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同釋異:抗戰時期中共生產運動再研究
——以1940年代前期的華北根據地為中心

把 增 強

抗戰時期的生產運動是中共領導抗日根據地軍民開展的以自給自足為目標的大規模生產自救運動,它推行并伴生于抗戰艱難時期,主旨在于為長期抗戰奠定一個較好的物質和經濟基礎。在中共中央號召下,各抗日根據地黨政機關、部隊、學校普遍參與,并逐步達到糧食和經費的自給、半自給或部分自給,較好地實現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既定目標。毛澤東甚至還盛贊其為“中國歷史上從來未有的奇跡”,“是我們不可征服的物質基礎”[1]894。對于抗戰時期中共開展的生產運動,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學術界多有論述,并多以陜甘寧邊區為探討對象,少有涉及其他抗日根據地者(1)關于生產運動研究狀況的梳理,參見武艷敏、左新糧:《國內大生產運動研究述略》,《信陽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5期。?？傮w而言,既往成果雖在生產運動的開始和結束時間、歷史背景的包羅內容等方面存有一定爭議,但大體來說已儼然達成共識,即抗戰時期中共生產運動起于復雜的歷史背景、取得了巨大成績、具有重大的歷史作用和意義。然而,對于一個問題的闡釋往往并不如此簡單,生產運動從出臺到實施也并非單一的“政策—效果”式的線性解釋方式,切不可“自覺或不自覺地以‘應然’代替‘實然’,以目的論的歷史代替復線歷史”[2]?？贾T實際,生產運動既是在錯綜復雜的歷史背景下提出,又經歷了實施中的種種曲折和變通,其實施效果也并非只有成績而無不足。如此等等,也就凸顯了對該問題有再探討和再認識的必要性。以下筆者即以1940年代前期的華北根據地(2)生產運動在整個1940年代始終備受中共重視,從華北地區來看,有學者對山東抗日根據地、晉冀魯豫邊區的有關情況作過探討,也有學者著眼于華北解放區農業貸款的視角考察過完成大生產在其中所起到的推動作用。參見苑朋欣:《山東抗日根據地農業大生產運動的政策與效果》,《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4期;楊豪:《差異之相:抗戰時期晉冀魯豫邊區鄉村黨員與生產運動》,《廣東黨史與文獻研究》2019年第4期;段少君:《有貸有收:華北解放區集中回收農業貸款考察(1948—1949)》,《河北學刊》2022年第1期,等等。為考察中心,以有別于傳統的認識視角,對抗戰時期中共生產運動的提出及各界反應、生產運動采取的主要策略、生產運動的成效與不足等問題作一探討,并就教于方家。

一、生產運動的提出及各界反應

某種程度上講,經濟條件在決定戰爭勝負與根據地建設中應該是第一位的,而人力、物力和財力在經濟條件中又占據著重要地位,抗戰時期尤甚。然而,就是在這樣一個時期,尤其是進入1940年代后,在國內外敵對勢力及天災人禍的侵害下,中共抗日根據地進入了極其困難的“苦寒嚴冬”時節。用毛澤東的話講:“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國民黨用停發經費和經濟封鎖來對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盵1]892毛澤東之語,既凸顯了中共抗日根據地所面臨的困境,也概要指出了1940年代前期中共采取開源節流之策的重要背景。其中,節流是指精兵簡政,開源則是指生產運動。

對于精兵簡政,筆者曾發表多篇論文展開專門討論(3)詳見拙文《抗戰時期中共精兵簡政中的編余人員安置——以華北抗日根據地政權簡政為中心》,《抗日戰爭研究》2013年第4期;《抗戰時期華北根據地精兵簡政與榮退軍人的選定和安撫》,《黨史研究與教學》2014年第4期;《抗戰時期中共精兵建設之動員與人員裁減和處置——以華北抗日根據地精兵簡政期間為考察中心》,《河北學刊》2014年第2期,等等。。由于生產運動與精兵簡政同處于抗戰艱難時期,故而生產運動決策的提出也就與精兵簡政有著異曲同工的目的,由此而言,精兵簡政提出的歷史動因對于生產運動也是適合的。此外,對于生產運動提出的原因,前人也有較多論述,為了避免過多重復,這里僅結合本文所述內容略作闡發。筆者以為,中共抗日根據地生產運動的提出主要有三方面因素:一是隨著抗戰相持階段的到來,日軍對中共抗日根據地的“掃蕩”與“蠶食”更加頻繁,手段更加殘暴。尤其是在日軍慘無人道的所謂“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下,中共抗日根據地統轄范圍大幅縮小,人力、物力和財力來源也就隨之而越發緊縮。二是在戰亂頻仍的同時,中共抗日根據地還普遍遭受著水、旱、蟲、疫等自然災害的侵襲。在人禍與天災的雙重打擊下,根據地人民的生產受到極大破壞,更加劇了中共抗戰的嚴峻性。比如,華北地區歷史上自然災害本來就很頻繁,全面抗戰爆發后更是天災不斷,各地人民生命財產損失慘重,從而大大遏制了根據地軍民對抗戰的物力和財力支持。三是國共關系的波折日多,加上國民黨對中共外援通道的封鎖,使得本來就十分拮據的抗日根據地的財政經濟困難更加突出。解決這一問題,火燒眉毛,刻不容緩,這也是開展生產運動以自救的一個重要原因。

正是基于以上因素,為了支持長期抗戰,徹底把日本驅逐出中國,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動員抗日根據地全體黨政軍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發展生產,渡過難關。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生產動員大會,毛澤東提出了“自己動手,生產自給”的偉大號召,要求陜甘寧邊區部隊在不妨礙作戰的條件下參加生產運動。1942年12月,毛澤東又提出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總方針,從而進一步推動了各抗日根據地生產運動。此后,毛澤東還相繼發表了《開展根據地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組織起來》《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游擊區也能夠進行生產》等文章和講話。這些指導性文章和講話成為當時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生產運動的基本綱領。陜甘寧邊區黨政機關、部隊、學校和群眾率先響應號召,華北、華中等其他各抗日根據地也隨即效仿,相繼開展起轟轟烈烈的生產運動。

生產運動的實施為奪取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其貢獻之大無可置疑。然而,對于該運動開展中黨政軍民各界人士的反應如何,是否真的一呼百應,既往研究未予系統探討。實際上,在生產運動的開展過程中,黨政軍民各界人士并非群起響應,而是反應復雜,并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諸多問題。從華北抗日根據地來看,主要有以下幾種表現。

其一,有些地方在接到發展生產的號召后,上至領導干部乃至組織系統,下至普通百姓,均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漠視生產的現象。一是有些普通群眾,對于發展生產的號召,一般都存在著等待心理,勞動精神很差。有的地方即便災荒臨頭仍“像睡著一般,毫無動靜”,“每天太陽出了山,才從床上起來”,很多肥沃荒地仍然荒著沒人開墾,很多地里種上只供馬吃的料草,而并非多種一些能充饑的蔬菜[3]。二是許多區村干部在觀點上具有嚴重的自流傾向,總覺得“誰不知道著急,又何必多管閑事呢”,于是“馬虎松懈,不耐心,不拿出更多的力量來去積極領導”,大多只是按照上級要求發了一些關于生產的指示、決定、號召之類東西,而卻未進行深入動員”[4]。如此,就致使很多地區延誤了生產的最佳時機,甚至即便下種也未能很好地予以管理。譬如,“浮山雖落透雨,有許多荒地什么也沒有種上,有些好地竟完全種成草(高粱下種后,發芽不分叉,專供牲口吃的)”[5]。三是有些地方在發展生產的領導組織上存在著嚴重的“禿尾巴現象”。與其他工作不同,生產工作需要具體深入到戶才能真正解決問題?！岸覀兺煽h布置到區,區到村,還能直接傳達下去,可是由村再到戶呢?那就禿了尾巴啦,傳而不達了?！盵4]此類現象的存在,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思想認識不到位,即認識不到發展生產對于自己生活和堅持抗戰的重要性。由此,就在普通百姓中產生了消極、懶惰甚至拋荒現象,在領導干部中產生了似乎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放任自流傾向,在領導組織中只是例行公事的傳達而不予檢查的“傳而不達”的“禿尾巴”現象。此等思想認識產生的嚴重不良后果,直觀而言是大大阻滯了生產運動的有效實施,間接而言則是阻滯了堅持抗戰財力、物力支撐根基的發展與壯大,故而急需矯正。

其二,有些地方群眾存在著因“怕發財后受壓制”而不敢發展生產的“畏富”心理(4)關于群眾的“畏富”心理,有學者在探討土地改革中的農民心態時曾作過詳細闡述,參見李金錚:《土地改革中的農民心態——以1937—1949年的華北鄉村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這種思想無論是在敵占區、游擊區,還是在敵后抗日根據地的鞏固區,均不同程度地存在。較典型言論就是“在共產黨八路軍領導下有穿有吃就夠了,不要發財,發了財就要受壓制”[6]。此種認識的存在,主要有兩大因由:一是中共在執行合理負擔時存在著過分壓榨地主與富農的偏頗;二是地主與富農中的“壞分子”過度渲染這一偏頗,致使不明就里的普通群眾對富裕更加畏懼。這種情況在進步力量占優勢的村莊尤其明顯。比如,偏城縣“李子巖富戶張光成種地一頃評議100大石,各畝各平均一大石,小戶評議每畝平均小斗4.5斗”[7]。對于這種產糧評議中畸輕畸重的情況,富戶普遍不滿,如有的說:“今年減輕人民負擔實際上還未減咱們的負擔,大概政策改變了,實在出不起還得賣地”;有的說:“政府的政策就是剝削富農的?！盵7]在這種情況下,即便中共調整了富農與貧農產糧評議差距過大的不合理現象,但要想徹底改變業已形成的不良認識顯然不易。由此,“畏富”的想法不僅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人們發展生產的熱情,也成為中共持久抗戰、爭取抗戰早日勝利的一大阻礙。

其三,有些地方雖然在領導組織上充分注意到生產的重要性,但往往顧此失彼。比如,阜平某村過去一頭老母豬也沒有,后經生產委員會努力,“現在弄到十六頭了!每口母豬每年生產兩次至三次,一年來共生產了四百八十頭小豬,賣了四千二百余元”。但生產委員會對開荒、造林、修渠、鑿井卻沒有很好地領導與督促,致使這些方面的工作較為落后,從而影響了生產大局[8]。此種現象的出現,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把握好局部與全局的關系,即揪住一點而不管其余。其實,發展生產是一個綜合性的整體工程,其中既有農業生產、畜牧業生產,又有工業生產、商業生產,當然更內含著對發展與保護農業生產有利的開荒、造林、修渠和鑿井。開荒是擴大生產面積之策,造林是涵養水源之策,修渠與鑿井則是灌溉之策,它們是一個整體的系統復合工程,均須積極貫徹,不應成為遺忘的角落,阜平某村生產委員會就是犯了顧此失彼的錯誤。誠然,發展養豬業是發展生產的一個重要舉措,且具有見效快、收益高的特點,但不能因此而荒廢其他各業,而應多業并舉,共同提高,此方為戰時物資奇缺時發展生產的要義所在。

其四,有些地方存在著對于別人的生產成果不愛護、不珍惜,任意糟蹋、毀壞,甚或出現隨意丟放而無法找尋的現象。比如,有些地方存在著為了所謂的“抄近道”而在麥田中間另辟“新道”致使麥苗受損而減產的現象[9];亦有貪圖私利者“偷偷摸摸宰殺耕?！币灾聡乐赜绊戅r業生產的現象[10]。與此相類,有些地方亦存在著對他人農作物隨意糟蹋的現象。如阜平某村一老太太十分痛心地說,“她村南的一畝小麻子,不知是誰家牲口還是小孩子給糟蹋了一多半”[8],要求政府給她做主。對于眾所周知的生產物品,亦有經管組織和人員不知所歸者。如某村代表對糧秣委員會滿腹怨言地說,“在去年××部隊臨走時,給糧秣主任丟下了三百余斤小米,還有××部隊丟下了三百多雙半新半舊的鞋子,不知道他把這些東西弄到哪里”,堅稱對該事“應該徹底查究”[8]。以上諸多現象的存在,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所謂的便利思想和私心作祟;二是責任心不強。一方面,因貪圖“便利”而置現成之路不走,卻忍心踩踏茵茵麥地開辟新的“近途”,毫不顧忌麥地是否會因此而減產;因獲利甚豐而屠宰耕牛,將生產大局與責任拋之腦后。另一方面,因責任心不強,放縱自家牲畜或小孩隨意踐踏他人田產而不管;因責任心不強,隨意使用別人托管的物品,甚或對用于何處而不自知。以上種種,在群眾中造成了惡劣影響,并間接影響了開展生產運動的熱情。

二、生產運動采取的主要策略

抗戰時期中共生產運動的開展路向主要有思想與行動兩個層面。就思想層面而言,主要是疏導認識與調動原有生產人員的生產熱情;就行動層面而言,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著眼于人多力量大的認識,在鞏固原有生產人員的基礎上,積極動員新生力量加入生產。而無論是思想,還是行動,兩者并行不悖,殊途而同歸。

(一)疏導認識、調動原有生產人員生產熱情

為了調動原有生產人員的生產熱情,華北抗日根據地主要著眼于兩個關鍵點:一是針對思想上阻礙原有生產人員生產熱情的癥結,提出疏導之策;二是積極摸索提高原有生產人員生產熱情的有效舉措,并在實踐中加以貫徹。

首先,針對生產運動中出現的各種不同反應,中共努力從思想上解鎖,即一方面著力于調動社會各界人士廣泛參與生產運動,另一方面則重在強調生產運動的層層落實,責任到人,并通過強化監督與管理的舉措和決心,切實打消人們的思想癥結。當時形成的一個基本認識是,要想在組織上領導好生產,一個重要方法就是從思想上改變原有區、村干部使生產自流的觀點;有了思想上的正確認識,還要從行動中予以貫徹?？吹街泄驳臎Q心和行動后,時有論者紛紛建言獻策。有論者即提出,在村中領導生產時應確定“專人負責,甚至他不做別的事,以便實現具體領導”,同時可根據街道形式及社會關系等不同情況將全村劃成一定的“小區”形態,在附近村中找一些“工作較少,肯負責任,對農業有研究”的村干部分區負責,“每人可管二十家—三十家不等”。為便于推動工作,可具體由實業委員及農會主任共同組織中心領導,如此可更能做到較為系統地傳達。并且,為了避免形成“三個和尚沒水吃”的互相推諉的弊端,每小區應只確定一個負責人,負責人確定后應首先了解各戶情況:如各戶生產情形如何,地是否種好,有什么問題,應該做什么了,有何困難?然后針對這些具體情況,做有針對性地動員工作,“鼓勵情緒,動員男女老少一齊下地,及組織互助、調劑勞力、解決個別戶的困難問題”。在做好上述工作的同時,各小區負責人還應抓緊督促和推動中心領導深入到各戶去檢查,以加強中心領導干部的責任心[4]。這一策略應該說是極具可行性的。由此也可看出,通過思想疏導,出現了群策群力的景象,而這也就為完成發展生產的目標和任務奠定了重要基礎。

其次,加強生產教育,培養人們尊重知識、科學增產以及熱愛勞動的良好觀念。加強生產教育的做法主要有兩點:一是加強對群眾的農業常識教育,以增加人們的生產知識,科學增產。為此,《晉察冀日報》專門開辟“科學知識”專欄進行農作物常見病預防和診治的知識普及,并寄希望于能識字、有文化的人士發揮自身長處將農作物中常見的病蟲害,如“部分麥田中的黃疸和黑疸”,“指著實物講給學生或老鄉們,同時并應該聽取老鄉們一些經驗”[6]。二是加強對適齡兒童的生產教育和檢查工作,以培養兒童從小熱愛生產的良好習慣。生產教育的內容,以做什么、教什么、學什么為原則,進行勞動組織、勞動紀律、勞動觀點、生產技術以及正確的經濟觀點與物質觀點的教育,養成兒童新的勞動態度,使課本知識與生產知識相結合。同時,為了兼顧學習與生產,規定建立“生產日”或“勞動日”,實行半日制或隔日制。原則上,“每天要有兩小時到四小時的勞動”,并實行“學校與家庭雙方配合工作”,“露天教學與室內教學密切配合”,“課本知識與實際問題密切配合”[11]。兒童在校生產項目以手工業、農業為主,與家庭利益密切聯系。手工業以合作集體經營為主,如編筐、編草帽,制造粉筆、石筆、墨汁;農業以集體與個體經營兩種配合,按工作性質分各種生產小組,如制造各種農產品(制柿餅、柿干、柿糖、棗餅等)、植樹、養家畜、開荒、拾糞以及建立兒童菜園等[6]。商業主要是將生產所得進行銷售,將銷售之盈利一部分分給兒童家庭,以資“幫助家庭生活,轉變家庭觀點”;一部分獎勵兒童,獎勵兒童時須“根據資本多少、勞動力大小、產品的好壞分配”;另一部分則用作生產基金,以備將來生產之用[11]。對于兒童在家生產情況,亦應給予足夠重視,切實了解孩子們在家里是否參加生產,是勤還是惰;同時還要了解學生在家生產是否聽話,生產情緒如何,等等[6]。

再次,發揮榜樣的引導力量,感染并教育群眾“發現勞動英雄、培育勞動英雄”,使大家在爭當勞動英雄中營造發展生產的良好氛圍。勞動英雄是中國共產黨用來喚起人們生產熱情的標桿,是一種至高無上的榮譽,代表著中共政權的高度認可。但受當時條件所限,中共抗日根據地農民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政治認識水平也極為有限,因此要想在農村喚起農民樂當勞動英雄的氛圍就需要采取一定策略。其中的重要一條,就是依靠包括小學教師在內的稍有文化者去鼓勵他們,幫助他們,大量培養他們,以此使發展生產政策取得實效。同時,要善于在農村中尋找并發現自發的無名英雄,以示獎掖。比如,據時人董志云:他從前住過的××村有一個老鄉,“(七七)事變前是一個當光了田、背著一身債務的破落戶,(七七)事變后,由于減租減息,他擺脫了全身的負擔,收回了十幾畝地,而同時自己的兒子也長大了,家里有的是勞動力。根據這些條件,他春天、夏天耕耘,秋天、冬天就趕騾子做生意,幾年的工夫,生活已相當富裕,可是由于他政治認識不夠,卻不能夠更高地向前發展”[6]。類如此老鄉,中共抗日根據地有很多,對于這樣的人,就應該為他們多樹標桿。如此,既可使其自身得到更大提高,又可感染其他人競相效仿。

(二)擴大參與生產的人員組成隊伍

在科學技術水平普遍不高的時代,要實現擴大生產,很重要的一個方法就是增加生產人員,處于戰爭動蕩時期的敵后抗日根據地尤其如此?？梢哉f,在當時,如果沒有充足的勞動者,發展生產就無異于是一句空話。換而言之,要想使生產發展成果最大限度地支撐抗戰,就必須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力量來支援生產建設。正是著眼于此,中共抗日根據地動員了多方力量參與生產建設事業,其中既有機關、部隊人員,亦有婦女群體、小學教員和小學生群體,還有正在服刑的自新人員。

首先,組織機關、部隊公職人員參加生產,并科學制定獎勵生產節約的分紅辦法,提高人們生產節約的積極性。機關、部隊公職人員是抗戰時期生產建設的重要力量。以晉察冀邊區為例,為了更好地擴大生產、支持抗戰,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特結合自身情況規定了各機關、部隊1944年總的生產任務:即自給一個月到兩個月的糧食與公雜費(政民機關團體一個月到一個半月,部隊一個半月到兩個月);改善生活用費;彌補公費不足。在總的生產任務既定的基礎上,又根據工作忙閑、身體強弱、有無特殊技術等條件對個人提出不同的具體任務(個人生產應交公數額)[12]。同時,為培養正確的勞動觀,發揚高度生產熱忱,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還本著公私兼顧的原則,規定了機關、部隊生產節約分紅辦法:

機關、部隊生產,分為機關、部隊公營生產及機關、部隊個人私營生產兩種:公營生產,系指機關、部隊統一領導之集體經營(如修灘、墾荒及手工業作坊等)而言;個人私營生產,系指機關、部隊中個人或自動組合之生產小組分散經營之農業、手工業及運輸業生產(如分散經營之小塊土地,紡線、編席等小手工業,及個人背糧、背布等)而言。上述公營生產分紅辦法,按全部紅利百分之二十歸生產者,百分之八十歸公;上述個人私營生產,除完成個人規定交公數額外,其超過部分以百分之八十歸個人所有,百分之二十用作改善機關、部隊伙食。畜力運輸方面,機關、部隊首先應將牲口減到最低限度,將編余牲口全部合作化,可按二、八或三、七與騾夫分紅(騾夫分百分之二十或三十,機關、部隊分百分之八十或七十),在機關內部的牲口利用回空進行運輸所得之收入亦按二、八分紅,百分之二十歸于騾夫與牲口[12]。

以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制定的《關于機關、部隊生產節約分紅辦法的規定》為指導,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亦制定了分局各機關的生產節約分紅辦法。具體內容是:同其他機關一樣,分局機關的生產分紅辦法采取二、二、六制,即20%歸個人,20%歸伙食,60%歸公。然而,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行,發現二、二、六分成比例并不合理,即“沒有按照不同的勞動時間、不同的體力而分別規定不同的生產任務”,“沒有規定完成任務以前及以后,私人所得應有不同的比例”,而是“把每個人應交公數額一律規定為六十二斤半小米和六十塊錢(一個半月的糧食與經費)”,“不論你生產多少,不論你完成了任務沒有,個人收入都是百分之二十”,這樣就犯了平均主義的錯誤,不僅不能更高地刺激大家的生產熱情,不能促使大家去迅速完成生產任務,而且還帶來了很多弊端,具體表現為:有些經常外出人員不愿把20%分給伙食;有些人員急于完成生產任務,愿意把收入全交給公家,不愿分紅,而生產委員會的負責人員則又按照規定一定要分給他20%[13]。

正是鑒于該分紅辦法存在的這一弊端,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專門召開了機關生產委員會會議,討論決定了生產節約的新分紅辦法。新辦法將全體機關人員按照工作、學習及生產時間分成甲、乙、丙、丁四類:甲類,每天工作四小時,學習三小時,生產五小時,其生產任務規定為交納小米100斤;乙類,每天工作五小時,學習三小時,生產四小時,其生產任務規定為交納小米80斤;丙類,每天工作五小時,學習四小時,生產三小時,其生產任務規定為交納小米60斤;丁類,每天工作六小時至八小時,學習兩小時至四小時,生產兩小時,其生產任務規定為交納小米40斤。其中,甲類一般系指警衛部隊戰士、馱騾飼養員等;乙類一般系指警衛員、通訊員、衛生員等;丙類一般系指一般干部;丁類一般系指工作特別忙的干部,有些身體較差的同志亦算作丁類[13]。

新辦法對機關生產的分類及各類生產所包含的內容、分紅比例亦作了規定。在機關生產的分類上,主要分為公營生產和私營生產兩種:公營生產包括集體開荒、修灘、修渠等集體經營等;私營生產包括個人或農業小組經營小塊土地、小手工業及個人運輸運銷等。凡是小塊土地經營,不論是公家分給的土地,還是個人開發的土地,都算作私營生產;凡是手工業作坊以外的小手工業,如作醬、卷煙、織席、編鍋拍子等,都算作私營生產;凡是個人背東西所賺的腳錢,以及私人向公家低利貸款做的運銷事業,也都算作私營生產。在私營生產中,完全取消二、二、六分紅制,一切生產純收入都歸生產者所有,由生產者自行向公家交納應負擔的生產任務,交納任務外的全部剩余,即歸生產者私有(如本人自愿并經大家同意可由本人自動捐出一部分作為改善伙食之用)。在提倡節約、反對浪費原則下,生產者得自由支配之。至于公營生產,則仍按二、八分紅辦法,私人得20%,公家得80%[13]。

由上可知,該辦法不僅較為合理地解決了不同生產時間、不同體力條件完成不同生產任務的問題,還給予了個人很大自由度,即“每人的生產任務不用行政指定的辦法,而用開小組會、班務會自動自由報名的辦法,經過群眾路線民主討論,自己決定自己應當完成的任務”。因此,這種辦法在全機關會議中提出后,立即得到大家熱烈擁護?！按蠹腋杏X到在這種新辦法之下,個人的利益與公家的利益結合得更加密切了”,因此,“爭取提早完成任務的信心也進一步提高起來”。生產信心提高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當“四月三日號召大家‘交公糧’后,有許多同志已經把一月余生產所得大部交公”,甚至“有完成全年個人生產任務幾及半數者”[13]。

當然,在動員機關人員參加生產上,其他各抗日根據地亦采取了較為得當的措施,有的機關將辦公與生產結合起來,如太岳行署采取“每天上午辦公,下午生產”[14]的方式,生產時由專人負責領導。有的采取了發動生產競賽運動的方式,如太岳行署財建處向秘書處下發了生產競賽挑戰書,提出“種得深,苗長齊,早成熟,收量豐”等幾個具體競賽條件[14]。有的機關還事先制定生產方針與計劃,以使各部有一個明確的奮斗目標。如晉西北軍區政治部在1943年生產方針中就規定要解決2/3的經常費及全年蔬菜自給,為此“計劃種地二百坰,發動每人種菜,各交南瓜五個”[15]。在此號召下,“某營賈、田兩同志在動員大會上提出要在全年生產蔬菜五百斤(按規定是生產蔬菜五十斤及瓜五個)”,全營熱烈響應,提出了“向賈、田二同志看齊”的口號[15],從而極大調動了人們從事生產的熱情和積極性。

其次,動員榮譽軍人參加生產。軍人的首要任務是作戰,是保家衛國,這是毫無疑問的。但作戰期間,有很多軍人光榮負傷,有的甚至成為殘疾,不能再到戰場上去殺敵,并因此而進入榮譽軍人學校去休養和學習。對于這些有功于國家和根據地發展的榮譽軍人,無論是在前線奮力作戰的戰士們,還是在后方積極從事生產的老鄉們,均“表示無限的尊敬和關心,希望他們好好休養,好好學習”。然而,在前方戰事吃緊、后方生產乏力、財力供應幾近竭蹶的情況下,如何更好地擴大參與生產的人員也是中共必須加以思考的重要問題。榮譽軍人雖然不能上前線參加戰斗,但一些力所能及的生產活動還是可以參加的。畢竟在生產問題上,多一個人就會多一份力量。而榮譽軍人也深深體會到部隊、政府與普通群眾對他們的深切關懷,并深知生產對于處在艱苦階段的抗戰的重要性,“不忍看著邊區軍民忙得要命,而自己卻閑著,能夠做的事情也不伸把手”!在此種認識下,很多榮譽軍人積極參加生產事業,“遠的不提,就拿這次麥收來說吧,榮譽學校的同志就全都參加了:他們幫助割,幫助挑,干得非常起勁。特別是一只胳膊的羅紀才同志,不能割就背,每次都背七八個麥捆兒,使很多老鄉吃驚地贊嘆著:‘你這一只胳膊比兩只胳膊的人還能干呢!’再如,一只腿的魏永祥同志,既割不了,又挑不了,但他不閑著,他就幫助老鄉撿麥子,在場里做一些零活兒。另外,喬明生、翟登云、李明生、張二更等同志都是幫助麥收的能手,受到全村男女老幼的歡迎!”[16]

再次,動員婦女參加生產。動員婦女參加生產有兩方面意義:一是敵后抗日根據地的經濟建設與發展離不開婦女的支持,尤其是當“壯丁們上了前線”之后,婦女在生產上的責任尤其重大?？梢哉f,沒有廣大婦女積極參加,抗日根據地的生產建設計劃就不能及時完成,抗日戰爭的勝利就會受到極大挫折,甚至會影響到中華民族的解放日程。二是婦女參加生產也是婦女解放的一個重要表現方式。因為婦女要求的真正解放,必須首先在經濟上獨立,只有在經濟上獨立,才能夠獲得真正的自由與平等。因此,“發動廣大婦女到生產運動中來,就是加強廣大婦女的經濟地位,就是提高她們的社會地位,也就是把婦女從重重的壓迫和剝削之下解放出來”[17]。既然有如此好處,廣大婦女就理應踴躍參加生產,為何仍需加以動員呢?細細考之,其中緣由自然脫離不了中國的傳統積習,即秉持著“男主外,女主內”傳統的中國婦女,過去是不大從事生產的,有人甚至還看不起勞動的女人。比如,在平北,“一年之前(即1942年——引者),還有這樣的現象:敵人燒了房子,逃難時,一切都可以不管,而頭油和香粉卻不可不帶在身邊”[18]。那么,如何使廣大婦女參加到生產中來呢?當時采取的一個有效之法就是邊區婦聯工作人員深入群眾,尤其是到婦女中耐心開展解釋工作,講清生產的各種好處,并幫助其選取最適當的生產行業。如此,不僅極大提高了邊區婦聯在婦女中的地位和凝聚力,亦使農村婦女得到切實解放,還大大發展了中共抗日根據地經濟建設,提高了生產產量,積蓄了支持抗戰的物力和財力。

復次,動員小學教師群體參加生產?？谷崭鶕氐男W教師多是本地干部,一部分甚至是本村人。每天的早晨、午后和星期日的整天是小學教師的休息時間,均可用來到田地里去參加生產勞動。這就為動員小學教師參加生產提供了基礎。不過,由于小學教師的主要任務是教書育人,故他們對于很多勞動技能是根本不會的。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往往是邊學邊用,既在學習中創造勞動成果,又用勤勞精神來認真學習。比如,在1943年“六六”教師節,北岳區各地開辦了麥假小學教師訓練班,阜平的小學教師“在檢討前半年的成績以后,更加煥發地虛心學習,無論在談天,無論在討論會上,沒有不拿生產當作最有興趣的題目,神志集中地互相學習編草帽,織毛襪子,手套……在阜平召開十二天的教育座談會上,全縣教師統統學會編草帽了”[19]。易縣小學教師的麥假訓練班,采取分組研究的形式,技術熟練者做出東西來示范,其余的由他指導練習做?！霸谶@個訓練班上,學會編草帽的有三十三人,編笊籬的二十三人,編蓋墊(鍋蓋)的十四人,采藥的九人,全體七十余人全學會造粉筆了?！盵19]其他各縣的麥假短訓班中,每個小學教師都學會了一兩種以上的生產技術[19]。不僅如此,在生產過程中,小學教師群體還結合自身生產體會對個人思想作了相應改造,樹立了新的勞動光榮觀,并提高了所在村群眾的生產熱情,這種境界是很令人佩服的。

又次,動員小學生群體參加生產。中共抗日根據地的小學生群體也是一個可資利用的生產力量。他們雖然年齡小,但亦可根據其自身年齡特點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生產任務。對此,各地均給予了充分重視。具體而言,主要有以下幾種做法:一是推動校內集體生產;二是推動校外幫助家庭生產;三是推動小學生個人生產。在小學生參加生產方面,靈壽縣張家莊小學的做法極具典型性。大致如下:(1)在校內集體生產中,張家莊小學將全體小學生組成一個生產小隊,生產小隊下分三個生產小組:即一個紡織小組、兩個農業小組。紡織小組由12歲以上的13名女生組成;農業小組主要由男生參加,每個小組由5至9人組成。(2)在推動校外幫助家庭生產中,張家莊小學的做法主要是按照小學生年齡大小及其家庭居住地區配合劃分小組。(3)在推動小學生個人生產中,張家莊小學則采取自由組合或個人選擇小塊土地拼種的方式。在生產時間上,則以不影響學習為原則,一般“在下午課外活動及禮拜六、禮拜天進行”。在這一原則下,“全校的小學生每當早飯后總跑到自己的菜園里,該澆水的澆水,該鋤草的鋤草”[20]。由此可見,該校的生產活動充分考慮到了各種實際因素,極具可行性。比如,考慮到男生、女生的性別因素和身體條件,情況不同劃分的勞動任務亦不同;又如,為了避免有些家長的不滿心理,而將校內生產與校外幫助家庭生產結合起來;再如,考慮到生產的地利因素,在劃分小組時還與小學生家庭居住地區遠近等情況結合起來,如此等等。

最后,動員自新人參加生產。所謂自新人,即因犯罪而受到懲罰或正在服刑者。自新人是抗日根據地擴大生產的重要參與力量,而且由于他們中的很多人系真誠悔過自新,故為求得政府對他們認識上的改觀而在生產中尤為積極主動。如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為了加強生產力量特制定了《關于選拔監押犯參加生產的決定》,決定指出:“凡十八歲以上五十歲以下,已經判決正在執行徒刑的男犯,部分犯罪性質與期限,如表現良好、身體健壯并自愿擔任采煤或其他勞作者,可入邊區‘自新學藝所’為特別學員。在工作期間,除得享受經濟優待外,政治上凡工作積極、刑期已滿者,得恢復公民資格,并有特別獎勵。各囚犯參加生產時,每三月考試一次,成績優良者,記功一次,抵刑一月,連記功三次者,可抵刑六月,無期徒刑得改為有期徒刑八年?！痹谶@一寬大政策激勵下,“晉察冀邊區在押人犯莫不感奮萬分,紛紛請求入所參加生產”[21]。

三、生產運動的成效

在前述政策的影響下,中共抗日根據地的生產運動蓬勃開展,并取得了顯著成效。這種成效,一方面是通過對思想癥結的疏導,糾正了中共抗日根據地各界人士對于生產運動的不良認識,進而調動了他們的生產熱情;二是在鞏固原有生產人員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了可從事生產的人員組成隊伍,并取得了可觀的生產成績。

(一)各界人士對生產勞動的認識得以改觀,生產熱情得以提高

在中共的不懈努力下,抗日根據地各界人士對待勞動的偏差認識得以改變,生產熱情逐漸提高。這在機關和學校中表現尤為明顯。

其一,各機關人士生產熱情高漲。以阜平縣各機關為例,在晉察冀邊區政府1944年總的生產任務的指示下,1944年3月初,阜平縣專門召開各機關部門會議,對機關生產予以初步布置。在縣領導高度重視下,各機關生產熱情逐漸發酵并高漲。其中,機關和機關、小組和小組提出挑戰競賽,特別是縣委機關支部向全縣機關支部提出挑戰競賽,起到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22]。為了完成機關生產的艱巨任務,阜平縣主要采取了以下有代表性的做法。

一是負責領導生產者親自帶頭參加勞動,率先垂范,極大提高了一般干部的勞動熱忱與生產積極性。如中共阜平縣委書記李一之帶頭做出個人生產計劃,在支部大會上公布,而且每次參加生產時都比一般干部更加積極主動,“他這種模范作用的確給了同志們一個很大的推動作用”,這也是阜平縣機關生產取得重大成績的主要原因之一。對于李一之在生產中的模范舉動,有的干部深受感動地說:“李一之同志是自幼沒有作過活的一個知識分子,還這樣干,咱自己過去受過半輩子苦還不如人家,以后可得努力干呢!”[22]又如,阜平縣馬縣長不僅親自鋤糞、抬糞,不嫌臟,而且其積極熱情還遠過于人。對此,在阜平縣政府旁邊居住的一位老太太說:“這年頭兒可與過去不同了,我這么大年紀了,沒有見過縣長擔糞、割柴比別人還壯哩!”此外,有感于馬縣長積極生產的事跡,拿馬縣長積極生產情形來教育子女努力生產的群眾亦有很多[22]。

二是成立生產組織和制定相關生產制度,以組織和制度等帶動機關生產。為了使機關生產有一個長效機制,各單位紛紛成立了生產合作社,以之作為組織領導生產的專門機關。生產合作社下設小組,以小組為生產的基本單位,每組五至八人不等。在每組人員構成中,充分照顧到干部身體的強弱、技術條件、下鄉多少等情況,使各小組盡量達至平衡。同時,小組的組織要以自愿為原則,無論是找地種、積肥,還是買工具、貸款(政府規定每組可向機關合作社貸款不超過2000元),均以小組為單位。在經營方式上,按照從集體到個人的次序分為三種:第一種是大集體生產,即采取集體土地共同經營的方式?？h委機關大部分是由機關生產合作社總務股統一調動勞力、按人計工、在生產合作社直接領導計劃下進行生產。這種大集體生產具有力量容易集中與易于領導和掌握的特點,故而便于種植工程較大的農作物。而且在干部大部分下鄉之后,留機關的人員仍然可以勞動,不致于遇到干部下鄉后生產沒人管的困難。第二種是小組生產。小組生產是大集體生產的必要補充。由于政府人數較多、部門也多,因此實行小組生產和小組之間的撥工可以補救因下鄉干部過多而影響生產甚至荒蕪生產的弊端。第三種是個人生產。阜平縣的個人生產是與整風學習結合起來進行的,即將生產與整風學習結合起來,強調用自己動手的辦法克服嚴重困難,并指出“參加生產是光榮的,在勞動中改造自己”。同時,規定個人生產要以不影響工作、學習及集體生產的原則下靠自己擠時間進行[22]。應該說,與整風相結合,是各地促進生產的一個頗為有效的方式。

其二,學校的生產教育成效顯著,小學生生產熱情逐漸高漲,學生家長對于學校的生產教育也褒揚有加。

首先,生產教育不僅克服了某些小學生好吃懶做的不良意識,并且培養了其勇于為大眾服務、互助合作的美德。自實施生產教育后,各地學生既從實際生產行動中求得了知識與技能,又在對待勞動的觀點上產生很大轉變,養成了勞動的習慣與興趣。如“淶水高小中有個富農的女孩子,平素在家不怎樣勞動,而在學校里某一天的集體打柴中,她一個人就打了三六二斤”;“下明峪的小學二年級十歲的小學生龐汝民,在一個月里□□羊絨、織襪子三雙。用白土粉作□□一個,解決了他父母同他自己的襪子”[23]。又如,阜平縣大車溝口小學生數月來積極學習生產的結果為:“已經學會紡織的有三十五人,會編筐的十一人,織出了腰帶六十五條,腿帶三雙,紡線六七斤,編筐十四個,并開荒地一畝半?！盵19]不僅如此,隨著生產運動的開展,兒童們生產熱情也越發高漲,都認為生產是極光榮的事,并在生產比賽中涌現了大批勞動小英雄。如“一高李榮,每次砍柴九十余斤,除交柴七斤外,余柴賺洋五十八元”;“邢慧芳每日課余紡線二兩,八天紡線一斤,前后共已賺洋四百元”。在勞動小英雄的影響下,各村學校中的兒童大都卷入生產熱潮中,“龍王廟開始僅三個兒童紡線,現全校所有女兒童都開始學紡”;“辛莊兒童織毛襪由三個人擴大到全校四十個人”;“南城司小學生□鎖,現在才七八歲,卻整天扭著‘撥子’紡絨”。各村兒童除供自家燒飯柴外,還解決了文具紙張費。一高學生還改善了全校的生活,他們買了燈油,在班上復習功課[24]。

其次,生產教育改變了老百姓對子女上學的看法。在中共抗日根據地,很多家長在子女上學上均存在著不正確的認識,即認為“上學除了識幾個字,不頂什么用”,故而不愿讓子女上學。經過學校的生產教育,“今天這種看法漸漸地少了,一種新的眼光代替了舊看法”。如靈壽張家莊一位老先生指著他的小孩對人說:“念書有出息了,每頓飯家來,不是拾糞,就是割草,學校里還集體種了一塊菜園,今年上學用的筆呀,紙呀,本兒呀……什么也不用家里掏錢了,他們自己都解決了,眼下的學堂真不錯啊!”又如,靈邱獨峪村小學,“在李教員領導下,二十一個小學生三天里消滅了八畝七分地里的‘花媳婦’(吃山藥蛋的害蟲)”,老百姓高興地交口稱贊:“現在什么都好,先生教書還領著學生給咱們捉‘花媳婦’,打下山藥蛋來,一定慰勞慰勞先生!”[19]

正是在此種認識下,人民對于學校愈發歡迎和愛護,各根據地小學生數量隨之增加。以應縣為例,在生產教育前,“入學的不過五百四十五人,從春耕到現在,已經陸續增到一千一百三十五人,增長了一倍”[19]?！褒埻鯊R在過去僅二十個兒童入校,現在全村五十三個學齡兒童,入校的已達四十多名,辛莊學齡兒童百分之百的入學”,家長們也都高興地說:“現在的學?？烧嬲?認識字還學會一套手藝,學生有了本領,不花家里的錢了?！盵24]

(二)各生產群體生產績效

為了使生產運動更具實效,并為支持長期抗戰提供必要的物質和經濟基礎,中共千方百計動員多方力量參與抗日根據地生產建設事業,并取得了可觀成效。其中,部隊生產、學校生產和自新人生產的成績極為顯著。

其一,從部隊生產來看,其所取得績效主要體現在參與農業生產、參與工業生產、幫助群眾生產及參與貿易獲利等幾個方面。

首先,部隊參與農業生產所涉領域甚廣,概而言之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是開辟荒地。為了參加根據地的農業生產建設,一一五師教二旅展開了開荒運動,數月間即開荒800余畝[25];晉西北軍區在開荒中亦取得顯著成績,如軍區政治部某營僅1943年6月就連日開荒230余坰,又如軍區衛生部制藥廠抽出10余人開了20多畝荒地[15]。此外,在發展生產的號召下,其他各地部隊亦紛紛展開開荒運動,如太岳行署警衛連共開荒25.2畝,行署各處科除了經常外出干部外,留在機關里的50多個人共開荒20畝[14];又如,膠東軍區及其所屬部隊在1943年的農業生產中共開荒1.0304萬畝[26]。

二是種植作物。在注意開荒的同時,各級部門領導還親自領導全體人員從事農作物的種植與生產。比如,為響應中央發展生產的號召,十八集團軍野戰政治部,“一年來在農業生產方面,計種水地5.1畝生產菜蔬,共值洋2391元;種山地40畝,收山藥蛋700斤,值洋1000元”[27]。又如,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太岳行署警衛連,在新開辟荒地中廣種蔬菜,“所有的畦子都已疊上堰,下了種,挖好了水渠”,“有的同志甚至常帶病下地,有的同志手上打起泡子,擠掉水,還是干”[14]。

三是養殖家畜。養殖家畜也是擴大生產的一個重要方面。對此,各地部隊均有深刻認識,并廣為參與。比如,一一五師教二旅在1942年的農業生產中,計喂豬106口,雞2181只,羊48頭,收菜6.4033萬斤[25]。又如,山東抗日根據地各部隊在養殖家畜上亦取得較大成績。其中,1942年4月至1943年4月,膠東區部隊養豬723口,養羊320頭;清河區部隊養豬154口,養羊505頭,養雞1160只;濱海區部隊養豬169口,養羊107頭,養雞510只。1942年10月至1943年4月,魯中區部隊養豬184口,養羊289頭,養雞123只[28]。

其次,部隊參與工業生產所涉領域亦有很多,概而言之主要有兩個方面。

一是參與軍需生產。保證必要的軍需生產是抗戰勝利的必要基礎。為此,各抗日根據地對于軍用必需品的生產極為重視,并取得了很大成績。如一一五師教二旅在1942年的軍需生產方面,計生產鞋子1.582萬雙,水壺2691把,被子6398床,紗布98匹,帆布168匹。此外還收集了破銅爛鐵9萬余斤,以供制造武器之用[25]。

二是參與辦公用品與生活用品的生產。在發展生產的號召下,中共抗日根據地各工廠生產情緒至為高漲。如十八集團軍所屬印刷廠決定,“自(1942年)五月一日起,全體工人自愿增加義務工作一小時,直到抗戰勝利為止”,在此種高度生產熱忱下,“現每日生產平均增加40%”。十八集團軍所屬之某工廠還發動了生產競賽,“因五月中須制若干某種必需用品,而繼續工作二十小時之久?，F該廠人員減去1/3,產量增加一倍,實現了兩個人擔負三個人工作的要求”。除此之外,太行毛織廠發動生產競賽,創造新民主主義勞動英雄,因而“毛巾的產量每月由104條增至180條”;太行紡織廠所織毛巾與布的產量亦增加三倍[29]。

再次,除了自己生產外,部隊還想方設法以其他方式促進根據地的物力和財力積累,在這方面主要有兩種方式。

一是幫助群眾生產。1942年,一一五師教二旅“幫助群眾春耕567畝,運糞532擔”,在麥收時“幫助群眾收麥2.7458萬畝,挑麥9094擔”[25]。1943年,膠東軍區及其所屬部隊幫助人民春耕719畝,夏收1.1091萬畝,秋收6036畝,共計1.7846萬畝,約合人、畜工1.5萬個,合洋19.5萬元;幫助人民種子2萬余斤,肥料5萬余斤,約合洋2.7萬余元[26]。

二是參與貿易獲利。參與貿易,以貿易獲利,也是中共抗日根據地部隊增加自身財力積累的一個重要來源。比如,1942年4月至1943年4月,膠東區部隊參與貿易獲利10.866萬元,清河區部隊參與貿易獲利101.663996萬元,濱海區部隊參與貿易獲利109.107382萬元;1942年10月至1943年4月,魯中區部隊參與貿易獲利50.453423萬元,淘金3.2兩,等等[28]。

其二,從學校生產來看,其所取得的績效主要表現在物質產品數量的大大增加,這可從教師與學生兩個層面分而言之。

首先,就教師而言,經過多方努力,無論是副業生產,還是養殖業與種植業生產,均取得了較好成績。如“阜平五個區的教師,在五個月中做出這樣的成績:編草帽67頂(在三個有葦葉麥稈的區),筐、籃、笊籬45個(五個區),織毛衣7件,手套、襪子、筆套、帶子共44件(五個區),紡線19斤(三個區),磨石筆8打(兩個區),采藥材91斤(兩個區),喂豬2口、雞80余只,種大麻100余株,北瓜300余棵,種菜5畝多(四個區)”[19]。尤需說明的是,在前述紡線19斤中,僅孫玉連一人即紡線13斤,占了紡線總數的絕大多數份額,“在他勤勞成績刺激下,全村群眾生產積極性更高漲了”[19]。同時,小學教師們因為這樣一種實干的勞動精神,不僅生產喜獲佳績,還越發得到學生及家長的愛戴。據時人董志云,他曾親見一位高級小學教師“養種著十幾畝水旱地,雇著一個工,每天早晨天還不亮,他便領著他的子侄們到田里去拔草、澆水……他跟他才分家、養種著同樣多的地,而多雇著一個工的伯伯家打同樣多的糧食。他這樣辛勤地參加田里的工作,但是并沒有耽誤過給孩子們上課,而且在他這樣以身作則的影響下,所有的小學生也都向他學習起來”[6]。而類如此等之小學教師也就因之而備受鼓舞,更加“愉快地肩負著‘百年樹人’的重任,腳步踏實地向前邁進了”[19]。

其次,就學生而言,在教師的精密組織下,無論是校內集體生產,還是校外生產與個人生產,均取得很大成效。如張家莊小學生在校內集體生產中共“開荒9畝余,種谷子7畝,玉黍0.6畝,大麻子1畝,稻子0.2畝,雜豆0.2畝,北瓜25棵,菜園0.1畝,植樹50余株(活著的),栽山藥0.3畝,集體采菜300多斤(給貧苦兒童分頭帶回家),紡紗20天,共紡棉花2.1斤,得紅利12元”,這些成果“除一部分獎勵勞動英雄及積極生產者外,尚能解決全校課本問題、運動器械,并幫助貧苦兒童紙筆”[20]。在校外生產中,張家莊小學生亦取得了很大成績,共計“采菜1900斤以上。幫助家中耕地20余畝,鋤地7畝多,澆地15畝,拾柴300余斤”。在個人生產中,張家莊小學生共耕地“約1.6畝,多種豆子、菜蔬”[20]。又如,北岳區各小學的生產勞動成果亦很豐富。在許多課余生產品中,就學習用具而言,主要有地球儀、看圖識字牌、黑板擦、粉筆、石板、石筆等;就副業成品而言,主要有草帽、毛衣、毛襪、手套、手巾、帶子、框籃等[19]。而且,最大的特色是不同地區有不同的產品,比如“山地的盂平、上龍窩小學的石筆、石板做得非常出色,平原產麥和葦子的地方以各色各樣草帽為多,其他如行唐、平山、井陘、阜平等地的羊毛織物、棉織物都很不少”[19]。應該說,所有這些都是結合了各地實際情況靈活運用的結果。

其三,從自新人生產來看,其所取得的績效主要表現在農業生產、手工業生產以及其他雜項生產上,成績亦很可觀。

首先,從農業生產來看,自新人取得的成績主要體現在開荒、種地以及幫助老鄉搶收農作物等方面。比如,在繁峙縣,從1943年4月開始,自新人一旬之間即開了生荒5畝(種山藥蛋),種熟地10畝。為了進一步提高自新人的生產熱情,并使生產組織更趨于合理化,該縣還根據自新人體格強弱程度分別編成生產組、采菜組,生產組又分二組,經常輪番休息勞作,從而使得生產效率大大提高。如該縣原計劃5月份繼續開種荒地15畝,結果“只用了半個月工夫即已超過原計劃1/3,在后半月就把山藥蛋、蘿卜都下種”,這些工作完成之后,自新人“還幫助老鄉春耕,有9個犯人出去打短工,74天共得工資355元,節省囚糧55.5斤”?？傆?“自種山藥蛋種子30余斤,莜面7.5升,蘿卜籽用了1.5斤”,而所得收獲卻遠大于此,計收獲“山藥蛋51布袋、莜麥8斗、蘿卜3布袋、蕎麥3斗、黃豆2升、谷子2升、桃條200斤”[30]。曲陽縣犯人在生產方面的成績亦很顯著,尤其是那些種公地的犯人,“他們以百倍的精神種著10畝地,早將地耕完,又充分地準備了種麥,并在剩余中起沙子,擴大著耕地面積。在他們起沙子時又照顧了造肥,將尿桶放在地里,每天的尿都提回去。他們的生活是早出晚歸,晚上去民校學習,這種積極的生產情緒已獲得該村群眾的贊揚,對該村生產起不少影響”[31]。此外,為了應對秋收時節敵人對抗日根據地進行的以“大肆搶糧”為目的的“掃蕩”,自新人還積極幫助老鄉搶收農作物。比如,繁峙縣全體押犯“一面收割自己種的莜麥、山藥蛋、蘿卜,一面分一部分人幫助老鄉搶收共用52個工,幫助老鄉搶打、搶藏共用411個工,共節省囚糧460多斤,得利潤1442元”[30]。

其次,從手工業生產來看,自新人取得的成績主要體現在紡織業、榨油業、皮革業等方面。比如,1943年1月至3月,繁峙縣開展了紡織手工業生產活動。在活動中,有70余名自新人先后學習了紡織技術,其中學會織襪子、毛衣的有50余人,“做出成品有毛襪子159雙、手套10副、背心3件,三個月中共盈利1000余元”,除一部分提成改善犯人生活外,“還買了800多斤山藥蛋種子”,為農業生產打下了基礎[30]。又如,1943年8月間,為了榨油,繁峙縣自新人“采山桃每日出去10人,8天就采了20多袋”,后來雖然因為轉移地點影響了收成,“只榨油20斤”,但仍“解決監所燈油一部,節省油錢400余元”,而榨油的油渣又改善了犯人自己的生活[30]。此外,自新人還積極改進技術,以提高手工業生產數量和質量。如晉察冀某皮革廠在裁子彈盒方面有了很大改進,“以前要用鉛筆劃印,現在改用手裁。以前四人裁,供應一個組不夠用,現在一人裁,一人縫還縫不過來。以前一個子彈盒共縫200針,現在增加到了300針。以前只用直針,現在能斜縫。以前不會上針,現在都會代針。以前刨皮每人每天刨6張,現在增到8張。以前有的皮面發硬質松,現在做的又柔又軟。以前做的子彈盒是花的,不適于正規兵團用,現在一色了,并且質地耐久”[32]。

最后,除了前述農業生產、手工業生產外,自新人在運煤、開飯館、砍柴等生產戰線上亦取得了很大成績。如曲陽縣犯人“運煤的12個人,每天運煤600斤,得運費132元,在10多天的過程中,生活都是自給自足”;“開飯館的三人帶剃頭,20天來除他們自給吃飯消耗外,獲得純利710元,他們并附帶造肥種菜園”,這種營業“給了訴訟當人及來往干部家屬很大方便”,節省了人民的開支[31]。又如,繁峙縣犯人砍柴除一部分供給自燒外,“出賣盈利共計486元”,并在“二月份曾給政府蓋房子13間,節省不少的工和公費”[30]。

四、生產運動的不足及反思

抗戰時期中共生產運動取得的重大成績不容置疑,但其中也存在不容忽視的問題。對此,毛澤東曾先后做過多次論述。如1942年底,他即對陜甘寧邊區有些部隊、機關、學校在生產活動中“負行政指揮責任的同志不大去管,甚至有少數人完全不聞不問,而僅僅委托于供給機關或總務處去管”[33]464-465等做法提出嚴肅批評。一年后,他又針對敵后各抗日根據地生產運動開展的總體情況指出, “大多數干部,還沒有學會推動黨政機關人員、軍隊人員和人民群眾(一切公私軍民男女老幼,絕不能例外)實行大規模的生產運動”[1]911。此語明確指出了陜甘寧邊區乃至其他抗日根據地生產運動中存在的普遍現象,從華北抗日根據地的機關生產和部隊生產來看,有些問題即程度不同地存在,并為毛澤東之語作了注腳。

從機關生產來看,主要存在四方面問題:一是有些地方推動生產運動的組織不夠健全,存在著過度依賴領導人的現象。如阜平縣機關生產合作社曾出現“負責人下鄉走了,集體生產即沒人照顧了”等現象。二是有些地方對于生產的重要性認識仍然不夠,勞動觀點轉變仍需加強。如阜平縣曾出現當一機關“干部大部下鄉后,留機關的干部生產情緒就消沉了”等現象。三是有些地方個人生產與集體生產結合得仍然不夠,生產自動性較差。如阜平縣曾出現“集體生產很熱鬧都愿參加”,但“對個人生產就不愿干了”等現象。四是有些地方工作與生產并未協調發展,甚有個別人員把工作和生產對立起來,特別是有些雜務人員只注意生產,不注意學習[22]。

從部隊生產來說,也存在一些偏向,最主要的就是有的存有應付心理,造成生產和勞動的熱潮不夠。如冀南第五軍分區政治部就自我反省說,在上級的一再指示下,雖然生產也取得了一些成績,但一直到1943年底,有些領導干部仍然不是發自內心地認為生產很重要,有的甚至在勞動觀念上還相差很多,重要表現就是他們往往只是出于應付上級號召和檢查或如果不做一點生產的工作就無法向上級匯報等目的而勉強生產了一些東西,甚至有個別單位一邊生產、一邊浪費,生產的還沒有浪費的多[34]。除了應付心理外,在部隊的生產運動中,還一定程度地存在官僚主義現象,即“只知指揮別人去生產,而自己不計劃、不領導、不參加或不聞不問”[34]。

以上問題的存在主要還是思想認識未到位,即沒有認識到生產運動的極端重要性,因此在貫徹和執行黨的政策和政府法令上也就不夠用心。為此,中共中央曾三令五申,不斷強化人們對生產運動重要性的認識。毛澤東甚至還提出,“凡不注意研究生產的人,不算好的領導者”,一切軍民人等,“凡不注意生產反而好吃懶做的,不算好軍人、好公民”。正是在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視下,華北各地才逐漸將生產運動提升到政治的高度。如有的縱隊即特地發布指示,通令所屬各部兵團將生產當作一個重要的政治任務,要求每一個人都參加到生產陣線中來;同時,還要加強部隊特別是生產貿易人員的政策法令教育,在黨的領導下推進根據地的生產建設運動[28]。

諸如前述問題的存在表明,抗日根據地的生產運動是在中共的強力推動下進行的,在具體開展中,成績的取得與問題的存在相伴而行,即抗戰時期中共開展的生產運動,并非只有光鮮的成績,還有諸多問題與不足,成績與不足同時存在,只不過成績為主流,不足為支流。明了于此,我們既要繼續肯定抗戰時期中共生產運動的主流成績,同時也應探究成績背后的五味雜陳,如此方能理性認識那一特定時期中共生產運動的歷史原貌。當然,如果上升到一個更高的層級,著眼于歷史發展動力的視角,中國共產黨領導的1940年代前期的那場生產運動也確證了習近平總書記結合馬克思“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的名言所提出的“人民書寫的歷史”的思想,即便是放在建黨百年后的今天來看,人民群眾也確實始終是歷史發展的推動力量[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