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教養方式類型與青少年網絡成癮的關系：認知情緒調節策略的中介作用 *

占萍萍 古靜靜 王金良

(西南大學心理學部，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重 慶 400715)

1 引言

網絡成癮(internet addiction,IA)是指在沒有使用成癮物質的條件下，個體對網絡使用產生一種難以控制的沖動行為，并且會給個體帶來不良后果(中國健康教育中心,2018; Young,1998)。網絡成癮與青少年的睡眠、情緒、學業問題及其他身心健康問題密切相關(Derevensky et al.,2019; Kokka et al.,2021)。因此，有必要探索青少年網絡成癮的相關因素及其作用機制。以往研究表明，個體特征(人格、認知和情緒)(K?k?nyei et al.,2019; Li et al.,2016; Yildiz,2017)和環境特征(學校、家庭和同伴)(Jia et al.,2018; Lukavská et al.,2022; Miao et al.,2018)都是網絡成癮的影響因素。本研究重點考察家庭環境(父母教養方式)與青少年網絡成癮的關系，檢驗個體特征(認知情緒調節策略)的中介作用，為科學預防和有效控制網絡成癮提供新的視角。

父母教養方式是指日常生活中父母在教育孩子時所表現出的情緒情感和方式的集合，對孩子的發展具有深刻、穩定的影響(Darling ＆ Steinberg,1993)。嚴厲的父母教養方式對青少年網絡成癮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Lo et al.,2021)，并且父母拒絕的發展軌跡與孩子網絡游戲成癮的發展軌跡也存在緊密的關聯(Zhu ＆ Chen,2021)；反之，一項元分析的結果表明，父母溫暖與網絡成癮呈顯著負相關(Lukavská et al.,2022)，研究者也對多個國家的兒童樣本進行了追蹤研究，結果發現父母溫暖對孩子一年后的網絡成癮具有顯著的負向預測作用(Sebre et al.,2023)。此外，網絡成癮的“失補償”假說(高文斌,陳祉妍,2006)認為，青少年在心理發育過程受阻時會形成不同的補償表現，這些表現對應著不同的上網行為。建設性補償引導個體恢復常態，形成正常上網行為；而病理性補償引起失補償，導致發展偏差或中斷，從而出現網絡成癮行為。由此推測，父母消極教養方式與網絡成癮呈顯著正相關，父母積極教養方式與網絡成癮呈顯著負相關。

然而，以往研究多從變量中心的角度分析父母教養方式，忽略了個體間的異質性，難以完整、全面地體現青少年實際接受到的教養方式(Zhang et al.,2017)。而以個體為中心的潛剖面分析法能夠很好地識別個體間的異質性，例如，有研究采用潛剖面分析的方法，將父母教養方式分成積極型、混合型和消極型三種潛在類型(吳鵬 等,2016; Ren ＆ Zhu,2022)。此外，父親權威型教養方式能夠負向預測青少年的外化問題(Ruiz-Hernández et al.,2019)，母親支持能夠正向預測青少年的情緒調節發展(van Lissa et al.,2019)。這意味著，父親和母親對孩子在行為和情緒方面的影響是有差異的，因此，有必要分別探討父母的教養方式類型與個體發展的關系。綜上，本研究將從個體中心的視角單獨探討父親、母親教養方式類型與青少年網絡成癮之間的關系及內在的具體機制。結合以往研究提出假設1：父親和母親存在三種教養方式類型并且不同的教養類型對網絡成癮的作用存在差異。

認知情緒調節策略是指個體在管理、修正情緒時所使用的策略(Gross,2002)，體現了個體為實現目標，對情緒反應的發生、體驗與表達進行監控、評估和修正的內在和外在過程(Garnefski ＆Kraaij,2007)，分為適應性策略(接受、積極關注、關注計劃、理性分析和積極重評)和非適應性策略(自我責備、沉思、責備他人和災難化)。情緒調節的三元模型(Morris et al.,2007)指出，家庭情緒氛圍(如父母教養方式、親子依戀等)是影響青少年情緒調節發展的關鍵路徑之一。父母支持有利于培養孩子的自我調節行為，促進情緒調節能力的發展，使孩子獲得更多的情緒調節策略并使用更合適的策略；而非適應性的父母教養方式可能由于缺少積極情感和支持，嚴厲的紀律和消極控制等(Shipman ＆ Zeman,2001)，使青少年對消極情緒和情緒線索的理解不足，影響他們的情緒調節能力。研究發現，以溫暖、敏感和靈活為特征的積極教養方式有利于適應性情緒調節策略的形成(Contreras et al.,2000)，而長期處于消極家庭環境的青少年會出現情緒調節困難，在經歷負性生活事件時更傾向于使用非適應性情緒調節策略(Guo et al.,2023; Wu et al.,2022)。

網絡成癮的認知-行為理論認為，網絡成癮是近端因素和遠端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遠端因素通過近端因素起作用；遠端因素包括心理病原(psychopathology)和情境線索(situational cues)，近端因素是指非適應性認知(maladaptive cognition)，二者共同構成了網絡成癮發生的充分條件(Davis,2001)。當個體采用非適應性認知進行情緒調節時，所產生的認知情緒調節策略可能會對網絡成癮造成影響。尤其在壓力情境下(如父母拒絕、兒童期虐待)，個體更傾向于采用非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策略進而增加網絡成癮的風險(Guo et al.,2023;Yildiz,2017)。根據網絡成癮的認知-行為理論，父母教養類型(情境線索)將通過非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策略(近端因素) 對青少年網絡成癮起作用。因此，本研究推測適應性和非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策略可能在父母教養方式類型和網絡成癮間起中介作用。

綜上，本研究將同時納入適應性和非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策略，構建一個并行中介模型并提出假設2a：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策略在不同的父母教養類型與青少年網絡成癮之間存在中介作用；假設2b：非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策略在不同的父母教養類型與青少年網絡成癮之間存在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被試

采用方便抽樣法，選取重慶市三所學校的中學生為被試，在征得學校和學生本人同意后，以班級為單位進行施測，被試以自愿的方式參加，未獲得任何金錢報酬。本次回收問卷4147 份，刪除不可信問卷后得到有效問卷4091 份，回收有效率為98.65%。其中，男生2002 人(48.94%)，女生2089 人(51.06%)，平均年齡13.64±1.59 歲。

2.2 研究工具

2.2.1 父母教養方式問卷

采用Arrindell 等人(1999) 編制，蔣獎等人(2010) 修訂的簡式父母教養方式問卷(S-EMBUC)。量表分為父親分量表和母親分量表，均包含父母拒絕、情感溫暖和過度保護三個維度，每個分量表21 道題，采用李克特4 點計分，1 表示“從不”，4 表示“總是”。本研究中，父親拒絕、情感溫暖、過度保護的Cronbach’s α 系數分別為：0.82、0.88、0.70；母親拒絕、情感溫暖、過度保護的Cronbach’s α 系數分別為：0.82、0.88、0.72。

2.2.2 認知情緒調節策略問卷

采用Garnefski 和Kraaij(2006)編制，董光恒等人(2008) 修訂的認知情緒調節簡版問卷(CERQShort)進行評估，用以測量情緒調節的認知成分，研究個體在經歷消極的生活事件后的認知調節過程。該問卷共18 道題，包含9 個維度，每個維度2 道題，采用李克特5 點計分，1 表示“從不”，5 表示“總是”。這9 個維度可以分為適應性(接受、積極關注、關注計劃、理性分析和積極重評)和非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策略(自我責備、沉思、責備他人和災難化)(Garnefski et al.,2001)。在本研究中，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策略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84，非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策略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79。

2.2.3 網絡成癮問卷

采用Young(1998)修訂的網絡成癮量表，量表共8 道題，采用李克特5 點計分，1 表示“完全不符合”，5 表示“完全符合”，計算8 個題目的平均得分，分數越高表明網絡成癮傾向越高。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87。

2.3 數據處理

本研究采用SPSS26.0 進行數據錄入和整理，采用Mplus8.0 分別對父親和母親的教養方式進行潛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LPA)，最后采用SPSS26.0 PROCESS 程序檢驗適應性和非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策略在父母教養方式類型與網絡成癮之間的并行中介作用。

3 結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采用Harman 單因子檢驗法將所有變量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周浩,龍立榮,2004)，結果得到17 個特征根大于1 的因子，其中第一個因子解釋變異量為17.02%，低于40%的臨界值，表明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問題。

3.2 描述性統計及相關分析

各變量的平均數、標準差和相關系數見表1。根據相關分析結果可知，父(母)親拒絕、父(母)親過度保護和非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策略與網絡成癮呈顯著正相關；父(母)親溫暖、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策略與網絡成癮呈顯著負相關。此外，父(母)親拒絕與非適應性策略呈顯著正相關，與適應性策略呈顯著負相關，父(母)親過度保護與適應性、非適應性策略呈顯著正相關；父(母)親溫暖與非適應性策略呈顯著負相關，與適應性策略呈顯著正相關。

表1 描述性統計及相關分析結果

3.3 父母教養方式的潛在剖面分析

以父母教養方式的三個維度為指標進行潛在剖面分析，設定模型分類數依次從1 增加到5，觀察模型適配指標變化。參照已有研究的建議(Hipp ＆Bauer,2006; Nylund et al.,2007; Preston et al.,2022)，本研究選取如下指標確定剖面的數量：(1)相對擬合指數包括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a)、BIC(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a)和aBIC(adjusted BIC)，用來反映模型擬合情況，AIC、BIC 和 aBIC的數值越低，表明模型擬合得越好；(2)熵(Entropy)值反映分類的可信度，熵值至少需要達到0.80，Entropy≥0.80 表明分類準確率超過90%；(3)Lo-Mendell-Rubin test(LMRT)和Bootstraped likelihood ratio test(BLRT)用于比較相鄰個數類別模型之間的差異，若LMRT 和BLRT 的檢驗結果顯著則表明k個類別模型比k-1 個類別模型更好，且BLRT 檢驗的表現優于LMR-LRT 檢驗；(4)每個亞群組的比例不低于5%。雖然上述的指標是確定類別個數的主要依據，但還需注意類別的解釋和意義(Mun et al.,2008)。

表2 為父母教養方式不同分類的模型擬合指標。從表2 可知，隨著類別數目的增加，AIC、BIC 和aBIC 越低，各模型熵值均在0.80 以上，表示所有模型的精確性良好。BLRT 值、LMR 值均顯著。由于在父母教養方式4 分類和5 分類模型中，均有一種潛在類別小于5%，再根據各個類型的分布情況發現存在意義相似的類別，故舍棄4 分類及5 分類模型。雖然在父親的3 分類模型中，也存在一種潛在類別小于5%，占比為4.1%，但從潛在剖面分析圖上看，該類別與其他兩類在三個維度上的均值分布有明顯差異，具體表現為父親拒絕和過度保護得分最高，父親溫暖得分最低，體現了實際生活中高拒絕、高控制和低溫暖的消極教養類型，因此保留該類別。另外，父母3 分類模型的LMRT 和BLRT 檢驗結果顯著，表明3 分類模型比2 分類更好。綜合考慮模型適配指標和實際類型的可解釋性，本研究認為父親和母親的三類別模型為最佳模型。見圖1、圖2。

圖1 父親教養方式潛在亞類別的估計條件均值

圖2 母親教養方式潛在亞類別的估計條件均值

表2 潛在剖面分析擬合信息匯總

3.4 中介作用檢驗

采用SPSS 軟件的PROCESS 程序中的Model 4 分析中介效應，將性別和年齡作為協變量，父母教養類型為分類自變量，因此需要采用虛擬編碼并將混合型教養類型作為參照組，網絡成癮為因變量，適應性/非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策略為中介變量。多重中介模型的檢驗結果如表3 所示，各路徑的分析結果如圖3、圖4 和表3 所示。

圖3 父親教養類型對青少年網絡成癮的中介模型

圖4 母親教養類型對青少年網絡成癮的中介模型

表3 各路徑的標準化效應值與95%置信區間

在父親教養類型方面(見圖3)，相比于父親混合型教養類型，父親積極型顯著正向預測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策略(β=0.16,p＜0.001)，顯著負向預測非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策略和網絡成癮(β=-0.45,p＜0.001; β=-0.20,p＜0.001)。父親消極型顯著正向預測非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策略(β=0.24,p＜0.01)，而消極型在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策略和網絡成癮上的得分與父親混合型無顯著差異(β=0.13,p>0.05; β=0.06,p>0.05)。同時，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策略顯著負向預測網絡成癮(β=-0.12,p＜0.001)，非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策略顯著正向預測網絡成癮(β=0.38,p＜0.001)。

隨后，采用偏差校正Bootstrap 法驗證中介效應的顯著性，結果見表3?？刂魄嗌倌甑男詣e和年齡后，適應性和非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策略在父親積極型教養類型與網絡成癮之間存在并行中介作用。然而，只有非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策略在父親消極型教養類型與網絡成癮之間存在中介作用。

類似地，在母親教養類型方面(見圖4)，相比于母親混合型教養類型，母親積極型顯著正向預測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策略(β=0.16,p＜0.001)，顯著負向預測非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策略和網絡成癮(β=-0.46,p＜0.001; β=-0.31,p＜0.001)。母親消極型顯著正向預測非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策略(β=0.42,p＜0.001)，而對適應性情緒調節策略和網絡成癮均無顯著預測作用(β=0.09,p>0.05; β=-0.01,p>0.05)。同時，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策略顯著負向預測網絡成癮(β=-0.12,p＜0.001)，非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策略顯著正向預測網絡成癮(β=0.37,p＜0.001)。采用偏差校正Bootstrap 法檢驗中介效應的顯著性，結果見表3。適應性和非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策略在母親積極型教養類型與網絡成癮之間存在并行中介作用。然而，只有非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策略在母親消極型教養類型與網絡成癮之間存在中介作用。

4 討論

4.1 父母教養方式的剖面結果

本研究根據教養維度上的高低分布特征發現父親和母親的教養方式都可以分為三種潛在剖面類型，將其命名為積極型、混合型及消極型，與以往研究所得出的剖面類型一致(吳鵬 等,2016;Ren ＆ Zhu,2022)，部分支持了假設1。其中，積極型在情感溫暖上得分最高，在拒絕和過度保護維度上得分最低；混合型在三個維度上的得分均處于中等水平；消極型在情感溫暖上得分最低，在拒絕和過度保護維度上得分最高。除了三種類型的維度特征，根據其分布比例可知，積極型占比最高(父親：71.70%；母親：69.30%)，表明大部分父母能夠給予孩子足夠的溫暖和關愛，較少施加懲罰和控制，這可能是由于隨著青少年獨立意識和自主意識的發展，家長也會逐漸適應孩子的成長變化并采取適當的教育措施；其次是混合型(父親：24.20%；母親：25.50%)，這類父母既會關心孩子也會懲罰控制他們，這種不一致的教養方式可能會使孩子感到矛盾并形成一種不確定的壓力；最后是消極型(父親：4.10%；母親：5.20%)，這類父母對孩子的懲罰過于嚴厲并會限制他們的自主需求。雖然本研究分別考察了父親、母親教養類型的作用，但結果顯示，父親和母親的教養類型對青少年認知情緒調節策略和網絡成癮的作用性質一致。這可能是由于在家庭系統中，父母之間的行為方式會相互影響并逐漸趨于一致，從而產生了同質的結果。

4.2 父母教養類型與青少年網絡成癮的關系

與混合型教養方式相比，父親和母親積極型均能負向預測青少年網絡成癮，這一發現與先前研究結果一致(Lukavská et al.,2022)。積極型教養的青少年感受到的父母溫暖和支持，有助于青少年內化外部規則，建立自我控制(Li et al.,2019)，進而控制自己合理使用網絡并防止自身沉迷其中。但父母混合型與消極型的青少年在網絡成癮程度上無顯著差異，表明混合型與消極型的教養方式類型可能都是非適應性的(Teuber et al.,2022)?；旌闲偷慕甜B方式傳達出一種矛盾的、不明確的行為準則，這可能會增加青少年的壓力從而影響心理發展。并且網絡成癮的“失補償”假說認為(高文斌,陳祉妍,2006)，當青少年的心理發展受阻時，采用病理性補償會引發網絡成癮行為。因此，混合型與消極型的父母教養方式類型均為網絡成癮的風險因素(Miao et al.,2018)。然而，有研究發現了這兩類青少年在網絡使用時間上存在差異，相比父母混合型，父母消極型青少年的網絡使用時間更長，尤其是與休閑相關的網絡使用(Ren ＆ Zhu,2022)。這可能提示，父母采取強制措施限制孩子使用網絡，雖然能夠減少上網時長，但不能消除孩子上網的沖動和想法。

4.3 認知情緒調節策略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發現，父母積極型與網絡成癮存在直接關聯，并能通過促進青少年使用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策略，減少非適應性情緒調節策略的使用間接作用于網絡成癮。這可能是因為在良好家庭情緒氛圍的作用下，青少年能夠更好地理解情緒(Larzelere et al.,2013)，并采用適當的方式表達情感(Houltberg et al.,2016)，從而促進適應性情緒調節策略的使用。當面臨逆境或壓力時，青少年會采取更有效的應對措施，而不是在虛擬世界中釋放壓力，進而降低了網絡成癮的風險。與父母積極型類似，本研究發現非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策略在父母消極型與網絡成癮之間的中介作用成立，支持了假設2b。這可能有兩個原因：第一，根據網絡成癮的認知-行為理論的觀點(Davis,2001)，消極型教養方式作為遠端因素中的情境線索，通過近端因素非適應性認知的作用，形成非適應情緒調節策略從而使青少年產生網絡成癮行為。第二，個體面對負性事件時的應對方式可分為認知應對策略和行為應對策略，并且認知先于行為(Garnefski et al.,2001)。因此，青少年受消極父母教養方式影響可能會形成非適應性情緒調節策略，對事情的解釋變得消極，進而通過網絡緩解壓力。與父母積極型不同的是，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策略在消極教養類型與網絡成癮之間的中介作用不成立，與假設2a 不一致。這提示，父母混合型、消極型教養方式與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策略和網絡成癮的關系無顯著差異，混合型教養方式與適應性策略和網絡成癮的關系也是消極的。此外，中介模型的后半路徑顯著，證實了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策略是青少年網絡成癮的保護性因素(K?k?nyei et al.,2019)。

4.4 研究不足與展望

本研究考慮到個體間存在的差異，采用以個體為中心的方法對父母教養方式進行分類，加深了對父母教養行為的認識，同時考察了認知情緒調節策略在父母教養類型與網絡成癮之間的中介作用。但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研究數據僅來源于青少年自我報告。后續研究可以加入父母報告，將青少年與家長的報告結果進行對比和分析，使研究更加全面。第二，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樣，不利于將結論推廣到其他地區的青少年群體中。未來研究可擴大取樣范圍進一步驗證本研究的結論。第三，本研究屬于橫斷研究，不利于探討父母教養類型是否會隨時間變化及其對青少年發展可能產生的影響。未來研究可采用縱向數據，分析父母教養類型的轉變對認知情緒調節策略與網絡成癮的影響。

5 結論

(1)父親和母親均存在三種潛在教養類型，即積極型、混合型和消極型。(2)與父母混合型教養類型相比，父母積極型教養類型顯著負向預測網絡成癮。(3) 以父母混合型教養類型作為參照組，適應性和非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策略在父母積極型教養類型與網絡成癮之間存在中介作用，非適應性認知情緒調節策略在父母消極型教養類型與網絡成癮之間存在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