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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性認知功能障礙病人血清微RNA-335-5p、血清應答因子水平及其臨床意義

2024-03-09 07:27姚潔王尚臣褚麗芳朱倩
安徽醫藥 2024年3期
關鍵詞:功能障礙受試者病人

姚潔,王尚臣,褚麗芳,朱倩

作者單位:石家莊市人民醫院神經內一科,河北 石家莊 050000

腦卒中是一種具有高復發率、高致殘率的急性腦血管疾病,包括缺血性腦卒中和出血性腦卒中,我國每年約200 萬新發病例[1]。血管性認知功能障礙(vascular cognitive impair-ment,VCI)是由于腦血管損傷導致的認知能力降低和生活能力減退的綜合征,是老年人常見的認知障礙,其包括從輕度認知障礙到血管性癡呆(vascular dementia,VD)[2]。據報道,30%的腦卒中病人將出現不同程度的VCI,影響腦卒中后病人康復,并給家庭、社會造成負擔[3]。VCI 具有可防治性,發病早期有效診療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逆轉病情,減少癡呆發生。因此,需要更好地了解VCI 疾病進展的病理生理學,以制定新的干預措施。

微RNA(microRNA,miR)屬于小型無編碼能力的RNA,以往研究證實miRNA 在VCI 病人血清、腦脊液等體液循環中差異表達,容易檢測,是一種新型VCI診斷指標[4]。miR-335-5p是miRNA 家族成員之一,有研究指出,miR-335-5p 在VD 中具有重要作用,可以作為VD 診斷、治療標志物[5]。亦有研究指出,50%肌萎縮側索硬化癥病人表現出行為和認知功能障礙,且血清中檢測到miR-335-5p水平降低[6]。血清應答因子(vascular cognitive impair-ment,SRF)位于染色體6p21.1 上,是一種普遍表達的MADSbox轉錄因子,參與氧化應激。SRF在阿爾茨海默?。ˋlzheimer's disease,AD)中的高表達能夠推動疾病進展[7]。本研究通過檢測腦卒中后VCI 病人血清miR-335-5p、SRF 水平,并進一步明確miR-335-5p、SRF 異常表達與認知功能的相關性,以期為VCI 的早期診斷與治療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以石家莊市人民醫院2019 年1 月至2020 年12 月因腦卒中治療后6 個月合并VCI 病人110 例為研究對象(VCI 組),且蒙特利爾認知評估量表(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MoCA)評分<26 分,其中男67 例、女43 例,年齡(61.46±8.15)歲。納入標準:①腦卒中診斷符合《中國急性腦卒中臨床研究規范共識2018》[8]診斷標準,并結合臨床檢查確診;②VCI符合《2016中國血管性認知障礙診療指導規范》診斷標準,且治療后6 個月的腦卒中病人MoCA 評分<26 分[9]。③年齡≥18 歲,首次確診為腦卒中;④簽署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①發病前存在認知障礙、繼發性腦卒中病人;②合并肢體功能障礙、合并心肺肝腎疾??;③合并失語、構音障礙、視覺障礙或聽覺障礙,無法完成檢查;④凝血功能障礙;⑤腦腫瘤或其他顱腦疾??;⑥早期出現進行性惡化的記憶缺陷。本研究經石家莊市人民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同意(批號2018-11-0178)。將110例病人進一步根據《美國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5 版[10]分為非癡呆型血管性認知功能障礙(vascular cognitive impairment with no dementia,VCIND)組,血管性癡呆(VD)組。同時間段該院110例腦卒中無VCI 的病人作為對照組,男69 例,女41例,年齡(59.08±8.36)歲。腦卒中病人發病后6個月時采用MoCA 評估受試者認知功能,并將MoCA 評分<26 分的病人作為VCI 組。同時對腦卒中病人于發病時(入院次日)、發病后1 年分別采用MoCA 評估受試者認知功能,比較VCIND 組、VD 組以及對照組病人MoCA評分差異。

1.2 方法

1.2.1 資料收集入院時統計病人以下資料:(1)一般資料:年齡、性別、基礎疾病史、飲酒史(乙醇量≥36 g/d,持續半年)、腦卒中類型(出血性/缺血性)、腦卒中部位(皮層/基底核/丘腦/小腦/腦干/其他)、吸煙史(≥1 支/天,持續半年)、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Stroke Scale,NIHSS)評分等;(2)入院時生化指標檢查結果:三酰甘油、C 反應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C)、空腹血糖、總膽固醇、血同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e,Hcy)、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C)。

1.2.2 實時熒光定量PCR 檢測血清miR-335-5p、SRF 水平所有研究對象分別于發病時(入院次日)、發病后6 個月、發病后1 年時清晨抽取空腹肘靜脈血,離心半徑8 cm,3 000 r/min 離心10 min,取上層血清,并置于-80 ℃超低溫冰箱中貯存,備用。采用miRNA 抽提試劑盒(貨號DP503)得到miRNA,按照miRcute 增強型miRNA 互補DNA(cDNA)第一鏈合成試劑盒(貨號KR211-01)說明書將RNA 反轉錄為cDNA 后稀釋至等量濃度,使用熒光定量檢測試劑盒(貨號FP411)中反應混合液配制反應體系,并在Mx3005P QPCR(Aglient,美國)擴增儀上采集信號。

取血清樣品,采用Trizol試劑(貨號DP424)得到總RNA,然后利用反轉錄試劑盒(貨號KR106)得到cDNA,利用FastFire qPCR PreMix 試劑盒(貨號FP207)配制混合體系,同樣在Mx3005P QPCR 儀器上進行PCR 反應。miR-335-5p以U6為內參,SRF 以β 肌動蛋白(β-actin)為內參,采用2-ΔΔCt法計算相對表達量。試劑盒均由天根生化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引物序列見表1。

表1 實時熒光定量PCR檢測血清miR-335-5p、SRF水平引物序列

1.3 統計學方法應用SPSS 23.0 處理數據。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如CRP、SRF、NIHSS 評分以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兩獨立樣本t檢驗,三組間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組內兩兩比較為LSD 法;不同時間點血清miR-335-5p、SRF 水平及MoCA 評分比較采用雙因素重復測量方差分析。計數資料以例(%)表示,采用χ2檢驗。logistic 回歸模型分析腦卒中病人發生VCI 的影響因素。Peasrson 法分析血清miR-335-5p 與SRF 水平的相關性。受試者操作特征曲線(ROC 曲線)分析血清miR-335-5p、SRF 預測腦卒中后VCI 的效能,曲線下面積(AUC)比較采用Z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受試者基線資料比較對照組與VCI 組受試者年齡、飲酒史、NIHSS 評分、Hcy 水平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受試者性別、吸煙史、腦卒中類型、腦卒中部位、受教育年限、高血壓、糖尿病、冠心病、高脂血癥、三酰甘油、總膽固醇、LDL-C、CRP、HDL-C 及空腹血糖水平相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兩組受試者基線資料及臨床指標分析

2.2 兩組受試者血清miR-335-5p、SRF 水平比較對照組與VCI 組受試者發病時血清miR-335-5p、SRF 水平比較顯示,VCI 組血清miR-335-5p 表達水平低于對照組(0.76±0.15 比1.06±0.07),SRF 水平高于對照組(1.52±0.24比1.01±0.09),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19.01、20.87,均P<0.001)。

2.3 三組受試者不同時間點血清miR-335-5p、SRF水平及MoCA 評分比較對照組受試者發病時、發病后6個月及1年時MoCA評分、miR-335-5p、SRF水平相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VD 組、VCIND 組受試者在發病后6 個月、發病后1 年時MoCA 評分、SRF 水平低于發病時,而miR-335-5p 水平高于發病時,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VD 組受試者發病后1年MoCA 評分低于發病后6個月,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VCIND 組發病后1 年受試者MoCA 評分、miR-335-5p 水平、SRF 水平與發病后6 個月相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發病時,三組受試者的MoCA評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而對照組、VCIND 組、VD 組的miR-335-5p 水平逐次降低,SRF水平呈升高趨勢,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發病后6 個月及發病后1 年時,對照組、VCIND 組、VD 組MoCA 評分均逐次降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而miR-335-5p水平、SRF水平無明顯變化(P>0.05)。三組MoCA評分、miR-335-5p、SRF 組間、時間、交互作用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三組受試者不同時間點MoCA評分、血清miR-335-5p及SRF水平比較/

表3 三組受試者不同時間點MoCA評分、血清miR-335-5p及SRF水平比較/

注:MoCA 評分為蒙特利爾認知評估量表評分,SRF 為血清應答因子。①與本組發病時相比,P<0.05。②與對照組同時間相比,P<0.05。③與本組發病后6個月相比,P<0.05。④與VD組同時間相比,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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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相關性分析發病時,VCI 組血清miR-335-5p與SRF水平存在負相關性(r=-0.64,P<0.001)。

2.5 腦卒中病人發生VCI 的影響因素分析以VCI 為因變量,將單因素分析中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的年齡、NIHSS 評分、飲酒史、Hcy、miR-335-5p、SRF為自變量,進行logistic 回歸分析。年齡、NIHSS 評分、miR-335-5p、SRF 是影響腦卒中病人發生VCI 的危險因素(P<0.05)。見表4。

表4 腦卒中病人220例發生VCI的影響因素分析

2.6 血清miR-335-5p、SRF 預測VCI 的ROC 曲線ROC 分析顯示,血清miR-335-5p 水平預測腦卒中后VCI 的AUC 為0.88[95%CI:(0.84,0.93)],截斷值為0.92,靈敏度為78.20%,特異度為87.30%;血清SRF 水平預測腦卒中后VCI 的AUC 為0.90[95%CI:(0.86,0.95)],截斷值為1.20,特異度為93.60%,靈敏度為79.10;miR-335-5p 聯合SRF 預測VCI 的AUC為0.93[95%CI:(0.89,0.97)],特異度為89.20%,靈敏度為79.10%。3 種預測方式的AUC 比較顯示:miR-335-5p 與SRF 的Z=0.66、P=0.511,miR-335-5p與聯合的Z=2.28、P=0.023,SRF與聯合的Z=2.12、P=0.034。

3 討論

VCI 是由多種腦血管疾病引起的異質性疾病,表現為認知處理速度較慢、執行功能較差,致殘率高[2]。腦卒中是臨床常見且具有高致殘率的腦血管疾病,約30%的病人在發病后出現VCI[11]。目前,VCI的臨床診斷包括臨床評估、神經影像學檢查、神經認知功能測試,但均存在診斷局限性[12]。其中,VCI 病人出現明顯癥狀時已處于晚期,錯過最佳治療時間;神經影像學檢查難以區分VD 及AD;神經認知功能測試尚無廣泛認可的認知功能測試。因而,需要探究能夠用于臨床早期診斷VCI 的血清學指標,以便于及時采取治療措施,有效逆轉病情,避免癡呆等不良后果。本研究結果顯示,對照組與VCI組受試者年齡、飲酒史、NIHSS評分、Hcy水平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并經logistic 回歸分析發現,年齡、NIHSS 評分是影響腦卒中病人VCI 的危險因素。黃曉蕓等[13]同樣發現,年齡、NIHSS評分是影響腦卒中后VCI的危險因素,說明對于高齡、NIHSS 評分較高者,臨床上應給予重視。

VCI 涉及多種病理生物學變化,腦灌注不足和神經血管單元損傷是VCI 的主要病理生物學機制,而炎癥因子的大量釋放通過作用于局部神經元,通過破壞神經元結構,影響認知功能[14]。以往研究顯示,miRNA 在調節炎癥反應、神經元發育、造血、受損組織的修復和重塑、氧化應激等中發揮關鍵作用[4]。近期,有學者發現,miR-335-5p 可能是腦卒中[15]、VD[5]的關鍵預后標志物和新的治療靶點。此外,miR-335-5p 還在肌萎縮側索硬化癥病人血清中下調表達,miR-335-5p 的下調會增強SH-SY5Y 的線粒體自噬和凋亡,增加活性氧和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6]。本研究首次利用熒光定量PCR 技術檢測了miR-335-5p 在腦卒中后VCI 病人血清中水平變化,結果發現,VD 組發病時血清miR-335-5p 表達水平明顯低于VCIND 組、對照組,VCIND 組又低于對照組,說明血清miR-335-5p 表達水平越低,腦卒中后認知功能障礙越嚴重。發病后6 個月及1 年時VCIND 組、VD 組血清miR-335-5p 水平即恢復至對照組水平,說明miR-335-5p 可能僅在腦卒中后前期參與認知功能障礙形成過程。過表達miR-335-5p能夠抑制炎癥因子分泌,降低G 蛋白偶聯受體激酶4 表達水平,保護HA-VSMC 減少損傷[16]?;诒狙芯拷Y果,推測腦卒中病人發病時血清miR-335-5p 越低,病人越易發生認知功能障礙,而miR-335-5p 的低表達導致機體炎癥因子大量分泌,損傷血管內皮,斑塊形成,阻礙血運重建,加速腦血管損傷,增加VCI 風險。本研究多因素logistic 回歸分析發現,miR-335-5p 水平降低是VCI 發生的獨立危險因素,說明miR-335-5p 水平與腦卒中后認知障礙發生顯著相關,miR-335-5p 水平減少,VCI 發生風險增加。因而,本研究利用ROC 曲線分析了miR-335-5p 對VCI 的預測價值,發現AUC 為0.88[95%CI:(0.84,0.93)],提示腦卒中病人發病時檢測血清miR-335-5p水平能夠及早預測VCI發生,并盡早治療。

SRF 是一種高度通用性轉錄因子,參與調節神經元的遷移、神經突出、軸突和樹突分化以及突觸功能[17]。SRF的缺失導致小鼠模型體內肝星狀細胞的活性氧水平,改善肝纖維化,說明SRF 參與氧化應激過程[18]。SRF還在AD小腦動脈中的過表達,能激活SRF 依賴的SM 收縮基因而增加動脈收縮力減少血流量,被證實有助于疾病進展[7]。本研究結果顯示,在VCI 組受試者血清中SRF 水平明顯高于對照組,說明SRF 與認知功能障礙形成有關。進一步分析發現,發病時,對照組、VCIND 組、VD 組SRF 水平逐次升高,說明腦卒中后SRF 水平越高,病人后期認知障礙越嚴重;發病后6 個月、發病后1 年時VCIND 組、VD 組血清SRF 恢復至與對照組相同水平,說明SRF 可能僅參與腦卒中發病后VCI 形成過程,當VCI 形成后,病人SRF 水平即恢復至正常水平。SRF 水平升高是影響VCI 發生的危險因素,說明SRF 水平與認知障礙程度有關,早期監測血清SRF 水平變化,能夠輔助臨床VCI的診斷。此外,有學者認為SRF 可替代Scr 作為AKI 潛在的新早期診斷標志物[19]。本研究ROC 顯示,血清SRF 水平預測腦卒中后VCI 的AUC 為0.90[95%CI:(0.86,0.95)],提示SRF 預測VCI 的效能較高。Pearson 相關性發現,miR-335-5p與SRF存在負相關,說明二者可能在腦卒中后VCI 過程中存在相互作用,但具體調控機制仍待后續探究。為了提高miR-335-5p、SRF 對VCI 預測效能,本研究將miR-335-5p 聯合SRF 預測VCI,結果顯示AUC 為0.93,明顯高于miR-335-5p、SRF 單獨預測效能,這說明將miR-335-5p 聯合SRF能顯著提高診斷效能。

綜上所述,miR-335-5p、SRF 與腦卒中后VCI 形成密切相關,miR-335-5p 水平降低,SRF 水平上升,將導致VCI 病情加重,且二者聯合能夠用于臨床預測VCI 發生。本研究納入樣本量較少,血清miR-335-5p、SRF 對腦卒中后VCI 發生的預測效能還需要后續擴大樣本量論證,同時需要開展細胞實驗等探究miR-335-5p、SRF在VCI中的具體調控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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