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部落及其領地：當代學習研究中三種文化的對立與融合

周子荷 劉三女牙 李卿 鄭旭東

摘要：該文使用學術部落及其領地這一學科文化的人類學隱喻作為概念框架，對當代學習研究的學術部落及其領地進行了分析，鑒別了其中存在的三種文化并對其內涵進行了闡釋，提出學習科學的文化是認知的文化，學習技術的文化是認知造物的文化，學習工程的文化是造物的文化。以此為基礎，對當代學習研究中三種文化的對立產生的歷史后果及其超越進行了探討，為此需構建科學—技術—工程的文化連續統，建立學習研究的“生態學隱喻”，改變學術部落中的學術實踐，形成一種全新的、更具內在統一性的學習研究文化。

關鍵詞：學術部落；文化；認知；認知造物；造物

中圖分類號：G434 文獻標識碼：A

本文系2023年全國教育科學規劃課題青年項目“具身視角下的智能教學場概念模型構建與應用策略研究”（項目編號：CCA230339）研究成果。

① 劉三女牙為本文通訊作者。

20世紀初心理學家轉向教育[1]，推動了學習研究從“猜想”到“科學”的歷史跨越[2]。歷經百年探索，當代學習研究已成為一個跨學科、多層次的專門領域，初步形成了學習科學、學習技術和學習工程三足鼎立、耦合發展的基本格局[3]?？茖W、技術和工程三種不同文化之間相互激蕩，既對學習研究的統一性提出了挑戰，同時也潛在地蘊含著開辟學習研究未來新天地的力量。

一、20世紀學習研究的部落及其領地

學習研究是一個公認的跨學科領域[4]。不同學科共同構成了一個多樣化的學習研究生態系統，讓對學習的探索始終充滿了生機與活力。但如何理解和駕馭由跨學科帶來的復雜性挑戰，更好地促進學習研究這一多樣化的生態系統演化發展，既有研究都是在學科交叉的意義上泛泛而談。比徹（Tony Becher）和特羅勒爾（Paul R. Trowler）提出的“學術部落及其領地”概念則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更有力的框架，有助于在文化這一層面上更加深刻地理解學習研究這一跨學科領域持續發展的內部動力機制。

（一）學術部落及其領地：學科文化的人類學隱喻

比徹和特羅勒爾在《學術部落及其領地》一書中將彼此隔離、共同性少、交流也不多的各個學科共同體比作“部落”，它們在同一塊知識領地上生活與勞作，內部共享著相同的信念、文化和資源，但與其它的部落卻很少往來?！皩W術部落”作為一個人類學隱喻，指向的是致力于某一學科知識領域的學者群體，他們共享著某種價值和文化、態度和行為方式。很早就有學者發現，“不同的學科之間存在著微妙復雜的相互作用……許多學術范疇都有自身的學術部落”[5]?！秾W術部落及其領地》一書探討的“學科地域”和“部落文化”之間的關系反映了特定的學術群體組織及其學術生活的方式。這里的“文化”，代表了一系列被認同和接受的價值觀、態度及行為的方式，并由于學術部落內部人群周而復始的知識活動得以整合、強化，成為一股影響學科實踐潛移默化的強大力量。在不同的學科領地上棲居的學術部落必然會有許多不同的文化傳統、價值信仰及行為方式[6]。

學界圍繞學科文化的知識、規范、行為及精神層面，對學科文化的內涵進行了探討?？死耍˙urton R. Clark）將學科文化概括為一種“只能由其成員含糊地感受到而不易為外人所知覺”的“難以把握”之物[7]。學科文化還包括“偶像”：在物理學家的辦公室中，墻上掛的畫和書籍的封面都有愛因斯坦、普朗克……[8]。歐尼海倫娜（Oili-Helena Ylijoki）指出：“學科文化的核心可以概念化為道德秩序，它定義了流行于文化中的基本信仰、價值、規則與愿望，并構成了群落的根本特質”[9]。比徹認為，“使用文化的概念，意味著需要看到學科社群內或學科社群之間從知識的認識論結構到日常學術實踐的社群因素整個范圍展現出來的特征和模式”[10]。不同學者對學科文化的理解存在差異，體現了學科文化內涵的豐富性和張力。

（二）當代學習研究的學術部落及其領地

學習研究作為一項社會活動，各種政治利益和價值觀念會直接侵入到研究者的“實驗室”之中。不僅如此，學習研究以人為首要對象，包括學生、教師、管理者、家長、政策制定者及他們所處的環境。這些對象都是主動的個體，涉及到認知、情感等隱性因素，行為極為多樣化[11]，而不是在顯微鏡下觀察到的被動材料，這賦予了學習研究綜合性與復雜性的特點。為此，學習研究不斷從其他學科中汲取力量，試圖全方位理解和駕馭學習。當代學習研究漸成一個跨學科領域，包含了心理學、教育學、哲學、認知科學、計算機科學與技術、人工智能、語言學、人類學、社會學、管理學等在內的諸多學科。這些學科構成了學習研究的學術集群，且因學科之間具有的親緣關系而共享著某種相同或相似的文化，但在宏觀上卻表現為三個邊界明顯的學術部落，即學習科學、學習技術與學習工程。三者發展的歷史軌跡與追求的目標大相徑庭，遵循著不同的思維方式、行為準則及價值觀念。學習科學這一學術部落包含了認知科學、神經科學、教育學等，這片土地上的群體共享著有關學習研究的基本假設，以追求有關學習的真理為目標，強調邏輯、分析的思維模式，產出的是學習的科學理論。學習技術這一學術部落囊括了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一系列技術學科，部落內部分享著有關人類在教與學過程中運用的一切物質工具、方法技能和經驗的知識，以探索學習實踐中工具的應用為目標，體現了實用、目標導向的思維模式，產出的是學習的技術工具。學習工程這一學術部落則匯聚了系統工程、數據科學、計算機科學等學科，部落成員共同探討學習實踐中綜合各因素以達到系統整體最優的設計方法，以提升學習實踐的效率為目標，反映了整體、系統的思維模式，多以團隊為單元開展活動，整合科學理論與技術工具開展設計與造物，產生的結果有著更強的綜合性。

（三）當代學習研究中的學科壁壘

學科高度分化和專業化是當代學術研究最基本的趨勢，這產生了正反兩方面的歷史后果。前者催生了不同的學術部落，極大增強了學術研究的生態多樣性，為知識創新注入了源源不斷的新動力；后者則加劇了學術部落自身的封閉性，阻斷了學術部落之間的對話與理解，擴大了不同學術部落之間的隔閡，并使其齟齬不斷，其極端后果集中表現為學科“鄙視鏈”的出現。某些學科分支在自己的知識領域越挖越深，會“擠壓學科整體文化，并……威脅到學科的統一”。由此導致的結果是：在部落內部，成員相互分享著有關理論、方法論、技術和問題的信念，發展各自的文化；而在部落外部，不同部落則通過建立層層壁壘宣誓自己的主權，阻隔了部落之間的交流與互動，由此導致了文化的對立。具體到學習研究這一領域，可以發現學習科學、學習技術、學習工程三個學術部落盡管共同棲息在學習研究這塊領地上，但相互之間也存在著壁壘。一個學科群體的職業語言和專業文獻具有排他性的特點，在建構學科的文化身份方面起著重要作用。有學者通過對學習科學與教育技術這兩個領域之間論文互引的情況進行分析后發現：“與這兩個領域相關的文獻幾乎沒有重疊的部分”[12]，二者之間的隔閡由此可見一斑。

學科交叉具有生物學意義上的雜交優勢，可以為研究創新發展注入新動力。過去一百年學習研究之所以不斷取得進步，學科交叉發揮了巨大作用。時至今日，學習研究已經演變為一個包括教育學、心理學、語言學、哲學、人類學、計算機科學、認知科學、腦科學、神經科學等在內的一個跨學科領域，并形成了科學、技術與工程三足鼎立的基本態勢。這是一種更高層面的學科交叉，也必然會給學習研究帶來更大發展。然而，鑒于不同學科在進入學習研究這一領域時總是不可避免地秉持著各自原有的文化傳統，盡管大家面對的是同一個研究對象，但并不必然擁有相同的學科愿景，原有的學科本位總是不免凌駕于學習研究這一新的學科本位之上。如果說，在具體的學科交叉時期，這些學科因為親緣關系還或多或少地分享著一些共同假設，那么到了科學、技術與工程這一更高層次的學科交叉時期，相互之間的共識就變得更少了。

二、學習研究中的三種文化：內涵與釋義

所謂“文化”，即“以文化之”。這里的“之”是指實踐，“文”則是指以言語或器物等形式對實踐的集中表達。學科文化則是對學科實踐的集中表達。借助學術部落及其領地這一概念框架與話語體系，我們已經鑒別了當代學習研究中存在著學習科學、學習技術和學習工程三大學術部落，接下來就要對這三大學術部落在各自領地上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文化之內涵進行具體闡發。只有在真正理解這三種文化并把握其本質內涵的基礎上才能找到促使其走向融合的道路。

（一）學習科學的文化是認知的文化

科學的文化是認知的文化?？茖W通過觀察、歸納和演繹來認識世界，其中，物理學進化史生動展示了科學進程中的文化圖景。從亞里士多德基于經驗的猜想到伽利略根據實驗的科學推理，再到牛頓對自然哲學之數學原理的深入挖掘，無一不展示了科學家對真理的追求以及他們之間共同的行為標準和模式、方法和設想[13]。無論是從個體心理發生的角度，還是從人類歷史發展的視角看，科學始終都將對真理的“認知”置于核心位置，由此形成了不同于宗教沉思的精神氣質與文化追求?？茖W家在探索自然的過程中涉及到復雜的認知策略，反過來加速了他們自身的認知發展：通過分析、比較、歸納和邏輯加工，個體的思維模式不斷發展與深化，建立了一套更為健全的邏輯體系，它們共同為科學規律的挖掘提供了具有基礎的洞察力[14]。

學習科學既然以把對學習的研究從“猜想”推進到“科學”為己任，自然深受科學所獨有的這種認知的文化影響。學習科學的文化作為一種認知的文化，其特殊性體現在學習科學試圖對“人是如何學習的”這一問題做出科學的回答。而“人是如何學習的”這一問題是一個基本而重大的認識論問題，因此它指向的恰恰是科學所展現出來的這種認知的文化何以可能這一更為深層的問題。從這一意義上來講，學習科學所展現出來的認知的文化不僅是科學總體上展現出來的認知的文化的一種亞型，更是其賴以不斷豐富與發展的胚胎、母體與淵藪。正如康德從先驗論出發以先天綜合判斷在哲學上回答了純粹數學和純粹自然科學何以可能的問題；科學的文化之所以是認知的文化，其深層原因也需要從學習科學日益展現出來的文化氣質中尋找。

19世紀末20世紀初，心理學家轉向教育，學習研究由猜想走向科學，依次譜寫了“動物是如何學習的”“機器是如何學習的”“人是如何學習的”的“三部曲”，分別建立了學習研究的“動物”“機器”“生命”隱喻[15]。進入21以來，學習科學的實踐進一步為自身秉持的認知的文化塑造了交叉、多元、真實情境導向的特質。從知識構成來看，學習科學部落在30年的發展歷程中廣泛“邀請”了心理學、教育與認知神經科學、人類學、語言學等學科加盟[16]，體現了以學科交叉為特色的部落文化。從方法學的視角看，學習科學打破了科學與特定方法同義的神話[17]，尤其是當一個問題沒有被充分理解，缺乏可信的假設時，定性的研究方法如人種志[18]和其他工具如設計實驗[19]對于描述復雜現象、生成理論模型和重構問題就顯得尤為必要，形成了研究方法多元的部落文化。從研究關注的場景看，以“基于設計的研究”的提出為標志，學習研究不再僅僅只是在科學層面上關注實驗環境中孤立的認知變量，而是更加專注于“在豐富的學習環境中對理論的實例化”[20]，希望通過對真實情境下學習干預措施的形成性案例研究，促進學習理論與教育實踐的協同發展[21]，由傳統實驗室向課堂真實情境這一學習研究范式的轉變展現了部落文化之蛻變。這顯然蘊含著對傳統意義上以單純的認知為目的的純粹的科學文化的超越之萌芽。

（二）學習技術的文化是認知造物的文化

技術的文化是認知造物的文化。技術工具的發明與使用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中展現出了革命性的力量。誠如馬克思所言，“手工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22]。芒福德根據技術要素的演進，將中世紀以來的歐洲歷史劃分為“始生代（風、水、木材）、古生代（煤、鐵、蒸汽）、新生代（電、合金、輕金屬）”三個階段，技術要素的發展從早期以物質為基礎轉向以科學為支撐[23]。作為連接勞動者和勞動對象的工具中介，技術的首要表現形式為認知造物，即手段知識、訣竅、技能的物化，一種被設計用來維護、顯示或服務于特定信息表征功能的人工設備（Artificial Instrument），在一定程度上豐富并發展人類的認知能力[24]。通過直接調節人類與對象的交互，或間接創建、操作虛擬對象世界或虛擬世界[25]，認知造物構建了人類認知和改變世界的橋梁，促進了人類對于世界的解釋與干預。

學習技術作為連接學習研究的科學理論與工程實踐的關鍵橋梁，必然受到技術所獨有的這種認知造物的文化影響，其特殊性主要體現在對“科學知識何以支撐技術創新”這一問題做出的探索。20世紀50年代，美國心理學家斯金納基于操作條件反射理論發明了一臺教學機器，催生了一百年間教育領域技術原始創新的第一個范例[26]。廣義上來看，斯金納發明的教學機器是一種將有關人類行為的知識技術應用于教育領域的裝置[27]，它展現出來的是基于科學的認知造物的文化，而20世紀20年代教育心理學家普萊西設計的教學機器是借助于常識的經驗造物，最終未能在教育領域得到推廣與應用，究其原因，二者的根基全然不同，這也從側面反映了沒有科學基礎作為基石，技術創新注定是走不遠的。近年來，教育領域不乏基礎科學促進技術原始創新的成功案例：一方面，新一代人工智能技術的大部分基礎研究是基于認知開展的[28]；另一方面，通過直接調節學習者的交互過程，或間接操作虛擬對象、創建虛擬世界，人工智能能夠實現對學生情緒的感知、識別與預測[29]，有助于促進教育實踐者對學習的解釋與干預，搭建了學習者認知、改造世界的橋梁。從這一角度來說，技術的文化之所以是認知造物的文化，其深層原因也需要從學習技術日益展現出來的文化氣質中尋找。

隨著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學習技術這一部落的領地日益擴張[30]，學習技術的實踐為其塑造的認知造物的文化賦予了跨時空、交互性、以學習者為中心的特質。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在教育中的應用不斷向前推進，信息的傳遞更加快速高效，使學習研究領域內認知造物的文化快速演變，跨時空特征日益明顯。日益增長的數字網絡基礎設施為學習環境創造了豐富的資源和工具[31]，信息技術連接了正式和非正式學習環境[32]，并充分發揮其內在延展性[33]，產生了“連鎖反應”與“漣漪效應”，由此衍生出了更富交互性的部落文化：一方面，學習技術將單向傳輸的課堂轉變為交互式課堂，使學生的思維更加清晰可見[34]，改變了學習的形態；另一方面，學習技術創造的學習空間既是個人的也是集體的，人們可以分享經驗和知識，重塑了學習的環境。同時，學習技術包括交互、自適應、反饋、非線性訪問、關聯表示等在內的強大“供給能力”為教師、學生等提供了“可操作的智能”，能夠及時、適時地對學生進行預測、干預[35][36]，促進了以學習者為中心的部落文化發展。

（三）學習工程的文化是造物的文化

工程的文化是造物的文化。工程是綜合科學理論與技術手段，基于特定自然規律、社會目標需求開展的造物活動[37]，使之滿足認知需要的實踐。對工程概念的認知還有一條路徑，那就是通過看工程師干什么來界定工程是什么。阿瑟指出，“總體來說，他們的核心工作是對已有技術的計劃、試制和繼承，即設計和制造人造物”[38]。人造物是經由綜合而成的，“設計出的”或“由……組成的”，是一種根據相應的物理法則與物質世界進行相互作用催生的存在上（Existentially）而非因果關系上依賴于人類的某種實體[39]。工程設計通過將外部世界的所有要求或限制轉譯成人造物的“物質和結構”，形成了一個“內部”環境與“外部”環境的“交界面”，催生了內部環境為適應外部環境的產物[40]，并在不斷平衡二者之間張力與限制的同時，為人造物的更新與迭代注入了源源不斷的動力。在此造物過程中，不僅實現了知識的對象化[41]，而且也促進了人類自我意識的發展[42]。

學習工程已然把推動學習的研究從“理論”走向“實踐”為目標，必定受到工程所獨有的這種造物的文化影響，其特殊性反映在學習工程試圖對“如何在實踐中促進人的發展”這一問題開展的探究。設計為造物提供了一套規劃藍圖，框定的既是學習的環境，也是學習研究的環境。這意味著學習工程的造物建立在兩個層面上：一是人類有目的的學習研究活動；二是為了創造人工物而開展的有目的的學習實踐[43]。造物的目標直指對世界的改造，該過程不僅包含了一般意義上學習工程對物質世界的改造，而且通過改造客體世界，加速了對主體的社會性改造，即將原來生物學意義上的人改造為社會學意義上的人，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前者為后者提供了造物的手段與條件，后者則對前者的進一步發展與超越。從這一視角來看，學習工程所呈現的不單單是工程這片土壤上展現出來的造物的文化的一種亞類，更是給養其進一步萌芽、生長、開花結出的碩果。工程的文化之所以是造物的文化，其深層原因也從學習工程的文化特質中日益展現出來[44]。

學習工程的實踐塑造的造物的文化具有綜合性、系統化、以實踐為導向的特點。學習工程的最終目的是提升學習實踐的績效。它涉及到不同類型的參與主體、不同維度的影響因素，是一項動態統籌的決策過程，探尋的是協調多種變量后的最優解，由此塑造了以綜合性為特色的部落文化。學習工程的綜合性反映了學習實踐本身的復雜性，要駕馭這種復雜性，學習工程的知識領地不僅囊括了學習科學、學習技術、數據科學、計算機科學等學科，而且還需以系統工程的整體性思維為基石，將構成系統的各組成部分進行統一籌劃、設計、反饋與迭代，從而達到系統最優，這構成了學習工程之造物文化的系統化特色[45]。近年來，在學習工程這一部落中誕生了智能導學系統、學習分析系統等物化成果。智能導學系統圍繞自動產生問題求解方案、表示學習者的知識獲取過程、診斷學習者的學習活動、及時為學習者提供學習建議和反饋等功能展開廣泛探索[46]，學習分析系統在學習者知識、行為和經歷建模、學習者建檔、趨勢分析等方面已得到成功運用[47]。這些都有效促進了教師優化教學和學生自我評估、診斷，充分體現了學習工程以實踐為導向的部落文化。

三、學習研究中三種文化對立的歷史后果及其超越

學習研究中三種文化的對立不僅制約了學習科學、學習技術和學習工程三個學術部落自身的發展，而且阻礙了相互之間的融合，嚴重影響了學習研究走向統一。在從本質上把握學習研究領域內科學、技術與工程這三種不同文化的內涵及其之間關系的基礎上，唯有大力促進三種文化在對話和交流走向理解和融合，才能把學科交叉真正轉變為一種推動學習研究走向統一的力量。

（一）學習研究中三種文化對立的歷史后果

我們是生活在文化之水中的魚，不可能摘掉自己的文化眼鏡來觀察世界。學習研究中學習科學、學習技術、學習工程三個學術部落有著不同的思維方式、研究方式與價值目標，分別代表了三個語言共同體，將獨特的意義網絡設施施加在自己領地的重要概念上，形成了各自的文化集團。三者以不同方式思考同一件事，不同視角類似于對一幅畫的種種不可調和的理解，每種視角在每個語言共同體中都具有連貫性和相關性，但始終不會超越共同體的邊界之外[48]。三個學術部落常常使用各種策略來界定自己的身份，保護自己的學術領地，有些以實物形態體現，另一些體現在成員的特殊性和制度的特殊性上。學科共同體中那些文化性更為明顯的元素，如傳統、習俗與實踐，傳播的知識、信仰、道德標準與行為準則，以及交流的語言形式、符號形式，均構成了學術部落內部的界定標準。這無疑在學習研究中三種文化內部形成了一個功率強大的離心機，導致三者之間距離的疏遠，并不斷加深了三種文化的對立。比如，教學系統（Instructional Systems）是學習工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和學習科學無論是在目的還是在手段上都大有重疊。就研究手段而言，學習科學和教學系統設計都應用了教育技術，計算機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二者的研究目的也十分類似，學習科學的目標是科學服務于教育，通過不斷完善的科學理論得到更好的干預效果，教學系統關注如何以最好的方式達到最佳學習效果。盡管如此，由于兩個領域有著不同的價值觀、邊界與方法，這兩個群體很難有機會真正接觸對方，相互之間幾乎沒有對話[49]。

學習科學、學習技術與學習工程這三種文化之間缺乏開放式的交流已構成了當下教育與學習研究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進程中難以回避的問題，并導致了嚴重的歷史后果。20世紀初心理學家轉向教育，教育學和心理學的交叉融合極大提升了教育研究的科學化水平，卻也使教育學變成了一門“捉摸不定的科學”，面臨著被教育心理學取代從而喪失自身合法性的危險之中[50]。和心理學當年的這種境況相比，現在有關學習的研究則等而下之。存在很多有關學習的研究，但卻沒有一個與之對應的專門知識領域，因為有關學習的專門知識絕大多數都可以被還原到其它學科領域。長此以往，作為學習研究不斷向前推進最重要動力的學科交叉將慢慢喪失自身的歷史合理性，逐漸蛻變為不斷撕裂學習研究的一股負面力量。這會使學習研究的碎片化程度持續加深，進而使其在多學科交叉中走向統一的歷史進程受到嚴重影響。學習研究將永遠只能停留在松散部落的低發展水平上，難以實現由松散的原始部落群體向發展成熟、聯系緊密的社群結構轉變。學習科學、學習技術和學習工程也會陷入割裂和封閉的窘境，最終在窒息中走向消亡。由此帶來的損失是多方面的，既包括工程化應用上的，也有智力和創造力上的。比如，沒有學習科學的認知文化，學習技術在創造認知人造物的過程中必定缺乏明確指引，最終學習工程造物實踐的效率也會降低。此外，三種文化之間的相互封閉也會導致科研工作者看問題的角度受到限制，難以通過全方位的判斷來做出抉擇。為了實現學習研究的統一，不僅需要學科交叉提供新的思想資源，更需要通過打破這種文化對立，促進學科之間的相互理解與融合，把單維度的學科知識推演提升至多層級的學科知識建構。

（二）超越學習研究中三種文化對立的未來路向

如果說20世紀60年代斯諾（C. P. Snow）在《兩種文化》中探討的更多的還是人文這種傳統文化在科學這種新興文化面前所展現出來的傲慢，那么今天學習研究這一領域面臨的則是科學、技術和工程這三種文化彼此之間的輕忽。三種文化的融合是學習科學、學習技術與學習工程三個學術部落走向統一的基礎與前提。因此，有必要在文化這一更為深層的意義上構造一個科學—技術—工程的連續統。從物質進化和學科分化的視角來看，自宇宙大爆炸對無生命物質開展研究的物理學，到圍繞有生命物質進行研究的生命科學，再到聚焦人類展開研究的社會學和心理學，漫長歷史向我們展現了自然界演進和學科發展發展、分化之間同構的邏輯，這意味著他們擁有共同的源頭，知識的本身是統一的。學習科學、學習技術與學習工程三大學術部落之間全然不同的實踐方式導致了三種不同的文化，學科“鄙視鏈”在文化沖突中逐漸凸顯出來?！氨梢曟湣北举|上是一種“圈子化”的教育逆動[51]，有學者將其形象地描述為“用自己的虛榮和狂妄編制而成的‘皇帝的新裝”[52]。三大學術部落的成員在各自領地內開展獨立的學習研究，對其他部落的學科展現出極大的排異性，他們從分級而非分工的角度來對待不同學科，在不同學科之間構筑了層層圍墻，使不同學科背景的人等級化，這種傲慢與偏見的態度過度彰顯了學科文化的差異性，卻忽視了對立背后蘊含的統一性。實際上，學習科學、學習技術與學習工程三大學術部落均源于相同的根結出的果實，他們共享著一些最基本的假設，有著相同的知識本源，這些學科本質上都是人類智慧的結晶。

為推進三種文化的融合，要加強學習科學、學習技術和學習工程三大學術部落之間的理解與對話，建立學習研究的“生態學隱喻”[53]。從生態學的視角來看，學習研究猶如一個復雜的生態巨系統，學習科學、學習技術與學習工程構成了該生態系統中的三大群落，聚集了認知科學、神經科學、人工智能、數據科學、系統工程等以學科為單位的物種。研究表明，物種豐富度賦予了生態系統強生命力，多樣性高的群落在穩定性及功能性上顯著高于多樣性低的群落[54]。這意味著學習科學、學習技術與學習工程三種不同文化的對立不僅不是消解學習科學自身統一性的負面力量，反而是不斷推動學習科學這一新生學科不斷走向更高發展水平，開拓更加廣闊之天地的重要動力。學習科學三大群落間物種的差異提升了學習研究生態系統多樣性，三者在學科生態鏈上表現為緊密、相互依存的關系，如學習科學群落中的認知科學、神經科學等物種為學習技術群落中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物種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而人工智能等物種的進化又為學習工程學術部落中計算機科學、數據科學等物種帶來了強有力的技術支撐。反過來，計算機科學能夠促進人工智能等物種的迭代與優化，而人工智能等物種的演化又有助于認知科學等物種基礎理論的檢驗與完善。學科“鄙視鏈”反轉為學科“依存鏈”！對于多學科交叉的學習科學來說，這就是異質文化激蕩與融合在學科發展生態構建上展現出來的獨特魅力！

有論者曾經指出：“學術部落和學術研究活動是不能截然分開的，忽視學術活動中的學術部落，與忽視學術部落中的學術實踐一樣都是片面的”。這意味著打破學術部落之間的文化對立，還需從改變學術部落中的學術實踐入手。實踐作為“人能動地改造客觀世界的對象性活動”，構成了認識發展的來源與基礎，而認識的發展又進一步推動實踐，并催生了相應的產物與成果——認知、認知人造物與人造物。就學習研究而言，這在學科意義上分別對應著學習科學、學習技術與學習工程。在學習研究的專業學術實踐中，學習技術的認知造物是實踐目標導向下實現由學習科學的認知向學習工程的造物轉化必不可少的關鍵環節。要最終現實地完成這種轉化，對學習研究來說，不管是科學實踐，還是技術實踐，抑或工程實踐，都需要擺脫文化沙文主義唯我獨尊的態度，采取一種更具開放性和包容性的立場，以打通學習研究中橫亙在科學、技術與工程三者之間的鴻溝，為統一學習科學認知的文化、學習技術認知造物的文化與學習工程造物的文化，形成一種全新的、更具內在統一性的學習研究文化提供腳手架。學習科學、學習技術與學習工程三大領域共同的先驅帕伯特（Seymour Papert）曾經指出：“當學習者通過制造、搭建物品并與他人分享來建構他們的理解時，學習是最有效的”[55]。學習的實踐是如此，學習研究的實踐何嘗又不是如此？

四、結語

學術部落是錯綜復雜、相互交織在一起的。就像一個多聲部的合唱，一個聲部喚醒另一個聲部，一個聲部因另一個聲部的存在而有意義，有時候是齊唱，更多的時候是不同聲部的配合和碰撞，相反的聲音更是能產生戲劇化的效果。文化并不是一種可共享的有形物質產品，而是一種在碰撞和交流中形成的順手而優良的無形精神工具。我們應該把文化看成一種敲擊世界的過程[56]。自然科學家約翰·巴羅（John David Barrow）寫到，“不存在能夠表達所有真理、所有和諧和所有簡單性的公式，從來不存在能提供全部見解的萬用理論（Theory of Everything）”[57]?，F在到了學習科學、學習技術和學習工程這三種文化應該采取一種更謙卑之姿態的時候了，因為正如老虎、鯊魚和鷹一樣，每個團體在自己的領地內都是非常強大的，但在他人的領地卻是無能為力的。

參考文獻：

[1] Lagemann E C.An elusive science：The troubling history of education research [M].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23-40.

[2]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How people learn：Brain，mind，experience，and school：Expanded edition [M].Washington，DC：National Academies Press，2000.3.

[3] 周子荷，劉三女牙等.從學習科學到學習工程：歷史跨越與未來走向[J].電化教育研究，2020，（11）：5-12.

[4] Sawyer R K.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the Learning Sciences [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19-34.

[5] Ruscio K P.Many sectors， many professions [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20.331-368.

[6] [英]托尼·比徹.唐躍勤等譯.學術部落及其領地[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7] [美]伯頓·R·克拉克.王承緒等譯.高等教育系統——學術組織的跨國研究[M].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4.87-91.

[8] Clark B R.Academic Culture [R].New Heaven：Institution for Social Policy Studies，1980.

[9] Ylijoki O H.Disciplinary cultures and the moral order of studying–A case-study of four Finnish university departments [J].Higher education，2000，（3）：339-362.

[10] Becher T，Huber L.Editorial [J].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1992，（3）：193-199.

[11] [美]理查德·沙沃森，麗薩·湯.曹曉南，程寶燕等譯.教育的科學研究[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6.11.

[12] Hay K E，Deaton B E.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and the learning sciences：A bibliographic analysis of two scholarly communities [C].Chicago：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2003.

[13] [英]C·P·斯諾.陳克艱等譯.兩種文化[M].上海：上?？茖W技術出版社，1994.

[14] Carruthers P，Stich S，et al.The cognitive basis of science [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15] 鄭旭東，王美倩.學習科學：百年回顧與前瞻[J].電化教育研究，2017，（7）：13-19.

[16] Michael A E，Martin J P，et al.Reflections on the learning sciences [M]. New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6.126-154.

[17] Howe K，Eisenhart M.Standards for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A prolegomenon [J].Educational researcher，1990，（4）：2-9.

[18] Agar M H.The professional stranger：An informal introduction to ethnography [M]. San Diego：Academic press，1996.

[19] Brown A L.Design experiments：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 in creating complex interventions in classroom settings [J].The journal of the learning sciences，1992，（2）：141-178.

[20] Duffy T M.Theory and the design of learning environments：Reflections on differences in disciplinary focus [J].Educational Technology，2004，（3）：13-15.

[21] Rourke L，Friesen N.The learning sciences：The very idea [J].Educational Media International，2006，（4）：271-284.

[22] [德]馬克思，恩格斯.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3] [美]芒福德.陳允明，王克仁等譯.技術與文明[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9.

[24] Norman D A.Design principles for cognitive artifacts [J].Research in Engineering Design，1992，（1）：43-50.

[25] Norman D A，Draper W S.User centered system design：New perspectives in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M].Hillsdale：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1986.67-85.

[26] 周子荷.教育領域技術原始創新的歷史、邏輯與未來——兼論人工智能的教育意蘊[J].開放教育研究，2021，（2）：34-41.

[27] Skinner B F.Reflections on a decade of teaching machines [J]. Sage，1963，（2）：1-9.

[28] Fetzer J H.Aspec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Dordrecht：Kluwer Academic，1988.195-208.

[29] 梁迎麗，劉陳.人工智能教育應用的現狀分析、典型特征與發展趨勢[J].中國電化教育，2018，（3）：24-30.

[30] McCalla G.The fragmentation of culture，learning，teaching and technology：implications for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 research agenda in 2010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2000，（2）：177-196.

[31] Thomas D，Brown J S.A new culture of learning：Cultivating the imagination for a world of constant change [M].North Charleston：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2011.

[32] Committee on How People Learn II.How people learn II：Learners，contexts，and cultures [M].New York：National Academies Press，2018.164.

[33] Jung Y.A new culture of learning：Cultivating the imagination for a world of constant change [J].Studies in Art Education，2015，（3）：281-283.

[34] Bransford J，Brophy S，et al.When computer technologies meet the learning sciences：Issues and opportunities [J].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2000，（1）：59-84.

[35] Teasley S D.Learning analytics：where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he learning sciences meet [J].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Sciences，2019，（1）：59-73.

[36] Wise A F.Designing pedagogical interventions to support student use of learning analytics [A].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earning analytics and knowledge [C].Indianapolis，IN：Education，2014. 203-211.

[37] Gabbay D M，Thagard P，et al.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sciences [M].Amsterdam：Elsevier，2009.

[38] [美]布萊恩·阿瑟.曹東溟，王健譯.技術的本質[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99.

[39] Baker R L.The Metaphysics of everyday life：An essay in practical realism [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40] [美]司馬賀.武夷山譯.人工科學[M].上海：上?？萍冀逃霭嫔?，2004.6.

[41] Preston B.Artifact.In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Philosophy of Engineering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M]. London：Routledge，2020.209-221.

[42] Tuan Y F.The significance of the artifact [J].Geographical review，1980，（70）：462-472.

[43] Thomasson L A.Realism and human kinds [J].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2003，（3）：580-609.

[44] 魯潔.教育：人之自我建構的實踐活動[J].教育研究，1998，（9）：13-18.

[45] Dede C.Next steps for” big data” in education：Utilizing data-intensive research [J].Educational Technology，2016，（2）：37-42.

[46] 劉清堂，吳林靜等.智能導師系統研究現狀與發展趨勢[J].中國電化教育，2016，（10）：39-44.

[47] 閆志明，唐夏夏等.教育人工智能（EAI）的內涵、關鍵技術與應用趨勢——美國《為人工智能的未來做好準備》和《國家人工智能研發戰略規劃》報告解析[J].遠程教育雜志，2017，（1）：26-35.

[48] [美]杰羅姆·凱根.王加豐譯.三種文化[M].上海：格致出版社，2011.

[49] Kirby J A，Hoadley C M，et al.Instructional systems design and the learning sciences：A citation analysis [J].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2005，（1）：37-47.

[50] [美]埃倫·康德利夫·拉格曼.花海燕，梁小燕等譯.一門捉摸不定的科學：困擾不斷的教育研究的歷史[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6.19-68.

[51] 張亮，胡文根.高校學科“鄙視鏈”及其破解之道[J].現代大學教育，2019， （2）：10-16.

[52] 羅文.“圈子化”培養違背教育本質[N].光明日報，2017-06-06（02）.

[53] [美]伯納德·科恩.張卜天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互動[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6.

[54] 徐煒，馬志遠等.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多功能性：進展與展望[J].生物多樣性，2016，（1）：55-71.

[55] Martinez S L，Stager G.Invent to learn：Making，tinkering，and engineering in the classroom [M].Torrance：Constructing Modern Knowledge Press，2013.11-40.

[56] McDermott R，Varenne H.Culture as disability [J].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 Quarterly，1995，（3）：324-348.

[57] Barrow J D.Theories of Everything [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1.20.

作者簡介：

周子荷：博士后，研究方向為學習科學、教育理論與國際比較。

劉三女牙：教授，博士，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教育大數據、智能教育、教育技術。

李卿：副教授，博士，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教育信息科學、教育大數據。

鄭旭東：教授，博士，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教育技術學基礎理論。

Academic Tribes and Their Territories： The Antagonism and Integration of the Three Cultures in Contemporary Learning Research

Zhou Zihe1， Liu Sannyuya1，2， Li Qing2， Zheng Xudong3

1.Nationa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for E-Learning，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Hubei 2.National Engineering Laboratory for Educational Big Data，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Hubei 3.Facult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Hubei

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the anthropological metaphor of academic tribes and their territories subject culture a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analyzes the academic tribes and their territories in contemporary learning research， and identifies the current existence of three kinds of culture as well as explains its connotation.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that the culture of science is cognition， the culture of learning technology is cognitive creation， the culture of learning engineering is creation.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historical consequences and transcendence of the antithesis of three cultures in contemporary learning research， holds tha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hree different cultures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not only challenges the unity of learning research， but also contains the potential of opening up new horizon for future learning research. Therefore， theres a need to construct the cultural continuum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change the academic practice in the academic tribe， and form a new culture of learning research with more internal unity.

Keywords： academic tribes； culture； cognition； cognitive artifacts； creation

收稿日期：2023年10月28日

責任編輯：李雅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