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中地區仰韶晚期遺存分期再探

裴學松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

關中地區位于陜西省中部，南倚秦嶺，北靠渭北臺塬，黃河最大支流渭河自西向東橫穿而過，地理位置極為重要，是仰韶文化分布的核心區域之一。關中地區仰韶晚期遺址數量多、分布范圍廣、出土材料豐富，且處于仰韶時代向龍山時代轉變的關鍵期，一直是考古學界研究的熱點領域之一。

關于關中地區仰韶晚期遺存的分期問題，學界至今尚無定論，有“二期說”“三期說”“四期說”等觀點。張忠培認為這一階段遺存可分為半坡四期文化和泉護二期文化前后相接的兩個階段[1]。張宏彥將渭水流域仰韶文化劃分為三期六段，其中屬于仰韶晚期的遺存分為前、后兩段[2]。張天恩認為仰韶晚期遺存可統稱為西王村類型，分為早、中、晚三期[3]。許永杰則依據典型遺址典型單位出土的典型器物的演變趨勢和階段性特征將仰韶晚期分為四期[4]。

近年來，關中地區陸續發現了一些重要的仰韶晚期遺址，尤其是藍田新街、涇陽蔣劉等遺址仰韶晚期早段遺存的發現，為我們重新探討仰韶晚期遺存的分期提供了重要的新資料。

一、典型遺存分析

從以往考古調查、發掘情況來看，仰韶晚期遺存遍及陜西全省，尤以關中地區為多。目前關中地區經過正式發掘的仰韶晚期遺址已有數十處，比較重要的有西安市區半坡、米家崖、馬騰空、魚化寨，高陵楊官寨，藍田新街，臨潼姜寨，涇陽蔣劉，寶雞福臨堡，扶風案板，華縣泉護村等遺址。其中藍田新街遺址遺存年代延續時間長，仰韶晚期遺存數量豐富，遺跡間疊壓打破關系多，最具分期意義。

新街遺址位于西安市藍田縣華胥鎮卞家寨村西南，灞河東岸二級臺塬上，面積約30萬平方米。2009年8月至2010年6月，發掘面積約6000平方米，出土了豐富的仰韶晚期遺存，且遺存年代貫穿了整個仰韶晚期。根據遺跡間的早晚關系，發掘報告將新街遺址仰韶晚期遺存分為二期四段，第一期稱作半坡四期遺存，又分為三個發展階段，第二期稱為泉護二期遺存（圖一）[5]。

新街一期一段遺存較少，以H47為代表，陶器組合為沿面帶凸棱的平折沿喇叭口尖底瓶、直口鼓腹罐、窄沿深腹盆、斂口弧腹缽等。關中地區出土與新街一期一段器類類似的遺存有扶風案板二期中以GNZH1為代表的單位[6]、寶雞福臨堡三期中的少量單位[7]，涇陽蔣劉遺址的部分單位也出土了少量相似器物。

新街一期二段遺存較豐富，典型陶器有平折沿喇叭口尖底瓶、斂口鼓腹罐、斂口深斜腹缽、平沿深腹盆、平沿缸等。蔣劉遺址是近年來發現的出土了與新街一期二段相近器類的遺存最為豐富的一處遺址，共清理仰韶晚期遺跡400余座，出土遺物年代集中，種類多樣（圖二）[8]。關中地區出土此類遺存的還有魚化寨三期以H130為代表的遺存[9]、案板二期中以GNDH19為代表的單位[10]、福臨堡三期的大部分單位[11]等。

新街一期三段流行的器類為斜折沿喇叭口尖底瓶、葫蘆口尖底瓶、斂口斜腹缽、寬沿盆、夾砂罐等。出土相似器類的遺存在關中地區發現較多，有半坡遺址四期[12]、楊官寨仰韶晚期遺存（圖三）[13]、米家崖一期以H28、H78為代表的大部分單位[14]、案板二期中以GNDH25為代表的單位[15]、姜寨四期中的大部分單位[16]、福臨堡三期的部分單位[17]等。

新街二期常見敞喇叭口折肩尖底瓶、寬沿淺腹盆、淺腹大平底缽、夾砂深腹罐，附加堆紋增多，新出現了鼎、高領圓腹壺、圈足杯、大口圜底缸等新器型。此類陶器在泉護遺址二期最為典型（圖四）[18]，另外米家崖一期中以H259為代表的少量單位[19]、長安花樓子H11②[20]等也出土此類陶器。

通過對關中地區仰韶晚期典型遺址出土資料的梳理，可以發現關中地區仰韶晚期遺存基本均可與新街遺址發現的二期四段遺存相對應，這也基本代表了關中地區仰韶晚期遺存的典型器類特征。

二、典型陶器型式演變

通過對典型遺存的分析可以發現，關中地區仰韶晚期典型陶器為喇叭口尖底瓶、葫蘆口尖底瓶、平底瓶、折沿盆、斂口缽、罐、器蓋、甑、甕等。其中喇叭口尖底瓶、夾砂罐、斂口缽等陶器的演變規律較為明顯。

1.喇叭口尖底瓶 為仰韶晚期最具標識性也是器形變化最為明顯的陶器。按照整體形態可分為四式。

Ⅰ式 近直口，平折沿，沿面內側有一周凸棱，溜肩。新街H47:9，高直頸?？趶?.4、殘高23.4厘米（圖五，1）。

Ⅱ式 近直口，平折沿，圓弧肩，斜直腹。蔣劉漢韻三路T1H35:1，圓方唇，高領微束，鈍尖底?？趶?0.4、高70.8厘米（圖五，2）。

Ⅲ式 口微敞，斜折沿，圓鼓肩，腹內弧。米家崖H28:10，高領微束，鈍尖底?？趶?2.6、殘高71厘米（圖五，3）。

圖二 蔣劉遺址仰韶晚期典型陶器

Ⅳ式 敞喇叭口，折肩，腹內弧。米家崖H259:7，高領微束?？趶?2.5、殘高55.5厘米（圖五，4）。

圖四 泉護遺址二期典型陶器

2.罐 仰韶晚期常見器形，出土數量僅次于斂口缽，整體器形變化較大，依整體形態分為四式。

Ⅰ式 腹外弧。新街H47:23，口微斂，斜折沿?？趶?8、殘高14厘米（圖五，5）。

Ⅱ式 器型矮胖，下腹略斜直。新街H368:2，斂口，斜折沿，上腹微弧，平底，上腹部施兩周附加堆紋?？趶?1.2、底徑12.4、高26.4厘米（圖五，6）。

Ⅲ式 器身飾多周附加堆紋。新街H30:3，斂口，斜折沿，上腹外弧，下腹斜直，平底。上腹部施四周附加堆紋?？趶?2、底徑11.6、高22厘米（圖五，7）。

Ⅳ式 器型瘦高，附加堆紋增多。泉護H1105:847，斂口，斜折沿，上腹微弧，下腹斜直，平底，通體共施10周附加堆紋?？趶?8、高47.2厘米（圖五，8）。

3.斂口缽 為仰韶晚期出土數量最多的陶器，其腹部變化最明顯，依據腹部特征可分為四式。

Ⅰ式 上腹弧鼓。新街H47:21，微斂口，尖圓唇，上腹微鼓?？趶?0.8、殘高4厘米（圖五，9）。

Ⅱ式 斜腹微凹，腹部較深，小平底。蔣劉漢韻三路T1H35:21，斂口，尖圓唇，鼓肩?？趶?1.8、底徑10.4、高9.4厘米（圖五，10）。

Ⅲ式 斜直腹較深，平底較大。新街H112:1，斂口，圓唇?？趶?0.2、底徑8.8、高10厘米（圖五，11）。

Ⅳ式 斜直腹，腹較淺，大平底。新街H375:5，斂口，圓唇?？趶?6、底徑11.6、高12.3厘米（圖五，12）。

4.折沿盆 根據其整體器形特征可分為四式。

Ⅰ式 寬沿，腹較深。新街H47:10，斂口，窄折沿，腹微弧，平底?？趶?6、底徑8.8、高10.4厘米（圖五，13）。

Ⅱ式 沿面略窄，腹略深，平底較大。新街H157:6，斂口，平折沿，腹微弧?？趶?7.2、底徑11.6、高14厘米（圖五，14）。

Ⅲ式 寬沿，腹較淺，底微內凹。新街H60:8，斂口，寬折沿，弧腹?？趶?6.8、底徑12.8、高12厘米（圖五，15）。

Ⅳ式 寬沿，淺腹，平底內凹。新街H313:7，斂口，寬折沿，弧腹?？趶?0、底徑24.4、高12厘米（圖五，16）。

四類典型陶器的演變規律也有學者曾進行論述[21]。根據新街遺址H47、H56、H167、H166四個單位的相對年代關系，再結合其他遺址出土的陶器，可以清晰看出仰韶晚期的標型器—喇叭口尖底瓶的口部演變規律為沿面帶凸棱平折沿喇叭口→平折沿喇叭口→斜折沿喇叭口→敞喇叭口；肩部由溜肩到圓弧肩、圓鼓肩，最后到折肩；腹部由斜直腹向內弧腹演變。這一演變規律同樣在臨潼康橋義和遺址[22]、晉南地區的芮城西王村遺址[23]可以得到驗證。其他陶器的演變雖沒有尖底瓶明顯，但同樣遵循著一定的演變規律。比如罐基本為夾砂罐，由圓鼓腹逐漸演變為深直腹，整體形態由矮胖變為瘦高，器身附加堆紋逐漸變多。斂口缽腹部由內曲向斜直腹轉變，腹部由深及淺，底部逐漸變大。折沿盆由深腹逐漸變為淺腹，口沿由窄沿變為寬沿，底部逐漸變大且內凹。

根據典型陶器的演變規律，可以將關中地區仰韶晚期遺存分為四組：

第一組以新街一期一段為代表，遺存較少，陶器主要為Ⅰ式喇叭口尖底瓶、Ⅰ式罐、Ⅰ式斂口缽、Ⅰ式折沿盆等。

第二組以蔣劉遺址最具代表性，遺存豐富。陶器流行Ⅱ式喇叭口尖底瓶、Ⅱ式罐、Ⅱ式斂口缽、Ⅱ式折沿盆等。還有葫蘆口尖底瓶、平底瓶、斂口甕、橋形捉手器蓋、折沿釜、獸足灶等。

第三組遺存最早發現于半坡遺址四期，此組遺存在關中地區最豐富。陶器主要為Ⅲ式喇叭口尖底瓶、Ⅲ式罐、Ⅲ式斂口缽、Ⅲ式折沿盆等，另有葫蘆口尖底瓶、帶流盆、小口圓腹罐、圓餅形捉手器蓋、大口圜底缸、陶塑等。這一時期陶器中出現了大量的新器型，比如帶流盆、小口鼓腹罐、大口圜底缸等，并且出現了大量的陶塑。

第四組遺存以泉護二期為代表，陶器組合為Ⅳ式喇叭口尖底瓶、Ⅳ式罐、Ⅳ式斂口缽、Ⅳ式折沿盆等，還有葫蘆口尖底瓶、鼎、斂口甕、盤等。鼎是這一時期新出現的重要器型。

圖五 典型陶器演變圖

通過主要陶器的形態演變規律可以看出，四組器物在演變過程中并未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雖然在不同階段出現了一些新的器型，但陶器組合未發生本質性的改變，因此四組遺存仍屬于同一文化時期。

三、分期與文化內涵

通過上述分析，關中地區仰韶晚期遺存可以分為前后相接、關系密切的四組。其中第一組遺存在新街、蔣劉、案板、福臨堡等遺址中都有發現，但遺存并不豐富，至今尚未發現這一時期的典型遺址，可能與遺存存續時間較短有關。第一組遺存中流行的尖底瓶為直口、折沿、沿面有一周凸棱、高領、溜肩，與廟底溝文化典型的重唇口、矮領、器身瘦長、銳尖底的尖底瓶有著較大差別，而與第二組的平折沿喇叭口尖底瓶更為接近，僅沿面上的凸棱更具特征性，所以仍屬于仰韶晚期遺存，當為仰韶晚期最早階段。

第二組遺存以蔣劉遺址最為典型，出土遺物年代集中、數量豐富。同時，蔣劉遺址中與第二組遺存同出的部分陶器還保留有廟底溝文化因素，比如繪有弧線三角和圓點紋的彩陶、橋形捉手器蓋、內壁帶鋬手的盂、舟形缽等均可在關中地區廟底溝文化遺存中找到相類器型（圖六）。與此同時，蔣劉遺址出土的陶窯依舊流行廟底溝文化風格的環形火道[24]。蔣劉仰韶晚期墓葬按形制可分為帶二層臺豎穴土坑墓、偏洞室墓、豎穴土坑墓三類，而這三類墓葬均見于楊官寨遺址廟底溝文化墓地中[25]，僅三類墓葬的占比與楊官寨遺址不同。由此可見，第二組遺存受廟底溝文化影響依然存在，可確定其仍屬于仰韶晚期早段遺存。

關中地區仰韶晚期早段遺存暫時還沒有合適的命名，目前所見出土仰韶晚期早段遺存最豐富的是蔣劉遺址。蔣劉遺址仰韶晚期遺存包括了第一組與第二組遺存，且位于關中地區的核心位置，現存面積達20萬平方米，發現了大型環壕聚落與成人墓地[26]，出土完整或可修復陶器多，是關中地區仰韶晚期早段最具有代表性的遺址。因此，可暫時提出“蔣劉期”遺存的稱謂，指代關中地區仰韶晚期早段遺存，包括了第一組、第二組前后兩個發展階段。

第三組遺存最為豐富，發現的遺址眾多，遺存中已不見廟底溝文化風格的陶器，并且出現了大量的新器型，屬于仰韶晚期新的發展階段。這一階段最早因半坡遺址四期遺存而得名，學界普遍稱之為“半坡四期文化”或“半坡晚期類型”，并被廣泛采用。故仍沿用“半坡四期”這一稱謂指代關中地區仰韶晚期中段遺存。

第四組遺存的陶器以灰陶為主，紅陶數量減少，附加堆紋、籃紋所占比例明顯增加，并且新出現了三足器—鼎，仰韶文化的色彩正在逐漸淡化，應屬于仰韶晚期的最晚階段。關于第四組遺存，泉護遺址二期最具代表性，已有學者有過專門的論述，提出“泉護二期文化”的命名[27]，并得到學界的認可。所以，仍宜使用“泉護二期”的命名作為關中地區仰韶晚期晚段遺存的代表。

據此，關中地區仰韶晚期遺存可分為“蔣劉期”“半坡四期”“泉護二期”三個階段，分別對應仰韶晚期早、中、晚三個時段。

圖六 蔣劉遺址廟底溝文化因素陶器與其他遺址廟底溝文化陶器

四、結語

關中地區仰韶晚期遺存文化面貌基本清晰，遺存可分為四組，每一組均有較典型的陶器組合，陶器演變規律明顯。根據四組遺存的文化面貌和所處的文化階段，將第一組、第二組歸為仰韶晚期早段，以典型遺址—涇陽蔣劉遺址命名為“蔣劉期”遺存；第三組為仰韶晚期中段，沿用“半坡四期”遺存的稱謂；第四組屬仰韶晚期晚段，稱作“泉護二期”遺存。

四組陶器組合表現出的差異性代表了不同的文化發展階段，但四組遺存之間的共性則表明它們都屬于仰韶晚期遺存。仰韶晚期早段的“蔣劉期”遺存中遺留了較多的廟底溝文化因素，說明了“蔣劉期”遺存可能直接來源于仰韶中期的廟底溝文化。仰韶晚期中段的“半坡四期”遺存是關中地區發現的最豐富的仰韶晚期遺存，說明這一時期是仰韶晚期的鼎盛期。而仰韶晚期晚段的“泉護二期”遺存則慢慢展現出龍山時代的特征，比如尖底瓶底部逐漸鈍化，灰陶和籃紋的比例明顯增加，新出現了三足器—鼎，表現出仰韶時代即將結束、龍山時代就要到來的時代特征。

目前考古發現表明，關中地區仰韶晚期遺址數量眾多，面積規模龐大的遺址也不在少數，且出土遺存豐富。根據關中地區仰韶晚期大型遺址的出土材料，仰韶晚期可能已經出現了手工業生產專門化的現象。高陵楊官寨遺址發現了密集分布的制陶作坊遺存[28]，涇陽蔣劉遺址墓葬中出土的數量龐大的骨器可能與制骨手工業有關[29]，而藍田新街遺址出土了大量的玉料、玉器半成品、T形玉笄等，應當存在專門的制玉作坊[30]。這些都暗示著仰韶晚期同樣是仰韶時代的一個繁盛期，社會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并且出現了深層次的分化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