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網絡視域下平臺賦能對初創企業創業拼湊的影響

韓 瑩 謝 磊

內容提要：數字經濟時代,數字經濟網絡是推進數字生態共同體建設的重要單元載體。全球經濟形勢的巨大變化對企業的生存與發展帶來了嚴峻的挑戰,而嵌入平臺的初創企業往往以較強的網絡優勢和良好的拼湊效果備受關注,但其中的原因尚未完全明晰。本文基于數字經濟網絡環境,刻畫平臺賦能的網絡特征,探究平臺結構賦能和關系賦能對初創企業創業拼湊的具體作用機制。研究結果顯示,平臺關系賦能能夠促進初創企業創業拼湊,數字經濟網絡強聯結及網絡弱聯結在其中發揮中介作用,而平臺結構賦能主要通過網絡強聯結間接作用于企業創業拼湊。在此基礎上,企業自身的知識創造能力在其中起到了調節作用。本文的研究進一步梳理了數字經濟網絡下平臺組織的賦能機制,闡明了平臺賦能對初創企業創業拼湊的完整作用機理,所得結論對于完善數字經濟網絡與平臺構建及推動初創企業的創新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問題提出

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促使數字經濟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一大批新業態和新產業不斷涌現,并對全球經濟生態產生巨大的沖擊[1]。黨的二十大報告關于數字中國建設的相關內容指出,“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在這一過程中,數字經濟使得產業邊界不斷被虛化[2],不同組織之間緊密而豐富的知識信息交流構成了錯綜復雜的網絡結構,日益細分、便捷和專業的服務推動著企業創業實踐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隨著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用戶需求的多樣性、技術不確定性的增加以及研發成本的持續上升,都給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挑戰[3]。在實踐中,像海爾、美的等大型企業依賴其豐富的資源來維持市場競爭力,但對于那些資源受限、管理能力不足的初創企業,僅僅模仿大企業的發展策略顯然是不現實的。相比之下,有部分平臺利用數字經濟網絡,賦能入駐的初創企業,從而有效克服資源孤島的問題[4],如海爾開放創新平臺(HOPE)致力于將初創企業的創新成果與海爾智慧家庭、工業互聯網和大健康這三大核心業務進行資源整合,以為初創企業提供一個集供需匹配、資源共享和創新能力提升為一體的全方位服務平臺;小米物聯網(IoT)開發者平臺利用先進的數字技術進行開放、共享和賦能,助力初創企業突破資源限制?？梢?一部分初創企業已將發展模式從獨立競爭向協同共贏轉變,把握平臺賦能優勢,通過創業拼湊實現跨行業和跨地區的資源共享與協同[5],以期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獲得可持續發展。

在數字經濟的網絡背景下,平臺組織通過持續優化組織網絡結構,增強外部環境對企業行動的支持,并通過改善網絡關系,增強入駐企業的內部驅動力和主觀體驗,以助力初創企業更快地感知、捕獲和重塑動態資源,從根本上提高初創企業的創業效率和質量。而初創企業要解困,就要果斷摒棄獨立經營,把握數字經濟發展機遇,依托數字經濟網絡下的平臺賦能[6],通過創業拼湊有效地突破資源池的“天花板”,“將就”利用數字經濟網絡中的有利資源以服務于新的機會或挑戰[7]。

現有研究鮮有從數字經濟網絡視域對初創企業創業拼湊行為進行探討,忽略了數字經濟網絡下嵌入于平臺組織中的初創企業的特殊性。實際上,平臺組織依托數字經濟網絡,從網絡結構和網絡關系維度賦能,推動初創企業進行創業拼湊行為,故外部網絡、平臺組織、企業自身因素均會對初創企業的創業拼湊行為產生影響。因此,本文基于賦能理論、社會網絡理論、創業拼湊理論等,結合數字經濟網絡環境,探究數字經濟網絡視域下平臺賦能對初創企業創業拼湊的具體影響機制。為了提升研究的完備性,遵循“平臺-網絡-企業”的分析框架[8-10],分別從平臺組織、數字經濟網絡以及初創企業層面探討可能影響初創企業創業拼湊的關鍵因素。本文的主要貢獻包括:第一,將研究劃分為平臺層、網絡層和企業層,考慮并構建企業創業拼湊的影響因素模型,補充了現有關于企業創業拼湊的實證研究;第二,從網絡結構與關系角度揭示平臺賦能的具體機制,深化了現有關于平臺賦能作用方式的具體探討,為基于網絡屬性的平臺賦能的實證研究拓寬了應用邊界;第三,基于數字經濟背景,考慮數字變革為初創企業帶來的歷史機遇,為數字經濟時代初創企業的生存與發展提供實踐啟示。

二、理論基礎

(一)平臺賦能

賦能一詞最初源于積極心理學,是指用言行、態度和環境等方面的變化來給人以正能量。在管理學中,賦能起源于授權賦能,是圍繞授權進行的拓展。格雷厄姆(Graham,1995)主張賦予組織成員更多的額外權力,隨著集權向分權的轉變,組織成員和整個群體都會感覺到某種能力的存在,即“增權升能”[11]。學者們繼續對賦能的定義進行完善。如今,賦能的思想廣泛應用于平臺管理中,其本質在于讓企業擺脫過去的單打獨斗,能夠借助平臺的力量快速發展?，F有關于平臺賦能的研究可以歸納為三類視角:第一,從資源配置視角,強調平臺賦能是對資源的獲取、控制和管理,主要體現為資源的配置過程。他們認為無論是海爾模式所強調的企業平臺化與員工創業化[12],還是韓都衣舍依靠的小組制[13],都可以被視為源于稻盛和夫的阿米巴經營模式,即企業通過實現“去中心化”[14],使得各種資源更容易地為前端企業、員工和用戶提供支持。第二,從心理理論視角,認為平臺賦能主要針對內在動機或個人主觀動因,如自信、自我意識等[15],聚焦于如何改善社會心理與增強內生動機等主觀感受。第三,從社會網絡視角,認為平臺賦能通過平臺網絡屬性作用于平臺參與者,使其充分挖掘自身潛能。彭等人(Peng et al., 2022)構建了平臺供應鏈網絡均衡模型,指出平臺通過數字網絡不斷賦能平臺內供應鏈上的企業[16];杜勇等(2022)研究了網絡效應視角下工業互聯網平臺賦能模式的演化機理,認為網絡效應的發展與平臺賦能模式的演化存在耦合關系[17]。

(二)創業拼湊

創業拼湊被認為是初創企業突破發展瓶頸的有效方式。拼湊一詞出自法國人類學家萊維-斯特勞斯(Lévi-Strauss, 1966)關于人類文化與思想的研究成果[18]。他將人們將就利用現有手頭資源并從中創造出新的價值的行為稱之為拼湊。最早把拼湊概念引入創業研究領域的貝克和內爾松(Baker &Nelson,2005)認為創業拼湊具有三個核心特點:手頭資源、為了新目的組合資源、立即去做[19]。創業拼湊能夠從資源優化的角度更充分地解釋初創企業的行為,將創業拼湊界定為一種資源調度行為,以在資源匱乏時獲取企業的競爭優勢[20]。隨著研究的深入,創業拼湊的內涵不斷拓展,創業拼湊不一定是出于對環境限制的反應,也可能是企業為獲取更加豐富的資源而采取的行動[21]。

(三)數字經濟網絡視域下的平臺賦能與創業拼湊

繼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之后,數字經濟成為當下主導的經濟模式,它以數據資源為核心,利用現代信息網絡作為主要的傳輸工具,并以信息通信技術的整合應用和全要素數字化轉型作為關鍵驅動力,旨在推動公平與效率的更好融合[22]。數字經濟為相關產業帶來了產品形態、業務流程以及生產和組織方式等方面的革命性變革,打破了區域和空間障礙,實現了高度互聯互通的網絡化結構,為資源的獲取、轉移和應用創造了便利條件[23]。這表明,網絡視域已經成為理解數字經濟的重要導向。因此,本文以數字經濟網絡為研究焦點,認為數字經濟網絡是以數字技術和企業活動為基礎,通過要素流動網絡和信息擴散不斷碰撞、互動、聚集,逐步發展而形成的以平臺組織為核心的有機網絡架構。從數字經濟網絡視域研究初創企業活動,更符合平臺和企業發展的實際情況[24]。

數字經濟網絡聯結強度表明組織間的相互作用頻率、情感親密度和互惠性,能夠反映不同組織間交往的質量,也是衡量企業間交互效率的關鍵因素之一[25]。格拉諾維特(Granovetter, 1973)認為,網絡聯結強度可由情感參與、親密關系以及互惠服務等綜合界定[26]?；诖?可將網絡聯結劃分為網絡強聯結與弱聯結兩種類型。強網絡聯結主要強調企業間的相似關系模式,指網絡組織內部由于同質性形成了較強的緊密聯系,揭示了企業間知識信息的動態傳播過程,同時也反映了網絡聯結群體間資源擴散和獲利的機制?；萃㈩D等(Whittington et al., 2009)認為組織網絡的強聯結加速了信息和資源的流動,從而增加了企業的創新產出[27]。而弱網絡聯結更側重于異質性組織的互動,指網絡組織內部較為松散的聯系構架起組織間知識與信息交互的橋梁。馬爾和羅杰斯(Meagher &Rogers, 2004)指出,企業所面臨的機遇和約束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弱聯結產生的橋梁作用,從而對企業信息獲取、戰略選擇、風險承擔和資源利用等活動產生影響[28]。

平臺組織嵌入數字經濟網絡,網絡效應是平臺維持可持續競爭優勢的關鍵,故從數字經濟網絡視域剖析平臺賦能機制至關重要。數字經濟網絡視域是對于網絡情境下平臺賦能的進一步拓展,包含兩方面深刻的理解:第一,以在網絡中的樞紐地位為基礎。數字經濟網絡背景下,平臺賦能通過數字技術搭建并調整網絡結構,共享數字技術,優化系統資源配置,降低初創企業的進入障礙和市場擴張成本,使平臺中的初創企業利用平臺數字組件、基礎設施和渠道等,提升競爭優勢[29]。第二,以在利益共同體中優化成員關系為導向。鑒于平臺組織在其所隸屬的數字經濟網絡中起到的核心作用,數字技術的開放特性提高了初創企業間信息的透明度。平臺賦能通過網絡關系的不斷完善,促使初創企業加強與合作伙伴的聯系,增強初創企業間的內生動機與主觀感受,有利于可靠信息的獲取,從而達成系統資源的有效整合[30]。因此,本文基于社會網絡理論,將數字經濟網絡視域下的平臺賦能定義為:平臺通過數字經濟網絡的獨特結構與豐富關系,依托數字技術發展優勢,實現入駐企業間的交易匹配及提供相關價值鏈上的增值服務,有助于入駐企業實施一系列應對環境變化的網絡行為,以促進入駐企業的價值增值與創新發展。

隨著互聯網、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等新一代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創業資源的網絡化程度也在不斷提升。在數字經濟網絡環境下,初創企業的創業拼湊主要依賴于資源整合、信息挖掘和網絡嵌入這三個并行環節來實現。第一,數字技術的網絡化整合有助于初創企業實現資源整合的敏捷化和智能化[31]。第二,由于隱藏的資源信息更容易被深入挖掘并賦予新的價值,數字技術強大的算法和計算能力為隱性知識的顯性化提供了便利[32],進而有助于初創企業資源的獲取。第三,初創企業利用數字技術成功地跨越了產業界限,實現了網絡空間的虛擬集聚,所建立的網絡結構和關系成為組織間信息流動的載體,使企業的創業拼湊活動突破了傳統的資源基礎觀限制,實現了資源配置的越軌式創新[33]。本文依據學者們的探討,認為數字經濟網絡視角下的創業拼湊是初創企業依托網絡關系和結構,實現資源的跨領域搜索與集聚,通過適時試錯和資源整合來尋找創業的機會,從而獲得持續的競爭優勢。

依托數字經濟網絡,平臺組織加快了內部初創企業間的信息交換,更好地實現了資源供需精準匹配,從而有助于創業拼湊資源的獲取。平臺組織中的初創企業一方面依托平臺關系賦能,達成企業信息交互與心理認同,加速了知識信息的流通速度,為創業拼湊創造了更為廣闊和豐富的資源環境,有助于識別未充分開發的資源,并將這些資源用于新的目的[34],進一步提升了初創企業創業拼湊過程中獲取資源的概率和有效性。另一方面,平臺結構賦能能夠為初創企業提供創業資源要素流動的渠道便利,數字化驅動有利于實現初創企業與平臺內其他主體之間的合作,通過大數據分析發現已有資源之間的新聯系和新模式,驅動已有資源的重新組合與利用,使知識信息流通更加順暢[35],進而提升初創企業創業拼湊過程中資源的獲取力度和準確性。因此,初創企業創業拼湊所需資源嵌入于數字經濟網絡,平臺賦能有助于初創企業更好地實現創業拼湊。

(四)研究評價

綜上所述,國內外學者已充分意識到數字經濟時代平臺賦能與企業創業拼湊的重要性,但仍缺乏從數字經濟網絡視域對平臺賦能具體作用的深入剖析,鮮有關注平臺賦能途徑下初創企業創業拼湊行為的現實機制,從而忽略了數字經濟網絡屬性下平臺與初創企業的互動關系。因此,本文試圖揭示數字經濟網絡視域下,嵌入平臺的初創企業的創業拼湊行為,考慮數字經濟網絡與平臺賦能的作用,明晰初創企業網絡拼湊的影響機制,以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梳理數字經濟網絡架構,為平臺賦能與初創企業創業拼湊提供有益啟示。

三、研究假設

(一)平臺賦能與創業拼湊

數字經濟的崛起為平臺組織和初創企業帶來了前所未見的新機遇,隨著數字技術的普及,許多企業都遭遇了如產品創新標準提高、客戶需求變化增快、技術研發難度增大等系列問題。與大型企業相比,初創企業所擁有的內部和外部資源更為匱乏,若僅限于內部冗余資源而未拓展資源的搜集或借用范圍,則難以形成戰略優勢,為初創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帶來巨大的挑戰。因此,一部分初創企業選擇嵌入平臺組織之中,依托平臺賦能優勢,試圖通過創業拼湊尋找突破資源瓶頸的有效方法[36]。而平臺組織得益于數字經濟網絡效應能夠打破組織邊界,在數字化技術的支持下,基于數字模塊化設計和標準化接口重新配置資源,從而實現創業企業與合作伙伴之間的信息交互,依托數字經濟網絡賦能初創企業,不斷整合優勢渠道、信息、知識等資源,提供便捷的資源利用方式,推動初創企業形成競爭優勢[37]。

不難看出,數字經濟網絡環境下,平臺賦能是初創企業實現創業拼湊的關鍵突破口?；谏鐣W絡理論,學者們多從網絡關系與網絡結構屬性進一步探究平臺網絡效應的影響[38]。本文延續學者們的研究,亦將平臺賦能依據網絡屬性劃分為平臺關系賦能與平臺結構賦能,以深入剖析平臺賦能對初創企業創業拼湊的影響。具體而言,一方面,平臺結構賦能著重于提高企業的外部客觀條件,如組織、機構、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條件等,構建優質的以平臺為核心的數字經濟網絡結構,將數字經濟網絡作為一個整體來解釋拼湊行為[39]。從創業拼湊的執行基礎來看,平臺組織結構是初創企業創業拼湊的實際載體,平臺結構賦能通過靈活調度平臺資源,提升平臺組織內部系統性,減少網絡冗余,為初創企業構建良好的創業拼湊環境[40]。另一方面,平臺關系賦能主要聚焦于如何改善組織間社會關系與增強內生動機等主觀感受,如相互信任、親密、團結、認同等,依托數字經濟網絡關系,使初創企業可以更好地挖掘數字經濟網絡中的稀缺資源。這種網絡關系以情感、信譽和成員間信任為紐帶,使在網絡節點上的初創企業能夠按照可預測、可接受的方式行動,不僅節約了初創企業獲取資源的交易成本,也拓展了企業間合作關系的廣度和深度,有利于初創企業打破傳統的資源屬性限制,培養創新思維和資源再利用能力,直接影響到企業創業拼湊過程中資源的獲取[41],為初創企業的持續發展提供了寶貴經驗。因此,平臺賦能對初創企業創業拼湊有著重要影響,故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1:平臺賦能正向影響初創企業創業拼湊。

H1a:平臺關系賦能正向影響初創企業創業拼湊。

H1b:平臺結構賦能正向影響初創企業創業拼湊。

(二)數字經濟網絡聯結的中介作用

數字經濟領域中,不同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的發展相互交織,形成了一種復雜的網絡空間聯系。隨著數字經濟不斷向縱深推進,各系統之間的固有屏障被有效打破,從而促進了不同組織之間的緊密聯系,以實現資源優化配置以及價值創造。數字經濟網絡上的互聯互通可以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打破傳統實體經濟的相對獨立性,加強數字經濟與企業發展的緊密結合,從而促進創業企業的轉型升級[42]。

在平臺賦能推動初創企業創業拼湊的過程中,網絡聯結的作用不可或缺。在數字經濟網絡背景下,平臺結構與關系賦予初創企業對有利資源獲取和整合的能力,使其不僅僅局限于簡單的交易,而開始根據自己的核心能力輸出外部價值,并同時吸收其他企業提供的價值,從而共同擴大數字經濟網絡的價值供應范圍[43]。一方面,平臺賦能可以通過網絡強聯結,降低知識信息的傳遞成本,減少資源流動障礙,便于渠道的打通及新關系的建立,為平臺資源的整理和利用提供良好的結構與關系基礎[44]。另一方面,弱聯結形成的多樣化網絡結構、稀疏的網絡密度等更有利于避免平臺賦能過程中的過度嵌入、知識冗余和網絡規則約束,進而保證多樣性資源的供給,有助于獲得異質性和互補性的新資源[45]。因此,數字經濟網絡作為平臺賦能的有效載體,其網絡聯結的強弱程度必然影響平臺賦能的作用及效果。

與此同時,數字經濟網絡聯結的強弱程度也會影響初創企業的創業拼湊。網絡成員之間的聯結越緊密,彼此之間的信任度就越高,可以以更低的成本獲取各種資源要素,也能更有效地吸收彼此之間傳遞的信息和知識,從而提升創業拼湊的效率。謝尼亞德等(Senyard et al.,2014)認為在企業的創立和發展過程中,家人和朋友之間的緊密聯系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他們不僅能夠提供珍貴的情感和物質支持,還能夠幫助創業者鞏固自己的地位[46]。但有些觀點認為,網絡的緊密聯結可能會形成一個封閉的系統,將導致成員之間資源要素的同質化和信息的冗余,成為創業拼湊的阻礙。烏西(Uzzi,1997)提出了一種倒U型模型,指出盡管強聯結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企業提升績效,但若過度嵌入,則會導致績效下降[47]。貝克和尼爾森(2005)主張與外部客戶等成員建立非正式的聯結,以避免在創業過程中出現排他性和封閉性問題,從而實現創業拼湊的目標[19]。由此可見,平臺賦能可以通過數字經濟網絡聯結強度影響初創企業的創業拼湊效果,平臺網絡聯結強度在平臺賦能對初創企業創業拼湊的影響中發揮重要作用,故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2:數字經濟網絡聯結強度在平臺賦能對初創企業創業拼湊的影響中起到中介作用。

H2a:數字經濟網絡強聯結在關系賦能對創業拼湊的影響中起到中介作用。

H2b:數字經濟網絡弱聯結在關系賦能對創業拼湊的影響中起到中介作用。

H2c:數字經濟網絡強聯結在結構賦能對創業拼湊的影響中起到中介作用。

H2d:數字經濟網絡弱聯結在結構賦能對創業拼湊的影響中起到中介作用。

(三)知識創造的調節作用

在與知識管理相關的文獻中,知識被視為一系列合理而真實的信仰,其內涵包括三個層面:認知者對知識的真實性和有效性進行判斷,確立這一信念及將其轉化為實際行動[48]。從企業的角度來看,知識是由企業日常的程序性工作、流程、規章制度以及存儲于企業資料庫中的各種信息所構成的綜合體。因此,企業知識創造就是要將潛在的或現有的知識轉化成可以直接利用或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知識,并使之得以實現的過程[49]。因此,企業所涉及的不僅僅是知識的應用和加工,更重要的是其所創造的新知識,故知識創造是企業發展的核心動力,也成為企業管理的核心研究內容之一。

隨著新興信息技術的不斷涌現,數字經濟網絡已成為企業實現轉型升級的重要途徑,通過獲取多樣化的知識來推動企業的發展。數字經濟網絡強聯結產生了企業間頻繁的交流、穩定的情感和高度的信任,使初創企業更容易整合并傳遞彼此間的隱性知識[44],而弱聯結帶來的差異化知識與多樣化觀點提高了初創企業間知識沖突水平,有助于激發新知識的火花[45]。在此基礎上,以數字經濟網絡為載體,平臺組織依托網絡關系與結構賦能初創企業,這不僅增加了各個創新實體的知識和信息流,還降低了初創企業獲取知識資源的難度和交易成本[50],如魯若愚等(2021)強調,企業依賴其內部知識和其他資源,通過識別網絡機會,利用網絡關系來獲取現有知識,從而創造出新知識[51]。數字經濟網絡推動了知識資源的急速增長,企業為了保持可持續的競爭優勢,需要將來自合作伙伴的知識與自身知識進行重新整合,以創造出符合市場服務和需求的新知識[52]。因此,研究數字經濟網絡中的知識創造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53]。

知識創造在平臺賦能對初創企業創業拼湊的影響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數字經濟網絡的聯結強度在平臺賦能和初創企業創業拼湊之間建立了連接橋梁,使得知識資源能夠在數字經濟網絡中持續傳播和擴散,而已有知識信息在不斷交互的過程中形成了新的知識信息流,新知識的產生將不可避免地影響著平臺賦能的作用機制[53]。究其原因,不論是平臺關系賦能還是平臺結構賦能,都離不開知識信息在網絡中的流通,加之數字化技術加快了網絡中隱性知識顯性化的過程[32],讓隱性資源信息也更容易被挖掘和賦予新的價值,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初創企業的創業拼湊[54]。企業良好的知識創造能力可以幫助其更好地依托平臺賦能實現資源配置,獲取有效的商業信息和創業建議,提升創業拼湊效果?？梢哉f,以平臺為載體的賦能方式,通過對企業知識創造能力進行調節,使初創企業能夠更加迅速地將平臺賦能優勢進行內化,使平臺結構賦能和關系賦能被真正賦予到位,進一步促進企業的創業拼湊行為[55]。因此,在平臺賦能對初創企業創業拼湊的作用過程中,知識創造亦是關鍵影響因素。故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3:知識創造在平臺賦能對初創企業創業拼湊的影響中起正向調節作用。初創企業的知識創造能力越強,平臺賦能越有利于初創企業的創業拼湊。

H3a:知識創造在平臺關系賦能對初創企業創業拼湊的影響中起正向調節作用。初創企業的知識創造能力越強,平臺關系賦能越有利于初創企業的創業拼湊。

H3b:知識創造在平臺結構賦能對初創企業創業拼湊的影響中起正向調節作用。初創企業的知識創造能力越強,平臺結構賦能越有利于初創企業的創業拼湊。

本文的研究模型如圖1所示。

圖1 研究模型

四、研究設計

(一)研究樣本與數據收集

本文以數字經濟網絡為背景,在相關理論基礎上,構建平臺賦能與創業拼湊的關系模型,探討數字經濟網絡下平臺賦能對初創企業創業拼湊的影響機理。為保證數據的準確性和可靠性,選取的調查樣本需要滿足以下條件:(1)入駐創業平臺;(2)至少正式成立并注冊;(3)企業創立年數為5年及以下。為滿足以上三個條件,本文認為對眾創空間中的入駐企業進行調查最為合適。原因在于,眾創空間作為重要的創業平臺,是企業創新創業的重要載體,能夠利用數字經濟網絡的便利條件,既為初創企業提供場地供給、資金引導、政策分析、渠道溝通等創業支持,又不斷協調入駐企業之間的相互關系,增強企業間的創新互動,平臺賦能效應明顯,并且入駐的企業大部分都為初創企業,創業拼湊能夠在其身上更好地體現。

本文在變量測量方法上采用國外已發表學術論文中的量表,參照貝林和勞(Behling &Law,2020)[56]的研究,聘請三位翻譯者,第一位翻譯者先將英文翻譯成中文,第二位翻譯者將第一位翻譯者翻譯好的中文再翻譯成英文,第三位翻譯者通過比較反向翻譯的問卷和原始問卷的異同,修改出最終的問卷翻譯版本。此外,在問卷正式定稿與調查之前,邀請相關領域的教授對問卷進行閱讀,以評估問卷設計及用詞上的適當性,并根據他們提供的意見修訂成最終的定稿問卷。

本次調查采用訪談和問卷兩種調查方法,以獲取相關信息。訪談對象為創業平臺的管理層人員,主要探討平臺和入駐企業的基本情況,旨在根據量表對問卷設計進行調整。為了滿足統計分析的要求,本文采用多種方式進行問卷發放,包括現場發放、網絡在線問卷以及電子郵件發放,以確保樣本數量的充足。為了確保數據的有效性,在確定樣本范圍后,采用隨機抽樣方法來收集數據。為了提高問卷的回收率,首先通過電話聯系抽樣框架內的平臺管理人員,向他們傳達研究目標,并懇請他們給予支持和協助。在獲得授權后,進入目標平臺進行紙質問卷的分發,答題人可以選擇匿名方式填寫,但填寫人必須是熟悉企業情況的相關人員,例如企業創始人或管理人員。如果某些公司的相關負責人在時間上不便,那么采用在線問卷或電子郵件的方式,為調查對象提供更加靈活的時間安排,以便他們能夠更好地完成問卷。

本次調查共發放500份問卷,實際回收336份,有效問卷306份,有效回收率為61.2%,基本滿足研究需求[57]。具體來看,該調查在中國的23個省份進行。由于發達城市往往擁有更多的眾創空間,故調查對象主要來自廣東(14%)、江蘇(11%)、北京(10%)、上海(9%)和浙江(8%)。33%的調查對象所在企業的員工人數小于10人,59%的調查對象所在企業的員工人數大于等于10人小于50人,其余8%的調查對象所在企業的員工人數大于等于50人小于100人。此外,在這些企業中,年收入在50萬元及以下的占13%,年收入大于等于50萬元小于100萬元的占52%,年收入大于等于100萬元小于500萬元的占31%,收入大于等于500萬元小于1000萬元的占4%。調查對象所從事的行業主要集中在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40%)、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16%)與文化、體育和娛樂業(10%)。

(二)研究測量

利用李克特5點量表法設計問卷測量題項,分值1—5表示從低到高不同程度的感知分值,具體測量題項如表1所示。

表1 變量因子分析與信度效度檢驗表

1.平臺賦能

本文的自變量為平臺賦能,依托數字經濟網絡環境,將平臺賦能的測量劃分為平臺關系賦能和平臺結構賦能兩個維度,平臺關系賦能共三個題項,主要參照王等人(Wang et al.,2011)[58]的研究;平臺結構賦能共五個題項,主要參照宋晶和陳勁(2019)[59]的研究。

2.創業拼湊

本文的因變量為創業拼湊,主要參照謝尼亞德等(2014)[46]的研究,共分為8個題項進行測量。

3.網絡聯結強度

本文的中介變量為數字經濟網絡聯結強度,主要參照穆和迪貝內迪托(Mu &Di Benedetto,2012)[60]的研究,將網絡聯結強度劃分為網絡強聯結和網絡弱聯結進行測量,分別由3個測量題項進行測量。

4.知識創造

本文的調節變量為知識創造,主要參照鄧等人(Deng et al., 2011)[61]的研究,共分為3個題項。

5.控制變量

為了確保研究結果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擾,本文借鑒已有的研究成果,對企業的年齡、規模、年收入以及所處行業進行控制。(1)企業年齡。隨著企業年齡的增長,組織慣性會逐漸增強,從而導致組織效率下降,企業對外部資源的獲取欲望可能會降低[57],且本文研究的主要對象是初創企業,故樣本企業均為創建5年及5年以下的初創企業。(2)企業規模。一般而言,企業規模的大小被認為是影響其僵化程度的一個重要因素,規模較小的企業更具有靈活性,能夠更加敏銳地洞察行業發展趨勢[62],同時也更容易進行創業拼湊。因此,本文以企業員工數量為衡量標準,將企業規模劃分為小于10人、大于等于10人且小于50人、大于等于50人且小于100人、大于等于100人且小于500人及大于等于500人五個級別。(3)年收入。企業年收入是企業經營能力的有力證明,對企業創業拼湊也有一定影響,故本文將樣本企業的年收入劃分為50萬元及以下、大于等于50萬元小于100萬元、大于等于100萬元小于500萬元、大于等于500萬元小于1 000萬元、大于等于1 000萬元5個級別。(4)所屬行業。隨著企業所處行業的不同,其內部競爭的激烈程度和對資源的組合方式也會呈現多樣化的差異[63]。因此,本文對制造業,建筑業,批發和零售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環保業,金融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教育,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公共管理、社會保障以及社會服務及其他行業進行分類控制。

五、實證結果與分析

通過問卷調查,并綜合運用描述性統計分析、相關分析、探索性和驗證性因子分析方法、共同方法偏差檢驗以及回歸分析,本文構建了一個整合分析框架,該框架系統地分析了平臺賦能、網絡聯結、知識創造和創業拼湊之間的作用機制。

(一)信度和效度檢驗

在信度檢驗方面,如表1所示,克朗巴哈系數(Cronbach’s α)的最低值為0.755,這表明測量量表的內部一致性較好,問卷信度基本符合要求。在效度檢驗方面,本文在確認問卷定稿之前,通過咨詢相關領域的專家預試并修正問卷的部分提法與內容,以確保問卷具有較好的內容效度。在此基礎上,運用統計軟件SPSS 21.0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在巴特利特(Bartlett)球體檢驗中,顯著性(Sig.)值為0.000,取樣適當性量數(KMO)值為0.896,表明適合進行因子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結果如表1所示?？梢钥闯?各測量項的標準化因子載荷最小為0.634,達到效度要求。同時,運用統計軟件AMOS 21.0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經過初步探索之后,對變量的平均方差提取值(AVE)和組合信度值(CR)進行計算,所有變量的平均方差提取值(AVE)均大于0.511,符合大于0.5的建議標準[64],組合信度(CR)均大于0.760,滿足大于0.7的建議標準[65]。并且,表3中對角線上AVE的平方根數值均大于該構面與其他構面的相關系數,具有良好的區別效度[64]。

根據約雷斯格(J?reskog,1993)[66]的建議,使用統計軟件AMOS 21.0對量表模型進行整體擬合優度檢驗,匯總結果見表2。模型一為零模型,所有的變量指標都是獨立的;模型二采用四因子模型,將平臺關系賦能和結構賦能合并為一個因子,同時將網絡強聯結和弱聯結合并為一個因子;模型三在模型二的基礎上,將平臺賦能劃分為平臺結構賦能和平臺關系賦能兩個因子,采用五因子模型;模型四分別將網絡聯結劃分成網絡強聯結和網絡弱聯結兩個因子,即本文采用的六因子模型。結果表明,六因子模型在擬合方面表現最為優異,即本文的理論模型與數據之間的擬合度滿足要求。

表2 多模型擬合情況匯總

(二)描述性統計和相關分析

本文對調查問卷所得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和相關分析,以初步探究各個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為后續假設檢驗奠定基礎。表3顯示了各變量的平均值、標準差以及皮爾遜(Pearson)相關系數,表格對角線上為AVE的平方根數值。結果表明,平臺賦能、網絡聯結、知識創造和創業拼湊之間存在著緊密的正相關關系。

表3 相關系數結果

(三)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為避免共同方法偏差問題,本文數據收集時間跨度較長,題項設置簡潔明確且問卷長度合理。本文在統計檢驗與控制方面,一是采用哈曼(Harman)單因素檢驗,第一個因子解釋的變異量為29.35%,未達到40%的臨界標準[67],說明不存在解釋大部分變異的單因子。二是基于表2中驗證性因子分析將所有的測量項放在一個因子里面進行分析,結果可知,模型一的卡方值(CMIN)為1 457.732,自由度(DF)為275,卡方自由度比(CMIN/DF)為5.301,殘差均方和平方根(RMR)為0.092,擬合優度指數(GFI)為0.660,規范擬合指數(NFI)為0.550,比較擬合指數(CFI)為0.598,近似誤差均方根(RMSEA)為0.119,其他的指標均無法達標,即零模型擬合指標的各項數據無法達到標準值,說明所有的測量題項并不同屬于一個因子。因此,本文的研究變量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問題。

(四)假設檢驗

為了研究變量之間的相互作用,本文在傳統的線性回歸方法的基礎上,運用SPSS條件過程模型進行探究,并在進行假設檢驗之前,先測量變量的方差膨脹系數(VIF)值,結果均小于5的建議標準[65],說明能夠進行回歸分析。研究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回歸分析結果

1.直接效應分析

由表4可知,列(1)僅有控制變量,從列(2)開始依次加入自變量、中介變量與調節變量。在列(2)中,關系賦能對創業拼湊產生正向作用(β=0.433,P<0.01),假設H1a成立,而平臺結構賦能對初創企業創業拼湊的影響未通過顯著性檢驗(β=0.017,P>0.05),假設H1b不成立。究其原因,中國數千年的農業社會重和諧、講人情,構建非正式的關系是很多企業拼湊行為的重要基礎[68],拼湊資源的獲取被認為是企業能否克服發展瓶頸的重要保障,而平臺內部的初創企業在創業拼湊的過程中更多地依賴于利用已建立起的網絡關系進行資源的獲取和利用。因此,在不考慮其他變量的影響下,對于初創企業的創業拼湊而言,平臺關系賦能發揮重要作用,而平臺結構賦能的效果并未直接顯現。列(3)中,網絡強聯結(β=0.196,P<0.01)和網絡弱聯結(β=0.159,P<0.01)均對創業拼湊有正向作用,表明不論是網絡強聯結形成的高度的緊密性與信任感[46],還是網絡弱聯結給予的開放度與異質性[19],都能夠有效促進初創企業的創業拼湊行為。列(4)中,知識創造(β=0.139,P<0.01)對創業拼湊有正向作用,表明知識創造提升了平臺知識資源價值,優化了平臺內部資源配置,從而有助于初創企業的創業拼湊[55]。

2.中介效應分析

為了驗證網絡聯結強度的中介效應,本文進行中介效應的檢驗,結果見表5?？梢钥闯?在關系賦能對創業拼湊的影響中,無論是網絡強聯結還是網絡弱聯結,其間接效果的置信區間均未包含零,說明中介效果存在,又由于其直接效果也存在,故網絡強聯結與網絡弱聯結在關系賦能對創業拼湊的影響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故假設H2a和假設H2b成立。這表明關系賦能在優化平臺內主體關系與增強企業間合作信任感的過程中,可以通過網絡強聯結有效降低資源傳輸成本[44],并通過網絡弱聯結獲取異質性和互補性資源[45],從而推動初創企業的創業拼湊。盡管結構賦能對創業拼湊的影響未通過顯著性檢驗,根據哈耶斯(Hayes,2013)[69]的研究,即使直接效應不存在,也有可能存在中介效應,故仍然有必要對網絡聯結強度在結構賦能和創業拼湊中的中介效果進行研究。研究結果顯示,網絡強聯結的間接效果的置信區間不包含零,而網絡弱聯結的間接效果的置信區間包含零,又由于結構賦能對創業拼湊的直接效果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網絡強聯結在結構賦能對創業拼湊的影響中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故假設H2c成立,假設H2d不成立。究其原因,平臺結構賦能的過程實質是外部客觀條件的搭建過程,通過構建優質的以平臺為核心的數字經濟網絡結構以提供渠道便利,而這種聯系的建立更多依賴于主體間緊密聯結形成強網絡聯結優勢,使網絡結構的搭建與優化更加高效,信息傳遞更加順暢,從而有助于企業的創業拼湊,而弱網絡聯結主要側重于異質性主體的互動與較為松散的網絡聯系,由于互動頻率弱、交流少,資源共享的信任程度較低,使“泛泛之交”的弱聯結難以借助平臺結構優勢滿足初創企業創業拼湊的資源需求[70],在平臺結構賦能對初創企業創業拼湊的影響上發揮的作用比較有限。

表5 中介效應檢驗

3.調節效應分析

對表4列(5)和列(6)進行條件過程模型分析。在對數據進行中心化處理之后,同時加入網絡聯結的中介作用和知識創造的調節作用,網絡強聯結和網絡弱聯結的作用效果均通過顯著性檢驗。從知識創造的調節作用來看,知識創造與關系賦能的交互項通過顯著性檢驗(β=0.133,P<0.05),但知識創造和結構賦能的交互項未通過顯著性檢驗(β=0.017,P>0.05),說明知識創造僅在關系賦能對創業拼湊的影響中起正向調節作用,即假設H3a成立。這表明平臺關系賦能為初創企業在共同探索領域提供了高度信任的基礎語境,降低知識獲取和轉移的障礙,有助于構建感知層面的知識共享背景,促進平臺內知識共創[71],而知識創造的實現過程又反過來增強了平臺內企業間的信任,進一步促進合作互動,為初創企業的創業拼湊奠定基礎?；诖?通過調節效應圖可以更為直接地觀察到知識創造在關系賦能對創業拼湊影響中的作用。從圖2可以看出,知識創造在平臺關系賦能對創業拼湊影響中具有調節效果,當企業知識創造能力較強時,平臺關系賦能可以更好地促進企業的創業拼湊,反之,若企業的知識創造能力較弱,平臺關系賦能對企業創業拼湊的提升作用也較弱。從圖3可以看出,知識創造在平臺結構賦能對創業拼湊影響中的調節效果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即假設H3b不成立。究其原因,企業知識創造的本質是將潛在的或現有的知識轉化成可以直接利用或現實生產力的知識,平臺內初創企業知識創造的主要過程表現為企業受其他數字經濟網絡成員經驗與關系的影響,依托于不同網絡成員的知識與信息的交換以實現知識創造[49],而對平臺結構、位置等客觀條件的依賴并不大,故相比于平臺關系賦能,知識創造在平臺結構賦能對創業拼湊的影響中的調節作用不明顯。

圖2 知識創造在平臺關系賦能對創業拼湊影響中的調節效應

圖3 知識創造在平臺結構賦能對創業拼湊影響中的調節效應

(五)穩健性檢驗

本文進一步使用統計軟件AMOS 21.0,運用結構方程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72]。結果如圖4所示。首先,在直接效應方面,平臺關系賦能對創業拼湊的非標準化路徑系數值為0.31(P=0.002<0.01),故平臺關系賦能對創業拼湊具有作用效果,而平臺結構賦能對創業拼湊的非標準化路徑系數為0.01(P=0.673>0.1),故平臺結構賦能對創業拼湊無作用效果;其次,在中介效應方面,通過拔靴法(bootstrapping)檢驗結果顯示,平臺關系賦能對創業拼湊的間接效果的路徑系數顯著(P=0.007<0.05),平臺結構賦能對創業拼湊的間接效果的路徑系數顯著(P=0.010<0.05),故網絡聯結在平臺賦能對創業拼湊的影響中具有中介作用。最后,在調節效應方面,對數據進行了中心化處理,交互項1代表了平臺關系賦能與知識創造的交互項,交互項2代表了平臺結構賦能與知識創造的交互項,可以看出,交互項1對創業拼湊的非標準化路徑系數為0.17(P=0.066<0.1),表明知識創造在平臺關系賦能對創業拼湊的影響中具有調節效應,而交互項2對創業拼湊的非標準化路徑系數為0.02(P=0.761>0.1),表明知識創造在平臺結構賦能對創業拼湊影響中無調節效應。以上結果均與原檢驗方法的分析結果一致。

圖4 結構方程路徑系數

六、結論與討論

(一)研究結論

第一,平臺關系賦能有助于初創企業實現創業拼湊。研究結果表明,平臺關系賦能對初創企業創業拼湊有正向作用。平臺組織與系統中的高校、研究院所、中介機構及政府部門等其他相關組織,交織組成錯綜復雜的數字經濟網絡,平臺關系賦能通過優化初創企業與其他組織之間的關系,支持初創企業最大限度地激發價值創造潛能,從而有助于初創企業進行創業拼湊,實現資源價值的裂變與爆發。

第二,網絡聯結強度在平臺賦能對初創企業創業拼湊的作用中存在差異性影響。具體而言,網絡強聯結與網絡弱聯結在平臺關系賦能對創業拼湊的影響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而網絡強聯結在平臺結構賦能對創業拼湊的影響中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由此說明,平臺組織中結構賦能作用的發揮主要建立在平臺網絡的強聯結的基礎之上。而對于平臺關系賦能而言,不論是網絡強聯結還是網絡弱聯結,平臺都能夠通過血緣、業緣、學緣、地緣等原因促使嵌入其中的初創企業獲取有利的商業信息和市場機會,并為企業提供所需的經營性資源,從而進一步鞏固與政府、金融機構、高?？蒲袡C構以及中介組織間的聯系紐帶,方便企業更好地實施創業拼湊。

第三,提升企業知識創造能力對初創企業實現創業拼湊具有重要作用。研究結果表明,知識創造在平臺關系賦能對初創企業創業拼湊的影響中起到了調節作用。在平臺進行賦能的同時,初創企業自身的知識創造能力直接影響到平臺賦能對其創業拼湊的影響效果,對于擁有較強知識創造能力的初創企業,有利的平臺關系與結構能夠更加有效地被賦予到位,使得知識貢獻和價值分享成為可能,有利于成員之間社交與情感橋梁的搭建并轉變彼此之間的溝通與互動模式,共同促進企業創業拼湊的實現。

(二)理論貢獻

第一,從研究領域來看,本文突破了將平臺賦能與創業拼湊視為獨立領域的傳統思維,更加注重于初創企業在平臺賦能下的拼湊行為?，F有研究普遍將平臺賦能和創業拼湊視為兩個獨立的研究領域[73]。盡管有學者呼吁對平臺內部企業的創業行為進行關注,但平臺中企業創業能力的形成和發揮過程仍未得到充分解釋。因此,本文將平臺賦能與創業拼湊相結合,強調初創企業在資源受限的情況下,通過平臺賦能來開展創業拼湊,從而實現“借力打力”的管理實踐,擴展了平臺賦能與創業拼湊的交叉研究領域。

第二,從研究視角來看,本文基于數字經濟網絡視角構建概念模型,旨在為初創企業創業拼湊提供平臺賦能支持?，F有研究鮮有從數字經濟網絡的角度入手,對平臺賦能進行深入分析,即使有學者將數字經濟和平臺企業納入同一分析框架,也主要是關注平臺生態的形成、演化和治理問題[74]。因此,本文以數字經濟網絡為背景,采用實證方法探究數字經濟網絡對平臺內初創企業創業拼湊行為的作用機理,依據網絡屬性特征,將數字經濟網絡下的平臺賦能劃分為平臺結構賦能與平臺關系賦能,為探究平臺賦能初創企業的相關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

第三,從研究結論來看,本文揭示了數字經濟網絡聯結強度與初創企業知識創造參與驅動初創企業創業拼湊的中介與調節機制,為初創企業的創新發展提供了重要啟示。目前,關于平臺賦能初創企業的研究,主要從平臺生態系統的架構或機制設計角度來解釋平臺賦能[75],對平臺賦能影響創業拼湊行為的中間路徑、社會網絡及知識管理角度的考察卻相對較少。因此,本文構建平臺賦能經由數字經濟網絡聯結影響企業創業拼湊的中介路徑模型,且探討不同知識創造能力差異的調節效應,為平臺賦能、網絡聯結、知識創造和創業拼湊相關理論的拓展與整合提供參考依據。

(三)管理啟示

第一,政府與平臺組織應注意創業平臺的搭建與治理。政府和平臺組織應當深刻認識到,在推進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等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需要加強行業領袖、開發者、應用者、管理者等之間的聯系,促進數據要素在創新鏈、供應鏈、產業鏈、價值鏈等領域的流動,以不斷完善平臺生態系統的構建,為初創企業的發展提供持續動力。

第二,大力推動數字經濟建設,搭建良好的數字經濟網絡框架。在數字化轉型的浪潮中,涌現出了大量新興的創業機會,應通過不斷推進傳統產業與數字技術的深度融合,構建數字經濟服務平臺,促進產業與社會跨領域合作,充分利用大數據提供的信息和資源,促進數字經濟新業態的蓬勃發展,為初創企業的生存和發展提供更多可能。

第三,初創企業要提升知識創造能力,密切關注數字經濟網絡環境帶來的影響。在當前高度不確定性的環境下,初創企業應當融入數字經濟網絡下的平臺生態系統不斷提升自身知識創造能力,才能夠在豐富的數字經濟網絡中有效提煉出適合自身成長與發展的有利資源,進而推動現有知識的內化與新知識的產生。

(四)研究局限與展望

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一方面,本文缺少對于自變量和因變量間非線性關系的探討。未來可以考察平臺賦能與初創企業創業拼湊間的作用關系是否會發生變化,及其拐點或區間。另一方面,本文僅探討網絡聯結的中介作用與知識創造的調節作用,未來可以考慮引入組織學習、網絡嵌入等變量進行深入研究,并采用定性比較分析方法探討變量組態的影響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