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戰的話語深層結構和語境重構趨向*

陸丹云 李雪瑩 譚光裕

(國防科技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南京 210039)

當今世界正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作為新時代大國外交博弈主戰場的輿論場亦發生深刻變革。中國采取的是以“和平、發展”為主旋律的語境模式,而美西方則形成了基于“新冷戰”思維的話語主旨。該主旨一方面不改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執念,另一方面又炮制“新殖民主義”“債務霸權”等話題攻擊我治國理念、外交政策,不斷在輿論場內向我國施壓。從博弈的成效看,舊有的輿論戰語境需要重構,要將被動防御轉換為主動進攻,并最終做到攻守兼備。鑒于此,本文結合語言學和傳播學的研究范式,辨析輿論戰及其話語屬性,從語場、語旨、語式三個方面解構輿論話語的深層結構以及新時代輿論戰語境的重構趨向,進而制定相應攻防策略,以期為進一步認清輿論戰的本質,提升新時代輿論斗爭的作戰能力提供學理性支持。

1 “輿論戰”概念辨析

1.1 “輿論”概念緣起與流變

“輿論”(propaganda)一詞有多向詞源和多重含義。其一是天主教會的“傳播信仰會”(Congregation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由于該組織主要負責指導海外傳教工作, “輿論”一詞逐漸附帶了努力傳播信仰的意味;其二是“公眾言論”(public opinion),源于17世紀的歐洲革命,指對政府產生影響的社會信仰;至美國獨立時,語義則聚焦于表示國家政府所關注的“人民的意見”(the opinions of mankind)。到19世紀后期,隨著民主化進程發展、大眾教育普及、報紙發行量增大以及高效通信的出現,公眾言論成為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力量[1],尤其是在一戰期間,國家政體紛紛利用“輿論工具”激發公眾言論,謀取海內外利益。當前人們普遍認同的“輿論”一般意義是“公眾的言論”,即客體在不同時間、地點,對某行為公開表達的言論,是不同理念、見解和態度的總和[2]。然而,研究“輿論”內涵的學者則認為,輿論傳播的目的不僅僅是了解或激發公眾言論,而是服務于影響公眾思想、信仰與行為。輿論宣傳的主要信息來源也不是媒體所標榜的事實,“信息……是否符合事實并非關鍵所在,因為事實從來都不是存在于真空中,而是被嵌入其中的話語所框定”[3],因此,當代話語語境下的輿論是“傳播思想和價值觀來影響公眾認知的蓄意嘗試,其目的是有意識地直接或間接地為宣傳者的自身利益服務”[3]。美國一向將輿論宣傳、影響認知作為戰略傳播的重要手段,因為考慮到公眾對“輿論宣傳”所附帶的政府行為意義心存戒心,所以傳播一般通過非官方渠道展開,但是輿論計劃一般由國家安全機構來組織打造,通過與重要媒體合作實施,旨在傳播政府的意圖,最終實現其政治外交。因此,我們認為輿論宣傳是一種特殊的戰爭形式,是“有意識、有企圖的……經過周密部署的……意旨影響思想和行為”的“民心之戰”(battle for mind and heart)[3]。

1.2 “戰”概念本質與屬性

“戰”既指“戰爭”也指“戰斗”。根據《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百科全書》,戰爭是“一種集體、集團、組織、派別、國家、政府互相使用暴力、攻擊、殺戮等行為,是敵對雙方為了達到一定的政治、經濟、領土等目的而進行的武裝戰斗。由于觸發戰爭的往往是政治家而非軍人,因此戰爭亦被視為政治和外交的極端手段”。戰斗是“敵對雙方兵團、部隊、分隊(單機、單艦)進行的有組織的武裝沖突,是奪取戰爭勝利的主要手段,其基本類型是進攻和防御”?！睹绹鴤鹘y英語詞典》(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對“war”(戰爭)與“battle”(戰斗)的定義強調沖突性,戰爭指“在國家、民族或派別之間進行,公開使用武力并持續一段時間,具有沖突性的狀態”;戰斗指“敵對力量間的沖突”。綜上所述,“戰”至少包含以下四點屬性:a.沖突性:一種集體、集團、組織、派別、國家、政府互相使用暴力、攻擊、殺戮等行為而進行的武裝沖突;b.目的性:敵對雙方為了達到一定的政治、經濟、領土等目的而組織的沖突行為;c.極端性:政治家使用的政治和外交等極端手段;d.攻防性:基本類型是進攻和防御。

1.3 “輿論戰”概念及定義

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1952)宣稱“當今世界最重要的斗爭應為精神之爭,贏得人類的思想靈魂、信仰信任,其重要性遠遠大于財富與實力”。美國冷戰期間的對外宣傳恰是凸顯了其“精神之戰”特點, 表面上看輿論是為了宣傳,美國信息署、情報局等機構致力于輿情的引導與管控,利用傳媒技術和“美國之音”等傳播機構來宣傳美國社會生活;實則是對外傳播美國政策、影響民心、在海外贏得廣泛的輿論支持;本質上是發動意識形態攻擊,拉攏朋友、孤立敵人、干預敵對方行為,是美國政府利用心理戰略,塑造國際輿論,影響國內外民眾的思想、觀點、理念和行為的“語言戰”(a war of words)“心理戰”(psychological warfare)[4]。正如Daniel Lerner所述,“心理戰在戰爭中的作用與輿論宣傳在非暴力競爭(即和平)下的作用相同。兩者均將‘符號選擇’(symbol-selection)技術應用于受眾——敵人,且其目的必須始終包括勝利這一結果”[5]。輿論宣傳具有“戰爭”實質層,美國在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中均將“輿論”作為其心理戰的主要行動方式[6]。

作為戰略傳播、心理戰的重要路徑,輿論本身就是戰爭,亦服務于戰爭,由此我們對“輿論戰”作如下定義——敵對集體、集團、組織、派別、國家、政府互相使用極端宣傳手段干預民眾認知、影響輿論以達到戰略傳播等政治外交目的之沖突形式。和普遍意義的戰爭一樣,輿論戰具有敵我沖突本質、幕后政治目的和極端攻防手段等基本屬性。

2 語境思想下輿論話語的深層結構

語境理論的創始人韓禮德先生是一位持馬克思主義批評觀的社會符號學家,他認為話語即社會符號行為,構建了社會經驗并啟動了社會進程。話語具有系統的深層結構,主要體現為語境構成、語義選擇和表達表現[7-8]。語境主要包括語場、語旨、語式,三大類因素有機、動態地構成特定話語的語境,決定話語在該語境下所實現的功能。輿論戰的三大本質屬性,在話語的深層結構中對應于語境的三個變量(見表1)。

表1 輿論戰屬性定義和話語深層結構

語場主要體現在事件發生的情節模式,主要指事件的流動量,體現輿論事件的社會行為本質——沖突本質;語旨主要體現在事件發生的交換模式,主要指事件的互動量,體現輿論事件涉及的參與者、參與關系及其態度立場——政治目的;語式主要體現在事件發生的推進模式,主要指事件的信息量,體現輿論事件的形式媒介及組構方式——攻防手段。輿論戰的沖突本質、政治目的和攻防手段,其特質內涵與語境中的語場、語旨和語式研究模式相互融通,因此了解輿論戰的語境結構特點、分析輿論戰的戰法策略就是對輿論戰的語式、語旨、語場因素分析。

3 輿論話語情節模式和輿論戰語場重構:形象自塑他塑

3.1 語場因素:輿論戰沖突本質

語場是社會行為的本質以及經驗表征的類型,在輿論場語境中突顯輿論沖突的本質屬性[8],包括輿論話題的選擇以及議程的設置。輿論戰中話題選擇主要是指雙方在輿論戰中選擇哪些主題來進行爭奪,議程設置則是指如何在輿論戰中設置議題的優先級和影響力,兩者互為表里、相輔相成,選擇合適的話題和設置合適的議程可以在輿論戰中占據更高的話語地位,從而獲得更好的輿論宣傳效果。例如,抗戰結束后的國共輿論戰話題選擇中,國民黨通過反復建構與宣傳自身的“抗日功績”以確立其政治合法性。而我黨媒體集中火力指責國民黨“包庇日本戰犯”“與侵華要犯相勾結”并利用其“打內戰”,在1946-1947年,《人民日報》32 篇文章劍指岡村寧次對內戰的參與漸深: 作為國民政府的“聯絡員”,參與軍事并“直接指揮蔣軍作戰”。通過在輿論戰中的話題選擇,中國共產黨達到打擊國民黨政治形象、瓦解其軍隊士氣并消解其抗日政績和政治合法性的目的。再如冷戰時期美國新聞署 “相形見絀”的議程設置,選用百姓的幸福生活、收入與生活水平、國家強盛、科技水平、國家治理水平、治國理念等議題對蘇聯進行輿論宣傳,尤其是用具體數字和圖片展示美蘇人民的生活差異——“換取1kg糖紐約人均工作7分鐘,莫斯科人均工作185分鐘”,以此在蘇聯人心中播下不滿的種子,說服受眾“資本主義的優越性”。雖然美蘇兩國的軍事實力相當,甚至在部分領域蘇聯遠超美國,而美國利用兩國收入和生活水平之間的明顯差異設定議程,發動輿論攻勢。窘迫的現實生活與對戰爭的恐慌使得蘇聯人民逐步開始懷疑國家的制度與治理水平,為最終的“和平演變”埋下了禍根。

3.2 輿論戰之語場重構

輿論戰語場重構指在輿論博弈中認清沖突本質,主動選擇話題和設定議程從而進行有效的國家形象自塑與他塑。國家形象自塑和他塑實質是更廣泛和更深層次的意識形態斗爭,也是輿論斗爭的終極目標。西方媒體的敵對性形象他塑一般通過引導受眾質疑本國而形成認知干預,包括:a.對主流意識形態科學性質疑,旨在瓦解其理論自信;b.對黨派執政合法性質疑,旨在動搖其執政根基;c.對核心價值觀先進性質疑,旨在摧毀其精神內核。因此,敵對性形象他塑輿論產品往往呈現三個特點:a.質疑他國的話語意圖,通過議題選擇設計輿論話題,并巧設議程設置引導讀者相信議題;b.佯裝“客觀”的敘事方式,通過調查采訪、引用權威話語等方式打造真實感;c.精心篩選的信息內容,即局部有選擇地進行報道,通過控制話題,來達到控制傳播和影響的目的,其本質上就是裹著客觀外衣的認知干預和偏見傳播。

新時代輿論戰中,認清沖突本質,主動選擇話題設定議程進行“語場重構”主要分為三步,包括:a.防御:識別和揭穿幕后的偏見議題與蓄意議程,拒止虛假信息,消解抹黑話題,謹防認知干預。如“南海仲裁案”中,美菲為了使南海仲裁案引起國際上的重視,廣泛制造輿論,故意設定話題,極力渲染南海的緊張氣氛,將南海問題說成是“全球關注的焦點”。對于美方的做法,我們要認清敵我沖突本質,絕不可簡單地將其視作對于法庭流程的公正報道。對于具有爭議性的議題,尤其是美西方有意設置地詆毀中國國家形象的輿論誤導,盡可能少引用或避免盲目引用;b.進攻:主動選擇恰當的話題和議程,對敵實施形象他塑和認知干預。針對所謂“南海仲裁案”,中國學者通過發表相關學術研究,駁斥了美方對我形象的詆毀,也對美西方所謂“公正合法”發出質疑。如辛斌[9]揭示了仲裁案的話語議程設置從一開始就突破了“仲裁”(arbitration)體裁的界限,大規模地“挪用”了“訴訟”(litigation)的體裁資源,“中國南海仲裁案與其叫‘仲裁’不如叫‘訴訟’,是西方妖魔化中國的有意為之?！焙翁锾颷10]指出,該法庭存在自由裁量權行使不合理、專家指定程序不透明、指定專家結論意見基礎有瑕疵等違背程序與證據法理的做法,足以使“南海仲裁案”的裁決歸于無效;c.進攻式防御:選擇恰當的話題和議程,借助多元化多源頭媒體有效實施中國形象的自塑。

4 輿論話語交換模式和輿論戰語旨重構:幕后政治意圖

4.1 語旨因素:輿論戰政治目的

語旨是參與者間身份權力關系的融合、觀點態度的表達及價值觀的碰撞[8],在輿論場語境中表現為參與者要實現的政治目的,即識別輿論場中參與者間的身份關系并通過對話等方式對客體進行說服與駁斥、影響與干預進而重建其價值觀。語旨結構下的參與者具有多重身份,例如政府官員與媒體從業者、平民與政客、受眾與傳播者以及東西方價值觀持有者。參與者身份通過語境賦予也可通過話語構建,而輿論話語中雙方的參與者關系對于對話的方式、態度的溝通和價值觀的歸化均起到重要作用,是實現輿論幕后政治目的的話語來源。冷戰期間,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通過媒體傳遞宗教信息、輸出國家意識、贏得思想同盟的同時,還吸引讀者投稿,新聞署每月都會閱讀兩萬余封聽眾來信,分析聽眾對于美國意識形態戰的反應,從而更好地構建其與海外聽眾的對話關系?！懊绹簟弊鳛槲鞣絻r值觀持有者,用海外所在地語言廣播,通過價值觀對話的方式,推廣美國生活方式,宣揚“自由世界”的原則,以此達到重塑價值觀的政治目的。同時,為了規避受眾的防范心理,傳播者往往通過語言策略將自己打造為“真實信息的提供者”而不是“說教者”,表示他們是向民眾“解釋”“告知”“傳遞”事實或者提供“教育”。然而,媒體不可能實現完全的新聞自由和價值中立,輿論傳播絕不是“教育”或“告知”,更不是普及知識。與此相反,其主要目的是為了灌輸單一觀點,排斥所有相異觀點。了解輿論戰的沖突本質,時刻關注輿論背后的宣傳主旨、傳播者的政治身份是在輿論戰中取得先機的戰略意識。

4.2 輿論戰之語旨重構

輿論戰語旨重構是指辨識輿論產品中的參與者特點、參與者身份、幕后政治意圖并采取身份反制策略。輿論戰的目標接受者往往是普通民眾,因此輿論產品制造者往往選擇一些容易產生影響力或具有親和力的“說話人”并賦予其以下身份特點:a.意見代表性:如塑造立場與人民密切相連、代表真實民意的“意見領袖”形象,構建其與政府界限分明的“政治局外人”身份,大量發布所謂反映“普通讀者”“廣大網民”心聲的虛構信息;b.權威性:如在突發事件報道中選擇由一些機構發言人、實地工作者、實景親歷者說出輿情制造者所編制的“事實”“信息”;c.學術性:如選擇相關專業的知識分子、專家來對事件作所謂科學分析、客觀判斷。對輿情參與者的身份識別主要有兩條路徑:a.對輿情敘事中“局內的局外人”的真實身份識別:例如對于“親歷者”“科學研究者”“普通網民”等的事件外身份識別;b.對輿情設計者的政治代表性識別:例如找到反復推送體育賽事相關負面報道的幕后主使。

新時代輿論戰中,對輿情參與者的身份識別服務于“語旨重構”,具體分為三步:a.防御階段:消除敵方的權威性、學術性和代表性;b.進攻階段:構建我方話語的權威性、學術性和代表性;c.進攻式防御階段:利用敵方的認知習慣,尋找敵方公眾認可的“意見領袖”“公知”“普通讀者”“廣大網民”,利用其代表性特征發出我方的聲音。例如在疫情初期,西方媒體選擇建構了一個兼具“意見代表”“普通民眾”“知識分子”“親歷者”“政治局外人”的參與者——方方,通過多種渠道發布“方方日記”,影響網民對疫情防控的認知。而破解這一輿情陰謀則需要首先消解其所謂代表性、權威性和學術性身份,網民“凱申物流公司總經理”用戲虐的語言,批判了所謂“作家方方”的歷史與語言知識的匱乏。作家吳法天對于方方的作品解讀則完成了對其身份的重構:“熱衷充滿攻擊與自愛自憐怨言的‘文革人格’;不了解語言發展現實的‘偽現實主義文學家’;不承認話語背后語旨的‘西方意識形態代言人’”。而同時,多家社交媒體引用美國語言學大師喬姆斯基對“人類正處于文明危機的邊緣”的警示,既是有責任感的學者對于疫情與社會關系的學術反思,也是對西方利用疫情制造輿情的有利抨擊[11]。

新時代輿論戰中語旨重構的關鍵在于識別輿情幕后的政治意圖,擊穿表面“民意”和幕后“誤導”之間的屏風。前駐中國大使洪博培在述職中強調“中國有5 億互聯網用戶,8000萬博主,美國應聯合盟友和中國國內支持者,這些人被稱為‘互聯網一代的年輕人’,他們帶來變化將扳倒中國”。此類言談時刻提醒我們,“民心之戰”是美國新冷戰的重點,面對輿情風波,應該有:a.防御階段:善于揭穿幕后有政治意圖的誤導,防止跟風;b.進攻階段:選擇恰當的話語模式,確實傳遞中國價值觀、政治理念和外交愿景;c.進攻式防御階段:挖掘活躍于網絡幕后始作俑者并封閉其誤導通道。在“孟晚舟事件”中,美國政府指控華為違反了美國對伊朗制裁的法律,以及竊取美國的商業機密,并默認釋放孟晚舟是其認罪并繳納巨額罰款。美國政府還通過媒體宣傳,試圖在全球范圍內制造對華為的負面輿論。當“晚舟歸航”成為輿論熱點,尤其是歸國前夜網絡上涌現海量自相矛盾的信息,我們應該仔細甄別信息來源及其幕后的政治外交經濟意圖——“美國政府炮制孟晚舟事件,不是出于什么法律原因,其真正目的是要打壓中國高科技企業、阻撓中國科技發展,加拿大政府的所作所為就是幫兇”[11]。在防止跟風的同時,還應該重構語旨,轉守為攻,依托多媒體、多平臺推送西方報道中所謂“欺詐”指控等純屬捏造的相關信息,如匯豐銀行證明孟女士清白的文件,CNN對之前孟晚舟承認美國指認罪名的更正報道,同時挖掘事件前夜海量虛假信息的來源,從源頭上切斷其通道。

5 輿論話語推進模式和輿論戰語式重構:攻防手段選擇

5.1 語式因素:輿論戰攻防手段

語式是指在表達某個觀點或者態度時所使用的語言形式和方式[8],主要包括形式媒介的組構、信息的傳遞方向以及信息交互的量值。在輿論場的語境下表現為對攻防手段的選擇與運用。輿論戰的效果取決于對輿論宣傳的制作、傳送、發布平臺與渠道等作戰樣式的合理選擇,關鍵所在是確保信息以合理的量值、既定的速度抵達目標受眾。冷戰期間,美國新聞署官員進駐主要媒體,以審查或更加復雜的方式限制媒體發布信息。一方面可以防止媒體泄露軍事秘密,另一方面也是禁止有悖百姓良心道德的戰爭場面出現,確保媒體引導國內輿情、贏得大眾支持?？姑涝瘯r期,隨著中國人民志愿軍加入朝鮮戰場,以美軍為首的聯合國軍節節敗退,大量有關長津湖等戰役的報道讓美軍顏面掃地。美國政府為控制媒體輿論發酵,利用輿論場攻防手段對新聞媒體輿論實施高壓管制,迅速實施全面的、正式的、強制性的新聞檢查制度,禁止有關朝鮮戰場的報道出現損害聯合國軍士氣或者令美國及其盟國和中立國感到為難的一切言論,竭盡全力維系美國軍隊的正面形象,在防止泄露軍事秘密的同時,引導國內輿論、贏得國際輿論支持,服務于“打擊敵人”的戰爭目的[12]。

5.2 輿論戰之語式重構

輿論戰語式重構是指現代科技賦予輿論場更豐富的產品編碼組構方式、信息生產傳播交互平臺,從而衍生出更極端的攻防手段。重構突出體現于三個維度:

一是從文字為主宰向多模態、超鏈接攻防模式轉換。多模態產品將文字、圖片、音頻、視頻等多種媒介進行結合,從而使得信息傳達更加生動、直觀、具有感染力;超鏈接則是將不同網頁銜接起來,通過鏈接的方式將不同的信息進行關聯,從而形成更加豐富和完整的信息鏈。多模態、超鏈接攻防模式能夠跨越語言文化鴻溝,在短時間內將較高密度的信息傳遞給受眾,并通過直觀的表達使其瞬間產生認知效應,呈現出心理干涉效率高、攻防轉換效果好的特點。2019年以來,網絡插畫師烏合麒麟團隊先后創作《偽神》《敬呼吸》《和平之師》《致莫里森》《血棉行動》《神明改造》《G7》《島》《?！返茸髌?作品涉及“澳大利亞戰爭罪”“病毒溯源”“抗疫國策”“新疆棉事件”“國家公祭日”“方方事件”“晚舟歸航”等輿論熱點話題,每部作品一經發布即被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廣播電視總臺等國內重要媒體轉載、發布并反復鏈接到其他平臺,新型的出擊模式引發CNN、BBC、路透社等多家國際媒體高度關注甚至恐慌。正如主創人員所述,“需要找到一種能夠填補語言劣勢的方式來進行反擊,這樣才能跨越文化障礙,讓中國的聲音在國際上有效傳播”[13],選擇有效的信息傳播模式是新時代輿論戰的制勝策略之一。

二是從機構化媒體發聲到以社交媒體戰為主戰場的自媒體多源頭、多方向信息流動轉變。在西方媒體發動的“債務陷阱”輿論戰中(見圖1),傳播路徑從傳統的線性逐漸向網格狀轉變,官媒不再具有“輿論壟斷”的地位,參與輿論戰的客體也變得更加廣泛化和多元化,專家個人、智庫高校等協力參與,多點發力助攻其主流媒體。應對此語式變化,我方亦需要善于利用新攻防手段,積極利用現代科技與媒體平臺打好一場統一布局、方向明確、實時攻防、多點作戰的多模態社交媒體戰。

圖1 “債務陷阱”宣傳路徑

三是從真實空間傳播走向虛擬網絡平臺計算宣傳。在虛擬網絡空間中的計算宣傳主要有以下三種行動模式:a.輿論行動(propaganda operations):將信息傳達給廣大受眾;b.擾亂行動(chaos-producing operations):散布錯誤、不一致信息,引起混亂和破壞的操作;c.泄露行動(leak operations):將不愿被公開的信息傳達給目標受眾。Gillian 與 Philip[14]通過對Twitter上關于中國政治的110萬條標簽帖子進行分析,發現大量針對中國的計算宣傳,旨在傳播攻擊或對抗中國政府的虛假信息和機器人賬戶在 Twitter 上非常突出。因此,新時代輿論戰中,利用現代科學技術進行“攻防手段”的重構,具體可分為:a.防御階段:為應對美西方計算宣傳 “詭計”,可設置網絡監控系統檢測信息真實性,偵察識別網絡信息準確性,追溯其信息發布源頭及方式手段;b.進攻階段:利用科學技術手段研發拓展攻防模式,發布并設置有利于我方立場的話題議程,并對敵方展開諸如計算宣傳等攻勢;c.進攻式防御階段:破解敵方宣傳手段的核心技術,對敵方所使用輿論方式手段展開技術攻關,提升自身攻防手段。

6 輿論戰攻防策略

新時代輿情語境呈現了重構趨向,充分了解重構語境下輿論戰在攻防手段方式、參與者身份關系及沖突本質方面的特點,洞悉每一個環節輿論戰的屬性特點與話語深層結構的關系是設計有效攻防策略,進而找準打贏輿論戰的基礎。新時代輿情語境下,制定具有中國特色的輿論攻防策略,就是要做到以下三點:

認清輿論斗爭的沖突本質,善于辨識敵我。不論是在輿論戰風口浪尖發聲的媒體人、意見領袖、“自干五”還是觀望者,都應了解當今世界的輿論之爭實為大國之間意識形態沖突的表現。通過“輿論”這只“看得見的手”反映社會現象、引領公眾意見、認清階級利益只是輿論斗爭的淺層表象。美西方通過輿論媒體不僅試圖對我方制造不利影響,更是希望分化、瓦解我國政權、進行“民主”輸入、推行霸權主義,利用“輿論為戰”這只“看不見的手”來獲取意識形態斗爭的優勢。洞悉中西方輿論爭鋒的沖突本質,就應對其戰爭屬性有警醒意識——輿論戰戰場雖沒有硝煙彌漫,卻無一人可以幸免,這既是一場以民心為訴求的價值觀博弈,也是一場以媒體為主戰場的國家形象塑造戰。只有做到“知理”——了解沖突本質,方可“會戰”——辨識敵我,解開美西方輿論“民主”“合法”“科學”“大眾民意”的偽裝網,最終在這場波及到“全球、全人、全程”的戰爭中取得主動權。

認清輿論斗爭的語境特點,做到知己知彼。國際輿論形勢不斷發展,信息迅速轉換、無處不在,導致輿論斗爭的語境在生態構成、傳播方式、謀篇布局上發生深刻改變。我們既要認清輿論斗爭的沖突本質做到“知己”,更要了解敵方輿論戰略思維并拆解輿論行為的深層結構,即從語式、語旨、語場三層維度分析輿論戰語境,做到“知彼”。語式層面上,要擺脫文字化、實地化、機構化的桎梏,向多模態、虛擬網、多媒體等新思維方向轉換;語旨層面上,堅持批判性與建設性相統一,構建好臺前幕后、內外宣傳聯動的輿論傳播體系,依據國際輿論的變換形勢以及主流媒體的宣傳動向,不斷調整并重構參與者的身份關系,實現認知干預、影響輿論戰略傳播的政治外交目的;語場層面上,識別并揭穿美西方“他塑”的陷阱,主動選擇話題與議程,完成我國形象“自塑”與敵國形象“重塑”,打造具有強大輿論效應的意識形態陣地。認清新時期輿論斗爭的語境特點,充分利用好語式、語旨、語場這一利器,有利于考量自身、打量對方、制定戰略,服務于我國輿論斗爭工作大局。

認清輿論斗爭的實施策略,制定攻防手段。我國傳統的輿論宣傳以單向灌輸為主要路徑,面對美西方的輿論進攻往往缺乏前瞻部署,臨陣出擊導致被動應對、失去認知干預先機。面對新時代輿論戰環境,我們急需提升輿情意識、轉變思維模式,洞悉敵方輿論行為策略及實施路徑、目標指向等戰法,進而制定相應的主動出擊、借力打力等戰法策略,具體包括:a.防御階段:通過話題議程重設(語場)、揭露幕后關系(語旨)、計算宣傳防御(語式)等方式打通場、旨、式的融合渠道,產生輿論場的協同作用,不僅要精準、及時、強勁地反擊美西方制造的虛假言論,也要避開其設置的“輿論陷阱”,防止落入“圈套”,徹底拒止居心叵測、搬弄是非的手段;b.進攻階段:外宣層面上,美西方政府及主流媒體牽動輿論方向以及我國海外官媒不斷受到限制和攻擊,導致社交媒體頻繁失聲,甚至出現一邊倒的現象。因此,必須建立、做強海外新型主流媒體,并“用你的套路講我的故事”此類趨近價值觀與世界人民對話,開辟我方占據主導地位的輿論陣地;c.進攻式防御階段:以國家形象構建為輿論戰的第一目標,適時主動選擇話題、首發話輪、占領輿論先機。例如通過報道美種族歧視、黑人民權事件,質疑美西方國家標榜的“民主”,揭露以美為代表的新“炮艦政策”“新干涉主義”對中小國家主權獨立和發展利益的損害等,并以此戰略為切入點,積極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輿論戰攻防體系,防范化解美西方造成國際輿論形勢的動蕩,確保國家在輿論斗爭中取得話語主導權。

國際輿論場話語權是一項意義深遠的系統性工程,輿論對抗的攻防策略會隨著技術的發展不斷轉變,但對輿論語境變化趨向和輿論產品話語深層結構的理性解讀方法不變。以學理性的方式解讀輿情、洞察其發展趨向,前瞻性地謀劃輿論戰略、設計對抗樣式和博弈策略,方可確保國家在國際輿論博弈中取得話語先導優勢。在新時代的大背景下,中國應當沖破傳統輿論思維的窠臼,調動各方力量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敘事”語境,打造與國家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輿論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