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詞惹出的庭院硝煙

有時，會感到慚愧。每次逛岳麓書院，只是來養養眼睛，看看里面的亭臺樓閣、飛檐翹角、花草樹木，感受一下這里古樸、蒼翠、清冷的氛圍，身心便覺得滿足。

偶爾，也會對這里來來往往的古人產生興趣，想對這小小庭院的歷史維度有更清晰的定位，對這里曾經的思想交鋒有更深刻的認知。不說別的，如果能厘清儒家思想在這里的發展脈絡，或者僅僅是弄清楚朱熹的理學與王陽明的心學在書院的興衰，都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至少，以后再帶朋友來游玩，也不至于嘴拙詞窮，肚子里掏不出一點干貨來。

然而，每次都只是想一下罷了。待下得山來，從河西回到河東，頭腦中紛繁瑣碎的事很快就把這份心思給淹埋了。過不幾天，甚至都忘了曾有過這樣的意念。在激流飛瀑的時光中，要把一份意念變成現實，太難了。

這一回，得了一個寫作任務，正好趁機補充一下自己的知識學養，搞清楚里面的彎彎繞繞。不但要自己明白，還得寫出來，讓讀者明白。

一

朱熹是宋代人，王陽明是明代人，兩人相隔將近三百年。王陽明拜謁岳麓書院時，朱熹早被推上了神壇，不但是書院的傳奇人物，也是華夏儒生的精神導師，其地位僅次于孔孟。

年輕的王陽明被貶貴州，路過長沙，凌晨渡江上岳麓山，不僅是為尋幽訪古，瞻仰前賢，更重要的是，他想走出自己內心的精神困境。他在林子里徘徊了許久，然后登上岳麓山頂，遠眺星沙風物，悵然長嘆，恨自己不與朱熹、張栻兩賢同一個時代，以致滿腦子疑惑，得不到解答?！拔襾韺嵮鲋?，匪獨事盤游”，“緬思兩夫子，此地得徘徊”。

在寫給岳麓山的兩首詩中，只有緬懷與景仰之情。更多的情緒，則被他深深地悶在了心里。其實在這個時候，這個“叛逆”的年輕人已經開始懷疑精神導師朱熹了，對他“格物致知”的方法望而生畏。歷史上著名的“陽明格竹”事件就發生在他來岳麓山之前。只是很多年之后，他才敢在《傳習錄》中坦陳心跡。

一個詞，就這么隔著歲月的風煙，在這個幽靜的庭院，讓兩位先賢來了一次不動聲色的思想交鋒。

《傳習錄》問世時，王陽明已攢足了聲名與威望，他老氣橫秋地說道：“大家都說格物應該按照朱夫子說的那樣做，可世上真正有幾個人那樣去做了呢？我倒是嘗試過。當年，曾與一個姓錢的朋友感嘆做圣賢好難，一個人要格盡天下萬物，哪有那么大的精神力??？于是，我便指著亭前的竹子，要朋友先格一下看，看究竟能格出個什么名堂來。

“朋友每天望著竹子，冥思苦想，殫精竭慮。三天后，他勞思成疾，終于堅持不下去了。我以為是他精力不濟的原因，于是我便親自上陣?？蔁o論我如何絞盡腦汁，從早想到晚，都沒能從竹子身上想出個啥道理來。七天后，我同樣一病不起。病愈起來，兩人相視苦笑，搖頭嘆息：我等凡夫俗子是做不來圣賢的，也沒有朱夫子那么大的精神力去格盡萬物。

“等我后來去了蠻夷之地，在貴州龍場安靜待了三年，才想明白其中關竅：原來天下沒有哪樣東西值得剖析，我們要格的，其實只是自己的內心。大家堅定信念，把格物的功夫，全用在自己身心上，那每個人就算成不了圣賢，也可以抵達圣人境界，成為一個大寫的有擔當的人?！?/p>

這便是大賢王陽明對“格物致知”的認知。這種啼笑皆非的認知，讓現代人覺得匪夷所思。甚至懷疑他是不是在開玩笑？所謂的“陽明格竹”，聽起來更像一個童話，或者說是一個寓言。

在唯物主義世界觀里，只要是中學生，對“格物致知”的認識，就不會有太大的歧義：格，分辨、剖析、研究；物，物體、事件、事物；致，發現、抵達、得到；知，知識、原理、道理。格物致知就是客觀剖析、研究事物的方方面面，我們就能得到關于這個事物的準確知識和原理。

在現代社會，這個詞具有相當的普適性，是探尋學問與真理的不二法門。它就相當于一加一等于二，一目了然的道理，根本用不著再去質疑和探究。

作為現代人，我完全無法理解，當年王陽明遇到的精神困境究竟從何而來？他怎么會對這樣簡單明了的道理產生懷疑？而他“格竹”的方式，更像一次無厘頭的搞笑事件，仿佛一幕瘋癲的荒誕劇。以這樣的方式來否定“格物致知”的正確性和可能性，讓后人會以為古人的智商，還不如現代幼兒園的孩子。

王陽明先不確立格竹的目的，比如說，為什么竹子的韌性這么強？竹子與樹木有什么區別？竹子空心的原因是什么？竹子為何是橫生根系？竹子的耐旱耐澇性怎么樣？如何才能讓竹林長出更多更肥的竹筍？等等。

也不尋找格竹的方法，比如說，翻閱所有與竹子有關的文章；砍下竹子，研究它的紋理結構；刨出竹子，查看它的根系布置；多處移栽竹子，分別記錄它的耐旱、耐澇、喜肥、喜光性；請教農人如何栽種竹子，才能提高它的成活率；等等。

他啥也不做，只拿把椅子，正面對竹，像看美人一般，直勾勾盯著，然后就想從中獲得一個道理。讓人忍不住感覺荒誕不經。

二

王陽明這么理直氣壯，顯然是覺得揪住了朱熹的漏洞。

那么，朱熹是怎么看待格物致知的呢？

《朱子語類》說，上至宇宙本源，下至一草一木，一鳥一蟲，都可以找到各自的道理。一本書不讀，你就不知道這本書的道理；一件事物不研究，就不知道這件事物的成因；一樣東西不剖析，就不知道這樣東西的原理。而一件事物不可能囊括所有道理，一個道理也不可能概括所有事物?！耙晃锔穸f理通”的情況是不存在的。學子們當持之以恒，今日研究一物，明日剖析一物，當懂得的道理達到一定量的時候，你就會融匯貫通，豁然開朗，整個宇宙在你心中就沒有任何秘密可言了，這時通天徹地的你，就近乎圣賢。

朱熹的這番話，即便放在現代，也沒有多大的問題。我們不認為朱熹的方法論錯了。做學問嘛，就得從小事入手，一項一項地來，循序漸進，堅持不懈，臻于化境。

然而，世間萬物，皆有各自的道理。能觸類旁通的，往往是同類事物，或者說同一學科。鯨與鵬、物理與政治、自然學與社會學，想要混為一談，融匯貫通，那幾乎不太可能。

朱熹的問題就在這里：一是他倡導的研究對象，范圍過于龐大；二是他從未提出格物的方法，他本人也沒有親自下場格物的典型案例；三是他格物致知的終極目標是成為圣賢。而圣賢，在人們心里，不一定是學問大家，而更接近于道德楷模。

那么，當一個人格物獲得足夠多的知識后，如何順理成章地成為圣賢，朱熹至死都沒講清楚，這正是王陽明最大的困惑之處，所以他武斷認為，要想成為圣賢，求諸各自內心即可，根本不需要去格身外之物。

而朱熹無法講清楚的問題，對現代人來說，根本不是問題。以袁隆平為例，他一生研究水稻，雖不能格盡天下萬物，但單水稻一項，舉世恐怕再沒有比他更有學問的了。而學問做到深處，能轉化為巨大物質利益。袁氏一學，可活人幾億。

袁氏在格物一途，心智堅定，目標恒一，敢于失敗，愈挫愈勇，永不放棄。他整整一生都沉浸在水稻世界里，再無其他雜念，心靈純粹，不染纖塵。他不但翻倍糧產，還著作等身，即便逝世了，后來者仍能從他的學術中尋找靈感、規避歧路，繼續造福人類。

就算按古代儒家標準，立功立言立德，袁氏也是大滿貫得主。他若不是圣賢，那誰又稱得上圣賢呢？然而袁氏少年時不一定有成為圣賢（道德模范）的夢想，他甚至也沒有杜甫“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這樣的襟懷?！昂滔鲁藳鰤簟蹦芊癯烧?？主要成分是科技探索，人文關懷則是附加的。然而就是這樣純粹的科學興趣和自然好奇，錘煉他一生的品格，力助他成就不世之功。他的學術專著里，也許無一字言仁愛，但字字背面都彌漫著“仁愛”的芬芳。

在朱熹之前，有一個人近似袁隆平，那就是《夢溪筆談》的作者沈括，可惜朱熹和所有古代儒生對他都沒有足夠的重視，以致根本無法說明白“格物致知”的成圣之路。稀里糊涂地格著物，突然之間就成了圣。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的辯證關系，在古代儒賢的思維里，似乎從來沒出現過。好好的唯物主義方法論，到了王陽明那里，竟成了唯心主義方法論，并且因果倒置，讓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為什么古代儒生發現不了“格物成圣”的轉換與演變的奧秘呢？這得要歸咎于儒學的本源。

三

格物致知這一詞，源自《大學》，《大學》剝離于《禮記》。儒家“格物致知”的最終目標，不是要將人類送入一個物質豐富的世界，而是要將人類帶進一個道德圓滿的社會。用現代的話說，就是片面追求精明文明，而忽略了物質文明。這才是朱王掙扎在“格物致知”的泥潭里出不來的根本原因。

《大學》里有一段話，對我們理解古儒的“格物致知”學說很重要：“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p>

這段話明顯表示，格物致知的終極目標，不是為人類謀福利，而是利用格物知識“明明德于天下”，將好的道德秩序推行于四海八荒。而獲取知識的最初目的，竟只是為了“誠意正心”。

誠意在這里是指意念通達。正心則是指心靈純正，無雜質，也無掛礙。知識為什么能起到這個作用？是因為這些知識都是你親自實踐研究得來的，或是經過深思熟慮認定的。而不是屈于權威，口是心非，人云亦云。

通過“格物”，你認清了這個世界，然后心口合一，是什么就說什么，這樣意念才能通達，心靈才會明凈。之后以誠修身，才會成為一個正人君子。再之后才能齊家、治國、平天下。

這邏輯當然沒錯?？扇绻R僅僅是為了拿來“誠意正心”，而不用作功利轉換，那便是本未倒置、大材小用了。但這正是儒學癥結之所在。重義輕利是儒家的核心觀念，兩千年儒學，就沒有重視過科技之功。儒家眼中的立功，僅僅是指協助君王治理國家或抗擊侵略。陪祀文廟的歷代圣賢，都是管理型人才，沒有科學家?！爸戮龍蛩瓷稀笔菫榱恕霸偈癸L俗淳”，“平天下”的目標是“大同社會”，而不是富裕社會。

那么所謂的大同社會，儒家的頂層設計究竟是怎樣的呢？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只要稍加分析，我們就會發現，“大同社會”的確是一個道德和諧社會，而不是一個物質豐富社會。跟我們所追求的共產主義社會有較大區別。共產主義社會首先要求物質極大地豐富，能滿足人們“按需分配”的愿景。而大同社會的物質要求，僅僅是夠用就行，或者說，底層的人們餓不死就好。個人可以不浪費財富，但絕不以追求財富為人生目標。大同社會關注的是個人的品質修養、人與人的友好關系、社會的和諧狀態。

正因為這樣，才有《論語》中孔子的片面認知與教學偏重：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闭垖W為圃。曰：“吾不如老圃?！狈t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遲顯然是一個袁隆平式的學者，無奈被孔子徹底否定了?？鬃訉r事的輕蔑，其實就是對自然科技的否定，這種貴族式偏見導致儒家的“格物致知”注定只能流于表象，而無法獲得真正的知識，甚至無法厘清獲取知識的途徑，也就是方法論。

王陽明就是例證。當他要認真格竹時，竟只用“逼視”這樣最笨拙的辦法。即便能僥幸格出一些道理來，也無非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巖中。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這種擬人或比德式知識。

而儒家及朱熹所要求的“窮盡物理”，或許正是類似于這種道德感悟吧？正因為這樣，王陽明才覺得求知于外物，是浪費時間和精力，不如求知于內心，只要心存“敬”“愛”，那么“知”瞬間便來，根本用不著像朱熹提倡的那樣，窮其一生，格盡萬物。生命實在是太短暫了，格來格去，只怕一事無成，最后倒在格物的途中。

在這里，王陽明甚至把“知”替換成了“良知”，并反過來呼吁人們“致知格物”，而不是“格物致知”：“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p>

嗬，簡直是乾坤大挪移，并且顛倒了因果始終。這樣用良知“培育”出來的萬物天理，全成了倫理道德的意象。以菊花為例，大抵會呈現諸如此類的審美旨趣：

“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不是花中偏愛菊，此花開盡便無花”；“繭菊初爆淋漓意，幻作千拳裂乾坤”；“一從陶令評章后，千古高風說到今”……

這些詩句的確寫出了菊花的某些特征，但這些是屬于菊花的自然本理嗎？顯然不是。菊花本無意，所有的意思，全來自詩人內心。人們無法根據這些義理，更好地培植菊花，卻可以根據這些感悟，堅定自己的人生信念、品質修養和報國情懷。

在現代人看來，王陽明的這套理論，簡直要走火入魔了，但對關在山中庭院修身而不得其法的儒生們來說，卻像一雙撥云見日的巨手，一把砸開鐐銬的巨斧，一堆驅逐陰霾的篝火，精氣神一下子就提振起來了。拋開朱熹那種苦不堪言、望不到盡頭的修身法，來擁抱王陽明“立地成圣”的理論，一身頓時松快了許多，好比酷暑里嘬了一根冰激凌。

這正是宋明理學難以調和的分歧。一邊是朱熹他們的性理之學（理學），“存天理，滅人欲”，在漫長的格物道路上，狠斗私字一閃念；一邊是王陽明他們的心性之學（心學），“吾心即宇宙”，“吾心即天理”，只要心存良知，轉瞬便成大道。

四

在南宗禪興起之前，佛教各門各派，姹紫嫣紅，繁花亂眼。南宗禪一出，其他宗派望風披靡，紛紛退出歷史舞臺。究其原因，是南宗禪“見性成佛”的觀點深得信徒們的喜愛，造成了信仰上的虹吸效應。

神秀與慧能之爭，直接影響了朱熹與王陽明之爭。一個是“身似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绷硪粋€是“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前一種學說需要勤修苦練，后一種學說能一步跨越。而朱熹的“格盡萬物”觀念，近似神秀的“時時勤拂拭”，王陽明的良知學，則類似于慧能的“見性成佛”。信徒將如何選擇，自是不言而喻。所以慧能勝了神秀，王陽明勝了朱熹。

同處一個時代，在慧能的光芒下，神秀黯然失色。但朱熹好就好在比王陽明早生了二百多年，待他坐穩了儒家的第三把交椅后，王陽明才姍姍來遲。這時無論王陽明吸納了多少信徒，也只能坐第四把交椅了。

既然良知天成，儒生們只須遵循內心的良知，大膽去社會實踐就可以了。而每按良知完成一件事，心地之光明就會多一分，良知之體量就會大一分，良心之質地就會純一分。最后成為一個無可挑剔的道德完人。而只要自己知道自己已抵圣人境界，別人不知道又有什么關系？正如王陽明臨終前所言：“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在唯物主義者看來，朱熹的“格盡萬物”與王陽明的良知學，都錯了。但良知學破除了心靈禁錮，縮短了書齋時間，讓儒生們能信心百倍、豪情滿懷地參與到更多社會事物中去。因此更符合人性，更順應時代，也擁有更廣泛的市場占有率。

對“格物致知”的不同理解，朱熹主張先知后行，王陽明主張知行合一。若從不同角度來理解，這兩種觀點都沒有錯?，F在的孩子們先讀十幾年書，畢業后再參加工作，不就是先知后行嗎？長大后，工作中出現很多問題需要解決，只能一邊工作一邊學習，不就是知行合一嗎？

然而這兩種觀點，放在朱王各自設定的背景下，又都是錯誤的。

朱熹把格物看作是單純地獲取知識，并且還不是那種經世致用的知識，而是提高自己品格修養的知識。格物的過程既繁瑣，又漫長。要想抵達天理，就要控制欲望，窮盡一生，一點一點去修正心靈。到達一定思想境界后，再去參與社會事物的管理，這才是“行”。

朱熹不知道的是，其實格物的過程就是“行”的一部分，必須要進行社會實踐，才能得到真正的“知”，像王陽明格竹那樣去格萬物，只有死路一條。正因為朱熹沒有指明格物的具體方式，才會出現王氏格竹法。王陽明格竹不是為了自暴蠢行，而是為了諷刺朱熹。

朱熹的“格物致知”加“先知后行”觀，把宋儒們弄得苦不堪言，拘謹了一生，卻毫無經世能力與手段。強蒙一來，長沙這邊的儒生一腔孤憤，卻束手無策，末了只能自掛麓山林木，以示不共戴天。

其他地方，也大抵如此，死節者眾多，能有效抵抗的，幾乎為零?！盎炭譃╊^說惶恐，零丁洋里嘆零丁”，這一句是說治世能力?！叭松怨耪l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這一句是說錚錚氣節。文天祥的這四句詩，幾乎把南宋末年的宋儒概括殆盡。崖山蹈海的文臣們，則是最為悲壯的證明。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觀，現代人以為就是知行并舉的意思。其實不是。知行并舉，是指學習與實踐一路纏繞，互為因果，相輔相成，蛋又孵雞，雞又生蛋。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則是指，行就是知，知就是行?；蛘哒f，根本就沒有知，知只是內心的良知。帶著良知上路，去處理紛繁復雜的世事，此生就會圓滿。

王陽明從小才華橫溢，智商極高，記憶力超群，又博覽群書，還精通劍術箭術，簡直能文能武。對他來說，學問就像天生的，在書齋多待一年少待一年，沒什么區別。他行萬里路攝取知識的速度，完全不比坐在書齋里讀萬卷書的腐儒們差。

所以他才會說，參與社會事物，只要攜帶良知就可以了。就像六祖慧能所說的，只要心無掛礙，便能坐地成佛。事實也的確是這樣的，王陽明一生講學、剿匪、平叛、鎮亂，無不功成。對別人而言千難萬難的“立德、立功、立言”，在他這里完全不是個事兒。遺憾的是，他把這份功德歸于良知，有意無意地忽略了真才實學在其中的作用，把將他視作偶像的儒生們給騙慘了。

王陽明顯然高估了儒生們的智慧，他的粉絲不但沒有借良知化賢成圣，反而像一群無頭蒼蠅那樣行事無章。大明王朝就是被這班以良知正義自居、每天為各自利益吵鬧不休的儒臣們給葬送了。

王陽明說心存敬愛，便生良知?？墒?，人們為什么要心存敬愛呢？為什么要有良知呢？王陽明沒有解決好這個終極問題，又把古儒用“格物致知”來“誠意正心”的重要步驟給省略了，使得明代儒生睜眼說瞎話的本領一路看漲。朝堂里每天都有儒臣們表演的“忠良秀”與“道義秀”，行的卻是黨同伐異、架空皇權、瓜分資源之實，就算是聲名稍好的東林黨人，也概莫能外。等到崇禎皇帝自掛煤山時，身邊孤零零的一個人都沒有。絕大多數“忠良”早樹倒猴猻散，忙著改換門庭去了。這是王陽明絕對沒想到的。

就是說，宋末的時候，長沙城的儒臣們與岳麓書院的儒生們匯合在一起，還能悲壯地討論死節的法子。等到明末，王陽明的徒子徒孫卻在滿人打來之前，早早就把一座偌大的山中庭院給拋棄了，各自尋找屬于自己的未來去了。也許對他們來說，“良禽擇木而棲”就是他們心中的良知。那些在萬歷朝為了所謂的“心中道義”，前赴后繼爭著要被杖斃的儒臣，這時竟消失得無影無蹤。他們這是鉆了良知學的空子呢。

幾百年來，儒生們一群群來，又一群群去，他們的言行舉措，甚至內心糾葛，岳麓山清風峽的古樹們，看得一清二楚。只不過，無法告訴后世的你我罷了。

五

義利相悖的觀念，給儒學留下了巨大的理論漏洞，是儒門任何天才都無法填補的?，F代人都知道，對個體來說，道德是一種約束，一種禁錮，人們面對它，絕不會甘之如飴，內心通達、好德勝過好色的人，鳳毛麟角。而社會之所以要提倡道德，是因為道德能保證集體利益，或者說，道德的施行，能讓人類集體利益最大化；道德的提倡，可以讓人們減少磨擦，降低消耗，互利互惠，彼此成就。

說穿了，對整個社會來說，道德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儒家卻不這么認為，儒家把道德當作個人和社會終極目標來追求，并認為它是人性中本有的東西。在我看來，道德是人性妥協的產物，道德就是委屈求全，以自我來換取個人利益、集體利益和人類共同利益。道德雖如鐐銬，卻能讓人們更好地生存，讓文明更快地發展。

對個體的人來說，道德不是根本，生存才是根本。頂層設計錯了，儒學就很難自圓其說。儒家用圣賢的榮譽來誘惑儒生，看似許人以名，其實也是許人以利。名利往往相輔相成，用聲名去“曲線救國”，有時也能帶來巨額利益。

對已經實現財富自由的人來說，聲名本身就是一種利益，一種讓人產生滿足感的利益。好的聲名能滿足馬斯洛理論七大需求中的三大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以及自我實現的需求。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與恨，這才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動力源。

宋明理學的內圣之學就是無限超越道德，進入人生最高境界，成圣、成仁、成大人，將有限生命擴充至無限圓滿。說白了，就是內心成就感滿滿。這種成就感當然是精神上的滿足，值得大書特書，但這樣的人畢竟少之又少，它不能作為生而為人的標尺。

何況，對看重家族繁衍的古代儒生來說，財富的積累幾乎沒有盡頭。如果道德僅僅只能帶來虛名，儒生們就不得不在心靈的黑暗處進行名利的種種轉換了，這樣一來，封建時代純粹的道德完人幾乎屈指可數。處處講究“仁義”的儒門，反而充塞了各種追名逐利的偽君子。就是說，標準太高，大家都達不到，只好扭曲心靈，陽奉陰違。甚至連儒門四圣之一的朱熹，仍有無法涂抹的污點，從歷史的幽深處傳下來。比如他為栽贓打壓對手，對官妓嚴蕊濫施酷刑的那段公案，就讓人觸目驚心。

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浠ㄩ_自有時，總賴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

只要嚴蕊的這首《卜算子》還有人記得，無論朱熹多么光芒四射，總有一小團陰影牢牢地沾在了他腳下。

因為無法解答道德為什么能成為個人與社會的終極目標，宋明理學便把儒教的至高神——昊天上帝給搬出來了，認為道德是上天創造的，是天理，個人必須嚴格遵循，才能天人感應，最終從凡夫俗子成就一代圣賢。朱熹甚至認為，天、帝、道、理是同一本體的不同稱呼。遵循理義道德，便是不忤逆天帝。道德成了一個神學名詞，借天地神靈將人們綁架在道德的車轅上。

然而，道德是利益分配的產物，“讓利”是衡量道德的標準之一，道德如果不體現在利益分配上，真偽善惡就很難分辨。就是說，形而上的道德，無法作為形而下的處事標準和手段，兩千年朝堂的嘴炮對攻，最終都沒解決國計民生所需要的恰當利益分配，從而調動人們建設國家的積極性，反倒是讓文臣武將借道德之名完成了財富瓜分與土地兼并，以致每個王朝都很難長治久安。

道德既無法處理家國大事，又無法保證遵守道德之人的利益，那么即便它是上天神物，也難以在人間大行其道。

六

神秘的古代書院，其教學科目其實非常簡單，主要就是政治學，而且是政治學里的思想品德學。再要細分，就只是思想品德里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偏偏因源頭出了問題，錯把手段當目標，以致怎么解讀，都難以自圓其說。學派林立的書院，爭來論去，無非是以錯應錯，以錯攻錯罷了，并且僅僅限于紙上談兵，對現實社會和世俗人心，并沒有多大的影響力。

大道至簡，道德對普通人來說，其實就是一種無形的制度約束，為生存資源的生產和分配保駕護航。對普通老百姓來說，遵守它，有糖吃；不遵守，吃棒子，簡單粗暴。根本用不著將它弄得玄乎其玄，神乎其神，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

今天，我重返岳麓書院，徘徊于斑駁的亭臺樓閣間，想著古代書生們在這里的求學生活，免不了要唏噓感慨一番。對他們來說，這激情燃燒的歲月，莊嚴又神圣，每天忙碌而充實的課業，就是在為實現儒家理想打基礎、開思路、強能力、謀手段，“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使命，一直在心中熠熠發光，哪怕在睡夢中也不曾熄滅。

然而現代人卻看得很清楚，他們反復研習的，無非是為什么要做一個道德完人，以及如何做一個道德完人。偏偏這兩個問題，儒門頂層都沒有看透。換句話說，盡管書院儒生把最美的青春都獻給了虛無的道德玄學，但當危難來臨時，他們身上所呈現出的道德成分并不會比蒙昧的農工商階層更多。

道德對農工商階層來說，只是一種制度約束，在道德的范疇內，謀求更大的生存空間，已是他們的潛意識行為。何況生存艱難，專心致志、精益求精去干好一份工作，可能比在書院研究人生觀與價值觀，更能錘煉人格品質，就像科學家袁隆平一樣，“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然后君子”。

歷史已經證明，農工商的品格并不比儒士差，他們在為自己謀利的同時，也在為社會創造財富、創新科技、制定行規，推動文明緩緩向前發展，這才是魯迅筆下的民族脊梁。如果僅僅只從古代書院去挖掘湖湘文明或華夏文明的精神源頭，那是完全不夠的。推動歷史前進的精神力量，還得從更廣闊的民間去發掘。

沈括的《夢溪筆談》，是一部真正利國利民的科學巨著，若是朱王等先賢能將它引作儒學經典，哪怕是當作“格物致知”的路徑與案例來看，華夏文明的發展，也會少走很多彎路?？上У氖?，沈括并沒有真正引起朱王的重視。朱熹讀過《夢溪筆談》，但也只是引用沈括所提事例，作為自己觀點的旁證。

據史載，元豐元年（1078年），宋神宗打算派沈括總領潭州政務，但被一個侍御史諫阻，詔命隨后被撤回去了?，F在想來，若沈括真到了長沙，岳麓書院在他的引領下，必定會有另一番治學氣氛吧？

難以置信的是，在宋代那種崇尚空談的佛儒氛圍下，正兒八經進士出身的沈括，好像沒受到絲毫影響。他一生在數學、物理、化學、天文、地理、水利、軍事、醫學、經濟、藝術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詣，取得過不俗的成績。更奇怪的是，沈括的仕途也走得很不錯，曾為財政部最高長官——三司使。因為具有科學研判頭腦，遇到問題都能實事求是去剖析，往往能切中肯綮，一舉成功，這是其他儒官完全無法比擬的?？上У氖?，沈括當紅時，沒有向皇帝建議成立一套對各類科學發明進行有效保護與獎掖的管理機制，使得科學在古代永遠都處在萌芽狀態，無數能工巧匠的智慧就這樣被忽略或淹埋了。

2023年夏天，因為相關的寫作任務，我多次流連于岳麓山下，來來往往，從身邊擦肩而過的行人，都有一張青春的面孔，生動而充滿朝氣，我知道他們是湖大的學生。望著他們個性張揚的裝扮，我內心涌出無限的艷羨來。

湖大號稱千年學府，自認為是岳麓書院的延續?？墒聦嵣?，書院相對于湖大現在的體量而言，只能用滄海一粟來形容了。作為一所現代綜合型大學，湖大的辦學模式與內容，教育意義與目標，與古代書院已迥然不同。相當于另起爐灶，或者說，改弦易轍，互相之間并不存在多少繼承關系。

跟舊時的儒生相比，現代學子要幸福多了，有無數學科專業可供選擇，他們只要遵循內心的召喚就好，在努力提升才學與能力的同時，也打磨自己的人格品性。德育課仍然有，但不再是形而上的玄學，而是與時事政治、國家興衰、民族存亡緊緊捆綁在一起，當責任感與使命感被喚醒后，道德自然會在年輕的心靈中增加比重。

漫長的封建時代，書院孤燈獨明，啟迪了無數智者先賢，是古代文化的重要高地，這個沒錯。但在全球知識爆炸的今天，書院精神早已退隱成了歷史深處的一粒螢光。任何夸大其學術內涵與象征意義的言行，對現代文明的發展來說，都有固步自封、作繭自縛的危險?？萍嫉难该桶l展，使得這個時代需求借鑒的歷史經驗，已經非常少了。我們更多要考慮的是，在風起云涌、猝不及防的新生事物中，盡早對未來進行布局。

拜謁岳麓書院，談論里面的人與事，心態盡量平和一些，不要沒來由地瞎激動。崇高、偉大、神圣等諸如此類的字眼，能夠少用，就盡量少用。清醒而理性地面對人類文明的過去、現在，以及未來，這才是今天我們所應該抱持的態度。

謝宗玉，作家，現居長沙。主要著作有《獨自遠行》《末日解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