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破局新業態勞動者權益保護

劉亞 簡潔 梁爽

一名外賣小哥在送餐途中。（攝影：方圓記者 張哲）

“深夜的夢，要在白天兌獎，于是我早早醒來，在人群里排隊?！边@首叫《在路上》的小詩，是許多勞動者的真實寫照。

抱著這樣的理想，大學生謝金晶選擇入職黑龍江省綏芬河市尤佳文化傳媒公司，成為一名兼職網絡主播。雙方簽訂了勞務合同，約定了薪酬。盡管這份工作常常日夜顛倒，但謝金晶工作十分努力，想盡快成為一名粉絲眾多的女主播。等到了約定發放工資的日期，噩耗卻傳來——該公司因投資被騙，資金鏈條斷裂，無法向員工發放工資，僅能為員工提供欠條。

和謝金晶一樣，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走上新就業形態的工作崗位。所謂新業態勞動者，是指在“互聯網+”形式下，靈活就業、平臺就業等從業者，主要包括快遞員、外賣配送員、代駕員、網約車司機、網絡主播等。2023年全國總工會第九次全國職工隊伍狀況調查的一項結果顯示，目前全國職工總數4.02億人，其中新就業形態勞動者8400萬人。

新就業形態不僅便利了群眾生活、促進市場消費，更拓展了靈活就業的崗位和空間，但謝金晶的遭遇也是新業態勞動者所面臨困境的一個縮影。多位接受《方圓》記者采訪的專家均表示，這些新就業形態在增加就業容量的同時，也因工作地點、工作時間、用工關系彈性化等特征，給傳統勞動關系和社會保障制度帶來了沖擊，為加強新業態勞動者權益保障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用足、用好法律監督手段保障這些勞動者的權益，是全社會面臨的新挑戰。

新業態勞動者權益保護之困

“如今，新業態從業模式已經從原來的‘組織+雇員模式向現在的‘平臺+個體模式轉變，從業形態也突破了單一雇主的界限，兼職、多職以及受雇和自雇之間的身份轉換成為一種常態?！比珖f委員、北京市金臺律師事務所主任皮劍龍告訴《方圓》記者，由于雇傭關系和勞動者身份出現模糊，新業態勞動者勞動關系屬性趨于弱化，導致新業態勞動者目前面臨著多個問題和挑戰。

首當其沖的便是“東家之爭”。一些平臺企業為了規避法律責任、降低成本，往往不與從業者簽訂書面勞動合同，或以勞務合同、承攬合同等其他形式的合同替代。

在北京工作的外賣騎手邵新銀受傷后維權時，竟發現和5家公司扯上了關系，包括外賣平臺、個稅扣繳公司、工資發放公司等均為不同公司負責。這些復雜的關系讓他的維權之路變得更加艱難。

《方圓》記者進一步發現，近年來，類似邵新銀的案件也集中出現在快遞、餐飲、網約車等勞動力密集型的服務行業。按照我國現行勞動法規定，勞動保護針對的是勞動法規定的勞動者，一般是指與用人單位簽訂了勞動合同建立勞動關系或者存在事實勞務關系的職工。但靈活就業、平臺就業等新業態人員的大多數，往往被定義為勞務關系而非勞動關系，從而不受勞動法的調整和保護。

其次，用工秩序混亂。因新業態企業用工主體、工作時間、工作方式、勞動報酬等更加靈活多樣，在外賣、快遞、網約車等平臺企業，員工大多是因為計件制薪酬標準不高而被迫延長工時，許多網約車司機實際日工作時長超過10個小時。盡管法律上已明確“996”屬違法行為，但該問題普遍存在于互聯網等新業態中，對于推動我國科技進步、創新發展具有一定作用，但侵犯勞動者休息權、健康權、報酬權等合法權益。

《方圓》記者在中國裁判文書網檢索到，2018至2021年3年期間關于8小時工作制的勞動爭議民事案件判決書17973件，發現“996”案件存在8小時外加班的情形較為普遍、爭議集中表現為訴求加班費、涉及行業領域較廣。如浙江省杭州市，以“加班”等為關鍵詞對杭州地區的裁判文書進行梳理，發現29件案件的判決書中明確認定存在加班情況，其中涉及網約車司機的案件22件，互聯網公司員工的案件7件。當地檢察機關對相關企業進一步調研后，發現其在用工管理方面存在的績效評價制度不夠完善（工資獎金與工作時長掛鉤造成被迫加班）、績效獎金與加班工資存在混同、以外包等形式規避勞動關系、勞動者維權成本較高等損害勞動者權益的突出問題。

新業態勞動者權益保障迎來2.0

“新業態創造了大量就業崗位，為勞動者提高收入提供了便利。與此同時，新業態帶來的就業的高彈性、對網絡客戶的高依賴度性，勞動關系和工資結構帶來的不確定性，使得新業態勞動者普遍面臨收入和客戶不穩定隱患?！逼埍硎?，如果說早期新業態勞動者權益問題主要集中在“誰是東家”和工資薪酬，那么隨著社會發展，其權益保障也迎來2.0模式。這些新業態勞動者在工作場所、工作時間上具有高度靈活性，加之缺乏勞動安全保障和職業安全培訓，極易發生交通事故、意外傷害等職業傷害事故。

以外賣騎手為例，他們穿梭在街道、與時間賽跑，不知不覺已成為城市的一道風景，也帶來一定的安全隱患、治安糾紛。這些風險一旦發生，帶給騎手的傷害和損失往往更甚。此時的外賣小哥權益問題，除了與“東家”勞動關系認定難，更多是囿于“算法”，職業安全風險高、社會保障水平低等突出問題。

比如，平臺系統會根據消費者給出的評價對騎手進行獎懲。如得到差評或投訴，則會被罰款，甚至停號，對騎手身心造成嚴重影響。在限時計薪資制下，為提高收入，騎手會盡可能更多接單、更快送單。

超長工作時間和違反交通規則，威脅騎手職業安全，甚而影響社會安全，引發社會公眾對平臺濫用算法的強烈質疑，要求加強算法監管。

有外賣騎手告訴《方圓》記者，他們并不清楚“算法”意味著什么，但知道這是薪酬的“晴雨表”：如得到差評或投訴，則會被罰款，甚至停號。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為了提高收入，騎手會盡可能更多接單、更快送單，由此導致超長工作時間和違反交通規則，威脅騎手職業安全，甚而影響社會安全。

此外，隨著法治的進步與完善，勞動者對自身權益保障的意識逐漸增強，勞動者在提供勞動獲取經濟利益的同時，理應獲得作為人所擁有的體面和尊嚴。新業態勞動者權益保障的問題，也從保障生命健康、工資薪酬“升級”到人格尊嚴，特別是職場婦女合法權益的保障。

2023年11月，有不良網紅在網上冒充外賣騎手。她們穿著代表騎手的服裝黃色工服，下身穿著短裙，拍攝制作“外賣媛”等“擦邊”照片和視頻。外賣公司隨后對這4名為獲取流量而冒充騎手，長期進行虛假擺拍、損害騎手形象的網紅提起訴訟。

事實上，工服是職業的象征，體現勞動者的風采，不良網紅穿上騎手工服進行低俗露骨的擺拍與炒作，不但損害騎手們的形象，也是對廣大女性形象的損害，更可能導致女性就業空間的壓縮。

依法懲治惡意欠薪

從《方圓》記者采訪的多起勞動者權益相關案件來看，靈活就業、平臺就業等新業態人員的大多數，往往被定義為勞務關系而非勞動關系，從而不受勞動法的調整和保護。這些新業態勞動者大多數面臨“三無”問題，即無勞動合同、無社會保險、無勞動保障，一方面，由于勞動關系不確定，處于極端弱勢地位，無力抗拒不公平的平臺規則，使其淪為新技術的工具。另一方面，職業保障缺失、抗風險能力低、議價能力弱，一旦發生職業傷害極易陷入困境。面對新業態勞動者權益保障困境，該如何“破局”？

在帶領辦案組成員外出調研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利保障后，北京市平谷區檢察院第四檢察部副主任黃魁感嘆，許多就業者對于如何保障自身合法勞動權益缺乏認識和有效手段，甚至擔心會因為糾紛失去工作機會，不僅應該督促加大欠薪問題查處力度，形成“檢察+行政”治理欠薪合力，也要加大這方面的普法力度。

事情還要從該院組織開展新就業形態領域農民工討薪和根治欠薪專項活動說起。2023年9月，平谷區檢察院把以外賣配送員為代表的新就業形態領域的戶外勞動者作為支持起訴的重點對象，主動發現了兩家外賣平臺配送站點涉薪勞動糾紛支持起訴線索210條。在相關行政機關的配合下，辦案檢察官調取了兩家公司規章制度、考核制度、勞動合同、考勤記錄、工資發放記錄及憑證、勞動者花名冊等相關證據材料。

“經調查，兩家公司均未向外賣騎手足額發放今年夏季的高溫津貼?！痹撛簷z察官楊媛媛告訴記者，勞動關系糾紛支持起訴的第一步應當是確認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存在勞動關系，然而，平臺站點與部分外賣配送員之間以簽訂合作協議、承包協議的方式代替簽訂勞動合同，有意規避了二者之間的勞動關系。如何認定這類合作協議、承包協議的性質，成為辦案伊始的一大難題。

檢察官辦案組經與平谷區勞動仲裁委員會專家交流論證，并檢索法院關于勞動關系的認定標準，發現司法實踐中對此種問題已經達成了共識，即認定平臺與外賣配送員之間存在實際勞動關系。據此，檢察官一方面與平臺配送站點負責人“面對面”溝通，闡釋發放“高溫津貼”相關法律依據及北京市相關政策，講明檢察機關依法幫助弱勢群體解決工資、補貼支付問題的立場，同時逐一向外賣配送員解答法律政策，介紹支持起訴職能，暢通外賣配送員訴求表達、利益協調、權益保障“綠色通道”。2023年9月28日，雙方終于在訴前階段達成和解，210名外賣騎手領取高溫津貼共計81880元。

近年來，檢察機關依法懲治惡意欠薪犯罪，切實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不僅依法打擊惡意欠薪行為，還強化執法司法銜接，形成根治欠薪工作合力。檢察機關作為根治拖欠農民工工資工作領導小組成員單位，定期參加聯席會議，不斷強化勞動保障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工作機制。同時積極開展法治宣傳，不斷增強勞動者維權意識。自2019年起，最高檢已連續發布5批27件典型案例，通報檢察機關依法懲治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犯罪案件辦理情況，欠薪問題高發多發態勢得到明顯遏制。

對困難勞動者依法支持起訴

除了依法懲治惡意欠薪犯罪，強化執法司法銜接，檢察機關還通過支持起訴等方式依法維護新業態勞動者合法權益。

做網絡主播的謝金晶在向尤佳文化傳媒公司多次討要工資無果后，與其他20余名主播向綏芬河市檢察院、綏芬河市法院尋求幫助，要求該公司支付拖欠的工資。由于被拖欠工資的當事人大多是大學生，無力聘請訴訟代理人，且缺乏相關法律知識，在收集相關證據材料、撰寫起訴書方面存在困難，綏芬河市檢察院予以支持起訴，幫助謝金晶等20余名勞動者收集證據、指導取證，提供法律支持。綏芬河市法院收到該批勞務合同糾紛案后，考慮到涉及人數眾多、案件事實清楚，經過耐心調解，原被告雙方達成了調解協議。

作為新業態勞動者的重要組成部分，網絡主播已經成為炙手可熱的新職業。不過，不僅看似“來錢”容易的主播可能要討薪，通過直播應聘的勞動者也可能“踩坑”。

2023年5月，年近50歲的李齊富和張文娟找工作時趕了回“時髦”，在短視頻平臺的直播間看到北京一些大型快遞公司招聘快遞裝卸和分揀員，被直播中的“快遞公司直聘、包吃包住、高薪、月結工資”等條件吸引，于是來北京打工。但到北京后的前3個月，他們每天工作時長達12小時，各自只拿到了2000多元的工資，與最初招聘者承諾的薪水相差甚遠。

“我院民事檢察部收到相關線索后，發現現有證據根本無法確認勞務關系和用工薪資?！北本┦型ㄖ輩^檢察院檢察官孫亞麗告訴《方圓》記者，通過與勞動監察大隊溝通調查，檢察官找到了公司的人事負責人，結合《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向其釋法說理。

“不到10天時間，我院與勞動監察大隊協同履職、共同推進，涉案公司向李齊富和張文娟支付了工資尾款?！睂O亞麗說，“支持起訴”+“檢察和解”模式，有效化解了矛盾風險，減輕了當事人訴累，也讓異鄉打工人在維權道路上感受到公平正義。

2023年12月，北京某地，眾多日結零工求職者聚集在路邊，等待招聘者的挑選。（攝影：方圓記者 張哲）

不僅是支持起訴，檢察機關深化行政檢察監督，同步推進勞動者權益保障監督辦案與爭議化解。在最高檢發布的5件工傷認定和工傷保險類行政檢察監督典型案例中，何某訴浙江省寧波市某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工傷認定檢察監督案，對外賣騎手等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工傷認定具有指導意義，被評為“2022年度十大行政檢察典型案例”。

開展檢察公益訴訟

隨著新業態的飛速發展，“東家”的問題已不成問題，勞動者也面臨新的困局。

針對外賣騎手囿于“算法”，職業安全風險高、社會保障水平低等問題，2022年4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出現的外賣騎手等靈活就業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突出問題立案并成立專案組。這是對外賣騎手權益保護的一次重大升級。

據最高檢第八檢察廳副廳長邱景輝介紹，最高檢專案組指導北京、天津、廣東等地成立專案分組，依托檢察一體化辦案機制，統籌推進專案辦理工作。

2023年10月至11月，最高檢專案組、專案分組成員先后前往上海、北京某外賣平臺總部，與相關管理層、責任部門負責人直面問題，提出利用算法加強對外賣騎手交通安全的監測、管理、保障，出臺外賣騎手權益保障年度報告回應社會關切，健全矛盾糾紛快速解決和法律援助機制，充分發揮工會作用維護外賣騎手身心健康等改進建議。

如今，城市里每天風里雨里送餐的外賣騎手，不管是被“限制”的車速，還是頭上的各種頭盔，都是對他們自身的安全保障，也給城市交通安全帶來穩定，這里面有檢察機關付出的努力。

與道路上“趕時間的人”相比，互聯網企業、平臺企業里“996”的員工也面臨勞動者休息權、健康權、報酬權等合法權益被侵害的問題。即便法律上早已明確“996”違法，但該問題依舊普遍存在。2021年6月，最高檢對“996”侵害勞動者權益問題直接立案辦理，成立“996”專案組。

2022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董明珠建議對“996”工作制開展公益訴訟，這條被稱為“打工人之光”的建議引起了最高檢關注。據《方圓》記者了解，專案組在梳理相關法律法規、分析裁判文書，走訪行政機關、相關組織、企業，調取勞動監察執法和勞動爭議仲裁等資料后發現涉及“996”侵害勞動者權益的違法點，并形成詳盡的分析研判報告。

在專案組的指導下，專案分組主動與人社部門、當地工會等行政機關和組織進行深入溝通交流，在案件線索移送、溝通協調配合等方面達成一致意見。當然，檢察機關的工作沒有止步，接下來還將會同當地人社、總工會、婦聯、衛生健康等部門聯合發出倡議，倡導企業、社會、家庭及勞動者自身，增強健康工作意識，營造健康工作文化，完善健康工作保障。

對于女網紅虛假擺拍損害女騎手的人格和形象，除了外賣公司起訴，這種擺拍行為是否也傷害了廣大婦女的人格權益？

近年來，最高檢會同全國婦聯發布10件婦女權益保障檢察公益訴訟典型案例，會同中國殘聯發布10件殘疾人權益保障檢察公益訴訟典型案例，助推婦女、殘疾人平等就業等權益保障。2023年“三八”國際婦女節，最高檢、全國總工會等六單位聯合發布《工作場所女職工特殊勞動保護制度（參考文本）》《消除工作場所性騷擾制度（參考文本）》，切實保障廣大女職工合法權益。

據《方圓》記者了解，檢察機關近年來把反性別歧視、加強職業保障、反人格貶損等問題作為婦女權益保護的重點工作來抓，并不斷向網絡治理領域拓展。在“外賣媛”案中，北京檢察機關正在密切關注相關私益訴訟進展情況，研究檢察公益訴訟介入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接受《方圓》記者采訪的專家均表示，從保障生命健康、工資薪酬到人格尊嚴，法治保護新業態勞動者權益的實踐正在不斷深入推進。

有專家建議，盡快修改我國勞動法，補齊勞動立法短板，對“新業態勞動者權益保障”進行專章規定，將新業態勞動者勞動權益保障作為特定職業類型，納入勞動法的保護范圍。在勞動權益保障上，勞動法要賦予新業態勞動者在平等就業、最低工資、工作時間與休息時間、基本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等方面的基本勞動權利，尤其是針對新業態勞動者的工作特點，在勞動安全保障上，對以出行、外賣、配送、貨運等行業的平臺企業要普遍建立職業傷害保險制度。平臺企業應主動完善算法規則的制定程序，通過職代會等民主管理方式，保障勞動者的知情權、參與權。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保障勞動者權益。目前，全國檢察機關正在推進數字檢察戰略，共創建“拒不支付勞動報酬法律監督模型”等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28個，陸續為勞動者挽回經濟損失上千萬元。（文中謝金晶、李齊富、張文娟及公司均為化名）

什么是新就業形態勞動者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完善促進創業帶動就業的保障制度，支持和規范發展新就業形態。健全勞動法律法規，完善勞動關系協商協調機制，完善勞動者權益保障制度，加強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弊龊眯戮蜆I形態勞動者建會權益保障工作，事關經濟社會穩定發展大局，事關廣大勞動者的切身利益，因此發揮好法律的作用，保護好新業態勞動合法權益，具有重要意義。

哪些人是新就業形態勞動者？

近年來，隨著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蓬勃興起，企業組織形式和勞動者就業方式發生深刻變化，主要依托互聯網平臺就業的外賣配送員、貨車司機、網約車司機、快遞員等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大幅增加，已成為我國勞動力大軍的重要組成部分。

與傳統意義上的職工相比，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具有組織方式平臺化、工作機會互聯網化、工作時間碎片化、就業契約去勞動關系化及流動性強、組織程度偏低等特點。按照用工方式不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一般包括以下幾個層面：

一是依托互聯網平臺，與平臺企業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情形，根據平臺規則完成工作和接受勞動管理，獲取勞動報酬的勞動者。

二是依托平臺，依法從事個體經營或個人自主利用自己的體力、專業技能等依法從事勞務、咨詢、設計等活動，并取得勞動報酬的勞動者。

三是與平臺企業或加盟、代理、外包平臺業務的合作企業、勞務派遣企業建立勞動關系或形成事實勞動關系。完成平臺企業、平臺、平臺內經營者等所賦予工作任務的勞動者。

相關部門對新業態勞動者權益保障推出哪些規定？

近年來，我國出臺的針對新業態用工規范的多文件中，均對新業態勞動者權益保障進行關注，如《關于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關于落實網絡餐飲平臺責任切實維護外賣送餐員權益的指導意見》《關于加強交通運輸新業態從業人員權益保障工作的意見》等。