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體功能區視角下山東省國土空間格局演變及驅動因素分析

薄 立 明,尹 力,魏 偉,,3*,趙 浪,夏 俊 楠

(1.武漢大學中國發展戰略與規劃研究院,湖北 武漢 430072;2.武漢大學城市設計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3.湖北省人居環境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湖北 武漢 430072;4.武漢大學資源與環境科學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

0 引言

山東省作為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龍頭”區域,是促進我國南北—東西區域協調發展、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支點?！笆奈濉币巹澝鞔_要求深入推進山東省新舊動能轉換綜合試驗區建設,發展壯大山東半島城市群,推動區域率先實現高質量發展。面向未來國家戰略和地區發展需求,山東省長期以速度和效率為主導的粗放型發展模式難以為繼,在城市快速擴張和經濟產值猛增的同時,伴隨著后備土地資源稀缺[1]、國土開發保護矛盾加劇[2]、城鄉和區域發展不協調[3]等問題,缺乏統籌的國土空間格局難以支撐山東省“城鎮發展—農業生產—生態保護”多重利益訴求下的國土空間綜合效益平衡,制約著區域實現新舊動能轉換與高質量發展。新時期國土空間規劃治理體系以主體功能區為國土空間保護開發基礎制度,以“三區三線”為核心管控手段合理布局城鎮、農業、生態功能,協調國土空間資源配置以實現差異化區域協同的高質量發展模式。因此,面向山東省全域全要素空間管制需求,落實主體功能區戰略,合理布局城鎮、農業和生態空間,進而引導宏觀發展戰略傳導至微觀土地利用,既是山東省構建“現代化強省國土空間開發保護新格局”重大戰略任務的關鍵切入點,也是省內各類相關規劃編制中亟待解決的重要科學命題。

目前有關山東省國土空間的研究成果頗豐,可概括為:①從微觀土地利用視角,將城鄉建設用地[4]、農村居民點[5]、耕地[6]、生態用地[7]等國土空間作為研究對象,判讀空間利用集約程度[8,9]、時空格局[10]等國土空間特征變化動態及其驅動因素;②以國土空間功能實現為核心訴求,通過構建指標體系評估城鎮發展水平[11]、糧食生產效率[12,13]、生態系統服務[14,15]等國土空間使用效益;③基于新時期國土空間規劃體系“多規合一”“三區三線”“雙評價”等[16]措施,制定鄉村[17]、歷史文化資源空間[18]、海岸帶[19]等國土空間的針對性管控策略。但上述研究整體仍聚焦于微觀尺度的具體土地利用,尚未實現國土空間基本功能的整合,缺乏以人類基礎需求為導向的系統性判別;且多選取某一特定功能國土空間,缺乏對全域、全要素的完整分析;同時,仍以片段式國土空間演化或管控研究為主,尚未形成“引導戰略—空間演化—管控策略”的連貫性研究主線。

主體功能區戰略是優化國土空間開發格局、實現空間分區分類治理的重要牽引力,具有頂層設計、長期穩定的特性[20,21],而“三區空間”是在主體功能區基礎上延伸出的國土空間分類方式[22],直接對應城鎮開發、糧食生產和生態保護三大戰略格局,其目標在于通過“三區空間”的主導功能布局和“三條控制線”(城鎮開發邊界、永久基本農田保護紅線和生態保護紅線)的剛性管控共同推動主體功能區戰略精準落地[23]。不同于“三生空間”(生產、生活、生態空間)強調土地利用的多功能性,“三區空間”的國土分類方式表現出空間分區不交叉重疊、邊界清晰易識別的管理特性,已成為大中尺度國土空間分析的主要分類模式[24,25]。以“主體功能區”為判別標尺,以“三區空間”為分類方式,可以系統性、整體性、連貫性地把握地區國土空間格局演變規律及內在動力,是優化山東省國土空間資源配置、促進新舊動能轉換與高質量發展的科學路徑?；诖?本研究從主體功能區視角,采用“三區空間”國土空間區劃方式,將山東省全域國土空間劃分為城鎮、農業、生態3類功能空間,對2000—2020年山東省國土空間格局演變特征及驅動因素展開分析,以期彌補山東省空間資源要素保護開發在國土空間規劃語境下大尺度、長時序動態監測研究的不足,為主體功能區戰略高效落實及山東省國土空間格局優化提供理論參考和數據支撐。

1 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1.1 研究區概況

本研究以山東省行政范圍所轄陸域為研究區,涉及16個地級市共計136個區、縣/縣級市單元,總面積約15.55萬km2。依據《山東省主體功能區規劃》對國土空間地域功能進行劃分(圖1):①以環山東半島“日照—青島—煙臺—威?！獮H坊—東營”一帶的國家級/省級優化開發區以及東隴海、濟南都市圈和魯南經濟帶內市區為主的重點開發區,兩者共同構成山東省城市化地區,占國土總面積的49.48%;②以魯北、魯西南、東部沿海三大地區的縣級行政單元為主體,呈團塊狀密集分布的農產品主產區;③以魯中南泰山、沂蒙山區為主體,東部沿海零散分布的嶗山、黃河入?？?、蓬萊及長島等地區為補充的重點生態功能區,僅占山東省國土總面積的11.58%。整體看,全省城市化地區、農產品主產區和生態功能區所占國土總面積比例約5∶4∶1,生態空間總量小且分布零散,城鎮開發和農業生產是山東省的主導地域功能。

注:基于國家測繪地理信息局標準地圖服務網站下載的審圖號為GS(2019)3333號的地圖制作,底圖無修改,下同。

1.2 數據來源與預處理

本文以縣/區級行政單元作為基本單元收集和處理數據。2000年、2010年、2020年山東省土地利用數據來源于全球30 m地表覆蓋數據產品GlobeLand30,通過在ArcGIS 10.6中進行篩選、鑲嵌、裁切和重分類得到城鎮、農業、生態3類空間;各級行政邊界、政府駐地、河流、交通干線等基礎地理數據來源于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科學數據中心(https://www.resdc.cn/);地形數據來源于GDEM V3 30 m分辨率數字高程模型(https://www.gscloud.cn/),通過處理獲得坡度數據;降水、日照、氣溫等氣象數據來源于國家氣象科學數據中心(http://data.cma.cn/);距道路、鐵路、行政中心距離等交通區位數據利用ArcGIS 10.6中距離分析、分區統計等工具處理得利;社會經濟類數據來源于各年度《山東省統計年鑒》及各市縣統計年鑒,政策類數據來源于《山東省主體功能區規劃》《山東省國土空間規劃(2021—2035年)》《全國生態功能區劃》等文件。

1.3 研究方法

1.3.1 “三區空間”分類體系 識別城鎮、農業、生態空間首先要錨定地域主導功能,突出《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和國土空間開發適宜性評價技術指南》技術實踐要求和國土空間規劃體系重構行政管理需求雙重屬性[26],且需保證對“全域全要素”的統籌劃分,確保識別結果全域覆蓋、邊界不沖突[27],分析結果可直接指導地區未來一段時間內國土空間保護開發策略制定?；诖?本文以土地利用主導功能為切入點,結合山東省主體功能區規劃中相關分類方式、區域國土開發現狀及已有“三區空間”分類體系[28,29],構建GlobeLand30土地分類系統和山東省“三區空間”的銜接途徑(表1)。需說明的是,“主導功能”并非“唯一功能”,即被判別為某類“三區空間”的區域內部也可以存在其他土地覆被類型,但必須以該類空間為主導,這與遙感產品的最低分類精度和最小圖斑指標相關,如本文對城鎮空間的最小質量控制圖斑為8×8像元(57 600 m2)、耕地為6×6像元(32 400 m2)、草地為10×10像元(90 000 m2),即只有大面積且集中連片的某類空間才被識別為該類空間,而內部零散的其他類型會被主要土地覆被屬性覆蓋,這與主導功能的判別理念契合。此外,不同于已有研究將“裸地”歸類為城鎮空間,山東省裸地集中分布在沂蒙山區一帶,故劃分至生態空間。

表1 山東省“三區空間”分類方案

1.3.2 國土空間格局演變測度 本文從靜態時空分布和動態交叉轉換兩方面刻畫山東省國土空間格局演化特征:①利用空間統計獲取各時間節點城鎮、農業和生態空間的規?？偭考胺植紨祿?并依據主體功能定位分區統計各功能區內國土空間演化情況;②利用交叉轉換矩陣測度各類空間交叉轉換的方向、結構特征及數量關系,并按照主體功能分區統計各主體功能區內動態轉換情況;③使用全局空間自相關測度交叉轉換在山東省的空間集聚狀態,采用局部空間自相關測度省內分異狀況。

1.3.3 模型選擇與檢驗 利用隨機森林回歸(Random Forests Regression,RFR)模型和最優參數地理探測器(Optimal Parameters-based Geographical Detector,OPGD)模型從影響因子的“重要程度—作用強度”綜合闡明各要素對國土空間交叉轉換的影響作用。其中,RFR模型主要測度影響因子的重要程度,可依據山東省各行政單元內國土空間自身演化規律訓練樣本集并建立決策樹構成隨機森林進行回歸,最后利用IncMSE(Increase in MSE)方法獲取各影響因素的重要程度[30],常規RFR模型無法測度變量的顯著性水平,本研究引入R 4.2.2中rfPermute 2.5.1包通過999次置換響應變量測度變量的顯著性;在確定因子重要程度的基礎上,進一步利用OPGD模型測度因子的作用強度,相比傳統地理探測器中連續變量的分類分級必須由經驗或多次嘗試決定,導致存在定量評估不足的問題[31],OPGD模型為每個連續變量提供一組離散化方法和斷裂值的組合,可進一步提取解釋變量中包含的地理特征信息[32];此外,RFR和OPGD均支持將因子型變量納入模型,為量化主體功能分區等政策類變量提供了可能。由于模型中因變量為國土空間交叉轉換規模數據,故將部分短時期內具有較大動態變化的自變量(經濟、人口、氣象類數據)均作為變化量探測。

1.3.4 驅動因子選取 既有研究證明地區土地利用轉型受地區經濟、人口、交通、自然、地理等要素影響[33,34],又與主體功能區、土地利用工程等規劃戰略直接掛鉤[35],且城市行政等級對土地要素的配置有顯著影響[36]。結合因子量化和可獲取性,銜接“雙評價”中推薦指標并借鑒成熟土地利用轉型相關研究及地區實際,分別從自然地理交通、社會經濟政策2個維度選取20項指標為自變量。

2 結果與分析

2.1 國土空間格局演變特征分析

2.1.1 國土空間格局整體演變特征 2000—2020年山東省整體呈現城鎮空間、生態空間增加和農業空間劇烈減少的演化態勢,不同主體功能區內國土空間變化具有顯著差異(圖2,表2)。具體分析可知:①城鎮空間增幅(80.44%)最大,20年間共增加12 842.30 km2,后10年是前10年增長規模的3.45倍。城鎮空間擴張主要發生在城市化地區,占總規模的60.14%,區域內部平均增幅達92.36%,其中濟南—淄博—青島、濱州—煙臺—威海以及臨沂—日照等優化/重點開發區擴張較顯著,而農產品主產區、重點生態功能區的城鎮擴張總量分別占30.45%、9.41%,平均增幅分別為63.82%、110.35%。全省136個區/縣城鎮空間均有不同程度擴張,其中約13%的縣級單元在城鎮空間擴張的同時人口減少,以濰坊、煙臺、威海、淄博等中心城市的外圍地區為主;此外,棗莊、煙臺、青島、威海和濟寧屬于城鎮對農業、生態空間的“雙侵占”狀態,其余城市為城鎮、生態空間“雙增加”且農業空間減少的演變模式。整體看,山東省城鎮空間演變情況與主體功能區戰略要求較吻合,城市化地區增量大、增速快,農產品主產區增量穩定、幅度小,生態功能區由于城鎮空間基數較小導致其規模增量小、增幅大。②農業空間近20年整體規模持續縮減,共減少14 592.5 km2,具有代表性的包括東營(-27.00%)、淄博(-21.23%)、濟南(-15.19%)、濱州(-13.90%)等城市,減幅超過20%的地區均為市轄區;僅濟寧微山縣和威海文登區的農業空間呈現增長態勢,這與兩地通過圍湖造田、填海造田大力發展特殊水產、湖產養殖農業密切相關。由表2發現,農產品主產區內農業空間減幅最小,僅為7.64%,只達到城市化地區(-14.52%)、生態功能區(-12.71%)一半左右,從側面表明山東省作為重要農產品產區對國家耕地保護政策落實良好。③生態空間規模穩步增長1 750.3 km2,增長位置與主體功能區及國土空間規劃中“兩屏三帶”的生態安全格局高度吻合,尤其是黃河三角洲地區“由黃變綠”現象最顯著。這些地區積極開展生態修復工程,生態空間保護受到較大重視與政策支持,有助于生態空間擴張。此外,結合主體功能區分布情況看,農產品主產區內生態空間增量較少,而城市化地區、生態功能區生態空間增量較多。綜上,2000—2020年山東省國土空間格局演變以城鎮空間擴張為主導,生態空間擴張次之,農業空間持續減少;不同主體功能區內國土空間格局演變特征存在顯著差異,城市化地區城鎮空間擴張規模和幅度巨大,生態功能區中生態空間擴張劇烈。但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化地區生態空間規模也有顯著的增長,城鎮化發展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生態環境的進一步整治,而農產品主產區中農業空間的持續縮減與主體功能區戰略定位要求稍有錯位。

表2 2000—2020年山東省各主體功能區國土空間數據

圖2 2000年、2010年、2020年山東省國土空間演化

2.1.2 國土空間動態交叉轉換特征 計算2000—2020年山東省國土空間交叉轉換的規模(表3)、方向及空間分布情況(圖3,圖4),結合國家和省級主體功能區要求,對山東省域內發生的6種交叉轉換展開具體分析:①農業空間是城鎮空間擴張的絕對來源。農業空間轉為城鎮空間最顯著,近20年轉換規模高達14 440.08 km2,占轉入城鎮空間總規模的95.57%,與此同時,有2 168.24 km2的城鎮空間轉換為農業空間。城市化地區和農產品主產區是農業空間和城鎮空間交叉轉換的主要區域,農業轉城鎮空間、城鎮轉農業空間在兩類主體功能區中轉換規模之和達到全域轉換總量的90.77%、92.25%,同時,農業向城鎮空間的轉換規模遠大于城鎮向農業空間的轉換規模,城市化地區規模差異達7 283.85 km2,農產品主產區規模差異達3 822.79 km2。山東省城鎮空間大量侵占農業空間的同時,部分地區城鎮空間退化現象明顯,呈現出較顯著的空間集聚性,主要發生在“德州—濟南”“泰安—濟寧”“濰坊—青島”交界處的大宗/高效農產品供給功能區。②生態空間擴張的主要來源是農業空間。近20年約4 708.38 km2農業空間轉入生態空間,主要分布在環渤海地區和魯中的泰山、魯山區域,黃河三角洲地區最顯著,其中61.81%發生在城市化地區,農產品主產區和生態功能區中的轉換規?；鞠喈?分別為876.29 km2、921.92 km2。此外,有99.05 km2的城鎮空間轉為生態空間,零散分布在全省多個區域,轉換規模最大區域位于黃河入?？?分布最集中區域在沂蒙山區,兩地均處于省級重點生態功能區。生態空間流失的主要路徑是轉為農業空間,規模達2 387.68 km2,主要分布在膠東半島、黃河三角洲和微山湖地區,這些地區大力發展湖產、水產養殖業,“向湖要田”“向海要田”現象顯著,大量涉水生態空間轉換為養殖坑塘為主的農業空間;此外,生態空間轉城鎮空間(669.48 km2)集中分布在膠州灣等沿海岸線,位于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發展戰略地區?？傮w上,近20年山東省城鎮、農業、生態3類國土空間之間的動態交叉轉換現象十分劇烈,尤其以農業空間和城鎮空間的轉換最顯著,農業空間大量轉為城鎮的同時,城鎮退化現象仍然明顯;此外,城市化地區交叉轉換最劇烈,各類主體功能區的主導交叉轉換類型均是農業空間向城鎮空間轉換。

表3 2000—2020年山東省國土空間交叉轉換數據

圖3 2000—2020年山東省國土空間交叉轉換

注:***表示通過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

2.2 國土空間演變驅動因素分析

結合最優參數地理探測器模型結果(表4)和隨機森林回歸模型結果(圖5),從影響因子的“重要程度—作用強度”雙重判別維度綜合分析山東省國土空間格局時空演變驅動因素?；谇拔膶徊孓D換特征的分析結果,將研究區6種交叉轉換類型合并為城鎮空間擴張、城鎮空間退化、農業—生態空間相互轉換3種類型進一步討論其影響因素。

表4 山東省國土空間交叉轉換影響因子探測結果(OPGD)

圖5 2000—2020年山東省國土空間交叉轉換影響因子的重要性排序

2.2.1 城鎮空間擴張

1)社會經濟政策因素是農業空間向城鎮空間轉換的主要驅動因素,其中財政支出是最重要的影響因子,IncMSE值達16.12%,人口密度、二產增加值、一產增加值也表現出“重要程度高—作用強度大”的雙顯著驅動作用,此外,三產增加值、農機總動力、主體功能區規劃等因子存在一定的作用強度。近年來,山東省重工業、機械化農業發展迅猛,已成為全國經濟體量第三的省份,經濟產業發展、人口增長以及農業機械化使大量農村勞動力流入城鎮,導致建設用地需求增加,成為縣、區農業空間向城鎮空間轉化的關鍵誘因。面對轉化需求,經濟發展水平成為城鎮空間擴張的核心動力,即由政府財政支出(IncMSE值排序第一,q值為0.25)所主導,以縣區三大產業經濟產值,尤其是以工業(IncMSE值排序第三,q值為0.22)為基礎支撐的城鎮建設成為城鎮擴張的主要演化形式。最典型的是青島市黃島區(西海岸新區)被定位為國家海陸統籌發展試驗區、國際高端海洋產業集聚區、海洋經濟國際合作示范區、國際航運樞紐、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先導區,為推動產業落地,政府大力投資開發建設導致農業空間大規模轉入城鎮空間,轉移規模由148.96 km2增至393.83 km2,增幅達164.34%。

2)生態空間向城鎮空間轉換受自然地理交通、社會經濟政策因素的雙重驅動,平均海拔、平均坡度、距主要河流距離、距省會距離、二產增加值(IncMSE值排序第二,q值為0.18)以及主體功能區規劃等影響因子表現出“雙顯著”驅動作用。結合實際分析,山東省海岸線占我國總岸線長度的1/6,是黃河唯一入?？?具有巨大的沿海工業經濟發展潛力。重點/優化開發區為發展工業經濟,選擇區位良好、地理條件適宜的區域進行開發建設,導致沿海、沿湖的生態空間向城鎮空間轉換,如港口、石化園等工業配套設施的興建。

2.2.2 城鎮空間退化

1)城鎮空間向農業空間轉換過程中作用強度顯著且重要性排序前5的影響因子(括弧內為q值)為:一產增加值(0.29)>農機總動力(0.32)>距省會距離(0.10)>距市中心距離(0.20)>主體功能區(0.16),另外,人口密度、平均坡度、行政管轄等級等因子表現出一定的驅動作用。究其原因,距離省會與市中心較遠的縣域工業發展動力不足,其發展方向主要為農業規?；?、機械化轉型,而地勢平坦地區具有更好的機械化耕種潛力,在主體功能區等戰略指引下廣泛開展土地綜合整治、高標準農田建設、遷村并點以及空心村治理復墾等項目,將零散建設用地以及人口流失產生的閑置宅基地轉換為耕地,導致“城鎮—農業”空間的重新布局。如魯東、魯北及膠萊農田集中區等發生轉化的典型地區均是以農業發展為主要導向的農產品主產區。此外,山東省“三區九田”的農業空間格局以及區域實施的農業發展優先績效評價政策有效推動了“遷村并點”“合村并鎮”“低效用地整治”以及“空置宅基地復墾”等工程的實施,導致零散、閑置城鎮空間的快速農業化利用,對城鎮空間退化為農業空間起到重要作用。

2)城鎮空間向生態空間轉換過程中僅有地區生產總值、三產增加值呈現“重要程度高—作用強度大”的雙顯著驅動作用。一定程度上表明地區整體經濟水平的提升能促進城鎮空間向生態空間轉換,尤其是三產增加值(IncMSE值排序第一,q值為0.13)的增長最顯著。山東省部分城市通過旅游城市建設、生態城市建設等方式探索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協調的高質量發展途徑,典型措施包括東營市生態敏感區“多措改堿”工程、遷出居民點以恢復生境的生態旅游地區改造工程以及魯中南山地丘陵地帶國家公園、自然保護區建設工程,這些措施導致生態敏感地區城鎮空間轉換為生態空間,既修復了地區生態質量,又促進了經濟發展綠色轉型。

2.2.3 農業—生態空間相互轉換

1)農業空間轉生態空間受距鐵路距離(IncMSE值為3.54%,q值為0.49)、平均海拔(IncMSE值為13.38%,q值為0.28)等自然地理交通因素的主導驅動,社會經濟政策類因素中僅主體功能區規劃(IncMSE值為3.14%,q值為0.12)表現為雙顯著驅動作用。平均海拔表現出極顯著的驅動作用,農業空間和生態空間在不同海拔地區之間發生劇烈置換,呈現出“農業下山、林業上山”的發展模式,即高海拔零散耕地修復為林地,耕地轉移到低海拔地區,魯中山地一帶的萊蕪、沂源、臨朐等縣區此現象較常見。此外,主體功能區戰略對縣區生態空間擴張也起到重要的引導作用,如黃河三角洲農牧復合功能區在以生態功能為主導的發展導向下,生態空間擴張顯著。

2)生態空間向農業空間轉換過程中作用強度顯著的影響因子重要性排序(括弧內為q值)為:距省會距離(0.15)>距主要河流距離(0.11)>平均氣溫(0.11)>一產增加值(0.15)。人類開發活動是農業空間增加的關鍵因素,而自然要素更多通過影響人類的選擇產生間接驅動。因此,農業經濟發展是該類空間轉換的主導驅動力,尤其在距離省會城市遠,工業、旅游業發展條件不佳但溫度適宜的地區,生產者為增加農業經濟效益,將近海、靠湖生產、養殖條件優越的地區大量改造為農業空間,導致農業空間大規模侵占生態空間。從地區發展看,農業空間擴張雖然減少了生態空間的實際規模,但新型生態養殖發展模式(如膠州灣海參養殖)在一定程度上統籌了生態效益與農業效益的平衡,從側面表明部分生態空間也可產生社會經濟效益,生態保護和地區發展之間存在協同發展的可能。

3 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基于主體功能區視角,運用空間轉換矩陣、隨機森林回歸模型以及最優參數地理探測器等方法定量分析2000—2020年山東省國土空間格局演變及驅動因素,結果發現:①研究期內山東省國土空間格局變化顯著,整體呈現城鎮空間、生態空間增加而農業空間大規模減少態勢。不同主體功能區內國土空間格局演變特征存在明顯差異,與其主體功能定位基本吻合:濟青通道、魯北沿海通道等重點/優化開發區以經濟發展為主導目標,城鎮空間擴張幅度巨大;而“兩屏三帶”生態功能區則以提高生態安全為核心,生態空間擴張最劇烈;農產品主產區以保護耕地為指引,雖然農業空間有所減少,但國土空間格局整體變幅較小。②農業空間和城鎮空間相互轉換現象最活躍,是山東省主導的國土空間交叉轉換類型,伴隨城鎮空間對農業空間大量侵占,在鄰近中心城市的區域出現明顯的城鎮空間退化現象;此外,農業空間與生態空間的交互也非常劇烈,生態空間轉入、轉出的主要對象均是農業空間。不同主體功能區內國土空間交叉轉換未表現出顯著差異,但城市化地區國土空間交叉轉換更劇烈,空間交叉轉換規模在同類轉換總規模占比中均超過一半。③山東省國土空間時空演化受自然地理交通類因素和社會經濟政策類因素的共同作用,不同因素對于不同類型空間轉換的重要性及影響作用存在顯著差異:城鎮空間擴張主要受社會經濟發展影響,政府財政投入及產業發展訴求是其主導驅動因子;主體功能區戰略引導下的規?；r業發展工程及生態屏障構建工程對農業、生態空間格局優化起到核心驅動作用;而工農業發展對海、湖沿岸生態保護造成沖擊,一定程度上驅使生態空間向城鎮、農業空間轉化。

基于以上結論展開討論:①山東省正處于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時期,產業的新舊轉換必定引起國土空間格局的持續演變,如延續以往的國土空間保護開發模式可能會導致農業空間進一步收縮,損傷地區農業功能,降低國土空間綜合效益。需銜接山東省新舊動能轉換綜合試驗區建設總體方案,優化山東省主體功能區規劃并構建兩者之間的高效銜接路徑,通過健全差異化協同發展長效機制,從大尺度格局上協調統籌地區國土空間資源配置,在保障地區必要生態、農業功能效益的底線基礎上為新舊動能轉換發展提供強有力的國土空間支撐。②山東省存在中心城區大規模劇烈擴張、周圍鄉鎮腹地城鎮空間大規模退化現象,這種極化發展的城鎮化模式與當前國家所實施的新型城鎮化戰略存在明顯錯位。新型城鎮化戰略強調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城鄉統籌、城鄉一體化發展,應結合山東省各地方資源稟賦與發展訴求,合理制定城鎮、農業、生態“三區空間”配置規模與空間布局策略,為山東省新型城鎮化高質量發展提供空間指引。③山東省沿湖沿海地區出現了“向湖、向海要地”現象,對地區生態保護發展目標造成一定沖擊。沿湖、沿海區域往往承載著水源保護、水源涵養以及水生物多樣性保護等生態功能,帶來一定的生態安全風險。生態空間流失的主要驅動因素是工業、農業經濟發展,表現為大量生態空間被改造為港口、化工園以及養殖農業空間。這種現象背后是國土空間綜合效益的分配不協調,即生態保護功能難以通過直觀的經濟效益帶動地區生活水平提升,導致地方選擇犧牲生態效益以尋求經濟效益,應大力推動生態轉移支付、市場調節等生態補償機制構建,通過經濟調節手段實現地區均衡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