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融合到共生：基于知識創新的軍民科技情報協同演化路徑研究

巫孝君 楊寧

1. 成都理工大學工程技術學院 樂山 614000；

2. 核工業西南物理研究院 成都 610041；

3. 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化工材料研究所 綿陽 621000

引言

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在理論創新、體制創新、人才創新等諸多創新活動中，科技創新尤為重要，它是推動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保障[1]。當前，我國正大力實施國家創新體系建設，以國防科技為代表的國家科技力量仍面臨著創新能力不足，國防和地方科技融合度不高，軍民科技對國防建設和經濟社會發展支撐能力不夠等問題，業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阿喀琉斯之踵”。

隨著軍民融合、創新驅動發展相繼上升為國家戰略，以協同創新為價值核心的軍民科技活動具備了更明確的政策引領和實施依據。準確把握軍民科技情報協同內涵，明確軍民科技情報協同價值目標，從知識創新視角探究軍民科技情報協同演化路徑，既是落實國家發展戰略的根本遵循，也是破解軍民科技深度融合難題的重要手段。

1 國內外相關研究

冷戰結束后，美國公共政策制定者正試圖同時實現兩個極其困難且看似對立的目標（seemingly opposing objectives）：減少國防預算，同時節省國防工業人力、技術以及基礎設施成本開支，通過將其轉化為靈活的商業基礎設施，以支撐國防和非國防發展需要。Brandt[1]提出了軍民兩用技術概念（dual-use technology）并分析了其在國防科技工業持續實力（continued strength）建設中的應用，通過平衡法案（balancing act）為華盛頓如何解決棘手問題提供了富有見解的解決方案。Zartsdahl[2]測量了歐盟外部行動中軍民科技協同效應程度，并將該理論應用于共同安全與防御政策（CSDP）下的歐盟參與案例研究中，研究發現：歐盟孤立的指揮結構阻礙了各機構之間的協同，與外部合作相比，軍民科技情報協同的作用更為明顯。Ramos[3]以伽利略衛星系統為評估對象，認為國家、跨國公司的知識創新中心是科技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它們之間的情報協同和相互作用有利于民間和軍事技術的內生發展。隨著軍民兩用技術理論的廣泛應用，發達國家二元技術發展模式不斷被打破，其軍民科技情報流通不暢、產業協作水平低等問題得到明顯改善，逐步形成了私營公司主導，包括未來預測、國家競爭力提升在內的廣泛、系統化的軍民科技情報協同創新網。20 世紀末，發達國家私營企業與軍隊之間不斷加強的科技合作趨勢也逐漸向其他國家蔓延。1998 年，韓國啟動了基于私營企業與軍隊協同的兩用技術項目（dual use technology program），解決了重復投資問題，促進了技術轉讓。同時，通過軍民兩用技術標準化及科技信息交流節省了大量國家預算，并促使經濟增長得以實現。韓國還制定了國防改革計劃，制定了未來軍隊建設的藍圖，增加了私營企業的參與度，成立了國防采辦項目管理局（DAPA），加強了國防機構與民營企業科技情報協同的支持力度。Geun[4]從國防科研角度分析了軍民科技情報協同創新的必要性，認為韓國可以通過吸納（assimilation）、吸收（absorption）和改進（improvement）國外技術情報來促進本國經濟快速增長，但重點是要在知識創新上使私營企業和軍隊形成有效的技術合作，通過激活軍民兩用技術策略，擴大合作范圍，改進任務執行方式，面向未來發展提升軍民科技創新能力。Bae[5]通過對“多部門合作技術發展計劃”進展和現狀進行調查，指出了韓國軍民合作（civil-military cooperation）進程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了進一步加強各部委合作，擴大軍民科技情報合作范圍的實施路徑。

國內，李榮等[6]從工作協同、知識協同、情報能力協同、外部資源協同方面構建了面向協同式戰略情報研究的情報服務體系，以支撐跨領域跟蹤與預測活動的有效開展。王耀杰等[7]根據反恐情報協同共享需求，將區塊鏈技術和聯邦學習引入大數據反恐情報研究中，并設計了一套基于“區塊鏈+聯邦學習”的反恐情報協同共享體系。安璐等對比美、法、英、俄等國，針對我國國情設計了反恐情報工作協同組織架構，以促進各職能部門在情報共享前提下開展跨部門協同，將社會力量納入組織體系中以加強反恐情報協同能力，構筑全民反恐態勢。王康[8]在分析技術競爭情報協同服務要素基礎上構建了基于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的技術競爭情報協同服務模式。周旭[9]以重慶市為研究對象，深入分析了軍民協同創新產生的機制與存在的問題，提出動力、競爭與合作、調控三大創新機制，構建了軍民兩用等創新模式。綜上，可以看出國內外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軍事情報、競爭情報、反恐情報、應急情報協同等方面，專題研究軍民科技情報協同的成果尚不多。

2 軍民科技情報協同目標及現實意義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研究員Gloor[10]曾將“協同創新”定義為：由自我激勵的個人或組織所組成的網絡小組形成集體愿景，并借助網絡交流思想、信息及工作狀態，合作實現共同目標。從本質上說，任何創新都是要實現不同要素或資源的融合，高質量的創新必定是以不同主體、對象間的有效協同為前提。軍民科技創新是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內涵源于軍民深度融合和科技情報協同：由于國防和地方科研系統雙方在管理、成本、技術和市場等方面存在諸多差異，因此將國防與地方科技創新要素相結合，能更好促進軍民產品或服務研發，實現科技資源合理高效配置，使軍民雙方共擔研發風險、共享成果收益，最終實現軍民科技協同創新效益最大化[11]。

2.1 軍民科技情報協同的目標

軍民科技情報協同是以科技情報為主要對象，以協同思想為指導，綜合運用系統科學方法促使多源、多維情報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內，按照一定規則實現有序流轉和高效增值?？萍记閳髤f同是軍民科技創新的關鍵，是創新效益能否發揮的決定性因素?？萍记閳髤f同可以加速軍民科技知識更新，減少市場不確定性帶來的風險，降低軍地科研系統合作中的交易成本，雙向提升軍地科研系統的運行效率[12]。

軍民科技情報協同總體目標是在國家重大戰略指引下，以協同思想為指導，綜合運用系統科學方法促使創新主體通過跨區域、跨系統、跨部門整合國防和地方科技創新要素，以共同實現軍民科技產業科學發現、知識增值、技術創新和績效提升[13,15]。軍民科技情報協同創新就是要在軍民融合和協同創新發展戰略共同作用下，使各創新主體以情報共享和技術協作形式聚集科技創新資源，將知識創造與技術革新進行協同整合，使國防和地方科技系統破除制度和技術障礙，在軍民科技創新環節實現優勢互補、協調發展，增強科技創新原生動力，最終實現軍地科學研究共同發展。

2.2 軍民科技情報協同的現實意義

2.2.1 軍民科技情報協同是軍民深度融合的必然要求

當前，我國軍民融合正處于由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發展的關鍵時期，軍民融合內容涵蓋科技融合、智慧融合、制造融合、資本融合以及服務融合等多個方面。其中，科技情報融合在軍民兩用技術雙向轉化方面作用明顯，是軍民深度融合的發動機和助推器，軍民科技情報協同不僅能夠“軍”帶“民”，更能以“民”促“軍”。因此，軍民科技情報協同是軍民深度融合的重要內容和具體體現，也是軍民融合邁向更高層次的必然要求。

2.2.2 軍民科技情報協同是創新驅動發展的重要內容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就國家創新體系建設進行全面部署，明確提出建設各類創新主體協同互動、創新要素順暢流動、創新資源高效配置的創新生態系統。軍地科研系統要以軍民科技情報協同為抓手，建設軍民科技協同創新平臺，構建從基礎研究到關鍵技術研發再到集成應用的知識創新鏈，形成軍民共用技術項目聯合論證和合作實施模式，建立產學研相結合的軍民科技創新體系[14]。

因此，軍民科技情報協同總要求是既要推動國防科技系統融入國家社會經濟發展大局，也要吸納地方科技系統更有效地為軍工創新和國防建設服務，其核心是打破雙重體系和制度藩籬，重點是使軍民科技情報資源合理分配，提升國家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

2.2.3 軍民科技情報協同是區域協同的具體表現

在國家區域協同發展戰略指引下，軍民科技情報協同被賦予了新的內涵：新時代軍民科技情報活動不但要破除制度藩籬和利益羈絆，還要不斷突破地域、組織邊界的限制，從強調單獨域內創新向跨區域協同創新轉變。要使區域內部和區域之間不同創新主體共享科技情報資源，協同開展科技創新活動，最終形成彼此協同、相互促進、共同依存的軍民科技協同態勢[16]。

3 基于知識創新的軍民科技情報協同理論模式

知識創新是指各創新主體通過開展包括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在內的各類科學研究活動，以獲取新的科學技術知識和先進發明創造，并施以應用的過程。知識創新是科技進步的基礎，是產生新技術和新發明的源泉，是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谥R創新的軍民科技情報協同是以科技發明與創造、知識發現與應用為核心的科技情報共享和科研協作過程，以提升軍民科研創新能力為協同目標，具體表現為通過軍民科技情報大力協同明顯提高科技資源搜集效率，降低科技情報檢索和獲取成本；通過平臺共享，節約高成本科研設備的重復投入，提高科技資源的整體利用效率；通過軍地科技系統間科技情報技術成果轉讓，降低技術研發成本；通過軍地聯合攻關情報協作，共同助推軍地科研系統創新能力提升。

根據德國物理學家哈肯的闡釋，協同是指功能、組成、目標等各不相同的子系統，在一定機制作用下相互協作形成在結構、特征上的整體一致性，到達1+1＞2 的效果[15]。馬捷等[17]根據組織狀態將情報協同分為自發性協同與非自發性協同，并認為情報協同是情報活動主體與客體之間的情報交互過程，其交互形態可以通過“節點”與“節點”之間的“聯系”所構成的網絡來表示。圍繞軍民科技組織內及組織間的知識創新活動，軍民科技情報協同的基本理論模式可分為中心協同、對等協同、組群協同三種類型，分別見圖1、圖2、圖3，圖中國防科研組織用M 表示（military）；地方科研組織用C 表示（civil）；FI 表示情報流（Information flow），一般為雙向流動；CHi表示知識創新鏈（Innovation chain）。

圖1 軍民科技情報中心協同模式（C 模式）

圖2 軍民科技情報對等協同模式（S 模式）

圖3 軍民科技情報群組協同模式（G 模式）

3.1 軍民科技情報中心協同模式（C模式）

中心協同系指以國防科研組織（M 節點）為中心的端到端的科技情報協同模式，M 分別和C1、C2單獨開展一對一的科技情報共享和/或科技研發協作，雖然M 是中心節點，但一般只負責情報接收和/或轉發。這種模式的特點是情報協同需求簡單，協同目標明確，協同干擾?。▍f同情報粒度細、協同環境優越），即使協同能力不太強的組織也能以此模式開展相關合作。

3.2 軍民科技情報對等協同模式（S模式）

在對等協同模式下，M 不再是情報傳遞的中心，相反，M和C在情報交流中處于等勢地位，M 本身要參與C1、C2 的協作，但C1 與C2 亦可圍繞某一協同目標單獨或在M 授權下實施開展情報對接互動，知識創新鏈上各節點可以不分主次、頻繁高效地開展情報互動，此模式具有較高穩定性，一般協同技術較為成熟，各創新節點既要接受情報，還要組織存儲、分析判斷、傳遞轉發情報。

3.3 軍民科技情報群組協同模式（G模式）

群組是關于某一類具有相同特征的事物集合。Ridgeway[18]認為提供支持和完成任務是群組形成的兩個基本動因。在群組協同模式下，國防科研組織M1 和M2 為實現某項特定的科研目標任務而組成相互支持的臨時性虛擬組織，基于顯性或隱性的規則管理著群組各成員的活動行為，在群組內形成高質量的創新閉環。與此同時，群組作為“有邊界的社群”[19]在內部高度協同的同時，基于知識創新需要也接納群外C1、C2 的情報協作請求，并主動尋求外部支持和合作。

對以上三種協同模式進行簡單小結，見表1。需要特別強調的是：三種模式是軍民科技情報協同的基本理論模式，在軍民科研實際場景中，常表現為三種基礎協同模式上的不同組合。

表1 軍民科技情報協同理論模式對比

4 軍民科技情報協同演化機制及路徑

強勁的科技創新能力是一個國家、地區持續保持競爭優勢的內源動力。同時，一個國家、地區良好的發展態勢也會對科技創新活動產生正反饋效應，助推科技創新向更高層次發展?？萍紕撔卤旧砑词且粋€知識不斷流動、動態增值變化的過程，考察基于知識創新的軍民科技情報協同演化路徑對于提升軍民科技協同創新能力，加快國防、社會經濟發展具有實際重要意義。

4.1 軍民科技情報協同演化機制

在實際科研活動中，軍地科研組織之間的相互作用組成了各種復雜的創新網絡，節點之間的關系是不斷動態和復雜變化的，分析軍民科技創新網絡的形成、發展、漸進規律具有實際必要性。由于軍民科技系統是一個復雜創新系統，就一般意義而言，其合作也具有復雜系統的自組織特征，這種自組織行為是一個集聚擴散、循環上升的過程，同時，軍民科技情報系統還受到制度創新、功能耦合機制的制約。

4.1.1 系統自組織

軍民科技情報合作具有自組織性，表現在協同無需外界特定指令而能自行創生、自行演化，能夠自主從無序到有序進化，最終形成有序穩定的結構。軍民科技情報系統本身即是一個動態的復雜自組織系統，開放性和非平衡性是情報協同的前提，非線性相互作用是其基本特征。作為開放系統，它為科技情報共享和科技研發合作創造條件，系統內外基于創新的情報流轉使自組織雛形產生。在相互作用下，軍民科技情報系統能夠維系自組織結構并發展出新的多樣性，從而不斷鞏固既有系統的有序關聯性，推動系統整體向更新、更高的功能模式演進。在系統自組織機理作用下，軍民科技情報系統及其子系統各要素相互競爭和協同，促使軍民科技創新績效明顯增強，并向更復雜空間系統演化。

4.1.2 制度創新

制度創新系指由社會生產力發展、原有制度的有限理性等因素引起的社會規范體系的選擇、創造、新建和優化過程。制度創新宏觀上可以促進社會經濟效益最大化；在微觀上，可以對不同創新主體的行動空間及其權責進行規范[20]。

制度創新是軍民科技情報協同演進的重要內因。在新制度確立前，散布于國防和地方系統的科研組織尚不能形成固定的協作關系，各創新節點僅能低效率利用外部原始資源開展低層次科研活動，即使個別創新主體能力突出，也不能保證獲取技術創新正效益的長期性。軍民科技融合中的制度創新是伴隨軍民融合、創新驅動、區域協同等國家戰略的提出，使集科技情報產品、科技情報技術、科技情報智力等要素于一體的軍民科技情報創新體系得以形成，確保了軍民科技創新系統內各創新主體節點資源的合理分配，提升了公共物品的外部經濟性，使軍民科技資源的效益價值得以充分發揮。

4.1.3 功能耦合

耦合系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系統或兩種運動形式之間通過各種相互作用而彼此影響的現象[21]。軍民科技情報系統即是相互依賴、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動態關聯系統，它以科技情報共享和科研活動協作的方式在國防和地方科技系統之間形成功能耦合關系。國防和地方科研系統也只有從國防和地方雙向融合提升的整體功能目標出發，才能更好調整各子系統的協同行為，最終在相互反饋、相互振蕩中實現軍民科研系統整體最大限度的相互適應與總體適配。

4.2 軍民科技情報協同演化路徑――基于知識創新視角

知識創新是新技術、新方案、新工藝的主要來源，貫穿科學發現、技術發明、理論創生、知識應用全過程。熊彼特創新理論認為，知識創新是對原有知識的重新組合和再次發現[22]，而知識重構和再現的前提是情報在組織內及組織間高效流轉和大力協同，情報生產過程本質上就是創新知識的產生過程[23]。利用情報協同理論模型，圍繞知識創新主線，分別從組織演化和行為演化兩個維度考察軍民科技情報協同的起源、發展、漸進過程，有助于準確把握軍民科技協同的時代內涵和價值取向。

4.2.1 軍民科技情報協同的組織演化

我國歷來有國防科技與民用科技相結合的傳統。在不同發展時期，軍民科技合作的深度、寬度和廣度有所區別，歸納起來大致可以概括為軍民兩用、軍民結合、寓軍于民及軍民融合等組織形式[24]，與之對應，由于科技情報流伴隨科研活動的全周期過程，軍民科技情報協同也先后經歷了軍民兩用情報交流、軍民科技情報結合、軍民科技情報融合等過程。

在新中國成立之初，軍民科技合作表現為強調軍民兩用技術在國防工業生產中的應用，重視發展軍用和民用兩套生產技術，“平時為民用生產，需要時將民用生產轉化為軍用生產”?！败娒駜捎谩鼻閳蠼涣髯鳛檐娒窨萍己献鞯碾r形，強調從技術通用性上實現國防和民用領域的合作，該階段的軍民科技情報合作無論是組織規模還是合作效果均處于初級階段。

改革開放后，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國策指引下，我國軍民科技情報系統圍繞“軍民結合、平戰結合、軍品優先、以民養軍”十六字方針，開始注重發揮國防科技系統的外溢性效應，使科技情報在滿足國防建設的同時也注重在民品開發中的應用，突出軍民科技情報結合，并為國防和經濟建設服務。

上世紀末，國內外形勢發生深刻變化，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任務日趨艱巨和迫切，寓軍于民協同組織強調通過國防工業體制改革，把國防科技工業納入民用工業基礎當中，逐步形成軍民兼顧、共同發展的格局，但由于國防工業體系明顯的技術信息正勢差，使得軍民科技情報協同演變為“軍轉民”的單方向合作。

無論“軍民兩用”“軍民結合”還是“寓軍于民”模式，軍民科技情報協同均表現為非對稱科技情報資源的單向流動。而軍民融合組織模式是將國防科技工業與民用科技工業相結合，同步優化軍地科技資源、人力資源配置，通過技術情報和生產成果共享，實現國防工業和民用工業知識、技術、制造、資本、服務雙向流動，共同促進國防建設和社會經濟發展。

4.2.2 軍民科技情報協同的行為演化

德國學者Serrano 等[25]認為科技創新是包括知識在內的相關創新要素進行系統優化并進行整合、互動的行為過程，科技創新過程本質上就是利用現有情報創生新知識的過程。在軍民合作初期，科技情報協同主要表現為有限范圍內的情報交流與共享，由于軍地科研組織常常以解決臨時性任務為目標開展情報交流，因而其交流溝通過程存在臨時性和不確定性。情報交流以中心協同（C）為主要方式，以實現軍地科研系統之間端到端合作，此階段新知識來源以自主創新為主。軍民科技系統依靠各自力量通過獨立研究開發而獲得核心技術并以此實現知識增值。在自主創新模式下，軍民科技情報組織常采取技術保密措施以確保自己在競爭態勢中處于領先地位，一般依靠自身力量整合科技情報開展研制、開發、生產，其科技創新活動具有明顯封閉性特征。同時，其封閉性特征又使得創新者需具備足夠的人財物資源以及領先的技術、生產和管理能力。所以，雖然國防科技組織在創新成果支配方面具有絕對權力，但由于自主創新策略實施門檻較高、研發獨立性強，其封閉性致使軍民科技情報協同難度大、協同績效低。

隨著科技情報交流數量和范圍逐步擴大，軍民科技組織雙方的資源協調需求不斷被提出，并愈加迫切，軍民科技情報交流逐步演變為知識溝通基礎上的科技資源有效配置和合作協調。此時，情報交流在中心模式（C）的基礎上開始發展出對等模式（S），知識創造在自主創新的基礎上突破傳統封閉式創新局限，逐步引入外部創新要素。由于科學研究活動日益頻繁及合作需求復雜度不斷加劇，軍民科技組織僅僅依靠自身內部資源進行技術創新將越來越難以適應快速變化的外部環境，因此軍民科技組織的知識創新由自主創新向開放創新演變的趨勢越發明顯。此時，軍地科技創新主體一方面主動積極發揮組織內部創新要素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更加注重吸納和接收組織邊界以外的創新資源，形成軍—民、軍—軍、民—民多主體、多角度的開放合作態勢。

隨著科技情報交流和科研資源協調內容不斷增加，科研合作協調效果明顯強化，軍民科技情報合作條件也隨之日益成熟，軍民科技情報合作由局部、臨時的交流溝通演變為常態化的全面配合與協作，此時軍民科技情報合作數量、內容、質量均大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表現為一定程度的穩定性和全面性。以知識創新為核心的情報中心協同（C）、對等協同（S）、群組協同（G）模式交替出現，并表現為較高的一致性。隨著國防建設和社會經濟發展對知識創新的依賴程度愈發提高，軍民科技創新也逐步向產業交叉、跨域融合、整體突破的協同態勢發展。軍民科技情報協同也越來越強調對國防和地方科技系統長期積淀形成的優質創新資源和創新要素激活和整合，由軍民重大科技創新引致的外溢效應和協同效應不斷釋放，軍地先進技術實現高效雙向轉化，最終促使國防和社會經濟集成同步發展。多主體、多要素、多渠道一體化互動的軍民科技情報協同成為國防科技和地方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

綜上，軍民科技情報協同以科技情報互惠共享、科研資源合理配置為起點，以軍民科研行為同步優化為著力點，不斷向跨行業、跨地域、跨系統的情報協同融合演進。在演化過程中，軍民科技情報知識、技術、資源、行為得以實現更高程度的整合和良性互動，科技情報由深度融合向相互依存、彼此競合的軍民科研共生體演化，見圖4。軍民科研共生體由軍地科研系統間的科技情報共享和科研活動協同組成，共生體的形成將有力促進軍民科研系統內部和外部的資源配置效率的極大提升，這種改進既提升了國防科研的創新能力，也使社會經濟效益倍增。

圖4 基于知識創新的軍民科技情報協同演化路徑模型

5 結語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世界各國之間的競爭越來越表現為科技實力的競爭。軍民科技情報協同是落實軍民融合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具體形式?；谥R創新視角，探究軍民科技情報協同路徑，不斷發揮情報協同帶來的規模效應和溢出效應，對實現更大范圍、更高質量的軍民科技融合，破解軍民科技協同融合難題具有直接現實意義。

軍地科研系統要繼續加強戰略對接，以促進情報交流、資源共享、成果轉化為重點，通過提高情報協同融合程度，加快科技創新要素流動提升科研系統知識創新能力，高度重視軍地科研情報協同，不斷優化軍民科技情報協同關系，積蓄軍民科技情報協同共生能量，為建設高質量軍民科技創新共同體賦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