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智驅動下新型主流媒體融合與治理功能更新

凌昱?蔡雯

【摘要】隨著互聯網技術與信息技術的發展，新聞專欄逐漸由傳統媒體向新興媒體轉型，成為新時代下重要的輿論引導陣地。各類新聞專欄依賴的平臺紛紛引進大數據等技術手段，向廣大市民提供多元化服務，從單一服務轉向綜合服務。根據中國新聞獎評選辦法中的參評媒體，可以看出新聞名專欄以技術平臺為依托，歷經從報紙、通訊社、廣播電臺、電視臺到增設新聞網站，再到增設新媒體及自有平臺的過程。關注我國主流媒體融合進程中的媒體治理功能更新，選取中國新聞獎獲獎欄目作品作為分析樣本，從媒體融合中的重要維度技術形態出發，探討新聞名專欄在不同時期呈現的特征，并以此為基礎考察主流媒體如何嵌入國家制度框架，具有重要意義。

【關? 鍵? 詞】新型主流媒體；媒體融合；治理；新聞名專欄

【作者單位】凌昱，中共北京市委黨校（北京行政學院）國際交往與世界政黨教研部；蔡雯，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

【基金項目】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國家治理視域下的新型主流媒體建設研究”（22JJD86

0015）。

【中圖分類號】G210【文獻標識碼】A【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4.03.004

自2013年媒體融合理念被提出并于2014年上升為國家戰略具體實施以來，十幾年間我國各級主流媒體積極運用各項信息革命成果，進行大刀闊斧的融媒改革和治理實踐。2013年8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

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提出要“加快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四次會議通過《關于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指出要以“先進技術為支撐、內容建設為根本”。在頂層設計的宏觀指導下，主流媒體在技術、內容、渠道等方面紛紛發力，打造“兩微一端”等新媒體平臺，形態上具有融合的規?？蚣?。201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日報社舉行第十二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運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動媒體融合向縱深發展”。2020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快推進媒體深度融合發展的意見》，指出“逐步構建網上網下一體、內宣外宣聯動的主流輿論格局，建立以內容建設為根本、先進技術為支撐、創新管理為保障的全媒體傳播體系”?？梢?，在我國媒體融合從“推動”到“加快推進”再到“深度融合”的進程中，先進信息技術塑造了媒體融合的外部環境，成為媒體融合的重要驅動力與根本性變革遵循。

與此同時，國家與政府作為“元治理”角色，為活躍在治理活動中的各類社會治理主體與市場治理主體授權，賦予他們治理權力，并協助他們建立有效的治理網絡與協調機制。我國主流媒體是國家治理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由“中央—省—地（市）—縣”四級黨委和政府主辦的重要媒體，既依賴國家提供的各種制度資源，同時也成為國家與社會有效互動的重要手段。媒體融合是動態、漸進的過程，以媒體融合為代表的中國主流媒體現代化發展，應密切接入治理現代化發展的整體進程，關注與其他治理主體、各種資源的緊密聯系，以更加系統性、全局性的視角審視媒體融合發展。媒介化社會的到來與信息技術的重要變革，為我國主流媒體嵌入治理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新型主流媒體如何回應新時代治理創新的新訴求，是一個具有重大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的課題。

基于此，本文關注我國主流媒體融合進程中的媒體治理功能更新，選取中國新聞獎獲獎欄目作品作為分析樣本，從媒體融合中的重要維度技術形態出發，探討新聞名專欄在不同時期呈現的特征，并以此為基礎考察主流媒體如何嵌入國家制度框架。一方面，中國新聞獎是經中央批準常設的全國優秀新聞作品最高獎，獲獎作品代表了新聞業內認可的實踐性角色。另一方面，選取新聞名專欄作為分析對象的原因是新聞專欄具有固定性、連貫性。與新聞報道不同，新聞專欄將治理過程中不同利益相關方的互動協商在專欄運作的過程中展現，由此為我們在中觀層面觀察媒體融合進程中主流媒體如何與外部資源交換互通、與其他社會主體互動以發揮治理效能提供了極佳素材。

新聞名專欄反映的媒體治理運行機制既取決于媒介平臺，也取決于技術，并在一定程度上沿著嵌入制度這一媒介運作邏輯進行。由此，在媒體融合的進程中，將主流媒體技術平臺樣態變化視為自變量，觀察主流媒體對政務協作、公共事務的介入情況，以及主流媒體如何在連接政府和民眾的過程中建立有效的治理運行機制，具有重要意義。

一、中國新聞獎新聞名專欄（2005—2023年）歷時性特征分析

中國新聞獎新聞名專欄獎項于2005年設立，筆者搜集2005年至2023年的《中國新聞獎作品選》，獲得完整的特別獎及一等獎的新聞名專欄樣本。數年來，中國新聞獎的獎項設置隨媒體形態變化不斷調整，新聞獎評選方法對新聞名專欄參評媒體、參評門類、參評要求等都進行了更新。

根據中國新聞獎評選辦法中的參評媒體，可以看出新聞名專欄以技術平臺為依托，歷經從報紙、通訊社、廣播電臺、電視臺到增設新聞網站，再到增設新媒體及自有平臺的過程。筆者總結中國新聞獎新聞名專欄（2005—2023年）所依托平臺的歷時性變化，并以圖片形式呈現（如圖1）。2000年之后網站作為平臺的專欄逐漸增多，2010年之后依托新媒體（如微信）、自有平臺（如客戶端）的專欄漸多，此歷時性分布特征一方面取決于評選辦法的規制變化，順應媒介技術發展，融媒欄目與新媒體欄目確有傳統新聞名專欄所不及的“交互性”等網絡互動特征，另一方面說明依托網站、新媒體以及自有平臺的專欄成為治理的有效機制，符合“社會影響大”的評選規則。

中國新聞獎自2005年起評選新聞名專欄項目，其中去掉重復獲獎的12個新聞名專欄，不屬于治理的5個旅游文化類專欄、文化歷史類專欄、科普類專欄，分別是《空中茶社》《安娜游世界》《隴原史話》《Second Thoughts（轉念之間）》《永遠的豐碑》，共評選出168個新聞名專欄，加上2016年特等獎中的新聞專欄1個、2017年融媒欄目2個，以及2018年、2019年、2020年新媒體品牌欄目各2個，共177個專欄。

二、媒體融合進程中治理功能的運行機制分析

隨著互聯網技術與信息技術的發展，新聞專欄逐漸由傳統媒體向新興媒體轉型，成為新時代下重要的輿論引導陣地。各類新聞專欄依賴的平臺紛紛引進大數據等技術手段，向廣大市民提供多元化服務，從單一服務轉向綜合服務。根據新聞專欄反映的媒體治理模式，筆者將其劃分為三種類型（見表1）：第一，觀念協同型，傳統新聞名專欄多是面向大眾，介紹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內容，有學者將宣傳視為一種觀念、情感、精神和信念的協同［1］；第二，政務協作，包括協商對話型和問政考評型，欄目通過建立參政議政的平臺，引進群眾監督機制，推進政府公共事務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第三，公共服務，即服務幫忙型，欄目為大眾提供教育、醫療及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保障的各項服務。中國新聞獎特別獎、一等獎（2000—2023年）新聞專欄定位的相應治理職能歷時性轉變具體如圖2所示。

綜上，筆者以不同平臺階段的新聞名專欄案例為據，聚焦專欄政務協作與其介入公共服務的治理運作機制，并以平臺樣態變化及媒體融合自身革新作為線索觀察其中治理模式的動態變遷。

1．觀念協同新樣態

在主流媒體融合的進程中，觀點協同型欄目自始至終占據重要地位，它以報道、評論的方式進行宣傳教育的協同、規范，并對用戶心理與觀念進行引導。就我國新聞名專欄介入社會管理的傳統模式看，觀點協同型欄目主要有以下三種模式：一是宣傳報道模式；二是公開發表、播出的輿論監督模式；三是以不公開的渠道將采寫的信息提供給有關領導和部門的內參模式，如《百姓呼聲》紅網專欄啟動專報（內參）等內部監督模式。當下，伴隨著科技的進步，主流媒體介入治理的工具條件也不斷得到更新，由最初的報紙發展為廣播電視媒體，以及互聯網、融合媒體。新聞作為人們獲取新鮮資訊重要的載體，始終與傳播媒介的改變相伴，實現自身的進化演變，在內容和形式上都在翻新，治理效能的邊界也隨之拓展。創辦較早的專欄依據平臺形態的更新，在觀念協同方面實現了媒介產品在內容與形式兩個方面的革新。

在內容方面，如央視的《新聞聯播》三次入選新聞名專欄。在第二十九屆中國新聞獎的評選中，《新聞聯播》以“頭條工程”為核心，構筑習近平總書記最新思想和政治風采的宣傳高地。同時，該欄目打造《央視快評》新節目，站穩政治立場，作為黨和國家政府的輿論宣傳陣地發揮強有力的作用，由此榮獲新聞名專欄的獎項。

在形式方面，在全面推動媒體深度融合發展的時代背景下，中國新聞獎新聞名專欄的內容呈現方式日益豐富，從文字類節目逐步向多媒體形態過渡。融媒體報道成為主流輿論陣地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整合動態影像、數據可視化和藝術化敘事元素的融媒類欄目開始增加，其中包括直播、短視頻、條漫等形式的媒介產品。在直播方面，如《新華直播》等新聞名專欄能夠為黨和國家的重要活動服務，對國家領導人的重大活動、重要會議及國內情況、國際重大事件進行現場直播與連線直播。在短視頻領域，最典型的案例要屬由《新聞聯播》打造的專為新媒體平臺定制的網紅短視頻《主播說聯播》，再一次以媒體深度融合為抓手，使新聞傳播取得最好的效果。

此外，隨著網絡傳播的興起，傳統媒體相繼建立網站，借助網絡傳播中的互動性，組織公眾參與公共議題傳播，發揮治理功能。傳統新聞欄目以新技術為支撐，向新媒體靠攏，由此帶動了整個欄目資源的整合。例如，充分利用當下熱門的微博、微信、抖音等互動社交娛樂平臺，搭建一個以獲取新聞線索、發布新聞內容為目的的微平臺，增強新聞欄目的品牌競爭力。這類實踐中較為典型的欄目案例是河南日報報業集團的《焦點網談》欄目?！督裹c網談》利用網絡平臺，發動并組織網友提供新聞線索、探討社會問題，形成“報網互動”這一全新的新聞生產流程與治理運行模式。

2．政務協作新向度

在媒體融合尋求自身發展的歷程中，政府的公共治理不斷面臨新的困難和挑戰，政府與媒體的關系也在各類公共事務及危機處置中不斷協調，并呈現關系愈加緊密的趨勢。

2000年以前，傳統主流媒體的新聞專欄通過線性傳播開展政務協作。在紙媒、廣播電視媒體作為強勢媒體的前互聯網時代，報紙的互動新聞由來已久，熱線爆料、媒體活動、記者采訪、社區活動、讀者來信等都是報紙常見的互動方式［2］。但是在這些互動方式中，新聞媒體與新聞用戶之間的交互反饋往往要持續數天，甚至更久。在發展過程中，新聞媒體由郵政信件向電話短信轉變，然后通過廣播電視直播技術縮短響應時間，提高互動性。近年來，各級各類廣播電臺開辦了許多以電視為依托的直播節目，如在《陽光熱線》欄目中，河北省直54個部門的主要領導帶領有關處長輪流入駐廣播直播間，通過熱線電話、手機短信的形式直接與廣大聽眾進行交流，回答政策咨詢，聽取聽眾建議。

在互聯網技術改變信息傳播方式和媒體形態后，主流媒體的政務協作呈現網狀雙向傳播的特征，在問政與協商層面發揮治理效用。主流媒體設置涵蓋各級政府部門的問政平臺，為大眾提供了一個積極表達其多元化利益的平臺。如人民網建立的地方領導留言板，向?。ㄗ灾螀^、直轄市）、市、縣三級領導提供留言頁面，以便網民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可以通過留言的形式向地方各級領導反映情況、提出問題，多位書記、省長特意安排了專門的部門負責記錄網民的留言，對這些留言進行反饋，建立回復留言的固定機制。

移動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平臺使人們能夠隨時隨地參與傳播、建立關系、溝通情感，也為新聞媒體連接公眾提供新途徑。近年來，傳統媒體紛紛開通新媒體賬號如官方微博、微信公眾號等，拓展信息傳播范圍，加大與用戶之間的溝通互動力度。2013年，南京廣播電視臺設立《民生》欄目，在節目錄制之前，欄目組借助微博、微信等平臺，收集網友對當期主題的看法與觀點，并以此為依據設計臺本。在通過網絡直播節目的過程中，欄目組鼓勵網民發送彈幕或評論，并將網民的觀點和意見直接展現在演播大廳的巨屏上。節目錄制結束之后，節目組將錄制花絮剪輯成約一分鐘的短視頻，通過網絡二次傳播預熱。借助傳播技術與互聯網平臺，新聞媒體不僅能夠邀請用戶全過程、多領域參與政務協作，還能夠建立網絡行政全媒體平臺，在一定程度上實現媒體與政務之間的一體同構。

在當今數字化、共享性、互動性、智能化的網絡傳播環境中，新聞媒體在政務協作領域發揮的作用明顯突破了主流意識形態傳播與輿情監測監督這兩個傳統維度。新聞名專欄所依托的平臺不斷翻新，從2000年前傳統線狀媒體的單向傳播，到2005年前Web1.0網站以及2010年前Web2.0微博微信等網狀雙向傳播，再到如今抖音、快手、客戶端等多邊交互傳播，媒體與政府的政務資源進行整合并形成媒體與政務一體同構的平臺，媒體協助政府政務的作用更加突顯。

3．公共服務新效能

除了傳統意義上的新聞報道，新聞媒體還通過采取新聞行動的方式介入我國民生領域和社會事件。新聞行動是指新聞傳播主體在傳播過程中，通過一系列有關新聞的實踐行動以解決社會問題、提供公共服務等，強調新聞媒體對社會事件具有主體性、能動性功能。從傳統媒體占據主導地位到新媒體后來居上，媒體變遷并沒有影響中國新聞界對民生領域的突發事件和社會問題的關注，尤其是面向市場的都市類媒體，這方面表現更為突出。較為典型的案例是北京電視臺專欄《法治進行時》2006年開通免費法律服務熱線、徐滔法律服務網等向公眾提供免費法律咨詢。媒體以新聞行動的方式關注民生問題，體現了媒體秉持為公眾服務、促進社會向善向上的宗旨。

與此同時，媒體不僅利用自身力量促進社會問題解決、為公眾提供幫助與服務，還通過連接外部治理力量與資源發揮治理效能。當社會問題或公共服務超出新聞媒體自身的供給范疇，新聞媒體可以通過與各社會組織、愛心企業合作，通力協作提供公共服務參與治理。在社會組織方面，新聞媒體通過媒體宣傳、與社會組織聯合開展公益活動及愛心援助活動關注民生事務。較為典型的是每日新報專欄《新幫辦》針對殘疾青年等社會弱勢群體，聯合相關社會組織舉辦“鵲橋相會”專場相親活動，并組建《新幫辦》“臨終關懷志愿者服務基地”“自閉癥兒童康復之家”“義工服務中心”等專業性公益團體，從而形成提供公共服務的長效機制?；ヂ摼W平臺使新聞名專欄能夠更便利地動員組織用戶、參與公共服務。2012年2月，每日新報專欄《新幫辦》推出報網聯動機制，攜手聚耐網，發起“團聚愛心”倡議活動，網友每次點擊該網站的活動頁面，幫辦基金便可從網站獲得0.1元的愛心款?？梢哉f，在技術的輔助下，新聞媒體憑借自身的影響力與凝聚力，與網站合作發起活動，將網站的點擊量、瀏覽量轉換成愛心基金，將流量變現，從而更好地投入公共服務事業與公益事業。

在新聞媒體的實踐中，用戶不僅僅是被動員、被組織的對象，也是能夠自發組織、自覺行動的踐行者，由此擴大公益活動的范圍、規模與影響，推進民生問題更快得到重視和解決?；ヂ摼W平臺、媒體的自建平臺攜帶的泛在連接的特點，也推動用戶間自組織治理形式的進一步發展。如上游新聞旗下的《幫幫》欄目設置“玩社群”“找答人”“曝光臺”“幫你問”“找朋友”等互動板塊，為用戶提供平臺，促使用戶入駐自發結成小組或者社群，以自組織的形式提供公共服務。在這一過程中，新聞媒體不再局限于投入自身的資源，或是動員組織其他社會主體協同參與治理，更多的是起到連接性的治理作用，為用戶間的自組織治理提供基礎架構與運行邏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伴隨著媒介演進，新聞媒體在提供公共服務中動員與組織社會各主體的方式與策略不斷調整，經歷了從簡單到復雜、借助技術手段提高成效的發展過程，并且越來越顯現連接與聯通的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1］李立景. 傳媒化協同治理模式：基于社會治理框架下的媒介形態分析［J］. 寧夏社會科學，2018（3）：218-226.

［2］胡智鋒，劉俊. 何謂傳媒藝術［J］. 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4（1）：7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