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欺負對青少年主動性攻擊及反應性攻擊的影響：憤怒反芻和悲傷反芻的中介作用 *

呂沐華 熊昱可 楊 柳 陳嘉慧 王泉泉 任 萍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基礎教育質量監測協同創新中心，北京 100875)

1 引言

受欺負(victimization)是指個體在校園環境中不斷受到同齡人有意和反復的故意侵害，并且由于力量的不平衡無法保護自己的現象(Olweus,1993)。欺負問題是校園環境中較為嚴重的行為問題，在國內外青少年群體中普遍存在(Chan ＆Wong,2015)。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2017)的研究指出，全世界大約有1.3 億13～15 歲的青少年經歷過校園欺負。受欺負會對青少年造成負面影響，包括抑郁、焦慮等內化問題以及攻擊、自傷等外化問題(Casper ＆ Card,2017; Moore et al.,2017)。

攻擊行為因動機的差異可以區分為主動性攻擊(proactive aggression) 和反應性攻擊(reactive aggression)(Dodge ＆ Coie,1987)。主動性攻擊是指個體在未受挑釁的情況下故意實施的工具性的攻擊行為，而反應性攻擊是指個體受到挑釁后做出的傷害他人的行為(Berkowitz,1962; Dodge ＆ Coie,1987)。既往研究往往將攻擊行為作為青少年外化問題的一部分，探究受欺負對青少年不同外化問題的影響，然而不同類別的攻擊行為可能存在不同的成因與作用機制(Schwartz et al.,1998)，探究青少年受欺負對不同類別攻擊行為的影響，對于預防和干預校園欺負、降低青少年攻擊水平具有重要意義。

反芻(rumination)是指個體在經歷負性生活事件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對負性事件及其產生的原因、意義及潛在不良后果的反復思考(Nolen-Hoeksema ＆ Morrow,1991)。反芻的特異性模型表明，因個體關注負性情緒的差異，反芻可以分為憤怒反芻(anger rumination) 和悲傷反芻(sadness rumination)兩個獨立結構(Harmon et al.,2019; Peled ＆Moretti,2010)。憤怒反芻是指個體集中注意力地對憤怒事件及憤怒情緒的反復思考，進而造成個體憤怒情緒的維持及加劇(Sukhodolsky et al.,2001)。悲傷反芻是指個體對悲傷及悲傷相關因素的反復思考(Conway et al.,2000)。實證研究表明，憤怒反芻是個體攻擊行為的顯著預測因素(Malamut ＆Salmivalli,2023; Quan et al.,2021)，而悲傷反芻在受欺負與攻擊行為之間的作用機制還不明確。本研究采用縱向設計，將反芻區分為憤怒反芻和悲傷反芻兩個獨立結構，考察其在受欺負與青少年不同類別攻擊行為之間的作用機制。

1.1 青少年受欺負與攻擊行為

受欺負的青少年會表現出更多的攻擊行為(Casper ＆ Card,2017)。根據一般攻擊模型，受欺負作為輸入變量會影響情緒(如，憤怒)，進而導致個體攻擊行為的產生(Allen et al.,2018)。來自元分析的證據表明，受欺負是青少年攻擊行為產生的重要風險因素(Ttofi et al.,2012)。既往研究多將攻擊行為作為外化問題的一部分進行研究，探究受欺負與攻擊行為、自傷等外化問題之間的關系，但少有研究將攻擊行為細化，探究受欺負與青少年主動性攻擊和反應性攻擊之間的關系。事實上，理論研究發現，受欺負與主動性/反應性攻擊之間的聯系及作用機制可能不同。一方面，校園環境中欺負者可能因攻擊行為產生特殊的權利和地位，根據Bandura(1976)的社會學習理論，受欺負的青少年可能習得這一觀念，從而為提升自己的班級地位產生更多的主動性攻擊。另一方面，根據挫折-攻擊模型(Berkowitz,1962)，受欺負作為一種挫折經歷會為攻擊提供準備狀態(如，敵對反應)，在這種狀態下個體更易感知挑釁，這可能會進一步引發青少年的反應性攻擊。實證研究發現，受欺負的青少年具有更高的主動性和反應性攻擊水平(Ren et al.,2023)。Lamarche 等人(2007)的研究則發現受欺負僅能正向預測反應性攻擊。結果的差異表明，受欺負與不同類別攻擊行為之間的關系還需進一步厘清。因此，本研究采用縱向設計，區分攻擊行為的不同類別，探究受欺負對主動性攻擊和反應性攻擊的影響。

1.2 反芻在青少年受欺負與主動性攻擊及反應性攻擊中的作用

反芻是一種適應不良的認知風格，與心理問題的累積及惡化有關(Newcomb ＆ Bagwell,1995)。根據社會認知理論，認知因素會中介環境刺激對社會行為的影響(Bandura,1986)，這表明反芻可能在受欺負與攻擊行為之間存在中介作用。一方面，研究表明受欺負會對青少年的情緒調節及應對策略產生負向影響，這可能導致反芻思維的出現(McLaughlin et al.,2009)。受欺負作為校園環境中較為強烈的負性刺激，可能會削弱青少年的情緒調節能力，導致青少年沉浸在痛苦的負性經歷中，專注于悲傷/憤怒情緒而“難以自拔”，即陷入反芻思維(Michl et al.,2013)。另一方面，反芻對攻擊行為的影響也得到了證實。根據一般攻擊模型，認知因素(反芻)會影響攻擊行為的產生(Allen et al.,2018)，受欺負的青少年對負性生活事件的反芻，可能促使其在模糊場景中錯誤感知敵意，進而導致攻擊行為的出現(Pedersen et al.,2011)。

近年來，研究者發現不同的反芻類型可能對攻擊行為產生不同影響(Harmon et al.,2019)。研究表明，憤怒反芻是個體攻擊行為的顯著預測因素(Malamut ＆ Salmivalli,2023)。而悲傷反芻對個體攻擊行為的影響還不明確?？v向研究發現，受欺負個體的悲傷反芻和憤怒反芻都與其更強烈的關系攻擊相關(Li et al.,2021)。而Harmon 等人的研究表明憤怒反芻和悲傷反芻對攻擊行為存在相反的預測作用，憤怒反芻正向預測攻擊行為，悲傷反芻反之。研究的差異表明，反芻尤其是悲傷反芻對不同類別的攻擊行為可能存在不同的作用機制，考慮到兩種攻擊行為之間的差異，將攻擊行為細化為主動性和反應性攻擊，有助于進一步探究反芻在其中的作用機制。

對于憤怒反芻，受欺負的青少年可能會對受欺負事件本身產生憤怒情緒并進行反復思考，造成個體憤怒情緒的維持及加劇，這可能會造成受欺負個體的主動性及反應性攻擊。研究發現，通過憤怒事件誘發憤怒反芻可以促進個體計劃有意義的攻擊行為，這被認為是典型的主動性攻擊(Denson,Moulds,＆ Grisham,2012)。憤怒反芻還會引發個體選擇性的計劃報復，這也是主動性攻擊一種途徑(Wrangham,2018)。另一方面，受欺負個體憤怒情緒的維持及加劇是反應性攻擊產生的重要風險因素。根據一般攻擊模型，個體特質憤怒及高情緒喚醒水平會增加個體的反應性攻擊水平(Allen et al.,2018; Denson,2013)?？v向研究發現，憤怒反芻可以正向預測個體6 個月后的反應性攻擊(Wang et al.,2020)。Quan 等人(2022)的研究也表明，憤怒反芻在特質憤怒與反應性攻擊之間起中介作用。上述研究說明，憤怒反芻可能在青少年受欺負與主動性攻擊及反應性攻擊中存在中介作用。

對于悲傷反芻，受欺負的青少年可能會重復思考悲傷及悲傷的相關因素，采取消極的應對策略，而不是通過改變問題根源來積極地解決問題。根據反應風格理論，個體對負性生活事件及情緒的反芻會削弱問題解決能力(Nolen-Hoeksema et al.,2008)，受欺負的青少年對悲傷情緒的反復思考會削弱其在面對挑釁及模糊敵意時的自我控制和問題解決，進而導致個體的反應性攻擊(Denson,DeWall,＆ Finkel,2012; Li et al.,2021)?，F有研究對悲傷反芻在受欺負與主動性攻擊之間的作用還不明確。Malamut 和Salmivalli(2023)未發現受欺負通過悲傷反芻對攻擊行為產生間接影響。然而，Crick 和Dodge(1994)的研究表明，個體經歷消極同伴事件(如，受欺負)會引發悲傷反芻，從而導致個體采取攻擊行為以回應受欺負。Li 等人(2021)的研究提供了間接證據，悲傷反芻正向預測受欺負青少年的關系攻擊。未區分主動性和反應性的兩種攻擊行為可能是研究出現不同結果的一種解釋，這可能混淆了悲傷反芻在中介路徑中的不同作用。綜上，悲傷反芻可能分別在青少年受欺負與主動性攻擊及反應性攻擊之間存在中介作用，但其作用機制可能存在差異，有待進一步考察。

本研究采用縱向設計，考察憤怒反芻及悲傷反芻作為兩個獨立結構在受欺負與青少年不同類別的攻擊行為(主動性/反應性攻擊)之間的中介作用。研究假設：(1)T1 受欺負可以正向預測T2 主動性攻擊及T2 反應性攻擊；(2)T2 憤怒反芻及T2 悲傷反芻作為兩個獨立結構在T1 受欺負與T2 主動性/反應性攻擊之間起并行中介作用。中介作用假設模型如圖1 所示。

圖1 中介作用假設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被試

本研究對河南省7 所中學共2600 名八年級學生進行了間隔時間6 個月的兩次測查(T1、T2)。2464 名學生完成了兩次測查，被試流失率為5.23%，缺失可接受，對分析的影響較小(唐文清 等,2014)。剔除明顯錯誤、過度漏題、答題規律強的問卷后，有效樣本共2427 人。其中，男生1236 人(50.93%)，女生1191 人(49.07%)，T1 平均年齡為13.93±0.57歲，T2 平均年齡為14.38±0.57 歲。

2.2 研究工具

2.2.1 中文版Olweus 欺負問卷

采用張文新和武建芬(1999) 修訂的中文版Olweus 欺負問卷對青少年受欺負水平進行測量。問卷包括7 個項目，如，“本學期，你在學校里有受到取笑或捉弄嗎”。問卷采用5 點計分，0 為“沒有”，4 為“5 次以上”，得分越高表明個體的受欺負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驗證性因素分析的擬合指數為：χ2/df=17.22，RMSEA=0.08，CFI=0.97，TLI=0.95，SRMR=0.03。Cronbach’s α 系數為0.86。

2.2.2 憤怒反芻問卷

憤怒反芻問卷由Sukhodolsky 等人(2001) 編制，本研究選取其中10 個與被激怒后以憤怒為基礎的反思有關的項目進行測量，如，“生氣過后，我還會在頭腦中回放當時憤怒的情景”。問卷采用6 點計分，0 為“一點都不像我”，5 為“非常像我”，得分越高表明個體的憤怒反芻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驗證性因素分析的擬合指數為：T1，χ2/df=13.43，RMSEA=0.07，CFI=0.96，TLI=0.95，SRMR=0.03；T2，χ2/df=14.30，RMSEA=0.07，CFI=0.96，TLI=0.95，SRMR=0.03。T1、T2 的Cronbach’s α 系數分別為0.88 和0.90。

2.2.3 兒童應對方式問卷

兒童應對方式問卷由Abela 等人(2004)編制，本研究選取其中與以難過為基礎的反思有關的悲傷反芻分量表進行測量，共13 個項目，如，“我會想起自己各種失敗，過錯和缺點”。分量表采用4 點計分，0 為“幾乎從不”，3 為“幾乎總是”，得分越高表明個體的悲傷反芻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驗證性因素分析的擬合指數為：T1，χ2/df=19.27，RMSEA=0.09，CFI=0.92，TLI=0.89，SRMR=0.05；T2，χ2/df=16.53，RMSEA=0.08，CFI=0.94，TLI=0.92，SRMR=0.04。T1、T2 的Cronbach’s α 系數分別為0.87 和0.91。

2.2.4 反應性-主動性攻擊問卷

反應性-主動性攻擊問卷由R a i n e 等人(2006)編制，用于測查個體的主動性和反應性攻擊水平。問卷共23 個項目，其中主動性攻擊維度包含12 個項目，如，“為了顯示到底誰更強，而與別人打架/吵架”；反應性攻擊維度包含11 個項目，如，“當受到挑釁時，會被激怒”。問卷采用5 點計分，得分越高表明青少年該維度的攻擊行為越多。本研究中，驗證性因素分析的擬合指數為：T1，χ2/df=17.75，RMSEA=0.08，CFI=0.88，TLI=0.86，SRMR=0.07；T2，χ2/df=15.35，RMSEA=0.07，CFI=0.88，TLI=0.86，SRMR=0.07。兩次測量中，主動性攻擊維度的Cronbach’s α 系數分別為0.94 和0.92，反應性攻擊維度的Cronbach’s α 系數分別為0.94 和0.92。

2.3 研究程序及數據處理

獲得知情同意后，本研究以班級為單位進行團體施測。采用SPSS27.0 對數據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描述統計及相關分析，采用Mplus8.3 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構方程模型建模及Bootstrap中介檢驗。

3 結果

3.1 描述性統計與相關分析

對青少年T 1 受欺負、T 1/T 2 憤怒反芻、T1/T2 悲傷反芻、T1/T2 主動性攻擊、T1/T2 反應性攻擊進行描述性統計及相關分析。結果如表1 所示，青少年受欺負、憤怒反芻、悲傷反芻與主動性攻擊、反應性攻擊之間均呈顯著正相關，相關系數在0.04～0.71 之間。

表1 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及相關分析

3.2 受欺負與主動性攻擊及反應性攻擊的直接效應

為控制多項目造成的潛變量模型膨脹測量，提高模型估計的穩定性及數據擬合的可靠性，本研究在構建結構方程模型之前，采用平衡法進行項目打包(吳艷,溫忠麟,2011)。根據中介效應檢驗流程(溫忠麟,葉寶娟,2014)，構建直接效應模型，模型以T1 受欺負為自變量，T2 主動性/反應性攻擊為因變量，同時控制了青少年的性別、年齡、父母受教育水平及T1 主動性/反應性攻擊。結果表明，直接效應模型擬合可接受(χ2/df=12.55,RMSEA=0.07,CFI=0.95,TLI=0.93,SRMR=0.06)，青少年T1 受欺負顯著正向預測T2 主動性攻擊(β=0.06,p＜0.01)及T2 反應性攻擊(β=0.04,p＜0.05)。

3.3 受欺負與主動性攻擊及反應性攻擊的關系：中介模型檢驗

加入T2 憤怒反芻及T2 悲傷反芻為中介變量構建中介模型(中介變量均對應控制了T1 水平)。結果表明，中介模型擬合可接受(χ2/df=6.07,RMSEA=0.05,CFI=0.96,TLI=0.95,SRMR=0.05)。路徑分析表明(圖2)，青少年T1 受欺負顯著正向預測T2 憤怒反芻(β=0.07,p＜0.01) 及T2 悲傷反芻(β=0.07,p＜0.01)；T2 憤怒反芻顯著正向預測T2 主動性攻擊(β=0.22,p＜0.001) 及T2 反應性攻擊(β=0.29,p＜0.001)；T2 悲傷反芻顯著正向預測T2 反應性攻擊(β=0.08,p＜0.01)，但對T2 主動性攻擊的預測作用不顯著(β=-0.04,p>0.05)。同時，加入中介路徑后，T1 受欺負對T2 主動性攻擊(β=0.03,p>0.05)及T2 反應性攻擊(β=-0.01,p>0.05)的直接作用不再顯著，這表明T2 憤怒反芻在青少年T1 受欺負與T2 主動性攻擊、T2 反應性攻擊之間均起完全中介作用，T2 悲傷反芻在T1 受欺負與T2 反應性攻擊之間起完全中介作用，但T2 悲傷反芻在T1 受欺負與T2 主動性攻擊之間的中介作用不顯著。

圖2 憤怒反芻、悲傷反芻中介作用檢驗

采用Bootstrap 法抽樣5000 次對T2 憤怒反芻、T2 悲傷反芻的中介作用進行顯著性檢驗，結果如表2 所示，T2 憤怒反芻在T1 受欺負與T2 主動性攻擊之間的中介效應值為0.02(p＜0.01)，95%置信區間為[0.01,0.03]，中介效應顯著。T2 憤怒反芻在T1 受欺負與T2 反應性攻擊之間的中介效應值為0.02(p＜0.01)，95% 置信區間為[0.01,0.03]，中介效應顯著。T2 悲傷反芻在T1 受欺負與T2 反應性攻擊之間的中介效應值為0.01(p＜0.05)，95%置信區間為[0.00,0.01]，中介效應顯著。T2 悲傷反芻在T1 受欺負與T2 主動性攻擊之間的中介效應值為-0.003(p>0.05)，95%置信區間為[-0.01,0.00]，中介效應不顯著。

表2 中介模型的中介效應值及置信區間

4 討論

4.1 受欺負對主動性攻擊及反應性攻擊的影響

本研究的結果表明，受欺負對主動性/反應性攻擊的影響可能存在不同的作用機制，但均具有正向預測作用。對于主動性攻擊，基于社會學習理論(Bandura,1976)，青少年對欺負者因攻擊行為產生特殊權利和地位的學習，可能使受欺負者為維護自身免受傷害或提高地位等目的產生主動性攻擊。Pouwels 等人(2018)的研究間接印證了該觀點，在班級環境中，攻擊和欺凌是提升班級同伴地位的有效手段。此外，根據一般攻擊模型(Allen et al.,2018)，青少年對攻擊行為規范的接受也可能作為個體特質因素影響主動性攻擊，頻繁受到欺負的青少年可能因為對攻擊行為規范的接受，認為攻擊行為合理且常見，這可能使他們表現出更高水平的主動性攻擊。既往研究印證了該觀點，受欺負經歷會使受害者認為攻擊行為是合理的(van Reemst et al.,2016)，青少年接受攻擊行為規范可以預測其攻擊行為(Padmanabhanunni ＆ Gerhardt,2019)。對于反應性攻擊，根據挫折-攻擊模型(Berkowitz,1962)，受欺負作為校園環境中較為嚴重的挫折經歷，可能會為受欺負者的攻擊提供準備狀態并產生更多敵對反應，進而出現反應性攻擊?？v向研究支持了這一解釋，受欺負作為挫折經歷會導致個體反應性攻擊的增加(Ren et al.,2023)。

4.2 憤怒反芻和悲傷反芻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的結果發現，憤怒反芻在受欺負與主動性攻擊和反應性攻擊之間均發揮中介作用。根據挫折-攻擊模型(Berkowitz,1962)，受欺負者可能會對受欺負事件產生憤怒情緒并進行反復思考，造成憤怒情緒的維持及加劇，進而提高其主動性攻擊及反應性攻擊水平。對于主動性攻擊，受欺負者基于憤怒情緒和事件誘發憤怒反芻，可能會促使個體計劃有意義的攻擊行為(Denson,Moulds,＆Grisham,2012)乃至選擇性的計劃報復(Wrangham,2018)。對于反應性攻擊，根據一般攻擊模型，特質憤怒及高情緒喚醒水平會使個體在面對挑釁或潛在威脅時更加敏感，這可能使沉浸在憤怒反芻的受欺負者表現出更高水平的反應性攻擊(Denson,2013)。

研究豐富了悲傷反芻在受欺負與青少年主動性攻擊和反應性攻擊之間發揮的作用。首先，研究未發現悲傷反芻在受欺負與主動性攻擊之間的中介作用。一種可能的解釋是，相較于引起個體對他人消極感受及行為的憤怒反芻，悲傷反芻的作用更傾向于指向個體自身(Rusting ＆ Nolen-Hoeksema,1998)，這意味著受欺負而產生悲傷反芻的青少年更可能在指向自身的消極感受及行為中難以自拔(如，抑郁、非自殺性自傷)，而無心實施以達成自己目的為目標的主動性攻擊。既往研究印證了這一觀點，悲傷反芻在青少年受欺負與抑郁癥狀之間發揮中介作用(任萍 等,2021)，反芻與非自殺性自傷可能性的增加有關(Coleman et al.,2022)。然而，悲傷反芻作為一種適應不良的認知風格，會削弱個體的情緒調節及問題解決能力，使個體傾向采取消極應對策略(Nolen-Hoeksema et al.,2008)。這可能解釋了悲傷反芻在受欺負與反應性攻擊之間的中介作用，沉浸在悲傷反芻的受欺負者，由于情緒調節及問題解決能力的削弱，在面對挑釁或潛在威脅時，更有可能采取不良行為進行應對(如，反應性攻擊)。

4.3 研究不足與展望

本研究還有一些不足之處。首先，本研究僅考察了反芻對攻擊行為的影響，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考察悲傷反芻在受欺負與傾向個體本身的消極感受及行為之間的作用。其次，本研究僅采用了兩個波段的數據，僅支持變量間預測作用的檢驗，未來還需要多波段數據驗證變量間的因果關系。最后，本研究對學生的測量均以自我報告的形式進行，受社會期望效應的影響，個體可能遮掩或只報告較為嚴重的問題行為(陳光輝 等,2009)，未來研究可納入同伴提名、教師提名等方式，獲得更可靠的數據。

欺負行為對受欺負者的負面影響是長期的，尤其是對于青少年來說，這一階段的校園欺負將對其學業、生理、心理等各方面產生影響。本研究的發現提示，在青少年受欺負與攻擊行為的防治與干預工作中，要關注憤怒反芻和悲傷反芻對青少年不同類別攻擊行為的影響。在學校實踐中，要及時關注高憤怒反芻水平的受欺負者可能出現的主動性和反應性攻擊，以及警惕高悲傷反芻水平受欺負者的反應性攻擊。在日常教學中，要重視對青少年反芻認知方面的教育指引，對高反芻水平的青少年要及時進行心理疏導與干預，以阻斷受欺負與攻擊行為之間的聯系，改善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狀況、降低青少年的攻擊水平。

5 結論

(1)T1 受欺負對T2 主動性攻擊及T2 反應性攻擊均具有正向預測作用。(2)T2 憤怒反芻在T1 受欺負與T2 主動性/反應性攻擊之間起完全中介作用。(3)T2 悲傷反芻在T1 受欺負與T2 反應性攻擊之間起完全中介作用，未發現T2 悲傷反芻在T1 受欺負與T2 主動性攻擊之間的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