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路演的醫院

趙天宇

醫院能做的事情越來越多，不只是看病救人，還可以辦路演。

2023年12月，深圳市第三人民醫院（下稱“深圳三院”）剛結束了一場路演。這場路演共16個項目，全院上下自愿報名，再由專職人員把關，篩選出其中更有價值的項目。

超過3萬人在線上觀看了這場來自深圳三院的路演，同時，線下參會的還有20個公司及深圳市龍崗區科創委、羅湖醫療集團、深圳市人民醫院、北大深圳醫院等。

路演過后，有一些企業看中了項目，直接跟院方溝通，談合作、投資，利益共享、專利轉化。醫院的這些研究項目，包括結核分枝桿菌的聚集發光診斷試劑、基于全基因組測序的結核病分子診斷技術開發、防控青少年近視基于多種傳感器的智能眼鏡等，就這樣很快推介出去了。

一些醫院在嘗試辦路演，以加快研究成果落地，但前提是得有足夠的研究實力，項目才拿得出手，因此這仍然是小部分頂尖醫院才能做到的事。

但這仍然反映出一個趨勢，以科研見長的醫院價值除了臨床治病救人，把內部研發的項目推介出去、早日實現應用，也是個惠及患者的方式。

“本次路演的根本目的，就是讓我們的科技成果獲得批準上市，并且可以盡早造?；颊??！痹诼费莓斎?，深圳三院院長盧洪洲說。

三甲醫院最大的價值是看病。普通患者去三甲醫院，就是想找個臨床技術好的醫生，患者最關心的是醫院手術做得好不好。

但現在越來越多的頂尖醫院已經不滿足于臨床，開始向研究型醫院靠近。

研究型醫院的概念已有20年，直到近兩三年愈發受到重視。2023年10月底，中科大附屬第一醫院安徽省立醫院、吉林大學第一醫院、廣東省中醫院、北京大學第一醫院等先后發喜報，宣布入選2023年研究型醫院。

除了完成臨床醫療任務，研究型醫院承擔的任務還有培養高水平醫學人才、開展創新性科學研究，以及制訂和修訂臨床醫學標準和規范等。

中國醫療衛生機構超過百萬個，2022年，總診療人次84.2億。然而，多數醫院的臨床研究水平較低。

一個佐證是，國際臨床診治指南中，引用來自中國人群的研究證據僅占約3%。

中國臨床指南大多由于循證醫學證據嚴重不足，臨床研究路徑和方法不科學，只能被動接受和采納國外的標準規范。因此，中國研究型醫院學會會長何振喜去年12月曾表示，臨床研究能力不足，是制約醫藥創新的最大瓶頸。

盧洪洲告訴《財經》，臨床醫生往往缺少做臨床研究的習慣。中國的醫院接診大量患者，有最多的患者資源，從科研角度看，這些都是非常好的臨床資料，但卻沒有被充分利用起來，白白浪費掉了。

“如果能充分利用，我們就可以改寫臨床指南，讓國外跟著我們來?！北R洪洲說，目前他在牽頭做這方面工作，比如感染性疾病、腫瘤，以及分子標記物領域。

醫院相比于研究院所，更了解患者實際需求，因此醫院做科研的價值在于滿足患者的需求。

深圳三院與南方科技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系合作，開發了一款“遠程ICU”，目前正在該醫院使用。在新生兒重癥監護室，一些早產兒已經使用過此項技術。

不同于常規患者，早產兒皮膚太嫩，穿戴常規的心肺監測設備有可能致使皮膚潰爛?！斑h程ICU”指的是非接觸式心肺功能測量，使用攝像機實時記錄患者情況，從視頻中提取生理參數，向臨床醫護人員顯示生命體征，如果發現任何惡化，就會發出警報。

目前，深圳三院重癥監護室內，物聯網系統中的閉路電視攝像頭就用于上述非接觸式心肺功能測量。

來自其他醫院的患者，也有可能從本地的研究型醫院中獲益。

深圳某醫院接診過一位14歲小女孩，當時因為感染出現感染性休克，昏迷多日。由于不知道具體病原，無法制定針對性的治療方案，病情持續惡化。女孩的父親帶著樣本去了深圳三院，一位感染科醫生接診后，建議他把樣本送到該醫院的病原微生物與免疫學重點實驗室。實驗室測出來是腺病毒7型感染，于是醫院迅速調整了針對性的治療方案，女孩很快醒過來，康復了。

“我們是以臨床需求為導向?！北R洪洲說，醫院需要的是能夠解決臨床問題、能夠轉化落地的研究。

路演也是為了盡可能快地推動醫院研究成果用于實際診療中。

北京大學腫瘤醫院在2023年做過科技成果推介會，六個項目參加了路演，包括核醫學、測序、CT穿刺仿真模型等領域。參會者來自阿斯利康中金產業醫療基金、中關村生命科學園、納通醫療、國科嘉和等30余家投資機構，意在促成醫院科研成果在京轉化落地。

長沙市也做過類似的醫療機構科技成果對接會，中南大學湘雅醫院、湘雅二醫院、湘雅三醫院、湖南省腫瘤醫院的研究者推介了抗癌藥、微針透皮緩釋給藥系統等九個項目。圣湘生物、華納大制藥等40余家企業代表及高新創投、上善資本等10余家投資機構代表共計100余人參會，部分企業表示會繼續對接，投資機構也表達濃厚興趣。

各地以研究能力見長的頭部醫院已經意識到，推動項目真正轉化落地，才算是突破了瓶頸期。

上海市衛生和健康發展研究中心等機構在分析研究型醫院建設時發現，整體而言，中國研究型醫院雖然科技成果產出很多，但轉化比例較低。高校和科研機構專利轉化率不足20%，而美國專利轉化率高達80%。同時，部分科技成果技術點重疊，高價值、突破性的科技成果仍然較少。

研究型醫院的科研經費，目前更多依賴于政府支持，即縱向經費，來自政府或者相關機構撥款用于支持科研。

《財經》從深圳三院相關人士獲悉，2023年該院獲得國家、省、市級縱向科研立項55項，立項經費1.007億元?？v向經費是該院科研經費的主要來源，2022年占比超過八成。

國際上，研究型醫院通常有多渠道的資金支持，也包括產業合作、慈善捐贈等。

在深圳三院，2022年研究者發起的臨床研究項目（企業資助）立項37項，立項經費1202.76萬元；2023年新增超過60項，目前在研項目總數154項。

辦路演就是在向外推介醫院的項目，以尋求合作。藥械企業通常是更為常見的合作對象。

比如首臺國產“人工心肺”，即體外膜肺氧合系統（ECMO），2023年年初獲批上市，該項目的臨床研究由深圳三院牽頭完成。

企業與醫院攜手搞研發，達成合作的時間節點有早有晚，利益分配也有差異。在醫院做項目的早期研發階段企業便參與其中，研發成果獲益就會更偏向于企業，反之醫院方就是主要獲益者。

至于投融資機構，直接與醫院合作參與項目早期投資，仍是非常少見。從醫院的視角，投資機構往往對醫療行業的核心技術還不夠熟悉，對技術的衡量和把控上欠點火候。

深圳三院研究所副研究員楊揚有一次帶著一個抗病毒藥物的研發方案見投資人，希望找投資機構談談合作意向，一起快速推進項目。與投資人的接觸中，楊揚感受到一種變化，新冠疫情前，生命健康產業的項目投資還是比較開放的，但到2023年時已趨于謹慎，輕易不投。

在醫院里，研究者能夠獲取資金的渠道還有一個，就是院內課題。

在2022年，深圳三院組織院內課題立項145項，資助金額共計1942萬元。

院內制定了一些篩選機制，比如“卓越人才培養計劃”，以評選、資助那批有潛力的青年學者。在評選時，醫院的科教部會組織一些本院專家發布申請，研究者需提交申請，醫院來組織與研究者行業相關的本院和外院專家共同評審，申請者則需要進行答辯。

深圳三院的院內課題也會給一些重點研發團隊。比如器官移植給了1000萬元，感染類課題也是1000萬元，中醫500萬元，生物治療拿到深圳市科技創新委一個三四千萬元的項目，院方給配套1500萬元。

有實力的研究型醫院，科研經費都不低。近五年來，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的年均科研項目經費超過2億元。

在全球，知名的研究型醫院如梅奧診所、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臨床研究中心、M.D.安德森癌癥中心，在資金配置方面擁有穩定且充足的研究經費，來源于政府、企業、基金會等。

有業內人士因此提議，應在國內探索臨床研究的多元化籌資渠道。包括上海市衛生和健康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在內的研究者建議，區域、省市層面，可成立具有影響力的臨床研究發展基金，建立政府、市場、社會（包括慈善捐贈）多方參與的籌資渠道。

研究型醫院的科研經費，目前更多依賴于政府支持。圖/IC

院長盧洪洲2023年在全院上下提出過一個要求，就是“人人有項目”，9月至12月19日，根據匯總資料顯示，各科室共上報了項目550項。

在深圳三院，包括國家感染性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和深圳市肝病研究所在內，共有100多名專職研究人員。而加拿大麥吉爾醫院有1300位臨床醫生，研究人員1074人，臨床醫生和研究人員之比，基本接近1：1。

國內的醫院還很難達到這個水平。

何振喜表示，從2023年研究型醫院評價遴選申報醫院統計數據看，相當多的研究型醫院創新轉化投入不足。212家參評醫院，每百名衛生技術人員中，專職科研人員數僅4.4人，還有近1%的申報醫院沒有專職科研人員。

深圳三院的這些專職科研人員不承擔臨床工作，純粹做科研，可以和醫生組成團隊，臨床醫生提供標本和臨床數據，提出問題方向，而專職科研人員可以從事基礎和轉化研究。醫療器械研發，診斷設計的研發，新藥、疫苗研發，目前都具備這個能力。

在工作中，真正能夠做到兼顧的人并不多，盧洪洲稱之為臨床醫學家，既是臨床醫生，也能做科研、懂技術。而多數醫生需要與專職科研人員合作，比如發現了新的病原，依托此病原開展后續研究以及發論文。專職研究人員與醫生之間是合作的關系。

深圳三院的專職科研人員近年來仍在增加。2015年楊揚博士畢業后成為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和深圳三院的聯合培養博士后，在深圳市三院病原微生物與免疫學重點實驗室開展研究工作，當時，研究所里加上學生，一共40多個人，而到了2023年底，專職科研人員已經超過100人。

對于更大規模的以研究見長的醫院，專職科研人員數量更多。梅奧診所、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臨床研究中心、M.D.安德森癌癥中心，三家醫院配有大量專門從事臨床研究工作的人員，其中梅奧診所擁有專門的研究人員4027人，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臨床研究中心擁有約500名主要研究者（PI）。

不少醫生出于職業晉升需求，常?？嘤诎l論文。其中的痛苦在于臨床醫生沒有充足時間做好科研任務，發論文難逃虛浮，有很多不能解決臨床實際工作的科研。

大量臨床科研最終只是發個論文、報個專利，轉化效益大打折扣。

醫院也不應該卷成高校。因此，即便是醫院內的專職研究者，工作內容也不是完全圍繞著發論文。

比如楊揚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建立了一個突發、新發傳染病的病原快速檢測與鑒定平臺。在這個平臺上，根據臨床需求，建立包括發熱伴呼吸道癥候群、發熱伴腹瀉癥候群、中樞神經系統感染等重要臨床癥候群的常見、重要病原的快速診斷方法，日常與臨床科室進行配合，輔助臨床患者的診治。檢驗科的常規項目受臨床注冊證的限制覆蓋面有限，實驗室的快速檢測平臺能夠一定程度上彌補這方面的不足。

這需要當地政策的支持。在上海也有類似做法，2023年《上海市醫療機構自行研制使用體外診斷試劑試點實施方案》同樣規定，“符合條件的醫院可以根據本單位臨床需求，自行研制、使用國內尚無同品種上市的體外診斷試劑”，同時，放寬了高校、企業、第三方診斷機構的參與要求，來提升研發效率，推動成果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