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詞典學研究70年

原新梅, 許 楊

(遼寧師范大學 文學院,遼寧 大連 116081)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文字改革和現代漢語規范制定等政策孕育了漢語詞典學研究的萌芽,有關詞典編纂方法和編纂規范的研究成果率先涌現。至20世紀90年代初期,詞典學在國際和國內都有了比較明晰的理論研究框架[1]。1987年上海辭書學學會出版論文選《辭書論集》,1990—1991年《辭書研究》對詞典學的理論體系進行了專題探討,對學科體系和學科地位的建立做出了突出貢獻。

一、詞典學理論與價值研究

在國內外百科全書中,最早出現的詞典學相關詞條是《蘇聯大百科全書》第二版中的“辭典學”。20世紀70年代,《英國百科全書》第15版中增錄了“辭典學”詞條[2]。而此時,國內大多仍聚焦于“字典”或“詞典”研究,如韓玉西[3]、張蓬舟[4]在報紙上發表對字典出版的迫切需求,劉永平[5]、孫崇義[6]等人在《中國語文》上發表出版詞典的倡議。

在詞典學的系統理論研究方面,楊祖希較早對詞典學的性質進行了界定,提出詞典學其任務是研究字典、詞典和百科全書的性質和類型及其編纂的原則和方法,并據此提出將“辭(詞)典學”更名為“辭書學”,指明辭書的收詞原則和釋義原則[7]。隨后,胡明揚和黃建華等學者均對詞典學的理論框架進行了系統描述,這些研究對構建現代詞典學意義重大。如胡明揚等人認為,詞典學的任務是要總結出一套有關詞典編纂的正確理論和成功方法,借以指導詞典編纂工作,從本質上說是一門應用科學,現代的詞典學逐漸從語言學中脫離出來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8]。黃建華認為詞典學與詞匯學同屬于語言學學科,二者應當有所交融[9]。在語言學理論影響下,辜曉東指出語文詞典編纂的語言模糊性[10];鄭述譜從語義學角度論述詞典編纂[11];豐逢奉將義界論視為訓釋詞義的有效方法和詞典編纂學中的重要原則,并對其進行了深入剖析[12];蘇寶榮、宋永培對詞義的系統性、兩重性與辭書編纂的關系進行論述[13];陳楚祥則對評價詞典的標準做出討論[14];章宜華、黃建華探討語義學、語用規則和認知科學等新的意義理論在詞典釋義中的應用,以及這些理論對詞典釋義發展趨勢的影響[15];趙彥春、黃建華將隱喻引入詞典學[16];沈家煊在回顧17世紀以來詞典編纂史的基礎上發現“規定主義”觀念的陳舊,認為詞典編纂的發展趨勢是從規定性轉向描寫性,從強制性規范轉向指導性規范,應更新觀念,提倡“描寫主義”[17];李智嘗試將“義素分析法”應用到詞典釋義上,探索其適用的范圍和程度[18]。

在詞典學的地位和研究價值方面,玄常較早對字典的作用與價值做出討論[19]。蘇寶榮[20]、陳楚祥[21]、曹聰孫[22]、王德春[23]、徐慶凱[24]等人均對詞典學的性質、學科歸屬和理論體系等方面做出探討,研究者們傾向于認同詞典學是一門獨立的學科,而非語言學或應用語言學的附屬,但語言學理論在詞典學的理論和實踐方面均具有指導意義。符淮青指出,詞典學和詞典編纂的大部分工作是研究、處理語言,離不開語言學成果,但它有“自己獨特的內容、獨特的工作范圍”[25]。閔家驥對編寫方言詞典的意義、理論與實踐進行了較為全面的討論[26]。黃樹先、吳娟論述了漢語方言在語義類型學方面的價值,倡導盡快編纂大型的、可供語義學類型研究的漢語方言詞典,認為大型方言詞典不僅可以為語義類型研究提供材料,還可以為語言學的全面研究提供便利,建立永久的方言檔案[27]。

二、詞典編纂與修訂研究

詞典編纂在我國有悠久的歷史。早至漢代,揚雄所著的《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以下簡稱《方言》)是世界上最早的方言語匯集,被譽為“懸諸日月不刊之書”[28]?！稜栄拧贰斗窖浴贰墩f文解字》構成了我國古代最著名的辭書系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方言調查逐步深入,各方言區的方言詞典陸續出版,如1951年陸志韋編寫的《北京單音詞詞匯》、1981年饒秉才編寫的《廣州話方言詞典》、1982年廈門大學主編的《普通話閩南方言詞典》、1985年陳剛編寫的《北京方言詞典》、1986年閔家驥等人編寫的《簡明吳方言詞典》、1988年許皓光等人編寫的《簡明東北方言詞典》、2007年錢乃榮編寫的《上海話大詞典》、2021年暨南大學主編的《現代粵語詞典》等;綜合性的方言大詞典有1999年許寶華、宮田一郎主編的《漢語方言大詞典》,1998年李榮主編的《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

1975年,周恩來總理就出版部門關于編纂出版160種中外文語文詞典的規劃做出批示,至改革開放后,大中小型及不同種類的中外文語文詞典紛紛出版。方厚樞于1980—1983年間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余年來出版的辭書進行收錄編目,在《辭書研究》上連載10余篇,記錄了早期的詞典研究成果,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29];楊楷在《辭書研究》上3年間連發10篇論文,對辭書學術語進行深入的釋義,內容包括外來詞的譯名規范化等工作,對詞典編纂做出了很大貢獻[30]。據袁世旭、劉善濤統計,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共出版漢語語文辭書6 360部,其中通用類普通語文辭書1 762部(含古代漢語類普通語文辭書315 部、現代漢語類普通語文辭書1 447部),專項語文辭書4 580部(含古代漢語類專項語文辭書259部、現代漢語類專項語文辭書2 893部、方言辭書213部、鑒賞辭書629部、字體書法辭書586部),外向型語文辭書18 部[31]。本文擬選取語文詞典、方言詞典和外來詞詞典的研究成果進行針對性分析。

(一)語文詞典

改革開放后,大批語文詞典相繼問世,思考詞典編纂與修訂的得失成為學者們關注的熱點。20世紀70年代開始,關于檢字法改革的研究論文多達百篇。對于語文詞典的編寫工作,秉仁[32]、劉進[33]、鄭奠[34]、呂叔湘[35]等人較早提出了編寫意見。高光烈提出注意詞典編寫的科學性[36];羅竹風對此前的漢語詞典編纂工作進行了深入反思[37];周祖謨則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在語文詞典編纂史上取得的成就進行了總結[38];黃持剛特別指出,對過往的研究成果要充分尊重、善于吸收,但不能迷信,要吸取新的研究成果,及時匡正[39]。

在收詞方面,馬達[40]、胡帆[41]、汪家祉[42]等人對通俗字(詞)典中的收字(詞)問題提出建議,認為冷僻字(詞)不必收入字典。王濤通過分析漢語詞匯的歷史分布狀態和劃分詞層,對大型漢語詞典編纂的收詞、義項提煉、書證和字形方面提出建議,值得深入思考[43];陳增杰對大型語文詞典編纂的收詞、釋義及引證方面的中國化問題進行了專門討論,指出既要借鑒外國詞典編纂經驗,又要反映漢語的豐富語匯及其源流演變的復雜情況[44];周薦從融合性角度分析雙字組合是否為詞與詞典收錄的標準[45]。

在用字和注音方面,劉又辛關注到異體字和通假字的處理問題[46];許樹聲從專業使用者的角度,認為詞典中涉及的古音、古義注釋應遵從原方言[47];呂永進、鄭承萍指出音譯詞在漢語外來詞詞典中的注音問題,提出注音規范化、標準化應遵從的規則[48]。

在釋義方面,吳崇康[49]、陳汝法[50]關注到語文詞典的釋義問題,后者提出要關注詞典釋義的系統性和整體性;曹聰孫從詞典釋義的難度,釋義的“圓”(完備)和“?！?具體),釋義的科學性、準確性、完備性等方面進行了較為全面的分析[51];郭銳討論了詞性標注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存在的困難及問題[52];譚景春探討了在詞典釋義中如何處理結構義,認為需要考慮是否能夠類推、是否已轉化為詞義以及詞典的類型三方面[53];黃群英、章宜華從用戶視角探討詞典釋義與詞典使用之間的互動關系,結合市場上的主流詞典進行測試,結果表明釋義的結構和用詞會對用戶理解釋義和使用被釋義詞產生重要影響[54]。

(二)方言詞典

方言詞典是地方詞匯的集中體現,承載著不同的地域特色、歷史和文化。方言詞典的編纂對保護語言多樣性和維護語言生態平衡至關重要。方言詞典的研究則對方言詞典的編纂和修訂起著指導性作用。

方言詞典的收詞范圍是研究中備受關注的問題。早期李榮[55]、詹伯慧[56]對收集和整理漢語方言詞匯都提出了很好的建議。方言詞典收錄的詞語包括地區方言與普通話的對音詞和地方特有詞兩類,董紹克根據收詞范圍,將方言詞典分為兩類：一類只收與普通話說法不同的方言詞匯,如董紹克等《山東方言詞典》、麥耘等《實用廣州話分類詞典》;另一類將方言中的常用詞匯無論與普通話說法相同與否全部收錄,如陳章泰、李行健主編的《普通話基礎方言基本詞匯集》、李榮主編的《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57]。詹伯慧提出在收詞的“寬”“嚴”上應“法取乎中”,既要設法防止過多未能體現方言特色的詞語進入方言詞典,又要在無損方言詞典特色的情況下,適當吸收某些并非本方言獨有的方言詞,在收詞的來源上則應主要側重來源于地方性的活的口語[58]。

在釋義研究方面,王文虎從編纂者角度對方言詞典的釋義原則與處理方法進行實踐與運用[59]。陳晟關注到方言詞典在釋義上“以通語釋方言”,在遵循一般語文詞典釋義原則的基礎上,對特定的地方特有詞還需適當強化釋義的百科性和理據性,這是方言詞典葆有地方特色、展示地域魅力、體現歷史文化蘊涵的重要依托[60]。此外,他還提出處于同一個語義場的詞要使用統一的釋義模式;釋義中詞的組合形式體現出詞條與其他語言單位之間的整體性;詞性的標注要統一規范;文化詞的釋義要適度,注意語言風格和釋義內容的整體性[61]。

其他較為綜合全面的方言詞典研究多是方言詞典編纂者在編寫過程中對疑難處理的實踐經驗,從實際編寫的角度提出編寫建議和反思,如閔家驥[26]、李榮[62]等。

計量統計研究方法被應用于方言詞典研究。如李海霞對方言詞典收錄的動植物名稱進行抽樣統計,發現收錄數量不及應有數量的三分之一,其名稱的解釋也存在不詳細或不準確的現象,提出方言詞典的動植物名稱釋義急需科學化[63]。王春玲統計了我國目前出版的上百種現代漢語方言詞典,發現其中描寫單點方言的詞典多,方言內部比較詞典很少;地域分布呈現不平衡性;鮮見方言語法詞典問世,另外收詞原則和釋義原則均存在較大分歧,忽略了詞匯的系統性和成組性,對“對音詞”和同形異義等詞的釋義處理差異較大[64]。

(三)外來詞詞典

外來詞詞典研究起步于改革開放后,具有相當規模和重要影響的外來詞專門詞典當屬劉正埮、高名凱、麥永乾、史有為編纂的《漢語外來詞詞典》[65],該詞典收錄了一萬余條(含異體)外來詞,還收錄了來自粵、閔、滬、東北等方言中的外來詞,標注了漢語讀音、釋義、詞源和考證,在當時屬規模較大、標注較細致的外來詞詞典。劉正埮在編纂該詞典過程中提出了漢語外來詞詞典編纂的急迫性,以及編纂過程中存在的較難解決的問題,如資料搜集、詞條選定、詞源考證等,均需要進一步研究和解決[66]。

外來詞如何界定在學界一直存在爭議,受此影響,外來詞詞典的收詞范圍備受關注。1990年,岑麒祥的《漢語外來語詞典》出版,該詞典共收錄外來詞4 370條,提供了釋義、示例、語源、書證等信息,涵蓋領域較為全面[67]。伍鐵平對岑麒祥的《漢語外來語詞典》提出了誠懇細致的建議,如有部分地名、人名和歷史上的詞不宜收入等[68]。陳燕將劉、高等人的《漢語外來詞詞典》與岑麒祥的《漢語外來語詞典》進行定量的對比研究,就收詞、詞源、釋義、例證等方面進行了簡要描寫[69],并提出根據詞典編纂的目的和規模靈活取舍、適當收取字母詞和外來黏著語素的建議[70]。居蘭堅、楊超認為漢語外來詞詞典要收的應當是音譯詞、半音譯半意譯的詞和音譯兼意譯的詞,意譯詞則不必收,日語漢字詞在漢語中不是外來詞[71]。

外來詞的詞源考證是詞典編纂中的另一大難點。1991年史有為的《異文化的使者——外來詞》[72]出版,書中附有大量書證和詞源完備的外來詞。2019年史有為出版《新華外來詞詞典》[73],收錄了西語源、梵語源、古今民族語源和日語源等外來詞共20 000余條,收詞豐富、挖掘深入,對詞源標注和溯源工作,尤其是日源漢字詞的考釋較為重視,并用知識窗的方式介紹了詞語得名緣由、釋義背景知識、使用時間及地區等信息,對于詞源尚存疑的詞條給出可能性分析,待其他研究者進一步考釋,百科性、知識性、研究性兼具,其體例具有參考性。徐文堪對漢語中見于各類典籍的外來詞進行考察,著重進行詞源探索,體現了詞源考證的復雜性和必要性[74]。

進入21世紀后,字母詞詞典編纂和研究成為外來詞詞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劉涌泉認為字母詞有快、簡、明、廣的優點,其《字母詞詞典》[75]和《漢語字母詞詞典》[76]以拉丁字母字母詞為主,收錄了2 000余條字母詞詞條。沈孟瓔的《實用字母詞詞典》收錄了1 300余條字母詞[77],采用科學的分類編排方法,指明字母詞原詞全稱、釋義、引證書例,并附錄國際、國內常用專有名詞的字母簡稱24類,查檢方便,科學實用。侯敏的《實用字母詞詞典》收錄了現代漢語中常用的字母詞約5 000條[78],介紹了字母詞的意義和用法,設立了知識窗欄目,覆蓋面廣,查考方便。原新梅通過對國內出版的三部字母詞詞典的比較和漢日字母詞詞典的比較,發現字母詞具有諸多共性特征和個性差異,并對以上詞典的優長與問題做出評價[79];與此同時,原新梅采用應用計量統計和對比分析的方法,對中外報刊和詞典中的字母詞進行專題研究,考察全球拉丁化浪潮影響下的網絡多語言文字時代字母詞的分布特點和應用問題,提出字母詞的規范原則和本土化建議[80]。

三、詞典編纂的個案研究

按中國知網“篇名”標簽進行統計,針對部分詞典個案的研究數量統計見表1。

表1 詞典個案研究數量統計表

從表1可見,《現代漢語詞典》(以下簡稱《現漢》)是為學者研究最多的一部詞典。關于《現漢》的研究,每逢其修訂即迎來研究的小高峰。對前兩版,即《現漢》的初期研究主要集中在辭書編纂學和詞語規范領域;20世紀90年代前后,第3版和第4版的新詞語大大增加,對其進行封閉性的語料庫研究成為趨勢;隨著版本的不斷更新,《現漢》越來越能反映出中國語言文字和語言生活的發展變化,對比研究明顯增多。孫德宣從編者的角度對《現漢》詞典編纂的科學性、統一性和規范化、思想性、穩定性進行了分析,提出了語文詞典不可避免的局限性[81]。對于《現代漢語規范詞典》的研究也大多是與《現漢》進行比較。如應雨田[82]、邊小玲[83]、杜元敏[84]、孟杰[85]等人,涉及兩部詞典的立目、方言詞、慣用語、色彩詞等多方面比較。

在方言詞典中,《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按地域分冊陸續出版,對其研究多針對各地分冊,整體和比較研究略少,如馬振興從立目、注音、釋義、舉例等角度對其特點進行研究[86]?！稘h語方言大詞典》初版時間為1999年,李如龍評價其為時跨古今、地跨南北,縱橫兩向的方言比較研究的最好材料[87];詹伯慧認可該詞典在收詞立條、注音、釋義、用例以至于體例的安排、索引的設置等方面的取舍,認為其具有學術性和實用性[88];王福堂也對該詞典進行了細致研究,并指出尚需完善的一些細節問題[89]。2020年,《漢語方言大詞典》經修訂后再版,對方言詞語的注音、用字、書證等方面進行了進一步修正。

在外來詞詞典方面,王恩圩對劉、高等《漢語外來詞詞典》中的俄語外來詞就收詞范圍、正體選擇、釋義、詞源等方面進行了評價[90];高橋彌守彥、習聿對比了“外來詞”在中國與日本的區別,并將《漢語外來詞詞典》與《現代漢語外來詞研究》進行對比和評價[91];李彥潔、盧海濱對我國第一部外來詞詞典——胡行之編纂、1936年天馬書店出版的《外來語詞典》進行評價,認為該詞典收錄的詞語反映了20世紀初期漢語詞匯的使用狀況和當時的社會面貌,是珍貴的語言材料[92]?！缎氯A外來詞詞典》由于出版時間較短,研究者較少,目前僅有方文華[93]、余秀麗[94]對其中的日源詞進行了研究。

其他詞典個案研究集中于中大型語文詞典和各地的方言詞典上。語文詞典中對《辭源》《辭?！贰缎氯A字典》《漢語大詞典》等研究較為豐富。據中國知網(CNKI)檢索可視化分析統計,方言詞典研究主要集中于東北方言、閩南方言、四川方言、武漢方言、寧波方言等。如岳婕[95-96]、張堅[97]從音韻和編纂角度對三部記錄汕頭方言的詞典進行研究,前者將視角集中于語音方面,后者從全書體例與收錄的內容方面討論詞典的特點及對《漢英韻府》的繼承,厘清詞典編纂的結構與思想;徐復嶺對《元明清山東方言詞典》的語料來源、收詞范圍和選詞原則進行研究[98];陳瑤則從詞條檢索和查詢模式、收詞立目的范圍、方言詞的注音和音標、方言詞的漢字書寫四個方面對《福州方言大辭典》進行評價[99]。

四、詞典編纂的方法創新

20世紀80年代前后,計算機作為詞典編纂的輔助手段,逐漸為研究者們所重視,語料庫詞典學和融媒體詞典學利用新的編纂方法,相繼成為研究熱門。2007年由教育部語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和魯東大學共同建設的國家語委科研機構“漢語辭書研究中心”成立,詞典研究的現代化平臺愈加完善,進一步推動詞典編纂的理論、方法研究。

(一)語料庫詞典學

王馥芳、羅敏莉總結,語料庫詞典學研究者可以利用語料庫生成普通語言詞典、開發旨在完成信息自動提取任務的詞典和在線詞庫或詞匯語義庫的建設[100];錢厚生闡述了語料庫在詞典編幕中的重要作用,強調“語料先行”這一現代詞典編纂的基本原則,探討語料庫建設中的實際問題[101];Rundell等人回顧了詞典編纂中語料庫(包括學習者語料庫)的使用現狀,指出除了少數詞典以外,大多數詞典對語料庫數據的使用都是隱性的,在此基礎上分析和總結了語料庫數據顯性應用的可能方式和途徑,如詞頻、搭配等語料庫數據在詞典中的新應用[102]。

從應用上看,語料庫技術已經引入大中型語文詞典、外向型詞典、雙語詞典等的編纂中,李德俊[103]、劉亞菲[104]、邢紅兵[105]等人均對此進行了編纂構想。

(二)融媒體詞典學

2019年年初,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發展融媒體的要求,同年3月中國辭書學會即召開了“融媒體與辭書”專題研討會。章宜華[106],李宇明、王東海[107],亢世勇[108]等研究者均認識到,融媒體詞典將是辭書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變革。

《當代漢語學習詞典》是融媒體詞典編纂的積極實踐。融合了媒體、編纂者與用戶、辭書與相關資源等各個方面,除了基礎的紙質詞典外,還融合了APP應用和網站等不同載體,實現了詞典編纂“以用戶為中心”,融合線上線下、用戶需求和選詞立目、注音、釋義、語法、例證等各種資源,使釋義更加精細、完整,使例句更加精細、形式更加多元。

五、詞典研究的特點、趨勢與展望

(一)研究特點

1.以編纂實踐為基礎。目前的詞典研究以各類型詞典的編纂實踐為基礎。通過知網搜索中文學術期刊,以“詞典”為主題,限定于“中國語言文字”學科范圍內查看主題分布,可以看出研究主題集中在“《現代漢語詞典》”“《漢語大詞典》”等個體詞典的編纂和修訂研究上,如圖1。

圖1 詞典研究的主要主題分布

在詞典編纂和修訂的過程中發現問題、討論問題和解決問題在早期詞典研究中占很大部分。詞典編纂成果漸多后,多以某部具體的詞典為研究對象,詞典間的比較研究也有體現?？梢哉f詞典理論的發展建立在詞典編纂實踐的基礎上。

2.研究階段特點明顯。新中國成立之初至改革開放前后的詞典研究是以詞典編纂的實踐帶動理論緩慢發展的。各類詞典有計劃地相繼編纂和出版,在數量上不斷增多。這一階段的詞典編纂以卡片收集的方式積累詞條,史有為在回憶1984年版《漢語外來詞詞典》的編寫過程時,提到高名凱先生記錄詞條的“一張張卡片”,還提到了劉正埮先生“從早至晚”“一邊翻閱外語詞典,一邊打著詞條”(1)參見史有為.新華外來詞詞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序5.,反映出當時詞典編纂的艱辛。

進入21世紀,詞典學迎來反思和技術飛躍的階段。經典的辭書系列化,不斷修訂更新、與時俱進,如《新華字典》《現代漢語詞典》《漢語方言大詞典》等,在質量上不斷進步;詞典的種類也不斷豐富,新詞語詞典、學習型詞典、外向型詞典等新的詞典種類被越來越多的學者重視和研究;詞典出版的媒介與載體出現時代性的嬗變,詞典研究理念和方法不斷創新,新技術融入詞典編纂的實踐中,孕育出語料庫詞典學、融媒體詞典學等新的分支,開辟了新的研究領域,推動了詞典學理論的進一步發展。

3.期刊發表陣地集中。詞典研究的主要陣地集中于《辭書研究》期刊。該刊在詞典研究領域獨占超過一半的發文量(共發文2 910篇,占比為53.80%),可見其地位。章宜華提到《辭書研究》從創刊之初就擔當了詞典學理論和詞典編纂實踐中新觀點、新理論和新方法的傳播媒介這一角色,在詞典學理論的引進、借鑒與創新,理論體系的構建與創新,詞典學的學科性質與地位建立,相關理論的應用與創新和新技術的應用與創新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1]。另有兩家期刊發文量占比超過5%,分別為《漢字文化》(共發文300篇,占比為5.55%)和《語文建設》(共發文275篇,占比為5.08%)。其他期刊發文量占比在4.38%～1.26%之間。

(二)研究趨勢

依據上文搜索條件,查看以“詞典”為主題的研究論文發表年度趨勢(見表2、圖2)和《辭書研究》中詞典相關論文發表的年度趨勢(表3、圖3),可以得出詞典相關論文發文量的整體態勢。

圖2 詞典相關論文發表的年度趨勢(2004—2022年)

圖3 《辭書研究》中詞典相關論文發表的年度趨勢(2004—2022年)

表2 詞典相關論文的年度發文量統計表(1949—2003年)

表3 《辭書研究》中詞典相關論文的年度發文量統計表(1979—2003年)

表2顯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1949—1952年)和1967—1973年未搜索到相關文獻資料,1953、1954和1961年在知網上未顯示有文獻,通過隋晨光主編的《〈中國語文〉索引》搜索到部分資料[109]?？梢钥闯?詞典研究早期于1959年出現小高峰,1978年后恢復研究熱度,保持增長至1983年,隨后5年出現小幅波動,1989—1990年再次增長,后3年略有波動,1994年后增長較快。結合圖1和圖2發現,21世紀后詞典相關研究增長幅度較大,2010年后呈現波動態勢,近幾年研究熱度有所降低。

表3顯示,《辭書研究》創刊于1979年,1980年至1984年發文量較多,其后1986年和1995年相對較多,均超過百篇,整體上發文量在21世紀前呈波動態勢。結合圖3發現,21世紀的前10年發文量仍呈現波動態勢,其中2004年與2010年相對較多,隨后呈現下降態勢,這一現象值得研究者關注。

部分詞典出版及修訂的情況見表4。由表4可以看出詞典編纂實踐對詞典學研究的推進作用。在詞典編纂期間和詞典出版后,都會引起研究者的關注,這在詞典研究發文量的整體趨勢(表2)中可以看出,如1959—1960年《現漢》“試印本”完成初稿至刊印期間(2)《現漢》編纂歷史時間節點參見原新梅.漢語詞典的收詞釋義及配例研究[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1-6.,詞典研究論文突增;1978—1983年第1版和第2版《現漢》出版期間,詞典研究趨勢也始終呈現上漲。其他幾部重要詞典的出版前后大多也是詞典研究的上升期或高峰期。

表4 部分詞典出版及修訂情況統計表

(三)未來展望

基于詞典學的研究現狀,未來應在以下三個方面進一步推進詞典研究。

1.深入開展詞典學理論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詞典編纂實踐迅速開展,但“詞典學”與“詞典編纂”的界限劃分不夠明確,詞典學理論研究滯后于詞典編纂實踐的發展,缺少互相促進的良性循環。詞典出版的數量越來越多,但在質量上仍有提高的空間。詞典學理論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提高詞典編纂的質量,二者的發展是相輔相成的。

2.擴大研究成果期刊發表范圍。以往詞典學研究成果主要集中發表于《辭書研究》一種期刊,這固然有便于收集研究資料、展現詞典學研究歷時發展態勢的好處,但同時表明其他期刊較少選用詞典學研究論文,如此少的發表平臺說明學界對詞典學研究的重視程度仍很不夠?！安粚⑥o書編纂作為研究工作,不承認其研究工作量是完全錯誤的,已經極大地影響到了辭書編纂事業”(3)參見史有為.《新華外來詞詞典》編后略記[J].辭書研究,2016(1)：73-77.。應該更加重視詞典學相關研究,在相關期刊中增設詞典學和詞典編纂研究等相關欄目。

3.擴大詞典學研究隊伍規模。史有為在其詞典序言中感慨,辭書編纂“招不到合乎要求、數量足夠的編寫人員”,原因在于,許多權威機構未將辭書編纂算作真正意義上的“研究”(4)參見史有為.新華外來詞詞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序1.。辭書編纂過程包括：“篩選詞目和發現新詞,推敲釋義注音與義項的分合,研究規范詞形,反映時代性,規劃辭書類型或模式,根據讀者需要與心理承受提供合適的知識,糾正以往的誤識、誤記,等等?！?5)參見史有為.《新華外來詞詞典》編后略記[J].辭書研究,2016(1)：73-77.其研究任務繁重,難度與強度均不是個體所能承擔的,需要建設專業、強大的編寫與研究團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