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筆記本”中的一片“葉子”

小說《葉子》似乎希望通過虛構這一書寫行為，將“我”與“葉子”聯系起來，并試圖框定“葉子”這個人物，但最終，作者覺察“葉子”難以被框定。類似廬隱《東京小品》中對日本婦女的觀看，“我”對“葉子”的原初觀察，近似一種人類學的“參與性觀察”（Participant?Observation）。

正值千禧之交，“我”在大學畢業的空檔期懸擱了職業選擇，“我”幾乎不再行動，凝縮為現代文學“風景”裝置中經典性觀看之眼：“我喜歡站在客廳的落地窗前面，看一會兒下面那條被近午的太陽光照得閃閃發亮的小街”。街道寂寥，只偶爾有老人、小孩或家庭主婦出現再隱沒，“我感覺生活就是這樣寂寞，又空茫茫不知所向”?！拔业氖澜纭钡目斩椿?，反而催動“葉子的世界”向“我”敞開?！拔业氖澜纭比缤拔摇睍r常吃的潮汕粥，而“葉子的世界”則充滿異類的活力，“有時過于赤裸、粗野，令人不適，但也猛烈、新鮮、刺激”，恰好充當佐粥小菜?！拔摇睂θ~子及其友人的考語幾乎是業余民族志式的：開連鎖鞋店的男人“粗音大嗓，舉止像個小販兒”，另一個男人“穿著夏威夷衫和短褲，舉止沒那么魯莽，卻帶著明顯的傲慢和輕浮”，同鄉“妝都畫得很濃，粉底涂得白而厚”。葉子本人還引出一段福建人“下南洋史”。相較“參與性觀察”所要求的懸置預設，“我”卻不時跳出敘述，并展現個體的“異鄉人”體驗：葉子是因剛到新加坡不久，故而才會有“認親”的興奮。

“我”一方面將自己與葉子置于女性共同體，幾乎借助男性對女性的欲望凝視而將葉子愛欲客體化（Erotic?Objectification）——這并非指“我”會與廬隱同樣分享隱微的同性情誼，而是指在面對熟悉中的陌異時，由于難以調動從前的認知結構消化這種陌異，便不得不借助男性對女性的欲望化觀看。文中頻繁寫到葉子“體態豐滿”，“我”對葉子的初印象則是“愛笑”“斜睨”等“可愛的賣弄風情”：“盡管我是個女孩兒，也覺得這很讓人喜歡”。另一方面，在男性占據性優越和經濟支配地位的世界中，這種模糊的親密欲望卻在女性被商品化的羞辱處境中被迫分裂，轉向“葉子和我們不是一樣的人”?！拔摇本芙^葉子的服飾建議，“我才不稀罕女人味兒”，勉強接受了鐲子卻不慎磕碰出裂痕。

“我”始終有形塑自我的道德訴求，葉子則不僅超越了既定的道德律令，甚至并沒有一個“內面的自我”加以檢視。這并不是說相較名牌大學畢業、有啟蒙知識、平權觀念武裝的“我”而言，葉子就是前現代、反啟蒙，因而也是“低級”的，而是說，“自我”正是在觀察、書寫、與他者的對比結構中被構造而出。葉子的自我則是在和“我”的閑話、“我”目擊的葉子與他人的閑話中顯現的。葉子生活于同鄉社群熟人團體，閑話本就是“群體邊界的標記”，它由大量的閑話、傳說與流言構成知識庫（Vaststore），蘊含著社群內部共同遵循的道德規范、價值觀念與交往規則。于是，并不是在“我”的考語，而是在葉子的閑話中，南洋移民的歷史和當下共現。

相比“事件的精彩”，張惠雯強調“人的存在的精彩”：“人們喜歡感慨地說‘現實比小說精彩’，這個‘精彩’往往指曲折離奇、炫目刺激的效果。不過，真把現實中的各種精彩事件搬進小說里去，那小說倒未必好看。小說的精彩和現實的精彩是不同的?！雹佟度~子》便是“葉子”存在的精彩。葉子并不誕生于紙面的反思與比較中，而是長在“閑話”中，在“我聽說呀”、后廚打工經驗的自述、開服裝店的夢想、“真想睡他一下”中，在口頭而非書面的語言土壤中。葉子是活在“閑話”所指涉的現實結構中的人，是充分朝向全球移民、傳統社群結構變遷、女性情感勞動資本化等危險而蓬勃的外部生活，而非文學性的內面自我的人。

《葉子》或可被認定為《在南方》的延續，置于宋明煒歸納的張惠雯創作第三階段：“《在南方》這本小說集里的每一個故事，都是關于生活在南方的異鄉人”，文中充滿“人們內心的機關，秘密的眼神，言語和思想的錯位、誤會、懷疑，因為恐懼而不敢去追求自由和幸?！雹?。然而，未能和葉子同樣投入外部生活的“我”在寒冷的波士頓回憶濕熱的新加坡，借助“反差的特殊效果”③，這與其說是“倫理自由”，不如說是一種“自我的倫理”?！拔摇钡挠^察、書寫在使自我主體化的同時，也使自我客體化，使“人自身就是行為的對象，也是行為實施的領域，是行為工具，也是行為主體”④?！度~子》近似?？路治龅南ＥD時期的“個人筆記本”，它不只是“我生活里的一段秘密”的記憶輔助或友誼淡化后的替代品，還是“構成一種材料和框架以便反復地進行這些訓練：閱讀、重讀、沉思、與自己及他人交談”⑤。經由書寫，張惠雯為自己構造“生命倫理邏各斯”和“有用的話語裝備”。帶著對“每個人都是一個孤島”的承認，落入書名號中的葉子，仍可為“我”提供“從生活那里扳回一局”的可能性。

作者簡介：李舒揚，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

責任編輯?韓新枝?張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