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財政科技支出與共同富裕
——基于財政透明度的調節效應

李永海，陸 胤

（蘭州財經大學財政與稅務學院，蘭州 730020）

引 言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共同富裕的實現既要求實現物質生活、精神生活的“富?！?，也要求實現相對均等、差距可控的“共同”。政府和企業作為科技投入的兩大主體，其中，政府的財政科技支出可以有效拉動經濟高質量發展，而經濟高質量發展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政府主要通過直接的經費投入和間接的政策激勵來推動科技進步。其中，直接的經費投入體現在政府通過財政科技支出直接撥付資金來支持科技活動，如加大科技經費投入等；間接的政策激勵體現在政府通過為科研活動提供的稅收優惠、政策支持、政府采購等措施來實現。從共同富裕的本質出發，高質量發展是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目標實現的重要路徑[1]。而地方財政科技支出可以有效推動創新能力的提升和高新技術的突破，促進地方經濟高質量發展，進而促進共同富裕目標實現。

目前國內相關研究文獻中，學者們主要從地方財政科技支出與經濟增長方面進行研究，關于地方財政科技支出推進共同富裕的研究相對較少，而經濟增長作為推進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礎，為本研究奠定了基礎。目前，學者們主要持有以下三種觀點：一是認為財政科技支出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梁長來[2]通過構建VAR 模型對我國1980—2012年的財政科技支出和經濟增長間的相互關系進行實證分析后發現財政科技支出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劉鑄[3]基于經濟增長理論分析認為財政科技支出可以有效彌補科研活動的外部性，引導資金流向創新活動，推進經濟增長。池自先等[4]基于江西省2003—2014 年數據分析認為財政科技支出與經濟增長關系密切。二是認為財政科技支出通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側面反映經濟增長。全要素生產率作為反映經濟增長貢獻的因素，也可以很好地表現經濟增長狀況，相關研究發現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有效促進全要素生產率。周忠民等[5]指出財政科技支出對全要素生產率具有促進作用，但這種促進作用具有區域異質性和市場異質性。三是認為財政科技支出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有限。胡欣然等[6]通過構建內生增長模型，分析認為財政科技支出不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鐵衛等[7]使用Granger 因果檢驗等方法分析陜西省1986—2009 年的數據，得出財政科技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作用不大。王曉芳[8]基于1990—2013 年廣東省的面板數據，實證分析發現財政科技支出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協整關系，但財政科技支出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并不顯著。

財政透明度作為衡量政府財政信息公開程度的指標，用于反映政府向公眾公開政府結構、政府職能和財政政策信息的程度，更側重于反映地方財政的狀態[9]。目前，關于財政透明度的研究多聚焦于因果關系中所發揮的影響作用。例如，肖鵬等[12]研究表明可以通過提升財政透明度縮小政府性債務規模。靳偉鳳等[13]實證研究得出財政透明度可以有效降低地方政府債券利差?？椎掠馵14]利用回歸分析認為政府預決算偏離度與財政透明度之間存在非常明顯的負相關關系。楊開峰等[15]通過對我國地方治理綜合調查的數據進行研究得出地方政府應進一步加強財政和預算績效信息公開水平，來滿足社會公眾對財政透明程度的預期。馬亮[16]基于我國36個主要城市居民的電話調查數據，分析得出政府透明程度對電子政務使用與公眾的政府信任程度之間的正向關系具有完全的中介效應。杜亞斌[17]運用多層次模型分析得出財政透明與腐敗感知間存在倒U 型關系。財政透明度在政府進行宏觀調控和政府治理中一般作為調節變量發揮作用，已有學者開始關注這方面的研究。例如，侯世英等[10]通過構建中介效應模型，考察財政透明度在數字金融和地方政府債務融資間的中介效應。易禾[11]通過研究財政透明度在政府補助與非效率投資間的關系，認為財政透明度發揮負向的調節效應。

綜上所述，現有研究主要從財政科技支出對經濟增長影響的角度展開，但對于兼顧“富?！迸c“公平”的共同富裕目標，鮮有文獻探討地方財政科技支出與共同富裕間的關系，有關財政透明度在此影響機制中發揮調節效應方面的研究明顯不足?；诖?，本文首先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測算我國城市共同富裕水平，在此基礎上分析地方財政科技支出對共同富裕的影響機制。其次，引入財政透明度作為調節變量，考察其在此影響機制中發揮的調節效應。本文可能的創新點為：第一，構建我國城市層面的共同富裕指標體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對我國城市共同富裕水平進行科學的測算和分析。第二，實證研究地方財政科技支出與共同富裕間的內在關系，并引入財政透明度作為調節變量，對財政透明度在地方財政科技支出推進共同富裕過程中發揮的調節效應進行分析檢驗。第三，檢驗不同共同富裕水平下的異質性，深入探究地方財政科技支出和財政透明度在不同共同富裕水平下的作用效果，為地方政府合理運用財政科技支出和財政透明度推進共同富裕提供參考。

1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1.1 地方財政科技支出與共同富裕的理論假說

當前，我國的共同富裕是兼顧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等多維度的共同富裕，是保障高質量發展的共同富裕，是現代化新征程背景下的共同富?！，F階段共同富裕的推進與科技發展緊密相關，對于地方財政科技支出和共同富裕的關系，本文認為二者之間存在以下理論機制。

首先，無論是基于Cobb-Douglas 函數發展出來的以完全競爭市場作為假定條件的索洛經濟增長模型（式1），還是由羅默提出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式2），都將技術進步視為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從將技術進步視為外生變量的索洛經濟增長模型可以看出，隨著技術進步，經濟會持續增長，且呈現邊際遞減的增長趨勢。從將技術進步視為內生變量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可以看出，隨著技術進步，生產過程中可被利用的資本品增多，有助于規避更多由于邊際遞減效應帶來的損失，提高經濟效益?；趦纱蠼洕鲩L理論，各國將科技發展作為國家的“第一生產力”，作為經濟增長的引擎，科技已然成為國家提高自身實力的核心動力。各地方政府可以通過地方財政科技支出拉動地方經濟增長，從而推進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

其中，Y為產出，K為資本，L為勞動力，A為技術水平，α為資本產出的彈性系數，β為勞動力產出的彈性系數。

其次，科技投入具有高風險性和高不確定性的特征，因此，科技投入在一定程度上表現為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公共物品[3]。政府可以通過調整地方財政科技支出水平，彌補社會自發科技投入的不足，使得社會的科技投入趨于最優水平，保證經濟增長和社會公平，進而推進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

再次，財政科技支出有利于高質量發展，進而推進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18]。當前我國的高質量發展不僅可以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不斷優化產業體系，提供更多高質量的產品和服務，滿足廣大人民群眾多樣化、多層次的需求，解決供需上的結構矛盾，實現“做大蛋糕”的目標，而且有助于調整生產關系，形成全體人民共同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能夠保障和改善民生，解決社會不公平問題，實現“分好蛋糕”的目標。因此，以科技為核心的高質量發展在“共同”和“富?！眱煞矫婢l揮積極作用。

最后，地方財政科技支出有利于推進鄉村振興，補齊共同富裕的短板。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共同富裕是工業化、城鎮化、農村現代化和信息現代化的共同發展[1]，當前農村現代化亟需發展。財政科技支出有利于發展農業現代科技，推進農業生產機械化和信息化，提高農業生產能力和抗風險能力，以科技振興促鄉村振興。

因此，本文提出假說1：地方財政科技支出的提高會推進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

1.2 地方財政科技支出、財政透明度與共同富裕的理論假說

財政透明度是財政管理的重要手段，提高財政透明度有利于宏觀經濟穩定、政府治理和社會公平實現。較高的財政透明度有利于財政在均衡發展、合理分配中充分發揮調節效應，以更嚴格的監督促進社會公平，進而實現共同富裕。本文認為財政透明度可以從兩方面發揮調節作用。

一方面，財政科技支出作為財政八項支出之一，發揮其推動科技發展的作用不僅取決于財政科技支出的“量”，同樣取決于它的“質”。良好的財政透明度可以有效改善信息不對稱現象，抑制隱性經濟擴張和尋租腐敗現象的出現，進而提高財政支出效率[19-21]。良好的財政透明度意味著社會公眾更好地擁有對財政資金安排和使用的知情權，由于財政支出與社會公眾的利益緊密相關，社會公眾會對政府的財政支出進行更嚴格的監督，確保財政支出效率，更好地發揮財政推進社會財富增加、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社會財富合理分配等方面的作用，為推進共同富裕提供保障[22-23]。

另一方面，財政透明度在解決社會公平問題上具有天然優勢。隨著財政透明度的提高，政府行為更好地接受社會的監督，確保公平、公正、公開地作出財政決策，可有效遏制腐敗行為，保障社會公平實現。企業和個人將能夠獲取更多的財政信息，有助于合理配置地方財政科技支出，保障財政科技支出的合理性、透明性和公平性。

因此，本文提出假說2：財政透明度水平越高，地方財政科技支出推進共同富裕的作用越強。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總結出地方財政科技支出發揮促進作用和財政透明度發揮調節效應的影響路徑與效應，如圖1 所示。

圖1 地方財政科技支出、財政透明度對共同富裕的影響路徑與效應

2 研究設計

2.1 共同富裕水平測算

2.1.1 指標構建

從共同富裕的內涵出發，我國共同富裕的實現是共同和富裕兩個方面的共同實現。本文基于相關研究文獻[24-27]，從共同富裕的發展性、社會性和可持續三個維度來構建共同富裕指標體系（如表1 所示），并將3 個一級指標進一步細分為8 個二級指標和21 個三級指標，其中，發展性指標由富裕度和共同度兩方面構成，社會性指標由文化教育水平、醫療衛生水平和產業發展水平三方面構成，可持續指標由生態環境水平、信息科技水平和社會保障水平三方面構成。其中，產業結構高級化和產業結構合理化指標參考干春暉等[28]的評價方法。為避免主觀賦權的弊端，本文先將共同富裕的三級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消除量綱上的不一致，再通過主成分分析法對三級指標進行賦權，將標準化處理后的三級指標簡單加權得到各城市的共同富裕水平，記為CP。

表1 共同富裕指標體系

2.1.2 測算結果

基于我國各城市的相關數據，本文對我國287個城市2012—2020 年的共同富裕水平進行測算。從測算結果來看：總體上，我國各城市共同富裕水平介于12.88～57.56 之間，整體上呈上升態勢；增速上，我國各城市共同富裕水平的均值由2012 年的19.80 增長到2020 年的25.53；區域上，我國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的共同富裕水平存在顯著差異，從各年份共同富裕指數均值來看，東部地區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而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排名上，排名靠前的城市位次較為穩定，而排名靠后的城市位次波動較為明顯；差距上，共同富裕水平最高分與最低分間的倍數由2012 年的3.60 倍下降到2020 年的3.03 倍，地區間共同富裕水平差距逐漸縮?。ㄈ鐖D2）。

基于上述測算結果。一方面，各地方政府應當努力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縮小城鄉差距，推進共同富裕進程；另一方面，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但在區域間存在發展不平衡的現象，應當集中力量縮小區域差距，加強各地區協同推進。

2.2 模型構建

為更好地分析地方財政科技支出、財政透明度和共同富裕水平三者之間的影響作用，本文構建以下模型進行實證分析。

首先，在未加入調節變量情況下，考察地方財政科技支出對共同富裕水平的影響，模型設定如式（3）所示。CPi,t為被解釋變量，為i地區t年份的共同富裕水平；FTEi,t為地方財政科技支出水平，地方財政科技支出金額越高，該地方財政科技支出水平越高；CONTROLi,t為控制變量組；μi為模型的個體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

其次，通過借鑒溫忠麟等[29]和江艇[30]的研究方法，加入財政透明度作為調節變量，檢驗模型中調節效應的作用效果，模型設定如式（4）所示。其中，FTRi,t為財政透明度水平；FTEi,t×FTRi,t為財政透明度與地方財政科技支出的交互項，用來檢驗地方財政科技支出對共同富裕水平影響作用中的調節效應。

最后，由于模型（4）僅能考察財政透明度在地方財政科技支出與共同富裕水平關系中的線性調節效應，只能反映單調的正向促進作用或負向抑制作用，為進一步考察財政透明度的非線性調節效應，在模型（4）的基礎上加入財政透明度的平方項和財政透明度平方項與地方財政科技支出的交互項，模型設定如式（5）所示。

2.3 變量定義

2.3.1 被解釋變量

地方共同富裕水平（CP）。為全面反映我國共同富裕水平，本文使用由多級指標構建的共同富裕水平作為本文的被解釋變量。一方面，該指標從富裕度和共同度兩個角度構建發展性指標來衡量共同富裕水平；另一方面，當前我國的共同富裕是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等多維度的富裕，為更好地表示共同富裕水平，指標構建中加入了社會性指標和可持續指標。

2.3.2 核心解釋變量

地方財政科技支出（FTE）。財政科技支出是指政府為支持科技活動、提供科技產品和提高科研水平所進行的支出，是財政支出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使用各城市的財政科技支出對數值來衡量地方財政科技支出水平。

2.3.3 調節變量

地方財政透明度（FTR）。財政透明度是反映地方政府財政信息公開程度的衡量指標，高財政透明度有助于地方財政更好地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公平，促進共同富裕的實現。本文使用清華大學發布的歷年《中國市級政府財政透明度研究報告》中財政透明度得分來衡量地方財政透明度。

2.3.4 控制變量

本文選取地方城鎮化水平、地方投資水平、地方財政赤字率和新《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的實施共同作為控制變量組。

地方城鎮化水平（UB）。一般而言，城鎮化程度反映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發展水平，城鎮化水平高的城市會產生規模經濟效應、推動經濟增長、提高公共服務質量、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和促進社會公平分配，有利于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本文使用地方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來衡量這一指標。

地方投資水平（IM）。理論上，投資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大手段之一，是地區經濟發展的必要前提。從我國經濟發展現狀來看，地方投資水平越高，地方經濟發展的積極性越高。投資規模的擴張會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優化經濟結構和維持經濟可持續發展。本文使用地方房地產投資額對數值來衡量這一指標。

地方財政赤字率（DE）。財政支出是政府刺激經濟的主要手段，財政收不抵支所形成的財政赤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刺激地方經濟發展，推進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本文采用地方一般公共預算財政收支缺口（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占GDP 的比重來衡量這一指標。

《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改革（BD）。2015年我國新《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的實施對財政信息公開作出了明確要求，促進了我國財政制度向規范透明的方向發展，這有利于防止財力失衡，實現財政公平。本文將新《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實施時間作為分界線來設置虛擬變量，其中，2012—2014 年設定為0，2015—2020 年設定為1。

2.4 數據說明與變量描述性統計

本文數據主要源于各省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及清華大學發布的歷年《中國市級政府財政透明度研究報告》。部分缺失數據使用線性插值法補齊得到，樣本時間段為2012—2020 年。由于部分城市增加、取消或更替等因素，本文僅選取包含4 個直轄市在內的287 個城市作為樣本對象，具體描述性統計見表2。

表2 描述性統計

3 實證結果分析

3.1 相關性檢驗

為檢驗各變量間是否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本文首先對各變量進行相關性檢驗，從表3 結果可以看出，各變量間存在相關性較大的現象。為進一步檢驗變量間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線性問題，對回歸模型中各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進行考察，從表4 結果可以看出各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中最大的為3.37，各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均小于5，故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由于變量間相關性較強，為避免關鍵變量在回歸估計中的作用效果被模糊，下文將對核心解釋變量和調節變量進行中心化處理。

表3 相關性檢驗

表4 各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

3.2 平穩性檢驗

為確保模型回歸結果的有效性，避免偽回歸情況的出現，故進行面板數據的平穩性檢驗。本文樣本數據為短面板數據，使用HT 和IPS 檢驗，檢驗結果如表5 所示。從檢驗結果可以看出，地方財政科技支出和財政透明度的HT 和IPS 檢驗的P值均至少有1 個顯著小于0.01，強烈地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故核心解釋變量和調節變量均通過平穩性檢驗。

表5 HT 和IPS 檢驗結果

3.3 基準回歸

本文首先進行Hausman 檢驗，確定選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回歸分析。通過對式（3）進行回歸考察地方財政科技支出對共同富裕的影響，結果見表6 的列（1）和列（2）。其中，列（1）為未加入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結果顯示地方財政科技支出對共同富裕的推進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這一促進作用在列（2）加入控制變量后有所下降，但仍存在顯著的促進作用，本文的假說1 得到驗證。

表6 基準回歸結果

為進一步考察財政透明度在地方財政科技支出對共同富裕的促進作用中所發揮的調節效應，文章將財政透明度與發揮促進作用的地方財政科技支出的交互項加入到回歸方程中，并對式（4）進行回歸，結果見表6 的列（3）和列（4）?；貧w結果可以看出無論是否加入控制變量，財政透明度與地方財政科技支出交互項的系數均顯著為正，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可見財政透明度會提高地方財政科技支出對共同富裕的促進作用，具有顯著的正向調節效應。財政透明度通過改善政府財政支出效率、抑制尋租腐敗現象等途徑，促進地方財政科技支出發揮促進作用，本文的假說2 得以驗證。此外，基于列（3）和列（4）中財政透明度的系數可以看出，財政透明度對推進共同富裕同樣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財政透明度的提高有利于抑制隱性經濟擴張，防止資金浪費，提高社會福利水平，提高經濟增長。財政透明度有利于緩解信息不對稱和政府行為更好地接受社會監督，實現社會公平，推進共同富裕。

考慮到財政透明度可能在地方財政科技支出對共同富裕推進作用中發揮非線性調節效應，在基準回歸的基礎上依次加入財政透明度的一次項和二次項及與地方財政科技支出的交互項來考察調節效應的作用機理，并對式（5）進行回歸，結果見表6 的列（5）和列（6）。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財政透明度和財政透明度與地方財政科技支出交互項的系數仍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進一步印證了財政透明度對共同富裕推進所發揮的正向促進作用和正向調節效應。而通過觀察財政透明度平方項和財政透明度平方項與地方財政科技支出交互項的系數可知，在未加入控制變量時系數顯著為0.000，在加入控制變量時交互項的系數顯著為0.000，財政透明度平方項不顯著。因此該調節效應為線性的，不存在“U 型”的作用效果。

此外，各控制變量的系數符號也都符合預期，城鎮化率、投資水平、財政赤字率和新《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的實施與共同富裕推進均呈現正相關關系，且均在至少5%的水平下顯著為正，說明提高城鎮化水平、投資水平、財政赤字率和新《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的實施可以有效推進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

3.4 內生性處理

為規避遺漏變量所帶來的內生性問題，基準回歸選取城鎮化水平、投資水平、財政赤字率和新《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的實施四個變量加以控制，同時采用固定效應模型。但共同富裕由指標體系測算得到，共同富裕與地方財政科技支出互為因果所導致的內生性問題，仍然有待考察。一方面，科技投入作為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方面，能夠正向促進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另一方面，共同富裕的推進會促使地方加大高新技術發展，也會對財政科技支出產生影響，二者之間會產生內生性問題。本文借鑒郭家堂等[31]的方法進一步解決內生性問題。首先，采用地方財政科技支出的滯后一期（L.FTE）作為解釋變量，探究雙向因果關系中的主因?；貧w結果如表7 的列（1）和列（2）所示。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地方財政科技支出的滯后一期作為解釋變量進行回歸的結果與基準回歸基本保持一致。由于當期的共同富裕水平的提高對滯后期的地方財政科技支出的影響基本不存在，可見在雙向關系中主因是地方財政科技支出。本文繼續使用工具變量法進行內生性問題處理。選用滯后一期的地方財政科技支出作為當期地方財政科技支出的工具變量使用2SLS 進行回歸，結果如表7 的列（3）和列（4）所示。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列（3）和列（4）結果與表6 基準回歸結果對比，地方財政科技支出的系數均有提高，且系數符號沒有改變，依然均在至少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梢?，在考慮了內生性問題后，地方財政科技支出對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有著顯著的促進作用。財政透明度和地方財政科技支出與財政透明度交互性均顯著為正?？梢?，財政透明度發揮著正向調節作用。

表7 內生性問題處理結果

3.5 穩健性檢驗

為確保實證結果可靠有效，本文采用更換樣本范圍和替換回歸模型的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回歸檢驗結果均表明本文回歸具有較好的穩健性，具體結果見表8。

表8 穩健性檢驗結果

3.5.1 更換樣本范圍

由于直轄市在我國具有特殊地位，在城市發展過程中具有更加優越的政策傾向，考慮直轄市的數據存在異常值給計量結果造成干擾，本文從287 個城市中剔除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和重慶市后重新進行回歸分析，結果見表8 的列（1）和列（2）。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剔除直轄市后各變量的回歸系數幾乎沒發生變化，進一步證明地方財政科技支出的促進作用和財政透明度所發揮的調節效應。

3.5.2 替換回歸模型

本文進一步使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回歸分析，考察地方財政科技支出和財政透明度所發揮的作用，結果見表8 的列（3）和列（4）。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核心解釋變量、交互項和控制變量的系數和顯著性與基礎回歸結果基本保持一致，再次證明本文假說。

3.6 分位數異質性分析

為了更全面考察地方財政科技支出對共同富裕水平的影響作用，使用面板分位數回歸方法分析在不同共同富裕水平下地方財政科技支出對共同富裕的促進作用和財政透明度的正向調節效應的異質性，本文使用面板分位數回歸模型，模型設定如式（6）所示。

其中，τ表示不同分位數，β（τ）為不同分位數下的變量估計系數，文章選取20%、40%、60%和80%四個分位數進行異質性檢驗，結果如表9 所示。在不同分位數下，地方財政科技支出對共同富裕的促進作用和財政透明度的正向調節效應均表現出異質性差異，地方財政科技支出對共同富裕的推進作用在共同富裕水平的80%分位數處最大，而財政透明度的調節效應在共同富裕水平的20%分位數處最大?；诖?，可以得出地方財政科技支出在相對發達地區的作用較大，原因可能是在共同富裕水平較高的地區，自身經濟發展和社會公平程度較高，再進一步提高地區的共同富裕水平需要更高級的生產力來拉動，如加強科技創新、鉆研核心技術、注重高水平人才培養、引進先進技術和優質資源等方式，因此，地方財政科技支出拉動地區科技發展所發揮的作用會更加明顯。財政透明度在相對落后地區的作用較大的原因可能是相對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公平程度不高，財政透明度水平也普遍較低。財政透明度作為提高經濟發展、保障社會公平的利器，可以有效降低地區間經濟水平和社會公平程度，推進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

表9 分位數異質性分析結果

4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文聚焦于地方財政科技支出與共同富裕水平的關系及財政透明度的調節效應展開分析，從理論和實證兩個角度分析了地方財政科技支出、財政透明度與共同富裕推進的影響機制及原因?；跇嫿ǖ墓餐辉５闹笜梭w系測算了我國2012—2020年287 個城市的共同富裕水平，對地方財政科技支出推進共同富裕的影響和財政透明度發揮的調節效應進行分析，并采用工具變量法、改變樣本范圍和回歸模型三種方法解決實證分析的內生性問題并保證穩健性，最后進行了分位數異質性分析。研究的主要結論為：第一，地方財政科技支出對共同富裕的推進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第二，財政透明度在地方財政科技支出對共同富裕的促進作用中發揮正向調節效應，財政透明度在地方財政科技支出與共同富裕推進關系中所發揮的調節效應是線性的，不存在U 型調節效應。第三，地方財政科技支出和財政透明度對共同富裕的影響存在異質性，在共同富裕水平較高的地區（80%分位數），地方財政科技支出的促進作用最明顯；在共同富裕水平較低的地區（20%分位數），財政透明度所發揮的調節效應最明顯。第四，基于本文實證分析結果可知，城鎮化水平、投資水平、財政赤字率和新《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的實施也是促進共同富裕實現的重要因素。

基于上述結論，本文從財政科技支出、財政透明度和相關影響因素的角度，為扎實推進共同富裕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提高地方財政科技支出的“量”與“質”。首先，提高財政對科技投入的絕對量，為科學技術創新提供資金保障。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財政科技支出相對不足，現階段各地方政府加大財政科技支出有利于激發科技創新能力，拉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其次，應當完善財政科技支持體系，優化政府科技投入的結構。政府除財政科技支出外，還應當加大稅收優惠和政府補貼等方式擴大政府科技投入，助力共同富裕的推進。

第二，不斷加強地方財政信息公開程度，提高財政透明度水平。提高地方財政透明度是我國現代財政制度建設的重要方面之一，也是保障社會公平、推進共同富裕的有效手段。各地方政府要以多維度、全方位的信息公開體系推動財政透明度的發展，提升政府信息公開的深度和廣度，以多種形式公開財政信息，提高社會公眾獲取政府信息的效率和質量，加強關于財政信息公開的法律建設來提高財政透明度水平。提高財政透明度水平不僅有助于地方財政科技支出推動共同富裕，也有助于提高社會經濟水平和公平程度。

第三，其他措施。各地方政府應努力提升城鎮化水平，縮小城鄉經濟不均衡問題，確保資源共享的公平化和均等化；有效驅動經濟發展，改善城鄉居民生活條件和生活環境；不斷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合理安排財政資金使用途徑，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確保財政赤字帶來最大程度的經濟發展和最小程度的風險沖擊；完善法律法規，建立科學的法治政府，以法律的普遍性、國家性和強制性為政府的管制提供強有力的保障，促進公平，積極采取上述方法推進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