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重啟美國對華氣候合作及其限度

歐 歌

氣候變化的消極影響日益凸顯，國際社會合作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緊迫性陡升。美國和中國作為當今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碳排放國，也是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且最具應對氣候變化的技術能力、資金實力和國際影響力，兩國能否在氣候問題上進行有效合作關乎全球氣候治理成敗。因此，主張嚴肅應對氣候變化的歷任美國政府都高度重視對華氣候合作，氣候合作在奧巴馬政府時期更是成為中美關系的一大亮點。但特朗普政府極端消極的氣候政策和對華政策給一度積極的中美氣候合作按下了“暫停鍵”。同樣是在特朗普政府時期，“競爭”取代“接觸”成為美國對華戰略的核心。拜登執政后繼續推行對華競爭戰略，卻又高度重視應對氣候變化問題，試圖在對華戰略競爭的框架內重啟美國對華氣候合作。

鑒于拜登政府的氣候優先理念和多邊主義傾向，學界期待中美氣候合作在拜登政府時期能夠取得積極進展，一些學者甚至認為氣候變化合作應該成為中美關系的一個支柱，為不斷探底的雙邊關系起到“托底”作用。①參見王瑞彬：《拜登新能源氣候政策取向及中美合作前景探析》，載《國際石油經濟》2020年第12 期，第28-33 頁；于宏源，劉璐瑩：《面向全球1.5 度溫控時代的中美氣候變化合作》，載《能源》2021 年第12 期，第64-67 頁；唐新華：《美國氣候戰略及中美氣候合作》，載《現代國際關系》2022 年 第1 期，第8-16 頁；Aimee Barnes,“How the US and China Could Renew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Center on Global Energy Policy, December 18, 2020, https://www.energypolicy.columbia.edu/wp- content/uploads/2020/12/Biden_China_CGEP_Commentary_v3.pdf; David Victor,“Rebuilding US-Chinese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pportunity”, Brookings, Oc?tober 28, 2021,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rebuilding- us- chinese- cooperation- on- climatechange-the-science-and-technology-opportunity/。不過從現實來看，拜登政府的對華氣候政策既不同于特朗普政府時期的“避而不談”，也區別于奧巴馬政府的“合作導向”，其“邊合作邊競爭”“合作中藏競爭”的兩面性比較突出。既有研究從拜登政府的氣候政策構建和實施、能源產業布局等多方面剖析，認為拜登政府對華氣候政策的整體競爭色彩濃厚，且競爭程度、內容和形式較奧巴馬政府時期明顯變強、增多、升級。②參見湯偉：《拜登政府對華氣候政策的競爭邏輯》，載《現代國際關系》2023 年第3 期，第22-40 頁；孫海泳：《拜登政府對華新能源產業競爭的導向、路徑與前景》，載《國際關系研究》2023年第1 期，第132-153 頁；于宏源、張瀟然、汪萬發：《拜登政府的全球氣候變化領導政策與中國應對》，載《國際展望》2021 年第2 期，第27-44 頁；Ferguson and Michael P,“Strategic Imperative: A Competitive Framework for US-Sino Relations”,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Vol. 15, No.3, 2021, p.51；Nima Khorrami,“Can China and the US Cooperate on Climate Change?”, The Diplomat, November 22,2022, https://thediplomat.com/2022/11/can-china-and-the-us-cooperate-on-climate-change-2/。上述研究的切入視角是合適的，得出的結論也是中肯的，但總體而言對合作面的關注相對不夠，未能充分體現拜登政府對華氣候政策的兩面性，也未能深入闡釋競爭與合作之間的相互關系。合作訴求是拜登政府較之特朗普政府對華氣候政策的重大轉變，也是其進步意義所在，因此從尋求重啟對華氣候合作的視角觀察拜登政府的對華氣候政策不失為對既有研究的有益補充。鑒于此，本文擬結合拜登時期美國氣候政策調整、美國國內政治生態變化和中美關系新近發展，探討拜登政府重啟美國對華氣候合作的具體內容、背后動因及其制約因素，并嘗試揭示重啟對華氣候合作與拜登政府總體對華政策之間的邏輯銜接以及與美國對華戰略競爭之間的現實沖突。

一、拜登政府重啟美國對華氣候合作

拜登政府執政后，將應對氣候變化問題列為執政優先事項，重啟美國對華氣候合作是其氣候政策議程的重要內容。為此，拜登政府統籌內政與外交，在國內重振氣候治理政策議程，在國際上恢復履行全球氣候治理義務，進而推動重啟與中國的氣候合作。

（一）“內外兼修”奠定對華氣候合作基礎

一方面，重振國內氣候政策議程?！昂玫耐饨徽呤加趪鴥取?，拜登政府意識到要重拾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社會對美國參與全球氣候治理的信心，需要堅實的國內氣候治理基礎支撐。拜登政府的國內“氣候新政”集中體現在其推出的兩大歷史性氣候立法上。一是《基礎設施投資和就業法案》（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Jobs Act，以下簡稱《兩黨基礎設施法》）。2021 年11 月15 日，拜登正式簽署《兩黨基礎設施法》，法案計劃總投資額達1.2 萬億美元，是美國近半個世紀以來最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建設法案。法案將應對氣候變化與重建美國基礎設施、加強制造業、創造高薪就業機會、發展經濟等并列為投資優先事項。具體而言，該法案將通過支持升級改造電力基礎設施、建立全國電動汽車充電器網絡、擴大公共交通和客運鐵路并使之電氣化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同時幫助社區增強對干旱、野火、颶風等極端天氣的抵御能力，并對環境清理和修復進行歷史性投資。白宮稱法案是“確保美國能夠應對氣候危機的第一筆重要投資”。①“FACT SHEET: the Bipartis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Jobs Act Advances President Biden's Climate Agenda”, White House, August 05,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8/05/fact-sheet-the-bipartisan-infrastructure-investment-and-jobs-act-ad?vances-president-bidens-climate-agenda/.二是《降低通貨膨脹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IRA）。2022 年8 月16 日，拜登總統簽署了堪稱迄今為止美國歷史上最雄心勃勃的氣候清潔能源立法——IRA。法案計劃投入370 億美元用于建設清潔能源經濟、降低新能源消費成本、推進環境正義和增強氣候適應能力，因此該法案又被稱作“氣候法案”。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Chuck Schumer）稱“這項法案將在美國開啟一個嶄新的清潔能源時代”。

另一方面，恢復履行全球氣候治理國際義務。特朗普于2017 年6 月1日宣布美國退出《巴黎協定》（The Paris Agreement），意味著作為全球溫室氣體第一大歷史排放國、第二大現排放國的美國背棄了減排國際承諾。拜登執政后采取一系列行動恢復履行美國全球氣候治理的國際義務，展現氣候行動雄心。2021 年1 月20 日，拜登總統執政首日便簽署行政命令，正式啟動了美國重新加入《巴黎協定》的程序。同年4 月，拜登政府更新了美國的國家自主貢獻目標（NDCs）：2030 年美國的溫室氣體凈排放量將在2005 年的基礎上減少50%～52%，這一新的減排目標意味著美國的減排量要在奧巴馬政府時期承諾的減排量基礎上翻番。另外新的NDCs 還包括美國在2035 年之前實現電力行業凈零排放和在2050 年之前實現碳中和的目標。①“Reducing Greenhouse Ga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2030 Emissions Target”,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NDC/2022-06/United%20States%20NDC%20April%2021%202021%20Final.pdf.2021 年11 月2 日，白宮發布《美國甲烷減排行動計劃》（U.S.Methane Emissions Reduction Action Plan），承諾到2030 年將人為甲烷排放在2020 年的基礎上減少30%。②“U.S. Methane Emissions Reduction Action Plan”, White House, November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11/US-Methane-Emissions-Reduction-Action-Plan-1.pdf.拜登政府還推動國會參議院于2022 年9 月21 日通過《基加利修正案》（Kigali Amendment），承諾美國將減少氫氟碳化物的生產和使用。此外，為加強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努力，拜登政府先后發起了“小島嶼經濟體倡議”（SALPIE）、“國際氣候融資計劃”（Cli?mate Finance Plan）、“氣候農業創新特派團”（AIM for Climate）、“適應和復原力緊急計劃”（PREPARE）、“可持續銀行聯盟”（Sustainable Banking Alliance）等全球氣候援助計劃或倡議，重點為氣候脆弱的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見表1）。

表1：拜登政府提出的全球氣候援助計劃或倡議

（二）重啟對華氣候對話

對話往往是合作的第一步，拜登政府積極重啟對華氣候對話，為中美氣候合作創造條件。元首層面，拜登總統在與習近平主席的多次通話和會晤中都主動提及要同中國就應對氣候變化問題進行合作。自2021 年1 月20 日入主白宮以來，拜登總統和習近平主席共進行了五次通話，除了雙方第四次通話（2022 年3 月28 日）專門討論烏克蘭問題，其余四次通話拜登總統都同習近平主席談到了要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問題，其中雙方第五次通話（2022 年7 月28 日）“特別關注氣候變化”（見表2）。拜登總統和習近平主席分別于2022 年11 月和2023 年11 月在巴厘島G20 會議期間和舊金山APEC 會議期間舉行元首會晤，應對氣候變化問題都成為雙邊會談的重要內容。兩國元首對氣候變化的高度重視構成重啟中美氣候變化領域合作的政治基礎。①解振華：《中美應重啟氣候變化領域的合作從遏制競爭走向共贏》，載《全球化》2021 年第2 期，第15 頁。

表2：拜登總統與習近平主席五次通話

作為對中美兩國元首推動氣候治理合作共識的落實，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約翰·克里（John Kerry）與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進行了多次會談，就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問題進行磋商協調。值得一提的是，克里和解振華兩人曾分別作為中美首席氣候談判代表在2015 年巴黎氣候大會上合力促成了《巴黎協定》的簽署，兩位“老將”的重逢對于中美重建氣候工作關系具有積極意義。2021 年4 月14 日-17 日，克里作為總統氣候特使首次訪華，與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在上海舉行會談，雙方就合作應對氣候變化相關議題進行了坦誠、深入、建設性溝通交流。此次訪問的成果體現在會后發表的《中美應對氣候危機聯合聲明》，聲明一方面強調了中美氣候合作對于全球氣候治理的重要意義，另一方面為雙方未來一段時間在氣候領域的務實合作做出了具體部署。聲明中關于“氣候危機”的表述是雙方第一次在書面文件中用“危機”來定義氣候變化，表明中美在氣候變化的威脅認知上取得了一定共識。同年8 月31 日-9 月3 日，克里二度訪華，并與解振華在天津再次舉行會談，雙方就一系列氣候合作具體問題交換了意見。為落實中美元首巴厘島會晤達成的關于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的共識，中美氣候特使及團隊分別于2023 年7 月16-19 日在北京、11 月4-7 日在加利福尼亞陽光之鄉舉行兩輪會談，最終發表了《關于加強合作應對氣候危機的陽光之鄉聲明》，強調“中美雙方重申致力于合作并與其他國家共同努力應對氣候危機”，并決定啟動“21 世紀20 年代強化氣候行動工作組”，開展對話與合作，以加速21 世紀20 年代的具體氣候行動。①《關于加強合作應對氣候危機的陽光之鄉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部，2023 年11月13 日，https://www.mee.gov.cn/ywdt/hjywnews/202311/t20231115_1056452.shtml

（三）推動對華氣候務實合作

隨著美國對華氣候合作對話的重啟，中美之間的氣候務實合作也漸次展開。鑒于中國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和特殊影響力，拜登政府尋求與中國協調以共同推動全球氣候治理多邊進程?？死锸状卧L華達成的《中美氣候危機聲明》表示，“中美致力于相互合作并與其他國家一道解決氣候危機，這既包括強化各自行動，也包括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巴黎協定等多邊進程中開展合作?！雹佟吨忻缿獙夂蛭C聯合聲明》，中國政府網，2021 年4 月18 日，http://www.gov.cn/xinwen/2021-04/18/content_5600381.htm?？死锸状卧L華的一個重要背景是由拜登總統倡議的領導人氣候峰會舉辦在即，拜登政府希望得到中國的有力支持，確保領導人氣候峰會的成功舉辦。2021 年4 月22 日，應拜登總統邀請，習近平主席以視頻方式出席領導人氣候峰會，并發表重要講話，展現了中美攜手推動國際社會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的姿態，成為此次峰會成功舉辦的一個重要標志。同年4 月，解散三年后得以重啟的G20 可持續金融研究小組在G20 財長與央行行長會議上升級為可持續金融研究工作組（SFWG），由中國人民銀行和美國財政部任聯合主席，共同牽頭G20 可持續金融工作。10 月，SFWG 發布了《2021 年G20 可持續金融綜合報告》，并推出《G20 可持續金融路線圖》，提出促進全球綠色低碳轉型的多項建議，成為中美重啟氣候合作后的首批重要合作文件成果。

此外，中美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的關鍵時刻攜手推動了會議進程。2021 年10 月31 日-11 月13 日，因新冠大流行延期一年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6 屆締約方會議（COP26）在英國格拉斯哥舉行。在各方圍繞減排路徑激烈爭論致大會僵局之際，中美共同發布了《中美關于在21 世紀20 年代強化氣候行動的格拉斯哥聯合宣言》。宣言通過回顧歷史、著眼當下、展望未來體現了兩國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的決心，成為COP26 的主要成果之一，也成為大會的重要轉折點，最終會議以各方簽署《格拉斯哥氣候公約》圓滿落幕。同樣的一幕再次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七次締約方大會（COP27）上演。由于各方圍繞大會協議文件細節爭執不下，原定于2022 年11 月18 日閉幕的會議被迫延期。11 月19 日，中美氣候團隊宣布恢復因佩洛西訪臺而暫停的雙邊氣候變化問題正式磋商，為充滿分歧的沙伊赫談判進程開辟了一條“外交生命線”。①Chao Deng and Sha Hua,“Resurrection of U.S.-China Ties Boosts COP27 Climate Talks”,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17, 2022, https://www.wsj.com/articles/resurrection-of-u-s-chinaties-boosts-cop27-climate-talks-11668698953.大會最終通過了《沙姆沙伊赫實施計劃》成果文件，就氣候變化減緩、適應和《巴黎協定》履約等重點議題做出進一步安排，釋放了繼續堅持多邊主義、合力加強應對氣候變化挑戰的積極信號。 2023 年12 月13 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八次締約方大會（COP28）在延期一天后閉幕，中美在大會期間進行了積極的協調與合作，有力推動了大會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大會就《巴黎協定》進行了首次“全球盤點”（Global Stocktake）、就“損失與損害”基金、能源公正轉型等多項議題達成“阿聯酋共識”，具有重要里程碑意義。

與此同時，中美在清潔能源、甲烷減排、綠色金融等方面積極開展政策對話、項目交流與研究合作。2021 年6 月22-23 日，中美能源與水聯盟年會重啟，來自中國科技部和美國能源部的官員以及中美相關研究人員共150 余人參加，雙方就進一步開展清潔能源科技合作、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等挑戰進行了交流協商。甲烷減排是中美氣候合作的一個新亮點。2022 年1-6 月，來自中美兩國20 家科研機構的研究人員開展了關于甲烷減排的聯合研究，并共同撰寫了一份旨在推進中美甲烷減排合作的研究報告。報告通過對兩國甲烷排放現狀、相關政策框架和減排機會的全面概述，為兩國梳理了甲烷減排方案，明確了兩國在排放清單編制、政策和標準、技術推廣應用等方面的合作可能。②Jenna Behrendt and Mengye Zhu,“Roadmap for U.S.-China Methane Collaboration: Methane Emissions, Mitigation Potential, and Policies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Center for Global Sustainabili?ty, University of Maryland & Energy Foundation China, 2022.中美綠色金融合作也持續推進。2021 年12 月，在國際金融論壇（IFF）第18 屆全球年會上，國際金融論壇同高盛集團共同啟動了中美綠色金融工作組，工作組將匯聚全球企業的高級領導和領先研究機構的專家學者，共同深入研究應對氣候變化的措施，加強公共及私營領域的綠色金融協作，為政策制定者提供建議和工作支持。③《國際金融論壇第18 屆全球年會在穗舉行》，中國新聞網，2021 年12 月4 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cj/2021/12-04/9622294.shtml。2023 年10 月23-29 日，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州長加文·紐森（Gavin Newsom）訪華。訪問期間，紐森州長先后到訪了香港、深圳、廣州、北京、上海、江蘇等地，與中國政府、地方以及企業界重點商討環境保護、清潔能源轉型等氣候變化合作問題，并簽署相關合作諒解備忘錄。在中美氣候合作重啟的背景下，紐森州長此訪開啟了中美地方應對氣候變化合作的新篇章。

二、拜登政府重啟美國對華氣候合作的動因

拜登政府重啟美國對華氣候合作有多層動因：一是與拜登總統個人及其政策團隊的氣候理念有關；二是受民主黨氣候立場傳統、黨內進步派施壓、利益集團等國內政治因素驅動；三是服務于拜登政府的總體對華政策。

（一）拜登總統個人及其政策團隊的氣候理念使然

首先，拜登總統本人是一個典型的氣候保護主義者。拜登在國會擔任參議員期間就對氣候變化問題特別關注。從美國國會網站的統計數據來看，從第99 屆國會（1985-1986 年）到第110 屆國會（2007-2008 年），拜登作為參議員共提出了9 項法案或決議，其中5 項都與氣候變化問題有關。另外，拜登還作為共同發起人參與了其它多項與應對氣候變化有關的議案和決議。1986 年，拜登參議員推出《全球環境保護法案》（S.2891），建議政府建立一個全球氣候工作組，以研究、制定和實施一項協調的全球氣候國家戰略，體現了拜登看待氣候變化問題的多邊理念和全球視野。①參見美國國會網站：https://www.congress.gov/member/joseph-biden/B000444?q=%7B%22search%22%3A%5B%22Global+Environmental+Protection+Act%22%5D%2C%22sponsorship%22%3A%22sponsored%22%7D。進入奧巴馬政府后，拜登作為副總統負責監督了《美國復蘇與再投資法案》（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of 2009）的實施，其中包含900億美元清潔能源投資。2020年大選期間，氣候變化問題成為拜登的核心競選綱領。拜登將應對氣候變化與控制新冠肺炎疫情、復蘇美國經濟、恢復種族平等并列作為政府施政的四大優先事項，成功塑造了“氣候總統”的標簽。

其次，被拜登任命為總統氣候特使的克里也是堅定的氣候治理派。同拜登一樣，克里在做參議員期間大力推動氣候變化立法。美國國會網站的統計數據顯示，從第99 屆國會（1985-1986 年）到第111 屆國會（2011-2012 年），克里作為參議員共提出了多達26 項與氣候變化相關的議案或者決議。①參見美國國會網站：https://www.congress.gov/member/john-kerry/K000148?s=1&r=1&q=%7B%22search%22%3A%5B%22John+Kerry%22%5D%2C%22sponsorship%22%3A%22sponsored%22%2C%22subject%22%3A%22Public+Lands+and+Natural+Resources%22%7D。2004 年大選，克里作為民主黨候選人參選，其重要主張就是大力發展清潔能源以應對氣候變化。2009 年7 月，作為參議院外委會主席的克里在華盛頓舉行的一次全國記者俱樂部講話中呼吁，“為應對氣候變化，美國和中國需要只爭朝夕地建立氣候伙伴關系（Climate Change Partner?ship）?！雹贘ohn Kerry,“America And China On The Road To Copenhagen: Toward A Climate Change Partnership”, July 29, 2009, https://china.usc.edu/sen-john-kerry-america-and-china-road-copenhagentoward-climate-change-partnership-july-29-2009.2013 年1 月，克里接替希拉里出任奧巴馬政府的國務卿，推動了中美在戰略經濟與對話框架下就合作應對氣候變化進行磋商。2015 年巴黎氣候變化大會，克里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多國氣候代表進行了數十輪磋商，最終促成了《巴黎協定》的成功簽訂。如今再次出任總統氣候特使，可以說應對氣候變化問題貫穿克里整個政治履歷。

最后，負責拜登總統外交安全政策的核心團隊普遍支持中美氣候合作。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和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Jake Sullivan）與拜登一樣，都曾在奧巴馬政府有過供職經歷：布林肯曾任拜登副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隨后官至國務院的常務副國務卿，沙利文曾任國務院政策規劃辦公室主任。兩人都不同程度參與了奧巴馬政府時期的美國對華政策制訂和執行，也見證和親歷了中美氣候合作的黃金時期。沙利文和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事務協調員坎貝爾(Kurt Campbell)在正式進入拜登政府之前還曾在《外交事務》上發表《沒有災難的競爭：如何與中國在競爭中共存》一文，就美國對華政策發表見解，認為美國應避免冷戰邏輯，與中國進行“沒有災難的競爭”（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是完全可能的，美國與中國在氣候變化等問題上有著共同的利益，存在合作的空間。③Kurt M. Campbell and Jake Sullivan,“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 How America Can Both Challenge and Coexist With China”, Foreign Affairs, Vol.98, No.5, 2019, pp.96-110.

人事即政策，隨著帶有氣候治理偏好的拜登入主白宮，布林肯、沙利文、克里這類民主黨傳統建制派政策精英進入政府外交安全決策團隊，他們的氣候情結和政策理念也逐步反映到拜登政府的對華氣候政策之中，構成拜登政府重啟美國對華氣候合作的重要推動力。

（二）受到國內政治因素驅動

其一，是對民主黨傳統氣候立場的回歸。氣候變化在美國不僅是環?？茖W議題，也是個政治議題。在有關如何看待及應對氣候變化的問題上，民主黨和共和黨的態度存在顯著差異。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調查顯示：近八成（78%）的民主黨人將氣候變化描述為對國家福祉的主要威脅，相比之下，只有大約四分之一（23%）的共和黨人認為氣候變化是一個主要威脅。①Alec Tyson et al.,“What the Data Says about Americans’Views of Climate Change”, Pew Re?search Center, April 18, 2023, https://www.pewresearch.org/science/2020/06/23/two-thirds-of-ameri?cans-think-government-should-do-more-on-climate/.不過隨著極端天氣在美國的頻繁發生和造成的負面影響日益凸顯，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開始意識到采取實際行動應對氣候變化的必要性。大多數美國選民（56%）認為氣候變化是一個全球性問題，美國應該與中國合作來解決這個問題。②“Understanding American Voter Attitudes Toward U.S.-China Climate Cooperation”, The 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 February 2021, https://asiasociety.org/sites/default/files/2021- 02/Download%20the%20Joint%20Paper.pdf.拜登作為典型的民主黨建制派，重啟對華氣候合作既符合民主黨在氣候問題上的傳統立場，也是對廣大民主黨選民訴求的積極回應，且在全球氣候危機日益凸顯的背景下，這種進步主義立場也能形成對共和黨的某種“道德優勢”。

其二，受到黨內進步派的施壓。民主黨進步派和溫和派在美國對華氣候合作問題上存在一定分歧：前者認為在對華氣候合作應優先于對華戰略競爭，后者則認為可以兼顧對華戰略競爭和對華氣候合作。拜登雖屬于典型的溫和派，但進步派的政策訴求對拜登難免產生影響。2021 年6 月9 日，美國參議院通過遏華色彩濃厚的《美國創新與競爭法》（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USICA）后，長期支持民主黨的28 個進步團體寫信敦促時任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推動一種更平衡、更合理的國家安全方法來應對與中國的競爭，而不是讓類似USICA 中咄咄逼人的條款為與中國合作解決從氣候變化到核擴散等雙方共同關心的問題制造困難”。③“28 Undersigned Groups, Are Writing to Urge You to Support Efforts by House Democrats to Advance a More Balanced and Reasonable National Security Approach to Competition with China”,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 July, 2021, https://quincyinst.org/wp-content/uploads/2021/07/Pelosi-Letter.pdf.同年7 月7 日，被認為是拜登傳統“票倉”的四十多個進步派組織致信拜登總統和國會，“呼吁拜登政府和所有國會議員在處理對華關系時避免采取目前主動性的對立方式，而應優先考慮多邊主義、外交方式與中國合作，以應對氣候危機這一生死攸關的威脅?！雹佟癈ooperation Not Cold War to Confront the Climate Crisis”, Friends of the Earth, July 7,2021, https://foe.org/wp-content/uploads/2021/07/Cooperation-Not-Cold-War-To-Confront-the-Cli?mate-Crisis-129.pdf.

其三，國內利益集團的推動。利益集團政治是美國政治的本質，美國的氣候政策最終取決于各個利益集團的力量對比以及它們之間的利益交換和妥協情況。②趙行姝：《透視中美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合作》，載《現代國際關系》2016 年第8 期，第51 頁。拜登政府重啟美國對華氣候合作得到國內以清潔能源產業為代表的新興產業利益集團的支持。他們希望中美氣候合作，以加快落實全球減排進程，推動全球能源轉型提速升級，從而有利于進一步擴大清潔能源產業的國內外市場。另外，伴隨著氣候變化認知的深化以及新能源技術的普及和發展，美國國內支持全球氣候治理的利益集團正在不斷壯大。如代表金融資本的華爾街開始意識到在碳交易、新能源等氣候融資方面有利可圖，轉而支持全球氣候治理。此外，面對氣候危機背景下全球能源轉型的大勢所趨，美國傳統能源集團內部開始出現分化。一些傳統化石能源、汽車制造等行業也開始進行業務轉型和拓展，如?？松梨趯ｉT成立了碳捕集和封存商業化的新業務子公司，通用電氣提出“凈零排放”的戰略發展目標，不斷加大對低碳產業的投資力度。業務的轉型和拓展也帶來氣候立場的逐步轉變，傳統能源利益集團內部堅決反對氣候治理的一派式微。隨著中國“雙碳”目標的提出，布局綠色產業的美國跨國公司紛紛尋求擴大在華業務，爭奪中國市場，他們也更傾向于支持中美氣候合作。

（三）服務于拜登政府的總體對華政策

拜登政府一方面繼承并發展了自特朗普政府確立的對華競爭戰略，但另一方面也尋求在氣候變化、公共衛生、打擊毒品、糧食安全、全球宏觀經濟等領域與中國進行合作。換言之，拜登政府尋求與中國的“競爭性共存”。在拜登政府看來，“競爭”是美國對華戰略的核心，但“共存”是前提，而氣候變化事關人類生死存亡，與中國進行氣候合作即是為了“共存”。2022 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指出，“不能讓分歧阻止我們（美國和中國）在諸如應對氣候變化這類關乎彼此人民利益和世界共同利益的優先事項上共同前進?！雹佟癗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hite House”, October 2022, p.25.需要明確的是，拜登政府的對華氣候政策帶有明顯的實用主義色彩，雖然尋求與中國進行氣候合作，但不會改變拜登政府對華進行“長期競爭”和“激烈競爭”的總體政策，且在某種程度上服務于這一政策。這里的基本邏輯是：拜登政府認為，要“競贏”（Outcompete）中國，美國必須注重提升自己的競爭力。但特朗普政府赤裸裸的單邊主義行徑和對華極限施壓并沒有提升美國的競爭力。②Kurt M. Campbell and Ely Ratner,“The China Reckoning: 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97, No.2, 2018, p.70.拜登政府希望推動美國對華政策由“蠻對抗”到“巧競爭”的轉變。具體到對華氣候政策上，拜登政府不斷推動對華“合作型施壓”，③“合作型施壓”是指一方充分利用合作的契機，以合作領域、合作規則、合作概念和合作方式來影響另一方。參見王帆：《不對稱相互依存與合作型施壓——美國對華戰略的策略調整》，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0 年第12 期，第35 頁。以合作之名行競爭之實。

一方面，拜登政府通過重啟對華氣候合作以回應國際社會訴求，帶領美國回歸氣候治理多邊主義，使美國在對華競爭中更具“道義的力量”。為實現上述目標，拜登政府采取了“損人利己”的策略。所謂“損人”，是指拜登政府旨在貶損中國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國際形象，具體表現為炒作“中國氣候責任不夠論”。盡管中國制訂了“到2030 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 年實現碳中和”的雙碳目標，拜登總統依然認為中國還需要“強化溫室氣體的排放目標”，克里也稱“中國在氣候應對方面做出的承諾還不夠好”。在中國宣布因佩洛西竄訪臺灣暫停雙邊氣候變化工作商談后，克里指責中國“不識大局”，認為中國暫停氣候變化商談“不止是在懲罰美國，更是在懲罰世界，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所謂“利己”，是指拜登政府注重打造美國在全球氣候治理“負責任”形象，展現全球氣候領導力，占領國際道義制高點。具體而言，拜登政府通過設定較為激進的減排目標，加大國際氣候治理援助力度等，以凸顯美國的氣候雄心和中國的“貢獻不足”。例如COP26 大會期間，拜登政府宣布與歐盟正式發起“全球甲烷承諾”（Global Methane Pledge），提出到2030 年將全球甲烷排放減少至少30%的目標，拜登政府在全球甲烷減排的目標設定上“帶節奏”，不僅可以彰顯美國的負責任形象，也可以借此向中國施壓。

另一方面，拜登政府借重啟美國對華氣候合作重振西方國家氣候議題聯盟，聯合盟友以確立起美國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領導權和規則主導權，形成對華競爭的“領導力優勢”和“規制效應”。特朗普政府對氣候變化問題的“避而不談”，導致當時美歐在全球氣候治理問題上幾乎“無話可談”，不僅損害了美歐同盟關系，也客觀上推動了中國與歐盟在全球氣候治理問題上利益契合，全球氣候治理成為中歐合作的一個重要支撐點。拜登政府強勢回歸全球氣候治理，推動重啟與中國的氣候合作，不僅可以打破中歐在全球氣候治理問題上的協調共治局面，爭奪全球氣候治理話語主導權，還可以離間因全球氣候治理而密切的中歐關系。為此，拜登政府將依靠盟友、注重“規則”的遏華策略在對華氣候政策中如法炮制，即通過與盟友協調，率先在氣候治理領域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相應規則，再將規則進行“國際化包裝”，構建“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以期實現對中國的“規鎖”（Confinement）。如拜登政府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提出美國要與印太伙伴在清潔能源、脫碳等基礎設施方面加強合作，其本質是要在印太地區確立起一套清潔能源生產、綠色基礎設施建設的標準和規范。2021 年3 月，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發布年度報告，稱拜登政府將把碳邊境稅納入考慮，以改革國際貿易體系，并宣稱要與盟國合作對不履行環境義務的貿易伙伴采取行動。①“2021 Trade Policy Agenda and 2020 Annual Report”,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2021), March 2021,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reports/2021/2021%20Trade%20Agenda/On?line%20PDF%202021%20Trade%20Policy%20Agenda%20and%202020%20Annual%20Report.pdf.一旦美國與盟友特別是已經建立“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的歐盟就碳稅問題達成一致，建立某種形式的“氣候俱樂部”（Climate Club），②“氣候俱樂部”是指積極落實碳減排責任并就“國際目標碳價”達成一致的各方成立一個集團，集團成員之間實行自由互惠貿易，但對非集團成員國的進口商品則征收統一的碳關稅，作為對其不積極承擔減排責任的懲罰。參見William Nordhaus, “Climate Clubs: Overcoming Free-rid?ing in International Climate Policy”,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105,No.4,2015,p.1341。將在一定程度上改寫國際貿易規則和全球氣候治理規則，對中國形成規制壓力。

三、拜登政府重啟美國對華氣候合作的制約因素

拜登政府重啟美國對華氣候合作始終難以擺脫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范式束縛，面臨多重制約因素。從國內政治維度看，氣候立場相對消極、對華態度更加強硬的共和黨始終是中美氣候合作的一大障礙；從國際政治維度看，中美圍繞全球氣候治理責任分攤的立場差異難以彌合，拜登政府同時面臨氣候優先還是遏華優先的兩難選擇。

（一）共和黨的強勢持續壓縮中美氣候合作空間

反華遏華已成美國“政治正確”，共和黨熱衷于通過批評拜登政府重啟對華氣候合作是對華軟弱和攫取政治利益。就克里訪華商談氣候合作一事，時任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共和黨領袖邁克爾·麥考爾（Michael Mc?Caul）指責克里是在“對中國發出錯誤信號”，表示美國“不應和正在制造或惡化國際問題的國家合作”。①“McCaul: Kerry Traveling to China to Discuss Climate‘Sending the Absolute Wrong Signal’”,Committe on Foreign Affairs, April 13, 2021, https://foreignaffairs.house.gov/press-release/mccaul-kerrytraveling-to-china-to-discuss-climate-sending-the-absolute-wrong-signal/.保守派媒體《華爾街日報》更是形容克里之行是“借氣候向中國磕頭”。眾議院監督和問責委員會主席、肯塔基州共和黨人詹姆斯·科莫（James Comer）揚言要對奔走在中美氣候協商一線的克里進行“嚴格審查”，指責克里在進行一項與美國不利的氣候談判。

除了言論上的攻擊，共和黨還采取實質行動制約中美氣候合作。首先是在國會層面為中美氣候合作“制造麻煩”。2021 年5 月25 日，時任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民主黨議員格雷戈里·米克斯(Gregory Meeks)提出《確保美國全球領導地位與接觸法案》（EAGLE Act），旨在聚焦應對中國挑戰。共和黨議員卻抱怨此份涉華法案力度不夠，尤其反對法案中有關就應對氣候變化尋求與中國合作的條款，他們認為與中國進行氣候合作“不合時宜”“美國的氣候變化戰略不能依賴中國”。作為拜登氣候政策議程標志性法案的《降低通貨膨脹法》在參議院遭遇了共和黨的頑強阻擊，最后憑借副總統哈里斯的“破冰票”才以51∶50 涉險過關。另一項包含氣候投資的《兩黨基礎設施法》也在共和黨壓力下以嚴重縮水版本通過。②拜登政府于2021 年3 月提出“基建一攬子計劃”（Infrastructure Package），計劃投資規模高達3.5 萬億美元，但在共和黨的反對以及民主黨黨內出現分歧的情況下，最終投資規模在幾經妥協后縮水至《兩黨基礎設施法》中的1.2 萬億美元左右。2022 年中期選舉之后，共和黨取得了對國會眾議院的優勢，對拜登政府重啟對華氣候合作將產生兩大不利影響。第一，共和黨可利用眾議院多數席位繼續對拜登政府氣候政策立法施加更多限制，削弱拜登政府的氣候行動力。第二，共和黨議員可在國會推出一系列涉華消極立法或就涉華問題展開聽證調查，破壞中美氣候合作的“大氣候”。例如，共和黨在眾議院成立了“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宣稱要對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進行監督，確?！懊绹鴮θA政策不會偏離戰略競爭的軌道”。

其次，共和黨對中美企業間的綠色合作進行阻撓和干擾。美國新能源企業因在華投資而在美國國內頻頻受到共和黨的不公正對待。如美國電池制造商微宏公司根據《降低通貨膨脹法案》可從美國能源部獲得2 億美元撥款，用于支持其在田納西州新建一個電動汽車電池組件工廠。但眾議院科學委員會的共和黨議員弗蘭克·盧卡斯（Frank Lucas）卻以該公司在華有投資提出反對。他在給能源部長格蘭霍姆（Jennifer Granholm）的信中寫道：“向一家已知與中國有聯系的公司提供資金，令人嚴重擔憂能源部保護美國納稅人資金不受中國剝削的能力?！雹佟癓etter from Frank Lucas, Ranking Member, House Committee on Science, Space, and Tech?nology to Jennifer Granholm, Secretary of Energy”, March 9, 2023, https://republicans-science.house.gov/_cache/files/d/1/d1381eb1-7e3e-4f91-87f2-f8dd1411741b/27CFCC8A001AD09D7C9473A00C443303.2023-03-09-doe-iija-battery-grants-letter.pdf.美國能源部最終在壓力之下宣布取消向微宏提供的2 億美元撥款。中國新能源企業的赴美投資之路也因共和黨的反對而路途坎坷。2023 年1 月，弗吉尼亞共和黨籍州長格倫·揚金（Glenn Youngkin）叫停了福特汽車公司與中國電池制造商寧德時代在弗州共建電池廠的合作計劃，聲稱“弗吉尼亞制造不能成為掩護中國的幌子”。同年2 月14 日，福特與寧德時代又宣布了新的合作計劃：福特將投資35 億美元在密歇根州新建一座電池工廠，由寧德時代提供技術支持。但再次遭到多位共和黨人士反對，他們以安全風險為由要求政府審查福特與寧德時代的合作協議。

最后，即將到來的2024 大選也會為拜登政府重啟美國對華氣候合作帶來更多不確定。從克林頓到小布什，從奧巴馬到特朗普，再到如今的拜登，白宮層面的兩黨輪替導致美國政府的氣候政策呈現一定的周期性特點：民主黨政府往往重視應對氣候變化，主張嚴肅對待氣候問題，并采取切實行動；共和黨則傾向于否認氣候變化，拒絕全球氣候治理。②歐歌：《拜登政府的氣候優先：表現、動因及困境》，載《國際研究參考》2021 年第7 期，第3 頁。作為傳統能源利益集團的代言人、氣候變化的懷疑論者和單邊主義理念的倡導者，共和黨始終是美國對華氣候合作的一大障礙。氣候政策的黨派屬性和國內政治的周期性為美國對華氣候政策帶來巨大不確定性，若共和黨在2024 年大選后上臺執政，美國的氣候政策可能再次出現翻轉。而即便民主黨在2024 大選后繼續執政，作為民主黨的牽制力量存在，共和黨的強勢也會持續壓縮美國對華氣候合作空間。

（二）中美圍繞全球氣候治理責任分攤的立場差異難以彌合

一是圍繞溫控目標的爭論。2015 年巴黎氣候變化大會達成的《巴黎協定》制訂了“把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之內，并為把升溫控制在1.5℃之內而努力”的溫控目標。2018 年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 提出1.5℃為“氣候臨界點”（Climate Tipping Points），警告一旦超過臨界點，由全球變暖引發洪水、干旱、野火等極端天氣和糧食短缺、能源危機的可能性將急劇增加，要求國際社會盡快設定1.5℃的新目標。①“Global Warming of 1.5℃. An IPCC Special Report on the impacts of global warming of 1.5℃above pre-industrial levels and related glob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pathways, in the context of strengthening the global response to the threat of climate chang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fforts to eradicate poverty”, IPCC, 2018, https://www.ipcc.ch/site/assets/uploads/sites/2/2022/06/SR15_Full_Re?port_HR.pdf.拜登政府為展現氣候雄心和領導力，極力“兜售”1.5℃的溫控目標。中國支持國際社會朝1.5℃的溫控目標努力，但不贊成將1.5℃作為一個對所有國家都適用的強制性氣候目標，主要基于下幾點現實考慮：第一，全球氣候治理累積的巨大赤字需要彌補。目前各國自主決定貢獻的總和與《巴黎協定》制訂的目標還相去甚遠，在2℃目標任務都沒有完成的情況下倉促設定1.5℃的新目標只會加大愿景與現實之間的鴻溝。第二，不具備1.5℃溫控目標的現實條件。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的報告評估顯示，要實現將全球變暖控制在1.5℃以內的目標，需要在2030 年將目前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45%，但目前沒有可信的途徑可以達到將升溫幅度控制在1.5℃之內的目標。②“Emissions Gap Report (EGR) 2022: The Closing Window–Climate Crisis Calls for Rapid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ies”, UNEP, October 27, 2022, https://www.unep.org/resources/emissions-gapreport-2022.大規模的減排需要產業結構調整、能源結構轉型的配套跟進，廣大發展中國家并沒有相關的經濟技術基礎。第三，不符合“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要求所有國家設定1.5℃的溫控目標，實際上是要求發展中國家“平攤”發達國家的歷史責任，發展中國家要為此承擔巨大的經濟成本。研究估計，1.5℃溫控目標要求中國為此減少90%以上的碳排放和近40%的能源消耗，到2050 年，中國的累計政策成本可能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5%至5.7%。①Hongbo Duan et al.,“Assessing China's Efforts to Pursue the 1.5°C Warming Limit”, Science,Vol.372, No.6540, 2021, pp.378-385.

二是有關氣候治理融資的落實難題。當下全球氣候治理談判之所以舉步維艱，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發達國家始終未能兌現氣候融資承諾。2009年丹麥哥本哈根氣候大會（COP15）上，發達國家作出到2020 年每年提供1000 億美元氣候融資以支持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承諾。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數據顯示，發達國家2020 年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和調動的氣候融資總額為833 億美元，與每年提供1000 億美元的氣候融資承諾相比少了167 億美元。②“Aggregate Trends of Climate Finance Provided and Mobilised by Developed Countries in 2013-2020”, OECD, https://www.oecd.org/climate-change/finance-usd-100-billion-goal.其中美國對國際氣候融資缺口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美國2020 年僅提供了國際氣候融資5%的份額，為歐盟十二分之一，而同年美國經濟規模卻是歐盟的140%。③Sarah Colenbrander et al.,“A Fair Share of Climate Finance? An Appraisal of Past Perfor?mance, Future Pledges and Prospective Contributors”, ODI, June 26, 2022, https://odi.org/en/publications/a-fair-share-of-climate-finance-an-appraisal-of-past-performance-future-pledges-and-prospectivecontributors/.拜登政府雖然在氣候融資問題上的表態相對積極，但能否落實到行動，并盡快補齊歷史“欠賬”仍有待觀察。氣候治理融資兌現難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氣候資金接收方和提供方存在認知上的差異：發展中國家認為發達國家負有歷史責任和國際義務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氣候資金，但發達國家則認為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氣候資金是出于道義的考慮。如果美國等發達國家不改變對氣候資金的既定認知，不正視自身碳排放的歷史與各國發展差異的現實，國際氣候融資的落實就難以得到有效保障，全球氣候治理的未來也就無從談起。

三是對于中國“發展中國家”的身份爭議。在全球氣候治理領域，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承擔“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發達國家需要承擔更多歷史責任。盡管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中國仍屬于“發展中國家”，美國對此日益不滿。2022 年9 月下旬，美國參議院批準了旨在減少氫氟碳化物生產和使用的《基加利修正案》，同時全票通過了一個附加提案，要求終止中國在條約中的“發展中國家”身份。根據《基加利修正案》相關條款，發展中國家有相對更寬裕的時間來逐步減少使用氫氟碳化物，并可以獲得一定的資金援助。美國還試圖讓中國成為“損失和損害基金”（Loss and Damages Fund）的出資國。拜登政府認為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當下最大的碳排放國，有責任提供“損失和損害基金”。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對此明確表示，中國支持建立“損失與損害基金”賠償機制，但發達國家負有責任和義務提供更多資金，發展中國家出資與否應當基于自愿原則。①《解振華：發達國家有責任和義務為應對氣變提供更多資金》，中國政府網，2022 年11 月21 日，http://www.gov.cn/xinwen/2022-11/21/content_5728042.htm。美國則指責中國利用“發展中國家”身份逃避承擔氣候責任。2023 年3 月29 日，美國國會眾議院全票通過《中國不是發展中國家》法案，要求拜登政府剝奪中國在國際組織中的發展中國家地位。美國執意要摘掉中國“發展中國家”的帽子，其用意是要中國在全球氣候治理等國際事務中承擔更多額外責任，充分暴露了美國無視自身歷史責任、蠻橫剝奪中國發展權的自私傲慢，也體現了美國對國際規則“合則用，不合則棄”的霸權邏輯。

（三）拜登政府面臨氣候優先還是遏華優先的兩難選擇

第一，拜登政府在高科技領域對中國的強勢打壓會沖擊全球氣候治理的產業技術根基。全球氣候治理進程的順利推進，離不開全球綠色產業發展和清潔能源技術變革的支撐。拜登政府為護持美國技術霸權，先后提出“小院高墻”“去風險”等理念，推動與中國在關鍵產業上的脫鉤斷鏈，以阻滯中國在高科技產業的追趕勢頭，確保美國產業和技術優勢。如拜登政府以確保供應鏈安全和韌性為由，推動美國綠色產業供應鏈“去中國化”，要求以清潔能源為代表的綠色產業盡快擺脫對中國關鍵礦產等原材料的供應鏈依賴，以實現“美國制造”“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等目標。但從全球綠色產業的供應鏈現狀來看，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主導地位幾乎難以撼動。以太陽能光伏產業為例，國際能源署（IEA）2022 年7 月發布的報告顯示，截至2021 年底，中國擁有占全球79%的多晶硅產能（多晶硅是生產太陽能組件的關鍵原材料），以及高達97%的太陽能硅片產能、85%的太陽能電池產能和75%的成品太陽能組件或電池板產能。中國是世界十大太陽能光伏生產制造商的原材料供應商來源地。①“Special Report on Solar PV Global Supply Chains”,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July 2022,p.58.此外，拜登力推的《降低通貨膨脹法案》鼓勵電動汽車“美國制造”，特別是要實現電池的“本土化”生產。但目前全球電動汽車最大的兩個電池供應商分別是中國的寧德時代和比亞迪，二者合計約占世界市場份額的50%，他們憑借成熟的技術和低廉的成本成為包括美國特斯拉、福特在內的眾多電車制造商的長期電池供應商。

強行推動綠色產業供應鏈“去中國化”，不僅違背市場經濟客觀規律、破壞全球產業分工體系，也是在給美國的清潔能源轉型作繭自縛，最后拖累全球氣候治理進程。2023 年8 月9 日，拜登政府醞釀已久的對華投資限制行政令在經過內部激烈討論后最終出臺，要求設立對外投資審查機制，限制美國主體投資中國半導體和微電子、量子信息技術和人工智能領域。值得注意的是，該限制令未包括一開始政府內部討論的清潔能源和生物技術，似為中美在此類對全球氣候治理具有重要意義的技術領域進行合作預留了一定余地，也凸顯了拜登政府在“氣候優先還是遏華優先”這一問題上的矛盾心理。但不排除隨著中美戰略競爭的加劇和美國國內政治生態的變化，拜登政府后續會在相關領域出臺進一步的限制措施。

第二，拜登政府不斷挑戰中國核心利益會持續干擾中美氣候合作。2022 年8 月，時任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不顧中方強烈反對和嚴正交涉，執意竄訪中國臺灣地區。拜登政府則以行政部門不能干預立法部門為借口默許此行。中國外交部隨即宣布采取包括暫停中美氣候變化商談在內的一系列反制措施，拜登政府重啟美國對華氣候合作遭遇重大挫折。直到2022 年11 月拜登總統與習近平主席巴厘島舉行會晤，中美氣候商談才得以再次重啟。然而，2023 年2 月初，中國兩個用于氣象監測的民用氣球因不可抗力因素誤入美國領空，卻被美國污蔑為“間諜氣球”，拜登總統下令美軍擊落氣球以示對華強硬。拜登政府在“氣球事件”上的過度反應和持續炒作嚴重破壞了中美關系氛圍，中方再次暫停了雙邊高層溝通，中美氣候合作再次停擺。

拜登政府批評中國將氣候變化問題“武器化”，稱氣候合作不應成為外交的“附屬物”。但氣候合作是中美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可能脫離中美的戰略互動獨立成事。在中美戰略競爭加劇的背景下，中美氣候合作早已超越了氣候問題本身，被賦予了更多的政治含義。拜登政府把氣候合作比作中美關系的“綠洲”，也希望氣候合作可以成為中美在關鍵時刻進行溝通接觸的“綠色通道”，實現對華“有管理的競爭”。但事實是，美國一方面在涉臺、涉港、涉疆、涉藏等一系列問題上不斷挑戰中國核心利益，另一方面卻要求中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無條件與美國合作。這種違背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原則的“照單點菜式”外交，中國顯然不會接受，這也是拜登執政以來中美氣候合作多次重啟后又陷入停滯的癥結所在。

2023 年6 月以來，拜登政府先后派遣多位高官來華，就包括氣候變化在內的一系列問題進行商討，中斷數月的中美高層溝通渠道得以重建。同年11 月，拜登總統和習近平主席也在舊金山APEC 峰會期間再次實現了元首會晤。正是在中美關系止跌企穩的大背景下，中美氣候合作才得以再次重啟，并取得積極成果。中國通過牢牢把握中美氣候合作的主動權向拜登政府傳遞了足夠清晰的信息：美國一邊打壓中國一邊尋求氣候合作的兩面行徑注定走不遠、行不通，唯有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中美氣候合作方能穩定高效、可持續。

四、結語

拜登政府重啟美國對華氣候合作順應了國際社會期待，為全球氣候治理注入了正能量，也為中美關系帶來了些許積極的“氣候變化”。但中美氣候合作的前路不會是一馬平川，根本在于拜登政府難以擺脫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范式束縛。其一，共和黨利用反華遏華的國內政治共識，通過國內政治過程有效牽制拜登政府，持續壓縮中美氣候合作空間。其二，拜登政府強推1.5℃溫控目標、推脫兌現美國氣候融資承諾、否定中國“發展中國家”身份，本質是要向中國推卸全球氣候治理的責任，妄圖用氣候治理的超額“負重”遲滯中國發展。其三，拜登政府重啟美國對華氣候合作與其鼓吹的對華戰略競爭存在不可避免的現實矛盾，面臨氣候優先還是遏華優先的兩難選擇，從目前態勢來看，拜登政府似更傾向于后者。

對此，中國一方面要回應國際社會期待，對拜登政府重啟美國對華氣候合作持開放態度，以更加積極主動的姿態參與全球氣候治理，另一方面也要繼續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捍衛全球氣候治理的公平正義。同時繼續用實際行動向拜登政府表明，決不容許美國在尋求氣候合作的同時，損害中國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不接受在全球氣候治理問題上對中國的“道德綁架”。正如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所說，美方希望氣變合作成為中美關系的“綠洲”，但如果“綠洲”周圍都是“荒漠”，“綠洲”遲早會被沙化。中美氣變合作不可能脫離中美關系的大環境，美方應與中方相向而行，采取積極行動，推動中美關系重回正軌。①《王毅應約視頻會見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克里》，新華網，2021 年9 月2 日，http://www.news.cn/2021-09/02/c_1127818786.htm。拜登政府唯有摒棄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才能避免重啟美國對華氣候合作出現“卡頓”甚至“死機”，確保中美氣候合作長期穩定，持續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