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新學遇上舊詩

謝海林 李淑芹

摘 要：嚴復一生評點多種古籍，手批王安石詩是其中一種。他之所以關注王安石，繞不開清末變法思潮的影響以及他對梁啟超的批判態度。嚴復評點王安石詩，不僅與鄭孝胥的交游有關，還與閩派詩學關系密切，并受時代詩風的影響，表現出與同光體詩論的高度契合。但是，嚴復闡發王安石詩與西學思想的會通之處，體現出不同于同光體詩派的批評立場，為后人提供了一個接受王安石的全新維度與另面視角，也促使我們進一步反思王安石詩研究。

關鍵詞：嚴復；王安石；詩學；同光體

作者簡介：謝海林，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福州 350007）；李淑芹，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福州 350007）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清代乾嘉以來宗宋思潮研究”（21BZW107）

DOI編碼： 10.19667/j.cnki.cn23-1070/c.2023.06.015

嚴復（1854－1921），字幼陵，又字幾道，福建侯官（今福州閩侯）人，近代著名思想家、翻譯家。嚴復力求匯通中西文化，故不廢舊學，平生手批古籍十余種，其中包括《評點王荊公詩》。是書原為曾克耑珍藏，遲至1963年才影印行世，學界對此關注極少。李華瑞摘錄其中論及變法諸條略作述評，蔡樂蘇、劉超從政術、心術、學術三方面比較梁啟超和嚴復評議王安石的深刻分歧，周新玉則論述嚴復在評點荊公詩中不判唐宋的詩學觀念和多元化的審美理想。本文擬從詩學的角度重點探討嚴復評點荊公詩的背景、淵源與立場，以期窺見嚴復貫注在評點中的憂患意識與歷史擔當；梳理嚴復詩學與同光體詩論之關系，細察嚴復在評點荊公詩中與同光體詩派的不同立場，進而厘定嚴復在王安石及其詩歌接受史上的特殊貢獻。

一、聚焦王安石：嚴批荊公詩的時代背景

1917年4月26日，作為思想家、改革派的嚴復寫信給學生熊育钖：“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于今日現象者，為善為惡，姑不具論，而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眹缽驼J為不論是從政治還是風俗、人心，宋代都是絕佳的切入點和參照物。嚴復舊學根柢深厚，平生最欽佩屈原、王安石兩位詩人，對后者的研究用力尤勤。曾克耑《侯官嚴氏評點王詩序》說他：“鉆研既久，所獲益深，思所以發其微，圈識之不足，則評贊之，評贊之不足，乃復取其談禪論古之作，一一而追和之，魂游魄戀，上下千古，若非公無足以發其意、厭其望者?！惫饩w三十四年（1908）七月三十日，嚴復在奔赴天津的途中開始“批閱《王荊公詩》，先后加批注二百余條、和詩三十余首”，至十一月廿二日結束，歷時近四個月。宣統三年（1911）七月廿八日，嚴復總批《宋史》王安石本傳，開篇便明言關注緣由：

吾國史書之中，其最宜為學者所深思審問，必得其實而求其所以然者，殆無如熙寧變法之一事。商君、王莽之所當，其致力之難，得效之不期，不如是之甚矣。夫其人之經術志愿文章節行，雖與異黨，猶且稱之……而其所欲修舉之八九事，至今核而言之，猶為善政。異黨主之于前，來世師之于后，然而破眾難行之矣，行之又不蒙其利，而其人則為累世所叢詬，言變法者或以之為殷鑒焉?！笾撜?，或訾其人為邪，此不足辯已，即或以為執拗，或以為矜己，或以為躁迫強戾，甚且謂其不宜以財政兵革為先務，而平情為思，似皆未得其癥結也。

春秋戰國時期，各國掀起變法運動，其中以商鞅變法最為著名，也最為成功。秦漢以來，敢言政治改革者只有王莽和王安石，兩人均以失敗告終，還被列入千古罪人的行列。盡管如此，嚴復對變法者予以高度的肯定和贊揚。如1915年3月31日，他寫信給熊育钖就說：“賢者試觀歷史，無論中外古今，其稍獲強效，何一非任法者耶？”關于后人對王安石的詬病與污名，嚴復深感不平，指摘“皆未得其癥結”，又高度贊頌其人之經術、志愿、文章、節行，遠在商鞅之上，而且推揚其主持的熙寧變法，“最宜為學者所深思審問”。1912年底，嚴復致信在江西操辦教育的熊育钖，說已購藏江西所刻的《臨川全集》，可見嚴復非常關注王安石。

其實，如此褒揚王安石，并非嚴復所獨有，晚清士人早已形成一股推尊王安石的風氣。光緒二十九年（1903），張之洞有云：“二十年來， 都下經學講《公羊》，文章講龔定庵，經濟講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風氣也?！睆堉茨斯饩w七年（1881）出京外任山西巡撫。光緒十一年（1885）至十四年（1888）間，與張之洞齊名的張佩綸也關注王安石詩集，在詩學上提出“三山”之說，推揚半山王安石，稱頌王安石忠君體國的精神和勇于變革的品性?？梢娫诮浭浪汲钡挠绊懴?，光緒初年京城已掀起一股崇王之風，這股風氣在清末新政改革的艱難險阻中達到高潮。

彼時朝廷失紀，社會失序，外患頻仍，國家與民族的雙重危機迫使晚清士人疾呼變法以自強。特別是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日俄戰爭之后，立憲思潮高漲，清廷終于在光緒三十二年（1906）七月十三日宣布“預備仿行憲政”，三十三年（1907）五月二十八日發布上諭，就立憲如何預備和施行向全國征求建議，最后在三十四年八月初一日推出近代第一部憲法《欽定憲法大綱》和一系列相關文件。其實，早在光緒二十七年（1901），梁啟超就發表《立憲法議》，隨后不斷辦報、發文，進一步宣揚立憲思想，影響巨大。思想界在他的推動下開始更多地關注立憲問題，并且逐漸不滿清政府枝枝節節的“新政”變法。正如孫寶瑄所說：“任父之說近是，然變法不自設議院、改憲法始，則變如不變?！弊兎ㄊ滓谟谄瞥白孀谥ú豢勺儭钡膫鹘y觀念，故托古改制不失為上上之策。因此，高喊“祖宗之法不可守”，又依托《周禮》改制的王安石自然成了晚清士紳聚焦的對象，熙寧變法也順理成章予以重新審視，因此，“近日言變法者，猶推重安石”。光緒三十四年，孫寶瑄于二月二十二日夜撰《王安石論》，嚴復于七月評點《王荊公詩》，同年梁啟超出版的《王安石傳》更是風行海內，不僅徹底為王安石翻了案，而且贊揚其德量氣節、學術文章和事功都不愧為“偉人之模范”。

在梁啟超眼里，王安石的個人品德與政治功績具有無與倫比的地位。而與嚴復交好的孫寶瑄卻極力詆毀之，光緒二十年（1894）二月初一日就明言：“甚矣小人之可畏也，如宋之王介甫是已?！薄拔┳o非自用，則無救矣。自古未有護非自用之人，而能當大事者也?！奔热煌醢彩恰爱敶笫抡摺?，那么其變法自是不受推重。光緒二十四年（1898）七月二十七日，孫寶瑄在日記中再次貶低王安石，說他上萬言書是“口堯舜而行事乃效法商鞅者，宜致天下之擾。商鞅之時，地小而法又簡，故尚可收目前富強之效。介甫時，地大而法繁，所以更出商鞅之下”，甚至完全否定熙寧變法：“安石猶妄竊變法之名，不知當日法何嘗變，但增無數擾民之法耳。謂之增法，非變法也?！蓖醢彩兎ㄗ阅纤我詠肀阍獾矫土遗険?，其形象與地位一落千丈。孫寶瑄認為近人鼓吹王安石變法實屬“大謬”，與這股潮流若合符契，反而表明了晚清士人推重王安石的另一面相。

這類強烈的反對之音并非全無道理，畢竟王安石不是十全十美的圣人。嚴復也坦言王氏性格執拗、用人不察而削弱了其道德境界與政治能力：“公不知天下之欲敗吾法者，固不必皆奸人，而助吾法者，又未必非奸人，是其哲學遜處?！庇种赋觥扒G公之大蔽”有二：“一不知政之宜于一郡一州者不必宜于天下?！徊恢酥ノ叶愓?，不必皆奸人?！比欢?，無論是梁啟超的溢美之詞，還是孫寶瑄的憤激之言，對王安石及其變法的評判都走向了極端。梁氏言行上的急切躁進向來為嚴復所批評，光緒三十一年在東京出版的《侯官嚴氏評點老子》更是直接針對梁啟超而發，甚至可以說從戊戌到辛亥之間，嚴復的主要理論對象就是康有為、梁啟超師徒。光緒二十四年初，嚴復在《擬上皇帝書》中說：“宋王安石之新法，雖行之不皆合于道，然亦救時不得已之計也，乃一時為之助而匡輔者少，為之攻而排擊者多，于是黨論紛淆，而宋治亦終不振矣。然此猶是君子之把持也，其害國如此?！绷菏显诋敃r恰好形成把持之局，其性格上的毛病和變法造成中國亂象的行事與荊公何其相似，可以說王安石變法恰好為嚴復考察變法者的道德與政治能力提供了合適的背景。與眾人相比，嚴復的手批荊公詩遲至1963年才出版面世，在當時影響不大，但他服膺王安石，盛贊其變法，如前所引，嚴復全面肯定王安石的卓越成就，與梁氏毫無二致，但顯得更為理智、克制。

第一，嚴復并未樹立王安石的偉人形象，但對其人品作出了精辟的定義。如評荊公詩《寒穴》曰“高峻”，夏敬觀曾用“高峻”論梅堯臣人品，嚴復用此詞來品詩，實則指出了王安石高偉峻拔的道德品質。不過，梅、王二人的“高峻”內涵大相徑庭。梅之高峻所要突出的是寒士精神與“貧”的道德理想，而王安石位極人臣，又主持了一場規模巨大的變法，與貧士風馬牛不相及，那么嚴復的用意何在？他在肯定王安石變法時說：“得君至專，而其君又有英明睿斷之號，勵精圖治之誠。由來專制政府之權固為極尊，以言國力，則真、仁之后，足為善國，財賦猶未空也，人才方極盛也?！比绱丝磥?，王安石身懷治世之能，又得遇明君，實現了儒士“致君堯舜”的最高理想?？梢哉f，王安石堅守“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⑥的斗爭精神，矢志不渝，銳意革新，正是其人品“高峻”之處，也是他人不可企及之處，誠如嚴復在王安石《擬寒山拾得二十首》其四詩末所評：“介甫正不可及?！?/p>

第二，嚴復特別強調王安石在變法過程中體現出來的孤勇精神。他在荊公詩《眾人》上眉批云：“此老執拗之名所以著也?！雹噙@里的“執拗”，不是前面孫寶瑄所批評的性格缺陷，而是指王安石在變法時孤軍奮戰的勇氣與堅韌不拔的執著。王詩云：“眾人紛紛何足競，是非吾喜非吾病。頌聲交作莽豈賢？四國流言旦猶圣。唯圣人能輕重人，不能銖兩為千鈞。乃知輕重不在彼，要知美惡由吾身?！崩畋谡J為此詩“必是舉朝爭新法時所作”。變法之初，王安石就遭到韓琦、司馬光等一眾元老大臣的抵觸。他勢單力薄，卻無所畏懼，勇往直前，并以周公自許，一心一意推行改革，堪與精衛填海之舉相媲美。王安石《精衛》詩曰：“帝子銜冤久未平，區區微意欲何成。情知木石無云補，待見桑田幾變更?！眹缽团疲骸按苏婵善砩褚??！本l形只影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堅韌形象，正是王安石大無畏精神的寫照，嚴復對此深為欽佩，追和荊公《殘菊》詩：“黃為正色抱秋心，自向乾坤得氣深?？v然風霜欺到骨，不曾飄墜到墻陰?！狈Q詠變法斗士的光輝形象。

第三，嚴復從實用的角度肯定了王安石的財政、軍事改革?！端问贰份d朱熹的批判之詞：“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引用兇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眹缽筒粷M朱子苛責之語，直接反問道：“治三代下國，試問不以財利兵革為先務，當以何者為先務耶？民生方困，而國時時有亡滅之憂，當此之時而云道德風俗，所論則誠高矣，而果有效耶？”可謂一語中的。當然，這不意味著“道德風俗”不重要，嚴復也高贊“荊公所謂變風俗，即今人所謂開民智”。只是開啟民智并非易事，需要長時間、大范圍的啟蒙。然而民族危在旦夕，時不我待，不宜空談道德風氣，唯有實干興邦、富國強兵才是明智之舉。因此，王安石在北宋積貧積弱之際，“以財利兵革為先務”，乃順勢而為，是完全值得肯定的英明舉措。

總而言之，光緒初年開始，晚清士人開始更多地關注王安石，至清末立憲時這股風氣達到頂峰，嚴復對王安石人品與政治眼光的評價也成為考察梁啟超等變法者的參照。嚴復將傳統士大夫的憂患意識貫注于評點之中，汲取王安石的精神力量，積極推動變法圖存，彰顯了危機時代知識分子對社會責任的擔當姿態，正如曾克耑所言：“嚴氏睹清政不綱，又知非變法不足圖存，時君未之用，而曲學陋儒盈天下叫囂鼓噪，猶北宋之末也，其說不行而國亦以敝。遇不遇，雖若有維綱施設者存，而二公破俗警頑救世澤民之旨，終懸于冥漠而莫之喻也?！眹缽驮u點荊公詩的出發點即在于此。

二、詩宗王安石：嚴批荊公詩的當代淵源

光緒二十五年（1899），梁啟超正式提出“詩界革命”，詩歌面貌煥然一新，對中國傳統詩歌造成極大的沖擊，而嚴復作詩卻恪守舊體，汪辟疆《近代詩派與地域》所列“閩人能詩為詩壇所重者”，中有嚴復，“學古不為古所囿，故能別出手眼，卓然自立”，胡迎建則稱之為閩派外圍詩人。嚴復與同光體詩人交游密切，正是其詩學的一大當代淵源。

陳衍說嚴復：“以精英文名當世，顧獨潛心國學，四部罔不探討，于子學尤深。于詩文往往閉門造車，陳弢庵、鄭海藏外，不多與人通縞纻?！标悓氳∨c鄭孝胥均為同光體閩派代表詩人，都青睞王安石詩，其中鄭孝胥“對王安石尤持滿腔感服與敬意，是以終生奉之而不懈”，而嚴復與鄭氏交往尤密。嚴、鄭的詩歌唱酬可追溯至光緒十一年。光緒十六年（1890）五月十九日，鄭孝胥致信嚴復：

然足下、弦龕之于我，相得之意，非泛然交游之列，相重之雅，又非山川之所能疏也?？v睽違老大，阻隔泥云，寧改故時之爾我哉！倘能不憚作字，?；蓁?，則足下、弦龕之蹤跡，吾可咨而得之也。至于學術之進，識力之增，旁人所不能道者，吾奚從而聞之？豈慮其闕于報命耶。祗候素履，惟起居慎衛，晤弦龕，幸以示之，致念無。

鄭孝胥雅重嚴復，二人心照神交，躍然紙上。嚴復因其母于光緒十五年（1889）十月十九日病逝而丁憂歸閩，鄭孝胥深嘆二人契闊之太久，“學術之進，識力之增”無人分享，遂拳拳在念。據日記載，此時的鄭孝胥對荊公詩趣味正濃，光緒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仲弢來，假余《王荊川〔公〕集》”，十六年二月十四日“還仲弢《王荊公集》”。鄭氏對荊公詩的喜愛應當始于此，且愛之彌深，光緒十八年（1892）七月三十日日記載：“閱臨川詩，極可喜?！倍臧嗽鲁跗呷找嘣疲骸伴喤R川詩，甚可愛?！标愌芤舱f鄭孝胥“三十以后，乃肆力于七言，自謂為吳融、韓偓、唐彥謙、梅圣俞、王荊公，而多與荊公相近，亦懷抱使然”。鄭孝胥生于咸豐十年（1860），光緒十五年時正好三十歲，信中所說的“學術之進，識力之增”應當包括宗尚王安石這一重大的詩學轉向。而嚴復對鄭氏的詩歌趣味確有稱賞，光緒二十八年（1902）五月廿七日，李宣龔曾向鄭氏轉述過嚴復的看法：“嚴幼陵謂余舉哲學入詩，自古所無也?！庇纱送浦?，鄭孝胥與嚴復探討荊公詩的機率極大，嚴復受其熏染而評點荊公詩是極有可能的。

嚴復受閩派詩人的影響不唯在詩學對象的選擇上，也體現在審美趣味上，比如同愛含有唐音風味的宋詩。嚴復手批《杜工部集》時曾說：“詩之為道……獨貴興象。興象云者，于小處見大，近處見遠，所謂‘手揮五弦，目送飛鴻’，而后為佳?！笔欠窬哂刑圃娕d象正是其賞鑒荊公詩的一個重要維度。荊公《望越亭》詩云：“亂山千頃翠相圍，滾滾滄江去復歸。安得病身生羽翼，長隨沙鳥自由飛?！痹S七年（1084），六十四歲的王安石因疾“奏乞以住宅為寺”，此詩即該年病中所作，化用杜韓詩句并師法其意。荊公起筆雄渾開闊，寓情于景，多了一層哲思：以抱病之身，目睹奔逝之水與翱翔之鳥，心底流露出對自由的深切渴望，在悲壯蒼涼中更添一種曠達昂揚的境界。嚴復評曰：“皆唐格，惟其惘惘，所以為佳?！币蕴埔魹闇世K的批評態度十分鮮明。需要指出的是：其一，鄭孝胥主張宋詩體貌要含唐詩韻味，曾教導初學詩者應“意趣當先，使辭藻筆仗皆退伏而不可見。又詣其至，惟有興象，如風之送涼，雨之灑點，有靈氣往來，斯其圣矣”，強調唐詩興象是作詩根本，他之所以推重王安石，正在于其唐詩韻味。其二，嚴復不僅作詩“樹骨浣花，取徑介甫”，論詩還特別注意王安石對韓孟詩句的接受，故而既選其詩，又在評語中多處直言荊公句法、造語、筆力等取法韓孟而自成一家之處。錢仲聯稱閩派“溯源韓、孟，于宋人偏重于梅堯臣、王安石、陳師道、陳與義、姜夔”，而“以宗王安石為主” ，可見嚴復與閩派詩學的深厚淵源。

此外，嚴復對王安石詩歌“風雅傳統”的體認也與當時的詩學風尚有關?！帮L”“雅”作為詩歌審美概念始于《詩經》六義，在儒家詩教中指向批判現實的政治內涵，即追求“主文譎諫”，一方面強調詩歌的諷刺精神，另一方面主張使用溫柔敦厚的言說方式?！霸娭镣砬?，同、光以來，承道、咸諸老蘄向杜、韓為變《風》變《疋》之后，益復變本加厲，言情感事，往往以突兀凌厲之筆，抒哀痛逼切之辭?！笨梢?，降至晚清，時移世易，詩風亦變，雖存諷刺精神，但言說方式已突破了溫柔敦厚的范疇。在這種時代詩風的影響下，嚴復對荊公詩的體認與同光體詩人表現出驚人的一致性：“論詩主變《風》變《疋》。以為詩者人心哀樂所由寫宣，有真性情者，哀樂必過人?！?/p>

首先，就“變風”而言，同光體詩人明顯推崇哀樂過人的真性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陳衍還以王安石的悼亡詩為標準去評價當時詩作。如評張之洞：“廣雅詩之最清切者……《悲懷》云：‘霜筠雪竹鐘山老，灑涕空吟一日歸?！们G公悼亡詩語?！痹u時人哭朱寯瀛詩曰：“諸詩不減義山之哭劉，臨川之傷王逢原也?！眹缽蛯ν醢彩牡客鲈娫u價也很高，如眉批《哭梅圣俞》詩曰：“雖有武斷，故自可喜?！薄叭绱蠼眮?，無風自涌?！薄按酥姓恢袔浊??！雹芡醢彩匪纪醴暝T詩極為動人。王逢原即王令，王安石的畏友，才高命短，年僅二十八歲而亡。王安石悲慟欲絕，親撰墓志銘，還作了不少悼亡詩，其中七律組詩《思王逢原三首》尤負盛名。但嚴復獨樹一幟，不關注其七律組詩，反而更推重同題的五古長篇《思王逢原》。

《思王逢原》共四十四句，開篇即言“自吾失逢原，觸事輒愁思”，直抒胸臆，引出“撫心良自悲”的深情之狀，既是思友，也是自悲。首先直道無人相知相規的孤獨——“我善孰相我，孰知我瑕疵。我思誰能謀，我語聽者誰?！苯又侁愖约旱镊鋈簧駛榜Y驅不自得，談笑強追隨。仰屋臥太息，起行涕淋漓?！鞭D換鏡頭，描寫王令妻室的煢煢孑立，句句都落到王令離世后親友的悲痛與孤苦，無不惻惻感人。最后重申二人之志向相契，“宿昔心已許，同岡結茅茨”，今生來世皆為摯友。末以“渺渺江與潭，茫茫山與陂。安能久竊食，終負故人期”收束，可謂一唱三嘆，情深綿邈，意余言外?？梢哉f，《思王逢原》的深婉不迫之趣絲毫不輸《思王逢原三首》。因長篇體量大，荊公適可放懷暢言，其悲情云奔潮涌，凄惻之感甚至更勝一籌，實不愧嚴復所評“此詩沉摯極矣，讀之令人氣厚”。質言之，荊公悼亡詩哀樂過人，堪稱“歌聲出金石，動天地也”，深契同光體詩人與嚴復的審美趣味。

其次，就“變雅”來說，同光體詩人要求詩歌具有“雅人深致”，即主張詩人在世衰道微之際承擔起歷史責任，“期冀以個人的內在理性精神提升社會理性，期望在詩歌中貫注現實批判理性與道義精神，要求詩人立足于儒家的政治理想和道德精神，并將其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理想而蓄蘊于詩歌之中”。嚴復對荊公詩“變雅”傳統的挖掘正是承此而來。

王安石于詩中或托物言志，或借古諷今，其批判力度之深備受嚴復推崇。王安石《三品石》詩曰：“草沒苔侵棄道周，誤恩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頑無恥，似為當年不豫謀?！比肥岁惓┧拢ń衲暇╇u鳴寺）前之丑石，宋政和年間被取歸汴京。作為亡國之物的丑石，卻被賜為三品，著實滑稽又可笑，暗含了對當朝奸邪諂媚之人的無情嘲弄，又批判了廟堂主政者的無恥下作。因此，嚴復點明王安石旨在影射現實：“罵得痛快，今之從政者殆而?！焙笤诤颓G公《謝安》詩中亦云：“天子驕昏臣子諂，天能無意救斯民?！北彼尉稼ゎB不靈又不知羞恥，恰是時人丑陋嘴臉的最好注腳。王安石《日出堂上飲》云：

日出堂上飲，日西未云休。主人笑而歌，客子嘆以愀。指此堂上柱，始生在巖幽。雨露飽所滋，凌云亦千秋。所托愿永久，何言值君收。乃今卑濕地，百蟻上窮鎪。丹青空外好，鎮壓已堪憂。為君重去之，不使一蟻留。蟻力雖云小，能生萬蚍蜉。又能高其礎，不爾繼者稠。語客且勿然，百年等浮漚。為客當酌酒，何豫主人謀。

李壁注曰：“此詩意有所比喻，而其詞甚微?！庇终f：“主以喻君，客以喻臣，堂以喻君，柱以喻臣。堂上主人居安而忘危，為客者，視其蠹壞已甚，將有鎮壓之憂，為主人圖所以弭患，此臣不忘君，卷卷之義。更張之念，疑始于此?！痹娭⒀源罅x已十分明晰，突出了王安石變法的淑世精神和忠君之義。王晉光認為，“堂以喻國家，柱以喻政令，百蟻指冗官冗兵”，似乎比李注更為貼切?！爸复颂蒙现钡闹髡Z應為“客”，即“客”向“主”指出“堂上柱”被螞蟻蛀空了。對此，“客”欲為“主”出謀劃策，“不使一蟻留”，“又能高其礎”，不料遭拒絕：“何豫主人謀?！贝酥^支撐朝廷（國家）運行的政令被官兵破壞殆盡，故而“蠹壞已甚”。忠良之臣想通過變法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之將傾，如此深謀遠慮卻不為所容，何其悲哀！正如嚴復和荊公詩《辱井》所云：“奢淫何事堪亡國，似為身心不兩謀。卻怪歐洲今日事，利于刀劍巧倡優?！蓖砬迳鐣驯恢?，朝廷對此非但無所作為，還打壓有為之士，救亡圖存更是無從談起，故而嚴復批道：“宋代已然，以公處今宜如何耶？”“此天下之所以卒不救也，悲夫！”是荊公之悲憤，亦是嚴復之激憤。

統言之，嚴復詩宗王安石的淵源，不僅在于與閩派詩人的交游，還在于閩派詩歌趣尚的熏染。與嚴復桴鼓相應的是，同光體后學夏敬觀為贛派的宋詩學上融入了較多的唐詩觀念，⑤他后來選注的《王安石詩》雖與嚴復論調不同，但也極力推崇荊公的人格形象。

三、新眼讀舊詩：嚴批荊公詩的西學立場

嚴復首先是思想家，他以譯作聞名遐邇，是“中國近世西學第一人”?！皣雷g名著”不僅是簡單地介紹西方思想，更重要的是，嚴復在翻譯過程中“大量使用中國傳統典故，時常還用中國文化思想來做論證的立足點”，從而尋找二者之間的相通點。如果說譯介是將國故創造性地融入西學，那么評點古籍便是以西學視角重新審視傳統文化。換言之，同光體詩派力挽狂瀾，是欲使古典詩歌復歸傳統詩教精神，而嚴復視評點荊公詩為會通古今中外之術。二者的批評立場如此不同，評價荊公詩的角度自然存在很大區別。曾克耑序云：

顧陳氏、鄭氏于公詩，僅以聲色、格律求之，恣其剽竊摹擬而已，其于公詩本源所在，則猶未窺其微也。獨侯官嚴氏，以通儒雄筆，通貫中西學，既評釋老、莊以通其郵，復以其余力手公詩而評騭之，其于公格律、聲色，既有以發其微，而于學術本源之發于詩而與西哲相通貫，淺學所不知者，則反復稱道之曰：此王氏之《天演論》也，此馬爾圖之《人口蕃息論》也，此老胸中社會主義固其富也。其識見既非同時諸公所及。

曾克耑指出，陳寶琛與鄭孝胥詩宗王安石，但“僅以聲色、格律求之，恣其剽竊摹擬而已”，于窺探荊公詩的思想根源實則徒勞無益。而嚴復浸淫西學，思想開放，為國人引介進化論，風靡海內。世界觀的改變決定了價值取向的不同，故而相比于閩派詩人對王安石的宗尚，他還立足于天演論的視角深入挖掘荊公詩蘊含的思想觀念，以便古為今用。

嚴復的天演論將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推廣為宇宙萬物進化的原理，自然也包含了人類歷史的發展進程。換言之，人類社會也存在“物競天擇”的天演現象。他率先指出王安石的《彼狂》是對“天演論”作了形象化的描述：“此篇是王氏《天演論》?！薄侗丝瘛吩唬?/p>

上古杳默無人聲，日月不忒山川平。人與鳥獸相隨行，祖孫一死十百生。萬物不給乃相兵，伏羲畫法作后程。漁蟲獵獸寬群爭，勢不得已當經營。非以示世為聰明，方分類別物有名?？滟t尚功列恥榮，蠱偽日巧雕元精。至言一出眾輒驚，上智閉匿不敢成。因時就俗救刖黥，惜哉彼狂以文鳴。強取色樂要聾盲，震蕩沉濁終無清?；衷幫絹y圣人氓，豈若泯默死蠶耕。

其一，詩中描述了“物競天擇”的殘酷現象，正如李壁所注：“言爭起于生育漸眾而不給?！边h古時代，人獸不分，生死難測，加之生產力落后與繁衍過快的矛盾，生存環境愈發惡劣，最終引發“萬物不給乃相兵”的沖突，弱肉強食，幸存者即為“天擇”的結果。關于人類繁衍的問題，荊公詩《禿山》的描繪又以猴子爭食為譬喻：“相匹乃生子，子眾孫還稠?！娋押县S肥，山乃盡侵牟?！丛埔?，歲晚將安謀?！焙镒臃敝巢幌?，耗竭山中資源，導致生存困境的出現，正是“生育漸眾而不給”的鮮明寫照，也就意味著《禿山》與“天演論”暗中相通。而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又對此作了理論上的闡釋，故嚴復評《禿山》“抵得一篇馬爾圖《戶口蕃息論》”。其二，“物競”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文明起源。人口過多與生存資料比例失衡引發的“物競”現象無法通過“天行”解決，只能借助“人治”，正所謂“以尚力為天行，尚德為人治。爭且亂則天勝，安且治則人勝”④?！胺水嫹ㄗ骱蟪獭?，使萬事萬物分門別類，各立其名，又將人類從動物世界中獨立出來，成為明廉恥、守道德的文明群體，推動社會進步，恰是“安且治則人勝”的有力證據。吳汝綸序《天演論》曰：“人之爭天而勝天者，又皆天事之所苞。是故天行人治，同歸天演?！币虼?，伏羲因時之弊、救時之衰的經營之舉完全符合天演之道。

自從董仲舒提出“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命題后，世人無不奉之為圭臬，厚古薄今成為思想主流。王安石卻指出古人早已通曉變化之理，他在《非禮之禮》中說：“夫天下之事，其為變豈一乎哉？固有跡同而實異者矣。今之人然求合于其跡，而不知權時之變，是則所同者古人之跡，而所異者其實也。事同于古人之跡而異于其實，則其為天下之害莫大矣，此圣人所以貴乎權時之變者也?！贝四俗兎ㄖ詰摲e極推行的緣故。顯然，變法符合圣人之道，是推動社會文明進程的重要舉措，奈何后人既未開悟，又誤解古人智慧，劉辰翁更是直斥《彼狂》“本說以文鳴之弊，卻推論至此，甚賤能言”。如此厲聲斥責，正是囿于傳統史觀、墨守成規而不知變通的體現。嚴復以其深厚的進化論思想對此作出最早的公開批判。光緒二十一年（1895），他剛一登上政治舞臺就在報刊上發文，公開聲明歷史不變論是錯誤的，并且將進化論理解為社會向善論。⑨據此，前人批判王安石的理論根基被摧毀了，對荊公詩的批評也就蕩然無存。簡言之，在嚴復眼里，王安石變法是對“天演論”的現實演繹，旨在引導社會向善，《彼狂》便是他的詩歌宣言。

其次，嚴復將“天行”與“人治”統一于天演規則的同時，又特別強調“人功為重”。在此，他提出了“主治者”的角色：“夫所謂主治者，或獨具全權之君主；或數賢監國，如古之共和；或合通國民權，如今日之民主?！敝髦握呔哂幸龑后w的職責，并且能使用激勵或懲戒的手段塑造民品，從而發揮人類政治構建的主動性，創造適宜條件，保證秩序的“可久可大”。嚴復和荊公《愍儒坑》詩曰：“范雎蔡澤兼商鞅，皆使秦強不為身。若向先身求智力，控頤別頰盡能臣?！笨梢哉f，主持變法者在一定程度上扮演著“主治者”的角色，而商鞅明顯是一個合格的“主治者”。荊公詩《商鞅》曰：“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崩畋谧ⅲ骸胺兑哇抛x此詩，云‘古人政事本教化，而躬率使人從之。政事要必行，豈是好事？’”王安石贊賞商鞅令出必行的政治魄力，卻被指責不事教化，也就是說王安石變法違背治政之本。在王安石被“小人化”的形塑過程中，這種斥責的聲音使此詩完全淪為其“奸臣小人”的明證。特別是在熙寧年間御史中丞楊繪的解讀下，《商鞅》變成反映詩人心懷叵測的不臣之作：王安石對商鞅這一無恥奸臣的大加稱許，徹底暴露了其獨攬大權、覬覦神器的不軌之心。楊繪此評可謂誅心之論。然而，嚴復卻贊譽有加，斷言“此是不朽語，今日又大可見也”。商鞅變法重“信誠”，言出必行，無形中與百姓確定了一層契約關系，使其快速接受變法。正是百姓的信任與參與，新政令才得以順利實行，從而保證朝廷利益。如此治理理念抬高了個人的能力與地位，不僅打破了傳統生民不參與政治秩序建設的圣人模式，而且抉發出公信力對于國家治理的重要性。

與之相應，“人治”的極致便是最理想的治世即“烏托邦”的出現。在傳統士大夫眼中，桃花源是烏托邦的代名詞，自陶淵明虛構桃花源后，士人莫不心向往之，“桃源”成為詩人筆下的固有意象，其中王維、韓愈和王安石的同題詩篇久負盛名。清初著名詩人王士禛云：“唐、宋以來作《桃源行》，最傳者王摩詰、韓退之、王介甫三篇。觀退之、介甫二詩，筆力意思甚可喜。及讀摩詰詩，多少自在！二公便如努力挽強，不免面赤耳熱，此盛唐所以高不可及?！蓖跏弦允⑻茷闃藴?，自然評王維詩為最高品。嚴復卻下三字斷語：“勝韓作?！毖院喴赓W，令人深思。如前所述，嚴復對王安石取法韓愈的詩學路徑有較深的認識，然而，批閱《桃源行》卻不論詩藝詩法，那么嚴復眼中的荊公詩究竟何處勝韓詩？

顯然，相較于詩法，他更為重視詩思，即無君臣的新論。若聯系嚴復的韓愈觀來解讀，他對王安石《桃源行》的欣賞之處會更清晰。嚴復為了宣傳新思想，譯著特意采用典雅的古文體式，而“中國文之美者，莫若司馬遷、韓愈”，故其文筆追摹韓愈，但這不影響他對韓愈思想的質疑與反駁。光緒二十一年，嚴復發表《辟韓》，猛烈抨擊代表韓愈思想的《原道》，是文鼓吹“尊君輕民”，意在維護帝制的儒家正統思想。嚴復以其為箭垛，激昂控訴君主專制，甚至全面否定其“道統”的正確性：“故曰：君臣之倫，蓋出于不得已也！唯其不得已，故不足以為道之原?！币虼?，“棄君臣”是嚴氏“烏托邦”的理想境界，而荊公詩《桃源行》所描繪的政治藍圖，“兒孫生長與世隔，雖有父子無君臣”，與之別無二致。程千帆曾從傳統詩學的角度比較四首桃源詩的異同，認為從詩歌風貌而論，王士禛的批評基本符合實際，但文學批評不能割裂來看：王安石“以其‘雖有父子無君臣’，‘天下紛紛經幾秦’這樣一些名論杰句，反映了自己先進的歷史觀點和政治思想，顯示了詩人自己崇高的形象”，“不僅將自己和在其以前出現的杰作區分開來了，而且還能和它們分庭抗禮” 。顯而易見，嚴復所論與程先生殊途同歸。因深受西學影響，他從政治理念的視角更關注荊公詩學韓而能勝韓之處，完全有別于傳統詩學觀念。

最后，“人治”的合理性自然也適用于王安石的財政改革，而且“理財計學，為近世最有功生民之學者”，因此對國家理財之道的關注是嚴復審視荊公詩的又一個新維度。他評《促織》曰：“此言民力未充，徒為聚斂之無益也?！薄洞倏棥吩疲骸敖鹌链溽Ｅc秋宜，得此年年醉不知。只向貧家促機杼，幾家能有一絲?！比姸绦【?，借題發揮又詩語淺易，對貴族豪奢放縱之憤慨與貧民掣襟肘見之同情溢于言表，深刻揭示了貧富懸殊的社會現象。一般來說，詩家論及這一層含義便停止了，但嚴復另辟蹊徑，進而強調貧富差距背后的原因，即“民力未充”，正如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所言：“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為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币籽灾?，《促織》體現了王安石對國家養財均富之重要性的深刻認識。因此，嚴復批《和吳御史汴渠》曰：“此詩，今之計臣與談中央集權者不可不讀?！庇峙冻晖跽彩宸钍菇显L茶利害》曰：“荊公胸中社會主義甚富?！薄拔岵恢^此老為無誤，然有經世力慮，則唐以來一人而已。使公而生于今，移其所信于古以信于今，加以詢謀，中國尚有豸乎！”嚴復呼吁今人變法應學王安石理財，可見對荊公理財之譽不絕口。

在王安石看來，真正的理財之道不僅通其變，還合乎義。其《乞制置三司條例》曰：“聚天下之人不可以無財，理天下之財不可以無義?！薄洞鹪酚终f：“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為利哉？”這里涉及“義”與“利”的問題。重義輕利是儒家傳統?？鬃诱f：“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泵献右矊α夯萃跽f：“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比缡怯^之，王安石的理財之義是反其道而行之，故而歷來基于儒家義利觀肆意攻擊王安石理財之法的聲音不絕于耳，嚴復卻直接否定這一傳統義利觀。他認為儒家將義與利對立起來的思想違背了人的自然屬性，剝奪了提升道德的驅動力，是一種禁欲理論，只為培養百姓的奴性性格，完全不利于富國裕民，必須賦予經濟行為以道德性，肯定出于善的利己行為，倡導國民通過財富和經濟的力量實現富國強民的目的。他這一新義利觀的提出，重新賦予了王安石財政改革的思想意義，從根本上肯定了王安石變法的道德正義性。

總而言之，嚴復作為思想家，立足于天演論，對荊公詩作出了與前人大相徑庭的價值判斷。盡管西學術語的使用使其闡發頗有不圓通之處，但仍為后人提供了一個接受王安石的全新維度與另面視角。

結語

綜觀嚴復對王安石詩的評點，其動力顯然來自晚清聚焦王安石變法的時代思潮與對梁啟超持之以恒的批判。他不僅欽佩王安石的人格魅力，而且遙寄同情之理解，為其辯誣正名，這是末世自立圖強的迫切呼聲與文士政治使命感的高度體現。嚴復對王安石詩的宗尚深受閩派與時代詩風的影響，成為映射同光體宋詩觀的鏡子。但是，嚴復深入挖掘王安石詩與西學思想的會通之處，又有別于同光體詩論，表現出以西學闡釋詩學的新立場。嚴復以天演論思想闡釋王安石詩，對其中不為世俗所容的政治理念作出全新判斷，既為王安石變法提供了理論依據，又挑戰了傳統儒家觀念。他對百姓力量的重視、對君臣之綱的攻擊、對理財之道的強調，一一打破儒家所求之政治倫理秩序和諧的目標，流露出重構傳統文化的苦心孤詣。就傳統詩學而言，一方面，嚴復評點王安石詩不僅是對舊詩的堅守繼承，也為舊詩詮釋指引了新方向；另一方面，這般古為今用的全新闡釋確實為后世全面公正地接受王安石作出一定的貢獻，同時也促使我們反思歷代王安石詩之研究。

［責任編輯 馬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