武官員額來看，清廷漸次將戍防重心轉移至彰化地域，半線的武備規模由汛級提升至營級，雖然目兵人數未見記載，但推估應有些許增加。

康熙五十年（1711）的武備防汛調動略大，除了將兵力拓展至淡水等地外，在陸路防汛上還在西螺塘已有目兵6 名的基礎上，于彰化地域內更沿著南北往來的縱貫道路，①黃智偉：《統治之道——清代臺灣的縱貫線》，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99 年。另增設南社汛目兵4 名、海豐港汛目兵5 名、東螺塘目兵5 名，此四汛隸屬于斗六門把總兼轄。②［清］周鐘瑄：《諸羅縣志》卷7《兵防志》，第117 頁。另，大肚塘置有目兵8 名，不久設置的大武郡塘也有目兵5 名，新增的塘汛有二林汛目兵8 名、鹿仔港汛目兵8 名、燕霧塘目兵5 名以及牛罵塘目兵10 名。上述各汛塘是由半線隨防把總兼轄?？偟膩砜?，彰化地域的陸路防汛若不算半線營盤，合計有10 座汛塘，計有目兵64 名，其中有7 座是在康熙五十年（1711）新設。

在沿海的水師塘汛則增加了海豐汛、三林汛等水師汛，并且和鹿港汛的建筑設施相同，都有建置炮臺、煙墩、望高樓各1 座?？滴跷迨辏?711），三林汛（約為今彰化縣芳苑鄉一帶）成為水師汛在彰化地域的扼要據點，其建置原因據《諸羅縣志》記載，是“查鹿仔港近年沙壅，港口淺狹；三林港原系鹿仔港汛巡邏，港道稍寬，且居鹿仔、海豐二港之中。將原設鹿仔港分防把總兵船移調三林港”③［清］周鐘瑄：《諸羅縣志》卷7《兵防志》，第122 頁。。這說明三林港汛受到鹿仔港港口淺狹的影響，成為安平協左營把總兵船的駐在地。三林汛水師兵力為70 名，但其中20 名分防鹿仔港汛，另有10 名分防海豐港汛，實際駐防目兵為40 名。三林港汛在南風盛發時，還要和笨港汛輪撥哨船前往淡水、雞籠游巡，至北風時撤回原汛?？滴跷迨晏碓O的海豐港汛，原先是由笨港汛巡邏，由游擊、守備按季輪更管轄，設置的原因是此地為“取汲之所”④［清］周鐘瑄：《諸羅縣志》卷7《兵防志》，第122 ～123 頁。。

整體而論，康熙五十年（1711）陸路塘汛增加了7 座，水師塘汛也增加了2 座，顯然是因為當時地域社會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從《諸羅縣志》的相關記載來看，綠營汛塘的軍事力量必須更為密集地部署在彰化地域：

于是四十三年秩官、營汛，悉移歸治；而當是時，流移開墾之眾已漸過斗六門以北矣……蓋數年間而流移開墾之眾，又漸過半線、大肚溪以北矣。此后流移日多……以去縣日遠，聚眾行兇，拒捕奪犯，巧借色目以墾番之地、廬番之居、妻番之婦、收番之子。番畏其眾，強為隱忍……⑤［清］周鐘瑄：《諸羅縣志》卷7《兵防志》，第188 ～190 頁。

康熙四十三年（1704），大量移民越過斗六門，涌進虎尾溪以北地區，因而在彰化平原增加6 座陸路汛塘及2 座水師汛塘，未隔數年大肚溪以北也有移民大量流入，又在大肚塘的北方添設了牛罵塘。這些區域因為行兇拒捕的兇惡之徒增加兼且漢人拓墾時欺凌平埔族原住民，治安問題甚為嚴重，臺灣綠營將官決定增塘加兵來因應漢人移民的墾殖與偷渡活動，藉由共計14 座的水陸汛塘，來維系虎尾溪至大甲溪間的番漢族群秩序。

三、雍正元年至十年（1723—1732）彰化設縣后的增編

康熙末年至乾隆年間，沿山地帶時常發生生番殺害民人的惡性案件。雍正三年（1725），福建巡撫毛文銓奏稱：“臺灣又有生番之患，查生番雖跋扈飛揚之事從來所無，但殺害人民歷年不一而足，即本年亦三、四見矣。臣檢查卷牘，凡系生番殺害人民之案，十有九懸，緝拿究抵甚屬寥寥?！雹倥_北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折》第5 輯，1977 年，第390 ～391 頁。民人投報生番殺人案件時，雖然屬于命案糾紛，但受限于生番為“化外之民”，居住在番界之外等因素，此類命案不太能夠順利經由司法途徑進行解決，僅能以建置武力組織的方式進行防御與懲處，其中尤以綠營的塘汛兵為主體。

雍正元年（1723）八月八日，兵部議覆巡臺御史吳達禮奏請在半線設縣一事，②《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卷10，臺北：華文書局，1964 年，第166 ～167 頁。彰化縣的設立正式獲得朝廷的認可，但彰化知縣實際來臺已是當年十二月了。③彰化縣實際設立在雍正二年（1724），雍正十一年（1733）彰化縣守備改為北路協副將駐守。參見［清］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卷10《兵制》，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年，第315 ～317 頁。新設縣治是否會影響該地的兵備規制？巡臺御史吳達禮在奏折中，建議將臺灣鎮標營兵移駐半線，加強新設縣治的武備兵力，但無后續兵部覆議的結果，無法確定是否執行。但是，雍正二年（1724）福建水師提督藍廷珍在奏疏中提到，當時彰化縣治已經有280 名汛兵，較康熙三十五年（1696）記載的170 名汛兵有所增加。由于《諸羅縣志》并未有半線營盤員額的記載，因此推測設縣以后半線營盤應是擴增員額至280 名。藍廷珍奏折中尚且提到：

查鳳山、諸羅二縣去府尚近，其存營額兵常有伍百余名。彰化所治之地番漢雜處，又多僻徑荒山，□人易于藏匿。臣愚以為應增兵貳百貳拾名，使足伍百名，庶形勢稍壯，足以懾服番人，且使僻遠村落知縣治屯有重兵，不敢聚匪類，所關尤非細故。④臺北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折》第3 輯，第121 ～123 頁。

藍廷珍顯然認為，相較于鳳山縣和諸羅縣的存營額兵500 余名而言，半線的存營額兵應該增兵至500 名才足以懾服番人與匪類。這說明武備規制的調整，除了與地方動亂有所關聯，同時也與文官設置交相呼應。另外，彰化縣設縣初始的駐防兵米并非由彰化縣衙供應，而是先從諸羅縣的正供粟石內撥給，仍猶待彰化縣田園升科時，才停止諸羅縣衙的協濟。⑤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編：《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第9 冊，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 年，第316 ～320 頁。

雍正四年（1726），發生水沙連兇番骨宗戕殺民命事件，引起沿山地帶村莊社會的治安危機，臺廈道吳昌祚帶領諸官兵、番壯由府城分路進剿。該事件的爆發，反映了彰化縣武備兵力不足的窘境，水沙連事件的善后事宜可能也改變了兵額的數量。據巡臺御史索琳的奏疏詳述：

本月⑥按，十一月。十六日道臣吳昌祚等調領官兵、番壯，自府治先發，臣于十八日選帶丁役十二名，自備行糧，亦從臣署起行。至二十六日入牛相觸番境，渡阿勃泉溪而抵竹腳寮，與道臣吳昌祚官兵會札于虎尾溪陽，……臣與道臣吳昌祚隨撥同知臣王汧領熟番三百名，并同知臣王汧自募民壯一百五十名，由北港、南投崎抄入番巢之后，候令進發，仍調參將臣何勉、千總呂奕、把總王提帶兵二百名聯絡接應；一撥守備臣鐘日升、把總游金闕帶兵二百名、熟番三百名，由南港水沙連之前路竹腳寮候令進發，仍撥千總蔡彬、把總莊子俊帶兵一百名、熟番五十名尾后接應；一撥守備臣楊鈐帶兵一百名駐札于兇番之戚屬樸仔籬社傍，以覘動靜，仍撥把總任林五帶兵五十名駐札于鄰近樸仔籬之貓霧捒社，以備應援。臣與道臣吳昌祚率守備臣張文耀、千總傅云章、臺灣府經歷左懋源、諸羅縣革職留任典史趙大章、功加朱紹雄、張厚、林天成、張世俊、許績、張俊、黃恩、效力外委王廷桂等，統兵一百八十名、民壯一百名、熟番二百八十名，由南港竹腳寮進。督臣查自竹腳寮以至水沙連之中港，路雖百有余里，而其間深溪疊阻，加以崇山峻嶺，密箐深林，軍糧實難載運，除運糧官彰化縣知縣臣張縞派撥熟番負十日兵糧隨行，仍陸續運濟外，臣與道臣吳昌祚躬率官弁、兵役各再身裹五日口糧，徒步進發。前后兩路官兵統令十二月初三日進攻，期于水沙連內中港水里社會合，仍撥千總劉弘量帶兵彈壓彰化縣治，并留把總陳士祥、鄭捷、效力外委阮邦貴領兵八十名駐守竹腳寮營盤，令臺灣縣縣丞馬麟趾散給兵糧。①臺北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折》第7 輯，第288 ～292 頁。

據其所述，討伐之兵力計有綠營兵830 名、民壯250 名，以及熟番930 名以上，共計至少2010 名（見表1）。這與閩浙總督高其倬、福建巡撫毛文銓等人在十月時上奏的戰力規劃——綠營兵800 名及熟番1200 名在數額上甚為符合，②臺北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折》第6 輯，第744 ～746 頁。其中的差異是將熟番兵力挪移部分改由250 名民壯擔綱（征調民壯亦為當時地方官府平定動亂的重要武力之一）。再者，鎮壓兇番的主力并非仰賴綠營營兵，省級督撫應是考慮到內山作戰艱巨因而大量采用熟番武力。帶領600 名熟番進剿的，是淡水營守備以及淡水同知，另外330 名熟番是由臺灣道與鎮標千總統率。這些熟番是淡水是由臺灣南路征調過來平亂，還是由彰化縣本地熟番出力，文獻無載，不可征考。

表1：剿撫水沙連骨宗事件武力調度統計表①資料來源：臺北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折》第7 輯，第288 ～292 頁?！安⒘舭芽傟愂肯?、鄭捷、效力外委阮邦貴領兵八十名駐守竹腳寮營盤，令臺灣縣縣丞馬麟趾散給兵糧”中的80 名兵丁，可能是臺廈道吳昌祚從府治帶來的180 名兵丁分撥的，因此不計入。

在兵力部署上，分以南北路進剿、周遭接應以及軍糧運輸來配置。其中，以南路為進剿主力，即從南港竹腳寮進入水沙連的巡臺御史、臺廈道及鎮標守備所率兵力，有1060 名，其中綠營兵僅有380 名；北路是由淡水同知王汧、淡水營守備鐘日升率領450 名熟番和民壯包抄圍剿。這個配置是以文官領衙統率鎮壓，北路營參將何勉在武官中擁有最高品級，但僅領兵200 人負責聯絡接應工作，半線守備楊鈐與半線把總任林五也僅帶領少量兵力，在遠離戰場的樸仔籬社、貓霧捒社等觀察動靜，并不正面參與征戰。實際率兵征討者，應該是鎮標守備張文耀和淡水營守備鐘日升。

水沙連之役透露出雍正年間除了綠營等武力，熟番的武力受到高度重視，甚至連民壯的武力也都加以運用。整體而論，彰化縣發生較大動亂時，仍是仰賴臺灣各地將官與兵力為彈壓重心，半線營盤兵力正如藍廷珍所說，不足以威懾與彈壓地方。

事件結束后的第二年（1727），閩浙總督高其倬由于“北路水沙連番既經剿懲，臣行令總兵陳倫炯酌于要隘之處增兵防守，該總兵會同文員查明應防數處，而欲抽兵百名竟不能得”，奏請將臺灣綠營300 名馬兵裁去，改為添設300 名步戰兵及400 名守兵，雍正皇帝朱批：“此論是?！雹叟_北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折》第8 輯，第475 ～477 頁。此后，臺灣綠營應是增兵400 名，但是員額如何配置并沒有相關記載，但增兵的目的既然是為了嚇阻水沙連生番頻繁制造殺人事件，彰化縣沿山汛兵的數量應該會有所增加。

四、雍正十一年至乾隆初年的界外設汛

水沙連之役結束后才五年，雍正九至十年（1731 ～1732）彰化縣又爆發大甲西社事件，以及接續的沙轆社、牛罵社等“番亂”。由此，大致可以想見藍廷珍、高其倬對于半線兵額過少的顧慮，確是基于地方治理的考慮所提出的建言。在福建總督郝玉麟等奏準的《為敬陳臺灣善后事宜等事》中，記載了雍正十一年（1733）的營制改革事項：

又北路地方番社眾多，稽察宜嚴，官兵分防不足以資防范，參將準其改為副將。再添設都司一員、守備一員、千總四員、把總八員、兵一千二百八十名，合原額設共二千四百名，分為中、左、右三營?！宰鬆I守備一員、把總二員、兵四百五十名駐札諸羅縣治，千總一員帶兵一百名分防斗六門等汛，把總一員帶兵五十名分防竹腳寮及南北投等處?！睂ьI千總一員、把總三員、兵五百四十名駐札彰化縣治，以中營都司一員、把總一員帶兵二百五十名駐札貓霧捒。②［清］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卷10《兵制》，第315 ～317 頁。

彰化縣域的營制更定，可以分為武官職級與營伍編制等細述：

在武官職級上，北路營參將改為北路協副將，并帶領千總一員、把總三員，說明臺灣北路的戰略地位進一步受到清朝的重視。再者，北路協衙門由諸羅山移駐半線，統率中樞的位移，應是認為半線能夠更有效率地掌控北路整體的治安問題；彰化縣的最高官員，也由原先的正五品守備改為從二品副將，副將的官秩品級僅次于臺灣鎮總兵，反映北路協標所在地址應是僅次于府城的第二軍事中樞。較為特別的是，雍正十一年在貓霧捒汛又有中營都司一員及把總一員，貓霧捒汛由正四品都司之中級武官管轄，亦是表現出清廷重視生番殺人事件所做的調整。

在營伍編制上，新建置的北路協標共設有左、右、中共三營，增添兵力1280名，共計有步戰守兵2400名，其中駐守在彰化縣治的兵額由雍正二年（1724）280 名增加到540 名，與雍正二年藍廷珍的建議大略相符，臺灣各縣治的營兵數量取得平衡的態勢。

營伍編制有兩項特點值得特別注意：

第一，北路協標左營新設置南北投汛由把總一員帶兵50 名分防于此，郝玉麟規劃此汛是為了防堵生番勢力的出沒，該汛分防范圍包括竹腳寮及南北投一帶。若是參照雍正二至十年（1724—1732）《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不難發現，南北投汛的設置地點其實是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豎立番界石碑之外。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記述了番界設立的情形：

康熙六十一年，官斯土者，議凡逼近生番處所相去數十里或十余里，豎石以限之；越入者有禁?！妨T之小尖山腳、外相觸溪口、東螺之牛相觸山、大里善山、大武郡之山前及內莊山、半線之投捒溪墘、貓霧捒之張鎮莊……，亦俱立石為界。①［清］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卷8《番界》，第167 ～168 頁。

其時全臺番界石碑計有54 處。從《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可見，界碑豎立的地址如外相觸溪口、牛相觸山、大里善山等處，皆是通往內山的隘口要道，當時各處界碑應即是豎立在入山的路徑旁。閩浙總督郝玉麟規劃南北投汛弁兵的游巡范圍也都是在界外番地。

界外塘汛的建置，反映出郝玉麟已經放棄康熙六十一年劃定的番界，因為康熙六十一年豎立界碑地址的大里善，最晚在雍正四年（1726）已由漢人拓墾成“大里善莊”。閩浙總督高其倬奏折中提到：“大里善莊莊民黃賢亮等十一人被番殺死，燒房八所，焚死耕牛九十七只?！雹谂_北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折》第6 輯，第527 ～529 頁。從僅是被焚死的耕牛數量都接近100 頭來觀察，大里善莊開辟田園的面積應該相當大，與廣大的田園耕作范圍相對應的漢人數量，應該也相當的多，而這一拓墾情形距離豎石立界也只是短短的4 年時間。更有可能的是，大里善莊在制定番界政策以前，就已建莊在沿山地區了?？傊?，郝玉麟不太可能繼續堅持康熙末年設立的番界，而是轉為考慮地方社會的發展實況，決定在番界之外的南北投社附近設立防汛，以防范生番殺害或侵擾這些在界外建莊的漢人與熟番，避免命案的發生。

其二，在貓霧捒汛有汛兵250 名駐扎于該營盤，③［清］尹士俍：《臺灣志略·武職營規》，香港：香港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114 頁。貓霧捒汛所在地址即是康熙六十一年（1722）番界石碑設立地之一張鎮莊一帶，在員額編制上明顯比重較大，目兵數量僅次于彰化縣治與諸羅縣治。這一措施，應是官員們注意到僅依靠雍正九年（1731）設置的貓霧捒巡檢司及其民壯游巡沿山地帶并不足以防御生番，再加上總督郝玉麟奏準大幅裁革文職衙門的多數民壯，勢必要在武備上有所增強，避免地方武力的失衡，形成秩序危機。

尹士俍《臺灣志略》及后續的幾部府志的記載，透露出自雍正十一年（1733）營制改革后至乾隆年間，武官職級與營伍編制其實仍然有所調整。首先，尹士俍《臺灣志略》清楚地指出，乾隆初年營制的最大調整是沿山防汛的兵額配置，改為設置千總一員及兵85 名分防南北投汛，④南北投汛在乾隆初年時也正式由北路協右營劃歸為中營管轄。參見［清］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卷9《武備》，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年，第370 頁。并添置把總一員和兵100 名分防柳樹湳汛。⑤［清］尹士俍：《臺灣志略·城垣臺寨》，第120 頁。南北投汛（原本員額為50 名）與柳樹湳汛，總計新增135 名兵力，是裁減彰化縣治與貓霧捒汛的兵額而來。其次，半線協標的額兵數量雖然遭到裁減挪移至沿山添汛之用，但乾隆六至二十七年（1741—1762）半線協標皆由安平水師協標貼防員額，兵額都順利保持著雍正十一年郝玉麟規劃的數目，即540 名。①［清］尹士俍：《臺灣志略·武職營規》，第114 頁；［清］范咸：《重修臺灣府志》卷9《武備》，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年，第297 ～298 頁；［清］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卷9《武備》，第370 頁。再次，蓬山汛置兵有100 名，為沿海規模較大的防汛，雖位于淡防廳行政轄區內，但其職責內包含游巡牛罵、沙轆、大肚等處。在當時南北交通要道作如此的規劃，透露出地方官府對于縱貫要道的治安控制顯得較為放心，因而在大肚臺地以西除了汛塘之間員額的互調外，并無任何增兵配置的措施。

乾隆初年，將中軍都司由貓霧捒汛移駐半線協標內，而改派千總分防貓霧捒汛，目兵額數也由250名調降為165 名。②［清］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卷9《武備》，第370 頁。值得注意的是，雍正十一年（1733）至乾隆初年間，綠營在營伍部署上一直著重在北路協標存營兵額與員弁層級的鞏固，并且也相當留意在沿山防汛上的配置。

五、結語

本文闡述清王朝透過在臺灣建置與整編綠營汛塘制度，并且兼而運用漢人與熟番的地方武力系統，進而維系臺灣府彰化縣以及番界之外的整體社會秩序。

康熙末年時為因應閩粵移民的墾殖與偷渡活動，臺灣中部的彰化地域已設立14 座水陸汛塘，維系沿海與內陸地區的社會秩序。雍正年間彰化正式設縣以后，兵力首先在縣治所在處增編存營兵，其后由于生番為“化外之民”，居住在番界之外等因素，人命案件并不經由司法途徑進行解決，僅能以建置武力組織的方式進行治安的維系，其中尤以綠營為主體。

從雍正十一年（1733）開始，沿山地區的原住民治安事件更為頻仍發生，乾隆初年綠營又進行大幅度的營制變革，進一步在沿山地帶設汛增兵，甚至是在番界之外設置防汛，以因應番界沿線的族群沖突。③許雪姬：《清代臺灣的綠營》，第20 ～21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