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流域省份高質量發展能力時空演變分析

楊 清，劉倩雯

（甘肅農業大學財經學院，蘭州 730070）

0 引言

黃河是我國第二大河，發源于青藏高原巴顏喀拉山北麓，干流河道長度為5 464 km，流域面積79.5 萬hm2，呈“幾”字型自西向東先后流經青海、四川、甘肅、寧夏、內蒙古、陜西、山西、河南、山東九個省份（自治區），最終在山東省東營市匯入渤海灣[1]。黃河流域橫跨了中國東、中、西部地區，截至2020 年末，按黃河流經省份計，流域總人口占全國總人口29.85%，生產總值占全國生產總值25.4%[2]，是經濟活動的重要區域。

黨中央高度關注黃河問題，將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同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大保護、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一樣上升至國家重大戰略[3]。自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足跡遍布黃河流經的9 個省區，把保護黃河作為治國理政的大事來實施。2019 年9 月，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座談會的召開，正式提出推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構想[4]，此后，又多次主持召開中央會議，專題研究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總體思路和規劃綱要。2021 年10 月8 日，《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規劃綱要》正式公布，全面系統地對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做出部署，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正在加快形成。隨著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成為國家戰略，整個黃河流域及我國北方地區面臨著新的發展機遇和挑戰。在此背景下，對該流域省份高質量發展能力做出判定，有利于化解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統籌區域協調發展，為探索區域特色高質量發展提供支撐[5]，推進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具有一定的現實指導意義。

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6]，已然跨進新的發展時代?！案咚僭鲩L”的核心主要是一味追求速度的快速增長，然而“高質量發展”的核心是追求數量和質量相統一，內涵變得更加豐富和完整。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高質量發展”已成為當前學術界一大熱點問題，但由于提出時間較短，研究時間處于起步階段，尚未形成統一的定義，且難以測算。

早期階段，部分學者通過單一的全要素生產率指標衡量特定區域的高質量增長[7]，不能全面反映高質量發展內涵，無法滿足對高質量的需求。目前，隨著關注度的不斷提升，高質量發展文獻不斷累積，諸多研究學者對高質量發展有了更深更廣的研究，通過構建綜合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來評判區域高質量發展能力。通過梳理相關文獻，對高質量發展能力的研究主要基于以下四個視角：第一，經濟學視角。從微觀、中觀和宏觀方面構建涵蓋要素層面、產業層面、社會層面三個維度的區域高質量發展評價體系[8]；第二，區域差異性視角。從地區自然環境稟賦特征與經濟社會發展現實構建地區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9-10]；第三，單一指標分解視角?；谌厣a率，結合對TEPR的具體分解論述從經濟發展能力和經濟發展效益兩方面構建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11]；第四，新發展理念視角。大多數學者以新發展理念為依據構造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不過具體指標和評價方法有所差異。在具體指標方面，主要有兩類觀點，即一類是直接將新發展理念作為一級指標或二級指標[12]，另外一類則是將新發展理念內涵進行擴展和延伸[13]。在評價方法方面，主要有以下四種方法，第一種是采用熵值法構建高質量發展區域評價指標體系[14-15]，第二種是采取線性加權法構建高質量評價指標體系[16]，第三種是經由主成分分析法對高質量發展的內涵進行劃定[17]，另外一種是綜合運用兩種或以上方法構建綜合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18]。

縱觀如上研究，第一，有關高質量發展含義仍未定型，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構建研究仍存在片面性；第二，在現有文獻研究中，多數文獻選取的是某一區域某一年份的數據來分析高質量發展水平，沒有考慮時間變化差異；第三，已有文獻對高質量發展缺少空間特征分析；第四，現有文獻大多數集中在全國整體層面，而將黃河流域9 個省份作為一個整體的研究較少。

本研究認為黃河流域省份高質量發展與其他區域高質量發展有異。陳曉東等[19]提出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要以生態保護為要點，生態保護是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的生命底線。故此，本研究提到的高質量發展是基于貫徹生態保護理念下追求高質量發展而言的。

針對以上問題，本研究運用2005、2010、2015-2020年黃河流域九大省份的面板數據，依據新發展理念內涵，借鑒宮汝娜等[20]在研究九大國家中心城市時構建的指標體系，采取熵值法估測指標綜合權重，客觀評價黃河流域省份高質量發展能力，運用局部空間自相關法，分析黃河流域省份發展能力的時空演變趨勢。

1 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與研究方法

1.1 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本研究基于對高質量發展及新發展理念的內涵，在充分考慮黃河流域省份其獨特性的基礎上，從經濟、社會和生態維度構建了包括三個1 級指標和28 個2 級指標的黃河流域省份的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

表1 黃河流域省份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

1.2 研究方法

為了更好地評價黃河流域省份高質量發展水平，本研究主要采用了熵值法和局部空間自相關分析法。

1.2.1 熵值法

熵值法是由指標的離散程度評判效應大小。在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的基礎上，確認各指標權重[21]，最后運用加權法計算其高質量發展能力，計算公式為：

式中，HQIi為高質量發展能力；m 表示研究區域數；n 為指標數；HQIi的值越大表示第i 個評價對象的高質量發展能力越高。

1.2.2 局部空間自相關分析法

為分析黃河流域省份高質量發展能力空間分布特征和各省份之間的空間自相關性，選取各年份黃河流域省份高質量發展能力得分及均值。局部空間自相關分析是對于具體區域的具體情況進行解析，本研究主要采用了局部Moran 指數和Moran 散點圖兩種局部空間自相關分析方法[22]。

局部Moran 指數計算公式如下：

Moran 散點圖計算公式如下：

將上式可視化就是Moran 散點圖。

1.3 數據來源

本研究所用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的《中國統計年鑒》和各省份統計年鑒和有關政務網站；部分數據來自《水土流失保持公報》《中國環境年鑒》《民政事業發展統計公報》《中國科技統計年鑒》等；部分數據通過測算得出，對于極少數缺失數據進行了均值填充。

2 黃河流域省份高質量發展時間演變分析

按照上述方法，測算得出2005、2010、2015-2020 年黃河流域9 個省份高質量發展能力，結果如表2 所示。

表2 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能力

從表2 可知，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能力雖具有階段性下降的特征，但總體上呈現上升趨勢，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即：2005-2010 年的下降階段和2010年以后的穩步增長階段?？傮w而言，高質量發展能力呈穩步提升狀態，由2005 年的0.113 2 上升至2020年的0.144 5。

由圖1 各省份發展能力得分演變，可劃分為三種主要類型，見表3。

圖1 黃河流域省份高質量發展能力得分

表3 黃河流域省份高質量發展能力得分演變趨勢

在本研究中的高質量發展是由經濟高質量發展能力、社會高質量發展能力和生態高質量能力構成，是一個綜合性的指標。黃河流域各維度高質量發展在2005、2010、2015-2020 年的變化如表4 所示。

表4 黃河流域各維度高質量發展能力

由表4 可知，黃河流域省份經濟、社會和生態高質量發展年度演變趨于一致，均呈現先下降后穩步上升狀態。其中，在2005-2010 年經濟高質量發展能力較其他兩類高質量發展能力下降較快，生態高質量發展能力在2010 年之后增長較快，由0.813 1 增長到0.968 0。

2.1 經濟高質量發展能力

經濟高質量發展是基礎，對黃河流域省份高質量發展起到了關鍵作用。由圖2 可知，黃河流域各省份經濟高質量發展能力隨時間變化總體上呈現穩步增長狀態，其中，山東經濟高質量發展能力得分連續15年穩居第一；2020 年山東省經濟高質量發展能力得分最高為0.020，是青海省的11 倍。

圖2 黃河流域省份經濟高質量發展能力得分

2.2 社會高質量發展能力

社會高質量發展是目的，對黃河流域省份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根本遵循。通過圖3 可得，黃河流域各省份社會高質量發展能力隨時間變化呈現先下降后快速增長最后趨于穩定的態勢，其中，自2015 年以來，山東社會高質量發展能力得分均位居第一。

圖3 黃河流域省份社會高質量發展能力得分

2.3 生態高質量發展能力

生態高質量發展是條件，為黃河流域省份高質量發展標明了方向。由圖4 可得，黃河流域各省份生態高質量發展能力隨時間變化具有顯著差異，依據其變化特征，具體可分為以下兩種類型，見表5。

圖4 黃河流域省份生態高質量發展能力得分

表5 黃河流域省份生態高質量發展能力得分演變趨勢

從表5 可以看出，在2005-2010 年，生態高質量發展能力呈下降趨勢，這主要歸因于2008 年經濟危機的沖擊，地方政府一味追求經濟增長，忽略了生態環境的保護。2010 年之后，生態高質量發展能力表現出上升態勢，黨的十八大將生態文明建設上升為重大戰略之一，加快了生態高質量發展的步伐[23-24]。

3 黃河流域省份高質量發展空間演變分析

依據2005、2010、2015-2020 年的黃河流域9 個省份高質量發展能力，借鑒了盧小蘭等[25]對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水平等級劃分方法，對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能力依次分為優、良、中和差四個層次，研究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空間分布圖，如圖5 所示。

圖5 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能力空間分布

從圖5 可以看出，2005-2020 年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能力在空間上呈現東南高西北低的格局，各省份存在顯著的空間差異性，依據其特征，具體可以總結為3 類，如表6 所示。

表6 黃河流域省份高質量發展能力

借助Stata 軟件對黃河流域省份高質量發展進行空間自相關分析，表7 列出了2005、2010、2015-2020年黃河流域省份高質量發展的Moran’s 指數。

表7 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的Moran’s 指數

從表7 可知，各年度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大致呈現空間正相關性。此外，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的空間正相關性隨時間變化呈倒“U”型變化狀態，2005-2019 年上升，2020 年下降。黃河流域各年份省份高質量發展能力得分均值的局部空間自相關分析如圖6 和表8 所示。

圖6 黃河流域省份高質量發展能力均值的局部空間散點圖

表8 黃河流域省份高質量發展能力局部空間自相關分析

由表8 可知，山東和河南其自身高質量發展水平一定程度會波及鄰近地區高質量發展水平；山西高質量發展動力不振，鄰近地區高質量發展水平高；寧夏高質量發展水平高，但鄰近地區高質量發展水平低；甘肅、內蒙古和青海自身高質量發展水平低的，其相鄰地區高質量發展水平也低[26]；陜西和四川雖受鄰近地區高質量發展水平低的影響，但高質量發展潛力大。

4 結論

本研究以高質量發展內涵和新發展理念為依據，切實考慮黃河流域省份發展狀況，參考已有文獻研究構建了黃河流域省份的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涵蓋了經濟高質量發展能力、社會高質量發展能力、生態高質量發展能力三個1 級指標和28 個2 級指標。以黃河流域9 個省份為研究對象，采用熵值法測算了2005、2010、2015-2020 年黃河流域9 個省份高質量發展能力，并從時空角度剖析黃河流域省份高質量發展能力整體和局部的時空演變特征。主要結論如下：

第一，從時間演變看，黃河流域省份高質量發展整體呈逐步上升趨勢，但有小幅波動，實則可劃分為兩個階段，即：2005-2010 年的下降階段和2010 年以后的穩步增長階段?；诟骶S度可知，黃河流域各省份經濟高質量發展能力增長態勢良好，社會高質量發展能力隨時間變化呈先下降，然后快速增長，最后趨于穩定增長態勢，生態高質量發展能力隨時間變化具有顯著差異。

第二，從空間演變看，黃河流域9 省份高質量發展能力在空間上呈現東南高西北低的格局，各省份存在顯著的空間差異性。各年度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能力大致呈空間正相關性，空間正相關性隨時間變化呈倒“U”型變化。黃河流域省份高質量發展能力均值的局部空間差異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