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一線醫護人員的心理彈性、創傷后應激障礙與生活質量相關性研究

朱白鷺，劉歡，鐘清玲，李遠珍，侯秀芳，陶秀彬

（1.皖南醫學院護理學院，安徽 蕪湖 241002；2.皖南醫學院弋磯山醫院血液凈化中心；3.南昌大學護理學院；4.皖南醫學院弋磯山醫院護理部）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即新冠肺炎）是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2020 年3 月被WHO（世界衛生組織）認定為全球大流行病。醫務人員作為救治的主力軍，生理和心理均承受著巨大的壓力，醫護人員數量不足、個人防護設備及醫療資源短缺、工作時間延長、感染風險增加等因素，導致醫護人員比公眾更易出現抑郁、焦慮、失眠、創傷后應激障礙（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等心理障礙，嚴重影響其生活質量［1-2］。生活質量（quality of life，QOL）是個人在所處的文化和價值體系下對其目標、期望、標準和關注，對自己生活情況的認知或感受［3］。生活質量對醫護人員的壓力適應能力、工作效率、患者滿意度等均可造成不良影響，關注并改善醫務人員的生活質量顯得尤為重要。心理彈性是對壓力的積極適應過程，與PTSD的發生和生活質量密切相關［4］。本文著重于研究新冠肺炎疫情穩定期武漢一線醫務人員PTSD、心理彈性與生活質量的現狀，以及PTSD、心理彈性與生活質量的關系，為提升醫護人員的生活質量提供參考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采用滾雪球抽樣法招募在武漢照顧過新冠肺炎患者的醫護人員。在2020 年11 月至2020 年12 月，通過微信平臺向武漢市4 所新冠肺炎定點收治醫院不同科室（急診科、發熱門診、門診、重癥監護室、感染病房、隔離病房、移動方艙醫院）的醫護人員發放電子問卷，調查對象通過微信掃描二維碼進入問卷鏈接自愿填寫，一個IP 只能填寫一次。納入標準：（1）在指定醫院工作，參與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滿14 d；（2）直接參與檢查、救治或護理新冠肺炎患者；（3）本人知情同意并自愿參加本研究。排除標準：（1）未取得職業資格的醫護人員；（2）近期遭遇其他應激性事件者。共回收問卷545 份，剔除錯填、漏填、規律性作答問卷后，其中有效問卷533份，有效率為97.8%。本研究獲得皖南醫學院倫理委員會批準（編號：20200006），所有研究對象均知情同意，調查嚴格遵循保密原則，數據僅用于科學研究。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人口學調查表 采用自編問卷，包含醫護人員的性別、年齡、婚姻狀態、文化程度、職業、職稱、是否有過抗擊相關傳染病的經歷。

1.2.2 心理彈性量表簡化版［5］（10-item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10） 用于測量個體在應激反應中的心理彈性水平，共包含10 個條目，采用Likert 5 級評分：從不=0 分，很少=1 分，有時=2 分，經常=3 分，幾乎總是=4 分，總分越高表明心理彈性水平越高。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5。

1.2.3 PTSD 自評量表-5 （PTSD Checklist for DSM-5，PCL-5） 用于評估近1 個月內PTSD 的癥狀，由20 個條目組成，采用Likert 5 級評分：完全沒有=0 分，有一點=1 分，中等=2 分，相當嚴重=3 分，極度嚴重=4 分，總分0～80 分，內部一致性系數0.91～0.95，總分＞33 分表明被測量者的PTSD 癥狀可能較嚴重［6］，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2。

1.2.4 簡易生活質量評定量表［7］（Simplify Qualify of Life Scale，SQOL） 由6 個條目組成，用于評估個人對身體健康、心理健康、經濟狀況、工作生活狀況、家庭關系以及與他人關系的滿意度，采用Likert 5 級評分：非常差=1 分，差=2 分，一般=3 分，好=4 分，非常好=5 分，總分6～30 分，總分越高表明生活質量越好，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6。

1.3 質量控制 問卷在前言部分明確調查目的、調研單位，并解釋匿名性和自愿原則，問卷填寫時間不低于3 min，相同IP 地址僅有1 次作答機會，必要條目填寫完整后方可提交。問卷提交后，人工核對答卷內容，剔除不符合入組標準以及有明顯填寫錯誤的問卷。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6.0 軟件進行數據處理與分析。對計量資料進行Shapiro-Wilk正態性檢驗，不符合正態分布計量采用［M（P25，P75）］表示，采用Mann-WhitneyU、Kruskal-Wallis 檢驗；PTSD、生活質量、心理彈性的相關性采用Spearman相關分析。將生活質量得分作為因變量，以人口學因素為控制變量，PTSD 和心理彈性得分為自變量，進行分層回歸分析。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一般人口學信息 533 名醫護人員，其中男55 名（10.3%），女478 名（89.7%）；年齡19～55歲；工作年限跨度0～35 年；醫生55 名（10.3%），護士478 名（89.7%）；有抗擊相關傳染病經歷者46名（8.6%）。

2.2 醫護人員心理彈性、PTSD 與生活質量的現狀 本次調查中，醫護人員CD-RISC-10 量表、PCL-5 量表、SQOL 得分分別為26（20，30）分、17（8，25）分、 20（18，23）分。其中，根據PTSD 標準分界值（33 分），13.1%（70/533）的醫護人員PTSD癥狀明顯。

2.3 醫護人員心理彈性、PTSD 與生活質量的分布特征 不同性別、職業和文化程度的醫護人員的心理彈性得分和生活質量得分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不同婚姻狀態醫護人員的PTSD 得分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但兩兩組間比較差異并無統計學意義（調整后P＞0.05）。PTSD 組醫護人員的生活質量低于無PTSD 組（P＜0.05）。見表1。

表1 不同社會人口學特征醫護人員的心理彈性、PTSD以及生活質量得分比較［M（P25，P75），分］

2.4 醫護人員心理彈性、PTSD 與生活質量的相關分析 Spearman 相關分析顯示，心理彈性得分與生活質量得分呈正相關（r=0.578，P＜0.05），與PTSD 得分呈負相關（r=-0.464，P＜0.05）；PTSD 得分與生活質量呈負相關（r=-0.488，P＜0.05）。

2.5 醫護人員心理彈性、PTSD 對生活質量的回歸分析 以生活質量為因變量，以性別、職業、文化程度、心理彈性和PTSD作為自變量進行分層回歸分析。所有自變量容差均＞0.8，方差膨脹因子＜1.2。結果顯示，心理彈性對生活質量有正向作用（B=0.203，P＜0.01），PTSD 對生活質量有負向作用（B=-0.093，P＜0.01）。模型3 擬合程度最好，性別、職業、文化程度、心理彈性和PTSD可解釋生活質量變化的38.9% （R2=0.389，F=67.043，P＜0.01）。社會人口因素中性別、職業和文化程度對生活質量有顯著預測作用，解釋量為1.9%，心理彈性和PTSD對生活質量變異的解釋能力為37.0%。見表2、表3。

表2 醫務人員生活質量影響因素分層回歸自變量賦值情況

表3 醫護人員心理彈性、PTSD對生活質量的回歸分析（n=533）

3 討論

3.1 醫護人員心理彈性、PTSD與生活質量現狀 本研究發現，醫護人員的生活質量得分低于中國普通人群的標準數據［8］，可能與醫護人員的心理彈性水平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續影響下低于全國常模［9］有關。本研究中，醫護人員PTSD的發生率為13.1%，低于武漢某三甲醫院（39.1%）在新冠肺炎爆發期的調查結果［10］，醫護人員的心理彈性得分介于鞠玉朦等［11］和高永莉等［12］的研究結果之間，可能與研究的對象和時間不同有關。新冠肺炎疫情爆發期間，一線醫護人員面臨的問題嚴峻而復雜，精神壓力增大，心理彈性降低，從而更易發生PTSD。隨著疫情逐漸穩定、心理健康咨詢和心理彈性培訓的開展，一線醫護人員的精神壓力有所降低，心理彈性水平和生活質量逐漸恢復。

3.2 醫護人員心理彈性、PTSD與生活質量的分布特征 本研究結果顯示，男性醫護人員的心理彈性和生活質量比女性低，可能與男性醫護人員的臨床工作量和家庭責任感更大，感知并承受過大的壓力易損害其幸福感有關［13］。本研究中，醫生的生活質量和心理彈性均比護士低。醫生需診治新冠肺炎患者，其工作強度和責任大、感染風險增加，易出現負面情緒，消極情感狀態會顯著降低其心理彈性，影響生活質量［14］。目前，文化程度對心理彈性水平的影響研究結果尚不統一。本研究發現，本科文化程度的醫護人員心理彈性高于碩博士文化程度的醫護人員，可能與研究對象的文化程度層次比例構成不同有關。本研究中護士多為本科文化程度，平均工作年限較長，臨床經驗豐富，能有效應對臨床問題，心理彈性較高。醫生多為碩博士文化程度，因工作性質與護士不同，面臨的精神壓力更大，導致其心理彈性較低。本研究發現，不同婚姻狀態的醫護人員兩兩組間PTSD 得分相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有研究表明離異、喪偶的人因缺乏一定的社會、家庭的關心和支持，在面臨創傷性事件時更易患PTSD［15］。造成結果不同的原因可能是已婚醫務人員更擔心家人被感染，從而削弱了婚姻狀態對PTSD的影響。本研究結果提示，PTSD組的醫護人員的生活質量均低于非PTSD組，同Lekka等［15］的研究相似。PTSD患者往往合并情緒障礙、焦慮障礙、軀體化、藥物濫用和分離障礙等癥狀，從而影響生活質量的各個領域，醫護人員遭受的心理創傷應引起重視。

3.3 醫護人員心理彈性、PTSD對生活質量的影響分析 本研究結果提示心理彈性對生活質量有直接正向影響，醫護人員的心理彈性水平越高，其生活質量越高，心理彈性能夠正向預測生活質量，同Lekka等［15］的研究結果相似。心理彈性水平高的個體對自己成功克服困難的能力持樂觀態度，更傾向于采取積極應對方式適應壓力。心理彈性還能夠有效緩解焦慮、抑郁等負面情緒，保持個體心理健康，從而維持較高的生活質量［16］。通過正念減壓訓練、加強社會支持、強化積極應對、健身等方式有助于提升醫護人員的心理彈性水平和生活質量。

本研究發現PTSD 對生活質量有直接負向影響，PTSD 是醫護人員生活質量的危險因素，與Presciutti 等研究［17］一致。PTSD 是一種急性、致殘的精神障礙，在經歷創傷性事件后發展，表現為對創傷性事件回避、過度覺醒以及認知和情緒的負面改變［18］。PTSD 可將生活質量的主觀感知降低，睡眠障礙和反復出現的噩夢會降低個體對身心健康的滿意度，過度警覺和易怒會給家庭和社會關系造成困擾，注意力不集中還可降低個人工作質量和工作效率［19］。相關部門可從創傷暴露、核心信念挑戰、認知反芻、社會支持等因素著手，為醫護人員提供支持，緩解PTSD，促進創傷后成長，從而提升生活質量。

本研究結果發現，性別、職業和文化程度對生活質量有顯著預測作用，解釋量為1.9%，心理彈性能解釋生活質量變化的22.2%，PTSD 能解釋生活質量變化的14.8%，與其他研究［20］相近。人口社會學因素對生活質量的解釋程度尚不統一，與人口社會學因素的納入種類、人群的文化背景、研究的調查方法等不同有關。本次調查中心理彈性和PTSD可預測生活質量，其解釋量高于一般社會學因素，說明社會心理因素是生活質量的重要影響因素，今后研究還應考慮其他社會因素及其復雜的相互作用。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采用的滾雪球抽樣方法對醫務人員進行橫斷面調查，可能存在數據偏倚，影響研究結果。其次，本研究只對于PTSD、心理彈性和生活質量的相互關系進行研究，并沒有闡述因果關系，還需深入分析。再次，調查使用的PCL-5量表對PTSD 癥狀的診斷是通過調查對象自我報告實現的，未經臨床醫生診斷，其準確性有待提高。

綜上所述，PTSD 是生活質量的危險因素，心理彈性是生活質量的保護因素，心理彈性和PTSD對生活質量的重要預測變量，解釋量為37.0%。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應通過提升醫護人員的心理彈性、預防和治療PTSD提升其生活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