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制造業增加值貿易網絡的演化分析

方 慧 張瀟葉

一、引言及文獻綜述

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致力于打造區域利益和命運共同體，旨在實現區域一體化發展的美好愿景。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經濟總量與貿易體量約占全球的1/3，但區域內貿易比重年均僅約為30%，且區域內貿易發展不平衡問題突出。2021年，中國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貿易主要集中在東盟（占“一帶一路”貿易總值的48.9%）；區域內前十大貿易國的交易額占區域貿易總額的70.7%①。

隨著“一帶一路”貿易網絡演進，國家間聯系日趨緊密，融合程度逐漸加深。依托貿易關系“以點帶面”推動區域內貿易縱深發展，逐漸成為各國構建互利合作網絡、推進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的強有力抓手（仇怡和黃丹，2021）。但是，當前國際經濟格局復雜多變，貿易摩擦、關稅壁壘、中高端制造業回流等致使“一帶一路”貿易網絡的結構穩定性面臨嚴峻考驗。鑒于傳統總值貿易統計模型在反映全球貿易格局及其利益分配上存在一定局限性（Koopman 等，2014），文章考察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制造業增加值貿易網絡的結構特征與中國制造業的行業地位演變，這既能反映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10 年以來，共建國家間“貿易暢通”的客觀現實，又能揭示中國制造業比較優勢的變遷，對于穩步增強中國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制造業雙向高水平開放、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意義重大。

國際貿易網絡能夠充分反映國家（地區）間復雜且相互依賴的貿易關聯（呂越和尉亞寧，2020；Grassi等，2021）。國家距離、數字經濟、國際投資和貿易協定關系是其形成和發展的重要機制（方慧和趙甜，2017；楊文龍等，2022）?！耙粠б宦贰敝鸩叫纬陕撓得芮泻蛯蛹壏置鞯馁Q易網絡結構，即以中國、俄羅斯、新加坡等為中心，網絡極化效應顯著（Liu 等，2018；陳偉等，2023），由多個核心國家帶動周邊小國貿易聯動（葛純寶等，2022；Chen和Zhang，2022），貿易集團化放大了網絡互補性與大國效應（唐曉彬等，2023）。在此基礎上梳理制造業相關研究有：王博等（2019）發現“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制造業增加值貿易在2003年后增速明顯提升；程中海等（2022）證實“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制造業產業內增加值貿易網絡具有階梯分布特征，各國網絡地位在2005—2015年間普遍提升。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在于：一是利用2010—2020年的增加值貿易數據并結合社會網絡分析法，構建有向無權、加權的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制造業增加值貿易網絡，并將其延伸至14個制造業細分行業，更為全面具體地剖析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以來，區域內制造業增加值貿易網絡的結構特征。二是首次基于塊模型分析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制造業增加值貿易網絡的空間集聚與溢出效應，通過對比“一帶一路”建設不同階段板塊內、板塊間的貿易溢出路徑，剖析網絡結構變革的內在邏輯。三是立足要素稟賦差異和比較優勢變化，通過對直接、間接貿易地位和貿易強度的描述分析，重點解構中國在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制造業增加值貿易網絡中的行業地位變遷。

二、基本框架和研究方法

（一）增加值貿易核算方法

增加值貿易核算框架以世界投入產出模型為基礎，假設經濟系統中有G個國家，每個國家都有N個部門，那么，根據相關定義即可得到增加值貿易矩陣，具體形式如下：

（二）增加值貿易網絡構建

文章利用矩陣At描述t時期的無權貿易網絡，矩陣Wt描述t時期的加權貿易網絡，利用閾值法提煉網絡的核心結構。對于矩陣At中的元素以各年增加值出口平均值為閾值轉化為二值矩陣，若共建“一帶一路”國家i與國家j之間的增加值出口額或進口額超過行向量的平均值，則表示二者之間存在顯著的增加值貿易關系，記=1；反之記=0。其次，構建加權貿易網絡并進行如下處理：

其中，Wt中的元素用i國與j國之間的增加值進出口貿易值來表示，為t時期i國對j國的增加值出口，為t時期i國對j國的增加值進口。

（三）數據說明

采用2010—2020年亞洲開發銀行的投入產出數據（ADB-MRIO），篩選、匹配得到40個“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地區）及其14 個制造業的數據進行分析②。借鑒戴翔和宋婕（2019）的行業劃分：第3～16 部門為制造業。其中，C3～C7、C8～C12、C13～C16分別為勞動、資本和知識密集型制造業。

（四）指標選取

參考已有研究，整體網絡的結構通常采用網絡密度、平均路徑長度、集聚系數和等級度衡量。此外，采用點度、特征向量中心度等中心性指標及貿易聯系強度，全面測度各國在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制造業增加值貿易網絡中的行業地位演變。

1.點度中心度。反映的是能夠與某一國家直接建立增加值貿易關聯的經濟體數目，測度該國是否處于網絡核心位置。定義點入度和點出度分別表示國家i在網絡中的增加值進口、出口關系數，n為網絡規模，相對點度中心度θi表示為：

2.特征向量中心度。采用與節點直接和間接相連（遞歸中心度）的所有節點聯系程度來測算該國的中心地位，計算公式為：

其中，λ為w的最大特征值。Evcenti納入與i節點相鄰的其他節點間聯系的重要程度，其他節點聯系越多，i節點的貿易網絡地位越高。

3.點強度。點強度揭示了一國與該貿易網絡中其他國家之間增加值貿易聯系的強度。點強度越大，說明一國在該網絡中擁有較高的增加值貿易流動額占比，其計算公式為：

三、“一帶一路”國家制造業增加值貿易網絡的結構特征

（一）貿易網絡的整體結構特征分析

時序演進上，自2013年以來，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制造業增加值貿易網絡呈現出明顯“聯系緊密、效率提高、互融增強、穩定集聚”的“小世界”格局。從圖1看，2010—2020年，網絡密度呈現波動上升趨勢，盡管2020年其在新冠疫情等外部形勢不確定性影響下有所降低，但后期（2016—2020年）網絡密度均值仍明顯高于初期階段（2013—2015 年），表明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持續推進，各國間貿易聯系日趨緊密；網絡平均路徑長度以2013 年的1.939 為峰值，在2013—2018 年期間表現為先上升后波動下降的趨勢，這說明區域內增加值貿易可達性與信息傳遞效率逐漸提高；網絡集聚系數在2010—2013年呈下降趨勢，但其在2014年出現顯著增長，這意味著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實施初期，網絡中各國的貿易集團化程度加劇。但在共建“一帶一路”推進階段（2014—2020年），該貿易網絡關系的集聚性先逐年下降后波動上升；網絡等級度同期則呈梯度下降態勢，2010—2016年其維持在0.55左右，2016年后進一步降至0.45，這說明等級森嚴的空間網絡結構正逐漸被打破。究其原因，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多屬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且包含部分經濟落后的內陸國家，區位條件改善緩慢、貿易成本居高不下等現實窘境皆制約著區域內貿易向縱深發展。共建“一帶一路”聚焦互聯互通這一根本特征，其有序推進能夠完善基礎設施建設、緩解融資約束、促進文化交流、提升貿易便利化水平、強化頂層設計功能等，促使各國在緊密的分工與合作中，以點帶面、由線成片推動區域貿易網絡的發展壯大和結構重塑（楊繼軍和傅軍，2022），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合作效率。

圖1 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制造業增加值貿易網絡的整體結構特征

但是，2019—2020年，網絡的平均路徑長度、集聚系數和等級度均出現大幅上升，而網絡密度則急劇下降。一方面，由于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間的經濟發展水平、醫療衛生條件差距較大，新冠疫情使防疫體系與信息系統出現失靈，以及大量物流通道被管控、生產要素跨國流動受阻、供應鏈多節點陷入停頓、需求端訂單大幅萎縮等，嚴重破壞了“一帶一路”區域的貿易合作。另一方面，“逆全球化”在后疫情時代愈演愈烈。比如以美國為代表的部分發達國家加筑貿易保護壁壘，通過對出口產品加征關稅、吸引高端制造業回流、鼓吹經濟脫鉤和采取科技“制裁”等，在很大程度上破壞了全球部分產業鏈和供應鏈的穩定性，壓縮了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間的經濟合作空間，導致不確定性風險攀升，挫傷貿易主體的預期和信心，致使“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在這一階段紛紛選擇強化與鄰接國家及網絡位置相近國家間的貿易聯系。

（二）基于塊模型的空間集聚與溢出效應分析

為探究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制造業增加值貿易網絡的空間集聚效應，文章采用CONCOR 法并以2020年為例，選擇最大分割深度為2，集中標準為0.2，將40個“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劃分為4個板塊（表1）。板塊Ⅰ、Ⅱ主要分布在中東歐、中亞和西亞，以高收入國家為主；板塊Ⅲ、Ⅳ主要分布在東亞、東南亞及南亞，以中高、中低收入國家為主，這說明地理鄰近與經濟發展水平相似的國家間具有更強的貿易集團化傾向。

表1 2020年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制造業增加值貿易網絡的板塊分布

從表2 的板塊內、板塊外接收與溢出關系數來看，2020 年，在參與共建“一帶一路”的40 個國家及其546 個貿易關系中，4 個板塊內部成員間所發生的貿易關系占比僅為22.7%，板塊間的關系占比高達77.3%，說明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制造業增加值貿易網絡中各個板塊以“外部型”關系為主，板塊間具有明顯的空間溢出效應。具體地，板塊Ⅰ屬于“主受益板塊”，其增加值進口關系數（164個）顯著大于出口關系數（79個），且板塊內部聯系居多，凝聚力較強，但板塊內國家在“一帶一路”市場中的制造業競爭優勢不足。結合表2 的密度矩陣結果可知，其主要靠板塊外增加值進口滿足市場需求，特別是接收來自板塊Ⅲ、Ⅳ內發展中經濟體的空間溢出，密度分別為0.85 和0.8。板塊Ⅱ是典型的“主溢出板塊”，所包含的國家數量最多（14個），增加值貿易的出口關系數（120 個）顯著大于進口關系數（23 個），且主要對板塊Ⅰ、板塊Ⅳ產生溢出效應，密度分別為0.27 和0.48。包含中國在內的板塊III 屬于“雙向溢出板塊”，其增加值進出口、板塊內外聯系均較多，具有極強的穩定性和凝聚力，在貿易網絡中發揮著主導作用，板塊Ⅰ中的歐盟國家及俄羅斯是其主要貿易伙伴。板塊Ⅳ屬于“經紀人板塊”，其增加值進、出口關系數相當，且板塊內部貿易關系數極少（僅有5個），外部聯系以向板塊Ⅰ、Ⅱ出口為主，密度分別為0.89和0.6，并主要接收來自板塊Ⅱ的進口，自身穩定性和凝聚力較差，在貿易網絡中主要發揮“橋梁”作用。

表2 2010年與2020年板塊間溢出關系與溢出路徑比較

考察表2的板塊內溢出和接收關系數發現，相較于2010年，2020年四大板塊的內部關系數不管是數量還是占比均有所下降，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實施前，因國家間地理鄰近與經濟發展差距較小而形成的空間關聯網絡結構產生變革。結合表2 的密度矩陣結果來看，2010 年，板塊Ⅰ主要依托同為發達經濟體的板塊II 內國家進口，2020年則演變為主要接收來自板塊Ⅲ、Ⅳ內發展中經濟體的增加值出口，密度分別為0.85和0.89。板塊Ⅱ在持續向板塊Ⅰ出口的同時（密度由0.57減少至0.27），空間溢出路徑逐漸拓展至板塊Ⅳ并不斷提升其出口比重（密度增長至0.48）。板塊Ⅲ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之前以內部型貿易聯系為主，密度高達0.93，同時接收來自板塊IV的增加值出口；現階段，其板塊內貿易聯系弱化，密度減少至0.2，演變為以板塊Ⅰ作為雙向溢出的主要目的國，這一由中國主導的集群實現了貿易空間的大幅拓展。與此同時，板塊Ⅳ開始和板塊Ⅱ保持較強的貿易聯系。這充分表明共建“一帶一路”建設拉近了各國間的貿易距離，制造業增加值貿易網絡的形成與演進，推動了區域內制造業增加值貿易的縱深發展。表現為貿易網絡板塊間的空間溢出路徑呈現明顯的“聯強扶弱”趨勢，即在鞏固發達國家內部、發展中國家內部原有伙伴關系的基礎上，打破了高收入與中等、中低收入國家間的貿易壁壘與技術壁壘，提高了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產生制造業增加值貿易溢出的機會，從而增強了整體網絡的互融互通。

四、中國各制造業的行業地位演變分析

貿易模式與貿易關聯由各國的生產、交易和市場的相對比較優勢決定，往往一國在具有綜合比較優勢的行業網絡中占據樞紐地位（洪俊杰和商輝，2019）。本文通過構建制造業細分行業增加值貿易網絡，計算點度中心度衡量直接貿易地位、特征向量中心度反映間接貿易地位、點強度體現各國間貿易流量的差異。2013—2020年中國在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制造業增加值貿易網絡中的地位排名及中心度數值，如表3所示③。

表3 2013—2020年中國在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制造業增加值貿易網絡中的地位演變統計

（一）勞動密集型制造業

食品、飲料及煙草制造業（C3）網絡中，2013年以來中國的直接與間接貿易地位均呈現先上升后下降趨勢，點度與特征向量中心度于2017 年達到峰值（排名第1），但在2020 年有所回落（排名第4）；紡織及服裝制造業（C4）網絡中，中國的貿易地位較高，2013—2020 年始終穩定在第3、4 名，點度中心度在2017 年有小幅提升；皮革和鞋類制造業（C5）網絡中，中國的貿易地位處于劣勢，但其點度和特征向量中心度排名呈上升趨勢，分別由2013年的第11、12位躍升至2020年的第8位，存在“大而不強”現象；木材及軟木制品業（C6）網絡中，中國自2013 年以來的直接、間接貿易地位波動均呈現“W”形，網絡中心度排名始終穩定在前5位。紙漿、紙張、印刷和出版業（C7）網絡中，歐盟國家占據網絡核心位置，但2020年中國的貿易強度位列第1，2013—2020年其網絡中心度較為穩定，直接貿易地位始終高于間接貿易地位，二者分別呈現“W”和“M”形的變動趨勢。

作為長期以來中國依托“人口紅利”帶來的低成本競爭優勢參與國際合作的關鍵部門，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中的C3、C4、C6 在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制造業增加值貿易網絡中處于核心地位。但是，近年來伴隨中國勞動力成本以及土地等生產要素價格的上升，其所依托的低成本優勢逐漸弱化，中國逐漸加快對低技術制造業加工、組裝等生產環節的海外轉移。相應地，共建“一帶一路”國家中的欠發達經濟體積極承接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產業轉移，將充沛的勞動力資源轉化為具有比較優勢的低附加值產品從而兌換人口紅利。由此，中國在這類行業中的競爭優勢逐步下降，而“一帶一路”發展中經濟體的貿易網絡地位不斷提升。

（二）資本密集型制造業

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C8）網絡中，中國的網絡中心度波動較大，其直接、間接貿易地位由2013 年的第7 名分別下降至2020 年的第14、15 名。中國在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業（C9）具備較為完善的生產體系，隨著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開展產能合作，其直接貿易地位由2013年的第4位上升至2020年的第3 位，貿易強度排名第1。橡膠及塑料制品業（C10）網絡中，伴隨著中國環保標準的提升，本土企業嘗試向高性能3D打印、仿生材料等前沿制品轉型，并將低技術、高耗能產品生產進行海外轉移，導致中國的直接與間接貿易地位在2013—2020 年間呈現“U”形波動。其他非金屬制品業（C11）網絡中，中國和意大利、波蘭構成網絡樞紐，2020 年其貿易地位與貿易強度穩居前3 位?；窘饘俸徒饘僦破窐I（C12）網絡中，2020年中國的網絡中心度相較于2013年略有下降，排名由第1位降至第2位。

中國資本密集型制造業中的C9～C12 在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制造業增加值貿易網絡中居于核心位置，其直接、間接貿易地位和網絡穩定性均較高。這歸因于較大的國內消費市場需求，以及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環境保護政策的影響，中國積極推動資本密集型制造業開展國際產能合作。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間制造業產業異質性顯著、互補性較強，我國資本密集型制造業得以通過差異化產業分工協作，既加速推進國內經濟發展的動能轉換，又獲得“一帶一路”各國的資源與市場，進而實現貿易網絡中心地位的攀升。同時，受制于基礎設施建設成本、貿易壁壘以及地緣政治風險等多重阻礙，中國在各資本密集型制造業增加值貿易網絡中的地位提升幅度較小，未來仍有較大發展空間。

（三）知識密集型制造業

機械和電氣設備制造業（C13）、電子和光學設備制造業（C14）網絡中，2013—2020 年中國的點度、特征向量中心度始終領先，說明中國具有極強影響力并發揮主導作用，貿易強度始終居于首位，但受制于美國等發達經濟體對我國高端制造業的技術“卡脖子”，其間接貿易地位開始分化。2013—2020 年，中國在C14行業的特征向量中心度數值波動上升，至2020 年達最大值（38.034），而在C13 行業卻呈現下降趨勢（由42.381 降低至38.823）。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C15）網絡中，中國的中心度和貿易強度排名差距較大，2020年雖實現了近1倍的貿易規模增長，貿易強度位列第1，但其網絡中心地位不具領先優勢，中心度排名更是由2013 年的第4 位下降至2020 年的第6 位。廢棄資源綜合利用業（C16）網絡中，2013—2020 年中國的直接、間接貿易地位始終較高，且中心度數值波動幅度較小，作為人口大國資源消耗量龐大，中國為適應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需，應注重對可再生資源的回收利用，積極發展循環經濟與清潔能源生產。

除了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之外，中國在C13、C14及C16行業增加值貿易網絡中具有最高的直接、間接貿易地位，說明中國的高端制造業在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增加值貿易網絡演化中成功邁進“核心和制高點”。隨著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比較優勢弱化，中國在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知識密集型制造業領域形成新的比較優勢，貿易強度呈現高成長性與高波動性。這也說明中國在制造業低成本優勢喪失的同時，參與“一帶一路”區域競爭與合作正在由低端專業化不斷向中高端攀升。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1.整體層面。2013年以來，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制造業增加值貿易網絡呈現明顯“聯系緊密、效率提高、互融增強、穩定集聚”的“小世界”格局。2019—2020 年，受全球重大公共衛生事件沖擊和“逆全球化”等影響，網絡結構穩定性有所降低。

2.板塊層面。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制造業增加值貿易網絡分化形成四大板塊，“主受益板塊”與“主溢出板塊”以中東歐、中亞和西亞的高收入國家為主；“雙向溢出板塊”與“經紀人板塊”以東亞、東南亞及南亞的中等收入國家為主。板塊間的空間溢出路徑呈現明顯的“聯強扶弱”趨勢，增強了整體網絡的互融互通。

3.個體層面。中國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中的C3、C4、C6 居于網絡核心位置，但其貿易強度與競爭優勢逐步下降；資本密集型制造業C9～C12 中，中國的網絡中心地位與貿易強度較高；中國在C13、C14 及C16 等知識密集型制造業中形成新的比較優勢，參與共建“一帶一路”不斷由低端專業化向中高端攀升。

（二）政策建議

1.“由核心及邊緣”帶動貿易網絡整體協調發展。以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八項行動為引領，通過推進“互聯互通”建設，強化中國與半核心國家間的貿易聯系，提振貿易網絡地位；加強對邊緣國家的基礎設施援建，并“因地制宜”實施貿易開放政策，充分挖掘網絡邊緣國家的貿易潛力；重視建立與共建“一帶一路”非貿易伙伴國的間接貿易聯系，充分發揮“樞紐”作用，推動區域一體化進程。

2.深挖板塊集聚效應以優化國際分工格局。充分利用中國所處板塊的“雙向溢出”作用，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國家自由貿易區建設，以激發“內向型”板塊的對外貿易活力。聚集于東亞、東南亞及南亞板塊的各發展中國家提升內部創新機制，強化其吸收發達國家知識和技術溢出的能力，反哺自身貿易網絡地位攀升。中東歐、中亞和西亞的高收入國家以及東南亞部分中低收入國家，可以通過增進與東亞、南亞和東南亞的中高收入國家間的貿易聯系，提高市場占有率進而增強風險抵御能力。

3.把握中國制造業的行業地位演變規律以發揮競爭優勢。持續發揮中國在機械與電氣設備制造、電子和光學設備制造以及廢棄資源綜合利用業等知識密集型網絡中的比較優勢，通過簽訂雙邊及多邊貿易協定，不斷深化高端制造業產業內貿易聯系；加大對化學原料及制品、橡膠與塑料制品、其他非金屬礦物制品、基本金屬及制品等資本密集型制造業的研發支持，充分挖掘其貿易競爭力與潛力；推動中國傳統勞動密集型制造業轉型升級，推進逐漸喪失低成本優勢的制造業加工、生產環節與第Ⅳ板塊的產能合作。

注釋：

①數據來自商務部網站（http://www.mofcom.gov.cn/）和中國一帶一路網（https://www.yidaiyilu.gov.cn/）。

②本研究選取已和中國簽訂“一帶一路”合作文件的40 個“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分別為：奧地利、意大利、斯洛伐克、斯里蘭卡、保加利亞、韓國、斯洛文尼亞、巴基斯坦、立陶宛、土耳其、斐濟、塞浦路斯、盧森堡、孟加拉國、老撾、捷克、拉脫維亞、馬來西亞、文萊、愛沙尼亞、馬耳他、菲律賓、吉爾吉斯斯坦、希臘、波蘭、泰國、柬埔寨、克羅地亞、葡萄牙、越南、馬爾代夫、匈牙利、羅馬尼亞、哈薩克斯坦、尼泊爾、印度尼西亞、俄羅斯、蒙古、新加坡。

③限于篇幅，中國制造業增加值貿易網絡地位的測算結果僅展示2013—2020年，其余年份如需要聯系作者索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