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場空間到流網絡：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空間結構特征及優化路徑研究

陳世棟 ，向曉梅，陳再齊

(1.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廣東 廣州 510635；2.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北京 100000)

“空間結構”是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空間投影。城市化地區空間結構演化一般遵循“城鎮極化—中心城市區域化—都市圈—城市群”的路徑，在城市區域化和區域城市化共同作用下，中心城市和外圍城鎮之間，基于不同的相互作用強度，逐漸形成了單中心、組團化、多中心、網絡化等結構模式[1]?；浉郯拇鬄硡^城市群的形成得益于改革開放后香港和澳門借助作為中國大陸對外聯系門戶和通道的作用，大量吸聚外部要素并發育為全球性城市，支撐珠三角地區通過快速工業化走上快速城鎮化道路，廣州、深圳等中心城市規模體量不斷壯大，佛山、東莞等則逐漸從鄉村工業化地區走向“世界工廠”，并向全球高端制造基地升級，惠州、中山、江門、肇慶等與中心城市的產業分工體系逐漸深化，這個過程中珠三角與香港和澳門的區域依賴性逐漸加深，形成了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不同階段結構形態的基礎[2]。2022年，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總量已超13萬億元，比2017年增長了約3萬億元，以不到1%的國土面積創造出全國11%的經濟總量，在世界灣區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黨的二十大報告要求“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支持香港、澳門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更好發揮作用”[3]。2023年，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廣東時，又賦予了粵港澳大灣區“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支點、高質量發展的示范地、中國式現代化的引領地”新定位。在新征程上，粵港澳大灣區承擔著國家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樞紐的作用，優化大灣區結構體系，對支撐國家打造新發展格局意義重大。

一、研究進展

學界對“城市群”的關注，始于法國地理學家簡·戈特曼(Jean Gottmann)對美國東北部“大都市帶”(Megalopolis)的研究[4]。國內對城市群的研究緣于對“經濟圈”“都市區”等的關注?！俺鞘腥骸笔侵行某鞘型黄菩姓^限制與外圍區域形成緊密聯系的社會經濟一體化地區[5][6]，由一個或多個中心城市構成，對周邊城鎮具有強烈的輻射帶動作用[7]，規模經濟、交通發展和知識創新共同推動城市群空間范圍不斷擴大，在現代綜合交通條件的支撐下，已實現城市群內一天可達[8]。城市群空間組織形式源于工業和后工業社會的生產方式，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樞紐地區，代表著一國在全球經濟活動中的地位，因而具有“極化”和“擴散”效應，“極化”導致人口、資金、物資、知識等要素向心匯聚，要素的持續集聚形成了高密度的人口、流通網絡和基礎設施網絡；“擴散”則推動中心地區要素向外擴張，沿著發展軸與周邊城鎮形成連綿的城市區域，通過較強的內部相互作用，形成一定產業和職能分工。但要素過密化也會產生負外部性，推動城市群向外擴張；各類要素的交融和相互作用，也衍生出大量的新思想、新方法、新技術和新產品，推動城市群結構升級。在當前信息化推動去中心化趨勢下，城市群結構也逐漸從傳統的“核心—外圍”模式走向“樞紐—節點—網絡”新模式。綜合來看，城市群結構具有如下特征：一是要素的高度集聚性。二是要素分布的非均衡性。要素沿著成本最小的渠道流動，但地區稟賦的不均衡也導致城市群空間結構的變動。三是多維耦合性。隨著不同方向要素流動強度的累積，城市群不同發育階段出現不同特征，工業化時代表現為“核心—邊緣”空間二元結構，在信息化時代，則表現為“樞紐—節點—網絡”結構[9]。四是邊界約束性和結構的動態性。核心城市的成長帶來了“極化—涓滴”、“外溢—回波”等效應。

技術進步將進一步加快人、物、信息、資本、知識流動，推動城市群各尺度形態不斷動態演化，傳統要素形成的“場空間”邊界不斷被突破，特別是信息流的不斷運動改變了以距離為測量單位的絕對場空間形態?？ㄋ固?Castells)于1989年提出了“流空間”(Space of Flow)這一跨越了傳統距離約束的新形式[10]，流空間與場空間同時作用、相互影響，是對傳統物質流的增強。目前，城市群空間結構同時受到“極化效應—擴散效應”和“去中心化—非對稱”的塑造，已有的“流”分析雖然豐富了區域發展理論，但大多數采用單一要素進行“流空間”分析，缺少采用多類型結合的“流空間”研究，也忽略了目前人類社會處于工業化和信息化并行階段，應結合場空間與流空間進行區域空間結構的探討。因此，本文綜合傳統場空間和流空間方法，分析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空間結構演化特征并探討其優化路徑。

二、解釋框架：基于“流網絡”的大灣區城市群空間結構演化機理

考慮到信息技術推動傳統“場空間”向網絡化的轉換，城市群出現的“去中心”和“向節點”兩大基本特征，本文提出了城市群空間結構演化的三個機制。

一是強“相互作用”是城市群持續發育的前提。按照相互作用的強度，分為強相互作用、中相互作用和弱相互作用。城市群的空間形態是產業集聚和擴散的產物，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中心城市依托良好的設施連通性與周邊地區形成緊密的社會經濟聯系，既包括人流、物流、信息流、資金流等各種要素的空間關聯，也包括交通網絡、通訊網絡等設施的聯通，是中心城市產業專業化和多樣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相互作用漸強的必然結果。

二是城市群是中心城市的“引力場”(中心—外圍、核心—邊緣)。城市群具有一個或多個經濟實力較強的中心城市，其作為區域增長極帶動其他城市發展?；浉郯拇鬄硡^具有多個中心城市，作為區域發展的核心增長極、形成了較強的引力場和輻射源。

三是城市群逐漸從城鎮集群走向綜合集成的城鎮網絡。不同規模、等級和發育程度的城鎮形成的空間聚合體是區域社會經濟結構、職能和規模的反映?；浉郯拇鬄硡^城市群中，城鎮圍繞核心城市基本呈圈層狀分布，形成相對合理的等級體系。發育度較高的城市群中可能存在都市圈，都市圈也是多個城鎮的集合，其核心城市與外圍的聯系比城市群更為緊密?；浉郯拇鬄硡^城市群的廣佛都市圈和深港都市圈，是地區參與全球競爭的重要功能單元，對國家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圖1 基于“流網絡”的大灣區城市群空間結構演化解釋框架

三、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空間結構測度

(一)測度方法

本文運用二城市指數、四城市指數、十一城市指數和齊夫法則測度粵港澳大灣區傳統的場空間結構特征；借助鏈鎖網絡模型，利用上市企業的總部—分支機構數據，測度大灣區“流網絡”空間結構演化特征。

1.首位度測度。

二城市指數：S2=P1/P2；

四城市指數：S4=P1/(P2+P3+P4)；

十一城市指數：S11=2P1/(P2+P3+P4+…+P11)；

P1、P2、P3、P4…P11代表人口排名第一、二、三、四…第十一的城市人口或者經濟規模。

2.齊夫法則(“規?！恍颉狈?。場空間的位序—規模分布，可用Zipf法則和Pareto公式進行測度，其在一定條件下具有分形性質，可基于分布函數測量維數[11]。假設城鎮體系基于某個測度的規模為S，改變規模門檻值s的大小，則進入該城鎮體系的城市數目N(s)會隨之改變，并且隨著s的減小，N(s)逐漸增大。假設二者之間滿足如下關系：

Pk=P1K-q

(1)

式中：K為序號(K=1，2，3，…，N，N為城市數量)；PK為序號K城市的人口或經濟規模；P1為首位城市人口或經濟規模，q為Zipf參數。取自然對數，可得：

lnPk=lnP1-qlnK

(2)

如式(2)成立，則區域城市規模分布符合Zipf法則，可用無標度區和Zipf參數來表征。無標度區就是R2涵蓋的數值較大的范圍。Zipf參數(q)則表征城市規模分布形態變化[12]。q值≥1時，為帕累托模式，樣本變差較大，中間位序樣本較少；如q值變小，則規模等級結構差異縮小，中間位序樣本增多；如q<1，則各樣本呈對數正態分布模式，即樣本經濟規模的變差較小，處于中間位序的樣本較多[13]。如將位序規模關系用雙對數圖表達，則呈現一條近似于直線的回歸曲線。對數變換后，將城市規模和對應的位序進行回歸，得到y=a+bx形式的一元線性方程。如回歸的相關系數很大，說明其符合位序規模分布。a值在坐標圖上是回歸曲線的截距，其大小反映了第1位城市的預期規模。b值是斜率，如其絕對值接近1，則為齊普夫(G. K. Zipf)理想狀態。

3.流網絡測度方法：總部—分支法?？鐓^域的企業網絡，是推動城市網絡發育的關鍵，而上市公司又是代表性企業，分析企業網絡能夠模擬區域城市網絡結構。參考部分研究，利用世界500強企業、上市公司等全行業企業數據構建區域城市網絡[14][15]，測度區域城市網絡空間結構。本文通過數據挖掘的方式，采集大灣區上市公司總部—分支機構數據，按照“節點—局部聯系—整體網絡”的研究思路，通過鏈鎖網絡模型測度并分析大灣區城市群網絡不同階段時空演化特征，主要思路如下。

假設m個企業分布在n個城市，按照企業j在城市i辦公網點的重要性，賦予相應服務值Vij。服務值采用打分制，以5分為滿分：“0”為企業在某城市無分支機構；“5”為企業在某城市設立總部；1—4分為中間值。有學者用營業額或資產規模來表達某城市分支機構的重要性[16]，本文綜合考慮某企某城分支機構數量和投資規模，根據上市公司總部對某城分支機構總投資額來賦予服務值，構建一個m×n的服務值矩陣Vm×n，計算如下：

(1)城市a和城市b之間的絕對聯通度rab：

(3)

其中，Vaj表示企業j在城市a的服務值，Vbj表示企業j在城市b之服務值。

(2)構建城市a的絕對聯通度(TCa)與相對連通度(RCa)，計算公式如下：

(4)

為消除樣本企業數量及城市個數影響，要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取rab、TCa與最大值的比值作為標準化處理的標準，得到了城市間的相對聯通度Pab與城市a的相對聯通度RCa。

(二)數據來源

本文用人口及經濟規模表征“場空間”規模，數據來源于《廣東省統計年鑒》?！傲骶W絡”數據則通過選取上市企業總部及其分支機構所在地之間相互聯系所形成的網絡來表征，總部所在地指上市企業總部的實際辦公地非注冊地，分支機構所在地指上市企業全資或控股子公司、分公司、辦事處和代表處所在地。對樣本企業進行篩選，首先，確定上市公司目錄。通過查詢香港交易所官網，獲取香港主板上市企業1663家；查詢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網站，獲得了珠三角9個城市主板上市企業目錄。其次，通過企業年報收集上市企業及分支機構的地址、營業相關信息。上市企業向證券交易所提供的文件具有法律效力，是真實信息，借助同花順數據庫、企業官方網站等獲取年報，提取企業總部及分支機構的辦公地址、注冊地、成立時間、業務經營范圍、所屬行業、投資額等信息。第三，篩選樣本企業，剔除實際辦公地點不在粵港澳大灣區、在大灣區沒有跨城市設立分支機構的上市公司，得到符合條件的樣本企業及分支機構數量(見表1)。

表1 珠三角總部企業—分支機構數量分布(1973—2021)

以2000、2008和2016年三個年份的上市企業及其分支機構的關系，模擬城市網絡的演化過程，主要考慮三個因素：一是1999年12月澳門回歸，故將2000年當做粵港澳大灣區整體城市網絡發育的起點；二是2008年發生金融危機，企業跨區域活動波動較大，選擇2008年作為轉折點，可以更好地分析經濟波動對企業網絡的影響；三是八年間隔的相等尺度方便于從時間序列上對城市網絡進行比較分析。

(三)測度結果

1.“場空間”結構特征(見表2)。二城市指數表明，大灣區總體經歷了先集聚再分散的過程。1980至2020年，二城市指數始終小于正常值2，并在1.009—1.419之間波動，指數數值隨著時間推移逐漸下降至接近于1，說明了首位城市集聚不明顯。1980年代，排在首位的是香港，1989年后，廣州人口規模超越香港，一直作為人口首位城市長達30年。深圳則在1990年后期，人口規模超越香港后，一直排在第二，整個大灣區的人口規模從“香港—廣州”雙核主導演化為“廣州—深圳”雙核主導模式。

表2 二城市、四城市及十一城市指數對人口及GDP規模測度結果

21世紀頭十年中，東莞和佛山的人口規模在2007和2009年分別超越了香港，兩者至今一直排在第三和第四位，香港則從第一演變為第五。期間，二城市指數先升后降，表明首位城市(廣州)的集聚效應經歷了一輪加強再減弱的過程，與此同時，隨著深圳、東莞和佛山等城市吸引力不斷增強，廣州未來首位度仍會下降，并趨近于1，“廣州—深圳”雙核驅動的態勢將得到延續。

四城市指數表明，大灣區城市人口梯度分布不合理。四城市指數從1980年的0.457上升至2020年的0.498，表明首位城市(廣州)的人口發展速度快于其他三個城市(深圳、東莞、佛山)。指數小于1，主要原因是分母過大，從而導致四城市指數數值偏小，說明了大灣區城市群之間的人口規模分層不合理，大中小城市之間發展不協調，存在斷層現象。

十一城市指數表明，核心城市人口的擴張推動了城市群的形成。十一城市指數從1980年的0.556下降到2000年的0.502后，上升至2020年0.558，表明1980—2000年，中間層級城市人口規模得到快速發展，速度超越前兩位的城市。2000—2020年，排在第一方陣的城市人口發展速度超過了中間和最后層級的城市，表明最近20年，整個大灣區以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為主吸引了更多的外來人口流入，核心城市人口規模的擴展支撐了大灣區的發展，奠定了城市群的發展基礎。

大灣區11城市經濟規模結構呈現帕累托分布模式，各城市經濟規模變差較大。根據公式(2)，對大灣區11城市GDP位序—規模進行雙對數擬合(見表3和圖2)。發現研究時段內，各城市GDP規模和位序都存在一條擬合度較高的直線(存在無標度區)，擬合系數均大于0.68，表明大灣區各城市GDP規模分布符合Zipf法則。

表3 位序—規模分布無標度區范圍和Zipf參數

圖2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GDP位序—規模分布雙對數擬合圖

Zipf參數的變化代表著經濟規?？臻g格局的變化。當q≥1時，等級規模結構分布為帕累托模式，如q值減小，規模等級結構的差異也變小，中間位序的城市逐漸增多；當q<1時，等級規模結構則演化為對數正態分布。從測度結果來看，各年份的q值均大于1，從1980年至2020年呈現逐漸變小的趨勢，表明大灣區11城市經濟規模結構呈現為帕累托分布模式，各城市經濟規模變差較大。

2.“流網絡”結構特征。擁有的企業總部越多，意味著城市擁有更大的資源配置權，在珠三角城市中，深圳和廣州憑借總部集聚的優勢，在大灣區城市網絡處于支配性地位。2000—2008年珠三角總部企業數量增長速度較快，2008年后增長緩慢，除了香港澳門外，主要集中在深圳、廣州、佛山、東莞四個城市。深圳和廣州上市企業總部數量占比超過73.16%，其中深圳企業總部占據半壁江山，總部經濟優勢顯著?？偛拷洕^不發達(總部數量少)的城市包括惠州、江門、肇慶，數量占比僅為5.34%(見表4)。從總部經濟輻射范圍來看，上市公司通過分支機構形成的企業網絡，是城市網絡的重要體現。

表4 2000、2008、2016年總部企業數量占比及排序

從分支機構數量來看，主要聚集于深圳和廣州兩城，合計超過70%。深圳的分支機構數量比重逐漸下降，廣州的比重逐漸上升，但深圳依然多于廣州?；葜?、肇慶、江門分支機構數量較少，惠州的比重有上升趨勢，肇慶和江門的比重則有下降趨勢。從區域分布來看，廣州、深圳、佛山、東莞的分支機構分布較廣，珠海、惠州、中山、肇慶的分支機構集中于廣州或深圳(見表5)。

表5 2000、2008、2016、2021年各城市企業分支機構數量占比及排序(單位：個、%)

以企業總部—分支機構的聯系來表征城市聯系，發現廣州深圳之間具有高水平聯通度，兩者構建起了一條聯通走廊。2000年，以廣州、深圳為中心，廣—深、廣—佛、深—莞等城際聯系構成的廊道初步顯現，隨著地區社會經濟進一步融合，企業聯系逐漸加強，通道作用更加強化，廣深聯通廊道表現尤為亮眼。從演化來看，廣—深、深—莞、深—惠三者的聯通度位于前三，其中，廣—深排在第一，為736，且首位度逐漸擴大；深—莞次之，為358；深—惠排在第三，為226；深—佛排在第四，為189；廣—佛則排在第五，為180。在廣深聯通度加強的同時，東莞、佛山、惠州對外聯通度也在不斷增強。就單一城市而言，大多數城市的對外聯系指向廣州或深圳，廣州、深圳的雙核心地位明顯，在大灣區城市網絡中處于強鏈接的核心地位(見表6)。

表6 珠三角城市聯系矩陣(1973—2021)

深圳、廣州相對聯通度位居前兩名。2000年以來，大灣區城市網絡日漸完善，深圳相對聯通度最高。不同的階段，城市間的聯系強度分別出現了上升或下降的變化，2008年起，深圳超越廣州，成為珠三角城市相對聯通度最高的城市，廣州穩居第二。佛山、惠州、中山、江門、肇慶位次基本保持不變，珠海的位次大幅降低，東莞的位次大幅提升(見表7)。

從深圳單個城市與其他城市的聯通度來看，廣州—深圳的相對聯通度一直居于首位，其次是東莞—深圳，穩居第二位，且相對聯通度逐步上升。2000—2008年，聯通度排序有所上升的是惠州—深圳，2000年尚不能進入前10名，2008年則位列第3名。深圳與廣州、佛山、中山、江門、東莞等的相對聯通度均出現上升趨勢，而與中山、江門的相對聯通度出現大幅度下降，反映了其雖與珠海聯通度有所提高，但與珠江西岸整體聯通度有待提升(見表8)。

四、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空間結構優化路徑

(一)建設高效互聯互通交通體系，支撐大灣區市場一體化

加速城際軌道交通建設。以廣珠城際、佛肇城際、莞惠城際、廣深城際，穗莞深城際、廣清城際、廣佛南環(佛山西—廣州南)等為基本骨架，加快佛莞城際、穗莞深琶洲支線、穗莞深天河支線、珠機城際建設，加強各條軌道交通之間的銜接，形成網絡化運行格局。加強樞紐站點建設，以廣州北站、白云機場、金融城、琶洲、佛山新城、佛山西站為基礎，加強接駁線路建設。推動主要功能平臺之間形成任意兩點30分鐘可達的快速通道。

(二)打造“雙核三圈”網絡型城市體系

1.打造“廣佛”和“深港”兩大全球性組合城市。進一步推進廣—佛及港—深的同城化，形成緊密的功能互補關系。深化廣佛同城化發展，利用兩個超級城市的區位優勢、產業和經濟互補性、社會文化的同源性，強化平臺共建、產業鏈共建及深化社會人文往來。推動港深圍繞香港“北部都會區”、前海及河套等重大平臺，推動同城化發展。推動佛山東莞傳統制造業和新興產業承接廣州和深圳創新要素溢出，為廣深的技術、資本、人才等創新資源提供空間。

2.優化三大都市圈分工，支撐城市群發展壯大。

廣州都市圈。推動廣佛共建國際化都會區，重點建設廣州南站—佛山三龍灣、五眼橋—滘口、大崗—五沙、白云—南海、花都—三水等“1+4”高質量融合發展試驗區，聯動肇慶、清遠、云浮、韶關等戰略節點，打造現代化都市圈典范。加快建設以廣佛地鐵、廣佛江珠城際、肇順南城際等軌道交通為骨干的1小時交通圈，形成以廣佛國際化都會區為核心，以南沙新區、廣州知識城、空港經濟區、佛山三龍灣、肇慶新區等為節點，輻射肇清云韶協同發展的圈層網絡化格局。

深圳都市圈。推動深莞惠一體化，共建深莞惠協同發展試驗區，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化、現代化、創新型都市圈。形成以深圳都市核心區為主中心，東莞、惠州主城區為副中心，深圳大空港—東莞濱海灣新區、光明—松山湖、坪山—惠陽、銀瓶—潼湖、惠州環大亞灣新區、東莞水鄉新城等為支點，輻射帶動汕尾、河源協同發展的圈層網絡化空間格局。

珠江口西岸都市圈。推動珠中江協同發展，建設珠江口西岸產業集聚區，聯動陽江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帶動粵西地區發展的增長極。更好發揮港珠澳大橋作用，緊抓深中通道、深珠通道建設機遇，推動與東岸融合互動發展。支持珠中江三市共同申報組建都市圈地鐵網，構建以廣中珠澳高鐵、珠江肇高鐵等為骨干的1小時交通圈，形成以珠海主城區為主中心，中山、江門、陽江主城區為副中心，橫琴新區、翠亨新區、大廣海經濟區等為支點的多中心協同發展的空間格局。

(三)打造廣深聯動走廊，引領大灣區高質量協同發展

一是形成“一核先導、雙芯互促、雙廊聯動、多點協同”的整體發展格局?！耙缓讼葘А敝竿苿釉趶V州和深圳在空間鄰近的區域打造深度合作區，開展基礎設施對接、產業布局和制度協同探索?！半p芯互促”分別以廣州和深圳的中心城區為引擎，推動廣州天河區和深圳南山區在總部經濟、科創及產業平臺、高端公共服務方面的對接，形成高端服務領域的雙芯互促格局。加強深圳寶安區和廣州黃埔區在高端智能制造領域的產業合作。強化廣州南沙區與深圳寶安區、光明區在基礎設施對接、科學城建設領域的合作、推動兩市自貿區合作?！半p廊聯動”以珠江為中軸，在大灣區東岸地區和西岸地區，分別打造東部聯動走廊。推動重點平臺串珠成鏈，優化兩市新經濟發展動能?！岸帱c協同”指以廣州CBD、琶洲人工智能與數字經濟試驗區、廣州科學城、廣州智慧城、廣州大學城及創新城、中新知識城、增城經濟技術開發區、東莞濱海灣新區、深圳光明科學城、教育城等、廣州南沙自貿片區、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西麗湖國際科教城等高端平臺為依托，強化重大平臺的功能聯動，形成多點協同的發展格局。

二是盡快設立“廣深接合片區”，加快協調對接。推動劃定以珠江口獅子洋兩岸為主體的“廣深接合片區”范圍，盡快編制片區協調發展規劃，推動北起南沙大橋、南至深中通道范圍內的兩岸重大平臺的功能協調。深化交通銜接，打造跨海綜合通道，搭建區域要素聯動基礎框架。深化南沙港與深圳港、廣州南沙自貿片區及深圳前海自貿片區的功能協調。向西輻射帶動珠江西岸都市圈各個平臺，形成跨越珠江口兩岸東西向的發展軸，以區域聯動支撐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

五、結語

本文認為城市群形成和演化具有要素分布的高度聚集性、非均衡性、多維耦合性、稟賦的連續性和同質性、邊界約束性和結構的動態性等五個特征。結合信息技術推動傳統場空間向流空間轉變的趨勢，本文提出城市群空間結構演化的“強相互作用”、中心城市的“引力場”、城鎮體系網絡等三個機制。借助首位城市法和規?！恍蚍?，對以人口和經濟規模表征的傳統場空間進行測度，發現大灣區總體經歷了先集聚再分散的過程；大灣區城市人口規模分層不合理，城市之間發展不協調，存在斷層現象；核心城市人口的擴張推動了城市群的發育，輻射帶動外圍地區形成了城市群發展的基礎；大灣區11城市經濟規模結構呈現帕累托分布模式，各城市經濟規模變差較大。本文運用鏈鎖模型研究大灣區上市企業總部及分支機構網絡所表征的“流網絡”，發現企業總部主要集聚于深圳和廣州，分支機構同樣如此，兩者在大灣區網絡中處于支配性地位；同時，廣州深圳之間具有高水平聯通度，兩者構建起了一條聯通走廊。為了優化大灣區流網絡結構，未來應建設高效互聯互通交通體系，支撐區域市場一體化、推動“廣佛”和“深港”聯合打造全球性組合城市、通過優化三大都市圈分工支撐城市群發展壯大、打造“廣深聯動走廊”、盡快設立“廣深接合片區”等路徑，引領大灣區高質量協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