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貿易協定中技術性貿易壁壘條款對中國雙邊價值鏈關聯的影響

馮曉華 陳九安

一、引言

近年來，隨著“逆全球化”思潮的興起，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認為傳統的WTO 等多邊框架損害了自身利益，開始推進國際經貿規則的區域化和高水平化。其中，以促進技術要素流動和加強技術跨國合作為宗旨的技術性貿易壁壘（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TBT）條款成為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FTA）框架下的重要經貿規則。FTA 中TBT條款主要包含以下幾個重要內容：增加信息透明度，標準、技術法規和合格評定的合作，標準制定和監管機構的合作，技術信息的交流合作等。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擴大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在2022年6月出臺的《關于加強技術性貿易措施工作的指導意見》中也明確指出要進一步提升我國生產標準和國際標準的一致性，加強規則對接和政策協同，引導企業對標國際先進標準，促進產品質量升級。而FTA中TBT條款正是我國統籌以技術要素為核心的要素流動型開放和以“境內開放”為核心的制度型開放，推進我國對外開放進入新階段的重要制度保障。截至2023年，中國已經簽署的絕大部分FTA中均包含TBT條款。

囿于我國在關鍵核心技術領域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在短期內難以消弭，發達國家通過技術性貿易壁壘限制了中國企業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導致貿易國之間不斷地進行政策反制，從而陷入“TBT-貿易保護”的惡性循環，弱化貿易國之間的雙邊價值鏈關聯（楊明月和肖宇，2018）。此外，發達國家高標準的技術性貿易壁壘作為一種典型的“規則歧視”，極大地阻礙了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企業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中國企業被迫向價值鏈下游移動甚至退出國際市場，中國在價值鏈貿易上面臨著“去中國化”和“斷鏈脫鉤”的風險?？梢?，加強與成員國關于FTA中TBT領域的合作是中國破除技術性貿易壁壘，提升企業國際競爭力，增強和上下游國家間雙邊價值鏈關聯的重要途徑。

綜上，本文擬基于2002—2018 年中國簽訂的FTA 中TBT 條款文本，使用自然語言處理法構建TBT 合作水平變量，研究FTA中TBT條款對中國與FTA成員國間雙邊價值鏈關聯的影響機制，并分析其在不同條件下的異質性影響。

二、文獻綜述

關于國際經貿規則對雙邊價值鏈關聯影響的研究。劉斌等（2021）基于雙邊投資協定（BIT）文本構建BIT 深度指標，指出BIT 通過促進雙向投資、研發創新和減少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促進了中外雙邊價值鏈的關聯；齊俊妍和李月輝（2022）基于36項數字服務貿易監管措施構建數字貿易監管異質性指標，指出監管異質性通過增加服務貿易成本和降低服務技術含量抑制雙邊價值鏈關聯；肖皓和劉菲菲（2022）則通過構建區域數字貿易規則深度指標，指出區域數字貿易規則通過貿易成本降低效應和生產效率提高效應促進雙邊價值鏈關聯。但是，已有研究較少聚焦FTA中TBT條款對成員國間雙邊價值鏈關聯的影響。

關于TBT合作水平的量化研究。已有文獻量化FTA中TBT合作水平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虛擬變量法，如童偉偉（2020）基于DESTA 數據庫中的FTA 中TBT 條款信息數據，通過設置最小貿易扭曲和爭端解決機制虛擬變量，研究FTA中TBT條款對中國進口邊際的影響；另一種是自然語言處理法，如蔡宏波和朱祎（2020）、馮曉華和陳九安（2023）等學者基于FTA中TBT條款文本，使用自然語言處理法構建TBT合作廣度和深度等變量，探究FTA中TBT條款對中國的出口貿易和全球價值鏈位置的影響。

關于全球價值鏈雙邊關聯的量化研究。學術界目前主要有兩種構建方法：第一種是基于已有的價值鏈參與度指標衡量雙邊價值鏈關聯。如劉斌和顧聰（2019）基于Wang 等（2013）對出口的16 項分解，將Koopman 等（2010）構建的價值鏈參與度指標改進為雙邊價值鏈關聯指標，研究互聯網發展對它的促進作用；葛順奇等（2021）參考價值鏈參與度指標的構建方式，基于雙邊復雜價值鏈占雙邊總出口的比重構建了雙邊價值鏈關聯指標，研究外資退出對它的負面影響。第二種是從中間品貿易的視角構建雙邊價值鏈關聯指標。如張志明等（2019）將國際貿易中的中間品貿易定義為價值鏈合作，將最終品貿易定義為非價值鏈合作，進一步將兩經濟體借助于直接的中間品貿易渠道開展的價值鏈合作定義為直接價值鏈關聯，并對其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肖皓和劉菲菲（2022）同樣基于中間品貿易強度構建了雙邊價值鏈關聯指標，從規則異質性的視角研究其驅動因素。

綜上可知，已有文獻較少聚焦在FTA 中TBT 條款對成員國雙邊價值鏈關聯的影響研究上，且對FTA 中TBT合作的量化有待進一步拓展。因此本文擬在以下方面對現有研究進行拓展：第一，與以往針對FTA 中其他制度性條款的研究不同，本文將視角聚焦于TBT條款，探討在FTA框架下，TBT條款如何影響中國與成員國間的雙邊價值鏈關聯；第二，與以往聚焦國家層面的研究不同，本文將研究對象下沉至行業層面，探討在FTA 框架下，TBT 條款影響中國與成員國間雙邊價值鏈關聯的行業異質性差別；第三，與以往使用頻數法和賦值賦權法構建TBT合作指標不同，本文使用自然語言處理法，基于TBT條款文本構建TBT合作指標。

三、理論分析

（一）中介效應分析

FTA 中TBT條款主要包含以下幾項重要內容：增加信息透明度，標準、技術法規和合格評定的合作，標準制定和監管機構的合作，技術信息的交流合作。FTA 中TBT條款旨在通過統一技術標準，降低技術性貿易壁壘，促進產品、服務，尤其是知識、數據等要素的跨境流動從而增強締約國間的雙邊價值鏈關聯。根據FTA中TBT條款的內涵，本文主要從降低貿易成本和促進技術溢出兩個視角分析FTA中TBT條款對成員國間雙邊價值鏈關聯的影響機制。

1.貿易成本降低效應

FTA中TBT條款能夠通過降低締約國間企業的貿易成本促進雙邊價值鏈關聯。一方面，TBT條款在透明度、技術法規與合格評定中的相互承認部分要求將兩國的產品和工藝制造標準統一，對于產品標準較嚴的一方，制造標準的統一意味著產品生產技術門檻的降低，從而降低了兩國企業為滿足技術標準所支出的額外研發成本；另一方面，TBT條款中的標準制定和監管機構合作部分也要求條款簽訂國在產品差異化生產規范上達成統一，以此減少本國企業產品出口中因需要適應不同的產品生產規范而增加的生產成本（Baldwin，2000）。此外，TBT條款能夠促進成員國間的貿易政策更加透明，減少了企業為了適應政策差異而產生的間接成本（蔣庚華和劉菲菲，2022）。綜上可知，FTA中TBT條款通過減少企業因為技術差距、生產規范差異、政策制度差異而產生的額外貿易成本，擴大締約國間的中間品貿易，促進雙邊價值鏈關聯（劉斌和顧聰，2019）。

2.技術溢出效應

FTA中TBT條款能夠通過促進締約國企業之間的技術溢出加強雙邊價值鏈關聯。一方面，FTA中TBT條款有助于處于價值鏈下游國家的企業學習和吸收價值鏈上游國家企業的技術溢出，獲取和整合流入的跨國技術要素，從而提高本國企業出口中包含的國外增加值，促進兩國間的雙邊價值鏈關聯（楊繼軍和艾瑋煒，2021）；另一方面，FTA 中TBT 條款通過促進兩國在技術法規標準和信息交流上的合作，增加了兩國企業之間開展技術交流以及咨詢交換的機會和頻率，促進了兩國企業在高新技術產品生產上的合作，有助于縮小兩國企業在全球價值鏈嵌入位置上的差距，使得雙邊價值鏈關聯更加緊密（馮曉華和陳九安，2023）。綜上可知，FTA 中TBT 條款通過增進締約國上下游企業間的互動式學習、技術交流與合作促進了雙邊價值鏈關聯?；谏鲜龇治?，本文提出假說1～3：

H1：FTA中TBT條款能夠促進成員國間的雙邊價值鏈關聯。

H2：FTA中TBT條款通過降低貿易成本加強成員國間的雙邊價值鏈關聯。

H3：FTA中TBT條款通過促進技術溢出加強成員國間的雙邊價值鏈關聯。

（二）基于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差距的調節效應分析

締約國間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差距指不同國家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不同程度，表現為法律、制度、執行力度、保護期限等方面的差異。當FTA締約國間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差距較大時，可能導致雙方對于TBT條款的不同解讀和執行力度，這可能會降低TBT合作的實施效率，進而削弱FTA中TBT條款對雙邊價值鏈關聯的促進作用，故本文提出假說4：

H4：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差距會削弱FTA中TBT條款對雙邊價值鏈關聯的促進作用。

四、研究設計

（一）模型設定

本文參考劉斌和顧聰（2019）、齊俊妍和李月輝（2022）的研究，在雙向固定效應的基礎上引入TBT 合作水平變量，探究FTA中TBT條款對中國與成員國間雙邊價值鏈關聯的影響，并使用聚類穩健標準誤來使模型估計更加精準。模型構建如下：

其中VCijmt為t年i國和j國在m行業的雙邊價值鏈關聯水平；TBTijmt為t年FTA中的成員國i國和j國在m行業的TBT合作水平；Xijmt表示一系列控制變量；φijm為國家-行業固定效應，μt為時間固定效應，?ijmt為隨機誤差項。

（二）指標度量及分析

1.TBT合作水平

本文嘗試對中國2002—2018 年之間簽訂的9 個雙邊FTA 中的TBT 條款文本進行量化分析。參考Elsig 和Klotz（2018）、韓劍等（2019）等學者對文本量化方法的研究，本文基于自然語言處理法（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NLP）中的文本分析法，分別從廣度和深度兩個方面構建TBT合作水平變量。首先，基于英文版本的FTA中TBT條款文本，分別選取條款數和總字數作為衡量TBT合作廣度的指標；其次，使用杰卡德相似度來構建TBT 合作深度指標，比較FTA 中TBT 條款與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中TBT 條款文本的相似程度。3 個TBT 合作變量測度結果見表1，由表1 中后三列可知，中國和新加坡以及韓國簽訂的FTA 中TBT 條款數最多，說明其覆蓋的范圍最全面，而和哥斯達黎加簽訂的FTA 中TBT 條款數相對較少；中國和新西蘭簽訂的FTA中TBT條款總字數最多，并且擁有最高的文本相似度，這說明中國和新西蘭簽訂的FTA 中TBT 條款在合作廣度上和深度上均有很高的水平，中國和冰島簽訂的FTA 中TBT 條款文本總字數和文本相似度則都是最少的。從總體來看，中國和FTA貿易伙伴國的TBT合作深度均在30%以下，相對于TPP/TBT條款仍處于一個較低的水平，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間。

表1 TBT文本量化分析結果

基于以上3個TBT 合作變量，本文進一步構造TBT 合作水平變量。首先，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加權得到國家層面的TBT 合作水平獲得綜合得分。其次，參考齊俊妍和任奕達（2022）對行業層面變量的構建方法，以i國t年m行業對伙伴國j的增加值出口占m行業全部增值出口的比值作為權重，將TBT合作水平從國家層面分解到行業層面，構建公式如下，其中RVAijmt為分解的權重：

2.雙邊價值鏈關聯

本文借鑒張志明等（2019)的研究，基于中間品貿易強度構建雙邊價值鏈關聯指標。相比于劉斌和顧聰（2019)、葛順奇等（2021）和其他學者構建的指標，該指標有三個顯著的優點：一是可使用的數據年份跨度大，二是數據可得性較高，三是數據可信度較高。具體構建公式如下：

其中，DIVCijmt為t年i國和j國在m行業的雙邊價值鏈關聯水平，分子表示兩國出口到對方國家的中間品貿易中的增加值之和，分母表示兩國從對方國家進口的所有產品中的國外增加值之和，DIVCijmt越大說明雙邊價值鏈關聯越緊密。VAIEitjm為t年i國m行業對j國總出口中包含的國內增加值，GEitjm為t年i國m行業對j國的總出口額，VAIFESitm為t年i國m行業最終品出口中包含的國內增加值占其總出口之比，兩者乘積則代表t年i國向j國出口的包含在最終品中的國內增加值。VAIEjtim、GEjtim、VAIFESjtm的含義同理，不同之處在于上標中i、j的位置進行了互換。CVAIItijm為t年i國m行業進口中包含的j國增加值，CVAIItijm包含兩種增加值，一種是i國m行業從直接進口國j國進口的產品中包含的j國增加值，另一種是i國m行業從間接進口國（第三國）進口的產品中包含的j國增加值，同理CVAIItjim也包含兩種增加值。

3.控制變量

本文的控制變量設定如下：

（1）本國行業出口規模（lnGECimt），用本國的行業總出口額來表示。本國行業的出口規模越大，與成員國進行中間品貿易的可能性越大，越能促進雙邊價值鏈關聯，因此預期系數符號為正。

（2）成員國行業出口規模（lnGEPimt），用成員國的行業總出口額來表示。成員國行業出口規模越大，與本國進行中間品貿易的可能性越大，越能促進雙邊價值鏈關聯，因此預期系數符號為正。

（3）經濟自由度差距（lnEFGijt），用全球經濟自由度指數之差的絕對值來表示。兩國之間的經濟自由度差距越大，貿易壁壘、投資限制和產業差異越大，兩國間越難進行直接的中間品貿易，從而抑制雙邊價值鏈關聯水平，因此預期系數符號為負。

（4）制度質量差距（lnINSTijt）。使用6 個維度的全球經濟治理指標（WGI）的平均值來表示一國制度質量，并且用兩國制度質量之差的絕對值來表示制度質量差距。兩國間制度質量差距越大，說明一國制度相對于另一國更加穩健、透明和高效，越能使得制度質量較低的一方擁有更大的合作需求，并促使制度質量較高的一方獲得更多貿易機會，從而促進兩國的雙邊價值鏈關聯，因此預期系數符號為正。

（5）地理距離（lnDISTijt）?；诒劫Q易成本理論可知，地理距離越遠，兩國間進行中間品貿易的成本也就越高，雙邊價值鏈關聯越會受到抑制，因此預期系數符號為負。由于地理距離是一個難以隨時間變化的國家層面變量，因此在引入固定效應模型的過程中使用兩國人口最多城市的加權地理距離與年度國際油價乘積的對數來表示隨時間變化的地理距離。其中國際油價一定程度上反映兩國間進行國際貿易的運輸成本，因此被用來構建新的地理距離變量。

（三）數據來源及說明

FTA 中TBT條款的文本數據來源于中國自由貿易區服務網；雙邊價值鏈關聯水平和行業出口規模的數據來源于TIVA 數據庫；經濟自由度差距的數據來源于美國傳統基金會數據庫；制度質量差距的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WGI數據集；地理距離的數據來源于CPEII數據庫和美國信息能源署（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EIA）。參考丁文喻和劉洪鐘（2022）基于TIVA 數據庫和ISIC 行業代碼進行的行業劃分，本文選取2002—2018 年中國17 個制造業和8 個服務業的相關數據作為樣本。樣本期的選擇依據在于2001 年中國加入WTO 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的對外貿易，而2019年新冠疫情暴發則極大地影響了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價值鏈關聯。為了保證數據的可靠性和準確性，本文選取2002—2018年共17年的數據進行相關研究。由于各國均存在非貿易行業，導致測算雙邊價值鏈關聯指標使用的變量數據存在為0或近似于0的情況，使得價值鏈關聯指標值異常，因此本文刪去存在異常值的樣本。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見表2。

表2 描述性統計

五、實證結果分析

（一）基準回歸結果分析

基準回歸結果見表3。TBTijmt的系數在1%的水平下正向顯著，這說明FTA 中TBT 條款的簽訂促進了雙邊價值鏈關聯，這驗證本文的假說H1。參考蔣庚華和劉菲菲（2022）的研究，FTA中TBT條款減少了本國對非成員國的貿易轉移效應，使成員國的比較優勢上升，原本分配給非成員國的價值鏈環節將會轉移給成員國?？刂谱兞糠矫?，除地理距離的影響不顯著外，經濟自由度差距的影響顯著為負，行業出口規模和制度質量差距的影響顯著為正，符合本文預期。

表3 基準回歸結果

（二）內生性處理

考慮到遺漏變量、反向因果和測量誤差等內生性問題的存在可能對導致估計結果有偏，因此本文以FTA文本中的原產地規則（Rules of Origin，RO）條款文本構建的RO 合作水平作為工具變量，采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檢驗模型是否存在內生性。在相關性方面，RO 條款旨在確定產品的真實原產地以便提供關稅和非關稅優惠，其中包括要求產品必須符合特定的技術標準和質量控制要求，以確保其在成員國內完成了真正的制造或加工。當兩國進行FTA 中RO 條款內容的談判時，往往會傾向于簽訂高水平的TBT 條款解決和協調技術貿易壁壘，以保證商品的原產地符合要求，因此符合作為工具變量的條件。內生性檢驗的結果如表4中第（2）列所示，TBT 合作水平的系數仍在1%的水平下正向顯著，結果與基準回歸一致，并且拒絕了工具變量不可識別和弱工具變量假設。

表4 內生性檢驗

（三）穩健性檢驗

1.替換核心解釋變量

由于TBT合作水平是一個雙邊變量，可同時從中國和成員國視角進行考查。故本文從成員國的視角進行二次考查，以成員國某行業對中國的增加值出口占其總增值出口之比作為權重，構造新的行業TBT合作水平變量TBTi'jmt?；貧w結果見表5，如表中（1）列所示，TBTi'jmt仍然顯著為正。

表5 穩健性檢驗

2.樣本區間劃分

考慮到FTA 中TBT 條款的實施是一個比較緩慢的過程，參考林僖和鮑曉華（2018）、侯俊軍等（2023）的做法，采用3 年為一期的樣本區間劃分方法，在區間選擇上采取“舍遠求近”的原則，選擇2004—2018 年作為樣本期?；貧w結果如表5中（2）列所示，TBT合作水平仍顯著為正。

3.添加金融危機虛擬變量

本文參考肖皓和劉菲菲（2022）的做法，考慮加入金融危機虛擬變量以排除2008年金融危機對回歸結果的可能影響。如表5中（3）列所示，排除金融危機后本文的研究結論仍然是穩健的。

4.縮尾檢驗

考慮到部分極端值的存在會對回歸結果產生影響，本文分別在1%和5%的水平下進行雙邊縮尾處理，處理后的結果如表5中（4）、（5）列所示，TBTijmt的系數符號顯著為正。

5.替換被解釋變量

參考張志明等（2019）的研究，使用淺度雙邊價值鏈關聯（SVCijm）t來替換被解釋變量。淺度雙邊價值鏈關聯指的是僅跨境一次的中間產品貿易，可較好度量兩國的雙邊價值鏈關聯水平?；貧w結果見表5 中（6）列所示，TBT合作水平的系數仍顯著為正。

（四）機制檢驗

1.中介效應檢驗

參考江艇（2022）對中介效應模型的研究，本文構建如下回歸模型：

其中，Mijmt為中介變量，分別包括雙邊貿易成本COSTijmt和雙邊出口技術復雜度PRODijmt。?ijm、ωt為國家-行業和年份固定效應，μijmt為隨機誤差項。

（1）貿易成本效應

參考錢學鋒和梁琦（2008）的做法，本文基于Novy模型構建行業層面的雙邊貿易成本變量，公式如下：

其中，COSTijmt和COSTjimt分別為t年i國和j國m行業的雙邊貿易成本，EXPijmt為t年i國m行業對j國的出口額，Yimt為t年i國m行業的總產出，EXPimt為t年i國m行業的總出口額，EXPjimt、Yjmt、EXPjmt的含義同理可得。參考錢學鋒和梁琦（2008）的做法，令參數S=0.8，ρ=8?；貧w結果如表6中（1）列所示，TBTijmt的系數顯著為負，這說明FTA中TBT條款能夠有效降低中國和成員國之間的雙邊貿易成本從而促進雙邊價值鏈關聯，這驗證了本文的假說H2。

表6 機制檢驗

（2）技術溢出效應

本文參考程大中等（2017）、齊俊妍和李月輝（2022）的研究，基于雙邊出口技術復雜度構建行業層面的技術溢出變量，公式如下：

其中，PRODYmt為t年m行業的出口技術復雜度，EXPimt為t年i國m行業的出口，pcGDPit為t年i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PRODijmt為t年i國和j國m行業的雙邊出口技術復雜度，是以行業占所有行業的雙邊出口額之和的比重作為權重，將PRODYmt分解后得到的。由于PRODijmt較大，本文采取對數形式進行實證分析?；貧w結果如表6 列（2）所示，TBTijmt在1%的水平下正向顯著，說明FTA 中TBT 條款能夠通過提高中國和成員國間各行業的技術溢出促進雙邊價值鏈關聯。這證明了本文的假說H3。

2.調節效應檢驗

作為國際經貿規則的一種，FTA 中TBT條款的實施也會受到外部制度環境的影響。故本文基于兩國行業間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差距的絕對值來構建調節變量，其中行業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用知識產權指數（GP 指數）與行業雙邊出口技術復雜度占比的乘積來衡量。GP 指數由Ginarte 和Park（1997）提出，分別從專利法覆蓋范圍、國際專利協定成員資格、權利喪失保護、執行機制和保護期限五個維度對一國的知識產權保護程度進行衡量，指數的取值區間為[0，5]，數值越大表示保護水平越高。調節效應模型構建如下：

IPRijmt根據GP數據自行計算獲得；TBTijmt×IPRijmt為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差距的調節效應，在交乘前經過了去中心化處理?；貧w結果如表6中列（3）、（4）所示，交乘項系數顯著為負，這意味著成員國間的知識產權保護差距對FTA中TBT條款對雙邊價值鏈關聯的促進作用產生了負向的調節效應。從而驗證了本文的假說H4。

（五）異質性分析

1.行業異質性分析

制造業和服務業的行業特點決定了二者的創新內涵和技術進步形式存在較大差異。制造業創新主要表現在研發投入、新產品開發、專利申請和授權等技術進步方面；服務業創新則更多表現在組織結構重構、管理流程優化、營銷模式升級等方面，技術進步的表現較少。FTA 中TBT條款在技術法規、技術標準的認證、審批和測試程序等方面的合作能夠促進產品工藝標準提升和技術合作，更有利于促進制造業企業的創新活動，因此對制造業的雙邊價值鏈關聯的影響更加明顯。

參考丁文喻和劉洪鐘（2022）的方法，本文將樣本數據劃分為17 個制造業行業和8 個服務業行業并分別對制造業和服務業進行分組回歸①。對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回歸結果如表7中（1）、（2）列所示，FTA中TBT條款對制造業的雙邊價值鏈關聯產生了顯著的促進作用，對服務業的雙邊價值鏈關聯的影響則不夠顯著。這說明相比于服務業，FTA中TBT條款對制造業的影響更大。

表7 異質性分析

2.成員國經濟發展水平異質性分析

成員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同，意味著兩國對商品和服務的需求不同，因此難以形成十分緊密的雙邊價值鏈關聯（齊俊妍和李月輝，2022）。此外，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較大國家間的制度差異可能會增加FTA 中TBT合作的困難和風險，從而影響雙邊價值鏈關聯的韌性。一般而言，經濟發展水平相似國家間進行FTA 中TBT合作時，更容易形成互惠互利和穩定的雙邊價值鏈關聯效應。

本文將與中國在FTA 框架下簽訂TBT合作條款的成員國分為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兩個類別并進行分組回歸，回歸結果如表7中（3）、（4）列所示，中國和發展中成員國簽訂的FTA 中TBT 條款對雙邊價值鏈關聯的促進作用要大于中國和發達成員國簽訂條款的促進作用。出現這種結果的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往往更愿意在談判過程中尋求互惠性和對稱性，能夠更公平地簽訂FTA中TBT條款，推進更加順暢的雙邊產品和服務流通，從而提高雙邊價值鏈關聯的緊密程度；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的市場準入水平較低，產業結構相對簡單，主要生產用于出口的中間產品，因此雙方更容易實現價值鏈分工上的互補，促進價值鏈的水平關聯。此外，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一員，與其他發展中國家間的制度差距相對較小，因此雙方更容易進行溝通和協商。

3.雙邊價值鏈關聯程度的異質性分析

當成員國間的雙邊價值鏈關聯程度較淺，中間產品只需要跨境一次便可實現價值鏈關聯（簡單雙邊價值鏈關聯）時，產品和技術標準僅限于雙邊國家之間，通過FTA中TBT合作能較快實現標準的統一，成員國間的雙邊價值關聯容易達成。反之，當成員國間的雙邊價值鏈關聯程度較深，中間產品需要多次跨境才能實現價值鏈關聯（復雜雙邊價值鏈關聯）時，涉及了多個國家的多種標準和制度，大大提升了FTA中TBT的合作難度（張志明等，2019），雙邊價值鏈的關聯較難達成，易遭受外來沖擊。

參考張志明等（2019）的研究，本文進一步將雙邊價值鏈關聯劃分為簡單雙邊價值鏈關聯（SVCijmt）和復雜雙邊價值鏈關聯（DVCijmt），研究FTA 中TBT 條款對不同程度雙邊價值鏈關聯的影響差異?；貧w結果如表7中（5）、（6）列所示，TBT 合作水平的系數均顯著為正，且對簡單雙邊價值鏈關聯的促進作用大于對復雜雙邊價值鏈關聯的促進作用。這說明相比于復雜價值鏈，FTA 中TBT條款能更好地通過統一技術標準、促進技術要素跨境流動促進兩國在簡單價值鏈上的相互關聯。

六、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使用2002—2018 年中國和FTA 成員國簽訂的FTA 中的TBT 條款文本，使用自然語言文本處理法量化TBT 合作水平，并基于TIVA 數據庫構建測算雙邊價值鏈關聯水平，在此基礎上考察FTA 框架下，中國與成員國簽訂的TBT 條款對中國與成員國行業層面雙邊價值鏈關聯水平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1）FTA 中TBT條款顯著促進了中國與成員國的雙邊價值鏈關聯。（2）FTA 中TBT條款通過降低貿易成本和提高技術溢出兩個渠道促進了中國與成員國間的雙邊價值鏈關聯。（3）中國和成員國間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差距會削弱FTA中TBT條款對雙邊價值鏈關聯的促進作用。（4）FTA中TBT條款對中國與成員國間制造業的雙邊價值鏈關聯產生了顯著的促進作用，但對服務業的影響不顯著。（5）中國與發展中成員國簽訂的FTA中TBT條款對雙邊價值鏈關聯的促進作用大于中國與發達成員國簽訂的FTA中TBT條款的促進作用。（6）FTA中TBT條款對中國與成員國間簡單雙邊價值鏈關聯的促進作用大于對復雜雙邊價值鏈關聯的促進作用。

基于以上結論，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第一，推進與CPTPP 等高水平FTA 的TBT 合作，降低“脫鉤斷鏈”風險。目前，中國簽訂的雙邊FTA中TBT 條款仍面臨著“低覆蓋率、低深度”的問題。推進與《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等高水平FTA的TBT合作能夠有效降低技術性貿易壁壘引致的貿易成本，促進中國企業的跨國技術信息交流和合作，降低價值鏈生產環節“去中國化”的風險。通過對CPTPP等高水平FTA的TBT條款進行深入全面的研究和評估，梳理中國需要進行的改革措施和需要修改的法律法規，加快實施相關領域內改革開放的先行先試，穩步實現與CPTPP等高水平FTA的TBT合作。

第二，妥善處理FTA中TBT合作的知識產權問題，提升雙邊價值鏈關聯度。FTA成員國間的TBT合作建立在WTO 的TBT 協定框架基礎之上，要求各成員國既要提高采用國際技術標準的效率和質量，又必須對國際標準中受知識產權保護的技術給予充分和合理的保護，二者存在一定的沖突。因此，TBT 協定下國際標準制定和采用中的知識產權問題長期困擾FTA成員國間的TBT合作。我國已提出了推動解決標準化中的知識產權問題的中國提案，一方面推動TBT 委員會利用其三年審議的工作優勢就該問題進行討論，尋求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和政策；另一方面，加強與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國際電工委員會（IEC）、國際電信聯盟（ITU）等TBT協定涉及的重要國際標準化組織的合作，努力在實現標準化需要和知識產權保護之間尋求平衡，加強成員國間的雙邊價值鏈關聯。

第三，聚焦制造業等重點貿易領域開展TBT標準國際合作，增強雙邊價值鏈韌性。在制造業等重點貿易領域開展TBT標準比對與標準協調研究，促進標準信息共享和服務，推進標準協調，提升我國標準與國際標準的一致性。引導企業對標TBT國際先進標準，聚焦差距、補齊短板，推動新能源、新材料、先進制造、電子信息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積極參與TBT國際標準和規則的制定工作，以減緩國外技術性貿易壁壘對我國出口貿易的沖擊，增強雙邊價值鏈關聯的韌性。

注釋：

①17個制造業行業包括：食品、飲料和煙草（D10T12），紡織、紡織制品、皮革和鞋類（D13T15），軟木木材和軟木制品（D16），紙制品及印刷（D17T18），焦炭及精煉石油產品（D19），化學及化工產品（D20），醫藥、藥用化學及植物制品（D21），橡膠、塑料制品（D22），其他非金屬礦產品（D23），堿性金屬（D24），金屬制品（D25），計算機、電子、光學設備（D26），電氣設備（D27），機械設備，未列入其他分類（D28），汽車、拖車及半拖車（D29），其他運輸設備（D30），其他制造、機器和設備的修理和安裝（D31T33）。8 個服務業行業包括：建筑（D41T43），分銷貿易、運輸、住宿和食品服務（D45T56），信息通信（D58T63），金融及保險業務（D64T66），房地產活動（D68），其他工商業服務（D69T82），公共行政、教育和衛生（D84T88），其他社會和個人服務（D90T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