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時代刑法理念轉型

【摘要】刑法理念轉型是對傳統刑法學說的繼承和發展，也是法學理論創新的必然要求。本文從數字化時代刑法理念轉型的視角出發，深刻剖析了當前我國刑法在網絡犯罪領域的相關問題，分析了數字化時代下的刑法理念傾向，研究了數字化時代刑法理念的困境分析，提出了數字化時代刑法理念轉型路徑，認為應加強刑罰軟性干預、加強刑法與前置法的互動、合理區分危險與風險，以期實現刑法價值的現代轉化，以維護社會的和諧穩定和公平正義。

【關鍵詞】數字化時代|刑法|法理學|刑法解釋|理念轉型

刑法理念轉型是提升刑法對新型犯罪的適應能力和打擊效能的基本方法。數字化時代犯罪形態使得傳統刑法中的部分概念和制度不再適用，而刑法理念的轉型可以推動刑法制度的創新，為打擊新型犯罪提供法理支持和制度保障。刑法理念轉型能夠優化刑罰運用，實現刑罰的公正和效能最大化，強化刑罰的人性化和社會化，利用合理刑罰達到懲治與預防犯罪的目的，促進犯罪人的改造和社會的和諧穩定，推動刑法學科的理論創新和學術發展[1]。廣泛應用的信息技術和極大豐富的數據資源使犯罪形態變得多樣化和隱蔽化，傳統刑法理念和刑罰體系難以適應新形勢下犯罪預防和打擊的需要[2]。因此，進行刑法理念轉型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時代價值和積極意義。

一、數字化時代下的刑法理念傾向

（一）網絡犯罪刑事法網嚴密化

網絡犯罪刑事法網嚴密化是指對網絡犯罪的打擊力度增強、法律規制更嚴格、刑法網絡更密閉，形成全方位、多角度、高密度的法網體系。首先，刑法明確了網絡犯罪的范疇，將網絡詐騙、網絡侵權等犯罪行為納入了刑法的調控范圍；其次，執法部門積極運用高科技手段和跨部門協作，加強了網絡犯罪偵查力度，提升了網絡犯罪的打擊力度，展現了對網絡犯罪零容忍的態度；最后，法律適用方面，我國法院和檢察機關在辦理網絡犯罪案件時，注重運用科學合理的法律規則和審判方式，確保法律適用的公正與準確，有力地維護了網絡空間的安全和社會的穩定[3]。

（二）網絡犯罪刑罰處罰嚴厲化

網絡犯罪刑罰處罰嚴厲化是指刑法對網絡犯罪行為采取了更嚴厲的刑罰處罰措施，主要體現為網絡犯罪的法定刑幅度提高、判罰標準趨嚴等方面。立法層面上，我國刑法修正案對多種新型網絡犯罪行為制定了較為嚴厲的法定刑罰，予以高度重視并予以嚴懲，反映了維護網絡空間秩序的決心和嚴厲打擊網絡犯罪的態度；司法實踐層面上，法院在判決網絡犯罪案件時趨于從嚴判處，衍生了嚴懲網絡犯罪的司法解釋和判例，確立了嚴格規范的判決標準。在刑罰運用上，法院不僅注重于懲處犯罪分子，也強調刑罰的教育和預防功能，以適用緩刑、假釋等方式有效教育和矯正犯罪分子[4]。

（三）網絡犯罪司法犯罪化

網絡犯罪司法犯罪化是指將數字化時代下的新型違法行為納入刑法規范的范疇，以刑事手段打擊和制裁的傾向。在數字化時代的背景下，刑法理念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特別是在網絡犯罪司法犯罪化的過程中，問題顯得尤為突出。由于網絡空間的虛擬性、跨域性和匿名性，傳統刑法理念和法律規范在適應和調整這一新興犯罪領域時，顯示出明顯的滯后性和局限性。由于缺乏對網絡犯罪特點的準確把握和深刻理解，刑法在界定網絡犯罪行為時的效果沒有達到預期水平，導致了對網絡犯罪的認定稍顯寬泛或狹隘，缺乏明確的標準和準則，增加了司法實踐的難度，降低了刑法對網絡犯罪的打擊力度和精確性[5]。

二、數字化時代刑法理念轉型路徑

（一）加強刑罰軟性干預

加強刑罰的軟性干預是從刑罰嚴厲化轉向刑罰人性化與合理化的方式。軟性干預主張更多運用教育、矯正等非刑罰手段對待輕微犯罪或者初犯，有效教育和感化犯罪人，減少刑罰的個體傷害，促進犯罪人積極回歸社會。很多網絡違法行為涉及技術性強、法律界定模糊的問題，簡單地依賴刑罰嚴厲化很難達到預期的法律效果。加強刑罰的軟性干預可應用緩刑、減刑等手段，為犯罪人提供改過自新的機會，確保刑罰的教育功能和預防功能。面對具有悔罪表現、積極賠償損失的行為人，我國刑法提倡以和解或調解的方式解決矛盾，從而降低刑事制裁的運用頻率，體現刑法精神。同時，加強刑罰軟性干預意味著輕罪的法律后果發生了改變，更加注重刑罰的合理和適度。這要求我國刑法在立法和實踐層面都要做適當調整，明確軟性干預的適用范圍和條件，最大限度地保護犯罪人的合法權益，推動刑法理念的現代化轉型。加強刑罰軟性干預能促使我國刑法有效應對數字化時代的挑戰，更好地實現刑法的社會治理功能。

（二）加強刑法與前置法的互動

加強刑法與前置法的互動要求建立健全刑法與前置法的銜接機制，追求法律規制理念、原則、手段形成互補協同的效應，共同推進社會治理、實現法律目標。刑法應與網絡管理、數據保護、消費者權益保護等前置法相結合，形成全方位、多層次的犯罪防控體系。加強立法協調和政策配合，確保刑法和前置法在目標導向、制度安排和操作機制上的一致性和協調性，以法律體系的整體效能提升網絡空間的治理效果。在此過程中，應特別注重法律適用的精確性和靈活性，防止刑法濫用和前置法的邊緣化，明確刑法和前置法的適用范圍和優先順序，合理界定刑法和前置法的關系，使得在處理網絡違法行為時能夠既體現刑法的威懾作用，又能發揮前置法的矯正和預防功能，不斷完善法律教育和宣傳工作，提升公民的法律意識和法律素質，營造“尊法、學法、守法、用法”的社會氛圍，為刑法理念的轉型提供堅實的社會基礎，實現刑法與前置法在數字化時代的有機結合，共同推動法律體系的現代化和社會治理的創新。

（三）合理區分危險與風險

危險性與風險性是刑法干預的重要依據，二者的準確識別與區分對刑法適用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具有重要作用。危險性強調行為對社會造成實際危害的可能性，而風險性側重潛在危害的可能。在信息技術日新月異、網絡空間錯綜復雜的當下，這一問題變得更加復雜多樣。首先，為適應數字化時代發展，需深化理解危險與風險的內涵和外延變化，根據跨學科分析的方法融合刑法學、信息科學、犯罪心理學等多學科理論，構建全面、多維的評估框架，全面捕捉網絡環境下犯罪行為的特點，準確評估行為的危險性和風險性。其次，刑法立法與解釋需緊跟時代的步伐，確保判刑與量刑時能合理區分危險與風險，對于只構成潛在風險、尚未轉化為實際危險的行為，應采取更為審慎的態度，避免簡單刑事化處理，以防止刑法干預過度，導致社會資源的無效浪費和對公民權利的不必要侵害。最后，強化數字化環境下犯罪風險的防控管理，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提升社會公眾的網絡安全意識，對先進的科技手段進行風險識別與預警，構建立體化、全方位的犯罪防控體系。對高風險但尚未造成嚴重后果的行為，應當通過這一體系進行有效干預，阻斷其轉化為實際危險的可能性，從而實現犯罪預防和控制的目的。

三、結語

數字化時代的飛速發展促使著刑法理念的轉型，要求刑法理論適應社會環境的快速發展和變革。網絡犯罪的出現和蔓延推動了法律發展與進步，也帶來了一系列的困境和問題。網絡犯罪刑事法網的嚴密化和刑罰處罰的嚴厲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打擊了犯罪，但也對罪刑法定原則提出了挑戰。如何確保罪刑法定原則的嚴格執行，防止法律濫用，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應加強刑罰軟性干預、強化刑法與前置法的互動、合理區分危險與風險，實現對犯罪的有效打擊，最大限度地減少刑法介入對社會治理的負面影響，推動刑法理念的現代化和人性化發展。中國軍轉民

參考文獻

[1]廖黃鵬.電信網絡詐騙下刑法的技術化與結構轉型[J].法制博覽，2023（15）：82-84.

[2]朱笑延.數字治理的刑法介入模式——以電信網絡詐騙的治理變革為例[J].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37（2）：30-40.

[3]張婷.數字經濟時代數據犯罪的風險挑戰與理念更新——以數據威脅型網絡黑灰產為觀察對象[J].法學論壇，2022，37（5）：121-128.

[4]劉寧.貪污罪之彈性定罪量刑模式研究[J].重慶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5（5）：43-47.

[5]顧雷.我國個人金融信息的保護要義與監管建議[J].清華金融評論，2020（12）：97-98.

（作者簡介：鄭焯文，本科，研究方向：法學；工作單位：湖北經濟學院法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