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貿易對制造業全球價值鏈地位的影響研究
——基于跨國面板數據的經驗證據

沙文兵, 張銀玉

(安徽財經大學 國際經濟貿易學院,安徽 蚌埠 233030)

作為全球流通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數字貿易是數字經濟快速發展衍生出的新型貿易業態。隨著傳統貿易與數字技術不斷融合與深化,數字貿易加速發展,成為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新動能。數字貿易以數據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為載體,呈現數字化、網絡化和全球化的特征,推動各類經濟活動進行整合創新,數字貿易的發展和繁榮正在成為重塑全球價值鏈的關鍵力量。一方面,隨著數字貿易發展規模的擴大,全球數據和信息要素的流動加快,促進產業協同配合,實現科技創新要素共享,傳統行業通過數字化轉型參與到全球價值鏈的高端環節,為國家創造新的競爭優勢;另一方面,數字貿易的發展使各領域發生顛覆式的創新,以數字化技術和平臺為媒介,衍生出大量新業態新模式,更多的產品和服務嵌入全球價值鏈中,大幅度提高了參與國的全球價值鏈地位。

全球價值鏈本質上是產業鏈的延伸,商品或者服務經過設計、生產、銷售等環節,最終交付到消費者手里完成交易,每個環節都會創造價值,其中最核心的環節是生產制造。自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機以來,國際競爭格局產生深刻變革,工業經濟的戰略意義再次凸顯,各國重新聚焦制造經濟,振興制造業成為增強經濟核心競爭力、搶占國際產業競爭制高點、掌握未來發展主動權的新途徑。在經濟全球化和國際分工的格局下,發達國家憑靠較強的自主研發設計、品牌建設推廣、市場把控等能力,緊緊占據全球價值鏈的高端環節,從而獲得了較多的戰略資源和分工利益。而發展中國家由于技術創新能力較為薄弱、制度建設較為滯后等原因,只能被動參與全球價值鏈非核心工序的生產環節,淪為發達國家的低端供應商,制造業因此陷入低端鎖定以及貧困性增長陷阱中。因此,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如何提升其制造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國際競爭力,成為一個被普遍關注和急需解決的重要問題。在數字貿易和數字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制造業和其他相關產業正逐漸朝著智能化和數字化方向優化升級。那么,數字貿易能否成為我國制造業全球價值鏈地位攀升的推動力量呢?本文在借鑒現有文獻成果的基礎上,構建數理經濟模型,并采用跨國面板數據,對數字貿易與制造業全球價值鏈地位之間的關系進行檢驗。

一、文獻綜述

1.數字貿易的內涵及其測度

關于數字貿易的內涵,國際以及學術界尚未形成統一的定義。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等國際組織認為,數字貿易涵蓋了以數字或實物方式交付的貨物和服務貿易中的數字化交易[1]。國內外學者則較多是從數字貿易與傳統貿易的比較以及國際貿易規則等角度來界定數字貿易。譬如,Weber基于數字貿易發展的視角,提出數字貿易是在數字經濟時代這一特定背景下,通過電子商務的跨境交易等電子化方式傳輸產品或服務的商業活動[2]。

有關數字貿易的測度,OECD等國際組織認為,數字貿易的測度至少包含三個層面:一是對于數字訂購貿易的統計;二是關于數字交付貿易的統計;三是關于數字中介平臺的統計[1]。據此,岳云嵩和張春飛對中國數字貿易進行試測算后認為,在數字交付貿易和數字訂購貿易的統計上,兩者獲取數據的方式存在差異,無法準確獲取相應數據[3]。賈懷勤等提出了數字貿易的“二元三環”概念架構,建立了以“實際數字交付比率”為核心的數字貿易測度法[4]。此外,賈懷勤還提出用“融合比法”測度數字貿易,即數字已融合服務與數字可融合服務的比值,這兩者可分別對應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信息通信技術(ICT)實際賦能服務與ICT潛在賦能服務[5]。

2.全球價值鏈地位測度

1985年,Porter首次提出全球價值鏈(GVC)概念,為綜合分析某個經濟體的行業競爭力與產業布局提供了新的視角[6]。其后Gereffi等[7]以及Kaplinsky[8]的研究不斷豐富了全球價值鏈研究的廣度及深度。如今,全球價值鏈的研究已經成為當前國際經濟領域的重點和熱點。其中,有關全球價值鏈地位測度體系的研究日益完善[9]。最初由Hummels等基于各國的垂直貿易鏈,通過投入產出表,來測度一國的GVC地位,同時還創建了HIY方法[10]。Koopman等在對HIY方法加以完善的基礎上,提出KPWW測算法,并創建了“GVC Position”和“GVG Participation”兩個參數,分別來衡量一個經濟體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國際分工地位和參與程度[11]。隨后王直等為了完全分解一國的貿易增加值,將其出口總值分解為16個部分,這一方法被稱為WWZ法,是目前研究GVC的主要方法[12]。

此外,測度全球價值鏈地位的代表性方法還有出口技術復雜度指數、垂直專業化指數、出口產品價格指數以及上游度指數[9]。其中,上游度指數是近幾年較新的測算指標,由Antràs和Chor率先提出并完善,主要探究某一產品與其最終需求之間的距離,適用于各國之間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變化趨勢的對比研究[13]。

3.數字貿易與全球價值鏈地位的關系研究

基于世界經濟增長的視角,自20世紀80年代初,國際貿易流通結構產生了重大轉變,掀起新一輪的全球化浪潮,被稱之為“全球價值鏈時代”。這種轉變的核心推動力量正是以ICT為核心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日益成熟的數字技術促使數字貿易的變革趨于常態化,成為全球價值鏈重構的主要推動力。數字貿易的滲透降低了國際市場的準入門檻[14],使得中小微企業參與到國際貿易中,促進發展中國家與全球價值鏈的融合[15]。徐金海和夏杰長指出,數字貿易的發展顛覆了傳統價值創造范式和收入分配格局,推動數字化產品和服務嵌入到全球價值鏈中,為重塑價值鏈帶來新的發展機遇[16]。Gonzalez和Jouanjean認為,數字貿易能夠促進數據資本等生產要素流動,使得企業在全球范圍內進行資源整合與生產布局,推動全球價值鏈發展[17]。另外,作為數字經濟的拓展與應用,數字貿易在克服空間障礙、降低貿易成本的基礎上,能夠促進企業出口多樣化、降低市場組合風險,提高出口質量,從而成為現階段平抑我國企業產出波動的“穩定器”[18],推動傳統貿易轉型升級和全球價值鏈地位提升。

綜上,在數字貿易的滲透作用下,全球范圍內信息和數據等要素的流動加快,世界貿易分工格局進入優化升級階段。然而國內外現有文獻大多仍是基于數字經濟的視角,來探究其與全球價值鏈以及各產業間的關系,較少涉及到數字貿易對一國制造行業全球價值鏈地位的系統分析。本文擬在理論研究與實證分析相結合的基礎上,深入剖析數字貿易與制造業全球價值鏈之間的關系,可在一定程度上豐富相關領域的研究。

二、理論分析和研究假說

作為傳統貿易在數字經濟時代的延展,數字貿易不僅改變了國際貿易形態和流向,還促使企業的管理模式以及生產加工環節趨向智能化和平臺專業化[19],推動現代商業模式新一輪的創新變革,有助于提高貿易效率,打破貿易壁壘,成為國際貿易發展新趨勢,為經濟全球化注入新的動力[20]。

數字貿易對于產業的滲透影響作用可分為兩階段:在其發展初期,由于新型基礎設施以及科技研發投入的擴大,會產生一系列前期發展成本,此時數字貿易反而會抑制該國制造業全球價值鏈地位的提升;而在前期“累積”環節完成之后,數字化技術的經濟效應開始釋放,抑制作用逐漸轉變為促進作用?；诖?本文借鑒 Kee和Tang的方法[21],將一國出口產品的中間品投入劃分為國內(DVA)和國外(FVA)兩種,并將數字貿易及其釋放的外部經濟效應引入企業出口品的生產過程,通過構建利潤最大化模型來分析數字貿易與制造業全球價值鏈地位之間的關系,以此為依據提出相關假說,并為下文選擇計量模型提供理論支撐。同時,依據Halpern 等的方法[22],本文將中間品投入引入科布-道格拉斯(C-D)生產函數:

Q=AKαLβMγ

(1)

其中:A為全要素生產率;K表示資本;L表示勞動;M表示中間品投入;α和β分別表示資本和勞動份額;γ則表示中間品投入所占份額,且滿足α+β+γ=1。

根據中間品投入來源的不同,M可以進一步分為國內中間品投入MH和國外中間品投入MF,其表達式為:

(2)

其中,θ為替代彈性且θ> 1。

以τH表示進口中間品的國內貿易成本;τF表示國外運輸中所產生的冰川成本[23];PH和PF分別為國內和進口中間品的價格,得到中間品投入價格PM的表達式:

(3)

數字貿易發展初期,作為新的貿易形態,其制度架構與機制創新尚未完全成熟[24],發展經驗不足,復合型人才以及高端研發人才缺乏[25]。為促進數字技術的發展,高水平人才培養、創新研發、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投入增加,導致中間品貿易成本τH上升。隨著數字貿易深入發展,一方面,數字化程度的提高可以幫助企業降低內部管理成本[26]和外部交易成本[27],促進企業專業化發展[28],提高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另一方面,作為數字貿易的核心要素,數據和信息較以往更加活躍于各國貿易網絡之間,在數字技術強有力的支撐作用下,地理和空間上的距離對國際貿易的約束作用減弱,數字貿易渠道大幅拓寬[29]。

在創新型戰略發展格局下,高新技術不斷代替從事低端生產環節的勞動力[30],驅動全球價值鏈重構,激發“知識”“技術”溢出效應,高技術含量的中間產品進口量增加,激發企業創新意愿,提升其創新水平,數字經濟成為知識傳遞與信息共享最重要的媒介;勞動力在“干中學”過程中,借助數字經濟的普惠性優勢,得到進一步的提升和深化,人力資本結構加速升級[31]。同時,貿易開放促使資源再配置效應得到釋放,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制度環境,提升企業管理水平、研發水平和運營效率[32],從而提高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下的貿易利益與出口競爭力[33]。

企業的成本函數可以表示為:

(4)

其中: γ代表資本利率; ω代表工資。

借鑒De Loecker和Warzynski的研究(簡稱 DLW方法)[34],企業的成本加成率可表示為:

(5)

依據企業出口國外增加值率(FVAR)的內涵,其表達式為:

(6)

(7)

GVC=ln (1+DVAR)-ln (1+FVAR)=

(8)

借鑒郝愛民和任禛的做法[30],對式(8)τH求偏導,探究數字貿易發展水平與全球價值鏈地位之間的關系,可得:

(9)

綜合以上推導可以發現,在數字貿易發展初期,由于發展經驗不足和高端研發、復合型人才短缺,加之數字貿易自身發展必需的相關投入,會產生一系列的發展成本,導致其負向效應占據主導地位,此時出口的制造行業全球價值鏈地位反而會受到數字貿易的抑制;但是隨著數字化貿易水平逐漸提高,企業內部成本降低,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數字貿易渠道拓寬,負向效應逐漸消退,并且由研發強度提升帶來的“知識”“技術”溢出效應和聯動學習效應,以及貿易開放度增強所釋放的資源再分配效應等,數字貿易的正向效應逐漸顯現,促進制造業全球價值鏈地位提升。依據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說:

H1:數字貿易對制造業全球價值鏈地位的影響可能存在“U”型特征,即:在初期數字技術滲透國際貿易會對其制造業全球價值鏈地位產生負向作用,而數字貿易前期積累完成后,負向作用會漸漸轉變為正向促進作用。

H2 :研發強度和貿易開放度對數字貿易促進制造業全球價值鏈地位攀升的作用具有正向調節效應。

三、研究設計

1.模型設定

上述理論分析表明,數字貿易對一國制造行業全球價值鏈地位可能存在“U”型影響,本文借鑒齊俊妍和任奕達[31]的研究,將基準回歸模型設定為如下形式,來考察數字貿易對制造業全球價值鏈地位的影響:

(10)

2.變量選取與數據說明

(1)被解釋變量 制造業全球價值鏈地位(GVCpo):本文借鑒Koopman 等的測算方法[11],根據下列表達式測算全球價值鏈地位:

(11)

其中: IVit為一國出口中的間接國內附加值; FVit為出口中的國外附加值;Eit表示總出口; IVit/Eit代表 GVC 前向參與度; FVit/Eit為GVC后向參與度。全球價值鏈地位指數為正向指標,其值越大,表明該經濟體越靠近全球價值鏈上游,其融入程度越深,國際分工地位越高。以上指標數據均來自UIBE政策GVC數據庫,其原始數據來源于亞洲開發銀行(ADB)的多區域投入產出數據庫(MRIO)。

(2)核心解釋變量 數字貿易(DT):從數字貿易的具體內涵和本質出發,借鑒齊俊妍和任奕達[31]的研究,綜合考慮數據可得性,從數字貿易基礎設施、數字貿易技術支撐、ICT產品貿易和數字服務貿易四個維度構建數字貿易發展水平測度指標體系。其中,四個一級指標細化為10個二級指標來進行測度,并采用熵值法確定各二級指標的權重,得到的具體指標及權重見表1所列。

表1 數字貿易發展水平衡量指標

(3)調節變量 研發強度(IRD):基于數據的可得性,本文采用研發支出占GDP的份額來衡量一國的研發強度,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數據庫;貿易開放度(KF):目前國內外文獻對貿易開放度的衡量主要有五種方式,具體包括:貿易依存度、修正貿易依存度、實際關稅率、道拉斯指數、黑市交易費用。包群等研究發現,在這五種方式中,貿易依存度最能刻畫一個國家的貿易開放程度[35]。故本文使用貿易依存度來衡量一國貿易開放程度,用公式表示為:

(12)

其中:IMit和 EXit別表示i國t時期的進口貿易額和出口貿易額;GDPit表示i國t時期的國內生產總值。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數據庫。

(4)控制變量 對外投資(FDI):以外國直接投資凈流入占GDP的份額表示;政府參與程度(GOV):以一般政府最終消費支出占GDP的份額衡量;金融水平(JR):用各國銀行對私營部門的國內信貸占 GDP 的百分比表示;市場規模(SC):用一國的總人口數刻畫。

其中FDI、GOV來自WDI 數據庫,JR和SC來自世界銀行(WB)數據庫。

(5)數據說明 本文基于亞洲發展銀行投入產出表上的 62 個經濟體,結合數據可得性,最終選取 54 個國家2007─2020 年的面板數據作為樣本進行實證研究。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參見表2所列。

表2 變量描述性統計

四、實證結果及分析

1.基準回歸

為確定固定效應模型對回歸分析的適用性,采用 Hausman檢驗法對前文基準回歸模型進行模型適用性檢驗。檢驗結果顯示P值小于 0.01,故選用固定效應模型估計數字貿易對全球價值鏈地位的影響效應,基準回歸結果見表3所列。表3列(1)顯示,在不放入控制變量的條件下,數字貿易發展水平及其二次項對制造業全球價值鏈地位的影響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3列(2)～(5)為在列(1)的基礎上逐個加入控制變量后的回歸結果。表3列(1)～(5)的結果都顯示,無論是數字貿易的一次項還是二次項,與制造業全球價值鏈地位之間的關系都顯著為正。由于二次項的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所以數字貿易與制造業全球價值鏈地位之間并非簡單的線性關系,而是呈顯著的非線性正“U”型關系。即數字貿易的滲入會對制造業全球價值鏈地位產生先抑制后提升的作用,假說1得到驗證。

表3 基準回歸結果

2.穩健性檢驗

為驗證上述估計結果的可靠性,本文進行如下穩健性檢驗:

(1)替換被解釋變量 上游度指數作為衡量全球價值鏈地位較新的指標,近年來被越來越多的學者使用。本文將被解釋變量替換為上游度指數進行回歸,其數據仍然來源于從UIBE數據庫整理的亞洲發展銀行相關數據。根據Antràs和Chor對上游度的定義[13],其具體公式為:

(13)

根據何祚宇和代謙的分析[36],將上游度指標進行簡單的算術平均可能會出現估計偏差,因此,本文利用 UIBE數據庫中亞洲開發銀行的數據,以54個國家2007-2020年各自的雙邊貿易額占所有樣本國貿易總額的份額為權重,計算各個經濟體加權平均的上游度?；貧w結果見表4列(1)所列,結果顯示,數字貿易及其二次項對上游度指數的影響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與基準回歸結果基本一致。

表4 穩健性檢驗

表5 異質性分析

(2)核心解釋變量滯后一期和滯后二期 考慮到數字貿易發展對制造業全球價值鏈地位的影響可能存在滯后性,分別將滯后一期和滯后二期的數字貿易發展水平及其二次項加入模型中進行回歸?；貧w結果見表4 列(2)和列(3)所示。對于滯后一期和滯后二期的數字貿易及其二次項,其系數依然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模型具有較好的穩健性。

(3)內生性問題的處理 本文可能存在兩種形式的內生性問題:一是核心解釋變量數字貿易發展水平與被解釋變量制造業全球價值鏈地位之間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關系;二是兩者可能同時受到遺漏重要變量的影響。工具變量法作為解決內生性問題的常見方法,其使用十分廣泛。本文借鑒李浩和黃繁華的研究[37],構造各國1990年固定電話數量(每百人)與滯后一期數字貿易及其二次項的交乘項作為工具變量,來進行兩階段最小二乘回歸,以緩解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其內在邏輯是,互聯網的發展基本是從固定電話撥號開始的,數字貿易發展依托的現代信息網絡技術就是基于固定電話基礎設施與信息通訊的延續發展,而1990年的固定電話數量屬于歷史性數據,對制造業全球價值鏈地位的影響十分微小,滿足工具變量相關性和排他性的要求[38]。且由于本文采用的是面板數據,基于工具變量的適配性,引入與時間有關的數字貿易滯后項,將其與1990年的固定電話數交乘項作為最終的工具變量。結果見表4列(4)所列,核心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仍然穩健,并且工具變量通過了弱工具變量與識別不足檢驗,表明前文回歸結果是穩健和可靠的。

五、擴展性分析

1.異質性分析

根據54個樣本國家的發展水平,將其劃分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來進行分組回歸,得到結果見表 5 的列(1)～(2) 所列。結果顯示,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數字貿易的一次項和二次項系數都為正,與基準回歸結果一致,因此數字貿易與制造業全球價值鏈地位之間的“U”型關系并沒有改變,但是數字貿易對發達國家制造業全球價值鏈地位的影響系數更大;同時,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數字貿易的一次項系數不顯著,因此在發展初期,數字貿易對發展中國家制造業全球價值鏈地位的影響程度并不明顯,這說明數字貿易對發達國家制造業全球價值鏈地位的影響大于發展中國家。其原因在于,數字化技術具備較高的外部性、便捷性、靈活性、智能性,發達國家的制造業層次水平相較于發展中國家更高,技術提升空間更大,因此在數字貿易滲入制造產業的過程中,發達國家能夠快速精確地完成傳統制造工藝與數字技術的融會貫通,促使數字貿易對其制造業全球價值鏈地位產生更為強勁的促進作用。

2.調節效應檢驗

根據前文的理論分析,將研發強度和貿易開放度作為調節變量,進一步考察調節效應。將兩者與數字貿易的交互項引入式(10),得到如下的式(14)和式(15):

(14)

(15)

調節效應的檢驗結果見表6列(1)～(2)所列。結果顯示,兩個調節變量以及交互項的系數都顯著為正,表明研發強度和貿易開放度均對數字貿易發展水平與國家制造業全球價值鏈地位之間的關系具有正向調節作用,假說2得到驗證。隨著研發強度和貿易開放度的提高,數字貿易對一國制造業全球價值鏈地位的影響作用逐漸增強。

表6 調節效應檢驗與門檻回歸估計結果

3.門檻回歸

為了進一步驗證數字貿易與制造業全球價值鏈地位之間的非線性關系,本文設定面板門檻回歸模型如下:

(16)

其中:I(·)代表示性函數, 滿足括號內條件取值為1, 否則取值為0;thrit代表門檻變量,指代數字貿易;γ代表待估計的門檻值。

根據表7門檻效應檢驗結果,數字貿易與制造業全球價值鏈之間確實存在非線性關系,在10%、5%、1%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了單一門檻檢驗。表6列(3)是門檻模型的回歸結果,當數字貿易低于門檻值-4.042時,核心解釋變量的估計系數為-0.005;當數字貿易高于門檻值-4.042時, 回歸系數大幅躍升至 0.017且顯著。由此,數字貿易與制造業全球價值鏈之間“先負后正”的U型影響進一步被證實。在研發強度和貿易開放度的正向調節作用下,數字貿易發展水平跨越門檻值后,負向抑制作用轉為正向促進作用,推動制造業全球價值鏈地位攀升。

表7 門檻效應檢驗結果、估計值及置信區間

六、結論和對策建議

本文基于54個樣本國家2007-2020 年的數據,構建數字貿易發展水平綜合指標體系,客觀分析數字貿易對一國制造業全球價值鏈地位的影響,以及研發強度和貿易便利化對二者關系的調節效應。主要結論如下:第一,數字貿易的滲透能對一國制造業全球價值鏈地位提升產生顯著的影響,但是這種作用表現為“先負后正”的“U”型影響,并且在經過穩健性檢驗、門檻效應檢驗后,兩者之間的這種影響關系依然存在;第二,研發強度和貿易開放度在數字貿易對一國制造業全球價值鏈地位的影響中起到正向的調節作用;第三,相比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數字貿易對發達國家制造業全球價值鏈地位的促進作用更大。

基于以上研究結論,相關建議主要有:首先,加大數字貿易發展力度,著力提升制造業在全球價值鏈和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對于發展中國家以及制造業發展水平不足的國家來說,利用數字貿易的發展作為媒介,提高制造行業嵌入全球價值鏈的廣度和深度,是突破“低端鎖定”困境的一條可能路徑。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被譽為“世界工廠”,但制造業總體發展水平仍處于低端環節,因此在數字化浪潮驅動全球價值鏈重組的大背景下,我國應及時把握機遇,加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充分利用現有的制造業規模優勢,尋求數字貿易發展與制造業中高端躍升互惠貫通的平衡點,實現制造業智能化轉型升級,以此提升制造業在全球價值鏈和國際分工中的地位。

其次,重視數字貿易技術的研發,為數字貿易促進制造業全球價值鏈地位的提升提供技術支撐。在數字化時代,技術力量無疑是各行業蓬勃發展的命脈所在,只有關鍵技術實現不斷創新,數字貿易才能源源不斷地展現新的活力。因此,需要加大數字化研發力度,推進5G、物聯網、云計算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同制造業融合發展,打造制造業智能型經濟互動共享平臺,為制造業向全球價值鏈高端邁進提供技術支撐。

最后,有序推進高水平合理化的數字貿易開放,增強制造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優勢與核心競爭力。只有推進高水平的貿易開放,才能在數字全球化的浪潮中屹立不倒,并不斷提升國際影響力。當下迫切需要秉承“開放合作,協同發展”的價值理念,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塑造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新格局,完成數字時代的“跨境鏈接”“跨界鏈接”,使制造業充分適應開放型世界經濟,從而發揮數字貿易對制造業全球價值鏈地位的提升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