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智庫高質量建設：現實需求與可行路徑

郭晶?張賀懿

【摘要】出版智庫是我國特色智庫體系的組成部分，在推動出版業的變革與轉型、促進出版學科的建設與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當前，我國出版智庫的建設主體、功能分類和服務能力日趨成熟，在搭建交流平臺、提供知識服務、助力區域發展等方面表現優異，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智庫之間缺乏長期、深入的協同合作；研究成果雖愈加多樣，但成果的轉化率不高；智庫的人才構成與內部分工有待優化。針對這些問題，出版智庫應優化合作機制，推動產學研用深度融合，結合外部支持與平臺自身建設，提高智庫成果的轉化率，同時改善人才結構、梯隊和內部分工，提升智庫內部活力。

【關? 鍵? 詞】出版智庫；知識服務；出版人才；產學研用

【作者單位】郭晶，河南大學融媒出版研究中心；張賀懿，河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中圖分類號】G239.2【文獻標識碼】A【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4.03.008

智庫是以提高決策質量、提升國家軟實力為主要任務的政策研究與咨詢機構［1］，近年來，智庫在推進國家現代化治理中的作用日益顯現，新型智庫建設逐漸成為各行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數字浪潮的沖擊下，我國出版環境日新月異，出版學科和出版業的發展面臨更為復雜的挑戰，對新型出版智庫的需求愈加強烈。出版智庫作為出版領域的公共研究機構，承擔著搭建交流平臺、提供知識服務、助力區域建設的職責與使命。出版智庫的高質量建設不僅適應了構建我國特色出版學科體系的理論需求，還滿足了新形勢下推動出版業高質量發展的現實需要，具有重要的時代價值與現實意義。

本研究將我國出版智庫作為研究對象，從出版智庫建設的現實需求出發，對其發展現狀進行梳理，并嘗試探索促進出版智庫高質量建設的可行路徑，在一定程度上豐富關于出版智庫、新型智庫建設等研究的視角，優化出版智庫的實踐，從而推動我國出版業高質量發展，助力出版強國建設。

一、建設高質量出版智庫的現實需求

當前，出版業界和學界對高水平出版智庫的現實需求日益強烈，出版智庫的高質量建設響應了國家和行業部門的頂層設計，符合目前出版業的轉型與變革趨勢，能夠加快政產學研共同體的構建，推動中國特色出版學的建設。

1．頂層設計：助推我國特色智庫事業的發展

智力資源是一個民族最寶貴的資源，更是國家發展的重要支撐。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高度重視智庫建設工作。2013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為新時代的智庫建設指明了前進方向，這一年也被稱為我國的“智庫元年”［2］。2015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各行業紛紛貫徹文件精神，助推我國智庫建設。2017年，在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數字出版司的指導下，南京大學、中國音像與數字出版協會專業數字出版工作委員會、融智庫三家單位聯合主辦了首屆中國新聞出版業智庫高峰論壇，會議指出，未來出版智庫應把握正確導向，推動出版深度融合，在培養復合型出版人才上下功夫［3］。2022年，國家新聞出版署印發《關于實施出版智庫高質量建設計劃的通知》，這是出版業對《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精神的貫徹與落實。從2022年到2023年，國家新聞出版署連續兩年組織實施出版智庫高質量建設計劃，入選的出版智庫由15家增加至27家，出版智庫的高質量建設穩步推進。

2．行業大勢：順應我國出版業的轉型與變革

社會環境的變遷和數字技術的更迭使出版業面臨新的形勢與挑戰，轉型升級和融合發展成為業界與學界普遍關注的話題。對出版業來說，互聯網的發展豐富了出版物的呈現形式，拓寬了出版成果的傳播平臺，為用戶提供了更加便捷的信息資源獲取方式，這些都是建設出版智庫的基礎與優勢所在［4］。同時，伴隨著互聯網對出版生態的擠壓，出版業面臨數字轉型、融合發展的挑戰，業界與學界之間的合作意愿對出版學科的師資隊伍建設、人才培養、學術研究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出版智庫的高質量建設成為助力出版業走好轉型之路的重要舉措。

在宏觀層面，出版智庫立足于產業發展的整體布局，對出版業的流程重塑、內容挖掘與生產、組織架構提出具有前瞻性的發展理念和戰略目標，幫助出版業實現全方位轉型和高質量發展。在微觀層面，出版智庫可為不同類別的出版機構提供有針對性的指導，出版單位根據自身情況進行的探索嘗試也成為出版智庫籌集、分析的重要原始數據來源［5］，二者在互相印證的過程中實現共同發展。

3．學科建設：促進政產學研協同共建中國特色出版學

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對提升我國教育水平、增強國家核心競爭力具有重要意義。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戰略任務［6］。新形勢下，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地位日益凸顯，所承擔的任務愈加繁重。如今，我國正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出版學，這是我國向出版強國邁進的重要之舉，對出版學科和出版業的高質量發展均具有重要意義。

在構建中國特色出版學的過程中，政產學研的共同體意識強調將出版行業的實踐優勢與院校、研究所的理論優勢相結合［7］。出版智庫作為專門從事出版相關研究的公共決策機構，以溝通學界、業界、政界和社會為己任，能夠促進政產學研共同體的形成。此外，出版智庫在調查研究中既充分發揮了出版理論對出版實踐的指導作用，又通過出版實踐拓展出版知識應用的深度與廣度［8］，增強出版理論的生命力，推進中國特色出版學的建設。

二、我國出版智庫建設的現狀

目前，我國出版智庫的建設主體日趨多元，相互之間有融合發展的趨勢。在信息技術日新月異且得到廣泛應用的當下，出版智庫可以通過信息整合、搭建交流平臺、助力區域發展等方式向政府、企業和社會公眾提供現代化服務，其成果也愈加豐富，包括行業皮書、網站平臺、行業標準和在線課程等。

1．建設主體多元化，智庫發展協同化

近年來，我國出版智庫發展迅速，逐漸形成了主體多元的智庫矩陣，各家機構立足于自身的優勢資源和研究專長明確功能定位，發揮多元的智庫力量。伴隨著出版業的深度融合，出版智庫在謀求自身科學化發展的同時不再“單打獨斗”，而是出現了智庫之間相互融合、協作共進的新現象。

按照建設主體的不同，可將目前的出版智庫分為幾個類別：一是以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為代表的國家級出版領域專門研究機構；二是依托高校出版院系設置的智庫，如南京大學出版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研究中心、武漢大學出版研究院、河南大學融媒出版研究中心等；三是出版企業研究部門設立的智庫，如江蘇鳳凰出版融合發展智庫、童趣出版研究院等；四是以科學和技術作為研究對象的科技智庫，如未來出版研究院、騰訊研究院等；五是聚焦于自身所在區域發展狀況的地方出版智庫，如中原出版傳媒產業研究院等。

面對出版強國建設中的重大戰略性問題，單一出版智庫的力量是不夠的，在媒體融合和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大背景下，出版智庫開始積極嘗試跨界融合。北京印刷學院與北大方正電子有限公司依托雙方在出版印刷信息化、智能化等方面的共同優勢與目標，保持長期密切的合作關系，自簽署戰略合作協議以來，共同舉辦了排版技能學科競賽，聚焦于人工智能在出版業中的應用，共建人工智能出版聯合實驗室，形成了“行業命題，行業與高校共同答題”的產學研協同發展新模式。

2．智庫功能科學化，服務能力多元化

出版智庫承擔著提供知識、咨政議政與建言獻策的作用，這些作用主要通過智庫的功能和服務得以發揮和體現。根據所依托出版機構性質的不同，出版智庫從自身優勢出發，制定了科學化的功能定位，在信息技術的融合發展下，出版智庫的服務能力也日趨多元化。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國出版智庫的功能與服務主要包括以下三種。

一是搭建交流平臺，提供專業培訓。出版智庫承擔著溝通各界的橋梁作用。一方面，出版智庫可利用自身資源優勢開展專業培訓，邀請來自業界和學界的專家教授為學員授課，提高出版從業人員的業務素養和技能，為我國出版人才的培養貢獻力量。如北京印刷學院舉辦的新聞出版專業技術人員繼續教育培訓班、武漢大學創辦的期刊出版專題培訓班等。此外，出版智庫還可以通過舉辦學術論壇的方式，推動前沿出版研究的創新。由四川大學、河南大學、武漢大學、陜西師范大學等高校出版院系承辦的“中國編輯出版青年學者論壇”現已舉辦五屆，促進了青年學者之間的學術交流和我國出版學術研究的發展。

二是整合傳統資源，提供知識服務。我國擁有豐富的傳統文化資源，重視對傳統文化的挖掘、研究與傳承，尤其在互聯網時代，如何借助科學技術將傳統文化資源有效地傳播給受眾是一項重要議題。作為不斷積累知識資本、促進知識應用的學習型組織［9］，出版智庫可借助新興技術整合、開發與挖掘傳統出版資源。由武漢大學牽頭組建的語義出版與知識服務重點實驗室依托所在高校智庫在文化遺產、科技出版等領域的專業優勢，利用智能技術對敦煌壁畫、洞窟等文化資源進行數字化開發，打造出以敦煌壁畫為中心的文化數字化出版與知識服務體系，在滿足用戶知識需求的同時，敦煌文化語義出版資源還能為相關研究提供實踐基礎［10］。

三是傳播地方文化，助力區域發展。以專業研究見長的出版智庫對所在區域的文化傳播與精神建設具有重要作用，通過貫徹當地政策、設計執行方案等方式，出版智庫能夠為區域治理提供智力支持。在加快建設書香河南的部署要求下，中原出版傳媒集團緊緊圍繞傳播中原文化的主題，啟動了“中華文脈——從中原到中國”大型出版項目，推出了一系列閱讀精品。此外，中原出版傳媒集團積極融合核心企業、高校和科研機構，打造出河南省首個文化產業融合發展創新聯合體，通過集群的力量助力河南文化產業的發展。這些都是出版智庫積極融入當地出版工作和重大文化戰略的有效舉措。

3．智庫研究成果多樣化

近年來，我國出版智庫的科研水平不斷提高，形成了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四種。

一是學術出版物。通過出版研究報告、皮書和系列叢書等，出版智庫針對國內外出版理論研究和出版業形勢發表前瞻性、反思性觀點，發揮思想庫的作用。研究報告和皮書是建立在智庫學術研究和數據分析基礎之上的成果，為政府機構、企業單位和高等院校提供權威的決策支持，反映了智庫的服務能力和影響力。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已連續多年發布出版業藍皮書，如《中國數字出版產業發展報告》《國際出版業發展報告》等；南京大學出版研究院出版的《中國出版業發展報告——新千年來的中國出版業》一書描述了21世紀以來中國出版業的發展變化，加深了社會各界對中國出版業的了解；中原傳媒研究院圍繞所處中原地區的媒體發展情況，出版了《中原新媒體發展報告》《中原傳媒發展報告》；系列叢書涵蓋一個主題的多個方面，從多個角度深刻剖析主題，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科學研究院推出“木鐸出版智庫”系列叢書，每一輯的研究方向不同，包括出版業、知識服務、在線教育等方面，南京大學出版研究院推出 “南京大學出版研究院叢書”，對我國出版業走出去、傳記出版等話題進行深入研究。

二是網站平臺。出版智庫具有挖掘、整合和開發出版資源的能力，能夠利用網站、自媒體等傳播渠道向社會公布出版領域的最新動態、融合出版成果、出版業研究報告等。北京開卷信息技術有限公司依托旗下未來出版研究院在市場趨勢、商業模式、數據應用等方面的信息化優勢，在其主辦的“開卷網”上為用戶提供查詢分析和智能選書服務。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科學研究院在其官方網站上設立《新聞信息》《出版質檢》《木鐸智庫》等欄目，發布出版學界、業界和高校的新聞動態，分享編輯業務實踐經驗，展示智庫研究成果，并保持較高的更新頻率。

三是行業標準。統一的行業標準不僅有助于行業規?；?，還能推進學術研究工作的開展，就出版領域而言，行業標準涵蓋出版物質量標準、編輯流程規范、數字化出版發展規范等方面。出版智庫的研究成果極富創新性，往往能夠推動相關業界實踐的進步，甚至上升為行業標準。由中國大地出版社、南京大學出版研究院和蘇州夢想人科技共同完成的一項關于AR出版物標準的項目在經過標準研制、立項與制定后，正式以《出版物AR技術應用規范》（CY/T 178-2019）的行業標準形式發布實施［11］。隨著出版學術研究的深入和出版業的融合發展，出版領域不斷涌現新概念和新名詞，針對新名詞的規范問題，中國音像與數字出版協會牽頭組建了第二屆全國編輯出版學名詞審定委員會，該委員會由校出版院系、出版機構、出版研究院的多領域專家組成，主要職責在于審定和規范新名詞，并將其及時納入編輯出版學的概念體系，為我國出版學術研究和學科建設奠定了扎實的理論基礎。

四是在線課程。在互聯網技術的影響下，教育也實現了現代化變革，在線教學技術突破了傳統教育在時間和地域上的限制，擴大了教育的覆蓋面。武漢大學出版研究院的《出版學基礎》、南京大學出版研究院的《編輯出版學概論》、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科學研究院和數字出版研究院的《中國出版史》等在線課程的受眾參與率高，其中《中國出版史》入選教育部推出的國家精品在線開放課程名單。對出版智庫來說，優質的在線課程不僅展現了智庫的研究成果，還極大地提高了智庫的傳播力和影響力。

三、我國出版智庫建設中存在的問題

盡管我國出版智庫在建設主體、功能服務和成果研究等方面已經形成一定規模，但仍然存在一些問題，如建設主體之間缺乏深入的協同合作、成果轉化率不高、人才構成和內部分工有待優化等。

1．協同合作缺乏整體及系統性規劃

我國出版智庫的建設主體種類多元，既有專門從事出版研究的研究型智庫，又有服務于出版組織和市場的出版企業智庫，還有依托高校出版院系建立的高校智庫，這些智庫具有不同的功能，或注重理論研究，或偏向市場分析，極大地豐富了出版領域的研究成果，提高了出版智庫的知名度與影響力［12］。雖然我國出版智庫的數量和種類與日俱增，也有融合發展的趨勢，但目前還沒有形成整體性、系統性的協作關系，也沒有建立統一的聯盟，各類出版智庫之間處于相互孤立的狀態，大部分的合作僅以短期的學術論壇、會議、交流等形式呈現，缺少長期、深層次的協作與互動。

出版智庫的融合發展，不僅意味著智庫的建設主體拓展為多元的政府、高校出版院系、出版企業和出版研究機構，同時還要求將智庫的研究成果進行有機整合與充分匯集，實現資源共享。因此，如何促進出版智庫之間的系統性協作，進而實現資源的最大化利用，是目前出版智庫應當綜合考慮的問題。

2．研究成果轉化率不高

智庫作為專門從事開發性研究的公共咨詢機構，在政府決策、行業布局、企業發展與公共知識傳播等方面具有深刻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主要通過智庫成果得以實現。我國出版智庫的成果有行業皮書、網站平臺和學術期刊等表現形式，一些出版智庫還積極嘗試開發數據庫、制定行業標準，成果數量快速增長。但從整體來看，我國出版智庫的成果轉化率不高，這無疑影響了出版智庫服務政府、行業和社會的效率。我國智庫研究方式的一大特點是習慣于自上而下地開展應急性的研究選題，缺少自下而上、根植于行業形勢的前瞻性智庫成果［13］。就出版領域而言，部分出版智庫存在理論與實際聯系不足的問題，其研究成果僅停留在出版理論、出版概念等學術層面，脫離出版業界現實問題，既有研究成果不能有效轉化甚至不被業界接受，自然無法滿足出版行業發展的需要。出版學科具有鮮明的實踐屬性，出版領域內的學術研究應重視行業中的現實問題［14］。如今，出版學界與業界的交流融合日漸深入，提升成果轉化能力對出版智庫來說迫在眉睫。

3．人才構成與內部分工有待優化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人才是第一資源。智庫本身就有人才庫、智囊團的含義。一方面，高質量的智庫是吸納、培養人才的最佳平臺；另一方面，人才是智庫可持續發展的關鍵，高水平的研究成果離不開人才保障。近年來，我國出版智庫在人才結構、人才來源、人才管理和青年人才培養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15］，但尚未形成科學化、系統化的人才隊伍，且缺乏合理的內部分工。

首先，我國出版智庫人才的知識結構單一，多聚焦于新聞出版領域內，缺乏擁有跨學科背景的人才隊伍，這不利于出版學科的創新與綜合發展［7］；其次，出版智庫的人才梯隊有待優化，目前出版智庫具備的多為學術型專家人才，擁有豐富的業界經驗的實踐型和復合型人才數量較少，因此缺乏對出版事業和出版產業的宏觀考量與整體研究；最后，盡管我國出版智庫科研人員的比例有所提升，但是在人員配置和內部分工方面仍有不合理之處，許多出版智庫沒有設置專門的行政管理人員，導致科研人員需要兼顧冗雜的行政、后勤事務，無法專心從事學術研究。文化強國戰略和出版深度融合的時代背景對出版人才的培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出版智庫作為人才高地，不合理的人才構成與內部分工不僅會制約智庫的建設，而且不利于我國出版業的長遠發展。

四、我國出版智庫高質量建設的可行路徑

面對當下的問題，出版智庫可以通過優化合作機制、推動成果轉化、培育出版人才等方式完善其功能與服務，從而實現高質量發展。

1．產學研用：優化智庫合作機制

伴隨著我國出版強國建設的推進，出版智庫成為助力出版業轉型和出版學科發展的重要智力支撐，但單一的智庫主體無法滿足當下出版業的發展需求，出版智庫的主體之間需要展開更加深入的交流與協作。

出版智庫要優化現有的管理體系，積極推進出版領域內研究智庫、企業智庫與高校智庫之間的合作。在合作過程中，出版智庫應建立多方協同機制，就數字出版、媒介融合、技術創新、知識服務等當下出版業中的重要議題展開深入討論與聯合研究［16］，并共建一批高水平的出版學院、出版研究院和出版實踐基地，突破當下學術論壇、會議等淺層次的交流方式，真正實現優勢互補，形成“產學研用”相結合的協同創新體系。此外，出版智庫可以積極嘗試與政府智庫、技術智庫和社會智庫展開跨學科合作，拓寬智庫的研究視野，并與國外出版智庫保持密切交流，從而加強我國出版智庫的國際影響力。在促進智庫合作的同時，政府可支持高校出版院系、出版研究機構和出版企業積極參與出版智庫的高質量建設計劃，借助多方力量不斷提高智庫在科學研究、咨政建言、人才培養、社會服務、國際交流等方面的建設水平與研究能力。

2．系統規劃：推動學術成果轉化

科研成果缺乏轉化渠道和轉化效率低下一直是制約智庫影響力的重要原因，許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被束之高閣，無法發揮其社會效益［17］。出版智庫在高質量建設的過程中應結合智庫自身與外部環境支持，多措并舉地完善科研成果轉化機制。

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為智庫成果的傳播提供了多元平臺，出版智庫應積極利用數字化平臺分門別類地展示其研究成果、政策建議、功能服務和新聞資訊，并借助平臺的反饋機制實現與學界、業界和社會公眾的交流對話。從目前來看，并非所有的出版智庫都擁有專門的網站、微信公眾號等成果展示平臺，部分出版智庫設立的網站長時間疏于更新，存在多個空白欄目，還有一些網站雖更新頻繁，但內容單調且多為新聞資訊，無法體現智庫的研究特色與專長。

出版智庫必然要依托其所在的高校、企業和機構來實現自身發展，因此智庫成果轉化率的提高同樣離不開外部環境給予的支持。高校、企業和機構應完善智庫成果轉化的激勵制度，細化成果的評價標準，不局限于發布期刊論文和出版專著數量等量化指標，而是將成果的影響力和貢獻度為導向，憑借來自業界、學界和社會公眾的真實反饋來衡量智庫成果的質量，使智庫研究落到實處，轉化為能夠解決現實問題的生產力。

3．培育人才：提升智庫內在活力

一流的出版人才隊伍不僅是建設出版強國的基礎與保障，也是支撐出版智庫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力量。因此，當下出版智庫人才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優化人才管理機制，積極吸納跨學科人才，著力培育青年教師人才。

在人才管理方面，出版智庫要樹立正確的價值取向，始終堅持黨的領導，確保出版人才緊緊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進行科學研究、資政獻言，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和二十屆二中全會精神，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文化思想，以主題出版彰顯時代精神，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轉化為出版人才的情感認同與行為習慣。

近年來，媒介融合有力地推動了出版業的創新與變革，也帶來了跨學科研究的理念，出版領域內的版權、人工智能出版等問題都需要依靠跨學科甚至是多學科的知識體系來解決，因此，出版智庫應與時俱進地優化人才結構，增加擁有跨學科背景人才的數量。此外，出版智庫還可以通過與法律、計算機等其他領域智庫開展協作的方式，幫助出版人才與其他專業人才牽線搭橋，促成他們之間的交流與合作，為出版研究帶來新的研究方式與思維范式。

青年教師是高校人才隊伍建設的重要內容，培養青年教師對出版智庫而言具有長足的戰略意義，青年教師作為科研創新的主力軍，應參與助力出版智庫的高質量發展。出版智庫應當充分發揮搭建平臺的功能，為出版學科專業青年教師設置專門的培訓項目，安排優秀的青年教師參加出版領域內的研討會、展會、學術論壇等，并鼓勵出版企業為青年教師提供近距離業界觀察、調研和交流的機會，以豐富其實踐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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