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湘江戰役失散紅軍口述

“最慘烈、最悲壯、最輝煌”。1934年，當中央紅軍踏著血跡跨越湘江，走向從挫折到勝利的偉大轉折，書寫波瀾壯闊、雄渾深遠的壯麗史詩時，掉隊的紅色軍人迎面走進了另外的人生。湘江之戰成為他們最刻骨銘心的記憶，也是他們生命的重大轉折，他們心中有多少遺憾？余生如何度過？

1934年，事關中國革命生死存亡的壯烈一戰在桂北湘江兩岸打響，這是中央紅軍長征以來打的第一大戰役——湘江戰役。紅軍將士向死而生，取得奇跡般的勝利。

在這場戰役中，中央紅軍從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到3萬人，湘江灑滿了烈士鮮血。留在湘江之畔的5萬余紅軍中，有一個特殊的群體——失散紅軍。

他們在崇山峻嶺中奔跑，是一把砍向黑暗的刀；在細水溪流邊倒下，是一根倔強挺立的草。他們經歷了中國革命中最慘烈悲壯的一段進程，像一朵朵浮萍攜傷帶病，在瀕臨絕境時以異常堅韌的毅力在他鄉落地重生。

他們掉隊后，拖著殘軀，絕處逢生。劉華連“抱著兩個漂浮在江面上的戰友的遺體，浮過湘江”。他“傷口惡化，輕輕一按，膿和血就噴出來，天天發高燒，動都動不得，癱在地上，已經像個死人了”。

他們掉隊后，千方百計尋找紅軍。朱振中“聽說部隊已經走遠，頓時像娃娃失去爹娘一樣失聲痛哭”。他后來長途跋涉、費了多番周折，找到了紅軍游擊隊。鄧炳彪重生后，被國民黨抓了三次兵，都想辦法逃了出來，他說，當兵只能當紅軍。

他們掉隊后，永遠記得自己是紅軍戰士。毛八連原名劉保林，重生后他給自己取名“八連”。他說：“我心里想著紅軍，我想回到部隊，這個名字跟我一輩子，我這一輩子都是紅軍的人。江西省贛縣田村鎮東山村的劉保林再也回不去了，我已成了廣西全州縣咸水鎮毛家村的毛八連。我不可能離開戰友們流血犧牲、我死而復生的地方?！?/p>

新中國成立后，國家開始關注失散紅軍這一特殊人群。1978年，廣西壯族自治區成立“紅軍長征過桂北調查組”。調查組沿著長征的路線，花了4個多月的時間，調查了7個縣、34個公社、136個大隊，召開了多種座談會80多次，訪問了在桂林安家落戶的77位失散紅軍和550多位當年幫助過紅軍的村民，形成全面調查報告。采訪口述實錄具體詳細，湘江戰役失散紅軍的故事漸漸為大家所知。但流落在桂北的失散紅軍究竟有多少，至今沒有一個準確的數字，只能用成百上千來概括。

湘江戰役失散紅軍用熱血銘刻了重生的記憶。走下戰場后，他們說著完全不同的語言，過著和從前完全不同的生活，但是在他們心里，作為一名紅軍戰士的驕傲從來沒有消失。他們的人生，由此轉彎；他們的初心，永遠不改。

本專題講述部分湘江戰役失散紅軍的從軍故事和失散后的人生經歷，講述革命年代的軍民魚水情，以及紅軍將士用熱血和生命鑄就的偉大的長征精神。

陳新州：“我是有信仰的人，我堅持我的信仰，絕不放棄”

陳新州，1909年生，原籍江西省贛州市南康區鳳崗鄉龍江村委上新塘村。1928年參加井岡山斗爭。1934年中央紅軍長征過桂北時任紅軍總供給部運輸隊管理科長。新中國成立后，曾任廣西全州縣咸水林場副場長。

1934年，紅軍過桂北時，陳新州任紅軍總供給部運輸隊管理科長。他身背大刀、腰插駁殼槍，從隊前走到隊后，從隊后走到隊前，照看著隊里的每一個隊員、每一擔銀圓。進入桂北，一位隊員一跤摔倒，扁擔斷裂。他走到路邊一棵樹下，想幫隊員砍一根樹枝做扁擔，一步踏出，腳下一陣鉆心劇痛。他踩中了國民黨桂系民團埋下的竹釘。

桂系民團奉命在紅軍可能經過或行走的各處地方，精心設下無數的小陷阱。陷阱以草、樹葉、稻秸、麥秸偽裝，極難分辨識破。陷阱里隱埋著削得尖尖的青竹釘。青竹釘五六寸長，用人尿、馬尿浸過，再涂上桐油，既硬又毒。穿草鞋的紅軍一旦踏進陷阱，腳板就會被竹釘刺傷甚至刺穿。被刺傷的腳很快毒性發作，紅腫、化膿、流黃水、創口潰爛疼痛劇烈，繼而引發高燒不退，危及生命。當時紅軍既無有效藥物對癥治療，也無藥物止痛，通常僅是用酒精甚至米酒清洗傷口、簡單包扎。

陳新州來不及清洗傷口，撕下一條當作繃帶配發的白布，包扎傷口，匆匆趕上隊伍。一直走到老山界，六七個晝夜，近300公里路程，他忍受著劇烈疼痛，一聲不吭。

與紅軍長征的萬水千山相比，老山界算不上最高，但它是中央紅軍長征中翻越的第一座大山，它的險峻崎嶇使眾多老紅軍刻骨銘心。當然，更使陳新州刻骨銘心，因為他的長征，止步在老山界。

陳新州拄杖走過龍塘江，半立半跪地翻過雷公巖和三跳，幾乎是爬著過了神仙橋，老山界最險峻崎嶇之處差不多都被他越過了，就剩最后的百步陡。此時他清醒地意識到自己可能再也無法堅持走下去了，他不想連累戰友，堅決謝絕戰友們的攙扶，并把駁殼槍交給戰友帶走。他撕下一塊衣襟，包好黨證、文件和組織配發的懷表，埋在了路旁一塊墓碑石板下，記下方位、標志物，做好記號。

半夜，陳新州昏倒在百步陡第一陡前。后來他才知道，只要能翻過百步陡，只要再堅持五六天，他就能跟著隊伍走出桂北。據他回憶：

太陽出來的時候，我痛醒了。我發現腳上包扎傷口的白布已經不見了，傷口涌出的膿血，在石板上凝成了濃濃的一小攤，小腿紅腫得差不多有大腿粗，渾身火燙。

山道上已經看不到前進的大隊伍，只散落著或躺或坐的紅軍傷病員，他們不時發出一兩聲痛苦的呻吟嘶吼。我知道，我和他們一樣掉隊了。我清楚，在這陌生而又兇險的環境里，掉隊意味著死亡。

我不怕死，我怕再也不能歸隊，再也不能當紅軍。我試圖爬上百步陡，剛一挪腿，就痛昏了過去。我再醒來，已是黃昏。

我是被瓦匠肖師傅推醒的。我在昏昏沉沉中被肖師傅背著鉆進了密林，感覺生命正一點點離我而去?！安荒芩?，要歸隊?！睉{著這唯一的信念，我掙扎著抬起了頭。

搜山的桂軍和民團撤走后，肖師傅把我背下了山，背進了自己的家。屋里火塘炭火熊熊，肖師傅請來的草藥醫生已在等候。

兩個月后，我痊愈了。那一夜，月朗星稀，我把肖師傅請到屋前曬谷坪上，雙膝跪地，先恭恭敬敬叩了三個響頭，然后跪行到肖師傅膝下。這是我老家江西南康義子拜認義父的傳統風俗禮儀。我伏在肖師傅的膝頭，仰望著肖師傅說：“我的命是你救的，你就是我的重生父親。請你原諒，我還不能好好侍奉你，我要去找紅軍……”

肖師傅連連點頭說：“好兒子，先跟我學手藝?！?/p>

從此，紅軍隊伍里少了一位身背大刀、腰插駁殼槍的管理科長，越城嶺大山里多了一位老實勤快的泥瓦匠。

陳新州四處做活，打聽紅軍消息。12年后，他知道桂北地區有了中共領導的桂北游擊隊。他興沖沖去找到那塊墓碑，挖開石板：他的黨證已融入泥土，懷表已經銹蝕朽壞。陳新州沒有放棄，他挑了一擔米，以賣米為掩護，到全州石塘一帶找桂北游擊隊。一擔米吃完了他還沒找到，只好回來。直到1949年，他終于找到了黨組織，并參加了桂北游擊隊，打游擊直到解放。他把入黨誓詞永遠記在了心里，他說：“我是有信仰的人，我堅持我的信仰，絕不放棄……”

新中國成立后，陳新州曾任國營全州縣咸水林場副場長。1981年6月，他在全州逝世。

朱鎮中：“革命戰士絕不能向困難低頭，只要還有一口氣，我就要去追趕部隊”

朱鎮中，1916年生，原籍江西省瑞金市壬田鎮洗心村。1932年8月加入紅軍，1934年紅軍長征過桂北時任紅一軍團1師3團8連8班班長。1964年被授予上校軍銜，曾任總參測繪局局長、顧問。1988年被中央軍委授予二級紅星功勛榮譽章。

1934年11月底，紅軍在廣西全州同敵軍展開激戰，朱鎮中所在的紅一軍團1師和2師奉命扼守腳山鋪。這一戰打得壯懷激烈，朱鎮中和他的戰友帶著血戰到最后一口氣的決心，猛沖進敵群。戰場上沒有別的聲響，只有殺敵聲和慘叫聲，還有利刃刺破皮肉、刺入骨頭、刺進內臟的悶悶鈍響。時任紅一軍團政委的聶榮臻目睹了這場血戰，稱此戰“敵眾我寡，但在‘一切為了蘇維埃新中國’的口號下，我們的士氣驚天地而泣鬼神”。

陣地終于守住了，朱鎮中倒在了陣地前。據他回憶：

在一次沖殺中，敵軍的子彈打穿了我的左腳踝，鮮血直流，我失去平衡突然摔倒在地上，當晚被送到救護站后便昏迷過去。第二天清晨，我被槍聲驚醒，發現我們100多個重傷員掉隊了。情況危急，我們不能等著當敵人的俘虜，只好各自分散行動。我拖著腫得發木的左腳，咬緊牙關，爬行在山路上，尋找部隊。傍晚時，我爬到一座大青山腳下，這時左腿已經腫得很粗，再也爬不動了，正好碰到兩個歹徒假扮的后衛部隊的炊事員，我請他們把我送到前面部隊去，一上擔架我就昏過去了。

他們把我抬到山腰后，趁夜晚無人，用草繩死死勒住我的脖子。我驚醒過來，掙扎了一陣又昏過去了。他們以為我死了，把我身上的背包搶劫一空，跑掉了。半夜我蘇醒過來，發現自己孤零零地躺在崎嶇的山路上。怎么辦呢？能躺在這兒等死嗎？不，絕不能！革命戰士絕不能向困難低頭，只要還有一口氣，我就要去追趕部隊。然后我忍著劇痛，拖著疲憊無力的身子，艱難地向山頂爬去。

12月8日下午，經過幾天的搏斗，也不知摔了多少跤，流了多少血，我總算過了大青山，爬到了山腳的一座橋頭邊。我正想喘口氣，忽然發現橋上寫有“建昌”二字。這是我們部隊的代號，我高興得忘記了腳傷，一下子站了起來，想跑上橋去，可是腳支撐不住，我又摔了一大跤，又一次昏過去了。不知過了多久，我迷迷糊糊地聽到聲聲呼喚“共產黨伢仔”“小把戲……”

我看見了一個兩手黝黑、紅黑臉龐上帶有鐵屑、約40歲的漢子，和善地蹲在我的身旁。我急忙問他：“老鄉，我們部隊開到哪里去了？”這個漢子悄悄地說：“離開大青山，過老山界往貴州高頭去哩，已經走了三天啦！”輕易不會掉淚的我，一聽說部隊已經走遠，頓時像娃娃失去爹娘一樣，禁不住失聲痛哭起來。

那漢子告訴我，他是一個鐵匠，姓粟，大家都叫他“三爺”。他拍著我的肩說：“我聽說你們紅軍是好人，專幫窮人打土豪。你把傷養好了再去找部隊，要不要得？”我心想，眼下拖著這么一條負傷化膿的腿，怎么也翻不過座座高山追隊伍了，倒不如跟著這位心善的鐵匠走，等養好傷再去找部隊。就這樣，我同意了。

粟鐵匠不容我說二話，彎腰把我背起，一口氣走了兩三里路，把我背到粟家院子（現龍溪村）一個荒廢菜園的草堆下隱蔽起來。晚上，他披著衣服走了過來：“伢仔，你一個人怪孤單的，我來給你作伴，明天就接你到家去住?！闭f著，粟鐵匠就坐下和我聊起天來。他對紅軍的事情很感興趣，我便利用這個機會向他做起宣傳來了，給他講了我的家鄉瑞金是怎樣打土豪分田地的、講了我是怎樣當紅軍的、講了紅軍的好。他越聽越愛聽，連連稱贊說：“要得，要得，紅軍真好啊……”

第二天，粟鐵匠從十五六里外的山里請來了一位醫師，花了不少錢為我醫傷。他把我背到了他家里。他們全家都在堂屋里歡迎我。粟鐵匠依次向我介紹，并讓他的孩子叫我大哥，我就像是回到自己家里一樣。他們待我很好，特別是奶奶，為了給我治好傷，她真是把心都掏出來了。她聽說南瓜瓤可以消腫止痛，就把家里的瓜瓤全部掏出來，親自給我敷上。家里的瓜瓤掏完了，奶奶就出去向別家討。聽說茶葉可以治傷，奶奶就用濃茶給我洗傷口，用嘴巴把茶葉嚼爛給我敷傷口。粟鐵匠的妻子三娘總是專門做些好吃的給我補身體。在他們精心護理下，兩個多月后，我的傷慢慢地好了。

春天到了，廣西比較熱，我還穿著過冬的衣服，粟鐵匠賣了鳥槍給我做了新衣服。春耕時節，粟鐵匠家斷了糧，我故意少吃。三娘說：“伢仔，我們家就是餓死，也不能把你餓壞了，不能讓你再受罪??！”我感動得熱淚盈眶。

隨著時間的流逝和傷口的痊愈，我越來越想部隊了。我想趕緊去找部隊，粟鐵匠看出了我的心思，很支持我。秋收后的一天，我把五個失散在龍溪村的紅軍戰士邀到一起商量找部隊的事情，確定了回江西的行動計劃。第二天，我把回江西的打算告訴了粟鐵匠。他一口答應，只要求我等兩天再動身，說要給我籌點兒路費。我堅持不同意他這樣做，他還是賣了一些谷，湊了四塊大洋……

離別那天，粟鐵匠一家準備了豐盛的酒菜，給我送行。粟鐵匠一筷子接一筷子地給我夾菜；奶奶、三娘的眼淚直往下流，三個弟弟和一個妹子也哭了，都舍不得讓我走。粟鐵匠含著眼淚對我說：“伢仔，路上小心，到家后寫信來以免我們想念。勝利了，有機會來玩……”我流著眼淚激動地說：“奶奶、三爺、三娘，我永遠忘不了你們……”

經過長途跋涉，我們終于回到了瑞金。以后又經過多番周折，我們終于找到了紅軍游擊隊，回到了黨的懷抱。我們部隊在1938年初正式改編為新四軍。從那以后，我隨著部隊南征北戰，一直沒有得到粟鐵匠的消息，我十分想念他。

廣西一解放，我就寫信去尋找粟鐵匠，終于聯系上了。1956年，我請粟鐵匠到我家做客，共敘同生死共患難的革命友誼。

1982年，粟鐵匠病故。1989年，已經73歲的朱鎮中再次回到資源縣龍溪村，前往粟傳亮墓前敬獻花圈拜祭。朱鎮中親筆書寫花圈挽聯：“義父粟傳亮老人千古——紅一軍團1師3團8連8班班長朱鎮中哀挽?！?/p>

劉來保：60年后他還清晰記得，他走過于都河上浮橋開始長征是1934年10月16日

劉來保，1917年生，原籍江西省寧都縣洛口鎮劉均前村。1934年加入紅軍，1934年中央紅軍長征過桂北時為紅三軍團5師14團3營2連3排戰士。落戶廣西灌陽縣新圩鎮潮立村，務農。

1934年初冬的桂北山野，松杉依然青蒼濃綠，楓柏已是如火如血。就在跨過湘桂邊境雷口關殘存的石門時，劉來保不由自主地停步、回首，心里一下溢滿濃濃的鄉思：桂北都龐嶺和家鄉寧都翠微峰初冬的景色太相似了。他看見師長李天佑也在雷口關前駐足眺望。劉來保聽說李天佑的家鄉在廣西桂林六塘，離這里已不遠，心想，他是不是也在思鄉？

1934年11月30日下午4時許，劉來保所在的紅5師撤出新圩阻擊線，部隊由3900余人銳減至千余人。第二天破曉，紅5師出現在七八十里外的光華鋪阻擊線，迎頭痛擊沖向界首中央縱隊渡江點的桂軍，掩護中央縱隊順利渡過湘江。

劉來?；貞浾f：“我們的隊伍撤離陣地下來了，國民黨隊伍在上立灣山頭用機槍追著我們打，我們邊打邊退。我看著戰友們越走越遠，最后走完看不見了，負傷跟著走的戰友不斷倒下，山上、田里、路邊到處都是，我的傷口痛，心更痛，失去了知覺……”

劉來保被衛生員抬進破土地廟，他醒過來后，聽見一陣陣兇惡狠毒的叫囂怒罵，循聲望向山下。村邊祠堂的紅軍戰地救護所已被一群桂系民團包圍。一個個已失去抵抗力甚至失去行動能力的紅軍傷病員被民團抬出祠堂，五花大綁著押出村，又打又罵地押向村對面的山谷。

劉來保知道戰友此去兇多吉少，他目送著戰友，在心里默默地數著人數。他只數到第106個，再也數不下去，那是一個女戰友，被剝光了衣褲……他抓起身邊的大刀，想沖出去跟民團拼命，卻跌倒在廟門石坎上暈過去了。但他死死記住了兩個民團首領的相貌，想有朝一日為戰友報仇雪恨。他回憶：

我醒后，傷口一直在流血，好像身上的血已差不多流干凈，我想我活不到明天了。我口干得要命，什么也不管了，就是想喝水，想拼著最后一點力氣，爬到村邊最近的一戶人家要點兒水喝。這時，一個老人家向廟里走來。我神志已經不清楚，分不清是男是女就叫：“老伯伯，給我一碗水喝……”他走近我才看清是老伯娘，不是老伯伯。

老伯娘看見我一身的血，眼淚就流出來了。她喊來老伴兒，二話不說把我背到家里，我再次昏迷……

醒來，我看到床前燒起了一盆炭火，暖烘烘的，老兩口坐在床邊，笑瞇瞇地看著我。老伯娘摸了摸我的額頭，喂我喝了一口水，對我說：“年紀輕輕的，打壞了，好可憐好可惜。以后莫去了，再去，恐怕連命也沒得了。我們兩個老人家無兒無女，如果你不嫌棄我們家窮，就留下給我們做兒子好了……”說著說著，眼淚又流了下來。

我在床邊給二老叩了三個頭，認了義父義母。義父名字叫蔣振發，他幫我取名蔣來保。義父去世后，按當地風俗，又改成“劉來?！?。

我在義父義母家養傷，一個多月足不出戶，全靠兩老照料。傷漸漸好了，我更想部隊了，想得晚上睡不著覺……傷好能出家門的第一天，我首先想的就是探探路，打聽一下我們的隊伍是從哪里走的。

剛走到公路邊，兩個氣勢洶洶的男人就拿著鋤頭從村里追了出來，一個抓住我的胸口，大叫要我的命；一個把我的衣褲全部剝掉。我光著身子，冷得直發抖，拼命往村里跑。跑了一會兒我就沒力氣了，那兩個人追了上來，咬牙切齒地罵：“你們打土豪，打土豪，老子一鋤頭打死你……”舉著鋤頭就要朝我頭上打來。這時，義父趕到了，他攔在我身前，那兩個人只得罵罵咧咧地走了。

義父告訴我，那兩個人是被紅軍分了財產的地主。義父擔心他不在家時壞人再來傷害我，便把我藏到舅父家。我不在家那段時間，一個比我小的紅軍傷員躲到義父家，義父義母也把他留了下來，幫他治好傷，認他做了兒子，取名蔣來富。后來，義父抬轎，義母砍柴，我幫地主打工，弟弟給地主放牛，我們一家四口就這樣過著貧苦的生活。我和弟弟也想過去找紅軍，但根本就不知道去哪里找，慢慢也就冷了心。

劉來保對日期特別敏感，60年后他還清晰記得，他走過于都河上浮橋開始長征是1934年10月16日，跨過雷口關是1934年11月27日，新圩阻擊戰打響是1934年11月28日，他躺在破廟里目送戰友是1934年11月30日，1934年12月1日是他的重生之日。

1935年的11月30日深夜，也就是劉來保躺在破土地廟里目送戰友押走整整一年后，他和弟弟悄悄走進了下立灣村對面的山谷，來到一口石壁深井前祭奠戰友。此后，每年的11月30日，劉來保都要來到酒海井前祭奠戰友，燃上三炷香，長跪不起，直到年老力衰、行走不便。

1995年，劉來保去世。在這塊戰友流血犧牲、自己重生的土地上，他整整生活了61年，然后在這里長眠。他長眠在他家對面那座叫廣西殼山的山腰，登上山巔放眼望去，近前是新圩阻擊戰戰場，遠望云嵐迷茫處是他的原籍江西寧都洛口鎮……

鄧炳彪：“紅軍就是紅軍，沒什么失散不失散的”

鄧炳彪，1908年生，原籍江西省弋陽縣。1930年加入紅軍，1934年中央紅軍長征過桂北時任紅八軍團21師61團2營4連連長。落戶廣西興安縣華江瑤族鄉千祥村，務農。

1928年，方志敏組織領導弋橫暴動之際，鄧炳彪拿著兩把大刀，帶著四個同村兄弟，先參加農民革命團，后參加游擊隊。他對著方志敏宣誓：“劫殺豪紳地主，鏟除貪官污吏，建立勞農政府，平債均分土地，如有中途變心，刀斬彈穿不赦?！?/p>

1934年12月18日，在貴州黎平會議上，中央政治局決定撤銷紅八軍團建制和番號，將其并入紅五軍團。紅八軍團短短三個月就在慘烈、壯烈中結束。這三個月，也是鄧炳彪革命軍旅生涯的最后三個月。他回憶道：

我們由江西經過湖南到廣西，日夜兼程，走了一個月零五天到廣西。我們一路走一路打仗，在全州大拱橋我負傷了。

我被敵人的子彈打中腳，負傷倒地。楊團長把自己的馬拉給我騎，叫3排跟著我走，保護我。軍團主力部隊向右邊一條路走了，我們也跟著后衛向右邊走，還沒掉隊。到龍塘江我們開始掉隊了。過雷公巖時，我和馬都掉下了懸崖，馬腿摔斷了，我叫3排快走，快去趕部隊，不要管我。

3排走了沒有半個鐘頭，敵人追上來了……第二天地方民團來了，他們把刀架在我脖子上，逼我繳槍。我把槍死死地抱在胸前，被打暈過去，槍被搶走。

我在懸崖下躺了一夜，饑寒交迫、傷痛劇烈，只能咬住衣角忍受，衣角被牙咬出了一排洞。天亮后，又來了六個民團的人，一上來就拳打腳踢，逼我繳槍。見我沒有槍，他們就把我的衣褲剝光，連內褲都搶走。我光著身子在懸崖下又躺了一夜。第二天，我已經奄奄一息，昏昏沉沉講不出話，干脆閉上眼睛等死。一個老造紙工人發現了我，脫下自己的棉衣給我穿，把我背出懸崖，喂我喝了幾口水，我才慢慢緩了過來。

他照顧了我三天，我元氣也恢復了些。他要送我到興安，說到了興安我就能回家。我知道，他是聽信了國民黨的宣傳。進廣西后沿途都能看見桂軍和民團貼的告示、標語，叫紅軍當逃兵，到興安集中，國民黨政府會送他們回家鄉去。

我知道那是陷阱，為了讓他放心，我答應去興安但不要他送。臨別，我給他磕了一個頭，感謝他的救命之恩。我沒往興安方向走，而是邊走邊打聽，往紅軍大部隊走的方向走。我要找到紅軍，我還要打仗干革命。我拿著樹枝做的拐杖，一拐一瘸，也不知走的路是對還是錯，白天討飯，晚上睡在戲臺、牛棚、破廟，走了兩個多月，我走到了茶源頭。

我腳上的傷口惡化了，不斷地流膿流血，爛肉一點點地掉，露出了骨頭，實在走不動了。一天傍晚，我癱倒在一間破舊木房大門外。這家的主人叫李白章，是個草醫，把我留在他家治傷。

兩個多月后，我的傷治好了，李白章要我給他做兒子，我答應了。他給我改名叫李老二，在他家幫干活。大約過了三年，義父去世了。給他辦完后事，我離開了李家，到山上打柴火賣，繼續找紅軍，可是沒能找到。我被國民黨抓了三次兵，都想辦法逃了出來，當兵只能當紅軍……

1937年，我到了興安華江千祥村，在施家上門，做了女婿。那時我已經差不多30歲了，妻子小我15歲，我們夫妻感情很好，養育了10個孩子。

新中國成立后，我參加土改、復查、清匪反霸，當農會主席，一直到老。

1964年，我第一次回老家，家鄉的人以為我老早已死了，一直掛著烈士牌，完全不相信我能活著回來。哥哥、弟弟都認不出我，我只認出了弟弟，他的臉上有一顆痣。

哥哥、弟弟和一大幫親戚把我帶到老屋場進行審查，把大門關上，問大門向什么方向開，門外有什么樹……

弟弟問我：“母親是怎么死的？埋在哪里？”

我說：“母親死，我不在家，你帶我去找母親的墳。父親死，你不在家，我帶你去找父親的墳，帶你去找我們鄧家的祖墳?！?/p>

我都答對了，父親的墳和祖墳也找到了，他們才真正相信我還活著，才認了我這個兄弟。一家人抱頭痛哭，哭了好久，門外的鄉親都跟著一起流眼淚。

我后來去了漆工鎮湖塘村方志敏故居，我在方志敏像前站了好久，在心里對方志敏說：“方主席，我對不起你，我沒完成你交給的任務，沒走完長征……”我不明白，為什么管我們叫失散紅軍呢？我們就是紅軍，紅軍就是紅軍，沒什么失散不失散的。

劉華連：“抱著兩個漂浮在江面上的戰友的遺體，浮過了湘江”

劉華連，1918年生，原籍江西省贛縣田村鎮下白石村。1934年參加紅軍，1934年中央紅軍長征過桂北時為紅八軍團戰士。落戶廣西興安縣華江鄉同仁村，務農。

劉華連的紅軍軍齡幾乎與紅八軍團的軍齡相同：三個月。這三個月的紅軍經歷，在劉華連記憶中已化成了一塊塊碎片，并不斷迷失。他漸漸忘記了他所在的師團營連排班，只記得是紅八軍團；忘記了他的師團營連排班長，連他的老家所在的縣都已不記得，后來只記得鄉，再后來只記得村。但在劉華連記憶的碎片中，渡過湘江這一塊被鮮血浸透，他從未忘記：

我們過湘江時，浮橋已被炸斷，在敵人猛烈的炮火面前，我們只有冒死過江。我周圍不少戰友都犧牲了，眼看著戰友一個個地倒下，我沒有一點辦法。人家往前沖我也沖，前面倒下去，后面接著上。慘啊，戰友的遺體浮在江面上，江水都成了紅色。我是扒開一個個戰友的遺體朝前走的。我不會游水，到了水深的地方，就抱著兩個漂浮在江面上的戰友的遺體，浮過了湘江。

渡過湘江的紅八軍團余部連夜趕路，追趕已進入越城嶺大山的中央縱隊和兄弟部隊。天剛拂曉，他們走入一片竹林，饑寒交迫、疲倦至極的劉華連一步踏出，踩中了桂軍民團埋設的毒竹釘，右腳被刺穿。劉華連用步槍做拐杖，開始還能拼命忍痛跟著部隊，竹釘毒性發作后他漸漸離紅八軍團越來越遠，進入了山道上傷病掉隊紅軍戰士的行列。他回憶：

走了兩三天，走到寺門前，遇到了一個首長，知道我們是掉隊的，叫我們跟他走。我們一起三四百人，走到佛子嶺，被國民黨桂軍包圍了。戰友們突圍出去了，我打掉了槍里剩下的那顆子彈，腳痛得趴在地上動不得，被敵人抓了俘虜，被送到興安縣城一個會館，關了起來。

關在這里有二三百人，他們發了一件舊棉衣給我，棉衣里有好多臭蟲，癢得我亂抓，全身都被抓爛了。住的地方四面透風，只有一把禾草鋪在磚地上，沒有蓋的。外面刮著大北風，下著大雪，結了好厚的冰，晚上冷得我縮成一團，不停地打抖，抖得牙齒咯咯地響。陸陸續續有人被押走了，說是遣送回江西老家，我也想回老家，就跟看管我的一個老人家說。老人叫我快別作聲，他說，不要回江西，半路會沒命的，遣送回家的，不被打死也餓死、病死，留在廣西還能留一條命。我聽了老人的話，沒敢再作聲。

我腳上的傷口惡化了，輕輕一按，膿和血就噴出來，又腥又臭，止都止不住。腿又紅又腫，比原來粗一倍還要多。我天天發高燒，動都動不得，癱在地上，已經像個死人了。他們只給我上過一次藥，就再也不管我了。

大約關了三個月，有一天，一個當官的進來捂著鼻子跟我說：“看你這個樣子，關著也是死，放出去大概也活不下去，就放你出去算了?！蔽揖瓦@樣被放了出來……我只能爬著走，沿街討飯，好多人看見我都躲得遠遠的，我身上傷口臭。一天，我爬到一個叫柘園的地方，在一家小店鋪門口要飯，老板把我扶起來靠墻坐著，對我講：“小兄弟，這樣下去你會死的。你年紀輕輕的死了太可惜，你就留在我這里吧，我想辦法幫你治好腳上的傷，你就在我這里幫我做工?！?/p>

老板姓蔣，我和蔣老板一言為定，就留在了蔣家。蔣老板四處幫我尋醫找藥。一年后，我的傷好了。我按照當初的約定，很賣力地幫蔣老板做了三年工，把蔣老板當作救命恩人來報答。

后來，我四處打聽紅軍的消息，想去找部隊。聽說紅軍已經走了好遠好遠，我再也追不上了，才不得不失望，放棄。

1948年秋，劉華連來到興安縣華江鄉同仁村入贅陸家為婿，妻子陸美榮是一位善良、淳樸的農家女。1949年底，他聽路過的解放軍說革命勝利了，解放軍就是當年的紅軍。當晚，他輾轉反側，第一次把自己曾經是紅軍的秘密告訴了妻子。

20世紀60年代中期，興安縣有關部門派人到華江鄉調查，他是失散紅軍的情況被政府知道，他跟其他失散紅軍一樣，有了組織關懷。

1982年冬天，劉華連上山拉毛竹，一只眼睛被刺傷。按優撫規定，他可以申請醫療補助，但他并沒有去申請。他說，他不能再給政府添麻煩。這只眼睛因沒錢醫治而失明了。

劉華連晚年思鄉情切，想回到闊別多年的老家看看。廣西政府部門幫他查詢過，但因地址不詳而無法找到。這成了他一塊心病，有幾次，他也產生最簡單、最實在的想法，沿著當年紅軍走過的那條路返回去，一定能成。有一天，他把家門一鎖，沿路往回走，但走到天黑時，他突然想起因工致殘的兒子，萬一自己死在路上，兒子豈不也成了沒爹娘的人了，他只好又轉回去。后來，在當地媒體的幫助下，劉華連終于圓了六十載未了的回家夢。

2014年，劉華連去世。去世前，他把兒子陸志源叫到床前，告訴兒子：“我這輩子從不后悔當紅軍?！?/p>

余財鳳：“我們前面，中央首長們剛剛走不到一個時辰，絕不能讓敵人追上他們”

余財鳳，原名余藤方，1911年生，原籍江西省興國縣良村鎮。1930年加入紅軍，1934年中央紅軍長征過桂北時為紅三軍團第6師16團3營7連通信員。落戶廣西興安縣華江鄉同仁村，務農。

“長征時我由銀坑進入湖南，只記得到過宣章、通州、麻子渡，在麻子渡上面一點過湘江，過江時我腳負了傷開始掉隊，跟在后面，部隊過了三千界?！庇嘭旞P回憶說，1934年12月1日，紅三軍團6師的任務是師主力留湘江東岸，占領石玉村，掩護紅五、紅八軍團等部隊渡過湘江。他所在的7連被派往麻子渡聯絡紅五軍團。在麻子渡口附近，他們與桂軍偷襲部隊迎面相遇。他們又累又餓，筋疲力盡，行動稍稍遲緩，被桂軍占了先機。余財鳳被手榴彈炸傷腳部，他回憶：

過三千界時天黑黑的，路好難走，我一瘸一瘸地走了過去，傷口在流血，我一點都不知道。過了三千界，到護衛嶺打了一仗，退到了楓木、八坊。我到了八坊一看，包腳的白布都被血染成了黑紅色。

我們停下來煮早飯吃，飯還沒開，就噼里啪啦打起槍來了，敵人一下子就沖到了村邊。

特務排的排長第一個受傷，肚子被打了一個洞，他死前對我講：“我受傷了，走不動了，你帶特務排死守在這里，上級喊你走你就走，不喊你走要死守這里?！?/p>

我明白他的意思，我們前面，中央首長們剛剛走不到一個時辰，我見過的毛主席、洛甫（張聞天）、王稼祥、徐老（徐特立）都在里面，絕不能讓敵人追上他們。

我們在八坊守了一天，打了一天，就守一條山路。給我們帶路的當地老鄉講，只要守住這條路，桂軍就追不上紅軍。

打到下午，我數了一下，倒在我們陣地前面的敵人有30多個。天黑，我們悄悄撤出了陣地。我們心里都清楚，大部隊已經走得很遠了，我們再也趕不上了……走到白竹洞，腳傷痛得我再也不能走了，我掉隊了，一個人藏在山里，善良的村民彭福生發現了我，把我接到他家養傷。

我傷好就想去找紅軍，我不清楚敵情，彭福生就去幫我探路。他回來告訴我，桂軍和民團殺紅軍殺得好兇，用刺刀刺死、大刀砍死好多紅軍，我不可能走得出山。我就留在彭福生家，四處給人打工……

我離開了紅軍隊伍，就像掉隊的孤雁，心里凄苦又孤獨，還不能跟人說；又不知道紅軍走到了哪里。但我堅信，只有紅軍消滅國民黨反動派，國民黨反動派不可能消滅得了紅軍。

1948年，我知道紅軍快要勝利了，我們共產黨勝利了。國民黨兵逃亡回來講，東北那邊有好多八路軍、新四軍，就是以前的紅軍，打仗好厲害，把國民黨打敗了。

新中國成立后，我想去參加志愿軍，區長講：“你這把年紀還參加志愿軍，部隊肯定不要你了?！笔前?，一眨眼就是四十歲的人了。為什么想去當志愿軍？我原來是共產黨來的，還想回共產黨去，無論還有沒有出息，只要能跟著共產黨……

1952年，我寫信回老家，老家回信：“哪曉得你還在，我們都以為你不在了，你的名字上了烈士塔，家里都掛烈士牌了?！?/p>

1956年，我在民政局的幫助下終于回到了老家。我的結發妻子張潤秀和兒子都已不在人世，可以說是家破人亡了。村里人都不認得我。有個嬸娘認出了我，連忙叫我兄弟回來，后來幾十個家人一起回來了，一家人見面，哭成一堆……

回了江西興國老家，余財鳳才知道，興國是全國著名的“烈士縣”。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興國只有23萬人，參軍參戰的就達8萬余人，占青壯年的80％。為革命英勇獻身的有名有姓的烈士達23179名，其中僅犧牲在長征途中的就有12038名，是全國烈士人數最多的一個縣。他說，他曾經是興國籍烈士中的一名。

興國還是全國著名的“將軍縣”，在1955至1965年解放軍實行軍銜制的10年間，興國籍將軍就有56位，其中上將2位、中將6位，與湖北的紅安、安徽的金寨一同被譽為全國三大“將軍縣”。他說，這些將軍，有些是他的首長，多數是他的戰友。

毛八連：“這個名字跟我一輩子，我這一輩子都是紅軍的人”

毛八連，1914年生，原籍江西省贛縣田村鎮東山村。1931年加入紅軍，1934年中央紅軍長征過桂北時任紅五軍團13師衛生部看護排副班長。落戶廣西全州縣咸水鎮黃沙村委毛家村。

1934年11月30日24時，紅13師師長陳伯鈞接到軍團參謀長劉伯承派人送來的信件：“這是緊急關頭，關系中國革命的命運，希望你們下最大的決心，趕快渡過湘江?！奔t13師忍著疲勞和饑餓，緊急向著湘江前進，一口氣跑了45里。天未亮，先頭部隊已經到達湘江邊，從鳳凰咀渡口搶渡湘江。那時能渡過多少是多少，過不去的戰士就掉隊了。毛八連回憶說：

我在離石塘20里路的地方被敵機扔下的炸彈的一小塊碎片擦傷腦袋，很痛，流的血不時把那只好的眼睛糊?。◤V昌戰役中，毛八連到一線去救護傷員，左眼被炮彈皮炸瞎），看不清路。我繼續跟著部隊走。戰斗部隊早就走到前面去了，我們后勤部隊走得慢，第二天中午前才到鳳凰河口，我們13師戰斗部隊已在幾小時前過江了。走到江邊，我最先看到的是江邊有一架大水車，被敵機炸彈炸得粉碎。接著就看到七八架敵機不停地轟炸，炸完了就飛得低低的，用機槍掃射，兩岸和江中密密麻麻全是受傷的戰士。

敵機飛走了，在兄弟部隊的掩護下，我們抓住時機趕緊涉水搶渡湘江。排長看我一只眼睛是瞎的，一只眼睛被血粘住半睜半閉，腦袋又受了傷，就要我坐擔架過江。我死活不肯，我又不是重傷員，不應該坐擔架。

我們順著一道龜背形的堤壩過江。走在堤壩上，江水不深，剛沒過膝蓋?？赡苁巧眢w很虛，我感覺江水很冷，冷得像透進骨頭里去。一下水我就差點兒跌倒，班長趕快過來扶著我過江。

走在江中間，敵機一下就到了我們頭頂上方，一邊掃射、一邊丟炸彈，隊伍就亂了。江面上無任何遮擋，我們根本無法躲避，也不能還擊，只有頂著敵機的轟炸掃射，拼命地向對岸沖去，岸邊是一片茂密的竹叢和柳樹林，沖上岸就是活路。

還沒沖出幾步，一顆炸彈落在堤壩附近的水中爆炸，把我和班長從堤壩上猛推倒在水中，班長壓著我的右腿，倒在我的身上。我抽出腿，扶起班長，發現鮮血從他的胸口涌出。我大聲喊“班長，班長”，可班長已經沒有了呼吸。我哭喊著“班長”，看著班長順水漂了下去。江水中，好多犧牲的戰友和班長一樣，半沉半浮，往下游漂去，血水一股一股涌上江面，把江水染紅。

突然，我感覺右腿一陣刺痛，我低頭一看，我的腿上有個傷口，鮮血也正在涌出。我彎下腰伸手想捂住傷口，發現腰上也在流血，也有個傷口。我顧不得那么多了，咬著牙，雙手劃著齊腰深的水，沖到了對岸。一上岸，我抓著河岸的竹子，躲進了竹叢，馬上包扎傷口。

我好像聽見了排長在喊“護理排集合，護理排集合”，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昏了過去。我醒過來時，太陽正在落山，硝煙味散去，血腥味很濃。江面上已見不到搶渡的部隊，看到回水灣里浮著很多戰友的遺體，我失聲痛哭。

這時，一位傷腿的戰友爬到我身邊，叫我別哭，趁著敵軍和民團還沒來，快走。我們兩人你扶我、我扶你，跌跌撞撞朝著西邊的大山追趕部隊。走到一座村莊外河灘的蘆葦叢里，我的傷口流血不止，頭昏眼花、渾身無力，再也走不動了。我叫戰友自己走，我就藏在蘆葦叢里，是死是活就隨他去了。

第二天早上，一個中年婦女在蘆葦里發現了我，救了我，成為我的養母。我傷得重，又得了瘧疾，瘦得像根干柴火，差不多養了三年才能干活，全是我的養母養父照顧我，他們待我如親生兒子，我定居下來了。

兒隨父姓，我改姓了毛。我參加紅軍時是在第八連，就給自己取名“八連”。我心里想著紅軍，想回部隊，這個名字跟我一輩子，我這一輩子都是紅軍的人。

新中國成立后，我和劉帶玉結了婚，婚后才三個月，她就去世了。我把她帶來的兩個孩子拉扯大，沒有再結婚。后來，我回老家探過親，但親人們都在紅軍離開后被敵人殺害了，我已無親可探。村里人再三要我留下，但我還是回到了廣西全州縣咸水鎮毛家村，給養父養母養老送終。

我心里很明白，江西省贛縣田村鎮東山村的劉保林再也回不去了，他已成了廣西全州縣咸水鎮毛家村的毛八連。我不可能離開戰友們流血犧牲、我死而復生的地方……

陳正邦：“過永安關那天正好是我18歲生日，之后，我再也沒出過永安關”

陳正邦，1915年生，原籍江西省瑞金縣瑞林鄉（現瑞金市瑞林鎮）。1930年7月參加紅軍，1934年中央紅軍長征過桂北時任紅九軍團3師8團團部通信員。落戶廣西龍勝縣泗水鄉龍甸村。

與其他失散紅軍不同的是，陳正邦不是因戰斗負傷掉隊，而是因為一次意外，他回憶：

從江西出來，我們一路打一路走，走得最艱苦、打得最艱苦的是在湘桂邊境。南面、東面是陳濟棠的粵軍，北面是國民黨中央軍、何鍵的湘軍，西面，也就是我們的前面是白崇禧的桂軍，我們是在他們的中間邊打邊走。

那時已入冬，冬雨時大時小總是不斷，又濕又冷。我們經常是白天打仗、晚上走路，從土嶺走上大山，從大山下到土嶺。土嶺道路泥濘，有的地方一腳踩下去，就陷進半尺深的黃土泥里。大山又險又陡、山石又尖又利，稍不留神，不是跌傷就是碰傷。人又冷又餓又累，到了極限，每走出一步都要咬緊牙關。

……

過永安關那天正好是我18歲生日，之后，我再也沒出過永安關，再也沒出過廣西。

現在回想起來，我的運氣應該是很好的。我當紅軍4年多，參加了十幾二十次大小戰斗，在我眼前倒下的戰友至少有幾十個，也算是經歷過槍林彈雨。但是子彈、彈片好像都躲著我走，連碰都沒碰過我。從江西走到廣東，走到湖南，走進廣西，渡過湘江，一路也是有驚無險，直到走進資源大山。

一天中午，我們團政委劉先勝要我送一個急件到軍團部。我趕到軍團部，看見政委正在跟軍團幾個首長商量事，我就站在門外等候。等其他幾位軍團首長都走了，我進去把信件交給蔡政委，想趁天黑前趕回團部。剛走出門，我與軍團部老炊事員迎面撞上。老炊事員手上端著一鍋滾燙的米粥，一下全潑在了我身上。那天我正好沒打綁腿、光腳穿草鞋、走得熱了脫掉了棉衣。我全身被大面積燙傷，傷得最重的是腹部、左腿和左腳。

軍團部軍醫馬上幫我處理了傷處，沒有治燙傷的藥，只能上點消炎粉。第二天，我跟著部隊走了大半天，走著走著昏倒了。醒來，已經看不見部隊，我掉隊了。

我朝著部隊走的方向，走走爬爬、爬爬走走，討飯到了龍勝的泗水鄉里排壯寨。整個人已是半死半活，連圍著身上嗡嗡轉的蒼蠅我都沒有力氣趕走，實在堅持不下去了，只好靠坐在樹下等死。

后來，是侯正權收留了我，救了我的命。他還把他的妹妹侯賢玉許配給我為妻，我就在這里成了家，再也沒離開過這里。

1949年前，我在這里幫人打長工短工，給地主耕田，農閑做點兒小生意，貧困度日。1949年后，組織上在政治上關心我，在生活上照顧我，給我家分了田地，還把我安排進了鄉里的集體合作社工作，后來又成了國營供銷社職工。我認真學習、積極工作，努力上進，多次被評為先進職工，一直到退休。因傷得太重，我已經失去了生育能力，沒有親生子女，領養了一個女兒，后來有了重外孫。

我好想走完長征路，我應該能走完長征路。如果不是那一鍋粥，我堅信我能走完長征路，好遺憾，好不甘心啊……

陸獻兌：“1958年，經組織批準，我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終于回到了革命隊伍”

陸獻兌，1914年生，原籍江西省于都縣沙心鄉沙塘背村。1931年參加紅軍，1934年中央紅軍長征過桂北時任紅五軍團34師102團司務長。落戶廣西灌陽縣新圩鎮大龍村委擂鼓嶺村。

陸獻兌說，掉隊是自己人生命運從光明到黑暗的殘酷分界線，據他回憶：

長征出發前，我被調到102團團部任司務長。我們經廣東、湖南，到湖南與廣西交界處，到燕山頭陶器廠時，突然來了三架飛機，又是掃射又是扔炸彈，不停轟炸，我身邊好多戰友都負傷犧牲了，他們的血肉濺我一身。我伏在地上動都不敢動，沒有負傷。

敵機飛走了，我們來不及埋好犧牲戰友的遺體，接到命令馬上就要出發。這時我看見旁邊有一位小戰士在不停地翻動犧牲戰友的遺體，遺體一具具被他翻開，露出被血浸染的泥土。

我趕緊走近這位戰士，看他到底在做什么。我發現他只有一只手，另一只手已齊腕斷去，斷口上方扎緊著一條止血布帶，傷口已包好，仍滲出血漬。他用那只好手翻開遺體后在染血的土里扒著，扒開被打壞的各種武器碎塊，扒開長一截短一截的斷胳膊斷腿，扒開被炸得松軟又摻著子彈頭、彈片的泥。他的五指已血淋淋的，但他仍在扒，不停地扒。

突然，他發出一聲大叫，慘白的臉上竟有了一點潮紅。他那血淋淋的僅有的一只手舉起了一樣東西，舉到太陽下，細細看、細細瞅。那是一只齊腕斷下的手，斷手已腫脹得幾乎大了一倍，火藥把它熏黑了，已看不出肉色，還有幾根牙白色的筋，長長短短地在腕口處伸出。

這位戰友從挎包里扯出一塊白布，小心翼翼把斷手包好，放進挎包。他好像是自言自語，又好像是對我說：“帶回家去，請劉半仙幫接上，還是兩只手好，好扶犁……”我的眼淚一下子就涌了出來，趕快叫來衛生員，把這位戰友扶到趙軍醫那里上藥。

我們走的路線經大塘到苗源，山里的村子小，找不到糧食。為了讓團首長們有點食物充饑，我幾乎想盡了一切辦法，幾乎找盡可能有食物的地方。記得最清楚的是在一戶沒人的老鄉家豬欄里發現還剩小半桶潲水，我把潲水里的渣渣全部撈了出來，煮開了，給每位團首長都分上一小碗。我看著他們連渣帶水吃得干干凈凈，鼻子酸酸的，眼淚忍不住流了出來。我記得我還寫了一張條子，條子上壓了兩塊銅板，放在潲桶邊。我在條子上寫道：“老鄉，我們因糧食困難在你的潲桶里撈了點東西，表示感謝?！?/p>

……

我們102團原來走在全師的后頭，朝界首湘江方向走，我們成了前鋒，走到興安縣的九塊田，師部說不能走了，那里有敵人。我們又往北折回來，走到全州安和的文塘，去路被國民黨桂軍堵死了。

敵人的企圖很明顯：先以火力壓住我軍，然后反擊，趁我軍立足未穩，把我軍壓下山谷，包圍殲滅。師長命令：不惜一切代價，奪路前進。全師上下都清楚，這是背水一戰，只有勝利，才能絕處逢生。我們在文塘拼盡全力與桂軍血戰，想殺出一條血路過湘江與主力紅軍會合。

這時我生病了，發高燒，頭痛得要炸開，不停地出冷汗，腿一陣一陣地抽筋。我聽說師部住的村子群眾的房子起了火，就趕去救火。大火撲滅了，我走不動了，就靠坐在師部門邊休息。師部的同志說軍團部來電報催我們34師快走出去，國民黨兵很快就要把我們圍住了。

我想，我的身體已經支持不住了，不能走了。我怕跟不上隊伍，怕掉隊，哭了起來。陳師長聽見了，出來問我為什么哭。我說怕掉隊。陳師長安慰我不要哭，堅強起來，慢慢走，總會趕上部隊的。

大部隊往前走了，剩下我和受傷的戰友在后面，一天才走幾里路。到了桃塘，人很吃力，走不動了，我就在群眾家門口的板凳上昏睡了過去。天亮了，我醒過來，隊伍走遠了，這時我又病又餓，站起來又倒下去，很可能死在路邊。我心里想著，我一定要堅持趕上部隊，爬也要爬過去。我掙扎著站起來，停停走走、走走停停，天黑的時候走到了黃泥田。我走的路線是對的，大部隊也走過黃泥田，已經離開三四個時辰了。我覺得還有希望趕上部隊，信心足了些。但是，我心里是這么想，身體一點也不聽指揮，虛弱無力得動都不能動了，倒在一家屋檐下又昏睡過去了。

這家的主人叫陸重新，他救了我和另外兩個掉隊的紅軍戰友。這時，民團跟著進村了，挨家挨戶搜查紅軍。陸重新給我們包了一大包飯，從后門把我們送上了山，把我們藏在一個山洞里。

第三天，陸重新慌慌張張地跑進山洞，說桂軍和民團要來搜山了，搜到的紅軍全部殺頭，誰窩藏紅軍全家坐牢，財產充公。我們擔心連累陸重新，決定離開。

陸重新送我們下山，依依不舍地送了十幾里路，一直送我們到新橋頭，再三交代我們沿江走，說我們的大部隊走的就是這條路。

我們三人化裝成叫花子沿江走去，走到下棚時有一伙人攔住我們，用殺豬刀把我的衣服劃破，搜去三塊銀圓和幾十個銅板。我們三人只穿內褲，冷得全身發抖，趁著這些民團忙著分錢顧不上管我們，我們逃過小江，上山躲藏起來。

我們三人身無分文、蓬頭垢面、衣不蔽體，真正成了叫花子。我們白天躲著，晚上要飯，一路走一路要飯，走到了灌陽大龍的擂鼓嶺村，走不動了。白天我們不敢走進村子，坐在村口樹林里等天黑。

擂鼓嶺村看上去很平靜祥和，似乎沒有被戰火擾亂，桂軍和民團沒有來過。幾個路過的村民看到了我們，很熱情地邀請我們進村。我被陸德輝請到了家里喝油茶。

正在這時，一個外號叫“鯉魚婆”的男人帶著從大龍村來的民團，惡狠狠地闖進了陸德輝家，把我的兩個戰友抓走了，聽說被抓到了灌陽縣城，從此杳無音信。陸德輝把我藏在了村外的牛欄里?！磅庺~婆”帶著民團，每天都到陸德輝家逼他把我交出來。有一次甚至把陸德輝綁了起來，陸德輝一口咬定我已經走了，就是不交，民團無奈離開。

這時我的病更嚴重了，全身發腫，臉上、腿上腫得一按一個坑，吞咽困難、水米難進，感覺已經活不下去了，像一個死人。

陸德輝把我從村外的牛欄里抬回了他的家，給我治病。治了整整7個月，我的病好了。在陸德輝家，我一住就是10年。

1947年11月，我被國民黨拉去當兵。我恨死了反動派，哪能替他們當炮灰，拼死逃出國民黨軍隊，此后再沒離開灌陽新圩大龍村委擂鼓嶺村。

1958年，經組織批準，我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終于回到了革命隊伍……

廖仁和：“知道紅34師全軍覆沒，師長陳樹湘被俘后自盡，我幾夜睡不著覺，大哭了好幾次”

廖仁和，1912年生，原籍福建省龍巖縣紅坊鄉建背村。1928年參加鄧子恢領導的龍巖后田暴動，1930年整編加入紅軍，1934年中央紅軍長征過桂北時任紅五軍團34師102團重機槍連連長。落戶廣西灌陽縣灌陽鎮仁柜村委雷家灣村。

廖仁和說：“我這一生，最驕傲自豪的就是上過我們紅軍的軍校。我清楚地記得，它的全稱是‘中國工農紅軍學?！?，簡稱‘紅?！?；毛主席把它叫作‘紅埔’，毛主席、朱德總司令、葉劍英校長都親自給我們上過課，周恩來副主席也給我們做過報告……”

畢業后，廖仁和被任命為紅五軍團34師102團重機槍連連長，師長是陳樹湘。1934年11月底，紅34師奉命從雷口關趕往灌陽水車一帶布防，阻擊尾追的敵軍，掩護紅八軍團渡過灌江趕往湘江。掩護任務完成后，迅速趕往灌陽新圩楓樹腳，接替紅5師防務，阻止桂敵越過新圩，掩護中央縱隊和主力部隊安全渡江。廖仁和回憶說：

我們團打退了敵人十幾次進攻，牢牢守住陣地，直到完成掩護紅八軍團撤離水車的任務。

第二天天還沒亮，我們奉命立即前往新圩阻擊線，接替紅18團防務。灌江水深，不能涉渡，只能走臨時搭起的浮橋。浮橋很窄，晃動很厲害，部隊過橋速度極慢，而且沒辦法快起來。我們102團是全師后衛，最后過浮橋，集結在河邊浮橋頭待命，兄弟部隊過完我們才能過。

我心里很著急，不停地抬頭看天，希望天晚點兒亮，我預料，天亮后敵機可能來轟炸。想著想著，南邊天空就響起了飛機的轟鳴聲，號兵的防空號聲剛剛響起，我們還來不及疏散隱蔽，3架敵機就飛過山頭，一架接一架朝著浮橋撲了下來，瘋狂掃射轟炸。

我撲倒在水柳樹下，炸彈在我前后左右爆炸。突然，我感覺左胯被打了一下，一摸一手血，我用力按住傷口止血，伏在地上不敢動，直到敵機飛走。

我爬起來把傷口包扎好，抬頭一看，好慘，岸上到處都是戰友的尸體，到處是一攤一攤濃濃的血，好多殘肢斷腿掛在樹上、散在河灘卵石上。水里也一樣，浮橋被炸得七零八落，好長一段河水都被戰友的血染紅。

我們連一下就犧牲了30多位戰友，6挺重機槍有5挺被炸成了廢鐵。團長命令，立即從水淺些的地方蹚水過江，趕往新圩阻擊線。我和連里幸存的戰友在河邊樹林里匆匆挖了一個坑，把犧牲的30多位戰友和5挺重機槍葬在了一起。

我顧不得傷口了，蹚水過江。第二天上午，我們在山間崎嶇小道上走了差不多一天，筋疲力盡翻過了又高又陡的觀音山?？旖咏t18團的新圩阻擊線楓樹腳陣地的時候，我們得知紅18團的陣地已失守，遵照上級指示，我們要改道向湘江前進。

我們又走進了更大更高更少人煙的大山區，到全州安和區文塘一帶被桂軍堵截。我帶著全連剩下的三四十人和一挺腳架被炸壞的重機槍掩護部隊突圍，制式子彈打完了，只剩下紅軍兵工廠造的再生子彈，打不遠，我命令把機槍架在樹杈上打，從上往下打，打退了敵人一次又一次進攻。

這時，我左胯的傷口化膿潰爛了，整條腿腫得像小水桶一樣粗，已經沒辦法脫下褲子，只能剪開褲子把膿血擠出。沒有藥，咬緊牙忍著痛在傷口上撒點煙絲消炎，但沒有用，傷口繼續惡化。更糟的是，我左腿、右肩膀還沒痊愈的傷口也開始紅腫疼痛。

第二天一早，部隊出發，我站都站不起來了。團政治處主任把我安置在椅子坪一戶貧困農民家養傷，我聽著部隊漸漸遠去的腳步聲，心里一陣悲痛，猛咳不止，嗆得一口鮮血噴了出來，昏了過去。

很快，我在椅子坪就住不下去了，桂軍、民團幾乎每天都來搜尋失散紅軍，只要發現外地口音，特別是客家口音的人，就抓起來押走或殺掉。最兇殘的是民團，后來聽說，他們有時為了得到一件衣服、一條褲子、一根牛皮腰帶或者一個搪瓷茶缸就殺死一個紅軍戰士。

我被戶主送到山上巖洞躲避，他每天給我送飯送藥。但過了10多天，還是未能躲過敵人的搜捕，我被民團抓住了。

民團沒有殺我，而是把我的衣服剝光后，把我推下山坡。我猜民團沒有殺我，是因為我當時的樣子已經跟死人差不多了。

躲在山上，有一天我偶然在一汪山泉水面看到自己，大吃一驚，我都認不出自己了。全身的浮腫不知什么時候消去了，整個人變得又干又瘦，腦袋比拳頭大不了多少，鼻子都陷了下去，只見兩個黑鼻孔，牙床暴凸出來，就像一個骷髏。

我看到桂軍和民團在村里村外墻上樹上貼了很多告示，威脅當地老百姓不許收留紅軍，誰收留就沒收誰家全部財產，還要坐牢，連坐親友。我想，我絕不能再留在這里，留在這里會連累收留我的好心人。我更不想死在這里，我要回到紅軍回到部隊，死也要在革命同志隊伍中死。

我悄悄下了山，朝著湘南方向走。我白天避開村莊和人多的地方，走彎路，晚上進村討飯，打聽部隊的消息，走走歇歇、歇歇走走，直到再也走不動。一天晚上，我奄奄一息地倒在峽里村的村口。李紹伯老人救了我。我的傷口反反復復發作，治了兩年半。傷好后，我與李紹伯老人一家相依為命好多年。

我四十出頭了還沒成家，李紹伯老人很著急，幫我找了老婆，我入贅到了荔浦縣。走的那天，李紹伯老人一家和全村的鄉親們把我送出村，送了好遠好遠都舍不得離去，我跪在李紹伯老人面前磕了三個響頭，哭著說：“您是我的重生父親，您的大恩大德我記在了心里。我還要告訴我的子孫，要他們也要記在心里……”

1954年，我們全家又回到灌陽，落戶定居在雷家灣村。這時，李紹伯老人已過世，沒能為李紹伯老人送終，是我心頭一直放不下的憾恨。

我在灌陽雷家灣村當農民，還當過幾年生產隊長。1980年，政府為我落實了失散紅軍政策，我很知足。

后來，在灌陽失散紅軍第一次聚會上，我才知道我們紅34師全軍覆沒，師長陳樹湘被俘后自盡，我幾夜睡不著覺，大哭了好幾次。

（責編/張超 責校/劉靜怡 來源/《重生——湘江戰役失散紅軍記憶》，李時新著，漓江出版社2021年3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