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父親”的社會建構
——基于“情境—身份”框架的分析

孫曉冬 趙芷玉

一、引言

相比于20世紀60年代末至80年代末轟轟烈烈的性別平等運動，90年代至21世紀初全球范圍內性別平等運動不僅未能實現惠及各個階層的預期結果，發展趨勢也逐漸放緩，甚至被部分學者稱為“失落的年代”，突出表現為私領域的性別角色與分工實踐依然呈現出根深蒂固的傳統主義特征[1-2]。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以女性為核心單向地推動性別理念與角色變遷不足以改變性別平等進程遲滯的現狀，需要批判與重構傳統的男性角色——尤其是父親角色——以重啟私領域的性別平等進程[3]。由此，關于父親身份及其變遷的學術討論不斷增加。以往研究普遍認為，當代社會對父親的角色期望不再是單一的經濟支柱形象，而是呈現出多元化的特征，要求父親更多地參與到兒童撫育與教養中。盡管如此，“好父親”的特征或標準仍是模糊的、寬泛的以及充滿爭議的。

自2021年以來，全面三孩政策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家庭教育促進法》相繼落地實施，社會對于私領域中父母身份的討論不斷深化，隨著家庭撫育壓力的提升，無論是公眾還是學術界都認為父親身份的轉變構成了子女撫育與家庭教育路徑優化的前提。在此背景下，國內關于父親身份的研究也逐漸出現，不僅包括對“新父親”“新父職”“參與型父職”“混合父職”的探討[4-5]，還包括對卡車司機、城市中產階層、雙職工家庭等青年群體中父親角色與父職實踐的經驗研究[6-7]。上述研究呈現出當代中國父親身份變遷的時代特征，但在其具體的變遷方向上存在著爭議，例如何紹輝的研究認為，參與型父親更多是“口號式”的[8]；張品與林曉珊的研究則認為，對于父親育兒缺位的批判與青年父親大量參與育兒過程的事實不符[9]。

上述爭議表明，父親身份的變遷可能是多元的，采用單一的分析框架或操作化指標不僅難以呈現“好父親”的建構過程，也難以歸納其變遷方向，因此需要構建更具綜合性的分析框架來回答以下問題：在日常生活的互動中，父親身份在哪些方向進行了何種建構？上述建構是父親的主動改變還是被動調整？為此，本研究提出“情境—身份”分析框架，試圖在父親身份可能被喚醒的交往情境、撫育情境及消費情境中考察其社會建構過程與后果。上述情境劃分，不僅有助于勾勒出父親身份建構的具體輪廓，還有助于從更加具體的互動中挖掘推動或阻礙父親參與私領域家庭進程的動力機制，從而為理解停滯的性別革命提供直接而具體的證據。

二、理論分析

父親身份是指男性家長與后代之間的血緣關系與社會關系，這種關系映照出社會對于男性家長在家庭中權力與責任的規范性準則，它反映出一套在家庭、法律、文化與宗教中被制度化的角色期望與實踐回應[10]。父親身份的建構屬性在一系列社會生物學、人類學與社會學研究發現中得以揭示，相關研究認為，父親身份是人類家庭演化中“被發明的”(Invented)的一種社會身份[11]。建構主義導向的性別研究認為，男性氣質可以被視為特定情境中建構出的可變氣質，父親身份的內涵在特定情境中具有可協商性與多樣性，可能伴隨著社會情境的變化而改變[12]。由此引發了學界對于父親身份建構的關注，研究者開始采用認同勞動、創生性父職體驗等理論視角分析父親身份的建構過程與后果[13-14]。相關研究發現，隨著女性就業率與社會經濟地位的提升，作為“養家人”的父親身份在歐美社會受到批判，“參與型父職”受到廣泛推崇，社會普遍認為“好父親”應兼顧工作與家庭并積極參與兒童照料[15-16]，由此推動了父親家庭參與的提升[17]，表現為育兒時間增加、具身照料勞動凸顯及注重表達情感特質[18]。

相比于歐美社會，處于“壓縮的現代化”狀態中的亞洲父親似乎被塑造為一種不完全相同的身份。近年來，亞洲社會急劇的經濟變化引發了社會領域的變遷，突出表現為核心家庭比例上升、家庭小型化趨勢明顯、女性受教育水平與就業率提高、婚齡推遲及出生率的下降[19]。上述變遷也導致父親身份內涵發生變動，參與型父職與新父親等理念開始出現。然而受到傳統主義性別規范的影響，盡管亞洲女性的就業率同歐美國家一樣保持了較高水平，但亞洲父親似乎并未接納參與型父職這一角色，其家庭參與(尤其是子女撫育參與)度依舊不高[20]。亞洲復雜的宗教信仰和多樣的文化傳統對家庭系統有著獨特影響，源于歐美社會的家庭變遷理論不能完全解釋亞洲社會家庭的變化，進一步的研究應當在借鑒相關理論的基礎上，結合具體的社會與文化情境以做出更恰當的解釋[21]。因此，選擇契合社會情境的理論是理解中國父親身份建構的關鍵，考慮到當前國內社會缺乏被廣泛認可的父親角色模范[8]，強調“認同”的認同勞動理論與強調“體驗”的創生性父職體驗理論均不適用于分析中國父親身份的建構過程。

為更好地理解上述過程，本研究選擇符號互動論作為理論視角，并結合中國社會情境搭建理論框架。作為一種容易理解且具有強大解釋力的社會理論，符號互動論對于家庭與性別研究具有重要參考價值，這一理論的概念建立在互動基礎上，有助于理解尚處于“進行時”的中國父親身份建構過程。符號互動論要求研究者靠近研究對象的日常生活世界并從研究對象的視角看待問題[22]，這一原則使得符號互動論能夠作為一種綜合性分析框架在父親身份建構研究中應用[23]。符號互動論關于身份建構的基本邏輯為，在給定情境中行動者通過符號形式定位自我以及自我與重要他人之間的關系，進而喚起與之相關的期望與表現。構成自我的多個身份通常被組織在一個顯耀序列中，身份顯耀性是分析上述序列的重要概念[24]。在給定的社會情境中，給定身份與重要他人的角色定位越一致，其序列中的身份顯耀性也越高，那么行動者的行動表現與附屬于這個身份的行動表現相一致的可能性也越高[25]。

借鑒上述理論視角并結合當前中國父親身份所處的社會情境，本研究進一步提出“情境—身份”分析框架，在具體的互動情境中考察“好父親”的社會建構。我們將日常生活世界中父親身份可能被喚醒的主要符號情境分為三類，分別為交往情境、撫育情境以及消費情境。在每一類情境的“好父親”建構過程中，父親都需要明晰以下內容：互動中重要他人與自身的角色定位，不同角色在父親身份顯耀序列中的相對位置，以及與不同角色相匹配的行動表現。交往情境聚焦于日常生活中父親身份可能被喚醒的人際互動情境，在家庭內外的交往情境中，父親基于互動中重要他人的期望與評價以明確父親身份的角色定位，通過日常生活中的組織重心偏移做出行動表現。撫育情境聚焦于家庭內部父親身份可能被喚醒的育兒互動情境，以育兒為核心的撫育情境中，父親基于對互動關系維系更需要哪一種身份的認知以明確父親身份的角色定位，通過子女撫育中的陪伴參與做出行動表現。消費情境聚焦于家庭中父親身份可能被喚醒的消費互動情境，在生存性與發展性消費情境中，父親基于性別角色的傳統性與專業性認知以明確父親身份的角色定位，通過消費行動中的角色扮演做出行動回應。三類情境盡管有所區別但仍是相互聯系的，它們作為符號情境同時發生在父親的日常生活中，相應的，“好父親”也是在這三類情境中同時建構的。上述分析框架不僅關注傳統意義上父親的行動實踐，還更加關注父親自身對于“好父親”身份的符號意義與角色定位，本研究試圖借助這一框架來勾勒日常生活世界中父親身份建構的具體輪廓。

三、研究設計

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論方法考察“好父親”的身份建構過程與后果，這是因為當前中國社會的父親身份仍在不斷變動中，而扎根理論方法極適宜用于研究身份變化且具有在收集資料過程中保留原有情境的特性。本研究以研究者個體網絡為中心，采取異質性抽樣與滾雪球式抽樣結合的方法，以核心家庭、育有子女且子女年齡涵蓋不同階段、年齡在45歲以下為原則選取樣本。本研究遵循信息飽和原則，以信息的多樣化與重復性程度來確定樣本數量[26]，研究者在個體與被訪者網絡中尋找具有明顯差異性的被訪者作為訪談對象。本研究對父親的訪談工作自2021年3月開始，為了充分了解關于父親身份的期望與回應，以及盡量規避依靠父親的“一面之詞”，研究中也通過半結構式訪談法收集了上述家庭中母親的資料①。

研究針對夫妻雙方分別設置了具有一定差異的訪談提綱，包含介紹訪談內容和意義的導言部分，收集性別、年齡、工作和收入等的基本人口學信息的結構性問題，以及為了解個體如何建構父親形象、對社會上的父親模板如何感知、實際生活中的育兒實踐和沖突點而設置的半結構訪談部分。需要說明的是，為了避免雙方訪談中互相影響干擾其回答的自主性，我們對父親和母親分別進行訪談。被訪者接受訪談的時間為60至90分鐘，在被訪者知情同意的基礎上，研究者對訪談進行錄音，隨后逐字整理成訪談資料。

為避免被訪者出現因為養育子女、教導子女的經歷過久而難以回憶起具體過程的問題，本研究將被訪者的年齡界定為45歲及以下。同時，為了保證家庭結構與子女類型的多樣性，我們提高了多孩家庭的比例，有二孩或三孩的家庭占總數的40%。此外，子女年齡結構分布也較為均勻，涵蓋從幼兒、童年早期至童年中期的不同類型。在這15個家庭中，超過80%的父親擁有大學及以上學歷，絕大多數父親具有城市戶口，父親的職業涵蓋多種類型，如個體經營者、教師、醫生、銷售人員以及國企或私企職工等，家庭年收入方面，10萬元及以下、10萬至20萬元以及20萬元以上收入的家庭各占三分之一(表1)。

表1 被訪者基本信息

四、“好父親”社會建構的實踐過程與動力機制

(一)交往情境中的“好父親”

從符號互動論視角來看，互動情境中重要他人的期望影響了父親對于自身的角色定位，使得不同身份的顯耀性被賦予的權重存在差異?！昂酶赣H”的建構發生在一系列連續的社會互動過程中，交往情境中父親身份的感知與認同呈現出父親身份的組織功能，決定了父親日常生活世界中時間、精力與情感的分配。傳統意義上，交往情境中無論是母親還是親友同事，重要他人對于“好父親”的角色期望是在公領域中取得成就，因此父親身份更多地與“工作者”的角色定位聚合在一起。隨著性別平等主義進程推進以及生育政策轉變，交往情境中重要他人對于父親的角色期望越來越多地聚焦于承擔家庭責任，從“換輪胎”轉向“換尿布”，“好父親”也更多地與“撫育者”的角色定位聚合在一起。

母親是家庭內部交往情境中的重要他人，父親通過母親的期望明確自身在情境中的角色定位。本研究發現，無論父親從事何種行業與職業，母親在交往互動中都期望父親能更多地扮演專注于家庭的角色，如一位母親所言：“心里得有這個家，牽掛著、關心著、惦記著，有什么都會第一時間想著我們?！?3-M)一位在私營企業管理崗位任職的父親在回憶上述過程時認為，母親對于“好父親”的期望是一個長久的過程，它從孩子尚未出生就開始了，妻子在懷孕時就從公眾號推文、育兒書籍等抽取專家話語和研究證據不斷地宣傳父親的撫育者角色定位。在女兒出生后，母親更加強調父親“在場”對于子女和家庭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希望父親能保證在子女出生后盡可能地將重心從工作轉移到家庭中，或者至少要努力實現二者的兼顧。

她總說，你一時半會兒不在公司，公司照樣(運)轉，你不在家，孩子和這個家就(運)轉不下去，所以不管什么樣你得在家……后來也越來越認可她的看法，有道理的，父親對女兒和家庭來說太重要了，工作可以慢慢來，孩子成長就這么幾年，錯過就永遠錯過了，這個付出的代價遠遠大于(職位)上不去，所以現在無論什么時候都提醒自己當爹了，要以家庭為重。(15-F)

對于父親而言，交往情境中母親的期望推動了其在子女出生后意識到父親身份意味著新的責任，“責任”成為“好父親”對自身進行情境說明的象征符號，使得父親不僅在家庭內部，還在工作與家庭沖突的許多社會情境中為作為撫育者角色被賦予更多承諾與顯耀性?！昂酶赣H”與撫育者角色定位的聚合成為構成自我認知的新要素，其行動表現則是父親在組織日常生活時更多地將重心向私領域偏移以回應母親的期望與子女的需求。例如，2號家庭的父親表示在子女出生后根據母親的期望將原本在工作上的精力更多地投入到育兒中，對于“奶爸”身份賦予更多的承諾，從而實現了日常生活的重新組織；9號家庭的母親不斷向父親強調女兒“非常需要他”的期望，推動父親在身份建構中向撫育者角色賦予更多承諾，反省自身的生活組織安排，努力減少應酬與無效社交來陪伴女兒。

除了期望以外，重要他人的評價也構成了“好父親”身份建構的重要機制。交往情境中自我與重要他人的互動建立在特定關系模式選擇的基礎上，當自我憑借某一給定身份進入互動關系模式時，符號互動論認為：個體基于一個給定身份被賦予的積極心緒反應越多，那么這一給定身份在顯耀序列中的位置就越高；反之，如果被賦予的消極心緒反應越多，則在顯耀序列中的位置就越低。性別意識形態的平等主義傾向推動了當代社會對于父親身份、父職理念以及父職實踐的討論與反思，表現為對于喪偶式育兒的批判和新父親的認同[27]。上述變遷表現為重要他人對于“好父親”評價標準的變化，相對于以雇主和客戶需求為核心的養家人角色，兼顧家庭與事業或者以家庭需求為核心的撫育者角色往往被賦予更高的評價。交往情境中的父親不僅能夠明確感知到這一評價，還會主動尋求依據更高評價的身份做出行動表現。訪談過程中，一位2歲男孩的父親向我們講述了基于重要他人評價的身份建構過程：

大家都開始有孩子了，這樣的話題自然而然就變多了，大家都在說娃……我就更愿意聊養娃，我基本上屬于“輸出型”，因為生的比較早、經驗也豐富，就經常給他們科普養孩子的經驗，大家也都愿意聽，我覺得很快樂。生孩子之前主要是看工作，現在我覺得作為父親最重要的評價是養孩子，你光顧自己不行，得把孩子養好了，別人才認為你是成功了。(14-F)

由于缺乏公認的、可供模仿的父親角色模范，在同代人之間的交流與學習成為父親身份建構的重要機制。在與同代人互動構成的交往情境中，當父親以撫育者身份進入互動關系并根據這一身份要求做出行動表現時，交往情境中的重要他人往往會對其表現做出更高評價，使得這一身份被賦予的積極心緒反應更多，進而推動了撫育者角色在身份的顯耀序列中占據更高位置，父親也更傾向于將類似的交往情境視為依據撫育者角色做出行動表現的機會。如果日常生活中父親的行動表現貼近撫育者角色，母親在其交往情境中談論父親身份時被賦予的積極心緒反應就會更多，使得母親對于這一身份會持有更高的評價，進而持續推動父親身份建構中的撫育者角色認同。在訪談中，同樣是上文2歲男孩家庭的母親向我們表述了這一過程：

(父親)總體上是比較顧家的，我懷孕開始到孩子出生后就是這樣，生孩子也是陪產，孩子成長都花很多心思，沖奶粉、換紙尿褲、洗澡……親戚朋友對他的評價也都特別好，每次聊養孩子的時候我都感覺很“凡爾賽”，也經常把這些好評告訴他，希望他能繼續努力。(14-M)

上述分析呈現出交往情境中“好父親”身份構建的兩條路徑：一是來自母親的期望影響了父親自身的角色定位，推動父親身份建構中的撫育者角色在身份的顯耀序列中處于更高位置；二是來自重要他人的評價為不同身份賦予不同的心緒反應，推動個體對父親身份的定位貼近與社會文化期待的撫育者角色。交往情境中“好父親”的行動表現也往往與社會對于撫育者角色的期望更加一致，其后果是父親將日常生活的組織重心更多地向私領域偏移。

(二)撫育情境中的“好父親”

符號互動論認為，當多個身份在同一情境中被喚醒時，顯耀序列的位置變動主要以互動關系的維系更需要哪一種身份為依據。撫育情境主要發生在家庭內部領域，對于父親而言，丈夫角色與家長角色是在這一情境中被同時喚醒可能性最高的兩個角色。母親是撫育情境中的重要他人，對她而言，定位于家長角色而非丈夫角色的父親身份顯然更有利于家庭關系的維系，因為丈夫的角色定位更多與傳統意義上的“養家人”相關，而家長的角色定位則更貼近“好父親”，后者對于子女成長、母親降低家務負擔以及家庭關系和諧更有幫助。因此，撫育情境中的母親試圖將父親定位為與她同等重要的家長，進而推動父親在身份建構中將自我定位為家長角色。

撫育情境中的母親普遍認為，爭吵和批評通常難以推動父親積極承擔撫育責任，她們轉而采取另一種應對策略，即通過“科學育兒中的父親角色”“父親參與育兒的積極后果”以及“好父親的標準”等話語，將父親重新定位為積極承擔撫育責任的家長角色。一對父母向我們描述了這一過程，作為國企管理崗位職員的父親在女兒出生后沒能快速進入家長角色，仍舊試圖規避撫育責任并且經常晚上出去打麻將、喝酒應酬，母親的“奪命連環call”、爭吵等方式不僅未能推動父親身份轉變，還容易引發夫妻關系緊張。后來這位母親調整應對策略，將用以維持互動關系的身份從丈夫身份轉向家長身份，一方面灌輸“好父親”對于子女成長的積極作用(如親子活動有助于開發兒童智力、父親陪伴利于子女的心理健康、好父親應關注子女身心發展等)，另一方面注重女兒與父親的情感溝通(如出差時讓女兒與父親視頻、提升父女之間的情感聯系、提高父親的參與感)。通過上述方式，“陪伴”成為“好父親”對自身進行情境說明的象征符號，撫育情境中父親在與重要他人的互動中能夠明確感知到自己被定位為家長角色而非丈夫角色，進而將關系中的自我定義為家長并據此做出行動表現。如他所言：“父親就是在家庭當中，在她(女兒)成長當中扮演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陪伴是最重要的，對孩子要實現有效的陪伴?！?9-F)

撫育情境中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子女的社會化。在這一情境中，男性氣質被父母視為說明情境的象征符號，父親的堅毅、自主、權威等男性氣質對于子女(無論男孩還是女孩)發展具有促進作用，相對于母親的包容，父親更可能質疑子女社會化過程中對于父母的依賴并促進其行動自主。一位6歲男孩的母親這樣描述父親對于兒子成長與性別社會化的作用：“孩子還是要多跟爸爸在一起，得有一些陽剛之氣……一個男孩子，一個男人的養成必須是另外一個男人帶著他的，而不是說一個女人去說去告訴他男人是什么樣子的?！?8-M)由此可見，在涉及子女社會化的撫育情境中，“好父親”被期望成為子女的角色模范并被定位為具有不可替代性作用的家長，使得家長角色在父親身份的顯耀序列中位置提升，并推動父親依據這一角色期望做出行動表現。

在給定的情境中，情境定義中的重要內容是定義個人在互動關系中的角色定位，角色定位承載了被社會標簽化為角色的行動期望，因此身份的建構表現為：當個體把自我的身份定位為某個給定角色時，就可以期待他做出與這一角色相對應的行動。由此推論，當父親更多地將“好父親”定位為家長角色(相應地在顯耀序列中位置更高)，那么他就更可能依據這一角色做出行動表現。在行動表現方面，部分父親呈現出一定的父職拓展傾向，開始理解、接納并主動承擔傳統意義上被歸屬于母親的撫育責任，傳統的“女經理人—男助手”模式在這些家庭也轉變為靈活的“經理人—助手”模式。例如，2號家庭父親更擅長做輔食，他會決定孩子的飲食并安排買菜任務；6號家庭讓時間更靈活、性格更沉穩的父親扮演“經理人”角色，規劃安排并主動承擔子女撫育(如吃飯、睡覺、日常習慣培養等)以及與之相關的家務勞動。

盡管如此，我們在訪談中發現，撫育情境中父親身份的建構以及行動表現通常建立在母親配合表演的基礎上，積極參與子女撫育并承擔相關勞動的“參與型父親”背后是母親的家務付出，就像15號家庭中的母親所言：

那小嘴叭叭地可會說了，爸爸多重要，爸爸多愿意帶孩子，真正給孩子洗衣服做飯你再看，早不知道跑哪去了，還不是得我來干。不過咱也不能要求太多，他擱那兒說，(我)就配合著演唄，至少閨女覺得這個爹當的挺好挺稱職，咱累點兒就累點兒吧。(15-M)

在多個家庭的訪談中都有類似情況，即父親更愿意參與和子女共同瘋玩、打鬧、外出娛樂等一系列有趣的撫育活動，卻有意無意地忽視了與這些活動密切相關的物資準備(如玩具、食品等)、歸納整理(如繪本、玩具等)以及清潔等重復性勞動。因此，“好父親”的陪伴實踐往往伴隨著如下場景：當父親陪伴子女娛樂過后，留下來“打掃戰場”的往往是母親。由此可見，即使撫育情境中“好父親”的身份建構更多與家長角色相聚合，但二者之間微妙的差異性使得在多數家庭中父親身份都無法如符號互動論所假設的那樣呈現出角色定位與行為表現的一致性。

(三)消費情境中的“好父親”

在給定情境中，角色期望與行動表現的一致性受到自我的調節，個體需要反身性地對自我進行定位以建構關于自身行動表現的內在期望。消費情境構成了家庭內部“好父親”身份建構的重要情境，通過在消費互動中明確自我的角色定位并做出行動表現，父親履行了身份的經濟功能。對于絕大多數家庭而言，消費情境可分為生存性消費情境和發展性消費情境兩類，前者主要涉及衣食住行等物質性資料的購買，后者主要涉及教育、培訓等投資。消費情境中互動雙方通常包含兩類經濟角色，即支柱型角色與依賴型角色，前者在消費行動中扮演決策方和支付方，后者服從與配合前者的決策，本研究也將以這兩類角色為抓手進行分析。

“好父親”的建構往往與性別社會化密切相關，訪談中父親們普遍認為，回憶成長過程中的父輩角色是建立父親身份的關鍵。由于父輩通常成長于性別理念較為傳統的時代，“養家人”自然成為父親身份建構的核心內容。消費情境中以養家人為特征的支柱型角色在父親身份的顯耀序列中處于更高位置，與之相關的行動表現是父親需要提供家庭生活所需的物質與金錢保障。幾乎所有受訪父親都認為“提供物質保障”是父親身份應當首先呈現的內容，一位從事個體經營職業的父親將其表述為：“對家庭而言，(父親)必須是家庭的中心，承擔起主要的經濟責任?！?12-F)由此可見，在生存性消費情境中，“好父親”自身定位為支柱型角色并同時是決策方與支付方。隨著產業與家庭結構的發展，當代社會的家庭越來越依賴夫妻雙方共同賺取的收入，母親的經濟收入對于滿足子女撫育與發展需求亦非常重要，父親與母親之間存在明確的消費分工[28]。上述變遷的后果為，“分工”成為“好父親”對于消費情境進行說明的象征符號。在與子女撫育相關的消費情境中，“好父親”遵循分工的符號說明，將自身定位為依賴型角色，將消費行動的決策權與支付權交與母親。

以13號家庭的父親為例，他在房貸中的商業貸款支付(公積金貸款由雙方共同支付)、與住宅相關的支出(物業費、水電費等)、出行相關的支出(主要是油費)以及部分基本生活支出(如電子產品、衣服等)等物質保障的消費情境中，將父親身份定位為支柱型角色；在與子女撫育相關的消費情境中則將父親身份定位為依賴型角色，由母親扮演消費行動的決策方與支付方，如他所言：

關于孩子的消費主要是她來，比如買奶粉、買紙尿褲啥的也不少錢，她看得多、懂得也多，也知道買什么，而且她覺得這些錢應該她出，也不讓我多問，這是她自己給家庭給孩子的付出。(13-F)

子女出生后，教育發展投資構成了家庭發展性消費的核心內容。相關研究發現，當代中國社會的子女教育中呈現出“教育母職化”與“父親缺位”并存的現象[29]；楊可的研究認為“往往母親就成為落實子女教育項目的具體的‘經紀人’，成為孩子教育方案的規劃者、組織者和監督者”[30]。由此說明，在發展性消費情境中，母親被定位為相對父親而言更具專業性與權威性的決策者，母親需要承擔子女教育投資成本與收益的估算、規劃與決策等責任。由于多數母親都從事有收入的工作，使得她們有能力在多數消費情境中按照支柱型角色的要求做出行動表現，即為子女的教育投資做出決策或支付費用。在這類情境中，“好父親”往往扮演母親的助手，愿意作為依賴型角色在相關消費中“聽安排”。訪談過程中，幾乎所有家庭都呈現出上述特征。例如，5號家庭的父親告訴我們：“(教育投資)這個我確實沒了解，因為我覺得都是我媳婦一直在管，我也沒過問過。買繪本什么的都是她自己在挑、自己買，我都沒看過，也沒看過具體花了多少錢”(5-F)；多位母親表示父親在子女發展性消費中處于缺位狀態，如11號家庭的母親所言：“像這些報班、報課花多少錢去問他爸爸，他爸爸都不知道”(11-M)；15號家庭的父親則表示“她從很早就開始做這方面的打算和準備了，孩子的那些繪本、玩具都是她買，興趣班、運動班都是她選，選完我跟著去看看，最多是去付個錢”(15-F)。

類似撫育情境中“好父親”的建構機制，本研究發現，消費情境中存在性別表演現象。盡管絕大多數母親表示自己在子女教育消費中扮演決策方，她們在訪談中仍舊強調上述決策是建立在夫妻雙方共同討論與協商基礎上的，以此突出共同決策或父親支付的重要性。以5號家庭為例，盡管父親表示對于子女教育投資關注甚少，母親卻堅持認為父親在孩子教育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孩子教育，我一定要求把他投入進來，我要聽你的建議、你的意見，因為他是從父親的角度(考慮)，他偏理性。我是比較感性一些，我需要聽到不同的聲音，我不是說我一個人做主?！?5-M)此外，15號家庭的母親特別強調父親的收入才是支持女兒教育投資的關鍵，即使在偏離傳統主義性別形象的6號家庭中，母親也通過強調共同決策以及父親的決策優勢(如高學歷)以做出性別補償。

消費情境定義中角色定位影響了“好父親”的建構過程，進而決定了父親的行動表現。父親在部分生存性消費中將自我定位為支柱型角色，這一角色處于父親身份顯耀序列的較高位置，與之匹配的行動表現即為上述消費的決策與支付；在撫育消費與發展性消費情境(子女教育消費)中“好父親”將自我定位為依賴型角色，支柱型角色處于父親身份顯耀序列的較低位置，與之匹配的行動表現即為在上述消費中服從安排或者僅支付費用。

五、余論

當前關注父親群體的學術研究仍聚焦于行動模式的總結與批判，缺乏對于父親身份建構過程與機制的探索[31]。本研究提出“情境—身份”分析框架，以15個家庭父母雙方的訪談資料為基礎，呈現出當代中國社會中“好父親”的建構過程、機制及后果。

本研究發現，首先，母親的期望與重要他人的評價共同塑造了交往情境中“好父親”的建構過程，其撫育者角色處于顯耀序列的更高位置，相應的行動表現為父親將生活組織的重心向私領域偏移。其次，對于互動關系維持的意義塑造了撫育情境中“好父親”的建構過程，家長角色處于顯耀序列的更高位置，然而行動表現中的父職拓展僅在少數家庭得以呈現。最后，性別化消費分工的角色定位塑造了消費情境中“好父親”的建構過程，突出表現為在撫育消費與發展性消費情境中父親身份與支柱型角色的偏離，相應的行動表現為服從安排或者扮演支付方。上述發現描繪出父親身份的變遷趨勢，即“好父親”與撫育者角色和家長角色的聚合以及與消費支柱型角色的偏離。

男性對于不同身份的認知與承諾是社會情境變遷與行動者選擇的雙重后果，交往情境、撫育情境及消費情境中的父親身份建構，分別構成了父親對于性別觀念平等化、家庭規模小型化及女性經濟自主化這三類社會情境變遷的回應。盡管如此，上述回應仍是被動的，這與社會層面缺乏關于父親身份的角色模范與實踐模式有關[32]。本研究發現，由于社會層面尚未建構出一個切合時代需要的、被廣泛認同的父親身份，關于“好父親”這一身份的建構中心落到了行動者層面，其建構方向也呈現出個體化與模糊化特征。此外，對于“好父親”身份的闡釋和期望主要來自母親，其形象展現也依賴于母親的配合表演。作為一種建立在母親配合表演基礎上的父親實踐，“好父親”的高度參與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加重母親的家務勞動負擔，這一發現也為理解“停滯的性別平等”進程提供了新的證據。

基于以上發現和討論，本研究可能在兩個方面有助于推動相關領域的學術發展。首先，通過互動情境與身份建構的分析，本研究不僅關注傳統意義上的父職實踐，還更加關注父親自身對父親身份的態度與理解，從而將“父親身份的社會建構”帶入家庭與性別社會學的研究中心。其次，通過引入符號互動論，本研究嘗試提煉關于父親身份建構的分析框架，為社會學理論在家庭研究領域的本土化應用提供了可供參考與批判的案例。這對于理解當代中國社會父親身份的建構過程與后果，以及未來提煉父親身份建構的理論概念或框架具有一定的理論啟示意義。

注釋：

① 至2021年8月，在分別對第16個與第17個家庭的父親與母親進行訪談后，研究者發現所獲得的信息具有較高的重復性，不再出現與研究主題具有高度關聯性的新信息，因此停止訪談工作，僅將前15個家庭作為樣本開展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