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保障水平提升如何影響共同富裕？
——基于省級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

孫 群 徐秋晨 趙曉春

（安徽大學管理學院，合肥 230601）

扎實推進共同富裕已經成為黨和人民密切關注的重大議題。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到2035 年“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以及2050 年“全體人民共同富?；緦崿F”的發展目標［1］。共同富裕作為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核心內涵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這與社會保障的內在思想是基本一致的。社會保障制度以社會救助、社會保險和社會優撫進行兜底，保障人民基本生活；以社會福利、社會互助、慈善事業等提高人民享有的待遇水平。中國社會保障制度自改革開放以來，經過40 多年的發展，不僅功能日趨完善，而且形成了鮮明的中國特色。目前，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進入系統集成、協同高效階段，以覆蓋全民、統籌城鄉、公平統一、可持續發展為目標，向高質量發展方向邁進［2］。共同富裕就是要在做大“蛋糕”的基礎上分好“蛋糕”。社會保障制度作為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利用其生產性促進經濟良性發展［3］，做大“蛋糕”；再通過其分配性維護社會公平，分好“蛋糕”，不斷提高全體公民的幸福感和滿足感。因此，通過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不斷提高社會保障水平，有助于維護社會公平與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取得實質性進展，對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具有重要意義。

一、相關文獻綜述

共同富裕作為當下的熱點話題，其研究者大多集中在國內。相對于共同富裕本身的研究，國外學者則更加關注中國在實現共同富裕的過程中所提出來的“精準扶貧”“高質量發展”等政策的實踐價值。

首先，國內學者關于共同富裕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共同富裕的內涵界定、水平測度、影響因素3 個方面。共同富裕的科學內涵可以概括為以下4 個方面。一是共同富裕是全民富裕、全面富裕。共同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是所有人共同的富裕，是政治、經濟、文化、環境等方面都富裕［4］。二是實現共同富裕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是循序漸進的富裕［5］。三是共同富裕是共建共享的富裕［6］，全體人民共同奮斗，共享發展成果。四是共同富裕要兼顧效率與公平，遵守公平正義的原則［7］。在共同富裕水平測度方面，學者們一般都是通過構建指標體系對共同富裕水平進行測度。如陳麗君等人從共同富裕的發展性、共享性、可持續性出發，構建了3 個一級指標、14 個二級指標以及多個三級指標，并用極值法和加權法測算共同富裕指數［8］。也有學者基于共同富裕的發展、共享兩大特點，構建指標體系對共同富裕水平進行測算［9］。在共同富裕的影響因素方面，學者們從理論或實證的角度研究了影響實現共同富裕的因素，這些因素主要包括數字經濟［10］、普惠金融［11］、金融科技［12］等。

其次，國內外學者對社會保障展開了大量研究，主要可以分為對社會保障制度本身的研究、水平測度、影響因素以及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等4 個方面。社會保障制度作為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維護社會秩序的一項重要社會政策，最早起源于19 世紀末的德國，當時的社會保障制度主要是為了緩解勞資矛盾、維護社會穩定。隨后，社會保障制度在資本主義國家不斷發展，形成各具特色的3 種福利體制，即自由主義體制、保守主義體制和社會民主主義體制［13］。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在不斷探索中逐漸成熟和定型，形成了以社會保險為主體，包含社會福利、社會救助、社會優撫、社會互助等功能在內的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14］。在社會保障水平評價方面，有學者從質和量兩個方面來描述社會保障水平［15］；也有從社會保障的主要內容出發，通過構建指標體系來進行測度［16］。在社會保障影響因素方面，學者們通過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等方法考察公共支出［17］、國家政策［18］、居民消費水平［19］、城鎮化水平［20］等因素對社會保障的影響，并給出了促進社會保障水平提升的路徑安排。關于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學界尚未形成統一定論。例如Krivenko 和Tsvetkov 在分析俄羅斯的醫療保險制度之后，認為較高的醫療水平能夠促進經濟的增長和提高國家的福利水平［21］；而牟娟基于計量經濟學模型實證分析了社會保障費用支出對經濟發展的作用，結果顯示社會保障支出對經濟發展呈現抑制作用［22］。

最后，關于社會保障與共同富裕的關系研究。國外學者更加關注社會保障與收入差距之間的關系研究，而國內學者在此基礎上還注重對社會保障與共同富裕間的理論和影響路徑研究。共同富裕須借助社會保障統籌城鄉、協調區域的制度功能，調節收入分配格局，不斷縮小貧富差距，以實現全體人民的富裕。在社會保障與收入差距方面，國內外學者對社會保障與收入分配之間的關系仍然存在爭議。例如：Mahler 和Jesuit 用基尼系數來反映收入差距，研究社會保障支出對基尼系數降低所作的貢獻，得出社會保障支出能顯著縮小收入差距的結論［23］；與之相反，田衛民將總收入基尼系數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數進行對比分析，發現社會保障金的征收未能縮小城鎮居民收入差距，反而起到了逆向調節作用［24］；楊穗和趙小漫利用2013 年和2018 年家庭收入的數據計算基尼系數在社會保障轉移前后的變化，結果表明社會保障制度總體上能夠縮小收入差距，但從局部來看存在擴大差距的制度影響［25］。在社會保障與共同富裕的理論研究方面，學者們一般在分析社會保障與共同富裕之間的邏輯關聯后［26］，從理論［27］和實踐［25］的角度探索了社會保障在促進共同富裕上面臨的現實障礙，并給出社會保障助推共同富裕的實踐路徑［28］。

通過對文獻的梳理可以發現，社會保障作為實現共同富裕的基本路徑，其水平的高低必然對實現共同富裕產生影響。因此本研究基于2011—2020 年中國31 個省級行政區（港、澳、臺除外，以下簡稱“省份”）的面板數據，實證檢驗了社會保障和共同富裕的關系。本研究可能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3 個方面。首先，為社會保障和共同富裕的影響因素研究提供了實證角度。目前，學術界對社會保障影響因素和共同富裕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較多，但對社會保障與共同富裕二者間關系的研究絕大多數還停留在理論層面，鮮有實證分析。本研究選取2011—2020 年中國31 個省份的面板數據，利用靜態和動態面板回歸計量模型實證檢驗了社會保障和共同富裕之間的關系，驗證了社會保障水平的提升能夠推動實現共同富裕。其次，揭示了社會保障影響共同富裕的作用機制和特征，即社會保障可以通過提高居民消費水平、增加人力資本來促進共同富裕，且社會保障對共同富裕的促進作用具有非線性的特點。最后，建立了基于省級數據的社會保障和共同富裕指標體系，對中國31個省份最近10 年的社會保障水平和共同富裕水平進行測度，為省級社會保障與共同富裕水平測度提供了方法依據，明晰了目前中國31 個省份社會保障和共同富裕的相對水平。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本次研究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的邏輯思路，是社會保障水平的提升能夠從富裕和共享兩方面助力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并通過提高居民消費水平和人力資本水平的方式推動共同富裕。社會保障制度，在宏觀層面以制度形式保障人民良好生活的社會環境、激發積極生產的經濟動力；在微觀層面依托社會保障基金的運營環節，從籌集與給付著手，彌補市場化分配機制的缺陷，切實保障收入分配的公平性、縮小收入差距。一方面，居民消費與人力資本這兩個因素在該影響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為了進一步探究居民消費與人力資本在該過程中的影響，分別基于居民消費視角與人力資本視角進行理論分析并提出假說H2、H3；另一方面，社會保障水平的提升對共同富裕水平的促進作用并不是始終呈現線性變化，受社會保障制度自身特質的影響，當社會保障水平超過某個特定的值，對共同富裕的促進作用會發生變化，即假說H4。

（一）社會保障影響共同富裕的理論機制

共同富裕有兩大要點，一是富裕，即發展經濟，擺脫貧困；二是共享，即縮小貧富差距、消除兩極分化［29］。從富裕的角度看，實現共同富裕首先要保證經濟的高質量增長，做大“蛋糕”。一方面，社會保障制度作為反貧困制度，通過建立多種社會保險項目降低社會成員的風險承擔成本，有效減少風險事故致貧情況的發生，全面提高社會成員的抗風險能力，切實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為實現共同富裕提供穩定的社會環境和良好的經濟基礎；另一方面，社會保障制度還是經濟發展的“推進器”，能夠在供需兩側有力地促進經濟增長。在供給側，社會保障待遇水平的提升激勵適齡勞動人口就業，并以供給優質公共服務的方式提升人力資本質量，促進經濟增長。在需求側，社會保障制度發揮收入調節功能，通過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等制度提高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增強居民的購買能力，促進消費，拉動經濟增長；同時，帶動相關行業的發展，如兒童托育、老人醫養等，進一步解決就業問題，利好經濟增長，促進共同富裕的實現。從共享的角度看，共同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是所有人共享的富裕，這就要求在做大“蛋糕”的同時，利用相關制度分好“蛋糕”。社會保障制度發揮收入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的功能，彌補初次分配的市場缺陷，從社會保障基金的收和支兩方面維護社會公平［28］。從籌資環節看，社會保障基金主要源于財政撥款和社會保險費的征收。由于繳費比率和繳費基數的差異對不同的繳費群體產生程度不等的調節效應，從而縮小貧富差距，維護社會穩定。從給付環節看，社會保障制度實行全國統籌、省級統籌、市級統籌，使社會保障資金在不同群體間、不同地區間合理配置，解決遭受風險的社會成員的生活困難，縮小地區間的待遇差距，實現互助共濟，保障社會公平。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義，要允許差異化的公平，即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因此，社會保障制度還鼓勵社會公眾參與第三次分配，以自愿共享、社會捐贈的方式促進財富從高收入人群向中低收入群體流動，鞏固共同富裕的成果。綜上，共同富裕的實現需要社會保障制度，社會保障水平的提升能夠在富裕和共享兩方面促進共同富裕的實現?；谝陨戏治?，提出假說H1。

H1：社會保障水平的提升會促進共同富裕的實現。

（二）社會保障影響共同富裕的傳導機制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將從居民消費水平、人力資本水平兩個角度研究社會保障對共同富裕的傳導機制。

1.居民消費視角

社會保障能夠通過影響居民消費水平進而影響共同富裕的實現。居民消費水平的增長既能夠拉動國民經濟增長，促進政府增收，縮小貧富差距，又能夠從需求側提高創新活躍度，帶來更多就業機會，進一步促進消費增長形成良性循環，推動共同富裕的實現［30］。社會保障作為居民消費水平的重要影響因素，國內外學者對二者之間的關系展開了廣泛的研究，但結論并不統一。主流觀點認為，社會保障對居民消費存在擠入效應。一方面，社會保障制度利用收入再分配功能調節貧富差距，增加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根據凱恩斯的絕對收入理論，收入的增加會提高居民的消費意愿，促進消費增長；另一方面，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能夠降低居民的生活風險，提高居民對未來生活的預期，進而減少預防性儲蓄，增加當期消費［31］。少數學者則認為，社會保障制度會抑制居民消費增長，產生擠出效應。一方面，社會保障制度會使當期收入部分轉換為未來收入，降低了居民當期邊際消費傾向，從而抑制消費［32］；另一方面，以費爾德斯坦為代表的學者認為，社會保障制度會引起退休效應，即社會保障制度激勵人們提前退休，積累資金的年限縮短，人們就會在工作年限增加個人儲蓄，從而降低消費。因此，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對居民消費水平的影響會因模型不同、樣本不同而產生差異化的結論，具體應根據實際情況，結合理論和經驗作出判斷?；谝陨戏治?，提出假說H2。

H2：居民消費水平在社會保障對共同富裕的影響過程中起到中介作用，即社會保障可以通過刺激居民消費來影響共同富裕的實現。

2.人力資本視角

社會保障通過提高人力資本水平來促進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人力資本水平的提升，一方面能夠提高勞動生產率，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33］，推動實現共同富裕；另一方面能夠促進落后地區具有高技能的勞動力向城鎮高技能產業流動，提高勞動者既有收入水平，縮小收入差距［34］。宏觀上，政府通過加強公共服務供給來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入，滿足社會成員在養老、教育、醫療、就業等方面的需求，整體提高人力資本的數量和質量；同時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緩解因資源分配不均引起的人力資本聚集、勞動力市場結構不合理等現象。微觀上，社會保障待遇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社會成員更愿意將部分資金用于人力資本投入，以提高居民的勞動技能水平；同時社會保障制度通過降低社會風險、減少居民的預防性儲蓄，進一步增加人力資本投入。社會保障制度通過增加微觀的個人與家庭投入以及宏觀的政府投入促進人力資本水平的提升，即提高社會成員的受教育水平，促進低技能勞動力向高技能勞動力轉變，以提高勞動生產率，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實現經濟高質量增長?；谝陨戏治?，提出假說H3。

H3：人力資本水平在社會保障對共同富裕的影響過程中起到中介作用，即社會保障可以通過提高人力資本水平來促進共同富裕的實現。

（三）社會保障影響共同富裕的非線性特征分析

社會保障對共同富裕的影響可能呈現非線性變化。主要原因是：社會保障水平自身的發展是非線性的，社會保障水平并不是無限上升的，而是一個適度性發展的曲線［35］。當社會保障水平發生變化時，社會保障對共同富裕的促進作用也就受到相應影響。參考西方發達國家社會保障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社會保障水平在超過適度水平上限后，增速會逐漸放緩；在到達某個臨界值后，社會保障水平會呈現下降趨勢。以最早建成福利國家的英國為例，二戰后的英國在改革中逐步建立起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保障制度體系，在社會保障水平回落期到來之前，英國政府的大量財政投入有效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促進了國民經濟增長；當社會保障水平繼續提高到超過適度水平時，持續高額的社會保障支出使英國政府財政不堪重負，社會經濟難以維持社會保障體系的運轉，導致財政赤字、社會資源浪費、經濟效率低下等一系列問題。從理論角度分析，社會保障主要目的是保障低收入人群和特殊人群的生活［35］，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中等收入群體不斷擴大，個人保障意識逐漸提高，國家所承擔的社會保障功能逐步減弱，即國家財政對社會保障投入有所減少，國民在社會保障方面的個人投入逐漸提高，社會保障水平隨之下降?；谝陨戏治?，提出假說H4。

H4：社會保障對共同富裕的影響具有非線性的特征，即社會保障對共同富裕的影響存在門檻效應，在跨過特定的門檻值后，社會保障對共同富裕的促進作用會減弱。

三、研究設計

本部分基于2011—2020 年中國31 個省份的面板數據，利用熵權TOPSIS 法對共同富裕水平與社會保障水平分別進行測度；在建立靜態和動態面板回歸模型的基礎上，進一步選取居民消費水平與人力資本水平兩個變量進行機制檢驗及門檻檢驗，以明確社會保障對共同富裕的影響機制及影響特征。

（一）共同富裕水平與社會保障水平測度

1.模型設定

在TOPSIS 模型基礎上，結合熵權法客觀賦權，對共同富裕水平和社會保障水平進行測算，基本步驟如下。

第一步，原始數據標準化，消除量綱影響。

式（1）和式（2）中，xij代表第i個省份第j項指標數據；max（xij）和min（xij）分別為數據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yij為標準化后的指標值。

第二步，計算指標權重。

式（3）～（5）中的m和n分別表示有m個評價對象和n個指標；Ej為信息熵；dj為差異度；wj為最終權重。

第三步，構建加權標準矩陣。

第四步，計算正理想解Z+和負理想解Z-。

第六步，計算評價對象指標值與最優解之間的貼近度Ci。

2.指標體系建立

對于共同富裕水平指標體系的構建，本研究基于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對共同富裕內涵的說明，借鑒陳麗君等人的研究，兼顧科學性和數據的可獲得性，從共同富裕的發展性、共享性、可持續性的特征出發［8］，構建了3 個一級指標，并進一步對這3 個維度進行細分，形成8個二級指標、18 個三級指標［36-37］，具體見表1。

表1 共同富裕水平指標體系

社會保障水平指標體系應從多角度、全方面反映中國社會保障水平的實際情況，因此本研究從社會保障的基本內容出發，著重考慮社會保險、社會福利和社會救助3 個方面，結合周長城、李瓊、王軒等學者的指標構建框架［38-40］，遵循科學性、合理性和可行性的原則，對社會保障評價指標進行遴選，構成了包含4 個1 級指標、12 個2 級指標、17 個3 級指標的評價體系，具體見表2。

表2 社會保障水平指標體系

（二）關系檢驗及機制分析

1.變量選取與說明

為了準確反映社會保障對共同富裕的影響，本研究在以共同富裕為被解釋變量，社會保障作為核心解釋變量的基礎上，參考相關研究，添加政府干預、產業結構以及開放程度作為控制變量。

被解釋變量：共同富裕水平。在建立共同富裕指標體系基礎上，采用熵權TOPSIS 法測算各個省份的相對貼近度，共同富裕水平的高低以相對貼近度的值進行反映，記作P，相對貼近度的值越大，共同富裕水平越高。

核心解釋變量：社會保障水平。在建立社會保障指標體系基礎上，采用熵權TOPSIS 法測算各個省份的相對貼近度，社會保障水平的高低以相對貼近度值的大小進行反映，記作S，相對貼近度的值越大，社會保障水平越高。

中介變量：居民消費水平，借鑒鄒新月等人的衡量方法［41］，選取地區人均消費支出為代理變量衡量居民消費水平，記作c；人力資本水平，借鑒牟娟的衡量方法，選取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為代理變量衡量人力資本水平［22］，記作h。

控制變量：政府干預，以財政支出與GDP 的比值作為代理變量進行衡量［42］，記作g；產業結構，以第三產業產值比第二產業產值作為代理變量進行衡量［43］，記作N；開放程度，以進出口貿易總額占GDP 的比重作為代理變量進行衡量［44］，記作k。

2.模型建立

為了驗證假說H1，本研究同時建立了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模型，見式（12）?？紤]到可能存在的測量誤差、個體異質性和潛在的內生性等問題，在靜態面板回歸的基礎上，利用系統廣義矩方法（GMM）構建了動態面板回歸模型，見式（13）。

式（12）和式（13）中，Pit表示共同富裕水平；Sit表示社會保障水平；Xit表示政府干預、產業結構、開放程度3 個控制變量；μi為個體效應；ωt為時間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

為了驗證假說H2、H3，基于靜態面板模型構建如下模型，見式（14）和式（15）。

式（14）和式（15）中，Mit表示中介變量居民消費水平、人力資本水平。參考溫忠麟等人的最新研究［45］，對居民消費水平、人力資本水平在社會保障水平與共同富裕的關系中起到的中介作用進行檢驗。第一，社會保障水平對共同富裕水平進行回歸，若β1顯著，則按中介效應立論。第二，社會保障對中介變量居民消費水平、人力資本水平分別進行回歸，如式（14）。第三，社會保障分別與中介變量居民消費水平、人力資本水平對共同富裕進行回歸，如式（15）。若α1，γ2至少有一個不顯著，則利用Bootstrap 法進行后續中介檢驗；若α1，γ2，γ1都顯著，且α1γ2與γ1同號，則屬于部分中介效應；若α1，γ2，γ1都顯著，且α1γ2與γ1異號，則屬于遮掩效應。

為了驗證假說H4，構建如下面板門檻模型，見式（16）。

式（16）中，社會保障水平Sit為門檻變量；θ表示門檻值；I（·）表示指示函數，如果社會保障水平符合括號內的門檻條件，則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

（三）數據來源

本研究基于2011—2020 年中國31 個省份的面板數據展開研究。所有數據均來源于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主要包括2012—2021 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衛生健康統計年鑒》《中國第三產業統計年鑒》以及民政部統計季報。對于西藏自治區個別年份缺失的失業保險領取人數的數據，通過插值法補全。

四、實證研究

為研究社會保障水平提升對共同富裕的影響，本部分基于熵權TOPSIS 法對社會保障水平與共同富裕水平的測度數據從面板回歸結果分析、穩健性檢驗、機制分析、門檻效應分析以及區域異質性研究幾方面展開論述。

（一）測度結果分析

1.共同富裕水平測度

將收集的2011—2020 年省級面板數據代入公式（1）—（11），運用熵權TOPSIS 法測算出2011—2020 年31 個省份的共同富裕水平，并將結果按東部、中部、西部3 個地理區域分類（見表3）。

表3 2011-2020 年中國31 個省份共同富裕水平

整體來看，在2011—2020 年內，中國31 個省份的共同富裕水平呈現穩定上升趨勢，共同富裕水平從2011 年的0.257 增長到2020 年的0.368，增長率達到43%。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將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具體落實到各項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中，不斷提高共同富裕水平。

橫向上看。首先，中國31 個省份的共同富裕水平差距較大。排名第一的北京市共同富裕綜合得分高達0.687，是西藏自治區的共同富裕綜合得分的3.109 倍。觀察表3 可以發現，無論是綜合得分還是當年得分，北京市、上海市和浙江省的共同富裕水平始終保持在全國前3 位。這也從側面詮釋了在浙江省率先開展共同富裕示范區試點的原因。其次，中國各個地區的共同富裕水平差距較大。從地區的共同富裕得分均值來看，東部地區的共同富裕水平高于中部地區，中部地區的共同富裕水平高于西部地區，呈現東部、中部、西部逐級遞減趨勢。通過對共同富裕水平的橫向分析可以發現，共同富裕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有關，經濟較為發達的東部地區共同富裕水平最高。由于東部地區的公共服務資源的供給與分配更加充足和公平，進一步促進了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而西部地區由于地理位置和氣候條件等原因，相較于東部地區，其經濟發展相對落后，因此共同富裕水平最低。

縱向上看。中國31 個省份的共同富裕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福建?。ㄓ?.227 到0.459）、海南?。ㄓ?.178 到0.360）、云南?。ㄓ?.151 到0.324）的共同富裕水平增幅較大，達到一倍以上。其中福建省和海南省為東部沿海省份，云南省為邊境省份，三者都具有比較優越的地理位置。近年來，中國的對外開放程度不斷提高，福建省和海南省作為沿海省份，大力發展進出口貿易，吸引外資，經濟飛速發展，加上國家政策扶持，其共同富裕水平大幅提升；而云南省借助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合作契機，其共同富裕水平也隨之大幅上升。

2.社會保障水平測度

社會保障水平的測算方法與共同富裕水平的測算一致，具體測算結果見表4。

表4 2011-2020 年中國31 個省份社會保障水平

整體來看，在2011—2020 年內，中國31 個省份的社會保障水平呈現波動上升趨勢。具體來看，社會保障水平從2011 年的0.230 增長到2020 年的0.260，總體增幅不大。其中，2019 年的社會保障水平顯著下降，從2018 年的0.266 降為0.222。隨著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社會保障體系不斷完善，社會保障水平也相應提高。從2007 年開始，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進入了完善階段［46］，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更加注重公平性和可持續性，社會保障水平的增幅逐漸放緩。為了進一步推動共同富裕的進程，2019 年政府工作報告針對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提出了11 項改革任務，其中最大的特點就是調整社會保障制度參數，以降低社會保險費用的方式支持企業、促進就業。隨著改革的深入，社會保障待遇水平逐漸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呈現上升趨勢。

橫向上看。首先，中國31 個省份的社會保障水平差距較大。上海市的社會保障綜合得分為0.615，位居全國前列。而排名靠后的云南省社會保障綜合得分僅有0.143，不及上海市社會保障水平的四分之一。這表明經濟發展水平與社會保障水平之間存在關聯性，經濟發達省份的社會保障水平一般高于經濟欠發達省份。其次，中國各個地區的社會保障水平差距較大。從各地區的社會保障得分均值來看，東部地區的社會保障水平高于西部地區，西部地區的社會保障水平則高于中部地區，并不完全按照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高低程度呈現嚴格遞減趨勢。西部地區的社會保障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不匹配性，主要是由于中央政府以較大規模的財政轉移支付改善了西部地區的教育、醫療、文化和基礎設施水平；其次是西部地區的人口相對較少，人均待遇水平也就較高。

縱向上看。中國大部分省份的社會保障水平有所上升，其中湖北?。ㄓ?.113 到0.246）、河南?。ㄓ?.137 到0.277）和福建?。ㄓ?.132 到0.256）的社會保障水平增幅較大。社會保障水平的提高與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密切相關，近年來社會保險的統籌層次不斷提升、給付水平不斷提高，互助救濟功能不斷增強，極大地促進了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其中，湖北省、河南省和福建省在中央頂層設計之下，有效落實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工作，增加大量財政資金投入，在保障基本民生需求的基礎上，提高公共服務質量，大力發展慈善事業，使社會保障水平在10 年內大幅提高。

（二）描述性統計及相關性檢驗

本次研究共收集了310 個樣本數據，且所有變量的數據均為平衡面板。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及相關性檢驗結果見表5。根據表5，可以發現中國的社會保障水平和共同富裕水平均存在較大的地區差異，其中共同富裕水平的最大值0.732 是最小值0.151 的4.848 倍，社會保障水平的最大值0.721是最小值0.088 的8.193 倍；在相關性檢驗中，共同富裕水平與社會保障水平呈顯著正相關，初步驗證社會保障水平的提升會促進共同富裕。解釋變量社會保障水平與控制變量之間相關系數相對較小，表明多重共線性并不嚴重。

表5 變量描述性統計及相關性分析結果

（三）靜態面板回歸結果

在進行靜態回歸之前，首先采用單位根檢驗中的HT 檢驗判斷是否為平穩變量，結果顯示：政府干預、產業結構及對外開放程度均存在單位根。為了避免偽回歸現象的出現，本研究進一步選取Westerlund 檢驗進行協整關系檢驗，結果顯示：通過協整檢驗，表明社會保障水平與共同富裕水平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本研究同時建立了隨機效應模型和固定效應模型對變量進行回歸，在經過豪斯曼檢驗后選擇固定效應模型?？紤]模型可能存在個體效應和時間效應，故對模型進行了個體效應和時間效應檢驗，結果表明存在個體效應和時間效應。因此，在固定效應模型中加入個體效應和時間效應進行控制，回歸結果見表6。列2）和列3）中社會保障水平的系數均顯著為正，說明社會保障水平的提升對共同富裕的實現具有促進作用。社會保障對共同富裕的富裕和共享兩個方面均有促進作用。一方面，社會保障制度通過完善的制度保障降低社會成員的生活風險，為共同富裕提供穩定的社會環境，同時通過公共教育、培訓、公共文化體育等公共服務增加人力資本積累，提高勞動生產效率，促進經濟發展；另一方面，社會保障制度通過調節收入的再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來維護社會公平，達成共享。社會保障通過社會保險的城鄉統籌、省級統籌、全國統籌提高統籌層次，縮小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維護社會的公平與秩序。在兜底保障的基礎上，不斷推進教育、醫療、科技、文化、基礎設施等方面的發展，優化地區公共服務資源供給；大力發展慈善事業，構建福利中國。從控制變量的角度看，政府干預與共同富裕水平呈現負相關，說明政府過度干預經濟會抑制共同富裕水平的上升。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進程中，應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取得實現共同富裕的實質性進展，才能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產業結構與共同富裕水平呈現正相關，這表明大力發展第三產業，促進第三產業的興旺能夠提升共同富裕水平。而對外開放的回歸系數并不顯著，說明對外開放程度對共同富裕水平的影響具有不確定性。

（四）動態面板回歸結果

考慮到上一期的共同富裕水平可能對當期的共同富裕水平產生動態影響，本研究在靜態面板回歸的基礎上，構建系統GMM 動態面板模型再次進行回歸，見式（13），以提高估計效率，解決內生性和遺漏變量等問題，同時動態面板的回歸模型結果能對社會保障與共同富裕之間的關系做出進一步驗證?；貧w結果見表7 中列4），通過了自相關檢驗和過度識別檢驗，表明隨機擾動項不存在二階自相關，滿足系統GMM 法使用的前提條件，且所有的工具變量均為外生，具有有效性。從核心被解釋變量上看，動態面板回歸結果與靜態面板的回歸結果具有一致性，社會保障水平的提升能夠促進共同富裕。從控制變量的角度看，在考慮上一期的共同富裕水平的影響后，對外開放的回歸系數由負值轉為正值，但綜合表7 的穩健性結果來看，顯著性并不始終存在，表明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不一定促進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

（五）穩健性檢驗

本研究在將被解釋變量進行滯后一期檢驗后，采用替換被解釋變量和改變樣本容量的方法對模型的穩定性做進一步檢驗。替換被解釋變量：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對共同富裕水平重新測算，替換原始共同富裕水平數據進行穩健性檢驗，回歸結果見表7 中的列5）。改變樣本容量：為避免極端值對研究結果的影響，按照上下1%的標準對原始數據進行縮尾處理，將縮尾后的數據重新回歸，得到表7 中列6）數據。根據表7 的穩健性檢驗結果，可以發現：社會保障水平的回歸系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始終與共同富裕呈現正相關，靜態面板回歸和多次動態面板回歸結果均一致，說明模型具有穩健性，社會保障水平的提高能夠推動實現共同富裕，假說H1 成立。

（六）機制分析

為了進一步探究社會保障對共同富裕的影響機制，本研究選取居民消費水平與人力資本水平兩個變量進行機制檢驗，檢驗結果見表8。表8 列1）、列2）報告了居民消費水平作為中介變量的回歸結果。由表8 列1）可得，社會保障顯著促進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由表8 列2）可得，居民消費顯著促進共同富裕。社會保障促進共同富裕的系數由表6 基準模型中的0.276 下降到0.261，說明居民消費水平在社會保障對共同富裕的影響中發揮部分中介作用，間接效應約占總效應的5.45%，也說明提高居民消費水平是社會保障推動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傳導機制之一。表8 列3）、列4）報告了人力資本水平作為中介變量的回歸結果。由表8 列3）可得，社會保障顯著促進人力資本的積累；由表8 列4）可得，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顯著促進共同富裕。社會保障促進共同富裕的系數由表6 基準模型中的0.276 下降到0.263，說明人力資本水平在社會保障對共同富裕的影響中發揮部分中介作用，間接效應約占總效應的4.83%，也說明提高人力資本水平是社會保障推動實現共同富裕的一條重要傳導機制。綜上，假說H2、H3 成立。

表8 社會保障影響共同富裕作用機制檢驗結果

（七）門檻效應分析

基準回歸初步驗證了社會保障與共同富裕之間的簡單線性關系，但由于社會保障水平自身的非線性變化可能對共同富裕產生非線性影響，需進一步通過面板門檻模型檢驗社會保障對共同富裕影響的門檻效應。首先，本研究使用Bootstrap 自抽樣法反復抽樣500 次判斷門檻效應是否存在，結果見表9，單一門檻的p值在1%的水平下顯著，雙門檻和三門檻檢驗均未通過檢驗，表明社會保障對共同富裕存在單門檻效應。其次，運用似然比統計量（LR）檢驗Bootstrap 自抽樣法所得門檻估計值的真實性，結果見圖1，與表9 結果相符。表10 報告了社會保障水平作為門檻變量的回歸結果。當S≤0.427時，社會保障對共同富裕的回歸系數為0.398，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當S＞0.427 時，社會保障對共同富裕的回歸系數仍顯著為正，而系數值由0.398 降至0.246。這表明隨著社會保障水平逐漸提高，在跨過門檻值后，社會保障對共同富裕的促進作用逐漸減弱，假說H4 成立。

表9 社會保障門檻效應檢驗

圖1 社會保障門檻值LR 圖形

表10 單一門檻模型回歸結果

（八）區域異質性研究

長期以來，中國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資源分配不均衡，使得社會保障和共同富裕水平也存在較大的區域差距。為了系統地考察社會保障對共同富裕的影響，本研究借鑒大部分學者的做法，將31 個省份劃分為東部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采用系統GMM 動態面板回歸模型對3 個地區分別進行回歸，結果見表11。結果顯示：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的社會保障水平回歸系數在5%顯著性水平下均為正，表明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社會保障水平的提升均能促進共同富裕。其次，社會保障水平的回歸系數呈現出“東部＜西部＜中部”，與前文中測算出的社會保障水平呈現“東部＞西部＞中部”的結果相呼應。這表明：在社會保障水平較高的東部地區，社會保障水平的提升對共同富裕的影響程度較??；在社會保障水平較低的中部地區，提升社會保障水平能顯著促進共同富裕水平上升。因此，中西部地區社會保障水平較低的省份應當積極落實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圍繞全覆蓋、?；?、多層次、可持續等目標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縮小與東部地區的差距，以社會保障的高質量發展推動實現共同富裕。

表11 社會保障影響共同富裕的區域異質性分析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基于2011—2020 年中國31 個省份的面板數據，在建立社會保障和共同富裕指標體系的基礎上，利用熵權TOPSIS 法分別測算了社會保障水平和共同富裕水平，通過構建靜態和動態面板回歸模型分析了社會保障對共同富裕的影響，并進一步分析了社會保障對共同富裕的影響機制及這種影響存在的區域異質性，主要研究結論如下。

第一，中國的社會保障水平呈現波動上升趨勢，全國均值從2011 年的0.230 逐漸增加到2020 年的0.260。東部地區的社會保障水平高于西部地區，西部地區的社會保障水平高于中部地區。中國的共同富裕水平整體上呈現增長趨勢，全國均值從2011 年的0.257 逐漸增加到2020 年的0.368。共同富裕水平在空間上呈現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逐級遞減趨勢。

第二，社會保障水平對共同富裕水平的影響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呈現正相關，且這種影響在經過被解釋變量滯后一期、替換被解釋變量、改變樣本容量等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仍然成立。此外，社會保障對共同富裕的促進作用具有邊際效應遞減的非線性特點。

第三，居民消費水平和人力資本水平在社會保障對共同富裕的影響中發揮中介作用，社會保障可以通過刺激居民消費、促進人力資本積累發揮對共同富裕的促進作用。

第四，社會保障水平對共同富裕水平的影響存在區域異質性。相對于東部地區、西部地區，中部地區社會保障水平的提升對共同富裕的影響程度更大。

基于上述結論，本研究給出以下政策建議。

第一，健全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充分發揮社會保障對共同富裕的促進作用。首先，擴大社會保險覆蓋面。在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基本實現全民覆蓋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寬工傷和失業保險的覆蓋面。其次，統籌城鄉社會保障制度，促進保障制度公平。社會保障制度要為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提供有力支持，保障人民生活，縮小城鄉差距。再次，加大再分配力度，鼓勵第三次分配。政府應加大社會保障方面的財政資金投入，鼓勵社會主體積極參與社會保障事業，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最后，適當提高社會保障待遇水平，解決人民生活后顧之憂。尤其是針對人口老齡化問題，要充分重視養老服務供給和生育政策的配套保障。

第二，提高居民消費水平，促進人力資本積累。充分發揮社會保障在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刺激居民當期消費。加大教育財政投入，提供優質公共教育服務，提高居民受教育程度，尤其是加大對落后地區的財政支持力度，以高水平人才助力共同富裕。

第三，推進區域協調、均衡發展，以社會保障高質量發展助推共同富裕。一方面，社會保障水平較低的中西部地區，要在中央的頂層設計之下，因地制宜，制定差異化發展戰略，同時吸取東部地區社會保障水平較高省份的發展經驗，縮小地區差距；另一方面，提高社會保險的統籌層次，積極推進基本養老保險的全國統籌，加快基本醫療、工傷、失業保險的省級統籌，全面提高社會保險基金的抗風險能力，緩解不同地區之間的社會保險基金收支不平衡問題。

第四，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正確認識經濟發展與共同富裕之間的關系。充分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經濟良性發展，為實現共同富裕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此外，還需優化產業結構，提高第三產業產值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占比，促進產業結構向合理化和高級化方向發展。通過優化產業結構布局的方式，增強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活力，實現經濟增長，助推共同富裕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