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鄉村建設背景下鄉村旅游發展的組態路徑研究
——以湖南武陵山片區為例

王 凱 李 嫻

2022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要扎實有序地做好鄉村發展、鄉村建設和鄉村治理重點工作,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邁出新步伐。黨的二十大報告也進一步強調,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應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從藍圖擘畫到戰略指引,我國正舉全國之力推進鄉村振興。作為鄉村發展的行動指南,美麗鄉村建設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推進與升級,更是鄉村振興戰略的實踐路徑與重要載體。(1)崔騰飛:《美麗鄉村建設同質化:現象分析、驅動機制與轉向策略》,《貴州社會科學》2022年第12期。如何精準落實美麗鄉村計劃、探析推動鄉村發展的準確路徑,對推進鄉村全面振興具有重大意義。21世紀以來,我國旅游業迅速發展,已成為國民經濟戰略性支柱產業。旅游業憑借其強關聯性和高拉動性對地區發展產生積極作用。特別是在資源匱乏、要素不齊、經濟落后的鄉村,既不具備發展工業的技術和資金,也缺乏改進農業發展的人員和設備,但可以利用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發展旅游產業。(2)周貴鵬、戈大專、龍花樓,等:《旅游開發與鄉村轉型發展關系研究——以江蘇省鹽城市涇口村為例》,《地域研究與開發》2022年第6期。因此,在美麗鄉村建設背景下,發展鄉村旅游是縮小城鄉差距、盤活鄉村閑置資源的新路徑與新動力。本文通過探析鄉村旅游發展的實現路徑,對落實鄉村振興戰略、推進共同富裕具有顯著意義。

當前,學術界對鄉村旅游研究日漸豐富,主要聚焦在以下三方面:在研究視角方面,學者主要探究鄉村旅游的實現路徑(3)劉春穎:《文旅融合背景下鄉村旅游產業發展升級路徑——評〈如何開發鄉村旅游〉》,《熱帶作物學報》2021年第11期。、鄉村旅游地的空間關系(4)彭睿娟、蘇瑞:《甘肅省鄉村旅游示范村與A級旅游景區空間協同發展研究》,《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2023年第6期。以及影響因素(5)鄒秀清、謝美輝、肖澤干,等:《基于熵權-TOPSIS法的鄉村發展評價及障礙因子診斷》,《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2021年第10期。。在研究視域方面,學者多以單個村(縣)級(6)張莞:《四川民族地區鄉村旅游與新型城鎮化協同發展研究——以阿壩州茂縣為例》,《民族學刊》2019年第3期。、某個區域(7)黨佩英、黎潔、任林靜:《鄉村旅游對西部山區農戶貧困脆弱性的影響》,《農業現代化研究》2022年第6期。以及省級層面(8)曹開軍、商寧、王秘秘:《中國西北五省鄉村旅游重點村時空分布格局與可達性分析》,《干旱區地理》2023年第1期。等中小尺度為主。在研究方法方面,多采用結構關系模型(9)陳志軍、徐飛雄:《鄉村旅游地旅游發展對鄉村振興的影響效應與機理——以關中地區為例》,《經濟地理》2022年第2期。和計量地理學模型(10)李云濤、王海英、陶犁,等:《京郊鄉村旅游地空間分布演化及其影響因素的地理探測》,《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2022年第1期。等方法,且關于影響因素的探究多集中于“一因一果”的線性分析。結合美麗鄉村建設的背景,學者對鄉村旅游的研究存在以下三點區別:第一,多以“生態”角度為切入點提出鄉村旅游的發展路徑(11)丁紅堅:《生態旅游與現代農業型美麗鄉村建設模式——以益陽市八字哨鎮為例》,《鄉村科技》2021年第18期。;第二,增加了二者關系的研究,但大部分圍繞美麗鄉村建設與鄉村旅游之間的耦合協調關系展開(12)路小靜、時朋飛:《美麗鄉村建設與鄉村旅游發展的耦合研究——以江西婺源為例》,《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2期。;第三,弱化了影響因素的維度構建,且以影響二者融合發展的障礙因素為主(13)何成軍、李曉琴、程遠澤:《鄉村旅游與美麗鄉村建設協調度評價及障礙因子診斷》,《統計與決策》2019年第12期。。

通過以上梳理可知,鮮有學者從問題出現前期切入,對鄉村“是否適合發展鄉村旅游”進行甄別,即缺乏對“美麗鄉村建設背景下鄉村旅游是否存在某種準入門檻”“發展鄉村旅游是否存在不可或缺的發展條件”以及“何為決定鄉村旅游發展水平的主要條件”等問題的深入研究。此外,就鄉村旅游的發展路徑研究而言,多數學者運用線性模型進行回歸,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凈效應和相關性問題,但尚未厘清美麗鄉村建設背景下鄉村旅游發展的復雜因果關系,且研究視域多為中小尺度的普通地區,對脫貧攻堅示范區的研究較為薄弱,而脫貧攻堅示范區是能夠通過發展鄉村旅游實現鄉村振興的重要區域。鑒于此,本文選取湖南武陵山片區18個美麗鄉村建設區縣作為研究對象,深入剖析美麗鄉村背景下鄉村旅游發展的作用機理;基于復雜性理論,利用NCA和fsQCA等方法研究其準入門檻和關鍵因素;引入組態視角,彌補傳統理論無法解決的“多重因果”問題,進而深入探尋鄉村旅游的路徑選擇,規避鄉村旅游發展的盲目性、趨同性,齊助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

一、理論基礎

(一)復雜性理論

“組態”與復雜性理論殊途同歸?！敖M態”是指不同條件配置構成相同結果的等效路徑,復雜性理論的核心思想是從整體視角出發,認為構成社會實體的組成源于整體,不能將組成要素進行孤立分析。該理論通常用于解釋“多因多果”“多因一果”和“一因多果”的發展情形。(14)黃銳、謝朝武:《壓力、狀態與響應——疫情危機下酒店員工職業前景認知的組態影響研究》,《旅游學刊》2020年第9期。具體到旅游研究領域,則多用于解決旅游行為問題。(15)Javanehn,M.,& Hossein,G.T.O.,“Canal Boat Tourism: Application of Complexity Theory,”Journal of Retailing and Consumer Services,vol.53,no.3,2020,pp.21-36;Shi Da,Yi Bowen,Shi Fang-Fang,et al,“Motivation Configuration of Bluxury Tourism Behavior: An FsQCA Application,”Corenll Hospitality Quarterly,vol.63,no.1,2022,pp.33-47;Hossein,G.T.O.,& Nia, T.H.,“The Medical Tourism Index and Behavioral Responses of Medical Travelers:A Mixed-Method Study,”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vol.60,no.4,2020,pp.779-798.本文在充分考慮鄉村旅游影響因素復雜多樣性的前提下,基于復雜性理論對前因條件與結果變量之間的“非對稱因果”關系進行分析,探索鄉村旅游發展的組態路徑選擇問題,為鄉村振興尋找更優方案。

(二)美麗鄉村建設背景下鄉村旅游發展的作用機理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要扎實推動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振興。這與鄉村振興戰略的二十字方針不謀而合——“產業興旺、生活富裕、鄉風文明、生態宜居、治理有效”,是解決我國鄉村多方問題的政策性綱領。為更好貫徹其核心思想,做到鄉村發展落地做實,美麗鄉村建設被重新列為中心討論議題,成為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與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銜接點。因此,以鄉村振興戰略作為政策指引,在美麗鄉村建設背景下討論鄉村地區的發展符合實踐需要。

鄉村旅游作為高關聯性與強帶動性旅游產業的分支,可以通過核心作用和溢出效用與鄉村發展實現聯動(圖1)。(1)鄉村旅游的核心作用。以旅游業“食、住、行、游、購、娛”六要素加持,將農業與服務業有機結合,使鄉村經濟增長性質、收入結構和生活方式發生巨大轉變。(2)鄉村旅游的溢出效用。人員素質高、文化氛圍好、生態環境佳、組織工作優均為發展鄉村旅游的競爭力所在。在核心要素基本相同的情況下,邊緣競爭力將是鄉村旅游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此,鄉村旅游的發展必然會帶動當地經濟的盤活與促進、鄉風文明的保留與發展、生態環境的保護與改善以及組織行政的落實與高效。

圖1 美麗鄉村建設背景下鄉村旅游發展的作用機理圖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

1.改進的熵值法

熵值法是一種通過信息熵對指標進行客觀賦權的方法。本文先對相關數據進行標準化預處理,避免指標測度產生標準差較大現象,后續具體計算步驟見相關參考文獻。(16)王凱、朱芳書、甘暢,等:《區域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水平與旅游扶貧效率耦合關系——以武陵山片區為例》,《自然資源學報》2020年第7期。本文前因變量與結果變量的各衡量指標權重即為該方法計算所得。

2.綜合發展評價指數

綜合發展評價指數可以客觀表征前因變量和結果變量的發展狀況與趨勢,有利于對變量進行客觀性評價。(17)武金爽、張濤:《中國演藝與旅游產業融合發展水平測度》,《統計與決策》2021年第21期。具體公式如下:

(1)

(2)

式中,Tαx=i為前因變量綜合發展評價指數,即Tαx=1為產業興旺綜合發展評價指數、Tαx=2為生態宜居綜合發展評價指數、Tαx=3為鄉風文明綜合發展評價指數、Tαx=4為治理有效綜合發展評價指數、Tαx=5為生活富裕綜合發展評價指數;Tβ為結果變量綜合發展評價指數。(1)和(2)式中,j為前因變量和結果變量中評價指標的個數(j=1,2,…,n);wj為利用上述改進的熵值法計算而得的評價指標權重;nij和mij分別為前因變量和結果變量第j個指標第i年份的無量綱化值。

3.NCA與fsQCA混合的方法

必要關系和充分關系是因果關系的具體解釋。必要條件分析法(NCA)和定性比較分析法(QCA)均可運用前因變量的組合和結果變量來識別二者之間的因果關系。(18)Dul, J.,“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NCA):Logic and Methodology of Necessary but Not Sufficient Causality,”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vol.19,2016,pp.10-52.本文選用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fsQCA)代替一般計量方法,具體原因如下。首先,由于運用定性分析的方法有較高主觀性,且信息不對稱會影響研究結果的全面性和真實性。定性比較分析法(QCA)則是定性和定量結合的方法,可以規避單純定性分析方法的不足。其次,使用回歸分析等計量模型易造成多重共線性和內生性問題,QCA則可以通過定性比較降低共線性和內生性對研究結果的干擾。此外,鄉村旅游的發展是多因素的組合結果,其最終結果與影響因素具有不對稱性,而QCA具有案例導向和變量導向方法的優勢,能充分探究在某一特定情景下的組態影響因素。針對本文而言,即可探究出美麗鄉村建設背景下各前因變量對鄉村旅游發展的等效組合路徑。最后,QCA中主要有三種分析方法,即多值集定性比較分析(mvQCA)、清晰集定性比較分析(csQCA)和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fsQCA)。(19)杜運周、賈良定:《組態視角與定性比較分析(QCA):管理學研究的一條新道路》,《管理世界》2017年第6期。結合本研究情況,選取fsQCA作為研究方法主要基于以下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相較于mvQCA和csQCA,fsQCA對樣本數量的要求不苛刻,更適合低于50個樣本數量的中小樣本;另一方面,fsQCA可以免于數據在轉換過程中的流失,從而提高樣本數據的精準度,進而更好地呈現前因變量的不同變化所帶來的影響。

根據Dul等研究表明,fsQCA能夠較好地定性判斷充分條件,但無法探究必要程度和充分非必要條件。(20)Dul, J.,Van, D.L.E.,and Kuik, R.A.,“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Test for 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vol.23,no.2,2020,pp.385-395.因此,融入NCA可以彌補fsQCA的不足,二者的結合可以更好地解決在美麗鄉村背景下各鄉村“是否適合發展鄉村旅游”“如何發展鄉村旅游”和“走哪條路來發展鄉村旅游”等問題。綜上,本文組態路徑模型如圖2所示。

圖2 美麗鄉村建設背景下鄉村旅游發展的組態路徑模型圖

(二)指標體系

本文以鄉村振興戰略的總要求“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弊鳛槊利愢l村建設下鄉村旅游發展的前因變量,將鄉村旅游發展水平作為結果變量?；谝延醒芯砍晒?21)劉德林、周倩:《我國美麗鄉村建設水平的時空演變及影響因素研究》,《華東經濟管理》2020年第1期;殷章馨、唐月亮:《鄉村旅游發展水平評價與障礙因素分析:以長株潭城市群為例》,《統計與決策》2021年第14期;董文靜、王昌森、張震:《山東省鄉村振興與鄉村旅游時空耦合研究》,《地理科學》2020年第4期;李志龍:《鄉村振興—鄉村旅游系統耦合機制與協調發展研究——以湖南鳳凰縣為例》,《地理研究》2019年第3期。,分別構建前因變量與結果變量的指標體系。詳情如表1所示,表中指標均進行無量綱化處理。

表1 前因變量與結果變量

前因變量為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5個方面的綜合發展評價指數。(1)產業興旺通過地區生產總值、固定資產投資和農業總產值三個指標表征,分別體現了地區整體產業情況、資產分配情況和農業發展情況。(2)生態宜居側重于鄉村的自然環境,因此選用森林覆蓋率、空氣質量優良天數比例、生活污水處理率進行衡量。森林覆蓋率評價了空氣清新度,空氣質量優良天數比例突出了空氣污染程度,生活污水處理率表征了整潔度。(3)鄉風文明代表鄉村的文化教育和社區建設情況,故用普通中學(職)在校生人數(人)、文化站(館)和圖書館個數進行表示。(4)選用衛生編制實有床位數與城鄉居民養老保險人數表征治理水平。此外,公共建設投資是完善區域公共服務的重要舉措,故選取公共財政支出表征政府對公共服務的重視程度。(5)生活富裕是鄉村旅游發展的落腳點。因此,選用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平均工資表征村民生活水平。此外,本文選取的樣本屬于脫貧地區,仍存在部分生活困難的村民需依靠政府扶持來維持其基本生活,故選用農村低保月平均金額來體現低保人群生活水平的變化。結果變量為鄉村旅游發展水平。本文基于旅游產業規模、旅游資源賦存和基礎設施水平三個維度構建鄉村旅游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其中,旅游產業規模包含旅游收入、接待人數、旅游總收入占GDP比重和旅游總收入占第三產業產值比重四個指標;旅游資源賦存包含3A級及以上的景區數量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數量兩項指標;基礎設施水平包含住宿餐飲增加值和公路通車里程兩項指標。

(三)數據來源與處理

武陵山片區共包含42個原國家級貧困開發縣,是實施美麗鄉村建設的重點片區。該片區通過發展鄉村旅游推動了當地發展,具有地域典型性?？紤]到fsQCA案例間具有異質性和數據的可獲取性,本文最終選取湖南省18個區縣作為樣本,理由如下:首先,樣本覆蓋廣,覆蓋了湖南省5個地級市和1個自治州,約占湖南武陵山片區的85.7%;其次,樣本具有相似性,18個樣本均為美麗鄉村建設計劃實施地區;最后,樣本存在異質性,本文所選的18個樣本中實施美麗鄉村計劃的時間跨度有所不同,且所選區縣處于鄉村旅游發展的不同階段。

2013年我國首次提出建設美麗鄉村,鑒于戰略實施效果具有滯后性,同時考慮剔除波及范圍較大突發事件的影響。因此,本文選取2014—2019年作為研究時間段。各項指標數據來源于2015—2020年《湖南統計年鑒》和各區縣的2014—2019年度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具體而言,前因變量和結果變量均為測度變量經過無量綱化處理乘以其權重后取其研究時間的平均值。本文部分非直接獲取的統計數據和缺失數據進行如下處理:(1)空氣質量優良天數比例部分區縣缺失,以空氣質量良好以上的天數除以365的計算結果替代;(2)普通中學(職)在校生人數根據各區縣的初中、中職和高中的在校人數加總所得;(3)農村低保月平均金額部分區縣未做統計,以區縣全年共發放農村低?？傤~除以農村受?？側藬翟俪?2的計算結果替代;(4)2019年的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缺失,各區縣用研究時間內的平均值替代;(5)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數量部分區縣缺失,使用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網統計名錄的統計數據替代。

三、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變量校準

在fsQCA方法中,前因變量和結果變量視作集合。校準則是第一步,也稱為錨點設定,即將研究變量轉換為集合,并賦予不同區縣(案例)隸屬分數的過程。在賦予隸屬分數后,對其進行數列大小排序,將95%、50%和5%比例處的隸屬分數設定為三個關鍵閾值(22)Codurasa, A.,Clemente, J.A.,and Ruiz, J.A.,“Novel Application of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to GEM Data,”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vol.69,no.4,2016,pp.1265-1270.,具體情況如表2所示。

表2 各變量的校準臨界值

(二)必要性結果與準入門檻分析

1.基于NCA方法的必要條件與準入門檻分析

為探究前因變量對結果變量的必要性,即回答“美麗鄉村建設背景下各鄉村發展鄉村旅游是否存在不可或缺的發展條件”問題。由此,先采用NCA方法對適合發展鄉村旅游的前因變量進行分析,后采用上限回歸技術分析(CR)與上限包絡技術分析(CE)兩種方法計算效應量d,以提高測試結果的穩健性和可信度。

根據Dul等的研究(23)Dul, J.,Van, D.L.E.,and Kuik, R.A.,“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Test for 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vol.23,no.2,2020,pp.385-395.,如需檢驗前因變量在多大程度上是結果變量的必要條件,那么效應量d的數值應大于0.1,且顯著性P值的結果應大于0.5。如表3顯示:“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钡臏y度結果均不符合必要條件。因此,基于NCA方法的必要條件分析結果可知,“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大前因條件均不構成鄉村旅游發展的必要條件,即各鄉村發展旅游產業不存在不可或缺的發展條件,無特定的強制性準入門檻。

2.瓶頸分析與進一步準入門檻分析

對上述必要性結果,本文進一步進行了必要性瓶頸水平分析,主要探究何為鄉村旅游發展水平的主要條件。本文將鄉村旅游發展水平從0～100%分為11個等級,數值從低到高表示鄉村旅游發展水平的不斷提升。同時,將11個等級進行[0～30%)、[30%～70%)和[70%～100%]的劃分,分別表示鄉村旅游發展的低、中、高水平階段。如表4所示,當鄉村旅游發展水平較低時(30%以下),其發展不存在瓶頸限制,即前因變量并非鄉村旅游低水平階段的限制因素。然而,隨著鄉村旅游發展步入中等水平(30%～70%),“產業興旺”和“治理有效”則成為發展的關鍵變量。這也說明“產業帶動”與“政府支持”在鄉村旅游的中等水平階段扮演著重要角色。當其達到70%時,40.7%的“生態宜居”位居必要性首位,且發展到高水平階段時依然為重要條件。最后,各鄉村要達到旅游產業發展的高水平階段(70%～100%)則需前因變量不同程度的配合,單一因素的決定程度不高。這進一步證實了鄉村若想發展鄉村旅游則不存在準入門檻,但向更高水平的發展階段邁進則需關鍵條件齊全且配合得當。

(三)條件組態分析

利用fsQCA方法探究其組態路徑,該組態路徑分析過程以真值表為中心,具體過程如下:首先,本文參考張明等的研究,按照真值表高低排序后,將原始一致性水平閾值、PRI一致性分數以及樣本出現頻數分別設置為0.8、0.75和1;其次,根據各項指標的臨界值設置獲得完善的真值表(24)張明、杜運周:《組織與管理研究中QCA方法的應用:定位、策略和方向》,《管理學報》2019年第9期。;最后,對構建的真值表進行標準化分析,此時將出現復雜解、簡單解和中間解。一般而言,中間解優于復雜解和簡單解。因此,本文分析組態路徑時主要運用中間解(表5)。

表5 美麗鄉村建設背景下鄉村旅游發展的條件組態分析

如表5所示,本文存在三條組合路徑(S1、S2和S3)可用來解釋鄉村旅游發展水平的因果關系,其一致性水平分別為0.944、0.968和0.890,均高于fsQCA方法判斷的最低閾值0.8?；诤唵谓?、復雜解與中間解的結果,并結合樣本邏輯,本文從核心要素、邊緣要素、缺失條件和代表樣本等方面進行歸類整理,結果如表6所示。

表6 鄉村旅游發展組態路徑整理結果

(四)組態路徑詮釋

在上述回歸分析的基礎上,結合代表樣本對其組態路徑進行分析,進一步挖掘三條組態路徑的結構及機理,并對路徑進行命名。

1.田園綜合體型

據表5可知,路徑S1(產業興旺*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原生覆蓋度與唯一覆蓋度在三條路徑中均占比最大,可以最大程度地解釋何種發展道路適合鄉村發展旅游產業。在該路徑中,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為核心條件,產業興旺為邊緣條件。據此,路徑S1將鄉村旅游發展中所需的“人、地、業”三者有機結合,形成社區、文化、農業為一體的鄉村旅游綜合體。具體而言,此路徑是由村民生活富裕與政府有效治理形成的良好社區、由當地日積月累凝結形成的鄉土文化、由農業橫向發展與縱向延伸的產業聯動三個部分組成,集合了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中正式提出的“田園綜合體模式”中所強調的要點——通過農業綜合開發讓農民受益。由此,本文將綜合了“農業+文化+社區”的發展路徑命名為“田園綜合體型”路徑。

在田園綜合體型的組態路徑下,共有桃源縣、石門縣、永定區、慈利縣和鶴城區等5個代表樣本,分別隸屬于懷化市、張家界市和常德市。其中,桃源縣為湖南省綜合油料和茶油大縣,擁有多個地理標志性農產品,通過“特色農產品+鄉村旅游”促進了鄉村旅游業的發展;石門縣是“中國有機茶之鄉”,利用茶旅融合促進農旅綠色發展;永定區和鶴城區擁有多個休閑農業經營主體,依靠發展休閑農業促進區域共同富裕;慈利縣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創新現代農業經營體系,推進農業產業聯合發展。各區縣在文化與社區齊發展的基礎上,將農業作為重要推動力,開創獨具特色的“田園綜合體”路徑,助推鄉村旅游發展。

2.生態氛圍突出型

路徑S2(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一致性為0.968,在三條路徑中占比最高。由此可見,該路徑的自身解釋度優良,可信度較高,屬低風險路徑。結合中間解、復雜解與簡單解可知,此路徑中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為核心條件,生態宜居為邊緣條件,與路徑S1的區別在于邊緣條件的帶動作用。因此,路徑S2并非“人、地、產”的協調配合,而是將“人”與“地”的作用發揮到極致,營造出鄉村生態氛圍感。其中,本文提出的“鄉村生態氛圍”并非狹義的環境優良,而是囊括了鄉村獨有的鄉土文化,是廣義的生態氛圍。由此,本文將“環境”和“人文”雙管齊下的方式稱之為“生態氛圍突出型”路徑。

根據fsQCA估計方法的結果,隸屬“生態氛圍突出型”組態路徑的案例共有3處——桃源縣、石門縣和吉首市,其中桃源縣最為典型。桃源縣地處山地、丘陵到平原的階梯級過渡帶,森林覆蓋率連年超過60%,于2019年成功創建第三批國家生態文明示范縣。同時,該縣入列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項目6個,藝術表演團132個,以擂茶、武陵戲等為代表的民俗文化活動豐富多彩。在自然保護和文化傳承的互促互進下,該縣鄉村旅游蓬勃發展,2022年旅游接待人次超百萬,實現營業收入近十億元。據此,“生態氛圍突出型”的組態路徑有利于實現鄉村經濟增長,助益鄉村旅游可持續發展。

3.“產業+環境”雙輪驅動型

相較于S1、S2路徑而言,路徑S3的鄉風文明與治理有效核心缺失、生活富裕邊緣缺失。因此,該路徑突出了通過生態宜居和產業興旺的雙核心作用能有效彌補鄉風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等其余因素的缺位。產業興旺是資本積累的基礎,生態宜居是環境優良的體現?！爱a業”+“環境”的強勢配合共同促進了鄉村旅游發展。于法穩等的研究表明,鄉村旅游亟待從數量走向質量,在此過程中不僅需要提供更加安全、健康和優質的鄉村旅游生態環境,更需要產業的積極配合,這從另一側面印證了該路徑的合理性(25)于法穩、黃鑫、岳會:《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內涵特征、關鍵問題及對策建議》,《中國農村經濟》2020年第8期。。由此,本文將利用產業和環境以彌補經濟、村民與行政因素缺失的路徑命名為“‘產業+環境’雙輪驅動型”路徑。

在S3路徑下,新化縣是本次樣本中的典型案例。該縣為湖南省重點林區縣,素有“湘中寶地”之稱。在自然環境優良的基礎上,該縣利用宜人的氣候、優良的環境以及肥沃的土壤大力發展茶產業。同時,以茶旅立縣,推動鄉村旅游的高水平發展。由此,產業興旺與環境優美的“‘產業+環境’雙輪驅動型”路徑促使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進而帶動了縣域經濟快速增長。

(五)穩健性檢驗

根據張明等(26)張明、杜運周:《組織與管理研究中QCA方法的應用:定位、策略和方向》,《管理學報》2019年第9期。、杜運周等(27)杜運周、李佳馨、劉秋辰,等:《復雜動態視角下的組態理論與QCA方法:研究進展與未來方向》,《管理世界》2021年第3期。以及Xie等(28)Xie Zhi - Min,Xia Wang, Xie Ling - Min,et al,“Institutional Context and Female Entrepreneurship: A Country-based Comparison Using fsQCA,”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vol.49,no.132,2021,pp.470-480.的研究,本文利用改變案例頻數和變動PRI一致性的門檻值進行檢驗,檢驗結果如表7所示。

表7 提高頻數閾值和PRI一致性閾值的穩健性檢驗

案例頻數閾值由1提高至2時,使不符合要求的組態路徑被邏輯余項所剔除,留下更具解釋力的組態路徑S1。PRI一致性的門檻值由0.75提升至0.8時,組態路徑S1和S2的較強解釋力得以顯現。以上兩種檢驗方式均為原組態路徑解的子集,且一致性均超過最低閾值0.8。根據Ragin對于檢驗結論的研究結果(29)Ragin,C. C.,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9,pp.137-189.,可以認為原組態解的結果具有強穩健性。

四、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文以湖南武陵山片區18個美麗鄉村建設實施區縣為實證靶向,基于復雜性理論剖析鄉村旅游發展的作用機理,并利用NCA和fsQCA等方法系統研究其準入門檻和關鍵因素,從組態視角深入探尋美麗鄉村建設背景下鄉村旅游的路徑選擇,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通過NCA必要條件與準入門檻分析,在美麗鄉村建設背景下,影響鄉村旅游發展的5大前因變量對結果變量均不構成獨立解釋能力,單個變量不能構成選擇鄉村旅游作為發展路徑的關鍵性因素。這意味著各鄉村若想發展鄉村旅游則不存在必要條件。該結果的出現很大程度上與旅游業的低門檻特性有關。

第二,通過NCA瓶頸水平分析再次驗證了各鄉村發展鄉村旅游不存在準入門檻的結論,但邁向鄉村旅游發展的中、高水平階段則需要前因變量配合得當。其中,產業興旺首先出現瓶頸,生態宜居與生活富裕的瓶頸水平占比較高。這意味著在鄉村旅游發展中,產業的可持續發展是基石,也是鄉村旅游發展的核心競爭力,而生態宜居與生活富裕是鄉村旅游發展溢出效用中最易顯現的要素,并具有高效反哺高水平鄉村旅游發展的能力。同時,產業興旺、生態宜居與生活富裕三者的結合突出了“人、地、產”的重要作用。

第三,根據fsQCA組態路徑分析得出了美麗鄉村建設背景下發展鄉村旅游的三條路徑:“田園綜合體型”“生態氛圍突出型”與“‘產業+環境’雙輪驅動型”。三條路徑的組成有效地回答了“何為決定鄉村旅游發展的主要條件”的問題。由分析結果可知,在產業興旺和生態宜居兩大重要條件在核心缺失的情況下,通過其余邊緣條件的合理配合和強力拉動,可推動鄉村旅游業發展。

(二)建議

結合本文研究結論,為推動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大膽“落腳”,小心推進。從上述研究結論可知,美麗鄉村建設背景下發展鄉村旅游不存在準入門檻,這意味著鄉村旅游發展具有低門檻屬性。因此,資源稟賦較強的鄉村地區應將旅游業作為“落腳產業”,通過選擇不同鄉村旅游發展路徑來擺脫“資源魔咒”的影響。然而,鄉村旅游的低門檻性會導致“盲目開發”“遍地開花”“亦步亦趨”等問題。為解決以上問題,鄉村地區發展鄉村旅游則需要充分調研、抓住痛點、解決難點、打造亮點、小心推進。

第二,產業不丟,生態跟進。根據路徑S1、S2和S3可知,產業興旺和生態宜居在三條路徑中發揮了極大作用。在其余條件缺失的情況下,鄉村旅游可通過“產業”和“環境”的配合得以發展。由此,一方面,鄉村應該以農業為基礎,拓寬農業的橫向產業鏈,延伸縱向產業鏈,結合時代背景和政策環境,促進農村電商、共享農莊、“互聯網+”等新興產業與傳統農業的聯結,加快新農村建設;另一方面,自然資源是鄉村地區的優勢屬性,鄉村的原真性是激發消費動機的重要原因,自然資源的保護不可忽視。同時,鄉土文化是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在保護自然資源的基礎上,應大力傳承鄉土文化,擴展鄉村生態圈。

第三,剛性規定,柔性配合。無準入門檻的鄉村旅游必然受到開發者追捧。因此,明晰和保障居民、開發商、投資者等多方利益的前提是做好開發底線的剛性設定。鄉村旅游的發展是在多種因素的不同組合下共同驅動的結果,涉及多重相關者,僅靠單方力量將無法實現鄉村旅游高水平發展。所以,應以政府為主導,制定相關政策規劃,充當引領者;以社區為基地,落實農村發展,做好踐行者;以村民為窗口,重視話語權,成為參與者;政府、社區與村民三方聯動,柔性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