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E框架下制造企業ESG表現提升路徑分析

張國富 李鼎

【摘要】隨著我國資本市場的日益完善， 企業的ESG表現越來越受到學術界和實務界的重視。本文以制造企業為研究對象， 運用必要條件分析（NCA）、 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fsQCA）方法， 探討技術、 組織、 環境層面六個前因條件對制造企業ESG表現的協同影響。結果表明： 制造企業ESG表現受多個因素共同影響， 單一因素無法構成企業高水平ESG表現的必要條件； 研發投入對ESG表現的提升具有普適作用； 政企聯動促表現、 科創為核優表現、 自勉外患提表現三類驅動模式可以實現制造企業高水平ESG表現； 特定條件下， 各因素存在一定的互動關系。研究結果不僅從組態視角豐富了ESG表現的相關研究， 而且為制造企業提升ESG表現提供了路徑參考。

【關鍵詞】ESG表現；TOE框架；NCA；fsQCA

【中圖分類號】F275? ? ? 【文獻標識碼】A? ? ? 【文章編號】1004-0994（2024）04-0063-7

一、 引言

2004年， 聯合國全球契約組織在《在乎者即贏家》報告中首次提出ESG（環境、社會和治理）的相關概念。此后， ESG便被視為一種衡量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工具。國際組織、 國際ESG評級機構等對構建國際統一協調的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和表現指標不斷進行深耕。ESG在我國尚屬于新興領域， 近年來才受到較為廣泛的關注， 但發展呈現顯著的加速趨勢。監管部門、 上市公司、 資管機構等資本市場各方， 開始從政策規范、 標準制定、 信息披露、 投資策略等多方面積極搭建ESG體系?，F實中， ESG表現常常被視為企業的一種核心競爭力， 是拉動企業做大做強、 持續發展的重要支撐（聶輝華等，2022）。制造業作為我國國民經濟主體及未來發展戰略優勢的重要支撐（曹裕等，2023）， 存在由長期的粗放發展模式導致的環境問題及大而不強的現狀（肖靜等，2022）， 面臨核心競爭力下行壓力。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 制造企業要尋求高質量發展模式。因此， 對推動制造企業ESG表現提升路徑的研究既是當前學界關注的焦點， 也是制造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客觀需要， 具有重要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目前， 有關制造企業ESG表現的研究， 學者們主要圍繞以下兩個方面展開： 一方面， 現有文獻熱衷于考察制造企業ESG表現的經濟效果與非經濟效應。經濟效果主要集中在研究ESG表現對企業財務指標（ROA、ROE、Tobin-Q等）的短期影響。非經濟效應主要體現在對環境績效、 綠色創新水平以及多樣性的驅動效應探究上（李思慧和鄭素蘭，2022）， 缺乏對ESG表現提升經濟后果的深入研究。另一方面， 涉及ESG表現提升問題的研究， 多采用實證回歸的方式考察技術、 組織、 環境等單一層面因素對ESG表現的凈效應。而在提升傳統制造企業ESG表現的實踐中存在著各種矛盾， 如環境保護與經濟效益之間的矛盾、 社會責任與企業利潤之間的矛盾等， 這些矛盾的存在折射出制造企業ESG表現的提升可能是一項復雜而長期的系統性工程， 是多重條件變量相互影響的綜合體現。僅考察單個因素對ESG表現的凈效應， 可能無法有效揭示影響制造企業ESG表現的多元路徑以及不同要素之間的復雜聯動。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以A股上市制造企業為研究樣本， 引入技術—組織—環境（TOE）框架， 運用NCA與fsQCA方法， 試圖厘清要素間的組態效應以及不同層面要素與企業ESG表現之間的復雜因果關系。

二、 文獻回顧與研究框架

（一） 制造企業ESG表現

ESG是一個從環境、 社會、 治理這三個方面對企業表現進行評估的框架。該框架可以幫助企業識別并管理與其業務相關的環境、 社會和治理風險。在全球碳減排目標的驅動下， 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正經歷從單項披露到綜合披露的轉變。如今， ESG表現被視為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衡量指標， 可作為核心競爭力的一種體現， 存在著諸多影響因素。此外， 對處于VUCA（不穩定、不確定、復雜、模糊）時代的傳統制造企業而言， 需要思考的不再是要不要進行ESG信息披露， 而是應通過何種方式提升ESG表現， 以實現長遠發展。由此， 文獻回顧主要聚焦于兩個核心議題： ESG表現的影響因素及其提升路徑。在ESG表現的影響因素研究中， 學術界普遍認同制造企業ESG表現存在諸多影響因素， 且這些因素在不同情境下發揮的作用具有明顯異質性。其研究可大致分為三個主要維度： 技術層面， 如企業的研發投入（王曉紅等，2023）、 數字化轉型（王海軍等，2023；韓忠雪和張玲，2022）、 信息技術（李國龍和朱沛華，2022；林輝和李唐蓉，2023；祁懷錦等，2020）等均可對企業的ESG表現產生積極影響， 并且該影響存在產權和地區差異； 組織層面， 如企業規模（池仁勇等，2020）、 高管異質性（黃荷暑和周澤將，2015；De Masi等，2021）、 共同機構投資者（何青和莊朋濤，2023）， 甚至家族涉入（許金花等，2018）等； 環境層面， 如政府支持（Aguilera等，2007；夏蕓等，2023）、 行業競爭程度（Muhmad等，2021）、 投資者關注（陳曉珊和劉洪鐸，2023）、 媒體關注度（Xiong和Luo，2021）等。針對ESG表現的提升路徑， 研究主要集中于從某一視角（劉惠好和馮永佳，2020；林潤輝等，2015）或者單個影響因素（梁彤纓等，2016；潘玉坤和郭萌萌，2023）出發， 通過理論分析歸納出企業ESG表現的提升路徑。

綜上， 現有研究立足技術、 組織、 環境等多個層面對制造企業ESG表現展開了較為系統的探究， 但仍存在一定的拓展空間。一方面， 以往研究聚焦于技術、 組織和環境等單一層面的影響因素， 未對各層面影響因素進行有效整合。另一方面， 上述研究大多采用回歸分析方法， 在假設因果的基礎上， 探究各因素對ESG表現的凈效應， 且三重交互便已經到了回歸分析的可解釋邊界， 忽略了復雜環境下影響因素耦合后的多重并發情形。因此， 組態視角下制造企業ESG表現的驅動路徑仍需進一步探究。

（二） TOE理論框架

TOE 框架本質上是一種基于新技術應用情境的綜合性分析框架， 其中又將影響新技術應用的因素劃分為技術、 組織與環境三個維度。選擇TOE框架的原因在于： 首先， 企業ESG表現受技術、 組織和環境各層面前因條件的綜合影響， 是多維度因素的協同影響結果。其次， TOE框架是一個具有高度概括性的理論模型， 可以根據研究問題和具體情形做進一步細化， 具有較強的靈活性、 操作性及廣泛適用性（曾經緯等，2023）。此外， 鑒于制造企業ESG表現的提升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 而TOE框架能夠為這些影響因素的整理和歸類提供合適的工具。因此， 本研究引入TOE理論框架， 從技術、 組織和環境三個方面對制造企業ESG表現的驅動因素進行組態分析。

（三） 模型構建

梳理相關文獻發現， 學者們對于技術、 組織、 環境三個層面所涵蓋的具體因素并未形成共識。技術層面： 資源基礎理論認為， 企業的資源和能力是形成競爭優勢的基礎， 數字化轉型有助于企業整合現有及獲取新的資源和能力， 進而提高企業競爭力； 熊彼特創新理論認為， 企業創新是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 而研發投入是企業提高技術水平和創新能力的重要手段。組織層面： 高階理論認為， 高管團隊是企業戰略決策和發展方向的關鍵影響因素， 其具備的綠色高質量發展理念有助于推進企業向可持續發展模式轉變； 現有學者研究表明， 資金供給能力對企業綠色轉型和ESG信息的披露均具有重要影響。環境層面： 信號傳遞理論認為， 在行業競爭激烈的環境中， 企業想要維持或擴大市場份額， 管理層會向外界傳達積極信息， 一定程度上會迫使企業更主動地履行社會和環境等責任； 財政補貼因其時滯性短、 針對性強等特征， 可以很好地緩解企業進行非經濟因素（如ESG）投資所帶來的成本壓力。

1. 技術層面， 包括數字化轉型和研發投入兩個二級條件。一方面， 數字經濟時代， 數字化轉型賦予了企業新的發展動能， 已經成為制造企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路徑（趙宸宇等，2021）。有學者研究發現， 數字化轉型能夠強化市場對企業的正面預期、 促進企業創新績效和價值提升（吳非等，2021）， 使得企業更有意向參與ESG信息披露。胡杰等（2023）研究指出， 數字化轉型能通過促進企 業結構優化、 提升企業內部信息透明度以及緩解融資約束等多種途徑對企業 ESG 表現產生積極影響。另一方面， 研發投入作為企業加速數字化轉型的預備環節， 可以促使企業開發新興產品， 以提高生產效率、 降低能源消耗， 從而降低社會和環境風險， 同時在致力于研發新產品新技術時， 需要高度的風險管理能力進行輔佐， 這在一定程度上又會促進企業內部治理的完善。

2. 組織層面， 包括高管綠色認知和資金供給能力兩個二級條件。一方面， 較高的高管綠色認知會促進企業經濟績效和環境績效提升（李亞兵等，2023）， 顯著正向調節企業綠色資源獲取能力和整合能力與環境創新間的關系（邢麗云和俞會新，2020）， 提高企業對環境保護的重視程度， 推動企業采取更多的環境友好型措施， 進而對企業的ESG表現產生積極影響。另一方面， 資金供給能力也是影響企業ESG表現的重要因素。首先， ESG相關信息披露及實踐會占用企業內部有限的資源， 增加企業投資支出和管理費用。其次， ESG作為一種非經濟因素投資， 也會對企業資金供給能力提出較高的要求。例如， 環保技術的研發或購買、 專業技術人員的聘用、 社會責任的履行和企業形象的維護均需大量資金的支持。當企業面臨嚴重融資約束時， 其ESG表現可能遭受明顯抑制。

3. 環境層面， 包括行業競爭壓力和財政補貼兩個二級條件。一方面， 在競爭程度較高的行業， 由于行業進入門檻低， 企業面臨更多的競爭對手（李雷等，2023）。巨大的行業競爭力會推動企業提升ESG表現以鞏固自身市場地位和競爭優勢。另一方面， 政府支持已經成為企業必不可少的戰略資源， 其中財政補貼是政府為制造業上市公司提供支持的有效形式， 能夠進一步激發企業改善社會、 環境、 治理等方面的表現（孫蘭，2022）。

綜上， 本文最終選取數字化轉型、 研發投入、 高管綠色認知、 資金供給能力、 行業競爭壓力和財政補貼六個前因條件。組態視角下， 各因素對制造企業ESG表現的影響并非獨立存在，而是通過彼此間的組合發揮作用。由此， 本文構建理論框架如圖1所示。

三、 研究設計

（一） 研究方法

1. 必要條件分析（NCA）。NCA方法由荷蘭管理學學者揚·杜爾（Jan Dul）開發， 用于研究結果發生的必要條件， 學者們用“卡脖子”技術、 瓶頸因素等方式稱呼必要條件。借助R-Studio軟件NCA包進行分析， 不僅能夠判斷條件變量是否為產生結果的必要條件， 還能通過上限回歸（CR）和上限包絡（CE）分析必要條件的效應量， 識別出條件變量在多大程度上構成結果的必要條件（Dul，2016）。

2. 定性比較分析（QCA）。QCA作為一種定性分析方法， 能夠識別多個變量的不同組合對結果變量的影響。本文選擇fsQCA方法主要基于兩方面考慮： 一方面， 制造企業ESG表現受多種因素影響， 基于集合論分析的fsQCA方法， 能夠為厘清這類組態問題中所存在的復雜因果關系提供新的解決方案（Fiss，2011）； 另一方面， fsQCA通過集合的關系推斷條件變量與結果變量之間的關聯， 可以識別出哪些條件以及組態是結果發生的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需要說明的是， fsQCA方法下的必要性分析主要借助目前學者廣泛認可的一致性門檻0.9作為判斷條件必要性的標準， 當單個條件的一致性大于或者等于0.9時， 可認為該條件是結果產生的必要條件， 否則認為該條件不是結果產生的必要條件。

（二） 變量選取及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A股上市制造企業作為研究樣本， 相關數據主要來源于CSMAR數據庫、 華證數據庫以及借助文本挖掘方式進行收集?？紤]到數據的全面性， 本文選取制造企業2020年度數據作為考察期。數字化轉型對企業ESG表現的影響效果往往具有滯后性， 故選取2019年度數字化轉型數據同結果變量進行匹配。同時為避免截面數據的單一性以及為檢驗結果路徑在時間維度的普適效果， 依照2021年數據重新構造結果路徑進行可靠度檢驗。

1. 結果變量。隨著可持續發展理念的貫徹落實和“雙碳”目標的踐行， 國內外出現了許多衡量企業ESG表現的方法， 它們在衡量標準、 參考指標以及覆蓋范圍等方面各不相同。本文選取華證ESG綜合評級指標度量企業的ESG表現。相較于華證ESG指標， 其他ESG指標體系均存在一定程度的覆蓋范圍窄、 更新頻率低等問題（高杰英等，2021）。

2. 技術條件變量。學者們普遍認為， 數字化轉型建立在數字技術和數據資源基礎之上， 數據是影響企業價值創造的關鍵資源。這一過程涉及整合和重構公司的組織結構、 業務流程和商業模式， 旨在促進數字技術與企業傳統生產要素的深度融合。對其效果的評估， 需要進行全面分析與綜合考量。因此， 本文選擇CSMAR數據庫披露的企業數字化轉型綜合指數對其進行衡量。研發投入通過對企業研發投入金額取自然對數進行衡量。

3. 組織條件變量。高管綠色認知被定義為企業高管基于對資源環境問題的了解， 形成的資源環境認識和知識結構， 以及在承擔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責任時的心理體驗， 主要包括綠色競爭優勢認知、 社會責任意識、 外部環境壓力感知等因素。參考李亞兵等（2023）的衡量方式， 基于綠色競爭優勢認知、 企業社會責任認知、 外部環境壓力感知3個維度選取一系列關鍵詞， 以其在公司年報中出現的頻次， 測定高管綠色認知。參考Hadlock和Pierce（2010）的做法， 采用SA指數的絕對值衡量資金供給能力， 該值越大表示企業融資約束程度越低， 資金供給能力越強。

4. 環境條件變量。參照目前文獻的普遍處理方式， 以1與赫芬達爾指數HHI的差值衡量行業的競爭壓力， 該數值越大表明行業競爭壓力越大。通過將CSMAR數據庫披露的政府對企業各類補助加總后取自然對數， 衡量財政補貼。

（三） 變量校準

不同于傳統實證研究， 利用fsQCA方法進行分析之前需要進行變量校準。具體來說， 可以根據案例實際情況和變量取值分布確定完全隸屬、 交叉點和完全不隸屬3個斷點即錨點， 對前因條件和結果變量進行隸屬度的轉化， 校準后的集合隸屬度介于0 ～ 1之間。參照fsQCA主流研究做法， 進行直接校準， 將變量的95%、 50%和5%分位數作為判定錨點。具體變量和校準信息見表1。

四、 實證分析

（一） 基于NCA方法的條件必要性分析

將校準好的模糊集數據導入R-Studio軟件， 對各前因條件進行必要性檢驗。表2報告了檢驗結果， 其中包含使用了CR和CE兩種估計方法得到的精確度、 上限區域、 效應量等。當單個條件的效應量大于0.1且P值顯著（P<0.05）時， 認為該特定條件是結果產生的必要條件； 當P值不顯著（P>0.05）或者P值顯著（P<0.05）但效應量小于0.1時， 認為該特定條件不是結果產生的必要條件（杜運周等， 2022）。通過表2的NCA分析結果可知， 研發投入、 高管綠色認知、 資金供給能力、 行業競爭壓力以及財政補貼的必要性效應均不顯著（P值>0.05）， 即表明這些條件單獨不是引發結果產生的必要條件。數字化轉型雖然顯著（P值<0.05）但效應量小于0.1， 也不構成結果發生的必要條件。

表2的結果顯示， 無論CR還是CE方法下所有前因條件均不是影響結果的必要條件。表3進一步報告了各條件因素必要性瓶頸水平的分析結果。

（二） fsQCA組態效應分析

1. 基于fsQCA方法的必要條件分析。本文進一步采用fsQCA方法進行前因條件必要性檢驗， 結果見表4。

根據表4： 單個前因條件對高水平ESG表現和非高水平ESG表現的一致性均小于0.9， 與NCA方法下結論一致， 即不存在單個因素是導致制造企業高水平ESG表現必要條件的情況。這也從側面證實了制造企業ESG表現的提升具有一定的復雜性， 同時為結合使用NCA和fsQCA方法進行必要條件檢驗這一做法的合理性提供了證明。

2. 條件組態分析。充分性分析的一致性標準不同于必要性分析， 但也是根據組態是否一致來區分是否合理。在進行分析時， 需要設定頻數閾值、 一致性閾值和PRI閾值。頻數閾值可理解為案例截斷值， 把小于設定參數的案例全部截斷。本文樣本量為1737， 相較于以往QCA研究而言屬于大樣本， 因此相關文獻的頻數閾值參考意義較小， Ragin（2009）在QCA方法論中指出， 在選取頻數閾值時， 需要考慮樣本量的大小， 往往需要保留90%左右的數據。因此本文將頻數閾值定為15， 數據保留了86%。在進行一致性閾值參數選取時， 參考李雷等（2023）的做法將原始一致性閾值設定為0.85， 參考杜運周等（2022）的做法將有偏一致性閾值（PRI）設定為0.7。在結果導出時， 參考Fiss等（2013）的方法， 主要匯報中間解， 輔以簡約解篩選出組態中的核心條件與邊緣條件。具體結果見表5。就單個組態而言， 5條路徑的一致性水平均高于0.8。從總體來看， 總體一致性為0.886（大于最低限度0.75）， 總體覆蓋率為0.443， 能夠解釋約44%的樣本案例。

3. 組態效應類型分析。根據核心條件的異同將構成制造企業高水平ESG表現的5類驅動路徑， 歸納為3種類型， 即： 政企聯動促表現（H1、 H2、 H3）、 科創為核優表現（H4）、 自勉外患提表現（H5）。

第一種， 政企聯動促表現。組態H1的一致性為0.897， 原始覆蓋率為0.296， 能夠解釋約30%的樣本案例。該路徑在不考慮數字化轉型和資金供給能力的情況下， 當企業處于行業競爭壓力較小、 研發投入較高、 高管綠色認知較高、 財政補貼較高的條件時， 企業可以較快捷地實現高水平ESG表現。因此， 將該路徑命名為“政企聯動促表現”。這條路徑適合于注重創新、 關注環境保護且擁有政府財政支持的企業。

組態H2的一致性為0.922， 原始覆蓋率為0.236， 能夠解釋約24%的樣本案例。該路徑在不考慮行業競爭壓力的情況下， 研發投入、 高管綠色認知、 財政補貼發揮核心作用， 數字化轉型起到輔助作用。表明當企業資金供給能力較差時， 如果研發投入較高、 高管綠色認知較高、 財政補貼較高， 企業仍可達到高水平ESG表現， 且進行數字化轉型的企業可以更快地推進結果的產生。該路徑的核心條件與組態H1類似， 因而將其命名為“政企聯動促表現”。

組態H3的一致性為0.922， 原始覆蓋率為0.255， 能夠解釋約26%的樣本案例。該路徑表明在不考慮行業競爭壓力的情況下， 即便企業沒有進行數字化轉型， 但是依托較高的研發投入和高管綠色認知以及財政補貼， 仍然可達到高水平ESG表現， 且在路徑實現過程中， 企業的資金供給能力可以發揮推動作用。這條路徑適合于聚焦創新、 高管注重環境保護且具有財政支持， 但數字化轉型還未見成效的企業。該路徑的核心條件與組態H1類似， 故依舊將其命名為“政企聯動促表現”。

第二種， 科創為核優表現。組態H4的一致性為0.913， 原始覆蓋率為0.207， 可以解釋約21%的樣本案例。該路徑表明即便企業高管綠色認知較差、 資金供給能力較弱、 行業競爭壓力較小、 財政補貼較少， 但只要其研發投入較高、 數字化轉型程度較高， 仍然可以達到高水平ESG表現。因此， 將其命名為“科創為核優表現”。這條提升路徑適用于高管缺乏綠色意識和環保責任感、 市場規模較小、 缺乏財政補貼， 但致力于研發創新和已經進行數字化轉型的制造企業。

第三種， 自勉外患提表現。組態H5的一致性為0.944， 原始覆蓋率為0.177， 能夠解釋約18%的樣本案例。該路徑中， 研發投入和行業競爭壓力發揮核心作用， 高管綠色認知發揮輔助作用。組態H5表明， 長期注重研發投入的企業在面臨激烈的行業競爭壓力時， 高管的綠色認知會進一步推動企業的ESG表現優化進程， 進而達到高水平ESG表現。因此， 將其命名為“自勉外患提表現”。該組態適用于行業競爭壓力較大、 注重研發投入且高管具有較高綠色認知的企業。

綜合比較五條組態， 本文進一步發現條件之間的互動關系， 包括互補關系和替代關系。一方面， 高水平的研發投入、 高管綠色認知以及財政補貼三者之間存在互補關系。從組態H1、 H2和H3可以看出， 三者總是同時出現， 而當僅有其中一個條件存在時， 組態H1、 H2以及H3將不復存在。同時， 組態H4中的高水平研發投入和數字化轉型需要聯合更多的條件才能形成高水平ESG表現的充分條件組合， 組態H5中的高水平研發投入和行業競爭壓力也需要聯合更多的條件才能形成高水平ESG表現的充分條件組合， 由此說明高水平的研發投入、 高管綠色認知以及財政補貼是推動企業達到高水平ESG表現的三種重要力量， 三者能夠實現互補， 形成合力。另一方面， 非高行業競爭壓力同二者——高數字化轉型+非高資金供給能力或非高數字化轉型+高資金供給能力的聯合之間存在替代關系。通過組態H1、 H2及 H3可知， 雖然高水平的研發投入、 高管綠色認知以及財政補貼能夠互補形成合力， 但是仍不足成為制造企業高水平ESG表現的充分條件組合， 這種合力還需要結合非高行業競爭壓力、 高數字化轉型+非高資金供給能力或非高數字化轉型+高資金供給能力三者其一， 才能形成充分條件組合。前者為制造企業ESG表現的提升提供外部環境， 中間部分提供技術支持， 后者則提供財力支持。內外部優勢得其一， 便可借助互補形成的合力實現制造企業的高水平ESG表現。綜上， 條件間的互動關系如圖2所示。

五、 穩健性檢驗

（一） 調整頻數閾值

Fiss等（2013）指出， fsQCA進行穩健性檢驗的方法有多種， 可以選擇重新調整頻數閾值和一致性閾值等來縮小或者釋放更多的案例。本文借鑒李雷等（2023）的做法， 將頻數閾值調整為16， 案例占比為77%。理論上而言， 提高頻數閾值后， 案例占比會有所下降， 難以實現最大化的簡化組態， 最終會得到調整之前組態的子集（張明等， 2020）。根據表6可知， 總體解的一致性與調整之前的組態基本一致， 解的覆蓋率有所下降， 且表6所列組態為調整前組態的子集。

（二） 路徑可靠性分析

受限于fsQCA方法， 使用的數據大多為靜態的截面數據， 無法有效測試結果路徑在時間維度上的可靠性。為此， 本文借助后驗分析的思想， 將相關數據調整為2021年度， 同上文一樣， 考慮數字化轉型的滯后性， 令數字化轉型2020年數據與結果變量匹配。此外， 考慮到關鍵字提取的主觀性， 又以高管環保背景代替高管綠色認知， 進一步提高結論的科學性。通過構造表5的5條路徑， 將其重新適配到制造企業的ESG表現中， 分析其一致性水平。

根據表7可知， 5條路徑的一致性水平均高于最低限度0.75， 且相較于表5， 組態H1、 H2、 H3及H5的一致性水平有小幅下降， 組態H4一致性水平有小幅上升， 但總體上兩種情形下5條路徑的一致性水平相近。結果表明， 本文分析得出的5類驅動路徑對于制造企業產生高水平ESG表現在時間維度上具有一定的普適性。綜上， 本文的研究結論具有穩健性。

六、 結論與啟示

（一） 結論

在貫徹落實高質量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時代背景下， 制造企業ESG表現成為國內外市場關注的焦點， 但其提升路徑研究明顯不足?；诖?， 本文以A股上市制造企業為研究樣本， 基于TOE理論框架， 從復雜因果效應分析的視角出發， 運用NCA、 fsQCA方法探討技術、 組織、 環境層面因素對ESG表現的組態效應， 得到以下兩個結論： 一是單個因素均不是驅動制造企業高水平ESG表現的必要條件， 技術、 組織和環境條件的互動依賴， 共同構成了推動制造企業ESG表現提升的多樣化組合配置。NCA分析結果表明， CR和CE方法下所有條件都不是引發高水平ESG表現的必要條件， 且fsQCA方法的所有條件一致性也均小于0.9。上述結果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ESG表現的提升具有復雜性， 制造企業ESG表現的提升是技術、 組織和環境等多重條件協同交互、 聯動匹配的結果。二是對于制造企業而言， 實現高水平ESG表現并不存在單一的最優路徑。各驅動路徑之間既表現出因素耦合的差異性， 也展現出效果的等效性。在實現高水平ESG表現的組態中， 出現了5類組態， 根據核心條件的差異可以歸納為3種， 即： 政企聯動促表現、 科創為核優表現、 自勉外患提表現； 研發投入對提升企業ESG表現具有普適作用； 技術、 組織、 環境層面下的核心條件之間既具有互補關系， 也具有路徑間條件聯合的替代性。上述結論可為處于不同情境下的制造企業實現高水平ESG表現提供差異化但具有等效性的驅動路徑。

（二） 啟示

結合文章結論提出以下三點建議： 一是從復雜因果效應視角出發， 制造企業在致力于實現高水平ESG表現時， 應該注重各要素間的聯動協同效應， 立足于多維度、 多層面， 摒棄單一要素拉動的想法。制造企業應該重視技術、 組織、 環境等層面因素的聯動匹配效應， 從整體視角切入， 客觀評估自身能力， 立足自身發展特性， 在明確技術條件、 組織架構和環境優勢的前提下， 制定符合當下情境的ESG表現提升路徑。二是基于殊途同歸的理念， 制造企業管理者應深入理解并靈活運用不同變量之間的互補和替代關系， 從而為企業選擇出合理可行的驅動模式。在政企聯動促表現驅動模式下，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研發投入、 高管綠色認知以及財政補貼充當核心條件， 當某一要素缺失時， 該模式將不復存在， 三者只有在互補的情況下才能產生合力。其次在這一驅動模式的3條路徑中， 存在著非高行業競爭壓力、 高數字化轉型+非高資金供給能力與非高數字化轉型+高資金供給能力因素之間的替代關系。制造企業若要通過這一驅動模式實現高水平ESG表現， 不僅要立足自身發展實情， 而且要平衡三方條件的發展。即： 注重自身的研發投入， 致力于實現創新； 加強對高管的綠色培訓， 培養更扎實的高質量發展意識。作為外部條件的財政補貼， 屬于企業不可控因素， 這就要求企業及時掌握政府相關政策， 充分契合政府要求。三是從政府層面出發， 應加大對制造企業低碳轉型、 高質量發展的財政補貼。財政補貼在制造企業ESG表現提升中發揮重要作用。首先， 政府需要明確高質量發展補貼方向， 加大既定方向下的補貼力度， 使企業加速邁進可持續高質量發展門檻。其次， 提升政府補貼資金監管力度和使用效率， 政府做好頂層設計， 通過出臺和完善各類政府補貼制度和政策， 進一步提高政府補貼資金監管效率， 提升資金使用效果。再次， 政府應加強相關政策激勵及宣傳， 為制造企業綠色高質量發展提供政策保障， 進一步引領市場方向， 激發更多企業朝高質量可持續發展模式轉變， 從而打造一批ESG表現優異的高質量發展標桿制造企業。

【 主 要 參 考 文 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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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黑龍江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項目“鄉村振興戰略下新型農村金融機構運營績效評價及提升路徑研究”（項目編號：18GLE469）

【作者單位】黑龍江八一農墾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黑龍江 163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